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中：理性评估家庭承包制过去二十年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

第一篇：刘恒中：理性评估家庭承包制过去二十年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

刘恒中：理性评估家庭承包制过去二十年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

谈到三农问题，谈到如何解决三农问题，谈到统筹城乡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就必然会涉及农村的土地制度，必然涉及现行的“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的土地制度。

对待家庭承包制，可以说目前有两种观点和态度，尽管其区分尚不那么明显和针锋相对，也存在很多模棱两可、很难归类的说

法。一种观点认为，家庭承包制的历史作用尚未完成。尽管不乏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或不完善，但其本质或基本框架目前仍然适用。为了稳定，为了给进城的农民一条后路，现在的任务，不是探溯和推行其它土地经营制度，而是进一步坚持和完善家庭承包制。另一派意见认为，家庭承包制的历史作用已经完成，必须代之以新的土地制度，否则，三农的改革和发展很难深入，统筹城乡经济、全面建设小康很难开启。我自己持后一种意见。

要理清是否改革家庭承包制，首先有必要认清家庭承包制的历史功绩与本质局限。并且，在讨论中，有必要区分这么两个方面：本身作为一种农业经营方式的家庭承包制，和作为当年一系列后续改革启动器的家庭承包制。这是因为，就历史功绩和本质局限二言，二者很不相同。

土地的家庭承包制，作为当年一系列后续改革启动器，不仅更正了公社制“一大二公”的偏失，搞活了农村经济，而且，更重要地，引致和推动了过去二十年来国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可以说，没有家庭承包制的实行，就没有近二十年农村经济的改革，也就没有近二十年中国经济的改革。没有家庭承包制的实行，就没有近二十年农村经济的发展，就没有近二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家庭承包制开启和推动我国二十年来改革发展的历史性功绩，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农业经营方式的家庭承包制，其历史贡献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在这里，我们认为，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是考察土地经营制度的根本标准之一。比如说，实行家庭承包制前，为什么农民的收入那么低？为什么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那么低？实行家庭承包制后，为什么农民的收入提高了那么多？为什么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那么高？不仅从概念上、而且从数量上真正弄清楚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收入究竟是怎样提高的、哪些是决定性的因素和政策，对于我们正确地认识以往三农改革发展成绩与经验，对于今后三农改革发展的深入，尤其对于我们讨论是进一步完善或改革家庭承包制，十分地必要。

下面，我以自己的经历、观察和理解，结合当年所在生产队的情况，就家庭承包制过去二十年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这个问题，做一个解剖麻雀式的回答。是否能以这一管窥而见全豹，有待比较大范围的调查研究和抽象分析。

一、联产承包制前为什么农村收入那么低？

联产承包制前，实行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以我所在的生产大队为例，农民一年的辛苦劳动只有一半用于生产自己的收入。而且，生产出农产品的价格十分低廉。

首先，完全由农民负担的、规划不断变动的农田水利建设，每年耗去至少30％的农村劳动力。大寨当年的根本经验之一，就是大力兴修农田水利，改天换地，以此来改变农村的贫穷面貌。每年冬天、甚至初秋就开始兴修农田水利，是向大寨学习的具体行动，也是县及其以下各级组织的主要政绩建设。我所在的生产队，所有青壮年男劳力和青年女劳动力，一年中至少有三个月在水利工地上。这三个月内，整个生产队几乎不从事任何创造收入的生产，在家的妇女还要为工地提供各种后勤。

其次，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和“一平二调”的观念下，人民公社的各种机构、各种组织不断扩大，加上各种各样的政治活动，衍生出各种名目的“脱产”干部或人员。以我所在的生产大队为例。一个约200人口、不到100个各类劳动力的生产小队，平均负担两个大队脱产干部（我是其中一个）、一个半民办教师、半个赤脚医生、至少两个实际上脱产的生产小队干部、常年的水利调干或其它公社调干一人、以及常年为大队服务的人员一名、等等，加起来有八人之多，若占总劳动力的8％左右。

再次，那时的会议特别多，全公社群众大会，全大队群众大会，小队群众大会，加起来，可能至少一个月就有一天这样的会议。这样，约占全年劳动时间的3－4％。

那时的假期不算很多。农村主要有春节4－6天，元旦一天、国庆节和五一劳动节一天，加起来一年不超过10天假。

最后，那时，一切的农副业生产经营活动，均被当成资本主义的尾巴，不断地被禁止和割除。农产品的价格只有现在价格的15左右。一般生产队和农民社员想要从事任何工商业活动，基本上没有可能。当然，农民更不能进城去打工。

表

一、家庭承包制前农村生产队的劳动力使用分布

兴修农田水利30

各类脱产劳动力8

各类群众大会4

节假日3

从事农业生产55

以我所在的生产队为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