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嘉兴死猪案看如何建设美丽中国

第一篇：从嘉兴死猪案看如何建设美丽中国

从嘉兴死猪案看如何建设美丽中国

此次我们小组所选的社会实践的主题是《从嘉兴死猪案看如何建设美丽中国》；在活动中固然从主题中更加深刻和清晰的对此次嘉兴死猪案有了重新的认识。从小见大，窥一斑而知全豹。通过活动对如何建设美丽中国，或者更广义来说如何实现“中国梦”有了一些可以从作为大学生可以实际出发的具体想法。

众所周知的是嘉兴的死猪随着河流已经飘到了黄浦江，到写稿日期通过调查最新的资料和案情报道共打捞死猪13000多头，通过调查市民普遍关心的是水质安全问题以及案件发生的原因以及日后的预防。水务部门也已经进一步加强水质实时监测。

主题带给的思考之外，活动的形式和一步步的协作也让我是的团队合作意识显著增强，也算是意料之外的收获吧。一个人的能力即使再强没有优秀团队意识那么也不算是一个优秀的21世纪大学生。例如在此次活动中有人去黄浦江去观察现场水质，有人发放调查问卷来反馈发生案情之后民众最关心的问题。也有去图书馆或者在网上，报纸上时时关注案情的进展。对于分析众人也积极参与讨论，多角度多方位的看待，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也被组长采纳写进了报告。

以上是我对此次活动的大略看法。虽然在过程中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抑或更加完美的方法，但总体还算满意今后的活动会发扬此次的优点做到更大程度的完美。毕竟类似的实践活动也是对现代大学生能力的一种考察。

第二篇：从黄静案看中国司法鉴定

从黄静案看中国司法鉴定

法学院08级10班郭晓丹

2008031513 2003年2月24日上午，21岁的湖南省湘潭市临丰小学女音乐教师黄静被发现全身赤裸死在学校宿舍床上。2003年6月2日，黄静生前男友姜俊武被刑拘。截至2003年6月8日，湘潭市雨湖区公安分局、市公安局、湖南省公安厅先后三次作出鉴定，认为黄静病死。但其母黄淑华认为女儿生前曾遭受暴力侵犯，开始维权之路。2003年7月3日、8月14日，南京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所和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分别提交了新的鉴定书，认为以前的鉴定结论缺乏证据，需进一步检查。2003年12月22日湘潭雨湖区检察院采纳由湖南省公安厅所作鉴定以强奸中止罪对姜俊武提起公诉。2004年8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作出法医鉴定为：被鉴定人黄静在潜在病理改变的基础下，因姜俊武采用较特殊方式进行的性活动促发死亡。2005年12月7日，雨湖区法院宣布，将对该案择日宣判。2006年7月10日，湘潭黄静裸死案一审宣判姜俊武无罪。

本案经过了5次尸检、6次死亡鉴定，每次的鉴定结果都不尽相同。这也正是黄静案备受关注的一方面原因，它推动中国司法制度的改革。

当个人、或者个人的亲友生命、健康遭受非法侵害时，需要公安机关及时公正侦破，但公安机关既主管案件、立案侦查，也主管司法鉴定。长期以来，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所谓明显的错判还有审判监督的渠道，但对于一张司法鉴定，却往往没有纠正的办法。而对于黄静案的5次尸检、6次死亡鉴定结果的不同，希望通过该案改变这种状态。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为什么会出现鉴定结果的截然不同？难道中国的司法鉴定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吗？对于这么多的鉴定结果，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以哪个为准？这个决定权在谁的手中？

鉴定结论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种证据，必须具有权威性与公正性，而我国目前由于缺乏统一的鉴定立法，导致司法实践中的鉴定存在许多问题，继而影响正确的定罪量刑。这种“多头鉴定”的状况，不仅造成了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还易引发扭曲司法公正的后果，使各负其责变成了无人负责。几次司法鉴定的结论不一，以及由此导致的案件进程受阻，严重暴露了我国“各自鉴定”体制的种种弊端。

第一，司法资源严重浪费。由于缺乏鉴定机构设立资质管理，产生的结果是：公检法机关内部均设有鉴定机构，某些科研院所、高校也面向社会提供司法鉴定服务，政府部门指定的医院也可进行司法鉴定。鉴定机构重复设置、鉴定水平参差不齐的状况，大大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一起案件往往要经过多次不同的司法鉴定，各次鉴定结论不一时，又增加了鉴定结论之间的对抗成本，此外，也大大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

