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读书笔记

第一篇：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读书笔记

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读书笔记

1915年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成果，倒行逆施，妄图复辟帝制。近代著名资产阶级政论家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反对袁世凯在共和制下变更成帝制，揭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

文章一开始的“秋霖腹疾，一卧兼旬，感事怀人，百念灰尽，而户以外甚嚣尘上，喧然以国体问题闻。”便奠下了作者忧国忧民，心灰意冷的感情基调，文中一边反驳帝制派论者一边不断穿插着作者发自肺腑的娓娓规劝，读来颇觉作者用心良苦。又有自言“于共和国体非有所偏爱，而于其他国体有所偏恶······观国家尊荣危亡之所由，则一百姓之兴替。”作者之顾全大局、平心之论可见一斑。

文章先表明自己的观点——只问政体，不问国体，其原因在于“夫立宪与非立宪，则政体之名词也；共和与非共和，则国体之名词也。吾侪平昔持论，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故以为政体诚能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不可也，政体而非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可也。国体与政体，本截然不相蒙。”这也同样驳斥了帝制派的“与其共和而专制，孰若君主而立宪”的荒谬观点；同时这也是全文基本精神所在，是梁启超发气护国战争的理论基础。

作者接着阐述文章的要害：无论何种国体，皆非所反对；惟在现行国体之下，而思以言论鼓吹他种国体，则无论何时皆反对之。这就意味着，在共和国体之下，要复辟帝制，作者是万万要反对到底的。而且自辛亥革命变更君主专制为共和政体以来，全国百姓受尽苦痛，其恶现象循环迭生，“进喘息未定，而第二次变更国体之议又复起”，实在不是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思为彼亡垂绝之命”的梁启超所能容忍的；在此更是讽刺，“天下重器也，可静而不可动也，岂其可以翻覆尝试，废置如奕棋？”政体变换频繁，着实孟浪。作者认为，在现行国体之下，合众之力尚可图政治之改革，希望之遂或尚有其期。骤然蜕变则国家有所蒙失，危险苦痛不可思议！又有清末立宪的前车之鉴，谁能保证国体变更之后宪政有保障实行？今在共和工体之下暂行专制，其有种种不得已之理由，如若改为君主立宪制之后又不得不实行专制，天下人岂能谅解？作者进而用帝制派论述不能共和的原因——国情、人民习惯与能力，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自然而然得出结论——这些原因都不是因为共和的国体而产生的，所以这一反对共和的言论根本子虚乌有。要实行宪政，作者认为有二：但求视新约法为神圣来遵循和设法多予人民接近政治之机会。反驳真真环环相扣、一气呵成。

梁启超喜用以柔克刚以退为进欲扬先抑的手法跟对手“过招”，在此的辩论亦如是。他先是站在对方的角度上赞同国体变更者的论据“当选举总统时，易生变乱”，转而用中国古代历史上“藏诸石室金匮”、“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时期”的例子，甚至是用对手提出的墨西哥、中美南美葡萄牙例子，得出“墨西哥之必乱，无论为共和为君主，其结果皆同一也”“幸而托于共和之名，犹得窃据三十年，易以君主，恐其亡更早矣”这样与对手相反的结论。最后还一针见血地讽刺对手“凡立论者，征引客观之资料，不能尊凭主观的爱憎以为去取。果尔者，不能欺人，徒自蔽耳。平心论之，无论何种国体，皆足以致治，皆足以致乱。”

最让人无可辩驳便是作者的“偶像一经打破不可复立”论——“盖君主之为物，原赖历史习俗上一种似魔非魔的观念以保其尊严；此种尊严自能于无形中发生一种效力，直接间接以镇福此国。君主之可贵，其必在此。虽然尊严者不可亵者也，一度亵焉，而遂将不复能维持。······自古君主国体之国，其人民之对于君主，恒视为一种神圣，于其地位，不敢妄生言思拟议。若经一度共和之后，此种观念遂如断者之不可复续。”过去立宪派迷恋于君主立宪制，就是企图在人民的政治程度和政治能力低下的情况下，借助君主这种法外尊严镇住不懂“法制”的”愚民”，但辛亥革命之后皇帝被推翻了，两千年来供奉的土木偶一旦被打翻，想要恢复人民对它的信仰便不可能了。即便是“可以明目张胆集会结社以图推翻共和；则他日在君主国体之下，又曷为不可以明目张胆集会结社以图推翻君主？”历史上也没有由共和

返帝政而成功的先例。国体变更论者又“何苦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诒国家以无穷之戚也！”

最后作者还补充“欲问杨氏所长之筹安会，为法律内之行动耶？抑法律外之行动耶？杨氏贤者也，或能自信非逾法律以为恶，然得毋已逾法律以为善耶？”以斥责杨度鼓吹法制。

诚如蔡锷所说：“先生所言，全国忍人所欲言，全国人人之不敢言，抑非先生言之，固不足以动天下也。” 梁启超在宣传反袁复辟维护共和，并身体力行，是了不起的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