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法学会警察法学研究会2011年年会暨警察规范性执法与社会管理创新理论研讨会综述

第一篇：陕西省法学会警察法学研究会2011年年会暨警察规范性执法与社会管理创新理论研讨会综述

陕西省法学会警察法学研究会2011年年会暨警察规范性执法与社会管理创新理论研讨会综述

作者：王荐举

2011年12月17日，陕西省法学会警察法学研究会暨 “警察规范性执法与社会管理创新”理论研讨会在陕西省委党校召开。陕西省法学会常务副会长雷宝生同志专程出席会议祝贺并作了重要讲话。省法学会、省委党校、省委政策研究室、省公安厅、西北政法大学公安学院、陕西警官职业学院、省高院法警总队、省森林公安局、西安市公安局、杨凌区法制办、商洛市公安局、曲江监狱、《调研与决策》编辑部、《现代世界警察》西安工作站、《警察防卫技术》编辑部、《法制之窗》编辑部、陕西和平房地产公司、陕西唯益保安服务公司等单位的五十余位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围绕着学术研讨会主题“警察规范性执法与社会管理创新理论”作了精彩的主题发言，并展开了充分而热烈的讨论，最后取得了圆满成功。会议由省法学会警察法学研究会会长惠生武教授主持。

此次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是“警察规范性执法与社会管理创新理论”，会议收到与会者提交的学术论文共近100篇。大会主题发言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会议邀请了陕西省法学会常务副会长雷宝生同志作了重要讲话；第二阶段是大会主题发言，由省法学会警察法学研究会惠生武会长做了主题发言。第三阶段论坛共有8位行业专家作了主题发言。与往年相比，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新，参会者对警察规范性执法与社会管理创新理论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作了深度剖析很多新观点建设性强；二是热，参会专家准备充分广泛探讨，大家发言踊跃，现场气氛热烈；三是广，参会单位多，会上一致通过增加李朔，耿军翔等四名常务理事和十名理事，新理事的加入更给研究会增添新的活力。

年会暨学术研讨会的主要学术成果综述如下：

雷宝生副会长首先传达了中央及省政法工作会议精神，并指出，当前警察执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今天的研讨会贯彻落实了党中央和省政法委的相关精神，省法学会作为上级主管单位非常重视本次会议，相信通过研讨会能够更新执法观念、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进一步推进我省警察规范化执法。

省法学会警察法学研究会惠生武会长首先感谢省法学会等上级单位长期以来对研究会工作中的支持，认真回顾2011年研究会开展警察法学研究的工作情况，并指出研究会在省法学会的正确领导下，在警察法学基础理论研究、警务实践研究、承担科研课题、编写教材及专著以及参与社会实践、提供社会服务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我省乃至全国的警察法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本届年会的宗旨和任务是研究警察规范化执法和社会管理创新问题，重点是就社会管理创新与公安管理创新进行深入交流探讨。

惠生武会长指出警察法学研究会研究前景广阔，任重道远。规范化执法必须放到经济社会全局中来谋划和推进，努力反映经济社会和执法环境深刻变化对警察规范化的必然要求，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解放思想，拓宽思维，才能不断创新。

他进一步提出今后警察法研究的任务和目标就是要进一步明确警察法学的地位，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结合自身情况，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深入实践，明确警察执法的对象与适用，坚持科学认真的研究态度，将社会管理创新与公安管理创新相结合。最后他强调，应当重视警察法学理论研究与警务实践相结合，不断创新警察法学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积极推进警察法制建设，科学性和实践性对于提升警察执法水平有着重要的意义。

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公安厅法制总队周俊峰总队长发言指出陕西省公安厅党委紧紧围绕“争当西部一流、争创全国先进”的工作目标，推动执法规范化建设创新发展，带动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再上新台阶。

首先，应该组织学习和培训，提高素质。执法规范化理念的树立，民警执法素养的提高、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要依靠长期扎实的教育培训来实现。更要不断深化执法交流实践，建立了执法服务队、通过开展案件巡查等新颖独特的形式，强化培训效果，指导执法工作，用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武装民警头脑，潜移默化地提高民警法律素养。

其次，推进执法信息化建设。信息化建设，发展较快，如果不积极学习，努力掌握最新信息科技，就会淘汰，必须加强学习，应定期组织人员学习和培训计算机网络管理知识，提高警员网络信息化管理、使用和维护能力，充分发挥信息化建设对执法监督工作的促进作用。

再次，全面深化以规范化、标准化为核心的路面执勤执法工作规范。坚持与时俱进、以人为本，把执法规范化和法律的人文关怀紧密结合，始终把执勤执法的标准化、程序化、规范化作为执法规范化建设的基本要求。

最后，放权基层，简化程序，树立一线民警执法权威。为了树立一线民警的执法权威，提高新形势下公安机关社会管理的执行力，应该紧紧抓住机构升格后各大队具备独立执法办案资格的有利时机，与相关部门多方沟通，精简环节，大胆放权，以更加强健奋发的姿态，秉持“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理念，强力推进交警队伍执法规范化建设。

研究会副会长省交警总队办公室主任马随法在会上对加强和改进执法监督工作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化认识，加强领导。要把执法规范化建设作为提高执法权威和执法公信力的基础工程，通过认真、扎实和创造性地工作，全面提升执法规范化建设的程度。要科学谋划，统筹安排。从全市执法工作的实际出发，用科学的思维来谋划，走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发展道路。要强化措施，扎实推进。组织执法规范化建设专项检查，开展日常工作统计和通报，定期抽查基层所、队的案卷，全程实行督察督办，年终进行评比奖励。分清责任，狠抓落实。

