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务员最新时事：消除贫困,还有哪些坎要迈

第一篇：国家公务员最新时事：消除贫困,还有哪些坎要迈

时事政治：10月17日的国际消除贫困日再度引发公众对减贫的关注。我国提出到2020年要力争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但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在减贫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目前我国在扶贫开发方面问题依然不少，突出表现为返贫现象时有发生、扶贫资金“跑冒滴漏”屡禁不止和部分脱贫地区“贫困帽”难摘等。能否解决好这些问题，事关新一轮扶贫攻坚成败。

因病、因灾返贫现象时有发生 如何巩固减贫成果?

江西宜春市上高县田心镇官溪村黄茂平，是一户贫困户，前几年在政府的帮助下开始脱离困境。但2009年，黄茂平的儿子被诊断为白血病，次年他自己又被诊断为慢性肾炎并发展成为尿毒症。父子相继患病，让这个刚刚脱贫的家庭重陷困境。

黄茂平说，儿子被确诊为白血病后，他带着儿子四处求医，先后花去了十五六万元医疗费;而自己患上尿毒症后，也要定期做血液透析，每年费用需七八万元。记者调查了解到，近年来，在国家扶贫政策的帮助下，贫困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但也有不少人像黄茂平一样，刚刚脱贫却又不幸因病、因灾返贫。

“这种现象确实是有的。”江西省扶贫和移民办公室政策法规处处长李林生说，贫困人口一般都是分布在深山、水库或地质灾害多发等发展条件较差的地区。加上这些人口综合素质较弱、增收技能不强等原因，一遇到大的疾病或者大的自然灾害，就容易产生返贫问题。

当前，因病返贫现象非常普遍。为此，有关人士认为，今后应把扶贫开发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相结合，减轻贫困家庭的医疗负担。黄茂平说，通过享受新农合和大病救助等政策，现在他每个月做血透能免去2880多元，平常所服用的药物还可通过新农合进行报销。

针对因灾返贫现象，李林生表示，今后各地应结合实际情况进一步创新扶贫方式，把搬迁扶贫、产业扶贫和科技扶贫等相结合，切实改善贫困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提升他们的综合素质，以促进贫困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减少因灾返贫现象发生。

扶贫资金“跑冒滴漏” 如何看住贫困群众“保命钱”?

在消除因病、因灾返贫现象的同时，还需加强对扶贫资金的监督管理。记者调查发现，当前各地在扶贫资金使用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跑冒滴漏”问题，造成了“账面扶贫”的假象，即从账面看扶贫确实投入了不少资金，可实际上很多贫困群众并没有得到这些钱。

有关人士表示，近年来，国家和各地扶贫济困力度不断加大，惠民政策“含金量”越来越高。但是，作为贫困群众“保命钱”和减贫脱贫“助推剂”的扶贫助困资

金，在一些地方却屡屡遭到“揩油”和“打劫”，个别干部甚至将“扶贫助困”变为“劫贫济私”。

中部某贫困省扶贫部门的负责人坦承，虽然扶贫资金的使用一直要求公平公开公正，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比如有的专项资金项目偏离扶贫扶弱宗旨，有的工作不讲程序，有的不守底线违反政策搞变通，甚至触及红线以权谋私，侵害贫困群众利益。”

近期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由于监管难度大、管理制度执行不严等一系列原因，一些地方的扶贫等保民生资金存在虚报冒领、挤占挪用、滞留沉淀和监管弱化等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贵说，在下一阶段的扶贫开发工作中，一方面要加大对扶贫资金的监管力度，让其真正在阳光下运作;另一方面要增强扶贫资金使用的针对性，加大对其使用效率和实际效益的考评，确保资金真正用在帮助贫困人口脱贫上。

脱贫地区“争贫保帽” 如何才能减少贫困“老赖”?

