杨培康与无锡活力保健品有限公司侵犯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五篇材料）

第一篇：杨培康与无锡活力保健品有限公司侵犯发明专利权纠纷案

杨培康与无锡活力保健品有限公司侵犯发明专利权纠纷案

裁判摘要

诉讼和解协议是案件当事人为终止争议或者防止争议再次发生，通过相互让步形成的合意，和解协议的内容不限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事项。

当事人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并有代理律师一同参与诉讼、调解、和解活动。在此情形下，当事人在和解协议上签字同意并收取了对方当事人按照和解协议支付的款项，此后又以调解违背其真实意愿为由申请再审的，其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应予驳回。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08）民申字第118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杨培康。委托代理人：蒋伯元。

委托代理人：徐瑞。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无锡活力保健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梅贤宝，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程晓玉，江苏正太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杨培康因与再审被申请人无锡活力保健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活力公司)侵犯发明专利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苏民三终字第 0038号民事调解书，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完毕。

杨培康申请再审称：

1、和解协议不是双方当事人自行达成的，而是二审法院承办法官包办的；

2、在本案诉讼中，杨培康只是请求法院判令活力公司停止侵权，赔偿损失是另案起诉。而二审法院作出的调解书将赔偿损失一并解决，误解了杨培康的真实意愿，打乱了其诉讼计划；

3、二审调解书中的赔偿数额，没有按照专利法第六十条的规定确定。

活力公司辩称：

1、二审民事调解书是依据双方当事人所签《和解协议》作出的。该和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经过较长时间酝酿考虑后自愿签订的，杨培康亲笔签字确认，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内容也不违反法律规定；

2、杨培康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和法律知识，对自己所签和解协议的法律后果应当是明知的，而且，其代理律师参加了庭审及调解的全过程，不会产生杨培康所称的“误会”。

本院经审查查明：2005年11月，杨培康以活力公司侵犯其专利权为由，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活力公司侵权，判令活力公司停止生产、销售被控侵权产品。一审法院认

为，活力公司生产、销售的被控侵权产品落入了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构成了对杨培康专利权的侵犯，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据此判决，活力公司在判决生效后立即停止生产销售被控侵权产品。活力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二审审理过程中，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二审法院根据该和解协议制作了民事调解书。

另经审查查明，2008年5月19日，杨培康与活力公司签订《和解协议》，杨培康本人及活力公司的特别授权代理人在该协议上签字。杨培康的代理律师参加了二审的庭审及和解、调解活动。杨培康已收到活力公司依和解协议支付的人民币5.5万元。

本院认为，诉讼和解协议是案件当事人通过相互让步以终止其争议或防止争议再发生而形成的合意，和解协议的内容不限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事项。本案中，杨培康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其代理律师亦与杨培康一起参加了庭审及和解、调解活动，杨培康本人在和解协议上签字，并接收了活力公司按照协议约定支付的款项。因此，本案并不存在杨培康所称的“调解违背其真实意愿”及违反调解自愿原则的情形。另外，该和解协议的内容亦不违反法律。二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和解协议依法制作调解书，并无不当。杨培康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杨培康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王永昌代理审判员 郃中林代理审判员 李 剑二00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王 新审判长简介

王永昌高级法官：

民法院审判员。

年出生，法学硕士，2001年起任最高人1956

第二篇：杨虹与中粮期货经纪有限公司期货经纪合同纠纷案

杨虹与中粮期货经纪有限公司期货经纪合同纠纷案

原告杨虹，女，1962年7月6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22号50楼1门1号。

委托代理人闫涛，北京市北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谭爽，北京市北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粮期货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东街民旺乙19号凯达大厦五层。法定代表人吕军，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于学会，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杨虹与被告中粮期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粮公司）期货经纪合同纠纷一案，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于2008年6月17日移送本院，本院于2008年7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曹欣担任审判长，法官程慧平、郭菁参加的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院于2008年9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虹的委托代理人闫涛、谭爽，被告中粮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于学会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

原告杨虹起诉称：2005年5月17日，杨虹与中粮公司签订《期货经纪合同》，中粮公司指派其工作人员为杨虹的资金管理人，由于杨虹对期货市场不了解，中粮公司又是全国最大的期货经纪公司，出于对中粮公司的信任，杨虹同意中粮公司指派工作人员作为自己的资金管理人，中粮公司及其工作人员向杨虹承诺第一年保证帐号内资金每月递增4.5％，不会赔钱。2005年5月19日和20日，杨虹共向期货帐户入资96万元。但此后，中粮公司却违反约定，没有向杨虹通知交易情况，致使杨虹以为一直没有发生交易。直到杨虹书面要求中粮公司提供交易记录，中粮公司才向杨虹提供交易记录，杨虹发现帐户出现巨额亏损。故杨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

1、中粮公司赔偿杨虹因其违约给杨虹造成的本金损失792 000元；

2、本案诉讼费用由中粮公司承担。

原告杨虹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

1、《期货经纪合同》的第1页－第26页；

2、客户入资情况说明；

3、申请书；

4、客户结帐单；

5、光盘。

被告中粮公司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但其在本院庭审中口头答辩称：

一、中粮公司是在国家工商局注册的专业期货经纪公司。中粮公司与杨虹签订合同后，按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代理杨虹进行期货交易。

二、杨虹在起诉状中提出的中粮公司违约的事实均不存在；

三、杨虹帐户内的交易损失是其从事期货交易投资的正常亏损，依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应由其自行承担。

被告中粮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

1、《期货经纪合同》的第27页－第34页；

2、客户结帐单；

3、光盘；

4、《期货电子邮局管理办法及实施方案》。

经本院庭审质证，双方当事人对原告杨虹提交的证据2客户入资情况说明、被告中粮公司提交的证据4《期货电子邮局管理办法及实施方案》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双方当事人对以下涉及本案争议焦点的证据持有异议：

一、原告杨虹提交的证据1《期货经纪合同》的第1页－第26页，用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合同关系，根据该合同约定，中粮公司有义务通知杨虹每个月的交易情况，并提供交易月报

等书面文件。中粮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杨虹提交的该份《期货经纪合同》不完整，同时主张根据合同约定，中粮公司不能接受客户的全权委托及向客户承诺保底。由于双方仅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存在分歧，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确认。

二、原告杨虹提交的证据3申请书，用以证明杨虹于2007年8月2日向中粮公司提交申请要求查询对帐记录，此时杨虹才发现出现亏损。中粮公司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杨虹此时才知道交易情况。由于双方仅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存在分歧，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确认。

三、原告杨虹提交的证据4客户结帐单，用以证明其亏损情况。中粮公司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亏损的实际情况，杨虹曾从其帐户中提取过资金。由于双方仅是对杨虹帐户内资金亏损的具体数额存在分歧，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确认。

四、原告杨虹提交的证据5光盘，证明张德温是中粮公司的工作人员。中粮公司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张德温是其工作人员，张德温的身份是客户代理人，其只是使用中粮公司的场地代理客户进行期货交易，不是中粮公司的工作人员。因该光盘中的内容不能直接表明张德温是中粮公司的工作人员，杨虹对此亦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确认。

五、被告中粮公司提交的证据1《期货经纪合同》的第27页－第34页，用以证明根据该合同约定，杨虹使用网上自助委托交易、计算机自助委托交易方式下达交易指令，中粮公司有权使用期货电子邮局邮箱向杨虹发送结算单和其他通知，张德温是杨虹帐户的指令下达人和结算单确认人，同时约定了中粮公司收取杨虹手续费的标准。杨虹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中粮公司不存在违约行为。由于双方仅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存在分歧，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确认。

六、被告中粮公司提交的证据2客户结帐单，证明杨虹帐户内资金损失属于正常期货投资亏损，并得到其代理人张德温的确认。杨虹认为该证据中有关张德温的签名，是中粮公司在杨虹提起本案诉讼后让张德温补签的。由于杨虹未能举证证明张德温的签名系补签，故本院对其此项主张不予采信。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确认。

七、被告中粮公司提交的证据3光盘，证明在杨虹交易期间，中粮公司依约向杨虹指定的电子邮箱发送了交易结算单。杨虹认为该证据系中粮公司单方制作，无权威部门认证，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中粮公司称该证据来源于第三方新浪期货电子邮局系统，但证据来源未经公证或鉴证，现真实性不能予以确定，且该证据内容不完整，缺少2007年1月、2月的交易结算单发送记录，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

本院根据上述认证查明：2005年5月17日，杨虹与中粮公司签订《期货经纪合同》，该合同由开户申请书、法人授权书、期货交易风险说明书、期货经纪合同书、指令下达方式、期货电子邮局邮箱客户使用合同、通知事项、印鉴卡、代理手续费收取标准、期货市场投资者开户登记表10部分组成。其中，合同文件之一开户申请书第一节《客户须知》中载明客户须知晓期货交易具有风险、知晓风险控制原则、知晓不许承诺赢利、知晓期货经纪公司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接受客户的全权委托而客户也不得要求期货经纪公司或其工作人员以全权委托的方式进行期货交易、知晓期货交易要点等。开户申请书部分的末页以黑体字注明“以上

第一节《客户须知》，期货经纪公司已经在签订期货经纪合同之前向本法人/自然人出示并予以说明。本法人/自然人已仔细阅读并完全理解，并无任何异议”。该黑体字下端有杨虹的签字确认。合同文件之三期货经纪合同书中约定，杨虹委托中粮公司按照杨虹交易指令为杨虹进行期货交易，中粮公司接受杨虹委托，并按照杨虹交易指令为杨虹进行期货交易；中粮公司不接受杨虹的全权委托，杨虹不得要求中粮公司或中粮公司任何工作人员以全权委托的方式进行期货交易；中粮公司根据期货交易所交易规则执行杨虹交易指令，中粮公司有义务将