研究会副会长省厅刑警总队吴仲飞政委在会上着重介绍了我省刑侦案件的执法情况，表示规范化执法一直朝前进行。进一步强化执法监督。有力的推进了支队执法规范化建设。不断完善执法主体、执法制度、执法工作信息化建设，狠抓执法办案质量，坚持以严格公正、文明规范执法为重点，规范执法行为，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切实做到执法为人民群众服务，强化执法规范化建设。研究会常务理事西安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勤大队政委王端阳针对利用数据与素材表现出规范化执法的发展做了详细介绍，与此同时针对当前西安市渣土车交通安全管理的问题，也着重分析了西安市渣土车管理现状以及渣土车管理上存在的诸多薄弱环节，并提出了解决当前西安市渣土车交通安全管理整治的主要对策和建议。

首先是政府主导部门牵头，其它部门分工加强城市从源头上治理，其次是深入开展宣传教育，全面提高安全意识交通安全宣传教育。要想彻底治理好渣土车驾驶员交通违法的问题，就必须从加强驾驶员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入手，提高驾驶员的交通安全意识和遵章守法的自觉性。建立常态管理机制，始终保持高压管控深入开展渣土车车队改制试点，适当的时候可以考虑让车主入股司机统一管理。

研究会常务理事西安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宣法处处长车强发言明确提出如何真正树立一线民警的执法权威，提高新形势下公安机关社会管理的执行力，西安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紧紧抓住机构升格后各大队具备独立执法办案资格的有利时机，与相关部门多方沟通，精简环节，大胆放权。

当前民警在工作中规范性执法的重要性，交警工作是一项社会性工作，交通违法案件数量非常庞大，没有一个有力、高效、完善的执法办案体制，难以充分发挥打击违法犯罪的作用，更难以驾驭管理纷繁复杂的交通秩序。过去，基层大队办理一件行政拘留案件至少需经大队、支队、分局3部门审批，民警要在上述部门之间来回跑3—5趟，严重影响了办案效率和效果；同时环节过多导致干扰办案因素增加，甚至影响执法权威，挫伤民警积极性。

2009年，他们把原来由支队统一审批的行政拘留案件全部下放一线大队，简化了办案手续，节省了办案时间，降低了执法成本，提高了执法权威。仅2010年，全市行政拘留醉酒驾车当事人1447例，各项执法指标大幅攀升，对遏制交通事故、强化道路交通秩序、打击严重交通违法犯罪发挥了非常显著的作用。特别是2011年5月，《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实施颁布，把醉酒驾驶纳入了刑事案件以后，他们第一时间结合公安部相关要求，制定了《支队办理醉酒驾驶刑事案件暂行规定》，简化程序、强化指导，把办理刑事案件的权力也下发一线大队。通过行政案件、刑事案件两项办案权力的下放，使大队真正成为了一个实战的执法实体，一线执法权威和道路交通的管控能力显著提升，受到了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的充分肯定。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3年来，执法规范化建设为西安交警队伍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和动力。西安借交警支队连续3年被评为

陕西省交警系统执法工作第一名、西安“五五”普法先进集体，交警支队成为西安市公安局各警种的执法标杆单位，涌现出了全国公安交管系统执法标兵吴刚、感动古城十大民警高永鹏、“全国三八红旗手”张昂、“全国道德模范”王振治、西安市“巾帼文明岗”西华门女子示范岗等一批先进单位和个人。执法规范化是现代文明社会对公安机关迫切要求，规范执法理应成为全体交警的一种习惯，一种常态。它是一个镌刻在人民警察心中的誓言，是一个永恒的追求。

研究会常务理事陕西省森林公安局副调研员王毅，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面临的现状与问题做了精彩的发言。针对目前的生态保护投入与面临的生态问题不相适应，生态保护任务难以落到实处。生态保护资金投入少、投入渠道单一，生态治理工程效益有待继续提高等一系列的现状，王毅提出了以下几点对策：第一，完善经济政策，扩大宣传教育。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积极探索建立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共享机制。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力度，弘扬环境文化，倡导生态文明；第二，构建监测体系，加大政府投入。建立并逐步完善生态系统监测网络。加强对重点生态系统的科学研究，开展生态系统脆弱区和敏感区的监测，建立生态监测和预警网络，提高生态系统监测能力的同时加大政府度投入；第三，建立标准体系，开展国际合作。积极引进吸收国外资金、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提高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的技术和管理水平。

研究会常务理事陕西省委《调研与决策》蒋宏权副主编、常务理事省高院法警总队政委李少碧和省西北政法大学、警官职业学院的教授学者都分别讲话。最后，警察法学研究会惠生武会长做了总结性发言，他指出本次年会开得很成功并对发言作出了精彩点评。警察法学研究会为推动警察法学的研究及警务实践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推动警察法学科的研究及警务实践工作的发展。会议同时增补了七名研究会常务理事与四名研究会理事。会议最后在全体与会者热烈掌声中宣告结束。