实际已脱贫地区“争贫保帽”导致“贫困村”不见减少也是当前扶贫开发中普遍存在的怪相。记者调查发现，当前有些贫困地区已经脱贫，但仍带着“贫困帽”，并且迟迟不愿摘掉。

业内人士表示，戴着“贫困帽”其实并不光荣，只能说明当地经济发展缓慢，百姓生活困难，但当前有很多地区却把“贫困帽”当作宝贝，“因为按照国家有关扶贫政策的规定，凡是国家确定的贫困县，都由国家给予扶贫贷款、以工代赈资金、财政扶贫资金等专项扶贫资金”。

但近期江西、贵州、甘肃等地在扶贫开发工作中，却释放出一个强烈信号，即“减贫摘帽”正在代替“哭穷戴帽”，扶贫开发中存在的“帽子戏法”有望得到改变。

记者了解到，针对当前部分地区早已脱贫却迟迟不肯摘掉“贫困帽”的现象，江西省正研究制定相关激励办法，使脱贫地区摘掉“贫困帽”，如加强对扶贫开发重点县(乡、村)的监测，并研究制定相关激励措施，凡摘掉“贫困帽”的，省财政可以采取以奖代补、稳定转移性支付等形式给予鼓励，保证其利益不受损，以鼓励扶贫重点县(乡、村)加快发展，改变越叫穷越得到扶持、越扶持越想“保贫困帽”的现象。

事实上，“扶贫开发重点县(乡、村)”的帽子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得到资金和项目支持，又容易滋生“等靠要”思想。今后江西省对扶贫工作的考评，既要考评各地投入的资金、人力等情况，更要考评扶贫工作的实际成效，以科学考评推动扶贫工作再上新水平。

第二篇：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浙产机器人”要迈三道坎

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浙产机器人”要迈三道坎

决意彻底告别过去低小散、传统落后的生产格局，以“机器换人”为抓手，浙江制造业发力转型。在市场和政策双重红利之下，浙江正在掀起一股“机器换人”热潮。

省经信委副主任凌云认为，“机器换人”实质是以装备更新为载体的技术创新、工艺创新和管理创新；核心是用先进技术装备替换旧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目的是加快改变过多依赖低成本劳动力的增长方式。”

与“机器换人”热潮相伴而生的，是一个新兴产业的兴起——浙江机器人产业。但记者调查发现，尽管浙江机器人市场的需求巨大，本地机器人产业发展势头迅猛，但仍需迈过成本偏高、关键零部件核心技术落后、应用服务缺失这三道坎。

双重红利催热产业

我省的“机器换人”，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政府“有形之手”强力推动。各地从财政、税收和融资等各个方面减轻企业负担，推进实施企业“机器换人”。如杭州“对实施工厂物联网(“机器换人”的主要形式)项目的企业，将按照项目实际投入的25%给予资助”。

政府力推“机器换人”，是推动制造业升级换代乃至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对企业来说，“机器换人”则出自现实需要。调查显示，2005年以来的9年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人均劳动报酬从每年14847元增加到每年41370元，年均增长15.8%，总量和增幅均居全国前列。

“机器换人”在浙江有多热？根据省经信委的调查，2013年，通过“机器换人”，我省减少普通劳动用工70万人；2014年全省万元工业增加值用工人数下降了8.6%，同比减少了61万简单劳动为主的操作工人。

在政策和市场的双重催发下，机器人产业迎来一波热潮。目前，杭州有30余家公司涉足工业机器人行业，包括国内领先的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在杭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杭州新松。

位于慈溪的宁波长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3年多来从汽车零配件向汽车等非标“量身定制”自动化机器人手装备转型，目前为福尔达、四维尔、上海大众等做配套。总经理徐长友介绍，“最近几年发展很快，2011年销售额400多万元，2014年销售额2000万元；今年预计同比翻番，其中自动化装备销售占比过半。”

2013年，浙江正式提出“555机器换人”推进计划，即未来五年每年实施5000个项目，投入5000亿投资，推进机器换人。虽然大中型企业普遍欢迎“机器换人”，但中小企业积极性并不高。

业内人士称，浙江的制造业民营中小企业居多，对这一群体而言，投入资本进行“机器换人”，存在一次性投入过大、成本回收期

长，高成本投入和可能面临的高风险等障碍。

采访中，有中小制造企业负责人坦言，“机器换人，一年能收回成本就做，两年收回成本要考虑，3年就不换了。”2009年，杭州新松曾应浙江一家打火机生产厂家的要求，设计一条自动化生产线以帮助其实现“机器换人”。最终，200万元的价格让这家企业的老板望而生畏。这家企业只愿意出一半的价钱，因为出的钱再多一点就不如人工划算了。

