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民主启示录

第一篇：新加坡民主启示录

众所周知，在当今世界上，新加坡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政治家始终给予好评的少数国家之一。在中国执政层看来，这个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繁荣，法制程序井然有序，社会政治稳定，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同时又能成功地保持一党执政的稳定存在。新加坡这个东亚国家，这个华人占总人口四分之三的南亚邻居，近二十年来，始终受到中国政治精英与知识分子的特别关注。新加坡在政治上也是颇有特色的。它是一个在多党民主体制的外壳下成功地保持一党独大的权威体制的国家，一方面，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具有多党制民主政治的一般特征：新加坡有定期举行的一人一票的全国公开大选，有合法存在的反对党，反对党可以独立宣布自己的政纲以争取选民支持，议会中的多数党有权组成政府施政，等等。另一方面，执政党人民行动党通过一系列特殊的选举程序设计，通过历史上形成的对政治、经济与社会资源的高度有效控制，以程序合法的方式，在公开竞选中，始终能取得稳定的压倒性多数，从而在多党体制的形式下，成功地保持着一党权威体制的长期独大地位。这种新加坡独大党（Dominate party）体制下的的民主体制，一方面保持了政治上的稳定与行政运作的高效率，另一方面又通过程序民主的选举与反对党的合法存在，形成对执政党一定程度的监督与制衡。这种通过民主竞选的方式来保持权威政治的模式，会不会对中国执政党产生吸引力？从2001年秋到2002年春，作者曾在新加坡从事访问研究。本文试图通过作者亲身经历的对2001年新加坡选战的近距离观察，以及对新加坡政治体制的的特点的初步思考，来考察这种特殊的权威体制保持成功的原因，并进而对中国采取新加坡政治模式的可行性，作出自己的分析。最后，本文将对中国特色的民主发展与制度创新的的路径与原则作出若干探讨。新加坡的“选举权威主义”政治的特点新加坡大选制度的最大特点是，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牢牢控制选举委员会、高等法院、传媒与国家财政拨款机构，通过这些机构来影响选民投票的方向，其具体办法可见于以下这些方面。一，执政党掌握了制定选举程序的选举委员会，并通过对选举程序的规划与设计，来使选举有利于执政党长期保持选票多数的优势地位。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选区的划分，是根据有利于由执政党更多得票的原则来重新安排的，如果某一选区的反对党势力较大，有可能在下一选举中取得多数，选举委员会就会把这个选区分割为几个选区，或把其中一部分与其他选区合并，通过这种不断进行大幅度的选区划分与重新组合的办法，来分散反对党的选票资源。又如，新加坡的选举制度把全国分为单选区与集选区，单选区中各党提名单一的候选人参加竞选，集选区的人口与幅员相当于几个单选区，因此由各党选出五到六人的群体作为竞选人参加竞选。只要其中一党的竞选群体在选举中获得简单多数，就可以取得国会中相应的四到六个席位。这个办法对执政党是无疑是极为有利的，因为选区范围越大，执政党获得简单多数的概率越高，更具体地说，如果某一个反对党在人数较少的单选区内有可能获得简单多数的话，那么把这个单选区并入到一个大的集选区内，反对党的得票数只会是少数，此时该反对党在大的集选区内获胜的机会就大为下降。又例如，2001年度的新加坡大选，执政党政府从宣布大选到正式大选只有两个星期，从候选人提名到投票日只有九天，这就使反对党没有足够的时间展开基层工作，也根本无法有充分时间去争取选民。新加坡执政党还进一步通过立法程序作出具体规定：各党用于选战的经费来源必须登记注册，以防范某些外国势力通过支持反对党干预内政。新加坡选举法甚至还对安放各党选战标语牌的地段，方位，距离，时间，地点，都有具体的极为严格的限制，稍有违规者就要告到法院去。例如2001年选战中，作为反对党之一的民主党申请参选登记时，登记表上少填了某些项目，于是选举委员会就以此宣布取消其参选资格。用一位反对党人士在选后的话来说，“人民行动党给反对党的竞选运动带来层层阻力，每次都把事情弄得非常难办。”