第二，鉴定行业管理失范。缺乏统一的资格管理，在准入机制上实行不同的标准，必然使得各鉴定机构呈现突出的层次性，鉴定人的业务素质、职业道德水准参差不齐，出现不同的鉴定结论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各机关设立自己的鉴定机构，并实行内部管理的情况下，司法鉴定程序和技术标准很难统一，各自的权义、责任大不相同，无疑也会增加统一管理的难度。实践也表明，分别设立、分散管理的体制，使得我国鉴定行业管理长期处于失范或失序的发展状态。

第三，鉴定结论效力受损。除因鉴定人员业务素质参差不齐导致鉴定结论各不相同外，公检法机关的内部鉴定也因“内部操作”，很难完全获得人们的信任，表现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往往倾向于委托自己信任的机构重新鉴定。多头鉴定下，不同鉴定结论之间的对抗，也无疑损害了司法鉴定本身的科学性与权威性。

第四，中立鉴定难受保障。司法鉴定是“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它首先是一种科学活动，中立是其最重要本质，为此，为保证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司法鉴定应排除一切权力因素的干扰，中立、客观地进行。而“自己鉴定”则很难为鉴定人员提供中立的动机，由于行政隶属关系的存在，鉴定者可能屈从于权力因素，作出有利于自己部门的鉴定结论，甚至“制造”鉴定结果。

第五，自侦自鉴缺乏救济。为保证迅速、有效的侦查案件事实，侦查机关内部设立鉴定机构十分必要，但它直接关系到当事人（尤其是受害人）的利益，必须对侦查鉴定（姑且称侦查机关为查清案件事实在侦查阶段所作的鉴定为“侦查鉴定”）提供一定的救济途径，否则，侦查机关经过鉴定后决定不移交起诉时，诉讼程序无法启动，当事人的利益很难得到保障。而我国鉴定体制一直未能为当事人提供对抗侦查鉴定的有效机制。有幸的是，黄静案在经过数次鉴定后，最接近事实的鉴定结论终于出现了，但是否所有的案件都要经过黄静案如此旷日持久的鉴定之争呢？即便经过数次鉴定，谁又能保证事实终有水落石出的一日？

任何一项制度都须受实践的检验，但制度本身就是实践推动的结果，并具有稳定性的要求，因此，制度革新是相对缓慢的，也须是实践的推动结果。频繁的变革势必破坏人们对该制度的合理预期，大大增加制度的运行成本。因此，对管理者而言，改革必须选择适当的时机，并且要考虑改革的成本与收效。我国20多年来的每次变革，都源于迫切的形势，形势改变了人们的观念，进而改变了制度。尤其对实行多年的制度来说，其变革必须有恰当的“突破口”。

在“自侦自鉴、多头鉴定”的鉴定体制下，远不止一两个“黄静式的悲剧”，而黄静案为何成了鉴定体制变革的突破口？也许，黄静案的独特之处，以及其所处的时代，使得制度变革终于到了“最恰当的时候”。

面对着诸多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应该确立鉴定人名册制度，整合鉴定资源，成立由全国各鉴定领域的权威专家组成的终局鉴定委员会，实现全社会的鉴定资源共享。鉴定结论出现不一致，应由法官裁决提请终局鉴定委员会进行专家会诊，并且作出前两次结论的鉴定人应当参加会诊，会诊后的结论为终局结论。而不是现在的各自按照自己的观点出具自认为是正确的鉴定书，这样对于不具备专业知识的当事人来说是不公平的。为增加这一机制的透明度，在现有的立法基础上，还应当明确鉴定人和专家必须出庭接受法官和当事人质询的制度。我们必须清醒意识到鉴定结论与公众的利益密切相关，甚至是案件中“一纸定生死”的关键证据，任何一个鉴定者都不能以一种“游戏”式的态度，对鉴定结果轻易下结论。也许在将来还应该建立鉴定人出具错误的鉴定结论承担一定的责任。

第三篇：从四大名著看中国

从四大名著看中国之走投无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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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58707 铁皮狐狸 [角落] [飞语] 发表于：13-02-24 18:07 [只看该作者] 从四大名著看中国之走投无路

看四大名著，不能只看到其中神魔乱舞的有趣，英雄好汉惩恶扬善的痛快淋漓，帝王将相纵横捭阖的权谋秘计，才子佳人荡人心魄的情孽缠绵。我们还可以看到，这里面明明白白写着：中国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