“现在是机器人成本较高，人力相对还较低，但是从趋势来看，随着研发的投入和技术的成熟，前者的成本是在不断降低的，后者却还在上升。”杭州新松总经理李正刚说，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浙江企业的生产成本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根据省经信委的统计，目前浙江重点企业装备数控化率达到35.7%，机器设备联网率达到28.3%。重点企业加快“机器换人”之际，一个尴尬的现实是，我省制造企业所用的自动化设备，大部分来自国外，不仅价格高昂，还需要二次改装和调试。

浙江兆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的无人生产线，是“兆丰”自己的研究院技术攻关的成果。即便如此，生产线的机器人和关键零部件基本都是进口。所幸，这条生产线的“大脑”以及部分零件，都经“兆丰”的研发人员重置和改装。董事长孔爱祥说，“如果我全部用别人的东西，这套设备卖给我最起码要1亿元，以后还得跟着他走。这套设备买来时值3000万元，后期系统是我们自己研发的。”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制造企业都有“兆丰”那样的实力。对于起步时间并不长的浙江机器人产业而言，缺乏核心零部件技术是“硬伤”，涉足机器人产业的企业做集成系统的较多，即利用上游零部件，设计机器人结构和控制箱，制造标准机器人。

在巨大的市场潜力驱动下，还是有不少浙企迎难而上，进行核心技术攻关。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凭借全电脑横机在传统纺织服装行业“机器换人”潮中赢得大商机，10年时间年销售从数百万元跳跃到数十亿元。2013年12月，“慈星股份”发布公告称进入机器人产业，进行高端机器人项目的开发。

减速器是工业机器人的核心零部件。承担国家重点科技863项目的慈兴、中大合作团队经市场调研发现，我国工业机器人对核心精密减速器的新增需求量成倍增长，另外对于保有工业机器人的维修保养也需要大量的精密减速器。然而全球75%的精密减速器市场由两家日本厂商垄断，实现精密减速器的国产化迫在眉睫。

“中大力德”在为期两年的攻关中，项目组引进日方两位高端专家，一举攻克了该项核心技

术难关，成功开发了关节机器人减速器。目前，其“机械手”所需齿轮、摆线、曲轴、精密轴承，除精密轴承外，全部自主制造。“中国制造企业对新的制造工艺需求、产品制造需求都非常强烈，这对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是强大的推动力。”企业负责人说。

应用尚需“私人定制”

对很多中小制造企业而言，机器人买回来了，“机器换人”才是刚刚开始。会不会用，这是一个问题。

温州一家鞋企购进数台机器人，装配了一台自动流水线，完成一笔订单后操作人员便束手无策了。原来，整个生产线的“大脑”，也就是机器人的程序都是为某一种款式事先设定好的，只能做一种款式。而该鞋企的订单品类繁多，生产品类时常需要变换，对机器人公司而言，这个工作量不小。

这反映了当下机器人应用上普遍存在的问题。杭州一家机器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工厂进行自动化改造的时候，一般都要签订保密协议。而且即使是同行业的工厂，需要的机器人也都不完全相同，几乎每家企业的软件都需要重新做。“机器人安装到工厂很简单，但要让机器人有效运转，还需要服务企业的‘私人定制’。”

省机器人产业技术联盟理事长朱世强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机器换人”应与企业的发展目标提升、管理方式的转变、人员的提升等诸多方面结合起来。他说，“机器换人”并不就是用机器人换人，而是以适用的机械设备替换人的劳动，机器人只是其中的设备之一。“不必过度迷信国外设备，设备要强调‘适用+适度的柔性’，应综合考虑性能、成本、维护等因素。”

记者了解到，省经信委专门成立了22个省级“机器换人”专家指导组，公布了两批次共20多家省级“机器换人”工程服务公司名单。据悉，这些公司是各类专业从事自动化、智能化设备研发与生产，或针对某一领域、行业开展生产工艺流程和装备等研究、咨询、优化服务的专业工程服务公司。

专家指出，机器人是一个产业链，要有前端的马达、伺服，核心的减速器，后端也要跟上。机器人的后端应用让生产企业头疼的是，找不到下游做集成的合作伙伴，这部分内容主要包括软件、硬件、工艺等。

在慈溪，由当地龙头企业带动，已经形成了一条机器人产业链。宁波江宸自动化装备有限公司是汽车零部件、轴承自动化装配检测生产设备生产商，其在宁波更大轴承有限公司实施全流程、数据化、自动化轴承生产线项目，成为宁波市成套装备自动化示范项目。