交易结果转移给杨虹，杨虹有义务接受交易结果并对交易结果承担全部责任；杨虹交易指令可以通过书面委托、电话委托、计算机自助委托、网上自助委托等方式下达；中粮公司对杨虹的期货交易实行每日无负债结算，只要杨虹在该交易日进行过交易或者有持仓或者进行了资金调拨，中粮公司均应在每个交易日闭市后按照合同约定的方式向杨虹发出显示其账户权益状况或成交结果的交易结算单、追加保证金通知书、强行平仓通知书等相关通知，杨虹对中粮公司通知无异议的，应当予以确认，杨虹对交易结算单等中粮公司通知所载事项有异议的，应当在下一交易日开市前向中粮公司提出书面异议并送达中粮公司，杨虹未在约定时间内向中粮公司提出书面异议的，视为杨虹对交易结算单记载事项及其他通知事项予以确认，以后不得再提出异议；中粮公司接受杨虹以及杨虹授权的指令下达人下达的交易指令和对交易结果的签字确认，接受杨虹以及杨虹授权的结算单确认人对中粮公司通知的每日交易结算单、交易结算月报、追加保证金通知书、强行平仓通知书等的确认。合同附件一指令下达方式中杨虹选择网上自助委托交易和计算机自助委托交易作为其在中粮公司处进行期货交易的指令下达方式。合同附件二期货电子邮局邮箱客户使用合同中约定，中粮公司和杨虹约定使用电子邮局技术服务商提供的期货电子邮箱，用于中粮公司向杨虹完成结算单等通知事项的发送业务。中粮公司有权向该指定邮箱发送每日结算单、交易月报、追加保证金通知书、强行平仓通知书及其它与杨虹相关的通知。中粮公司向杨虹期货电子邮箱发送的客户结算单等通知事项，一经发出，依据电子邮局技术服务商的记录到达杨虹期货电子邮箱，即视为中粮公司履行了向杨虹的送达义务，其信息记录可作为法律依据。合同附件三中约定，中粮公司为杨虹提供期货电子邮局邮箱方式，作为中粮公司向杨虹发送通知事项的首选送达方式，备用送达方式为网上查询，按以上方式，杨虹如没有收到结算单及有关通知，应于下一个交易日开市前主动与中粮公司联系，否则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杨虹承担。合同附件四中约定，杨虹授权张德温为其指令下达人、交易结果确认人和结算单确认人。

2005年5月18日，中粮公司向杨虹出具客户入资情况说明，该说明中记载，杨虹共存入资金96万元。

2005年5月9日至2006年2月28日期间，户名为杨虹的月《中粮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客户结帐单》上记载有该账户的上日帐面资金、资金存取、平仓盈亏、交易费用、今日帐面资金、持仓盈亏、本日客户权益、履约保证金、结算准备金和资金风险率，此期间每个月份的《中粮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客户结帐单》上均有张德温的签字。

2007年8月2日，杨虹向中粮公司提出申请，要求中粮公司打印一份其资金帐户自2005年5月18日至2006年8月31日的对帐单。截至2006年2月23日，杨虹的资金帐户内的资金余额为125 095元，截至2006年5月29日，杨虹的资金帐户内的资金余额为12 095元。庭审中，杨虹陈述其本人缺乏期货操作经验，是中粮公司的工作人员张爽（音）与张德温一起接待过杨虹，虽然张德温未向杨虹出示工作证件，没有向杨虹表明其是中粮公司的工作人员，但张德温也没有说其不是中粮公司的工作人员，张德温在中粮公司有办公房间，使杨虹认为其是中粮公司的工作人员，张德温的行为已构成表见代理。杨虹主张中粮公司未按约履行通知义务，使杨虹以为其账户自存入资金后就没有发生交易，且《期货经纪合同》是格式合同，中粮公司并未按合同内容承诺不参与杨虹的账户经营，杨虹是被张德温介绍到中粮公司开户的。在杨虹得知账户内的资金损失后，张德温退还过杨虹部分款项作为损失的赔偿，杨虹在本案中主张的损失金额是以资金账户存入总额96万元扣除截止至2006年2月23日的账户余额以及张德温退还杨虹的款项金额后计算得出的。中粮公司陈述张德温不是中粮公司的工作人员，张德温只是客户代理人，中粮公司只是为其提供了大户室供其为客户进行期货交易。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和当事人陈述意见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杨虹与中粮公司签订的《期货经纪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

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合同内容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期货经纪合同》中明确载明客户须知晓期货交易风险、知晓不许承诺赢利、知晓期货经纪公司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接受客户的全权委托而客户也不得要求期货经纪公司或其工作人员以全权委托的方式进行期货交易，且杨虹签字确认已阅读并理解上述内容。因此，杨虹在开户时就应当知晓关于不许承诺赢利、不许全权委托的规定。杨虹主张中粮公司及其工作人员向其承诺第一年账户资金每月递增4.5％，不会赔钱，该承诺与上述客户须知的内容相悖，且杨虹对此主张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根据杨虹向本院的陈述，张德温未向其出示工作证，亦未向其表明是中粮公司的工作人员，杨虹以张德温在中粮公司有办公房间为由主张张德温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不能成立。而且，即使杨虹认为张德温是中粮公司的工作人员，根据客户须知中的内容，杨虹亦不应全权委托张德温进行期货交易。因此，杨虹认为中粮公司参与其账户经营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杨虹主张中粮公司未按约定履行通知交易情况的义务，构成违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客户对当日交易结算结果的确认，应当视为对该日之前所有持仓和交易结算结果的确认，所产生的交易后果由客户自行承担。本案中，张德温是杨虹在《期货经纪合同》中授权的指令下达人和交易结果确认人，现有证据表明，张德温已在2005年5月9日至2006年2月28日期间每个月份的《中粮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客户结帐单》上签字确认，故应当视为杨虹对2006年2月28日之前所有持仓和交易结算结果的确认。杨虹认为张德温的签字是后补的，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杨虹关于中粮公司违反通知义务的主张不能成立。因此，杨虹在本案中要求中粮公司对其账户资金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杨虹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一万一千七百二十元，由杨虹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开户行：工商行东铁营分理处；帐号：***0281；收款人：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此页无正文）

审 判 长曹欣

代理审判员程慧平

代理审判员郭菁

二○○八 年 九 月 十六 日

书 记 员宋云燕

第三篇：立时集团国际有限公司与武汉立邦涂料有限公司侵犯商标专用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立时集团国际有限公司与武汉立邦涂料有限公司侵犯商标专用权及不正当竞争

纠纷案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02）鄂民三终字第1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立邦涂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洲头一村203号。

法定代表人向方，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彭在军，该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阮文非，湖北文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立时集团国际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九龙长沙湾道833号长沙湾广场一期1101室。

法定代表人吴学人，该公司董事会主席。委托代理人袁季雨，上海市浩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徐劲科，上海市浩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武汉立邦涂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立邦）因与立时集团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时集团）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不服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武知初字第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02年11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2年12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上诉人武汉立邦委托代理人彭在军、阮文非，被上诉人立时集团委托代理人袁季雨、徐劲科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1． 原审认定，1.原告立时集团是立邦漆“N”字商标和“立邦漆”文字及图形商标、“立邦”和“立邦”文字及图形商标的注册商标所有人。依据上述商标权核定使用商品分别为共22个类别和共21个类别，其中均包括了第2类，即：“油漆、漆、底漆”等。

2.立时集团从1992年起在中国大陆开始投资建厂，其先后成立了立邦涂料（中国）有限公司、立邦涂料（广东）有限公司、廊坊立邦涂料有限公司等三家独资企业和苏州立邦涂料有限公司、立邦涂料（重庆）化工有限公司等二家合资企业，并在全国22个大中城市设立了办事处销售立邦漆品牌的产品。上述五家关联企业均经原告立时集团授权使用立邦漆文字及图形商标，1998年7月17日，原告立时集团成立立邦武汉办事处，并在武汉开始进行商品销售。

3.立时集团及相关联企业自1992年10月14日起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广 1 告宣传和策划，以促进立邦漆及品牌的推广。在中国中央电视台近年的大型活动中均参与广告发布，并赞助了2001年“世界青年足球锦标赛”，仅2001年一年投入的广告及宣传费用就达1.3亿元人民币。立邦公司在武汉及湖北地区也投入240余万元广告宣传费，并在武汉相关重要路口树立了路牌广告，通过上述广告宣传，使立邦漆及其品牌在包括湖北在内的相关公众中产生一定知名度。

4.立时集团有其关联企业自进入中国市场以来，销售量逐年以较大幅度增长，仅立邦涂料（中国）有限公司一家从1994年到2001年的销售额就从2480余万元增至7.8亿元，8年的销售总额达28.66亿元，这表明商标权人及授权使用该商标的相关企业已占有很大市场份额，公司效益一直较好。

5.立时集团作为立邦商标权人，通过宣传策划及产品营销、售后服务手段，在全国各地被推荐或列为知名品牌，如在浙江省被评为97、98消费者购物首选品牌；在江苏省获得98江苏“买得放心用得称心产品”称号；1998年3月，中国消费者协会已经将立邦漆涂料系列作为“98年中国消费者协会推荐商品”；在湖北，湖北工商企业名优品牌组委会也将立邦列为名优涂料品牌。因此，立邦漆商标在全国范围内以及武汉当地都已被广大消费者所知晓，并被相关部门确认为知名品牌。

6.2002年2月，向方、陆伟建、向略民等三人合资成立武汉立邦涂料有限公司即本案被告。从工商登记档案资料看，该公司为注册资本50万元的有限责任公司，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建筑涂料（内外墙乳胶漆）、钢结构防水涂料、饰面防水材料（除国家专项许可产品）生产、销售，被告在申请成立企业公司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上申请使用名称为武汉立邦涂料有限公司，备用名称为武汉汉高涂料有限公司、武汉海尔涂料有限公司、武汉宣威涂料有限公司。该公司经工商核准后开始生产经营，其宣传资料和产品包装上均注明了武汉立邦涂料有限公司出品。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

1.立时集团所拥有的注册商标是否属驰名商标；

2.武汉立邦经核准的字号与原告立时集团注册商标发生冲突是否构成侵权以及应适用什么法律调整；

3.立时集团索赔50万元的依据是否充分。

对于以上争议焦点，原审法院认为，1.立时集团对立邦漆“N”字商标。“立邦漆”文字及图形商标。“立邦”及“立邦“文字及图形商标在核定的商品范围内，依法享有商标专用权。立邦漆“N”字商标、“立邦漆”文字及图形商标、“立邦”及“立邦”文字及图形商标虽然未被国家工商管理部门评为驰名商标，但立时集团在注册了上述商标后即进行了大量的广告宣传，上述商标从1993年注册起至今已持续使用近十年，立 2 时集团的广告宣传持续时间长，投入的广告费用达数亿元，其广告范围涵盖全国大部分地区，且其品牌销售量呈逐年上升态势，立邦漆在普通消费者心中已享有较高声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本院认定立邦漆系列商标为驰名商标。被告武汉立邦认为驰名商标认定权只有工商管理机构的辨称意见与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相悖，其辩称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2．本案双方的争议涉及商标专用权与企业字号冲突的相关法律问题。原告立时集团的立邦漆“N”字商标、“立邦漆”文字及图形商标、“立邦”及“立邦”文字及图形商标为驰名商标，在其核定使用的商品和非类似商品上均享有专用权，该商标专用权在我国应产生排他的法律后果，被告武汉立邦作为漆类行业的生产者应当知道使用“武汉立邦”企业名称会误导消费者，足以引起公众误认为“武汉立邦”与立时集团授权的相关的企业存在某种关联关系或为同一市场主体，使他人对其商品的来源产生混淆，且造成“立邦漆”驰保商标的淡化。武汉立邦在申请注册企业字号时未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具有明显的过错，给注册商标权人造成相应的损害结果，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二第第五项之规定，给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损害，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原告立时集团主张武汉立邦侵犯商标权的诉讼请求成立。被告武汉立邦以其注册系经审批而不存在侵权的辩称理由不成立。