孙悟空大闹天宫，很是让一潭死水的天宫闹腾了一阵子。他提出的革命理论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一革命理论，与历来农民起义提出的号召如出一辙。陈胜吴广的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就是孙大圣的轮流坐庄的理论么？大概孙大圣看到玉帝的排场，心向往之，豪言壮语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之。”或者吃天鹅肉的心理作祟：“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率领他的猴子猴孙，攻占天庭，把天庭改朝换代成猢狲王朝，这就是孙悟空的革命理想。坐天下的是王，抢天下的是贼；在天庭里，坐天下的是神仙，抢天下的是妖孽，人间天上，奉行同一道德规条。

玉皇大帝，太上老君斗不过妖猴，于是借师助剿，请来如来佛，妖猴斗不过佛祖，于是猴子被洗脑，跟随唐僧，充当了镇压各路反叛势力的急先锋，一路降妖除怪，最后官封斗战胜佛。从现有体制的反叛者到忠实维护者，进而变成现有体制的受益者，孙悟空用了五百多年。天庭也付出了惨重代价，最后双方妥协，互相利用。孙悟空在当初跟他一样身份的妖魔前可以堂而皇之地自称仙佛，口含天宪，大展神威，实现终极自我价值。天庭也可以利用他充当打手，扫荡其他对现有体制构成挑战的各路反叛势力。孙悟空的七十二变，怎么都比不上他这第七十三变实在，能得更多实惠。

历代农民起义领袖的嘴脸，在这里被照妖镜照得毫发无隐。斗得过现有体制，就把玉帝的张姓朝廷改姓孙，斗不过就投降，自己的反叛实力就是跟朝廷谈判的本钱，兄弟队伍的头颅就是投名状，几番含娇弄态之后，即漂白了自己的出身。唐末朱全忠玩的是这一套，《水浒》里宋江玩的也是这一套。农民起义救中国？痴人说梦而已。

《水浒》里的宋江，玩的也是这一套，不过一在天上，一在地下。世人都怪宋江，怪他不该投降，他不投降又能怎样呢？梁山事业，实在无路可走。梁山政权，只不过是东京赵家朝廷的山寨版。想当年，赵匡胤在位时，也跟他们的宋大哥一样英明，一样讲义气，一样替天行道，到如今子孙不肖，宋徽宗赵佶昏庸无比，贪官墨吏扰乱天下，假设梁山事业百年长青，谁能保证宋江的子孙比赵佶一定强，好汉们的后代一定比高俅雄起？投降了倒好，中国历史省去了一个不必要的循环节。

好汉们的理想不过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贪官们的理想不过是大肆捞权大把捞钱多睡女人，后者是前者的衍生品，他们只相隔一张纸的距离。梁山与祝家庄，一个由好地主领导，一个由坏地主领导，好地主与坏地主的距离，也不过一张纸而已。

梁山道路，走下去将无路可走。只可怜了那鲁莽得天真可爱的李逵，为了“替天行道”的杏黄旗永续飘扬，拎着一对大斧排头价砍来砍去，不知他端的要砍谁？

梁山道路，最终无路可走。

《三国演义》宣扬的是圣主贤相救国论，翻译成无产阶级口吻，就是只有刘备诸葛亮才能救中国。可惜枭雄斗不过奸雄，贤相斗不过奸相，仁义斗不过厚黑，刘姓天下无可奈何花落去，圣主贤相的理想一江春水向东流。仁义事业实在让人悲催，刘备诸葛亮只给后人留下一个欲哭无泪的背影。最终一统天下的司马氏，一点仁义的影子都找不到。

刘备诸葛亮事业的流产，意味着圣贤救国论的破产。

把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分为两拨，《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超世独立，一个人站一边，其他所有人站另一边。中国历史上所有读书人的脑袋凑在一起也比不过他思想的深刻。曹雪芹通过贾宝玉告诉我们，封建社会已是穷途末路。身处康乾盛世而能认识到这一点的，绝无仅有。比他稍前的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痛心于明朝的灭亡，沉痛反思的结果无非是皇帝太昏庸，大臣太贪婪顾私利，不去从根本上否定制度，没有从我们固有文化中查找致命之处，反而抱残守缺，对传统儒家沾沾自喜，以为明的灭亡，不是儒家文化的失败，而是不能遵守儒家戒律的结果。

就像《旧约圣经》里的犹太人，每受一次打击，每遭一次失败，都认为是对上帝笃信不坚的后果，是上帝因为他们在异教间摇摆不定而降罚，因而每一次反思的结果都是更加信仰上帝。鸦片战争后很长一段时间，先进的中国人反思落后挨打原因，还认为我们只是技不如人，而不是体制不如人，文化已落后。曹雪芹超越了他以前和以后所有的旧式知识分子精英。