新加坡执政党在选举程序设计方面颇为用心，经过这种方式，成功有效地来稳保执政党在议会中的绝对多数。二，执政党通过对法院的控制来制裁反对党，通过对传媒的软性控制来保持支持执政党的～，这样，反对党力量的削弱，以至于根本无法壮大到与执政党进行竞争。例如，一位反对党的重要领袖人物，因被控诽谤1995年“淡米尔语文周”筹委会的八名委员，而被高等法庭判处赔偿名誉损失。后来他因无法偿还巨额赔偿金而宣告破产，随即失去国会的非选区议员席位，同时也失去参加大选的资格。在1997年大选中，另一位反对党候选人也由法院以诽谤罪被判赔偿总理“形象损害费”260万美元，以致该人不得不逃离新加坡。用反对党的话来说，“每次大选都有一个反对党人士在政治上消失”。在2001年的选战中，一位民主党候选人路遇总理吴作栋，这位反对党人士当面厉声质问吴总理，要求他回答借给印尼苏哈托的一百七十亿新元的下落。由于出语不逊，于是执政党声言要控告他以诽谤罪，这位人士此后作了三次公开道歉，单在在报章按对方律师的要求出整版的道歉声明，就化费一万元新元。这一事态过程全程呈现在电视观众面前，确实起到“杀一儆百”示警的效果。这可以说是新加坡大选文化中的典型的例子。一位外国评论家曾这样批评说，“在新加坡，通过法律程序迫使一些批评者破产，从而使他们退出政坛，使用诽谤罪起诉来搞倒政敌，是新加坡政界高层惯用的方式。”新加坡执政党在法制的范围内，运用精致的政治策略与技术来迫使反对党处于竞争劣势，可以说做得驾轻就熟。三，通过执政党对城市建设与生活保障的基金的控制权，来控制选民投票的方向。执政党主持的政府在历次选举中多次表示，如果反对党在该区选举中获胜，政府很难为该区拨款，以改善生活条件。新加坡总理在此次竞选期间公开宣布，行动党在波东巴西区和后港区的候选人，只要能够在选区内的任何投票区赢得半数以上的支持票，政府将在这些邻里展开翻新计划。这就是意味着，在反对党有可能取得选民多数支持的选区，选民如果想要获得翻新计划，他们必须投选行动党候选人进入国会。正是这样，政府通过“组屋翻新计划”，“新新加坡股票”，通过社区发展理事会分发给居民的各种

援助金，等等，获得广大选民对执政党的支持，并影响他们的投票方向。可以就，通过以上这些办法的交互使用，执政党早在2001年选战的提名日，实际上就等于已经蝉联执政：该党就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已经取得83个议席中的55席。事实上2001年新加坡选举中，执政党在旗未开的情况下，就已经得胜，与拥有强大的政治、经济财政、新闻～、法院系统的资源与人才优势的执政党相比，新加坡的为数不多的反对党根本没有在与执政党的竞争中取胜的机会。反对党在竞争资源与机会上的绝对劣势，使他们从来没有形成与执政党分庭抗礼的力量基础。而且，反对党人士的政治素质与施政能力由于缺乏磨练机会相对而言也较差，这些反对党始终处于政治上的幼稚与不成熟状态，这种政治上的不成熟是反对党长期受制约的自然结果，这又反对来同时成为不少反对党政治家无法取信于选民，并获得进入议会必须的足够的选票的原因。人们说，反对党在竞选运动中几乎成了跑龙套的配角与政治上的陪衬。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源上的绝对优势，在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具有相当高的效绩。这种效绩又不断提升执政党的威信，在新加坡政治生活中，执政党始终处于的独大党的绝对优势地位。新加坡大选的直接感受在2001年选战投票日前夕，作者为了具体体验新加坡选举的实情，参加了新加坡的反对党之一民主党在新加坡北部的裕廊体育广场组织的一次竞选集会。这是新加坡仅有的两个反对党集会场所之一。绿草如茵的运动场四周，治安警察严阵以待，按选举法规定，讲台离听众必须保持十公尺距离。晚上七点钟大会开始，十点正必须立即结束，否则将会受到司法起诉。大会开始时，全场总人数零零落落，估计不过数百人，然而，在以后二个多小时里，大会参加者陆续增加到一万人以上，尤其是备受执政党强烈批评压力的民主党秘书长，该区候选人徐顺全出场后，全场情绪兴奋起来，相当一部分与会者同情这位反对党中坚人物，纷纷上台献花环，他的脖子上套上一个又一个花环，每带上一个花环，会场上就会出现热烈的欢呼声。民主党候选人一个一个走上讲台用英语或闽南语轮流发言，他们大多是抨击政府没有为下层平民办事，例如，发言人列举出总理拿年薪近两百万新币，各部长年薪为一百多万，而平民只能几千元。