作者：中国法学会理事

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

《警察防卫技术》杂志社主编

第二篇：省法学会警察法学研究会2012年会暨警务心理研讨会综述

省法学会警察法学研究会2012年会暨警务心理研讨会综述

王荐举

2012年12月22日，陕西省法学会警察法学研究会2012年暨警务心理研讨会在西北政法大学召开。此次会议由陕西省法学会警察法学研究会主办，西北政法大学公安学院承办。参加本次会议的有陕西省法学会专职副会长雷宝生，省法学会副会长、省公安厅副厅长陈里，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王翰，省委党校副校长、警察法研究会副会长宦洁，省法学会研究部主任魏清利，西北政法大学教授、警察法研究会会长惠生武。还有西北政法大学、陕西法治信息网、《调研与决策》编辑部、西安市交警支队、《警察防卫技术》编辑部、等多家单位数名学者济济一堂，围绕研讨会主题“警务与司法心理”做了精彩的发言和讨论，会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会议由警察法研究会副会长、西北政法大学公安学院院长毕成主持。

此次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是“警务与司法心理”，收到与会者提交的学术论文共近100篇。大会主题发言分为两个单元：第一单元，会议邀请了陕西省法学会警察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公安厅副厅长陈里同志出席会议祝贺并作了重要讲话，请警察法学研究会会长惠生武教授宣读、颁发聘书，并做警察法学研究会2012年工作总结；第二阶段是警务与司法心理研讨会发言，由西北政法大学公安学院副院长毕成主持，共有10位行业专家作了主题发言。

年会暨学术研讨会的主要学术成果综述如下：

陕西省法学会副会长、公安厅副厅长陈里博士在讲话中介绍了警务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他指出，自新中国成立至2009年年底，全国共有10768名民警牺牲。同时，警察执法环境艰苦、自身综合素质不高、执法过程有违法行为、公安经费保障滞后等问题现如今也同时存在，并且他还提出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刚性维稳，柔性执法”。

警察法学研究会惠生武会长对警察法研究会2012年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并汇报了2013年的工作安排。

西北政法大学王翰副校长联系当代社会实际情况，提出科研工作的新思路主要在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省法学会专职副会长雷宝生对警察法学研究会的工作给予了肯定与表扬，并要求大家在充分学习“十八大精神”的前提下搞好法治工作。

上半场会议在热烈掌声中结束，各位专家代表进行了合影留念。

二十分钟休息后，开始会议第二单元：以警务与司法心理为主题的研讨会。研讨会由公安学院副院长冯雪主持。

西安市公安局雁塔分局李会贤政委在“警察心理压力及调试现状”方面指出：

警察作为一项高危职业，无论是心理上还是身体上，在工作中都要承担巨大的压力。近几年来，在对敌斗争、打击犯罪、维护治安、处置突发事件和抢险救灾等工作中，因公伤亡的人数逐年增多。公安工作的性质和特点决定其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风险和压力，也决定了这支队伍在和平时期必须付出更多的流血和牺牲。如果我们平时不注意心理和身体保健，健康很容易出现问题。小之可能是一般常见疾病，日积月累可能就是致命的身体伤害。我们只有树立起科学的健康理念，保持良好的饮食生活习惯，才能拥有饱满的热情和强健的体魄，才能投入到艰巨而伟大的公安事业中去。

在“基层民警心理援助该如何开展”问题上，西安市公安局宣传处胡杰科长建议：要对民警进行健康知识教育，帮助民警掌握正确的健康知识，树立正确的生命观和健康观，做到身体、心理、社会适应三者协调统一，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同时加强心理健康指导，帮助民警培养健全人格，加强品德锻炼，改善人际关系，正确处理工作、生活压力，自觉加强心理健康保健。倡导民警在日常生活中，一要加强身体锻炼，二要经常进行健康检查，三要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西安市雁塔区检察院徐英科长简明扼要的围绕“检察官的警务心理的认识 ”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陕西省监狱管理局刑罚执行处李亚军科长在“监狱特殊群体心理矫治及相关问题探讨”时提出，在特定的监狱环境下，要关注特殊人群，把他们的心理矫治当成大事去抓。

在“心理测试技术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问题上，西安市碑林检察院反贪局刘晓溪科长指出：在各地的侦查、安全、机要部门中，通过使用“测谎仪”协助办理案件已经不是秘密。随着心理学理论发展及实践经验的积累，一套由测谎仪创新发展而来的测试技术在我国应运而生。它就是由我国科研人员自主研发的、依据国人生理、心理实际情况而升级完善的“心理测试技术”。目前，这一测试技术在刑事案件侦查审讯中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

陕西师范大学心理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兰继军教授主要从心理健康教育和体育心理学方面进行精彩阐述应用心理学的发展。

西安体院朱昭红博士在心理训练及应用方面指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尽管民警的各级机关已经意识到明警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但做的还远远不够。要实现心理健康常态化制度化，任重而道远。

西北政法大学院副教授赵晓凤等就自己在警务心理研究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经验进行交流发言。关注心理健康是提高公安队伍战斗力的保障，民警良好的心态决定了在这个高危行业里更好地服务群众。

西北政法大学院副教授徐渭生在警察心理健康研究现状的发言中，结合目前现况从概述、国内理论与实践、个人观点三方面进行了研究：

一、现状、国内外情况；

二、理论方面、实践方面；

三、从警察职业压力源分析警察心理健康体系之构建。

他提出，结合民警的现实压力，把倾听大家的意见和反映的情况及时做好沟通，让每个民警在一线工作没有后顾之忧。定时减压，成立减压室咨询室、心理健康康复中心，建立心理健康摸底调查录入制度、接待倾诉制度。