他通过贾宝玉的口告诉我们，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文化已是走投无路。贾府里面的男人，从上到下全都灵魂烂透了，封建社会的大厦靠这些人支撑，倾倒是必然的事。不仅如此，贾宝玉还以戏谑的口吻否定了封建社会的最高道德教条,所谓的“文死谏武死战”。这一条认识是从根基上否定了我们引以为豪的封建道德和封建文化。最崇高的东西都被他看穿看透了，他还能跟周围的男人沆瀣一气么？他还能从父命读八股考科举光耀门庭为这一腐烂的家族提供继续腐烂下去的养分么？

所以贾宝玉清醒坚决地拒绝了合作，不愿为这个注定要烂掉的社会陪葬。可惜宝玉的心思书中无人理解，就连他深爱的林妹妹也半点不知，他只能“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了。他的愁恨，他的傻与狂，是出于绝望，他找不到新的道路。《红楼梦》所深刻揭示的，不是曹雪芹所处的朝代已濒临绝境，此时是大清盛世，正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无限风光的时代，他揭示给我们的，是整个封建社会的走投无路。林妹妹的葬花词，在贾宝玉听来，在后世的我们听来，是唱给所有中国人的一首挽歌。

《西游记》《水浒传》告诉我们，农民起义，革命造反不能救中国；《三国演义》告诉我们，伟大领袖不能救中国；《红楼梦》告诉我们，我们真的已走投无路。

我们的文化没有内生性的力量，靠我们的固有文明来救中国，就好像是用中药来救治需要开膛破肚的病人一样无效。

第四篇：从《美丽心灵》看精神分裂症

从《美丽心灵》看精神分裂症

《美丽心灵》讲述的是20世纪伟大数学家小约翰.福布斯.纳什的真实历程。小约翰.福布斯.纳什在研究生学习时期，便发表了著名的博弈理论，该理论虽只有短短26页，却在经济、军事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在纳什在学术界名声鹊起的时候，他被精神分裂症所折磨，在患病的过程中他仍然在进行学术研究，在妻子艾丽西亚爱的鼓励和帮助下，纳什从不相信自己患病到接受自己患有精神分裂症，最终纳什用不懈努力和顽强意志与精神分裂症抗争并共存。

从电影中可以分析纳什的患病过程，纳什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迎新招待会上，透过纳什的眼睛，阳光透过玻璃杯和柠檬片交叠的影像，浮在空中与另一个学生的领带图案重合，纳什微笑着说：“知道吗？我可以从数学的角度来解释你的领带有多么难看”。这就是来自西弗吉尼亚的天才纳什，他认为数学似乎可以解释一切。纳什观察生活，用数学公式，数学逻辑表达生活，比如在窗子玻璃上分析橄榄球比赛，观察分析鸽子的活动周期等等。在竞争激烈的普林斯顿，纳什面对自我的高要求和周围同学带来的压力，幻想出了查尔斯.赫曼这个在他压抑时帮他释放，在他失落绝望时鼓励肯定他的与纳什自己截然不同的室友。纳什害怕失败，却又渴望成功，毕业后进入惠勒研究室，生活趋于稳定与平静时，他对自己的期望已不仅仅局限在学术的作为而是希望自己能为国家做贡献，他的另一个幻觉威廉帕彻出现了，当纳什想要与艾丽西亚共同经营婚姻生活时，玛西在这个时候被幻想了出来。平凡的家庭生活与纳什幻想的秘密工作不断产生冲突，他最终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在那里，他被迫接受了如今已被西方医学界停用的胰岛素昏迷治疗：大剂量注射胰岛素，让精神病人陷入昏迷状态。出院的纳什变得行为木讷，在家中的他长期用药物治疗控制病情，药物使纳什的思维状态大不如前，动作迟缓，生活能力下降。在这些副作用的影响下纳什决定放弃药物。停药后的纳什病情复发，这一次他没有选择回到医院进行胰岛素昏迷治疗。纳什在家人，朋友以及自身意志力的支持下治疗精神分裂症。在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努力之下，通过回校做研究并且任教等方式，与没有消失的幻觉和平共存。也终于获得了学术界和应用他理论的各界的肯定。

通过影片对纳什病症的分析：

三个幻想人物，查尔斯.赫曼，幻想中的葡萄牙室友，具有浪荡不羁，风趣洒脱，无所顾忌的形象正是纳什所缺失的，他的内向、不善交际、行为拘束怪异，内心孤寂的纳什害怕失败，需要被认可被赞扬，而查尔斯就是纳什内心对自己的认同和鼓励。玛西，赫曼的侄女，没有父母不会长大天真可爱的小女孩，是纳什内心柔软的情感的映射，对感情和爱情的心理反映。威廉帕彻，国防部官员，反映了纳什内心的英雄主义情结，每个人都有自我实现的需要，帕彻是纳什渴望成功，表达欲望的心理投射。在幻想这三个人物的过程中，纳什能听见并和他们对话，其中包含了幻听，幻视这一类症状。