他们说，“新加坡执政者的薪金是全世界最高的，而老百姓工资是全世界最低的，这样的贫富不均，全世界只有新加坡才有。执政党口口声声说新加坡是一个大家庭，世界上那有这样贫富不均的大家庭？”于是，会场上掌声雷动。气氛越来越热烈。有的发言人则提出，“在老百姓面临这样的经济困难时，应该有权获得公积金度过难关”；有的发言人认为“政府吸引外来人才的政策，导致新加坡工人沦为次等公民”；有的发言人则要求政府赶走跨国公司，以保护本地企业等等。离终场前半小时，徐顺全作为最后的发言人讲话。他说，明天是决定性的日子，请你们把我们推到国会去，要推，要推、推、推，让我们在国会里代表各位劳苦大众，否则国会里没有人为你们讲话，如果我们这一次不能进去，我们要五年后才能见面，他还说，自己可能要在经济上支付赔偿金，现在已经一贫如冼，请大家来买我的书，让我渡过难关。最后，徐把自己的太太与三岁小女儿请上台来与观众见面，他把自己的女儿举到头顶，向大家致意，这个仿效西方人竞选时采取的人情战做法，看来取得了很大的效果，全场情绪进入高潮。晚上十点正，法律规定的竞选大会结束时间到了，台上的民主党候选人们并排向全场观众告别致意。散会后，反对党领袖徐顺全的太太，一个很文静的台湾籍中年知识妇女，带着刚会走路的女儿绕场走了过来，边上还有几个铁杆支持者在旁边护卫，一边还高喊口号。从在场的人的情况来看，大多数人是下层民众，也有相当一部分青年人。从会场人们的情绪来看，反对党似乎颇有可能在该区选举中取胜。从会上的发言煽情能力来说，这个徐顺全似乎很不简单，政府对他的强烈批评与压力反而使他成为对政府不满的社会群体的同情对象，从现场反应来看，这种逆向心理似乎反而使他获得更大的政治资源。然而，新加坡本次选举的结果，却与作者参加反对党竞选大会的具体感受可以说是完全相反，第二天的全国大选中，执政党再次取得压倒性的大胜。已经执政四十年的人民行动党再次囊括国会几乎全部席位，八十四席的国会议员席中留给反对党的只有二席。即使这两席反对派议员所获得的选票数的比例，也比上届选举中获得选票比例更低。总理吴作栋与资政李光耀对选举结果表示满意。值得注意的是，竞选中而势头最大的反对党民主党，在裕廊集选区由徐顺全率领的五人组成了竞选队伍，然而却只获得该选区五分之一的选票。这是所有有竞选的集选区中得票最低的。这位在选举日前一天似乎已经成功地控制了全场气氛的徐顺成及其领导的民主党，可以说是以惨败告终。反对党再次陷入将全面边缘化的困境。民主党竞选大会上的徐顺全的演说表现似乎很成功，然而它对该区的投票结果几乎没有任何实际影响。一位新加坡本地人对作者分析说，参加民主党选举大会的民众，包括那些弱势群体的民众，往往把听反对党的发言当作数年一度的情绪宣泄的机会，但一旦正式投票时则会冷静得多，新加坡是一个小国，新加坡人决不愿意冒风险，让一个政治经验与资源颇受质疑的小党，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来执政。要在实力雄厚、人才济济的执政党与那些不成气候的小党之间进行选择，其实人们并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更何况民主党在选民大会上开的治国药方中，许多只是与事无补的拉选票的大言高论。例如要赶走新加坡的跨国公司之类，只是迎合部分失业者的心态而己。由于执政党通过上述的种种办法来抑制反对派的力量，可以说是“过于成功”，以致于反对党完全有可能在所有的选区内都无法获得多数选票。而执政党又需要在国会内有一个处于绝对劣势的反对派的存在，来保持多党制民主竞争体制的外壳，以此来显示新加坡在全世界民主潮流中的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执政层还设计出这样一个办法，即让某些落选而又票数较多的、又能与政府合作的反对党人士能够进入议会，作为“非选区议员”，以保持多党制的形式。实际上，反对党在新加坡大选政治中虽然有一定的制衡作用，但主要功能来是在议会中作为一种象征，让人们觉得新加坡实行的是民主政体而已。新加坡政治模式是否适合于中国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在国际政治体制中，新加坡的政治体制是一种颇具特色的制度，这个制度是由在新加坡国人心目中德高望重的资政李光耀所创建的，这个制度的基本特点是，运用执政党历史上形成的权威资源，通过对政治资源、经济财政资源与社会资源近乎垄断的控制，通过对程序立法的精心设计，以及经过对选战策略的一系列精巧的技术性安排与处理，从而把反对党的活动有效地限制在对执政党不可能造成任何实质性的政治挑战的范围内。