3．立时集团以损失及被告获利无法取证为由请求定额赔偿的诉讼请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但该规定仅明确了上限为50万元，故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予以考虑。鉴于本案武汉立邦在申请企业字号时，备用的企业名称为汉高、海尔、宣威等知名品牌，故其侵权和主观故意较明显，应给予被侵权人相应的经济补偿，包括权利人为实现权利所支出的合理费用。考虑到武汉立邦于2002年2月才注册成立，侵权时间较短，造成的危害后果尚不明显，故本院酌定赔偿数额为8万元。

综上，原审法院认为，立时集团拥有的立邦漆系列注册商标为驰名商标，被告武汉立邦登记的企业字号与原告的注册商标相同，侵犯了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七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

一、武汉立邦于本判决生效后下日内变更其企业字号，新企业字号中不得含有“立邦”字样；

二、武汉立邦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销毁带有“立邦”字样的产品宣传资料和产品外包装；

三、武汉立邦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立时集团经济损失8万元；

四、驳回原告立时集团其他诉讼请求。

受理费10010元，由武汉立邦负担。

宣判后，原审被告武汉立邦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一、原审法院审理程序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7月20日颁布的《关于全国部分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法[1998]65号）文中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纠纷中，凡涉及权力冲突的，一般应当由当事人按照有关知识产权的撤销或者无效程序，请求有关授权部门先解决权力冲突后，再处理知识产权的侵权纠纷和其他民事纠纷案件”的意见，原审法院未告知被上诉人应先向工商管理机关申请上诉人企业名称登记的撤销或无效，就径直判决，违反了法定程序。

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当，根据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法院不应成为驰名商标的确认主体。

三、原审法院越权判决。企业字号是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则、规章的规定核准登记和管理，是国家行政权的一种，不在人民法院民事审判职权范围之内，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变更企业字号实属违权。故请求：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由上诉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在庭审过程中，武汉立邦提出，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在所出台的《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商标纠纷案件中，可以对涉及的注册商标是否驰名作出认定，故对其上诉请求进行修正，认为立时集团违法使用其注册的商标，法院不应认定本案所涉商标为驰名商标。

被上诉人立时集团在答辩期内未提供书面答辩意见。在庭审中口头辩称，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无不当之处。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在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武汉立邦为证明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新证据：

1．2002年10月21日《衡阳晚报》有关被上诉人生产的立邦漆冒充日本漆被查封的新闻报道。证明立时集团误导消费者，违法使用其注册商标；

2．立时集团拥有的第104404号、第665336号商标注册证，证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所核准的立时集团的商标没有“NIPPON PAINT”字样，而“NIPPON PAINT”可译为“日本漆”，该行为违反我国《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有关规定；

3．立邦“美得丽”内墙乳胶漆实物桶和武汉立邦生产的武立牌漆实物桶各一个，证明①立时集团违法使用其注册商标；②通过两实物桶外观图案比较，证明其未突出使用企业名称，突出的是“武立牌”商标；整体图案明显不同，不会造成消费者的误认。

立时集团认为，上述证据1涉及的内容仅是新闻报道，不能作为我公司被处罚及违法使用注册商标的依据；证据2是我公司的商标注册证无异议，但不能证明上述人想证明的内容；证据3不能证明我公司违法使用注册商标；且通过两实物桶外观的比较可以证明武汉立邦在其生产的武立牌漆桶上突出使用了“武汉立邦涂料有限公司”企业名称及与我公司“N”字商标相近似的标识。

立时集团为反驳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供一份新证据，即2002年7月25日，立时集团作为申请人，请求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对武汉立邦使用“立邦‘作为企业名称中字号的行为予以纠正的《申请书》，证明立时集团在向法院起诉前曾向行政部门申请纠正。武汉立邦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说明行政机关曾就此作过处理。

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1，仅是一则新闻报道。上诉人如欲证明新闻报道中提及的被上诉人生产的立邦漆冒充日本漆被查封一事，应提供有关行政部门处罚和证明，但上诉人未就此进一步举证，故不予采信；仅凭上诉人提供的证据2不能证明立时集团在使用其注册商标时违反我国《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有关规定，故对该证据欲证明的事实不予采信；被上诉人对证据3的质证意见有事实依据，故应认定武汉立邦在其生产的武立牌漆桶上突出使用“武汉立邦涂料有限公司”企业名称。对上诉人的观点不予采纳。被上诉人依据其提供的《申请书》证明其曾向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请求对武汉立邦使用“立邦”作为企业名称中字号的行为予以纠正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涉及的主要问题是：立时集团拥有的“立邦”文字注册商标是否为驰名商标；武汉立邦将立时集团拥有的“立邦”文字注册商标在其企业字号中使用是否构成侵权；原审程序是否有不当之处。

关于立时集团拥有的“立邦”文字注册商标是否为驰名商标的问题。根据立时集团提交的商标注册证，立时集团为立邦漆“N”字商标的、“立邦漆”文字及图形商标、“立邦”及“立邦”文字及图形组合商标的商标权人，对上述商标在核定的商品范围内，依法享有商标专用权。他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使用其商标。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十四的规定，综合考虑相关公众对商标的知晓程度、商标使用的持续时间、商标宣传工作的持续时间、程度和地理范围等因素认定了立邦漆系列商标为驰名商标。但由于本案系武汉立邦将立时集团的“立邦”文字商标在企业字号中使用而引起的侵权纠纷，故本案仅涉及认为“立邦”文字商标是否为驰名商标的问题。立时集团的其他商标是否驰名与本案无关。在本案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从被上诉人违法使用“立邦”文字及图形组合商标的角度提出原审法院认定立邦漆系列商标为驰名商标，但既未就“立邦”文字商标提出违法使用的问题，也未就原审法院在认定“立邦”文字商标为驰名 5 商标时考虑的各种因素提出抗辩，且其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认定被上诉人在有关立邦漆系列商标上确有违法使用的事实。故上诉人认为不应认定“立邦”文字商标为驰名商标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驳回。原审法院对此节的认定并无不当。

关于武汉立邦将立时集团拥有的“立邦”文字注册商标在其企业字号中使用是否构成侵权的问题。武汉立邦注册的企业名称虽然是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但该企业名称中用于区分不同市场主体的字号“立邦”与立时集团合法持有的“立邦”文字商标相同。立时集团“立邦”文字商标于2002年1月7日经国家商标局批准注册，而武汉立邦立日期为2002年2月1日，立时集团“立邦”商标先于武汉立邦成立而注册，因而在中国范围内产生了排他的法律后果，立时集团享有在先权。故武汉立邦虽经合法注册，但与立时集团拥有的商标权构成冲突，根据保护在先权利的原则，武汉立邦的行为，属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给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情形，构成商标侵权。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武汉立邦作为漆类行业的生产者应当知道立邦漆这一知名品牌和“立邦”这一驰名商标，也应当知道使用“武汉立邦”企业名称足以引起相关公众误认为“武汉立邦”与立时集团授权的相关企业存在某种关联关系或为同一市场主体，使消费者对其商品的来源产生混淆。并且，从武汉立邦在申请企业字号时，备用的企业名称中含有汉高、海尔、宣威等知名品牌来看，其明显具有“搭便车”的故意，故武汉立邦的上述行为亦构成了不正当竞争。故，上诉人关于其将立时集团拥有的“立邦”文字注册商标在其企业字号中使用有构成侵权的上诉理由应依法予以驳回。

关于原审法院的程序是否不当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三条关于“对商标侵权纠纷，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请求工商部门处理”的规定，法律并未就此类权力冲突案件设置程序，立时集团在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对武汉立邦企业名称予以变更未果时，径行向法院起诉并无不妥，原审法院依法受理正确。但是，因企业名称的登记和管理不在人民法院审判职权范围之内，故原审法院直接判决武汉立邦变更其企业字号不当，本院依法应予以纠正。上诉人该部分上诉理由部分成立。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基本正确，实体处理部分不当。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七）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 6 之规定，改判如下：

一、撤销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武知初字第5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武汉立邦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不得在其所有产品、产品外包装、产品宣传资料以及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立邦”文字；

二、维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武知初字第55号民事判决第（二）、（三）、（四）项。

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0010元，均由武汉立邦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蔡晖

代理审判员 宁哲

代理审判员 徐翠

二00三年一月十三日（院印）

书记员 程飞

第四篇：(法国)拉科斯特股份有限公司与(新加坡)鳄鱼国际机构私人有限公司等侵犯商标专用权纠纷案

(法国)拉科斯特股份有限公司与(新加坡)鳄鱼国际机构私人有限公司、上海东方鳄鱼服饰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侵犯商标专用权纠纷案

裁判摘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规定的商标近似是指被控侵权的商标与原告的注册商标相比较，其文字的字型、读音、含义或者图形的构图及颜色，或者其各要素组合后的整体结构相似，或者其立体形状、颜色组合近似，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或者认为其来源与原告注册商标的商品有特定的联系。‛故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意义上的商标近似是指混淆性近似，即足以造成市场混淆的近似。根据诉争商标涉及的具体情况，认定商标近似除通常需要考虑其构成要素的近似程度外，还需要综合考虑其他相关因素，诸如被诉侵权人的主观意图、双方共存和使用的历史与现状、相关市场实际等因素，在此基础上进行公平合理的判断认定诉争商标是否构成混淆性近似，诉争商标仅在构成要素上具有近似性，但综合考量其他相关因素，不能认定其足以造成市场混淆的，不应认定为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09）民三终字第3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法国)拉科斯特股份有限公司(LACOSTE)。

法定代表人：米歇尔・拉科斯特(Michel Lacoste)，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黄义彪，北京市万慧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高超，北京市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新加坡)鳄鱼国际机构私人有限公司(CROCODILE INTERNATIONAL PTE LTD)。