纳什的思维障碍，影片中他在做毕业论文期间表现出的语无伦次，思维混乱。影片中纳什把头磕破将书桌推出窗口还有划破手腕找密码的激烈行为，面对压力害怕失败，兴奋时的怪异表现，紧张激动时摸头的动作，抱着哭泣的孩子时呆滞的表情。停药后出现幻觉时将婴孩放在浴盆中不理会孩子的哭泣，这些是情感障碍和感知障碍的表现。纳什在做毕业论文时表现偏执一定要找到原创理论，要有所作为有所贡献，渴望成功，这些想法变成一种偏执的坚持，以至于他做出种种过激的行为。精神活动与环境的不协调，性格孤僻，沉浸于自我世界。

影片中的“康复”的过程：

纳什经历了患病、被妻子以及周围朋友发现患病、承认接受自己患病、入院进行胰岛素昏迷治疗、出院继续服用精神病治疗药物、停药、复发、最终在纳什自我意志力以及妻子艾西利亚和朋友们的支持与爱的帮助下分清了什么是幻觉什么是真实存在，虽然期间有不同程度的波动，例如出院一段时间后回到普林斯顿希望能呆在学校图书馆却因为管理员没有看备忘录而被认为没有身份认证而不允许进入图书馆时，纳什不被认可和接受的情绪让威廉帕彻这个幻觉再次出现，情绪行为一度失控，在图书馆里窗台上思考时的喃喃自语，焦躁的动作行为。然而纳什还是凭借意志力不断的自我克服，自我超越，最后选择忽视幻觉，不跟他们再有交流，也选择接受压力，自我缓解压力。接受失败，不过多的在意他人的嘲笑和看法。精神分裂症在纳什身上虽然没有完全治愈，但是他自己也没有再失去对现实的掌控力，能够分清幻觉与现实，情绪也没有往日的激动，行为也几乎与正常人一样。融入人群的纳什在讲台上找到了自我实现的机会，也给疾病的康复增加了正向力量。当纳什再回到年轻时候看到教授赠笔仪式的地方，自己成为各学者赠笔对象时，从最初的局促到接受大家的肯定，最后在领奖台上的多年情绪的释放。也帮助了纳什疾病的康复。

与疾病共存的启示：

精神分裂症这种难以治愈的慢性的重大精神科疾病，想要完全治愈它的可能性不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做到控制。分清幻觉和现实，学会掌控现实。这不仅需要药物的帮助，而且需要家人朋友的爱与支持，还需要通过患者本身去分辨幻觉、现实。结合我们目前的情况，医院运用药物治疗，家庭则需要理解支持患者，社区需要通过专业的方式辅助患者巩固稳定病情，患者自己也需要不断的努力康复。像纳什这样不去刻意打压幻觉，选择忽略幻觉并将现实与幻觉隔离开来的方式也不失为一个好的治疗康复方法。另外，纳什与疾病的共存反映出社会也需要包容接纳精神病患者，让他们能在一个不被排斥的环境中慢慢康复。

第五篇：从中国早期乡村建设运动看中国新农村建设

从中国早期乡村建设运动看中国新农村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经济工作的重心在于推进国家工业化，与之相适应，长期实行城乡分隔的体制、政策。因此，建国后的历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运动，都不过是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从不同方面为建设新家园而做出的种种努力。《十一五规划建议》将中央今后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方略概括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一轮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开展是否又回到了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路径？从我国早期乡村建设学派的乡村建设运动到如今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它们之间有何区别何联系？早期乡村建设运动对新农村建设有何借鉴意义？本文试就这些问题谈谈个人的粗浅认识。