这样，新加坡一方面既可以实行国际上通行的多元民主，成为多元民主大家族的一员，另一方面，又能保持执政党的长期执政，保持着持续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的历史纪录。这可以说是一举两得。正因为如此，有些政治学者把新加坡的政治模式称之为“选举权威主义”：一方面新加坡政治体制具有所有多元民主政体的基本选举程序与法律制度，另一方面又成功地享有了权威主义的政治权势。可以说，是一种介乎于权威主义与民主政治之间的特殊政体模式。它是一种在多元选举制外壳下的权威政治，或者说是一种在权威性的政治资源垄断下的民主政治。在国外政治学界，有一些学者曾经提出这样一些令人思考的问题：新加坡的“选举威权主义”民主模式，是不是如同其经济模式一样，在今后某一个时候对中国产生影响？中国有没有可能从新加坡的政治模式中获得一些启示，一方面既可以继续保持执政党的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吸收多党竞争制度的某些程序与法律制度，进而获得民主政治的程序合法性，通过这种方式，在取得对权力～的有效制衡的同时，又能为渐进地发展民主迈出新的一步，满足社会上国内知识分子、民众与国际社会要求中国走向民主的期待与要求？中国的民主政治是不是可以先通过中国政治的“新加坡化”作为启动阶段？这无疑是一个颇有意思的政治学问题。更具体地说，这种“新加坡模式”的特点，可以表述为：逐步开放民主竞争空间，在执政党已经取得对政治经济与社会各种资源的高度支配地位的条件下，容许若干竞争性的小党合法存在，并在条件成熟时开放民主选举的政治空间。这样就形成类似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独大党模式。即在竞争性的民主程序下，执政党仍然可以长期享有不受质性挑战的政治统治地位。人们还可以进一步指出，中国要实现这种独大党民主模式，似乎还存在着一系列先天有利条件。首先，列宁主义一党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了对政治、经济、法律、新闻传媒等重要资源的控制与垄断，执政党拥有中国的绝大多数天下精杰与人才资源，以及它对社会各基层的组织渗透优势。更重要的是，二十年执政党推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与实效，使执政党的威望在中国公民中已经进一步提升。中国执政党在这些方面的优势，甚至远过于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的优势。因此，对于中国来说，似乎只要在程序设计方面作些精心的考量与准备，中国从社会主义的后全能政治体制向一种类似于新加坡的“选举威权主义”体制过渡似乎是颇具可能性的。然而，如果对中国的社会国情进行较为具体的考量，就会注意到，中国历史、政治与社会国情与新加坡相比，存在着相当大的不同，这就使中国要成功地效法新加坡政治模式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困难。本文试图从以下三方面来进行分析。首先，与新加坡相比，中国当下的改革开放过程与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存在着引爆性的社会问题。在改革开放二十年过程中，累积了相当多的社会矛盾，这一状况与中国从全能体制中脱离出来的特点有密切关联。归纳起来中国社会转型存在着五大困境，一是相当一部分官僚的经济～，二是发展过程中的分配不公，三是贫富两极分化与地区差别扩大，四是农村失业严重，五是金融坏帐问题。此外，还存在对政府权威的持续挑战，少数民族分离主义问题，以及大量历史遗留问题，等等。在一旦出现多元竞争时，反对党必然会把这类问题作为攻击执政党的突破口，使原来受到压抑的不满得到渲泄的合法机会，并进而引发政治参与爆炸。更具体地说，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在全能主义时代遗留下来大量困难的国家，在转型过程中的社会政治问题严峻性，矛盾的复杂性，使反对派利用选战来反对执政党的资源更为丰富，中国国内民众的不满情绪激活的广场效应，将在短时期内形成对现存政府权威的严重挑战，政治冲突对立与危机不可避免。