会议在热烈的讨论与交流中结束。

第三篇：陕西省法学会警察法研究会2013年年会暨反恐怖犯罪学术报告会综述

陕西省法学会警察法研究会2013年年会

暨反恐怖犯罪学术报告会综述

文/王荐举

2013年12月27日早9时，“陕西省法学会警察法学研究会2013年年会暨反恐怖犯罪学术报告会”在西北政法大学雁塔校区北行政楼会议室隆重召开。陕西省法学会研究部主任魏清利代表法学会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由西北政法大学教授冯雪、副会长刘成华主持。来自省公安厅、西北政法大学公安学院、陕西警官职业学院、西安市公安局、杨凌区法制办、商洛市公安局、陕西法治信息网、《警察防卫技术》编辑部、省警察防卫技术研究会培训中心等单位的四十余位专家学者，围绕大会主题作了精彩发言并展开激烈讨论。

首先冯雪教授致开幕词，介绍与会嘉宾陕西省法学会研究部主任魏清利和研究会领导会长惠生武，副会长吴仲飞、刘成华，秘书长邹少陶等。并请惠生武会长向大会汇报研究会2013年工作情况并提出2014年工作计划。

惠生武：首先感谢各位的参会，2013年在省法学会的支持下，通过研究会各位成员和热心警察法学研究的学者、高校老师及实务部门的同志们的努力，研究会在学术研究、交流和社会实践等方面取得了大量成绩。

主要包括以下四点：

（1）继续深化警察法学基础理论研究，为警务实践提供理论支持，研究会成员发表专业论文30余篇，西北政法大学公安学院老师发表警察法学相关论文20余篇，在马随法副会长的组织下，编纂出版了警务理论实践方面的论文集，收录了研究会近年来学术成果30多篇。

（2）广泛开展学术交流，多次组织、参加学术研讨会。研究会有三人参加了8月份在哈尔滨举行的中国警察法学研究会学术年会，本人于10月份赴台参加两岸四地学术研讨会，做了关于城市交通治理的报告。西北政法大学公安学院近期承办的中美刑事诉讼改革研讨会，部分在公安学院任教的我会人员参加，扩大了研究会的中外影响。

（3）加强了组织机构建设，吸收警察法学爱好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参与，增加了常务理事、理事多名，完善了研究会的组织结构。

（4）积极参与警务实践活动，服务社会。到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监狱等深入调研其执法情况与实际存在问题，并开展了多场次的讲座与培训。

在接下来的2014年，研究会要深刻领会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精神，探索、应对刑诉改革、废除劳动教养、新疆恐怖暴力事件、城市管理和群体性事件等问题，为警务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主要计划有四点：

（1）继续深化警察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并加强与执法实践结合。

（2）与西安市交警支队联系，争取在上半年召开一次关于城市交通管理的研讨会。

（3）开展实务调研，进行社会服务活动，到实务部门进行专题调研，对有关人员进行专业培训。

(4)关注警察法法律空白，为警察法律建设作出贡献。

邹少陶：警察法学研究会成立9年来队伍不断壮大，会员已由成立之初的26人发展到如今的60多人，现根据研究会章程，宣读今年新增的副秘书长、常务理事和理事。

新增戴耀伟、郭亚娟、王荐举、常宏4人为副秘书长，新增郭兆平、何力、曹燕平、陈林、王毅、杨军建、许传彬、杨利西、李天平、孙利波10人为常务理事，新增阮翔等9人为理事。

副会长刘成华：下面请吴仲飞副会长介绍公安部工作组赴安哥拉执法情况。吴仲飞：我今年在公安部刑侦局挂职局长助理期间，于7月份任组长带领公安部工作组远赴安哥拉侦破针对当地华人的犯罪，历时共35天，带回犯罪嫌疑人37人，破案48件，涉及13项罪名。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安哥拉，安哥拉位于非洲西南，紧邻大西洋，原是葡萄牙的殖民地，1995年正式独立，随后爆发内战，马拉松式的战火蔓延27年，直到2002年才实现国内和平。安哥拉结束内战后，我国政府首先向安哥拉提供了大额低息贷款，使他们在第一时间启动了重建进程，因而两国经贸合作发展迅速，中国成为安哥拉第一大贸易伙伴，石油资源丰富的安哥拉也成为中国在非洲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和第二大石油供应国。由此而来的，有大量中国大中型企业进军安哥拉，抢占广阔的市场，安哥拉的华人数量也由2001年时的不到50人迅速增长到26万人。这其中有优秀的商人和企业家，自然也有抱着一夜暴富心理、好逸恶劳的不法分子，这些不法分子最了解自己的同胞，能够选择最恰当的时机对他们下手，又最清楚中国人破财免灾的心理。以“福清帮”为主的犯罪团伙频繁针对中国公民实施抢劫、绑架、敲诈勒索、拐骗妇女强迫卖淫等犯罪活动。这些犯罪分子对受害人采取殴打、汽油浇身、活埋等各种残忍手段，逼迫受害人交纳赎金。由于安哥拉警察警力有限，装备落后，跟中国人语言不通，不熟悉中国犯罪分子的作案方式，即便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审讯中也不会有任何突破。而且许多受害人因为不信任警方、害怕犯罪分子报复，很少有人报案，这更加滋长了不法分子的嚣张气陷。到后来，有些犯罪分子懒得亲自出马了，花2000美元雇佣一名本地安哥拉人，对他们要绑架和抢劫的对象实施行动。时间长了，当地那些本来很淳朴的安哥拉人，心里也生出坏主意，既然挣钱这么简单，干脆自己去搞中国公民算了，于是近两年当地安哥拉人针对中国公民的暴力犯罪也时有发生，更让在安哥拉的中国公民防不胜防了。今年4月下旬，安哥拉内政部长马丁斯访华，向孟建柱书记提出了派工作组至安哥拉协助安警方侦破针对中国人犯罪案件的请求。以此为背景，我们工作组于7月19日前往安哥拉开展了此次境外执法。