“江宸”通过制造外包，让20多家企业为其配套，其中慈溪企业7至8家，主要为自动化相关

配件的代理采购及精密零部件的加工制造，未来将扶持更多的慈溪本土企业加入到高端装备制造这个产业链中。“江宸”去年销售额9000万元，今年预计1.5亿至1.8亿元。

第三篇：2015国考申论热点之“公交优先”要迈几道坎？

2015国考申论热点：“公交优先”要迈几道坎？

 热点概述

2013年9月16日，“公交出行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四惠交通枢纽举行，交通运输部和市交通委相关领导参加启动仪式，这标志着为期七天的全国“公交出行宣传周”活动正式开始。据悉，9月22日为“无车日”，当天，市交通委机关工作人员将全部绿色出行，以实际行动倡导更多市民“少开一天车”，多选择绿色交通工具出行，减少尾气排放。9月22日当天，我市还将划定奥林匹克公园区域周边道路、王府井大街南起灯市口大街西口北至东四西大街西口（美术馆东街南口）路段、南锣鼓巷等路段为“无车区”，倡导市民9月22日在“无车区”步行或骑自行车出行。

“公交出行宣传周”期间，我市公交企业将通过新开线路、增配运力、增发车次、延长高峰时段运营时间等方式，提高地面公交运营能力，为乘客创造良好乘车环境；进一步完善定制公交商务班车平台，开展公交多样化服务，鼓励更多市民选择公交出行。

轨道交通运营企业将严格按照运营计划组织列车正点开行；密切关注客流变化情况，适时加开临时客车、延长运营时间和采取分流限流措施。

在公共自行车办卡点和部分地铁站点，向社会公众发放宣传资料，介绍公共自行车服务指南、办卡手续流程、网点分布等内容。同时，检查网点设备设施，备足车辆，保证公共自行车试骑活动。

为了维护乘车秩序，全市将开展“自觉排队”宣传引导活动，组织党团员、青年志愿者在公交首末站和中途站引导排队候车；开展“让座日”活动，组织员工到站台进行秩序维护，加强对“老幼病残孕”乘客的特殊照顾，协助其优先乘车。

 相关评论

@新华网评论：据交通运输部运输司运输处处长蔡团结介绍，一些大城市的主要做法是，在直辖市方面：北京市交通委运输管理局组织了“绿色出行 畅通北京”——北京运输服务宣讲团，在石景山玉泉西路社区、翠谷玉景苑社区举行宣讲活动，向当地居民介绍即将在两社区周边开通的专１１路公交车的基本情况、公交车乘坐常识、公交线路开通的工作步骤及市交通发展现状，倡导居民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绿色出行；重庆市公交集团在观音桥４１２朗情广场、民安华福公租房、杨家坪、龙头寺枢纽站等多地设立了宣传点，鼓励市民低碳、环保出行，少开私家车，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出行。志愿者们还走进社区、商圈、车厢开展宣传，征集市民对公交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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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网评论：据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冯正霖介绍，去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大力加强公共交通和绿色出行的宣传和引导。为贯彻落实《指导意见》精神，交通运输部将每年的9月16日至22日确定为我国“公交出行周”。

冯正霖表示，我国开展“公交出行周”活动的目标是为了培育“低碳交通，绿色出行”的城市公共交通文化，形成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科学发展的良好局面。

冯正霖介绍，确定将我国每年的“公交出行宣传周”定在9月16日至22日，考虑到对接国际上的“公共交通周”。

资料显示，2002年，在欧盟委员会的推动下，20多个国家的300余个城市在9月16日至22日首次举办“公共交通周”活动，积极开展以鼓励公共交通、自行车、步行等绿色交通方式为主题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这项活动已发展成为全球性的公益性环保活动，目前全世界已有2200多个城市加入。

 模拟题

北京推行首个“公交出行周”活动，期间通过增开线路、增发车次、延长时段来缓解交通压力，对此谈谈你的看法？

 参考解析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的急速进步，城市的容量也在逐渐增加，导致的社会可容纳量逐渐减小，当前尤为明显的表现就是城市交通拥堵和环境质量差两大涉及百姓生活的突出问题，为了缓解这两大问题，北京开始推行首个“公交出行周”活动，期间通过增开线路、增发车次、延长时段来缓解交通压力，对此个人认为此项政策是非常必要、具有重要意义的。