其结果是形成连锁反应。相反，新加坡作为一个超小型的东亚前殖民地国家，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则没有这类问题的严重困忧，特别要提出的是，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恰恰在长期执政中逐步解决了困扰这个国家的种种问题与矛盾，并在解决过程中获得了更为丰沛的权威合法性资源。在执政党的经济效绩取得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即使边缘性的小党取得竞选资格，也不会构成对执政党权威的挑战。换言之，新加坡是在还不存在重大的社会～与认同危机的情况下，通过权威主义方式解决了认同危机，并进入选举权威主义时期的。相反，如果中国在出现认同危机与社会分化的条件下仿效选举权威主义，其结果会如同东施效颦一样，适得其反。第二，中国与新加坡的政治文化性质根本不同。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全能主义政治体制，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几乎全部领域。这在一体制下，一方面是政治决定一切，另一方面，这种革命时期形成的体制通过政治动员来塑造公民的政治文化，并要求社会成员高度关心政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政治文化是是动员型的、具有强烈意识形态倾向的政治文化，对政治具有高度的易感性，即知识分子、民众与各阶层的社会成员，对政治高度敏感与政治参与愿望，有人说“中国人个个是政治家”正表明中国人对政治的过度关注性。只要体制外的反对党竞争合法存在，革命政治文化的基因就会重新被激活，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就会以极快的速度，极大的规模积极地参与到反对党组织中来，形成对政府的巨大压力，出现爆炸性的政治参与扩大。相反，新加坡的政治文化与中国相比有两个显著不同的特点，首先，是英国殖民地时期长期形成的法制传统与完整的司法体系，人民习惯于在法制下规范自己的行为，其次，新加坡的政治文化是政治冷淡型，新

加坡民众一般没有强烈的政治参与热情。新加坡人的民族性有其历史文化渊源。用李光耀的话来说，新加坡华人是“福建船民与苦力的后代”，整体上没有受到过革命动员性政治文化的影响，他们在权威主义的多党制下多比较“老实本份”。这两个特点相结合，使新加坡型的“选举权威主义”可以通过法制框架来有效规范公众的政治行为。同时，由于新加坡公众的政治文化是冷淡型的，反对党对民众的政治动员力则相当有限。尤其是受到执政党通过资源垄断对反对党的活动的限制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正因为如此，即使存在合法的多党制，新加坡也不会形成政治参与过度扩大。政治稳定可以持续下来。第三，中国与新加坡在相比，国家幅员广大，人口众多，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存在着长期的矛盾与紧张，所有这一切都会极大的增加多元民主竞争下国家控制的难度。相反，新加坡国家小，人口少，只有城市而没有农村，只有中央而没有地方，新加坡没有不同地区的巨大经济社会文化差距，在这样一些条件下，政府对政治反对党易于控制。这里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新加坡政治生活中的反对党的有限存在，虽然不会对执政党的权威地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挑战，但是，却对于防止执政党的长期执政可能出现政治惰性，对于激发执政党的政治活力，加强社会力量对国家官员的监督，确实也发挥着一定的如同“疫苗”般的积极作用。从执政党安排落选反对党议员担任“非选区议员”这一制度来看，人民行动党作为执政党本身，实际上也看到了这一点。某种意义上，人们仍然可以把这种低度民主模式看作是从权威体制向更高度的民主化模式长期演进过程中的一个中间阶段。就这一点而言，新加坡的“选举权威主义”对于中国后全能型的权威主义向民主转型，仍然可以提供某些有益的启示。从民主化的三种路径～民主化的基本原则在中国现行体制条件下实现执政党可能接受的民主化过程，大体上存在着三个思考路径。