一、早期中国乡村建设学派的乡村建设运动

民国时期，帝国主义的入侵以及封建势力和腐败政治的统治，它们加速了农村社会的衰落、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农民的日趋赤贫。当时已呈现土地的高度集中，农产品价格低落，耕地荒芜，大批农民流离失所。在这种背景下，在日趋凋敝的中国农村当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在苏区进行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的同时，在国统区一些开明人士和知识分子也在进行各种各样的乡村建设试验，就是划定一个或几个自然村，成为一个区域。依照一种理想或目标，采用适当的方法与技术，引导农民学习文化，善导风俗，改善生产方式和生产技术，建立合作组织。通过对教育、卫生、生计、自治等全方位的改良，以改善农民的生存状态，把农民培养成现代社会的健全国民，为国家与民族的复兴奠定基础，为全国的振兴和建设提防方略与借鉴。因而，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大江南北兴起了一个由乡村教育演变为乡村复兴、乡村建设的潮流，形成了颇有声势的社会改良运动。这场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事业，学术界一般称之为“乡村建设运动”。在乡村建设运动中，当时一批知识分子到农村去身体力行，努力将自己的方案付诸于实践。这些实践活动虽然分布在山东、河北、江苏、广东等地，但最为著名的是梁漱溟主持的山东邹平乡村建设实验和晏阳初主持的定县乡村建设实验。

梁漱溟主持下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中国乡村建设的旧派。1931年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并选定该县作为乡村建设的实验县。他认为中国问题的内涵虽包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实则是一个文化问题。因此，他主张在农村建立传统文化即封建社会宗法文化为本位的社会，其实现途径就是在农村办“乡学”、“村学”。办学的依靠力量是回乡的知识分子。学校的领导机构是学董会，其成员包括县政府礼聘的乡村领袖、由县政府委任的理事和搞乡村运动的教员三种人士。通过“乡学“、”村学“，对广大农村民众进行教育，使农民成为有觉悟、有组织的社会群体，进而建设”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乡学村学在将一盘散沙的乡农组织起来，注意培养他们新政治习惯与团体合作精神的同时，也推行了一些社会改良的工作。此外，乡民通过接受现代农村科学技术教育，也推动了农作物品种的改良、先进农业机械的运用与耕作方式的改进，有利于农产品产量的提高，从而带动农民生活的增进。梁漱溟以“团体组织、科学技术”八个字来概括他在邹平试验县所开展的乡村建设工作，并号召全体村民“齐心向上，学好求进步“。这些正好体现了他所主张的中国新的组织结构的形成应以中国固有的精神为主，同时吸收西洋文化科学技术的长处的精神。

晏阳初主持的定县乡村建设实验是中国乡村建设的新派。于1926年在河北定县开展平民教育运动与乡村改造运动的实验。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民有四大基本问题，就是“愚”、“穷”、“弱”、“私”。解决四大问题的办法就是教育，即：用“文艺教育”治农民之“愚”；用“生计教育”治农民之“穷”；用“卫生教育”治农民之“弱”；用“公民教育”治农民之“私”。实施这些教育的方式，又有“社会式”、“学校式”和“家庭式”。

这俩个最为著名的乡村建设实验对全国的乡村建设事业起到了示范与推动作用，而从这些乡村建设实验不难看出，早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主要就是农民教育运动，也可以视为“教育救国论”在农村中的实践。撇开社会根本制度不说，仅就其内容和方式而言，“乡村建设运动”与《十一五规划建议》提出的包括农村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在内的新农村建设，也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但是，乡村建设学派关于“建设新社会必须从乡村做起”的理念，与我们目前“将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中国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全中国的现代化”的理念是有其相通之处的。

二、中国新农村建设运动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在党的文件和各种报刊文章中就有“建设新农村“这一类的提法，但在不同时期，起内涵是各有差异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内涵十在农村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1953年2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指出，在农村的最后目标十要引导全体农民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逐步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苏联集体农庄式的社会主义农业组织，就是当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旨和工作重心。合作化之后建立的以工农商学兵相结合、政社合一为特征的农村人民公社更被誉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更高形式。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寨等一些农业典型成为我国新农村建设的样板农业学大寨运动几乎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代名词。通过阶级斗争，开展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就是该时期建设新农村的主要方式和基本内容。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使用开始减少，代之以“建设农村小康社会”之类的提法。从内容上看，在实现了由人民公社到双层经营的体制转变以后，广大农民积极开展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农村工业化、农工商综合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标志，并首次提出“以工补农”的口号，即在农村内部，通过乡镇企业利润支持农业发展。同时，在“人民事业人民办”的思想指导下，农村的教育事业等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并在总体上结束了农产品供不应求的短缺经济时代。然而，与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相比，农村依然落后，城乡差距越来愈大。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又一次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上了重要日程，胡锦涛总书记在2006年召开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上用20字“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官立民主”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特征进行了集中概括。后中央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行了统一部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新世纪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国各地都先后启动了新农村建设的有关工作。