法定代表人：洪文展，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陶鑫良，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上海东方鳄鱼服饰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负责人：严仲良，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陶鑫良，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上诉人(法国)拉科斯特股份有限公司(LACOSTE)(简称拉科斯特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新加坡)鳄鱼国际机构私人有限公司(CROCODILE INTERNATIONAL PTE LTD)(简称鳄鱼国际公司)以及被上诉人上海东方鳄鱼服饰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简称上海东方鳄鱼公司)侵犯商标专用权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简称原审法院)(2000)高民初字第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民事审判第三庭审判员夏君丽任审判长、审判 员殷少平、代理审判员王艳芳参加的合议庭，书记员包硕担任法庭记录，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拉科斯特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黄义彪、高超律师，被上诉人鳄鱼国际公司及上海东方鳄鱼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陶鑫良律师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拉科斯特公司创办于1933年，同年在法国注册‚鳄鱼图形‛商标，此后其产品主要在欧洲销售。20世纪60年代，拉科斯特公司开始将其产品推向亚洲。70年代末，其产品进入香港。1980年，拉科斯特公司在中国大陆注册了‚鳄鱼图形‛商标，其产品于1984年正式进入中国，但数量有限，1994年正式开设专柜或专卖店。2000年5月11日，拉科斯特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称，自1980年以来，其先后在中国注册了一系列‚鳄鱼图形‛商标，根据中国的法律规定，其公司对注册的‚鳄鱼图形‛商标享有专用权。1995年，其公司发现鳄鱼国际公司在中国建立了多家店面，其招牌上印有写实风格的鳄鱼图形，销售标有‚鳄鱼图形‛商标的服装产品。其公司分别于1995年和1998年向鳄鱼国际公司提出警告。此外，鳄鱼国际公司及其在北京的代理商上海东方鳄鱼公司至今仍在北京地区销售带有‚鳄鱼图形‛商标的服装和其他相关产品。二被告使用的‚鳄鱼图形‛商标与其公司的‚鳄鱼图形‛注册商标构成近似，侵犯了其在第25类服装及其他相关类别商品上的注册商标专用权，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的有关规定。故请求：(1)判令二被告停止侵害，即停止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公司之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标识；(2)判令二被告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300万元；(3)判令 二被告消除影响；(4)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鳄鱼国际公司前身系陈贤进于1943年在新加坡创办的利生民公司，该公司于 1949年申请并于1951年在新加坡获准注册了‚crocodile+鳄鱼图形‛商标。利生民公司产品于1953年进入香港，主要在东南亚地区销售。1983年，利生民公司更名为鳄鱼国际公司。1993年，鳄鱼国际公司在中国大陆申请注册‚CARTELO及图‛商标，其产品于1994年进入中国市场。利生民公司曾于1969年在日本大阪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指控拉科斯特公司侵犯其商标权。1973年双方在大阪高等法院达成和解：利生民公司同意拉科斯特公司在日本注册‚鳄鱼图形‛商标。1983年6月17日，双方还签订协议，意图在于：(1)结束并最终解决双方之间未决的所有法律纠纷、法律行为、分歧、争议和请求；(2)开发其自己的业务；(3)合力反对第三方侵权人；(4)双方希望在本协议第一条所列国家开展合作；(5)拉科斯特公司愿意付给利生民公司过去支付‚鳄鱼‛商标保护和防御费用的补偿金；(6)双方同意其各自徽标可在相关市场中共存不致混淆；(7)双方还打算如有可能在世界其他地方进行合作。此外，双方约定的地域包括中国台湾、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

又查明，拉科斯特公司于1980年10月30日在中国注册了第141103号‚鳄鱼‛图形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第25类衣服；于1996年10月7日在中国注册了第 879258号‚鳄鱼‛图形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第25类腰带；于1997年2月7日在中国注册了第940231号‚鳄鱼图形+LA-COSTE‛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第18类皮革及仿 皮革，及其制品，包括皮包、钱包等；于1999年9月28日在中国注册了第 1318589号‚鳄鱼‛图形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第25类领带、鞋等。鳄鱼国际公司于 1993年12月24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简称商标局)申请了第1331001号‚CARTELO及图‛商标，使用商品为第25类服装、西装、夹克、大衣、皮衣(服装)、皮质长外衣、裘皮衣服、内衣、内裤、汗衫、裙子、裤子、运动衫、针织品(服装)；于1994年6月29日申请了第 1343051号‚CARTELO及图‛商标，使用商品为第18类皮革、旅行包、钱包、包装用皮袋(包、小袋)、伞。上述两商标已于2007年 12月14日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7)高行终字第178、277号行政判决认定，予以核准注册，现判决已经生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7)高行终字第178号行政判决认定，鳄鱼国际公司申请的第1331001号‚CARTELO及图‛商标与拉科斯特公司合法拥有的第141103号‚鳄鱼图形‛商标相比较，二者图形部分近似，但主要部分及各要素组合后的整体结构并不相同或近似。以相关公众的一般注意力在隔离状态下观察，并考虑第141103号‚鳄鱼图形‛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二者之间可能会产生某种联想，但不会产生混淆和误认。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7)高行终字第277号行政判决认定，鳄鱼国际公司申请的第 1343051号‚CARTELO及图‛商标与拉科斯特公司合法拥有的第213407号‚鳄鱼图形+LACOSTE‛商标，二者图形部分近似，但主要部分及各要素组合后的整体结构并不相同或近似。以相关公众的一般注意力在隔离状态下观察并考虑拉科斯特公司第 213407号‚鳄鱼图 形+LACOSTE‛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二者之间可能会产生某种联想，但不会产生混淆和误认。

再查明，2000年4月25日，拉科斯特公司在北京购买了鳄鱼国际公司和上海东方鳄鱼公司出品的‚卡帝乐鳄鱼T恤‛一件，单价为人民币886元(下称被诉侵权产品1)。本案诉讼发生后，其又于2002年7月29日在北京购买了‚卡帝乐白色衬衫‛(下称被诉侵权产品2)、‚卡帝乐黑色皮包‛(下称被诉侵权产品3)、‚卡帝乐夹克‛(下称被诉侵权产品4)、‚卡帝乐T恤‛(下称被诉侵权产品5)、‚卡帝乐裤子‛(下称被诉侵权产品6)、‚卡帝乐礼盒‛，内含领带、钱包、皮带(下称被诉侵权产品7)、‚卡帝乐女鞋‛(下称被诉侵权产品8)。被诉侵权产品1-8在其外包装及产品吊牌上均使用了‚CARTELO及图‛商标。被诉侵权产品 1、2、4、5、6在衣领或后腰处、被诉侵权产品7礼盒中的领带背面以及被诉侵权产品 8女鞋鞋底内面均使用了‚CARTELO及图‛商标；被诉侵权产品3皮包正面、被诉侵权产品7礼盒中的钱包正面及皮带扣正面均使用了‚CARTELO‛字样。此外，被诉侵权产品1、2、4、5、6均在前胸或后腰上单独使用了‚鳄鱼图形‛商标；被诉侵权产品 3及被诉侵权产品7礼盒中的钱包均在产品正面单独使用了‚鳄鱼图形‛商标；被诉侵权产品7礼盒中的领带正面及被诉侵权产品8的产品正面或鞋面、鞋底均单独使用了‚鳄鱼图形‛商标；被诉侵权产品7礼盒中的皮带在产品正面和背面单独使用了‚鳄鱼图形‛商标。

另外，分别于2005年10月22日、2005年12月20日、2006 年4月20日发生法律效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长民三初字第94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鄂民三终字第9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6)高民终字第169号民事判决认定，长春市新百信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世贸广场购物中心、北京西单赛特商城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的单独标示‚鳄鱼图形‛的相关商品侵犯了拉科斯特公司第141103、879258、1318589号‚鳄鱼图形‛注册商标专用权。

本案中，拉科斯特公司主张，被诉侵权产品1、2、4、5、6侵犯了其第141103号‚鳄鱼图形‛注册商标；被诉侵权产品3及被诉侵权产品7礼盒中的钱包侵犯了其第 940231号‚鳄鱼图形+LACOSTE‛注册商标；被诉侵权产品7礼盒中的领带及被诉侵权产品8侵犯了其第1318589号‚鳄鱼图形‛注册商标；被诉侵权产品7礼盒中的皮带侵犯了其第879258号‚鳄负图形‛注册商标。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7)高行终字第178、277号行政判决确认，鳄鱼国际公司于1993年12月24日、1994年6月 29日申请的第1331001、1343051号‚CARTELO及图‛商标予以核准注册，并且认定‚CARTELO及图‛商标与‚鳄鱼图形‛、‚鳄鱼图形+LACOSTE‛商标之间不会产生混淆和误认，故本案被诉侵权产品1-8在实际销售时其外包装及产品吊牌上均使用的‚CARTELO及图‛商标，与拉科斯特公司主张权利的第141103、940231、1318589、879258号注册商标不会造成消费者的混淆和误认，也就是说，鳄鱼国际公司、上海东方鳄鱼公司出品的被诉侵权产 品1-8在外包装及产品吊牌上使用‚CARTELO及图‛商标，并未侵犯拉科斯特公司的商标专用权。同样，被诉侵权产品3皮包正面、被诉侵权产品7礼盒中的钱包正面及皮带扣正面使用的‚CARTELO‛字样与拉科斯特公司主张权利的四个注册商标也不会造成消费者的混淆和误认，未侵犯拉科斯特公司的注册商标专用权。

拉科斯特公司主张，被诉侵权产品1-8均在不同部位单独使用了‚鳄鱼图形‛，与原告据以主张权利的四个注册商标中的鳄鱼图形相比，仅仅是‚鳄鱼身体朝向相反‛，但鳄鱼姿态相同，互为镜像，足以导致潜在消费者在被诉侵权产品售出后使用中造成混淆和误认。对此，原审法院认为利生民公司与拉科斯特公司1983年6月27日达成的商标共存协议，其目的在于相互区分各自的产品，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并不违反中国法律规定，亦未损害他人及公共利益，应当确认有效。其中约定协议附件 1、2所列之系列商标在中国台湾、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区域内‚不致混淆‛。本案中，鳄鱼国际公司之行为不同于刻意仿冒名牌奢侈品的假冒行为，其在主观上并无利用拉科斯特公司的品牌声誉，造成消费者混淆、误认之故意；鳄鱼同际公司的系列商标标识经过在中国大陆市场上大规模、长时间使用后，客观上也已经建立起特定的商业声誉。而且，被诉侵权产品1-8标示的并非仅为‚鳄鱼图形‛，还标有‚CARTELO‛及‚CARTELO及图‛，所有这些作为一个整体，使得被诉侵权产品1-8具有了整体识别性，能够有效地与其他标有鳄鱼形象的商品相区别。有鉴于此，根据整体比对、综合判断的原则，拉科斯特公司与鳄鱼国际公司的系 列商标标识作为整体，二者之间已经形成了显著性的区别特征。两者无论在实际购买商品时还是在商品售出后使用中均不会导致消费者的混淆和误认。鳄鱼国际公司在被诉侵权产品1-8上单独使用‚鳄鱼图形‛的行为，亦不侵犯拉科斯特公司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长民三初字第94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鄂民三终字第9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6)高民终字第169号民事判决与本案所涉及的诉讼主体不同，且商品外包装、产品吊牌及产品本身上标示的鳄鱼国际公司第 1331001、1343051号‚CARTELO及图‛商标于上述判决生效后的2007年12月14日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准予注册，所涉及的具体案情亦不相同，故上述三判决并不影响本案审理。