此次行动最大的感想是执法条件的恶劣，工作开展困难。原先预期半个月完成的任务最后用了35天。首先是当地的治安环境复杂，由于常年战乱，造成枪支泛滥，不少犯罪分子都有手枪甚至冲锋枪，对工作组成员的人身安全造成极大威胁。其次，安哥拉的警察大多是战争时期的军人转任，没有受过正规的刑事侦查训练，基本不会办案，对工作组提供不了多大帮助。第三，陌生的地理环境和语言障碍，不少的现场勘查和抓捕行动都需要在当地茂密的丛林中进行，而在一次夜晚的抓捕行动中，在对抓获的犯罪嫌疑人进行身份的确认时，由于害怕报复，找来的5、6名翻译大多不辞而别，最后仅剩的一名抱着豁出去的态度完成了对300多名嫌疑人的身份确认。最后，当地的政府官员腐败低效，也对工作组的工作起到了负面影响，在工作组完成侦破抓捕任务后，竟因有关部门的工作失误导致工作组滞留了半个多月。

这次行动是共和国警察首次实质意义上的境外执法，虽然环境恶劣，条件艰

苦，但也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安哥拉混乱的社会治安源于多年的战乱，这告诉了我们稳定的政治环境对良好社会秩序的重要性。同时由于石油资源丰富而在近十年间经济飞速发展的安哥拉，另一方面却是贫富分化严重，政府官员受贿成风，社会治安混乱不堪，这种现象也给予我们启示。

刘成华：感谢吴仲飞副会长所做的介绍。下面请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刘仁琦副教授做有关“新疆三股势力和暴恐犯罪调研”的报告。

刘仁琦：首先感谢大会给了我这次发言的机会，11月份我校一行五人由贾宇校长带队赴新疆乌鲁木齐、和田、喀什等地进行关于“新疆三股势力及暴恐犯罪”的调研，交流座谈的对象包括普通民众、宗教人士、各级官员、知识分子和民间团体，通过实地考察，与一线干部和群众交流，使我们对新疆的暴恐犯罪有了直观认识，也使我思考了一些以前没想过的问题。我的报告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是介绍新疆暴力恐怖犯罪的现状和特点。其次，是分析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最后，提出一些治理暴恐犯罪的法律困惑。

先谈新疆暴力恐怖犯罪的现状。在我们到新疆之初，16日在乌鲁木齐正与新疆政法委书记会谈时，其突然离场，我当时就觉得就觉得可能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当晚我们在宾馆被告知不要外出。第二天才知道，当时发生了11.16巴楚暴力恐怖袭击案，当时有两名协警死亡，原因是协警无权配枪，只能手持木棒与持刀斧的暴徒搏斗，最终暴徒被警察击毙。我们在调研时，看到一些村的警务室门前摆着一堆木棒，因为由于警力不足，基层防暴恐袭击主要靠协警，协警又无权配枪，相反暴恐分子大多持枪，没枪的有自制的炸药，都没有的还可以拿大刀袭击，而警务室的门口又不能摆上砍刀，这是现实存在的问题。根据新疆自治区公安厅提供的数据，1991年到2000年，共打掉暴恐团伙503个，依法处理6328人。2006年到2010年，打掉团伙450个，处理6000人。新疆暴恐犯罪有以下特点：

（1）团伙化，犯罪组织由开始时的松散、临时、流动性向团伙化发展。

（2）极端化，主要是三股势力中的宗教极端势力披着宗教的外衣，对普通伊斯兰群众进行洗脑，这股宗教极端势力的发展经过了前十年的思想建立与后十年的暴力活动三个阶段，可以说这之间也有我们的工作失误，7.5事件后，更是快速蔓延。有一个例子，一对兄弟，哥哥信仰宗教极端势力，弟弟一开始不相信，在哥哥的灌输下，弟弟最后做出了砍伤汉族干部的行为。7.5事件后，乌鲁木齐出现了维汉分居的现象。在乡村和巴扎（维语，集市、农贸市场），维族群众的衣服上都带有维语标识，维族群众对于服装、食品甚至道路都要要求“清真”，与汉人分开，形成了维汉两族间的隔膜。

（3）手段多样化，暴恐分子动员其亲属，主要是妇女儿童用人体炸弹的形式进行恐怖袭击。有一伙暴恐分子，将一些儿童关在一起，给他们灌输极端主义思想，进行恐怖活动培训，当公安部门来解救这些儿童时，他们却不肯离开，说“我们还没有杀光异教徒，你们这些警察就是异教徒。”

（4）智能化，犯罪手段、方式与国外恐怖组织趋同，8.20暴恐团伙中比较熟练的成员，每人每天可以制作十个爆炸装置，或者2到3门土炮。在近期严格炸药流通后，暴恐分子开始用火柴头、明矾等制作爆炸物。