三、新农村建设新在何处

1.新内涵，从片面建设到全面建设。早期的乡村建设或侧重于文化建设，或侧重于制度建设或侧重于农田基本建设等它们都不是全面意义上的农村建设。《十一五规划建议》将新农村的内涵概括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二十个字，涉及到农业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一系列正确的农村政策的汇集，是党和国家农村工作经验的历史积淀。所有这些，不仅是早期乡村建设运动所无法比拟的，而且也超越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涵和外延。

2.新动力，从从单一动力到双擎驱动。早期乡村建设运动的局限性的表现之一就在他们与农民的关系上，尽管他们希望与农民打成一片而开展试验工作，但实际上，他们与农民的沟通存在许多障碍，使得就像梁漱溟所说“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运动”。而我国现阶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已进入新的阶段，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客观基础已经或正在形成，国家将有能力在财力、物力等硬件方面对新农村建设予以支持，从外部为新农村建设注入巨大推动力。不仅如此，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洗礼，中国亿万农民在思想观念，技术水平，经营能力，文化素质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适合中国农村实际的新体制已经形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在动力也比以往更加充足。

国家向农村注入强大推动力，农村内部焕发空前活力，双擎驱动加快发展，将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又一新亮点

3.新前景，从理想到现实。目前我国已进入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期，农村数量减少，农村空间缩小，已成为大势所趋。农村建设的动力在逐步增大，农村建设的负荷在逐步变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越来越好，以“十一五”规划的实施为标志，社会注意新农村将迎来由“理想”到“现实”的历史性跨越！

四、早期乡村建设运动对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曾经兴盛一时的乡村建设运动，终因日本侵华战争与内战的漫延而告终。但在中华大地前后持续近20余年的这一民间社会改良运动，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与借鉴的问题与启示。

1.通过改良，化解社会矛盾。虽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现实条件下，改良主义在中国行不通，但实事求是的看待改良主义在历史上的得于失，可以看出中国近代不少知识分子为寻求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富强，提出了教育救国、事业救国、工读主义、新村主义等改良主义主张。这些主张的共同点是在不改变原有社会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社会改良。梁漱溟认为，中国现代社会，在经过了辛亥革命和北伐革命之后，需要的不是民族社会内部的斗争式的破坏性行动，“不是阶级斗争，而是文化改造与民族自救”。这种改造是用和平的、教育的方式，也就是“社会运动者走教育的路，走理性的路”。无疑，这种思潮在过去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当旧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三座大山”，没有根本解决之前，中国的农村问题乃至整个社会问题是不可能有根本性改观的。但长期以来，人们把改良与革命才是社会进步的动力，而改良主义则是蒙蔽群众，转移视线，削弱与抵抗革命影响，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反动思潮。因此，对近代的改量运动进行了半个世纪之久的严厉批评是不够科学客观的。经济学家薛暮桥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对改良主义给予理解，比较客观的评价了乡村建设派的改良措施。认为“他们主观上是企图改造乡村，改造中国，他们不是为着维护地主资产阶级，甚至不是为着个人的金钱或地位，而是着追求光明，追求自己的空洞的理想，在这里艰苦的工作着“。今天，我们提倡的改革就是一种在保持社会制度不变的前提下积极主动的改良，是一种对现实情况下，积极主动的进行改革，消除腐败，完善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调整社会成员间的利益分配，及时疏导社会矛盾，化解冲突，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深切愿望。应当看到，在社会转型和实行现代化的进程中，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经验也是一笔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

2.农村问题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近代以来，从马克思对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到关于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耕者有其田“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与”打土豪、分田地“、”合作社“、”人民公社“、”大跃进“；栽倒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与土地问题一直是政治家、理论家、社会改革家以及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同时也是至今没有解决好的问题。现在，我们还不得不面对“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员体制”。农民赖以安身立命的土地的主动权、支配权至今没有完全落实。“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切切实实的成为制约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瓶颈。梁漱溟在1973年指出：“中国经济建设，头一步当先集中解决农业上八个问题：1.治安问题2.运输问题3.农民负担问题4.灾害问题5.土地问题6.农业金融问题，树立农业金融系统7农业技术问题，推进科学技术8.农业经营问题，发展合作组织。70年前罗列这些问题，70年后依然需要加大力气去解决。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庞大农业人口的国家，”三农“问题决不仅仅是只关乎农民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全中国人的问题。正因为大家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所以1930年之后，全国上下都在一致呼吁要救济农村，复兴农村。“农为国本”，农民富，则天下富，农村稳，则国家安。尖锐复杂的现实问题，自然而然的使人们联想到七八十年前的那批知识分子对解决当时农村问题的探索，联想到解决当前“三农”问题知识分子可以起到的作用。