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于2008年 12月12日判决驳回拉科斯特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010元，由拉科斯特公司负担。

拉科斯特公司不服前述判决，向本院上诉称：被诉侵权商标中的‚单独鳄鱼图形‛与上诉人的鳄鱼商标构成相同，被上诉人擅自使用带有鳄鱼图形的组合商标与上诉人的注册商标构成近似，属于商标侵权行为，两被上诉人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上诉人注册商标相同和近似的商标是典型的商标侵权行为，原审判决认定不侵权明显有误。具体理由为：

1、被诉标识仅是在鳄鱼图形上方加了‚CARTELO‛外文。在实际使用中，相关公众显然更容易记住其中熟悉的‚鳄鱼‛部分，并以此来记忆和呼叫。由于CARTELO是一个外文词汇且无任何含义，对于不熟悉外文的中国公众而言，在看到由CARTELO文字和鳄鱼图形的组合符号时，自然会将鳄鱼图形作为该商标的记忆部分也就是认读要部，‚鳄鱼‛的称谓显然更便于中国公众记忆和呼叫。被诉标识与上诉人享有注册商标专用权的鳄鱼商标为近似商标，原审法院认定被诉标识与上诉人享有注册商标专用权的鳄鱼商标不近似违背了商标近似判断的一般准则。

2、被诉侵权商标中的‚单独鳄鱼图形‛与上诉人的鳄鱼商标构成相同。当事人双方1983年在境外达成的‚共存‛协议仅适用于五个国家和地区，不能成为被上诉人在中国大陆合法使用鳄鱼商标的理由，且中国法律不承认商标共存，原审判决曲解了该协议的内容和法律效力。上诉人指控侵权的商标是‚单独鳄鱼图形‛和带有鳄鱼图形的组合标识，并没有主张被诉侵权商品的整体包装形式构成商标侵权。判断商标是否侵权应当以上诉人的注册商标图样与被诉侵权商标图样逐一比对，将‚其他标识‛与侵权商标同时使用在被诉侵权商品上不能产生合法使用鳄鱼标识的后果。原审判决认为不侵权的理由是被诉侵权商品上存在多个商标标识再结合其包装的整体能够和上诉人的‚鳄鱼‛商标相区别，这个理由从逻辑上至多也仅仅涉及到消费者实际购买商品之时，而消费者购买服装等商品后是不会带着包装、吊牌穿着的，实际购买时单条鳄鱼十分明显，售出以后的使用则更加突出。此外，商标侵权行为不因侵权行为规模大、时间长就成为合法行为，原审判决所谓的被上诉人‚客观上也已经建立其特定的商业声誉‛恰恰是借用上诉人商标知名度恶意搭车的结果。上 诉人认为原审判决明显存在重大错误，且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利，请求本院依法改判并支持其原审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鳄鱼国际公司、上海东方鳄鱼公司答辩称：

1、已经生效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7)高行终字第178号、第 277号行政终局判决书中明确认定，鳄鱼国际公司的‚CARTELO及图‛商标与拉科斯特公司的‚鳄鱼图形‛、‚鳄鱼图形+LACOSTE‛商标相比较，二者图形部分近似，但主要部分及各要素组合后的整体结构并不相同或近似，以一般公众的一般注意力在隔离状态下观察，并考虑拉科斯特公司之鳄鱼图形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二者之间可能会产生某种联想，但不会产生混淆和误认。上诉人此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2、关于被诉侵权商标中的‚单独鳄鱼图形‛与上诉人的鳄鱼商标是否构成相同标识的问题。本案不同于一般的侵犯商标权案件，本案的纠纷有其特定历史背景。具体为：拉科斯特公司系列商标约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法国启用，并逐步使用和知名于欧洲；鳄鱼国际公司系列商标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在新加坡等地启用，逐步使用和知名于亚洲。在经贸活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拉科斯特公司系列商标率先谋求东进亚洲，随之与在亚洲地区相关国家与地区内早已注册、早已使用并且早已知名的鳄鱼国际公司系列商标之间，屡屡引发纠纷和冲突，但是最终达成了双方鳄鱼系列商标和平共处的和解。1983年6月17日鳄鱼国际公司与拉科斯特公司签署了一揽子和解协议。协议中双方认同拉科斯特公司系列商标和鳄鱼国际公司系列商标‚可在相关市场中共存不致混淆‛，不但明确‚在本协议第一 条所列国家开展合作‛，而且明确‚如有可能在世界其他地方进行合作‛；和解协议开宗明义‚双方结束并最终解决双方之间未决的所有法律纠纷、法律行动、分歧、争议和请求‛。该和解协议签订后二十多年来，不但在该协议第一条所列的我国台湾和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这五个国家及地区实现了鳄鱼国际公司系列商标与拉科斯特公司系列商标各自注册、和平共处，而且在鳄鱼国际公司注册在先的其他国家(例如韩国、印度、巴基斯坦等)，也已经实现了鳄鱼国际公司系列商标与拉科斯特公司系列商标共存共荣、相辅相成的局面。因为双方各自的知名商标‚可在相关市场中共存不致混淆‛，双方各自实际拥有自己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鳄鱼国际公司不存在‚利用拉科斯特公司的品牌声誉，造成消费者混淆、误认‛的主观故意，因此单独使用鳄鱼国际公司单条鳄鱼图形不会构成对拉科斯特公司单条鳄鱼图形商标的侵权，即‚仅为鳄鱼图形‛也不侵权；再加上与‚CARTELO‛文字以及‚CARTELO及图‛商标结合使用，则更加彰显其区别显著性。综上，在图文上，鳄鱼国际公司商标标识与拉科斯特公司商标标识之间存在‚不致混淆‛之事实；在历史上，鳄鱼国际公司商标标识与拉科斯特公司商标标识已有‚不致混淆‛之共识；在使用中，鳄鱼国际公司商标标识与拉科斯特公司商标标识之间更有‚不致混淆‛之现实。在中国市场上，经过大规模、长时间、对比性共同使用后，拉科斯特公司系列商标和鳄鱼国际公司系列商标之间已经形成并且仍在日益强化各自的获得的区别显著性，两者越来越具有不致混淆的显著区别特征。请求本院维持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上诉。在本院审理过程中，拉科斯特公司为证明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澳大利亚商标注册处2008年10月31日作出的对鳄鱼国际公司在该国提起的第1005106号、1017333号商标申请的驳回裁定，拉科斯特公司和鳄鱼国际公司相关代表人部分往来邮件，《驰名商标和中国的驰名商标保护制度》一书的摘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简称商标评审委员会)商评字(2009)第15729号商标异议复审裁定书及公告、商标局(2005)商标异字第0430号商标异议裁定书、(2008)商标异字第10236号商标异议裁定书及公告等证据。之后又向本院提供了其同(香港)鳄鱼恤有限公司、浙江中大鳄鱼服饰有限公司在另案中的调解协议，其‚鳄鱼图形‛在部分国家注册的情况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9)一中行初字第736号、第732号行政判决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9)二中民初字第08129号民事判决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穗中法民三终字第 116号民事判决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浙知终字第15号民事判决书等供法庭在审理本案时参考。

鳄鱼国际公司为证明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了日本大阪地方法院1971年判决书及1973年日本大阪高等法院1973年调解书、2006年法国巴黎大审法院判决书、鳄鱼国际公司法国代理人就法国巴黎大审法院案件进展的汇报信件，鳄鱼国际公司在部分国家及地区拥有单条鳄鱼商标的商标注册数量及其类别统计摘要及相关国家颁发的商标注册证，1982年-1983年拉科斯特公司认可双方商标可以共存的信 函、1985年-1995年拉科斯特公司出具的 7份认同信以及1985年鳄鱼国际公司前身利生民公司出具的2份认同信，1983年和解协议签订后两者鳄鱼商标在协议列明的五个国家及地区依据协议未列明的部分国家和地区共存的统计表，毛里求斯共和。国工业产权局2007年12月21日出具的确认双方商标可以共存的裁决，鳄鱼国际公司与香港鳄鱼的历史渊源说明及香港鳄鱼公司与拉科斯特公司的历史渊源说明等文件。

针对拉科斯特公司提交的证据，鳄鱼国际公司发表质证意见为：

1、针对澳大利亚商标注册处的裁定，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澳大利亚与中国的背景情况恰恰相反。澳大利亚与欧洲、与法国存在血缘或者亲缘关系，受欧洲及法国的影响大而受亚洲及新加坡影响小，拉科斯特公司鳄鱼品牌进入时间长而使用广。中国与之相反，受亚洲及新加坡影响大而受欧洲及法国的影响小。在中国，拉科斯特公司鳄鱼商标1980年注册后长期未投入商业规模使用，相反首先商业化、规模化使用和知名在先的是鳄鱼国际公司商标。鳄鱼国际公司在世界各国申请‚CROCODILE及图‛注册商标多获批准，即使在澳大利亚未批准，也不能以偏概全，以一否多。

2、针对两公司相关代表人之间的往来邮件，认为拉科斯特公司当庭不能出示原件，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并因往来邮件不全和该邮件中存在对关键事实日期陈述错误等问题而认为该证据有明显造假痕迹，且未办理相应的公证手续和认证手续而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3、对拉科斯特公司提供的《驰名商标和中国的驰名商标保护制度》 摘录，对该书及其497页在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认为该证据不足以证明拉科斯特公司商标在当时已经驰名而对其待证事实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4、对拉科斯特公司提交的(2008)商标异字第10236号商标异议裁定书及商标公告、(2008)商标异字第10236号商标异议裁定书，(2005)商标异字第00430号‚尼罗鳄鱼NI LU YU及图‛商标异议裁定书和商评字(2009)第15729号‚关于第1653330号‘尼罗鳄鱼NI LU YU及图’商标异议复审裁定书‛以及相关商标查询信息及公告等证据，认为前述裁定书中涉及的案件事实与本案属于完全不同的背景和情况，两案没有可比性，因此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针对鳄鱼国际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拉科斯特公司发表质证意见为，1983年和解协议与本案无关。具体理由为：第一，协议在地域上不适用中国大陆。1983年，拉科斯特公司为了进入亚洲市场，与鳄鱼国际公司前身利生民公司签订了一份和解协议，以支付150万美元的价格进入其在先抢注的五个亚洲国家、地区，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中国台湾等。该协议的出发点是以尊重在先注册商标权为前提的，只有通过协商取得权利人同意的基础上才不会导致侵权。第二，协议的前提是商标近似情况下的和解。该协议中约定的‚不致发生混淆‛是针对双方自身而言的，其实质是出于权利人的认可和同意。公众是否混淆作为一项客观事实是不能由他人以合同来约定的。第三，协议解决的是鳄鱼国际公司取得注册国家、地区的共存问题，与拉科斯特公司的商标注册范围无关。第四，协议中提及的合作意向 仅是针对商标打假事务而言的，不涉及商标共存问题。关于鳄鱼国际公司关于其在协议之外的部分国家和地区注册了单条鳄鱼商标的事实，拉科斯特公司认为，在1983年和解协议之后双方有关鳄鱼商标的纠纷仍然是个案解决原则。从国际范围看，拉科斯特公司的‚单独鳄鱼图形‛商标早在鳄鱼国际公司首次商标申请前几十年即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取得注册，而鳄鱼国际公司仅仅是在亚洲的少部分国家地区获得注册。双方在鳄鱼商标注册使用的问题上从来都是根据具体情形采取不同的解决方式。而且，在本案诉讼之前，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鳄鱼国际公司从未根据1983年和解协议提出过鳄鱼商标全球共存的主张。在以往不同国家的诉讼中，也都是按照商标地域性原则并根据双方在特定国家的具体商标情况进行裁判，并未受国外因素的影响。