一是党外民主模式，包括前面的新加坡式的权威主义多党制民主，二是党内民主模式，即通过加强党内权力制衡与党内民主化，而逐渐走向党内有序的竞争合法化，三是基层民主，即自下而上地通过村民选举，逐渐过渡到更高层次的政权民主选举。下面，本文对这三种模式的特点逐一进行分析。从实效与可行性角度来看，三种民主化途径各有其优点，但也都存在着一定的困难与风险。党外民主化模式的优点是，能较大程度地进行社会的民主化动员，并激发公民较快进入民主化的学习热情，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一民主化途径的弱点是，社会中的心怀不满的失利阶层与具有强烈政治抱负的政治边缘人，会利用这一模式提供的政治参与合法性，以过激的意识形态口号来争取社会公众的支持，挑战现存秩序的游戏规则，并煽动对现行体制的不满，这样就容易引发“政治参与爆炸”。党内多元民主模式的优点是，能在执政党最有效的控制范围内，通过党的组织纪律与程序，在政治精英层的内部进行民主化的教育与实验，可以说这是目前中国发展民主最受重视的一种模式。然而，要从党内民主发展到党内多派，就会出现一系列问题。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列宁主义型的政党，它是高度组织化的、由统一意识形态聚合起来的连队型的，具有集体主义自上而下的聚合力的政党，这与日本自民党原先就是多元小党联合的情况根本不同，中国共产党是难以从内部分化为不同的多元派系的。正如原先合为一体的手足四肢很难独立自主化为多元个体一样。其操作有相当的困难。第三种基层民主模式的优点是，可以充分利用基层民众对自己切身利益的关注，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直接监督地方官员，有助于提高地方基层官员为民办事的政治素质。然而，这一民主模式在实行过程中，也会遇到政治整合方式的若干困难。在现行体制的政治整合方式中，地方基层干部对上级命令的贯彻与执行，是自上而下的权威政治整合的基础。中国的中央政权，是靠数以万计的基层地方官员对中央负责来到保证的。然而，基层民主选举将会使地方官员为了争取地方民众的选票，而不再对上级负责，因为通过选举而上台的官员的权力合法性来自当地选民的委托，而不是来自于中央的任命。这样，地方民主选举，；实际上就是一把双面刃。一方面，它固然有利于发挥地方民众对官员的监督作用，但同时也会使中央失去自己的社会基础而导致中央权力空洞化，以及地方对中央的离心化。这样就在政治整合上形成新的断裂。其次，根据以往一些研究中国农村选举的学者的研究，从村级选举发展到乡级选举，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由于村一级的社会交往过程比较简单，人与人之间能直接接触而相互了解，村级选举的动员可以在个人之间的交流中进行，而无须中介性政治组织的出现。而选举到了乡一级，由于人口规模较大，居民彼此熟悉程度较低，这就就必然会出现通过中介性组织来进行拉选票的助选动员。这种助选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会形成自主性的政治派群。这对于习惯于权威性治理方式的执政党也会出现政治操作上的新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那就是地方与中央在民主选举中的顺序问题。这里，我们可以引用研究世界各国民主化的美国著名学者林兹提出的一个观点。林兹教授从西班牙与前苏联等国的民主化实践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他认为，凡是先中央选举，后地方选举的民主化国家，中央就先于地方具有了民主的权威合法性，这就使中央可以运用这种权威来抑制地方主义的恶性膨胀。反之，凡是先进行地方选举，然后进行中央选举的国家，如前苏联，地方领导人先于中央通过民主程序获得合法性，这样，地方政治精英就可以利用这种合法性来从反对尚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中央政府。由于中央不是民选的，因而在与地方斗争时缺乏权威合法性基础。①戈尔巴乔夫在与其政敌叶利钦的政争中失败，这一点可以说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即使要在省一级推行民选，也要充分考虑到全国选举的顺序。虽然，以上三种模式均有其不同的优势与弱点，然而，民主发展过程中的困难并不能成为中国人拒绝进行适合于自身条件的民主制度创新的理由。从理论上与政治发展的比较研究方面，对中国民主化的途径进行探索是十分必要的。平心而论，在中国特定的权威体制下，现实的政治约束条件，应该是考虑中国民主化过程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一方面，在中国执