3.知识分子到农村去，为解决“三农”问题贡献力量。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是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面对社会最地层的广大农民，以启迪民智，培植国本，振兴民族的一次新的启蒙运动。是启发农民行动起来自觉培养现代国民意识，养成合格公民的一次伟大实践。是近代知识分子超越“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生存路径，走出象牙塔，深入民间，实现自身社会价值的一个壮举。梁漱溟当年曾指出：“在城市过剩的知识分子，挪至乡村，即有伟大的作用。”可以为乡村“添喉舌，添耳目，添脑筋”，进而“划除愚蔽，喊出祸害”。如此“乡村建设便成功了一半，中华民族的前途有了希望”。当年晏阳初从耶鲁大学毕业的次日，就只身于奔赴大西洋彼岸法国的华工营，投身于华工平民教育。1920年，他回到中国，又立即义无反顾的投身于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掀起了“博士下乡”热潮。20世纪50年代，梁漱溟“为同情农夫而执严”，敢于“廷争面折”而发“一代直声”。晏阳初则远赴亚、非、拉，为“除天下文盲，作世界新民”投入到国际乡村建设中去，继续苦干！毛泽东曾指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大有作为”。今天，中国需要更多知识分子走向农村，走向民间，为农民的福祉而工作。农村的变革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在召唤新一代知识青年重返民间。

4.调动农民的主观能动性，实现三种力量的合作。在长期的实验中，乡村工作者共同的感悟是：要与农民打成一片，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否则，就会出现“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结果。历史上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及当今的“三农”问题、“新农村建设”，谁是主力？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对此，晏阳初始终都有明确的认识。1937年在定县开展实验时，他说：“乡村问题的解决，天然要靠乡村里的人为主力。”，“从事这一实验的主力应当时平民自己，他们时社会改革的主力„„一切计划、方案及方法，都需要与他们共同商量研究”。“我们切不可操之过急，一厢情愿，简单从事，包打天下。社会改造事业，没有千百万觉悟了的劳苦大众积极参加，是一定不会奏效的，是注定要失败的。”

历史经验表明，在乡村改造、新农村建设中，三股力量的通力合作，积极配合是取得成功反而重要条件。这三股力量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和政府.5.强化村镇建设。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乡村是农民世代赖以生存的地方，是中国社会系统的基础及细胞，村政是检测社会政治清明程度的晴雨表。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农民暴动，不少是与基层的弊政有关。今年来发生在各地的农民上访、请愿等群众性聚集事件，也多由村、乡、镇、县基层干部的处置失当或作风不良甚至腐败、恶政引起。如今，中央把“三农”问题列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全面推动农村改革。如何保证中央的亲民政治落实到基层的乡村，是关系到社会能否长治久安的关键。在农村实行民主政治、引导农民自治，进行民主管理，普及教育，提高农民及基层干部的文化素质、政治素质和现代公民意识，是一项不容忽视的重要任务，应当引起全社会的广泛注意。近代以来，曾有人提倡所谓“村政理论”、“村本主义”、“村本政治”抛开其封建内核不论外，应当说人有可借鉴的价值。

6.注重“团体组织，科学技术”，着力文化改造。梁漱溟曾把乡村建设的要旨概括为“团体组织，科学技术”。在他看来，这八个字正是近代西方文化的两大长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缺陷。乡村建设实质上就是一种文化改造的工作。因此，乡村建设的第一要务是引导农民改变千百年来各顾身家和疏离散漫的陋习，引导他们组织起来，以“人”为本，走合作的道路，健全政治机构，以集团的力量参与国际大竞争。此外，单就乡村的经济建设而言，也必须走合作的道路，走“从农村引发工业的”道路，而不是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商业来发达工业的路子”，以实现农业、工业自然均宜的发展。其次，乡村工作者还认识到：科学若不与乡村发生关系，科学在中国就不会成功。没有科学技术，中国不会进步。缺乏团体组织，中国不可能自保与独立，甚至无法在充满竞争的现代世界生存。所以，当时的许多组织，几乎是不约而同的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引进科学技术于农业生产，推行科学耕作、科学经营、科学生活。而科学技术的引进与利用，也一定要依靠联合起来的合作组织。二者的相辅相成，才可以保证中国的自主独立。

所以，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而且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无论从时间和现实的空间来说，新农村建设是一项实践着，进行着的事物，所以，在当下新农村建设中，应当注重历史与现实的结合。通过对其早期乡村建设运动，建国以来所经历的农村建设及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历史的研究，才能更好的揭示今天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必然性和可行性，并从中汲取经验，得到启示，从而更好的实践和开展新农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