对以上证据及相关证据材料，除对拉科斯特公司提交澳大利亚商标注册处的裁定和两公司相关代表人之间的往来邮件，鳄鱼国际公司否认其真实性外，拉科斯特公司和鳄鱼国际公司均未对其他证据及相关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均对上述证据及相关证据材料与本案的关联性提出了异议。因该关联性主要涉及本院对拉科斯特公司鳄鱼商标的驰名度、双方鳄鱼图形商标在相关国家和地区已经注册的情形及双方达成的1983年和解协议对本案相关事实和法律问题的认定等问题，本院将在查明事实及判理部分综合予以认定。

本院经审查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原审证据及向本院补充的证据及相关文件，本 院另查明以下事实：1933年，拉科斯特公司在法国注册了鳄鱼图形商标。1951年12月13日，利生民公司在25类商品上在新加坡注册了鳄鱼图形商标。同年10月26日，利生民公司在25类商品上在香港注册了鳄鱼图形商标。1952年、1953年、1954年，利生民公司在25类商品上分别在印度、沙捞越、沙巴(洲)、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注册了鳄鱼图形商标。1959年4月27日，利生民公司在日本注册了鳄鱼图形商标。

1994年9月，拉科斯特公司在上海徐家汇太平洋设立第一个专柜，1995年6月在上海北京路友谊商店设立第二个专柜，1996年8月在上海设立了第一家专卖店即上海万里专卖店。1997年在杭州、南京、昆明、西安等地开设了7家专卖店或专柜。之后，拉科斯特公司在上海、北京、青岛、大连等地陆续设立了专柜、专卖店，至1999年6月30日，共设有专卖店13个，专柜 43个、零售店1个。1994年鳄鱼国际公司在上海陕西南路靠近淮海路路口开设第一个专卖店，1995年在上海淮海路茂名路口、武汉解放大道358号武汉广场三楼、广州市天河路208号天河城广场二楼天贸南、江西、新疆、山东、浙江、江苏、云南、福建等地开设了85个专卖店或专柜，1996年在辽宁、河北、江苏、山东、安徽等地开设了89个专卖店或专柜。至1997年，鳄鱼国际公司在全国共设有专卖店或专柜250个。

利生民公司于1969年向日本大阪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指控拉科斯特公司的销售商三共生兴株式会社侵犯其商标权。在该案中，利生民公司的商标构成内容为：‚在长与宽比例为3:8的长方形外框内，从左下方开始向右朝上方向写了意为‘鳄鱼’的英文[Crocodile]字样，同时画了一个与字母几乎平行的鳄鱼图形，其头部朝下、尾部朝上、嘴巴微张。‛其指控的被告的侵权行为为：‚被告所进口和销售的Lacoste衬衣上有如附图(A)[(ぃ)号附图]所示的标识--以下简称标识(A)。在左胸部使用的标识如附图(B)所示--以下简称标识(B)。标识(B)[(ぅ)号附图]上画有一条绿色的鳄鱼，头部朝右，身上有黑色的Lacoste字样。在标识(A)的上部有[CHEMISE LACOSTE)字样，和图形结合在一起，而并非仅为鳄鱼图形。‛利生民公司要求禁止‚被告使用标识(A)、(B)和(C)，支付 1000000日元的赔偿费，并从1969年5月15日起加收年5％的迟延利息，直到上述金额付清为止‛。1971年2月24日日本大阪法院作出判决1969午第2333号判决。在该判决中，日本大阪地方法院认为：‚确实，如原告主张的那样，在本案商标中鳄鱼图形十分突出，[CROCODILE]文字只是该图形的名称。但是，在上述(1)-(8)个商标已经存在而本案商标是后来的情况下，为了与上述商标区别，仅仅只有鳄鱼图形是不够的，这基本上是明确的。不管你如何考虑，为了实现商标的识别功能，鳄鱼图形有必要与文字结合起来，使本案商标具有显著性。尽管存在着上述(1)-(8)个商标，本案商标仍然得以注册。这并不是表明其单纯产生了‘鳄鱼’牌的名称和观念，而是图形与文字结合的整体使得其具有了识别性，能够与其他也使用鳄鱼形象的商标相区别。‛‚现在让我们对本案商标的构成与标识(A)、(B)和(C)[日文原文附图(ィ)、(ロ)、(ハ)，英文译文附图(ィ)、(ロ)缺少)进行比较。标识(A)设计的是一条头朝右的 鳄鱼图形(身体为绿色、张开的嘴巴为红色)，在身体部位嵌入了黑色(LACOSTE)字样。标识(B)设计的是一条头朝右的鳄鱼图形(身体为黄色、张开的嘴巴为红色)。标识(C)设计的是一条头朝右的鳄鱼图形，尾巴向上，嘴巴张开。被告并不是单独地使用标识(A)、(B)、(C)，而是与文字结合使用。即便被告如原告主张的那样使用了标识(A)、(B)、(C)，不用说也是与本案商标不同的。此外，本案商标只是在将鳄鱼图形与文字组成一个整体的时候才具有显著性。在标识(A)、(B)、(C)中并没有鳄鱼字样，而且在外观、名称和观念上与本案商标也不相近似。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被告使用上述标识并没有侵害本案商标的任何权利。构成原告诉讼请求基础的所谓标识(A)、(B)、(C)的使用侵害了原告商标权的前提并不成立，应予以驳回。‛

1973年11月28日双方在大阪高等法院达成和解，利生民公司同意拉科斯特公司在日本注册‚鳄鱼图形‛商标。

1982年6月1日，拉科斯特公司当时的董事会主席米歇尔・拉科斯特(Michel Lacoste)先生在其给鳄鱼国际公司创始人陈贤进的信件中提到：‚……基本上，我方不同意我们各自的商标在这些国家有混淆的实质风险。因为它们在这些市场中的长期使用，各自已经获得显著性。事实上，如你所知，在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法院在多年前已经持这一观点，我方相信在那些诉讼悬而未决的国家(法院)也会接纳这一观点。‛

1983年1月21日，拉科斯特公司的贝尔纳・拉科斯特(Bernard Lacoste)先生在其给鳄鱼国际公司创始人陈贤进的信件中提到： ‚……在亚洲国家，我们不同的鳄鱼商标共存在商业上是可行的，像在日本一样……‛。

1983年6月17日，双方签订和解协议。和解协议签订后，1985年8月22日，鳄鱼国际公司应拉科斯特公司的要求，出具承诺书，承诺拉科斯特公司在韩国、孟加拉共和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四国申请注册相关鳄鱼图形商标时，不提出商标异议、无效和撤销，并出具合适的认同信件。

1985年8月7日，拉科斯特公司总经理贝尔纳・拉科斯特(Bernard Lacoste)为鳄鱼国际公司出具同意书同意其在韩国在第 45类商品上注册鳄鱼图形商标。1993年1月22日，拉科斯特公司总经理贝尔纳・拉科斯特出具同意书同意其在韩国在第25类商品上注册鳄鱼图形商标。1993年9月 16日、1994年1月18日，拉科斯特公司总经理贝尔纳・拉科斯特分别出具同意书同意其在巴基斯坦在第14类、第9类、第18类、第28类商品上注册鳄鱼图形商标。

鳄鱼国际公司1951年10月26日在香港、1961年9月21日在文莱、1970年4月28日在印度尼西亚、1979年8月31日在斯里兰卡、1982年11月13日在韩国、1982年11月16日在中国台湾、1985年8月13日在泰国、1996年6月14日在蒙古、1995年10月31日在尼泊尔、1995年11月27日在朝鲜、2003年6月24日在摩洛哥、2003年4月8日在沙特阿拉伯、2003年9月1日在斐济在第25类商品上注册了单条鳄鱼商标。

此外，拉科斯特公司曾于1994年在法国将1983年协议中鳄鱼国 际公司的两个鳄鱼图形(法国注册号94541293、94541 290)以及拉科斯特鳄鱼朝左的图形(法国注册号94541291)申请注册商标。2005年鳄鱼国际公司向法国巴黎大审法院提起诉讼。2006年3月29日，该院作出判决。该判决认为：‚拉科斯特公司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模仿鳄鱼国际公司使用的两个商标，并进行了注册(注册号为94541293和94 541290)，意欲在法国以外的一个国家造成其商标先存在的错觉，与后者进行抗衡。这一行为构成了非法注册行为，因为这些注册背离了商标的法律作用，违背了1983年双方签署的协议中约定的合作，而这一协议并不局限于其中所指的五个国家和地区。‛该判决认为‚拉科斯特公司模仿1983年6月17日协议中列入的鳄鱼国际公司的商标图案‛的行为‚构成了非法注册行为‛。该法院判决：‚宣布驳回鳄鱼国际公司作出的将号码为94541290及94541293商标判为注册无效和商标无效的请求，鉴于上述两个商标自2004年11月23日起失效，宣布受理其其余请求。说明拉科斯特公司模仿1983年6月17日协议中列入的鳄鱼国际公司的商标图案，并进行了注册(注册号为94541293和94541290)，这一行为构成了非法注册罪。判处拉科斯特公司支付鳄鱼国际公司1欧元作为损害赔偿金。准许鳄鱼国际公司选择三种报纸或杂志刊登本次裁决内容，费用由拉科斯特公司支付，最高金额为税后4500欧元。说明注册号为94541291的商标注册不违法。宣布受理鳄鱼国际公司作出的判处此号码为无效的请求。‛拉科斯特公司提起了上诉。