首先，从必要性上来说。对于像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每天都会面临着交通拥堵时刻和地段，这会给生活在此的市民增加生活成本，影响生活幸福度；第二，交通拥堵有可能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造成交通隐患，给交警工作者带来极大的工作压力；第三，交通拥堵也会造成尾气污染，影响空气质量，给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带来不良的影响。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改善交通拥堵现状是我们的工作的当务之急，是非常有必要的。

其次，从现实意义上来说，北京提出“公交出行周活动”也能够起到缓解交通的很好的作用：第一，增开线路、增发车次、延长时段等方式能够有效的减少私家车出行的数量，缓解大城市生活的老百姓对出行的需求。第二，这种“公交出行周活动”能够大幅度减少老百姓在花在路上的时间，提高其工作效率、减少生活成本，增加生活幸福感；第三，北京推出“公交出行周活动”之后，能够为其他城市提供一个良好的示范作用，为其他城市解决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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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堵问题提供宝贵的经验；最后，通过“公交出行周活动”，政府有效地解决了存在已久的社会问题，提高政府公信力和工作效率。

当然，长远的来看，仅仅是“公交出行周活动”对于解决交通拥堵问题是不够的，需要多抓共管、多管齐下、组合拳出击，才能根本上解决交通拥堵问题。

首先，控制私家车保有量，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所以私家车有可能越来越多，如此的话则会严重影响交通的通畅，所以通过摇号、限行等方式来控制私家车保有量和私家车出行。

其次，严格交通法规，之所以出现交通拥堵有很多的原因是一些司机、行人违规操作、违法交通法规，所以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应该让老百姓从根本上认识到其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必须严格执法、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最后，加强思想教育工作，对于学生等年轻人无论是校内、还是校外应该加强思想教育工作，让其认识到遵守交通规则的重要性，在以后的生活中自觉遵守交通法规。

除了以上的措施以外，政府部门也有必要对市政建设进行重新的规划和建设，对老化的建设、不合理的建设进行修理和重建，相信在长远的将来，我们能够有一个轻松、愉快的出行环境。

华图教育预祝您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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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国家公务员最新时事 政府治霾,还要靠市场和法治帮忙

国家公务员最新时事 政府治霾，还要靠市场和法治帮忙

编者按 雾霾治理，正在向纵深推进。上周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在大气污染防治上下大力、出真招、见实效，努力实现重点区域空气质量逐步好转，消除人民群众“心肺之患”。

新一轮的“治霾”措施将从加快调整能源结构、发挥经济杠杆的激励和导向作用、落实各方责任等三个方向推进。更加注重运用市场和法治手段，成为本次会议的突出亮点。未来雾霾治理将在哪些方面有新的突破，在实施过程中又会有哪些难点，记者约请相关专家进行了深入解读。

能源结构怎么调

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治理雾霾首先要加快调整能源结构，其中实施跨区送电项目颇为引人关注。

记者在采访中看到，北方冬季的燃煤取暖是大气污染的重要成因。然而，作为清洁能源的风电却常常“有力使不上”。在风能资源丰富的吉林省白城市，冬季受热电联产机组“保热调峰”影响，风电场弃风率在50%以上。吉林省能源局副局长郑建林说，弃风限电的主要原因是吉林电网消纳能力不足、外送通道不畅等。

实施跨区送电，能否有效降低燃煤污染?对此，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总工程师王金南表示，控制燃煤排放是降低PM2.5污染的关键手段之一。为解决京津冀等区域大气污染严重的紧迫问题，《大气十条》提出了煤炭消费总量负增长的要求，并要求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能源消费增量的同时，通过提高接受外输电比例、增加天然气供应等措施替代燃煤。

“跨区送电一方面有助于接受外输电地区以电代煤，显著减少当地燃煤源的大气污染排放;另一方面，随着特高压等技术的发展，跨区输电的总体能源利用效率可以高于输煤的能源效率，因此跨区送电对于提高我国煤炭开发、转化、传输、使用的整体效率，也将产生积极作用。”王金南说。

近年来远距离、大容量、低损耗输电能力输电技术的发展与系统建设，使得能源在大范围内优化配置成为可能。随着能源结构优化调整力度的不断加强，跨区输电需求的不断增加，对于跨区电力输送能力的需求也会随之增加。