（5）家庭化，10.28金水桥恐怖袭击中，作案者为一家中的丈夫及其母亲，妻子，妻子还怀有身孕。这种一家人集体参与自杀式恐怖袭击的原因在于，他们受宗教极端势力的蛊惑，认为“每个杀异教徒的人，都能在天堂获得70个席位”，为一起上天堂，获得更多席位而争先恐后。11.16暴恐袭击与4.23暴恐事件中的恐怖分子就有父子关系。暴恐分子在家庭内部进行非法传经，对家庭成员进行洗脑，使极端思想的传播防不胜防，政府人员在进行挨家挨户查访时的危险性更是增大。

（6）年轻化，暴恐分子中存在大量的80后、90后，8.20暴恐团伙中的成员以20多岁为主，年龄最小的仅16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部分地区的维族青少年教育率偏低，大部分上到小学就辍学，高中的入学率极低，虽然政府实行12年义务教育，对到职业高中上学的学生每年补助1500元，但还是存在一所职业高中仅3、4名学生的现象，因为家长认为职业高中上了也找不到工作，不愿孩子去上学，宁愿让其在家养羊。文化水平低是这些青少年易被宗教极端势力蛊惑，而正规的伊斯兰教讲经人员很多不识字，紧靠代代相传的知识讲经，水平较低，群众不爱听。而从国外回来的非法讲经人员文化水平高，手段新颖，群众爱听他们讲经，认为他们讲的才是真经，使非法传经迅速传播。这批被洗脑的青少年，实施犯罪时往往暴力倾向严重，手段残忍。

（7）本土化，2008年之前，暴恐犯罪许多由阿富汗、土耳其等国的恐怖分子组织参与。2008年之后，完全有国内暴恐分子实施的本土化犯罪严重，但他们仍与国外有联系，有的受其控制。

（8）少数民族地区普遍文化水品较低，我们去的山普鲁乡，总人口3.2万，文盲有3万人，而清真寺却有85座，清真寺己经远远超过了正常宗教活动的需求，这就为分裂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利用宗教进行分裂活动和反动宣传提供了场所。

在一些农村，进村离村要登记，村里还装有监控设备，但防恐形势仍不乐观。一位基层干部对我们说，有些阿訇（伊斯兰教讲经人）是“两面派”，我们在时合法讲经，私下却非法传经。我们的民族政策多年来存在一些失误，早期尤其是文革期间的部分干部不懂民族政策，不尊重少数民族习惯，工作方式粗暴，令维族群众缺乏认同感。某些极端宗教组织便是打着“反掠夺”的旗号进行暴恐活动。我们在新疆的高校调研时，得知有少数维族老师撰写歪曲“民族政策”的书籍，在课堂上非法传经，给学生灌输极端思想，维族学生往往聚集组织在一起，造成他们易被“感染”。

分析以上内容，我们可以得出关于暴恐犯罪的以下几个判断：

（1）新疆尤其是南疆的暴力恐怖犯罪呈高涨趋势，必须对其实行高压政策才能控制。10.28恐怖袭击发生后，可以看出暴恐犯罪有向内地蔓延的趋势。

（2）暴恐组织内外勾连明显，既有国外恐怖组织派入我国的人员，也有去国外朝觐的信徒被洗脑后回国从事暴恐活动。

（3）延伸性，主要是向西亚和中南亚延伸。

（4）基层政府、派出所力量薄弱。

（5）群体性与团伙性并存。

（6）三股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在深化。

（7）家庭化，导致出现大量从事暴恐活动的妇女儿童，尤为令人担忧的是，大量暴恐团伙对儿童进行恐怖活动的培训。

第二点分析一下造成以上现状和问题的原因。首先是国际势力对三股势力的支持，例如世维会、东突流亡组织。伊吉拉特组织内的恐怖分子宣称为了真主而离乡背井，抛弃所有财产，在异地发动暴力活动，进行“圣战”，对其防范比较困难。其次周边局势复杂，新疆边境线较长，难以应对国内外暴恐分子的交流，流窜。新疆社科院的同志告诉我们，他们特别讨厌中央电视台做的有关埃及、阿富

汗、巴基斯坦恐怖袭击的报道，因为其一播出，就可能被新疆的暴恐分子翻版，这一点是我们以前从未想到的。第三宗教极端思想的蔓延。利用手机、MP3等电子产品,拷贝、传播各种宗教极端主义，据说在新疆买的二手电子产品，很多就存有宣传宗教极端主义的影视资料。

最后，提出一些法律上的困惑，首先对某些情况无法律条文的规定，例如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的犯罪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普通人的这种行为就不好处理。非法宗教势力干预教育、婚姻、等现象时有发生，如果谁家的孩子上学，孩子和其家庭都会被孤立。结婚和离婚都不通过民政部门，不领证件，而完全以宗教仪式为准，这无疑违反了了《义务教育法》和《婚姻法》的规定，但破坏法律实施罪的客观反面却要求利用迷信、邪教，伊斯兰教不能认为是迷信、邪教。还有一点，现在对一些执行死刑的暴恐分子不公布姓名，尸体不交还家属土葬。乍看上去好像不人道，但如果将尸体交还，由于这些人被受蛊惑的维族群众视为“英雄”，其葬礼和墓地可能被利用来传播极端主义思想。但这种做法缺乏法律依据。

以上就是我的报告内容，谢谢大家。

会场内气氛热烈，此次会议确立了研究会新一年的理论研究方向，学术报告对反恐怖犯罪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中午12时，“陕西省法学会警察法学研究会2013年年会暨反恐怖犯罪学术报告会”在掌声中圆满落下帷幕。