1994年10月19日，拉科斯特公司在法国申请鳄鱼头部朝向左 的商标。1995年 3月23日，其就该商标向中国申请领土延伸保护，其申请号为G638122，指定使用在第25类服装、鞋、帽等商品。1996年6月 26日，商标局以香港鳄鱼恤公司的鳄鱼图形商标被公众熟知，香港‚鳄鱼‛与法国‚鳄鱼‛之间的不同已被消费者所接受，根据修改前的商标法第八条第一款第(9)项的规定，申请商标因其他不良影响，予以驳回。1996年8月30日，拉科斯特公司向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复审，理由是拉科斯特公司作为在世界上最先设计鳄鱼图形商标的公司以及在中国最先注册鳄鱼图形商标的公司，理所应当是鳄鱼商标的在先权利人。引证商标持有人鳄鱼恤公司虽亦使用鳄鱼图形商标多年，但其商标使用及注册均从五十年代开始，无论是在国际上的注册还是在中国的注册均晚于拉科斯特公司，且其已与鳄鱼恤公司达成相互谅解备忘录。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核准申请商标的注册。2009年1月12日，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评审决定，将该商标在中国的领土延伸保护申请予以驳回。2009年2月12日，拉科斯特公司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09年12月29日，该院作出一审判决，撤销商标评审委员会前述决定。现该案及相关系列案件正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之中。

1999年，四川省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1999)148号关于鳄鱼图形商标案结案处理结果的通知，认定四川东方鳄鱼公司单独使用鳄鱼图形商标构成对拉科斯特公司鳄鱼图形商标的侵犯。

本院另查明，拉科斯特公司因与商标评审委员会、陆丰市碣石锦港制衣厂商标行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8)高行 终字第1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2009)知行字第10号驳回再审申请通知认定：‚从现有证据看，证明引证商标在争议商标申请日的知名度的证据仅有1984年赞助戴维斯杯网球赛的宣传材料和商标局(89)商标异字第116号裁定，虽然后者提到鳄鱼商标有一定的知名度，但综合上述证据无法认定引证商标在争议商标申请日(1991年3月26日)之前的中国境内为相关公众广为知晓，成为驰名商标。‛拉科斯特公司因与商标评审委员会、鳄鱼国际公司商标异议复审行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 12月20日作出的(2007)高行终字第277号行政判决及(2007)高行终字第10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2009)行监字第121号驳回再审申请通知、(2009)行监字第107号驳回再审申请通知认定：‚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各引证商标在被异议商标申请注册之时已经在中国境内为相关公众广为知晓，原审法院在比对被异议商标和各引证商标整体结构的基础上，以相关公众的一般注意力并考虑引证商标显著性和知名度，认定被异议商标与各引证商标不构成近似商标并无不当。‛据此，于 2009年10月30日以拉科斯特公司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为由驳回了其再审申请。

以上事实，有鳄鱼国际公司、拉科斯特公司提交的各自的专卖店或专柜统计表、日本大阪法院作出的1969午第2333号判决翻译件、新加坡鳄鱼与法国鳄鱼1983年和解协议翻译件、各自出具的同意书、来往信函、鳄鱼国际公司在相关国家的商标注册证、法国巴黎大审法院编号为05／01245号判决书翻译件、澳大利亚商标注册处 2008年 10月31日作出的对鳄鱼国际公司在该国提起的第1005106号、1017333号商标申请的驳回裁定翻译件、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9)一中行初字第736号、第732号行政判决书、四川省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成工商函(1999)148号关于鳄鱼图形商标案结案处理的通知书、本院(2009)知行字第10号驳回再审申请通知书、(2009)行监字第121号驳回再审申请通知书、(2009)行监字第107号驳回再审申请通知书等证据在案佐证。

经审理，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为：

1、关于本案应否适用2001年10月27日修订的商标法问题；

2、在被诉标识一、二与拉科斯特公司请求保护的注册商标是否近似问题；

3、被诉标识三、四与拉科斯特公司请求保护的注册商标是否近似的问题。对于以上争议焦点，本院认为：

(一)关于本案应否适用2001年10月 27日修订的商标法问题。

因本案上诉人在一审中起诉时间为 2000年5月11日，其指控的被上诉人侵权行为发生时间为1995年，一审法院于 2001年10月27日修订的商标法修改决定施行之前受理本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案件有关管辖和法律适用范围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九条的规定，本案应适用的是修订前的商标法，赔偿问题可以参照修订后的商标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原审法院适用修订后的商标法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二)关于被诉标识一、二与拉科斯特公司请求保护的注册商标是否构成近似商标的问题。

修订前的商标法第三十八条第(一)项规定，‚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的‛，构成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商标法(指2001年10月27日修订的商标法-引注)第五十二条第(一)项规定的商标近似是指被控侵权的商标与原告的注册商标相比较，其文字的字型、读音、含义或者图形的构图及颜色，或者其各要素组合后的整体结构相似，或者其立体形状、颜色组合近似，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或者认为其来源与原告注册商标的商品有特定的联系‛。参照该司法解释规定及根据审判实际，认定被诉标识与原告请求保护的注册商标是否构成修订前的商标法第三十八条第(一)项规定的近似商标，通常要根据诉争标识文字的字型、读音、含义或者图形的构图及颜色等构成要素的近似性进行判断，且将是否造成混淆作为重要判断因素。因此，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意义上的商标近似应当是指混淆性近似，即足以造成市场混淆的近似。由于不同案件诉争标识涉及情况的复杂性，认定商标近似除通常要考虑其构成要素的近似程度外，还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其他相关因素，在此基础上认定诉争商标是否构成混淆性近似。诉争商标虽然在构成要素上具有近似性，但综合考量其他相关因素，仍不能认定其足以造成市场混淆的，不认定其构成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意义上的近似商标。就本案而言，在拉科斯特公司主张权利的注册商标中，其鳄鱼头朝右，嘴巴大张，躯干及尾部上布满块状鳞片或装饰有横向 条纹，其中第213407号注册商标鳄鱼图形下还显著标有LACOSTE文字；鳄鱼国际公司使用的被诉标识一、二中的鳄鱼头朝左，被诉标识一中的鳄鱼图形躯干上的鳞片呈立体状，被诉标识二中的鳄鱼图形整体颜色为黄绿色或黄色，嘴巴张开露出红色，躯干上有斜向排列的条纹。被诉标识一、二与拉科斯特公司的系列注册商标相比，其均为鳄鱼图形，具有一定的近似性，但被诉标识一、二中的鳄鱼头部朝向、体型、鳞片、颜色均与拉科斯特公司主张权利的鳄鱼图形不同。特别是，双方之间的诉争商标在相关市场中具有特殊的形成历史和发展历程，有特殊的使用和共存状况，在本案中认定诉争商标是否构成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意义上的近似商标，既不能割裂各自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又不能无视相互之间的共存过程和使用状态，否则，就难以作出公平合理的裁判。因此，就本案诉争商标具体情况而言，在认定其是否近似时，仅仅比对标识本身的近似性是不够的，还必须综合考量鳄鱼国际公司的主观意图、双方共存和使用的历史与现状等因素，结合相关市场实际，进行公平合理的判断。

首先，根据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鳄鱼国际公司前身系陈贤进于1943年在新加坡创办的利生民公司，该公司于1949年申请并于1951年在新加坡获准注册了‚crocodile+鳄鱼图形‛及‚鳄鱼图形‛商标。利生民公司产品于1953年进入香港，主要在东南亚地区销售。根据现有证据并考虑 1949年的国际经济情况及拉科斯特公司上个世纪60年代始进入亚洲市场等事实，不足以认定当时的利生民公司系抄袭模仿拉科斯特公司申请注册的相关商标而申请注册的‚crocodile+ 鳄鱼图形‛商标。进入中国市场后，鳄鱼国际公司继续使用与其在亚洲相关国家业已注册商标相应的有关鳄鱼标识。而且，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鳄鱼国际公司在其被诉侵权产品1-8在其外包装及产品吊牌上均使用了‚CARTELO及图‛商标；被诉侵权产品1、2、4、5、6在衣领或后腰处、被诉侵权产品7礼盒中的领带背面以及被诉侵权产品8女鞋鞋底内面均使用了‚CARTELO及图‛商标；被诉侵权产品3皮包正面，被诉侵权产品7礼盒中的钱包正面及皮带扣正面均使用了‚CARTELO‛字样。被诉标识这种使用环境和状态，足以使其双方的相关产品区别明显。上述事实足以表明，鳄鱼国际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后使用相关商标，主要是对其已有商标的沿用，且在实际使用中也有意区分诉争标识。因此，原审法院认定鳄鱼国际公司之行为不同于刻意模仿名牌奢侈品的假冒行为，其主观上并无利用拉科斯特公司的品牌声誉，造成消费者混淆、误认之故意，并无不当，上诉人的相应主张无证据支持。

其次，从相关国际市场看，双方诉争标识在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已经长期形成共存和使用的国际市场格局。从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看，鳄鱼国际公司的前身利生民公司于1951年12月13日在25类商品上在新加坡注册了相关鳄鱼图形商标。同年 10月26日，利生民公司在25类商品上在香港注册了相关鳄鱼图形商标，并于1953年进入香港市场。1959年4月27日，利生民公司在日本注册了相关鳄鱼图形商标。1969年，鳄鱼国际公司在日本大阪地方法院诉拉科斯特公司侵犯其鳄鱼图形商标专用权，后两公司在日本高等法院和解后达 成1983年和解协议。该和解协议确认，两公司相关标识在相关国家和地区共存而不致混淆。因鳄鱼国际公司的被诉标识一、二在本案诉讼之前，在相关国家和地区已经注册多年，且已与拉科斯特公司达成了包括被诉标识一、二在内的标识与拉科斯特公司鳄鱼图形文字系列标识共存不致混淆的1983年和解协议，且在该协议未明确列明的韩国、巴基斯坦等国家，拉科斯特公司亦就被诉标识在该两国家相关类别的注册上出具了同意注册的同意函。鉴此，本院认为，无论是从双方当事人的相关认同和共识还是从相关国际市场实际看，双方诉争标识在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已经不致于产生市场混淆而可以共存，这足以表明诉争商标在构成要素上的近似性并不必然构成混淆性近似，并不必然导致其不能共存。因双方当事人签订的1983年和解协议列明的适用地域不涉及中国境内，原审判决直接确认其效力不当，但将其作为认定诉争标识可以共存的重要考量因素。亦无不可。