除调整能源结构之外，还必须注重提升车用油的质量。机动车尾气排放已成为我国城市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在大城市的污染贡献率更高。柴油车更是污染的罪魁祸首，《2013年中国机动车污染防治年报》显示，全国柴油车排放的氮氧化物接近汽车排放量总量的70%，颗粒物超过90%。

对此，会议明确提出，促进车用成品油质量升级，今年年底前全面供应国四车用柴油。王金南说：“全球的机动车污染控制技术都是把机动车排放控制技术和油品作为一个系统进行考虑。只有全面供应清洁的车用燃油，才能推动清洁机动车排放控制技术。国四柴油的全面供应，打破了油品质量因素对机动车排放控制技术的瓶颈，为满足国四乃至将来更高排放标准的技术应用扫清了障碍，汽车尾气排放将大大降低。”

为保障在2014年底全面供应国四柴油，王金南建议，国家应进一步严格石油冶炼行业环境准入，新、改、扩建千万吨级以上大型炼化项目以生产国五标准车用燃油为设计目标，督促石油企业加快生产改造步伐;同时地方要加强油品质量的监督管理，各城市质检、工商、环保等部门应开展联合执法检查工作，严厉打击非法生产、销售行为，以切实保障车用燃油质量。

用好市场的“无形之手”

消除民众“心肺之患”，必须更加注重运用市场的“无形之手”。这是本次会议的最大亮点。

“治理雾霾是一场攻坚战和持久战，需要综合运用行政命令、市场激励和法律法规等多种手段，共同推进，才能收到良好效果。相比行政命令，经济手段更多是起到辅助作用，在保证治污达标的前提下，发挥鼓励和激励的作用。”

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说，“充分运用价格、补贴、税收、信贷等经济手段，可以给治污方有所选择，为了达到治理污染的目标，可以选择成本最低的方法。”

当前，我国在治理大气污染手段上，更加依赖行政命令式的手段，市场激励型的经济措施是块短板。要加快我国空气质量改善进程，必须尽快补齐这块短板，更加注重发挥价格、税收、补贴等的激励和导向作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注重运用更多的经济手段，也与三中全会精神保持了高度一致，符合当前改革创新的工作要求。

2013年，中央财政首次设立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首批发放的50亿元用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并重点向治理任务重的河北省倾斜。本次会议将今年的专项资金增加到100亿元，对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实行“以奖代补”。

王金南指出：“中央持续加大大气污染治理的资金投入，可以有效推动地方治理大气污染的进程。在资金分配方式上，采取‘以奖代补’方法，年终根据污染治理成效，对分配资金进行清算。为得到中央财政资金，地方必须因地制宜采取成效最明显的污染防控措施。因

此，‘以奖代补’发挥了经济杠杆作用，强力促进了地方政府有效施治，提升了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

为保证中央财政花在刀刃上，王金南建议，资金投入重点向污染严重、经济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倾斜，优先用于支持大气环境监管能力建设、涉及民生的污染防治、节能减排等重点项目上。

“中央财政资金投入仅是大气污染治理投入中的一部分。治理雾霾需要全社会同呼吸、共奋斗，还需要地方配套资金以及企业和社会的投入。”夏光强调。

要用好市场治霾这只“无形之手”，除了发挥中央财政的导向作用，还应用好价格、税收等经济杠杆。本次会议提出，完善购买新能源汽车的补贴政策，加大力度淘汰黄标车和老旧汽车。

对此，王金南建议，采取黄标车淘汰补贴、新能源汽车补贴、“合同能源管理”财税优惠、绿色信贷等多样化措施，同时完善脱硝电价、排污收费、“两高”产品消费税等价格、税收政策，从而更加有效调动企业的治污积极性。

“依法治霾”，需要再快一点

在强调市场手段的同时，记者注意到此轮大气污染防治新政还特别强调了法治手段。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环保法专家王灿发表示：“依法治霾势在必行，‘大气十条’毕竟属于政策文件的范畴，由于缺少法律制度的保障，难免执行‘遇挫’，因此必须加强法制约束。”

王金南说：“只有有法可依，大气污染防治才能有章可循，才能更有效地促进我国空气质量改善。在灰霾频发、大气污染治理紧迫的形势下，在群众对蓝天白云的美好期待下，《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工作应尽快提速。”