第四篇：20140420证券法理论研讨会暨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2014年年会预通知

20140420证券法理论研讨会暨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

2014年年会预通知

时间:2014-03-03 11:25来源:法制网 责任编辑:admin

各位理事、有关单位代表、特邀嘉宾：

经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会长会议讨论并商相关单位，“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证券法》的修订与完善”理论研讨会暨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2014年年会拟定于2014年5月10日（星期六）在武汉大学召开。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题和内容

会议主题：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证券法》的修订与完善

会议背景：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型与改革交织进化的历史进程中，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治理转型都直接依赖于改革突破，改革的深刻性、复杂性、艰巨性前所未有。在此背景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部署。资本市场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其体制机制的改革不仅关系到其自身的持续健康发展，而且事关全面深化改革事业的全局。我国《证券法》自1998年通过、2005年修改至今，在规范证券发行和交易行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证券种类扩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形成、交易形式创新等资本市场新形势和新问题的不断出现，投资者保护滞后、市场化程度不足、监管机制不完善等弊端日益凸显，现行《证券法》已不能对当前资本市场进行有效调整，《证券法》的修改已经被列入人大修法计划。鉴于此，武汉大学法学院拟承办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2014年年会，旨在凝聚学界共识、汲取实践智慧、形成改革合力，助推证券法制的健全与完善。

主要议题：

1．《证券法》修改的方向与路径

随着《证券法》修改纳入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学界和实务界就修法工作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当前亟需就修法的具体方向和路径形成共识，主要包括但不限于：（1）证券概念及范围的界定；（2）《证券法》与《公司法》联动修改以及与其他法律的关系；

（3）证券发行注册制改革；（4）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完善；（5）证券登记结算制度的完善；（6）上市公司收购制度的完善；（7）上市公司分红制度改革；（8）证券交易所体制改革；（9）投资者保护制度的改革与完善；（10）证券纠纷解决机制的创新与完善；（11）证券违法行为的法律规制。

2．市场深化背景下的监管转型

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就必须厘清市场与政府的边界。推动监管理念、监管模式和监管方法的革新和转变，是资本市场改革创新的内在要求，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必由之路。实现监管转型，需要研究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1）市场机制与行政干预的关系；（2）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法律定位和职权；（3）行政监管、自律监管和社会监管的关系与互动；（4）共享式、功能型监管的实现机制；（5）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监管理念的实现路径；（6）证券监管执法的程序机制；（7）金融监管协调与跨境监管协作。

3．资本市场创新与证券法制回应

资本市场创新既是市场自身发展潮流使然，也是不断增强市场核心竞争力的必然要求。证券法制有必要回应资本市场创新中出现的新问题，并及时地通过制度变革促进和规范市场创新。当前需要关注的问题主要包括：（1）金融创新与公司治理的交错；（2）金融商品和金融服务的融合与“大金融”的发展趋势；（3）对赌协议的法律规制；（4）VIE构

架的法律风险与制度回应；（5）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的法律规制；（6）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与风险防范；（7）金融衍生品监管制度的完善；（8）我国现代投资银行的发展方向与法律保障；（9）金融创新与金融安全；（10）资产证券化的新发展与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11）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风险控制与金融证券法制的完善。

4．资本市场支持自主创新体制机制与法律保障

资本市场能够为科技创新提供融资途径，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强大助力。研究资本市场支持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和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设，能够促进科技成果的产生与转化，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同时也有益于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研究资本市场支持自主创新，需要研究：（1）科技金融的模式及其法律构造；（2）科技型企业创业板上市的法律制度；（3）场外交易市场与科技型企业股权融资；（4）专利证券化的法律制度；（5）“资本特区”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

二、办会单位、时间和地点

1．主办单位：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

2．承办单位：武汉大学法学院、武汉大学经济法研究所

3．会议时间：2014年5月10日（星期六），会期1天（不含报到日）

4．会议地点：武汉大学法学院

三、论文提交要求

1．向大会提交的论文应符合大会主题和相关议题，具体选题和文题可自行确定；

2．会议论文应于4月20日之前发送至zqfnh2014@126.com，以便承办方印制论文集；

3．会议论文格式参照《法学评论》的学术规范，请拟参会代表在论文中注明作者姓名、出生年月、单位、职称、邮箱、电话和具体通讯地址，以便承办方及时联系；

4．大会将评选出优秀论文奖若干，并将于闭幕式举行颁奖仪式。

四、会议议程

1．上午：开幕式、主旨发言；

2．下午：分论坛、自由讨论、闭幕式

五、注意事项

1．参会单位及人员

（1）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理事、机构理事代表；

（2）受邀请的实务界领导、专家；

（3）提交论文并受到邀请的有关高校、科研单位、实务部门的专家学者、从业人员。

2．正式通知与邀请函

大会将根据论文提交情况和会议接待能力在4月25日前向拟邀请的正式代表寄送正式通知和邀请函。

4．报到时间和地点

报到时间为5月9日，住宿和报到地点待定。

六、会务组联系方式

若有任何疑问或需要，请联系本届大会会务秘书：

李安安（***）

袁康（***）

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武汉大学法学院武汉大学经济法研究所二零一四年二月

第五篇：“社会管理创新与新时期党群关系”理论研讨会综述

庆祝建党90周年暨“社会管理创新与新时期党群关系”理论研讨会综述

刘中起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城市社会研究所 上海200233）

日前，上海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上海市社会学学会、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上海市委党校城市社会所共同举办了庆祝建党90周年暨“社会管理创新与新时期党群关系”理论研讨会。来自上海市社联、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上海大学、上海市委党校等单位的专家学者3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