再次，从诉争标识在中国市场的共存和使用情况看，两者在中国市场内已拥有各自的相关公众，在市场上均已形成客观的划分，已成为可区别的标识。本案中，拉科斯特公司产品自1984年始正式进入中国，但数量有限。两公司均是从1994年开始在中国开设专柜或专卖店。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拉科斯特公司的鳄鱼商标当时在中国并不具有较高的知名度，而鳄鱼国际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后，其经营规模迅速扩大，仅1995年在上海、武汉、广州、江西、新疆、山东、浙江、江苏、云南、福建等地已开设了85个专卖店或专柜，1996年在辽宁、河北、江苏、山东、安徽等地又开设了 89个专卖店或专柜，其知名度和影响力迅速提高，拥有了相对固定的消费群体。与此相比，至1996年底拉科斯特公司在中国仅有三家专卖店(柜)。此外，鳄鱼国际公司的产品价格与拉科斯特公司产品的价格差距比较明显，两者各自有其不同的消费群体，且两公司商品的销售渠道均为专卖店或专柜且被诉标识一、二在实际使用中还与其他相关标识共同标识其所用商品，由此形成了便于区分商品来源的独特使用状态。这些因素足以表明，被诉标识在其相关市场内已与其各自所标识的商品形成固定的联系，已足以独立地指示其商品来源，不会导致拉科斯特公司的市场份额被不正当地挤占。争议双方在相关市场内已形成相互独立的市场格局，这是足以认定诉争商标能够区别开来的客观基础。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在鳄鱼国际公司使用被诉标识不具有恶意抄袭模仿意图的前提下，这种经市场竞争形成的客观区别，是鳄鱼国际公司在中国境内商业成功的结果，对此应给予法律上的认可和肯定。因此，应当认为被诉标识一、二与拉科斯特公司的注册商标相比虽有近似之处，但相关公众已在客观上将两公司诉争标识区别开来，其共存不足以使相关公众对其商品的来源产生混淆，此其一。其二，商标的实际价值在于区分商品来源，而不是让商标权人简单地独占特定标识符号。在能够实际区分商品来源的情况下，即便被诉标识或其主要构成要素与注册商标具有一定程度的近似性，亦不应当认定其构成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意义上的近似商标，否则与商标法保护商标权的立法意图相背离。正是基于鳄鱼国际公司的产品已经形成自身的相关消费群体，相关公众已在客观上将两公司的相关商品区别开来的市场实际，本院认为被 诉标识一、二与拉科斯特公司请求保护的注册商标不构成近似商标。其三，在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具体判断中，将是否足以产生市场混淆作为认定商标近似的重要考量因素，主要是要求相关标识具有不产生市场混淆的较大可能性，并不要求达到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均绝对不会误认的程度，认定因复杂的历史渊源和现实状态而具有一定近似因素的相关商业标识是否近似时更应如此。因此，尽管因本案被诉标识一、二在呼叫、图形上具有某些近似元素而不排除某些消费者会产生误认的可能性，但不妨碍其标识本身因上述因素而形成的整体区别性。

综上，根据被诉标识

一、被诉标识二与拉科斯特公司请求保护的注册商标在构成要素上的比对，以及双方的发展历史和共存状况及其他相关因素，本院亦认定被诉标识

一、被诉标识二与拉科斯特公司请求保护的注册商标不构成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意义上的混淆性近似，不足以对拉科斯特公司的注册商标造成损害。因此原审法院关于‚鳄鱼国际公司在被诉侵权产品1-8上单独使用‘鳄鱼图形’的行为，亦不侵犯拉科斯特公司的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认定结论并无不当。上诉人关于上述商标构成相同商标的主张不能成立。

当然，鉴于本院是在综合考量诉争标识在构成要素上的差别，特别是相关使用历史和共存现状等因素的基础上，对于诉争商标近似性问题作出的认定，而被诉标识一、二在构成要素上毕竟与拉科斯特公司相关注册商标具有一定程度的近似性，故鳄鱼国际公司在使用被诉标识一、二时，应保持其与拉科斯特公司注册商标有明显区分的相关 使用环境和状态，尽可能避让该公司的注册商标。

(三)关于被诉标识三、四与拉科斯特公司请求保护的注册商标是否近似的问题。

本案中，被诉标识三、四由单条鳄鱼与 CARTELO文字组合而成，与拉科斯特公司请求保护的注册商标相比，两者在文字构成、呼叫、整体外观上区别明显，且在本院已经审结的(2009)行监字第107号、(2009)行监字第121号及(2009)知行字第 10号商标行政纠纷案中，本院已经查明拉科斯特公司请求保护的注册商标在1994、1995年时尚未在中国驰名，并认定了被异议商标与拉科斯特公司请求保护的注册商标不构成近似商标。鉴此，本院认为，被诉标识三、四与拉科斯特公司请求保护的注册商标具有显著区别，不能认定为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意义上的近似商标，原审法院关于‚认定‘CARTELO及图’、‘鳄鱼图形’商标与‘鳄鱼图形+LACOSTE’商标之间不会产生混淆和误认……被诉侵权产品 1-8在外包装及产品吊牌上使用‘CARTELO及图’商标，并未侵犯拉科斯特公司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并无不当，拉科斯特公司关于两者应认定为近似商标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

综上，拉科斯特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虽然其适用修订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裁判本案适用法律错误，部分判理有所不当，但并不影响本案的裁判结果，本院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25010元，由(法国)拉科斯特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夏君丽

审 判 员 殷少平

审判长简介

夏君丽高级法官：民法院审判员。

代理审判员 王艳芳 二0一0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包 硕 年出生，法律硕士。2009年起任最高人32

1968

第五篇：上海建杨物流有限公司等与许某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长期工作居住在城镇的农村户籍人员应适用

长期工作居住在城镇的农村户籍人员应适用城镇标准判决

【提 要】

在当前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的社会背景下，对于人身损害赔偿的受害人在计算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时，不能简单根据户籍来确定适用城镇居民标准还是农村居民标准。如果农村户籍人员在城镇连续居住满一年以上，并在城镇有主要生活来源的，对其应适用城镇居民标准计算人身损害赔偿数额。

【案 情】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某物流有限公司

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某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许某

原审被告赵某

原审被告周某

2004年9月8日中午，被告周某雇佣的驾驶员被告赵某驾车在上海市宝安公路、潘泾路处将原告许某撞倒致伤。当地交警部门认定赵某负事故全责，许某无责。许某被送到医院住院治疗，发生相关医疗费用，并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后被告沈某代表其单位被告上海建杨物流有限公司(下称建杨公司)为赵某提供保证，承诺赵某因本案事故产生的赔偿费用由建杨公司支付。

另原告许某系上海市农业户口，但自2000年1月起就在上海市某建筑公司工作，并在上海市三林镇居住。

2005年1月，许某诉至法院，要求赵某、沈某、周某、建杨公司连带赔偿其医疗费、住院伙食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伤残补助金、精神损失费等共计人民币94307.52元。

【审 判】

一审法院认为，周某系驾驶员赵某的雇主，故依法应对发生的交通事故承担赔偿责任。建杨公司在交警部门出具了担保书同意为赵某承担赔偿责任，故周某与建杨公司应当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一审经对损失计算后判决：被告建杨公司和周某共同赔偿原告各类损失人民币86326.82元(其中伤残补助金33366元系按审理时上上海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计算基数得出的)。

被告建杨公司提出上诉，称许某系上海市农业户口，其主张的残疾赔偿金应按上海市农

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标准计算，原审按上海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明显错误。要求对此改判。

我院二审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相关司法解释，残疾赔偿金的标准以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的上一统计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纯收入计算。本案许某虽系农村居民，但其离开住所地后长期在本市城镇从事建筑工作，其生活、居住均在城镇，故在适用残疾赔偿金的赔偿标准时可将其视为城镇居民来对待，即以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的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计算。据此，二审终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 析】

自2004年5月1日起，法院对于受理的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有关赔偿的范围与计算标准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的相关规定。其中，《解释》第25条、第28条、第29条对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死亡赔偿金规定了两种计算标准，即城镇居民标准(包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消费性支出)与农村居民标准(包括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根据国家有关部门公布的统计数据，目前，城镇居民标准远高于农村居民标准。以上海为例，2004年上海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人民币16683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人民币7337元。因此，适用城镇居民标准所获得的赔偿数额明显高于适用农村居民标准所获得的赔偿数额，这也引发了所谓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同命不同价”的争论。

我国《民法通则》第98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生命健康权是自然人依法享有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不受非法侵犯的权利，是自然人得以生存、从事民事活动的最基本的人格权和最高的人格利益，其本身并无直接的财产内容。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生命健康都是无价的，不能用金钱加以衡量。因此，以财产价值来论断“同命同价”或“同命不同价”，本身就是错误的。生命健康权受到侵害后，法律规定加害人须为金钱赔偿，其意旨在于保护公民的人身权不受侵犯。同时，金钱赔偿确也可以起到填补损害的作用。由于我国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在收入和支出方面仍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对两者适用不同的赔偿标准，既可以恰如其分地弥补受害人遭受的损失，又不至于致使加害人背负过重的经济负担。《解释》根据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规定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死亡赔偿金按照城镇居民标准或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是为了适应现实生活的实际需要和我国国情，而不是人为地为生命健康定价。

那么，如何准确地适用《解释》所规定的两种计算标准呢？过去，经常根据户籍来确定赔偿标准，即受害人是城镇户籍的，适用城镇居民标准；受害人是农村户籍的，则适用农村居民标准。事实证明，这种以户籍区分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方法除了操作简便之外，没有任何正当性和合理性。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员的流动性也日益增强，农民进城务工已是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许多持有农村户籍的人员常年在城镇工作、生活，其经常居住地、主要收入来源地和生活消费地均在城镇。对于这部分经常居住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如仅因其户籍登记地在农村而按照农村居民标准给予赔偿，显然不能合理的填补受害人的损失。鉴于此，最高法院于2006年4月3日在《经常居住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中答复：“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应当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因素，确定适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年生活

消费支出)的标准。”根据该答复的精神以及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9条对于“经常居住地”的规定，在审判实务中，对于受害的农村户籍居民在城镇连续居住一年以上，且在城镇有主要收入来源的，应当根据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有关的损害赔偿费用。

本案在二审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在于是以城镇居民标准还是以农村居民标准计算许某的残疾赔偿金。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受害人许某自2000年1月起就在上海某建筑公司从事建筑工作。至交通事故发生时，许某已在上海的城镇地区连续居住满4年，其经常居住地及主要收入来源地均在城镇。因此，虽然许某的户籍登记地在农村，但其实际上并不在农村工作、生活，故应当按照上海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对于建杨公司要求按照上海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的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不予支持是完全正确的。

【附 录】

作者：蒋晓燕

裁判文书：(2005)沪二中民一(民)终字第1903号民事判决书

合议庭：张铮(审判长)，姚敏，郑璐(主审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