依法治霾，已经被很多地方提上议事日程。2013年底，《陕西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出台，首次将排污权有偿使用与交易写进地方法规，在全国率先立法治霾。3月1日，《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将正式实施，该条例首次把降低PM2.5纳入立法，将对造成大气污染的违法行为从严处罚，罚无上限!“这可以说是史上最严的惩罚措施。其中，取消罚款上限是一个突破。”参与了《条例》的起草和修订工作的王灿发告诉记者，以往由于环境污染违法处罚过轻，使得法律缺乏威慑力。空气污染“罚无上限”的重拳惩戒有望走出“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怪圈。

前不久陆续闭幕的地方两会上，“依法治霾”的进程也已经明显提速。除北京之外，湖南、安徽、江苏等省都表示将加快完善大气污染防治的法律制度。但是，国家层面的大气法修订却显得有些“缓慢”。

记者采访中，多位专家都表示大气法的修订亟待加快。制定于1987年的《大气污染防治法》是我国大气污染防治的基本法，虽然在1995年和2000年两次修订，但是十多年后我国空气污染形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其内容已经明显滞后。

“目前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的重点防控对象仍是PM10等煤烟型污染，对当前以细颗粒PM2.5、臭氧等为特征的区域性污染并没有涉及，已难以适应我国当前大气污染防治的需求。”王金南说。

“现行大气法没有明确规定环境保护优先原则，而是沿袭以往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原则，导致‘先污染、后治理’现象时有发生。”王灿发说。

随着社会各界对修法呼声越来越强烈，《大气污染防治法》在2006年启动再修改程序之后，目前修改稿已报送国务院法制办。

实际上，仔细分析英国、美国、日本等国治理大气污染的经验，无不在强化法律约束。王灿发说：“关键要探索适合我国特色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在修订时把治理PM2.5作为考核、评估领导干部政绩的指挥棒，使环保成为地方政府的‘紧箍咒’。”

第五篇：国家公务员最新时事：政府信息公开不到位,问责要到位

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时事政治：政府信息公开不到位，必须要有到位的问责去倒逼，希望监察机关、上级行政机关等激活对不依法履行公开义务等行为的问责权。

据报道，有律师因原广东省计生委没公开2012年社会抚养费征收及使用情况，去年将之告上法庭。近日，广州中院作出一审判决：责令广东省卫计委对原告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重新作出处理。政府部门在当地输掉被广泛关注的官司，此前并不多见。

广东省卫计委输了官司，至少说明其此前在信息公开方面，存在很大问题。而像这样的并非个例，据昨日《新京报》报道，一份关于49个国务院部门和29个省区市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报告显示，“更新不及时”、“公开渠道单一”、“公开的信息群众不关注、群众关注的信息不公开”成为三大共性问题。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固然有法律规定笼统、保密传统浓厚、公开范围不明、法规效力层级有待提升等。但一个最为浅显而重要的道理不容忽视——无问责则无执行力。信息公开问责机制去哪了?对信息公开不到位的行政机关和工作人员，该怎么追责?

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从制度来看，并不乏这方面的规定。比如，《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29条，规定了政府信息公开的社会评议制度，政府不履行信息公开义务，首先要面临公众和社会的负面评价和谴责，这属于政治道义责任的范畴。

其次，进入行政诉讼程序的，可能会承担法律责任，即在行政诉讼中败诉，并进而可能要付出行政赔偿。除此之外，信息公开义务履行不到位，构成《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规定的玩忽职守、贻误工作、滥用职权、作风懈怠等情形的，应当给予相应的处分，承担行政责任;对于触犯《刑法》的，还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这些问责机制，当然仍有很多问题，比如过于笼统，缺乏细化的可操作性等，但即便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有关部门“当真”起来，也不至于出现像广东省卫计委和不少行政机关一样完全拒绝公开的情形。因而，问责制度缺陷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实践中很少将这些问责机制当回事，也极少严格按照问责机制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追责。广东省卫计委输掉官司，已经很罕见。但就算如此，也并未听说相关部门有具体人员被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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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府信息公开不到位，总是没有到位的问责去倒逼，也就难怪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某种意义上成为拨一下才动一下的“算盘珠子”了。

昨天国务院办公厅印发《2014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点》，再次强调要加强工作考核、社会评议、责任追究、举报调查处理等制度建设，建立健全信息公开监督保障机制。《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35条，明确赋予监察机关、上级行政机关对不依法履行公开义务等行为的问责权，相关部门必须先激活这些问责权，才能确保信息公开不在一些地方或部门成为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