关于重新思考和改善新时期党群关系

夏军（上海科社学会会长、研究员）：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对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作出了新部署新要求，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和改进党群关系正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现在的群众构成及其意识已与过去大不相同，因此需要重新思考和定位新时期的党群关系。学界需要克服社会研究中的误区，探索从新的角度重新认识和管理社会的方式方法，需要重新思考西方的社会学传统是否适合中国当前的社会现状？

张昱（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在新时期加强和改善党群关系需要明白其主旨和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单纯的执政还是为了增进人民群众的福祉？在急速转型时期、社会碎片化的情况下，由于群众状态（阶层化）的变化，导致原有的传统时期的党群关系已经发生较大变化，因此在新的时期需要重构，原来由直接联系的状态转向间接联系的状态促使党群关系需要从一体化转向多样化发展。

文军（上海市社会学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个体化社会的来临促成社会差异性、多元性和不确定性，也给社会社会管理带来巨大挑战，其根本原因源自于社会本身不断“流动”和“变化”，对传统“整体性社会”不断突破和超越。因此，新时期改善党群关系必须考虑群众工作成因复杂化、处理关联化、形态对抗化等因素，以加强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与管理为主要特征。需要适应社会转型与现代化发展的新局面，努力转变群众工作的理念，以人为本、以民为重，提升群众幸福感、满意感，政府工作由“发展主义”向“公正主义”转变、由“管理”向“服务”转变。

关于如何看待社会组织与基层民主自治

邓伟志（原上海市社会学学会会长、上海大学教授）：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由农村包围城市，从一定意义上是农会包围城市，农会即作为当时的社会组织参与 1

到社会活动当中。基层自治需要扩大公众有序参与，而有序参与即需要组织群众，而组织群众离不开群众组织，通过群众组织教育群众、发动群众，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建设需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社会组织作为党的助手、群众利益的代言人，对于缓解社会矛盾、监督党和政府功不可没，社会管理要创新，必须壮大社会组织，真正使得中国社会走向三元共治。只有为社会组织松绑，让社会组织发展壮大，社会才能稳定、和谐。

袁秉达（上海市科社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委党校教授）：“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党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执政理念的升华需要将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才能进行社会管理创新。90年党史证明，从党的领导到基层自治，均是党和人民双向选择的结果：党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在新历史条件下，社会管理创新需要继续坚持党和人民的双向选择。党必须依靠人民，对社会管理进行创新，人民最有主动的选择权，在新时期党和人民已经成为命运的共同体，党在新的历史阶段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最高标准，胡锦涛“七一”讲话强调人民民主监督对于执政的重要性，要防止腐败风险，社会管理要创新已显得非常迫切。

马西恒（上海市社会学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委党校副教授）：经验地看，目前城乡基层自治的秩序和活力并未很好地协调，民主制度空转的现象十分普遍，基层自治的主导权之争掩盖了居民的主体性，缺乏居民基于日常生活权利的地方公共性建构恰是当前社会管理矛盾的普遍根由。因此，需要从基层着手重建党的社会使命，通过积极的个人主义实现公民动员，通过维护自治权利引导公众有序参与，通过引领社会组织建设日常生活协调机制，因为建构有内聚力的基层社会需要主导基层社会生活的“政治力量”，通过这些措施深化党对日常生活的领导权。

关于社会管理的思维创新与路径

杨俊一（上海市委党校副校长、教授）：社会管理与群众利益有着内在的相关性，要从根本上解决公权力与群众的关系。“党建统领、社会协同”其内在的机理是处理好预算跟服务的关系，社会管理格局中的四大要素问题在于其结构关系，新时期的党群关系要处理好党委与公众的关系、党委与政府的关系，在加强社会管理中，党的各级组织要贯彻群众路线，克服官僚主义，发挥统领和协调各方利益的作用。要矫正各种权力的滥用，防止社会过度分化。新时期的社会管理要重视公众参与的新特点，正视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包括参与政府动员与维护群众利益方面的功能，通过培育自主性的社会组织，整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对于加强社会自治和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具有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郭庆松（上海市委党校科研处处长、教授）：改善党群关系与社会管理创新密切关联，当前社会结构变化与社会规范、价值变迁在进一步催促社会管理加速，时空压缩使得中国用30年的时间走过西方国家300年的历史发展，在正面发展效应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带来诸多社会矛盾等负面效应。借用萨缪尔森的“合成谬误”理论，当单个或是局部是正确的要素合成后可能是错误的结果，合成腐败即是一类，当前各地频发的群体性事件即是集体无意识的多重叠加，因此需要加以重视研究，通过改善新时期党群关系加强社会管理创新。

张文宏（上海市社会学学会副会长、上海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急剧的社会转型也给社会管理带来了巨大挑战，特别是社会在急速发展中所带来的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为此，在多元的社会治理格局中，需要培育社会力量，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构建和谐社会。在社会管理创新的具体路径上，一方面需要在观念上进行创新，在机构设置等方面进行顶层设计；另一方面需要了解社会需求，加强社会管理的主体能力建设。同时，需要在组织、体制、机制上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