政层看来，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仿效西方的民主化，会给社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问题甚至无政府状态。对此，人们应予以充分同情的理解。然而，另一方面，中国走向符合中国特色的民主又是历史的大势所趋，是二十一世纪中国政治家获得民众持续支持与认可的最重要条件之一。众所周知，从世界范围与历史来看，发展民主政治，是一个民族真正走向富强并享有高质量的生活的必由之路，也是有效防范～与扩大民众参与的必由之路。质言之，一方面，人们要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实际国情与政治约束条件，对民主化抱相当谨慎的态度，另一方面，历史趋势又要求中国人稳妥地进行民主制度创新。正是基于这两方面因素的制约，值得考虑的思考路径是，要从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推行经济改革获得成功的过程中，获取关于推进中国民主建设的方式的有益启示。是否能审时度势，在各种改革模式间进行合理的取舍，并在政治稳定的条件下完成向民主政治的转型，则未来二十年中国人最为关注的问题。正如前文所分析的，由于简单地采用以上三种模式的任何一种，都有其客观的困难与矛盾。在这一限定条件下，不应该有先定的模式与兰本，也不应先验地以某种概念为标准，来制定中国的民主发展计划。中国民主发展的基本路径应该是，以解决直接面对的问题为主，通过“就事论事，点滴改良”的方式，来解决中国民主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在中国民主制度发展的问题上，在碰到具体问题时，想一些临时性的办法，走一步，看一步，发现问题再停下来，看一看实施效果，走好了，再向前走一步，走不好，再退回来。试试其他办法。通过这种不断试错的办法，步步为营，循序渐进，稳扎稳打，缓进待机，从中逐渐开出一条新路来。可以说，这是一种包含着保守主义与经验论哲学智慧的、自觉排斥建构理性主义的乌托邦社会工程设计的思考路径。它渗透着一种对理性建构设计的怀疑主义精神，但它却不拒绝经验中的试错，而是努力通过这种走小步。走稳步，不停步的点滴改良的方式。来实现制度创新。这是一种以直接应对现存问题为导向的试错模式。是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经济改革试错模式在政治领域的延伸。它包含着对现实政治约束条件的充分尊重，包含着对没有在历史经验中尝试过的新的政治整合方式的持重与谨慎，而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在权威主义的条件下有可能开出新的路径来。中国如何在没有反对党的情况下，建立起某种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又能有效地防止官员～的制度？作者认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可以考虑在遵循以下五个原则的基础上，来思量民主在中国推行的必要性与时机。首先，是有用性原则，即某项民主制度创新在功能上可以取代失效的旧制度，当执政层认识到，当某种民主制度创新比现行制度更为有效，也更完善时，他们就会有更强的制度新的内在驱动力。其次，是安全性原则，更具体地说，某项具体的制度创新，应对现行政治秩序是安全的，相对而言是低风险性的，不应引发对现存秩序与执政地位的政治挑战的。第三，是可控性原则，为了达到安全性，因而在在政治的实际操作上也是可控的，可以放开，又可以收回，发生问题可以补救，而不致于没有退路。第四，是可行性原则，这一制度创新也应该是现行体制内可行的，即可以在体制内推行而不致于引起结构冲突，不致与现行体制发生剧烈排异现象。例如，它是可以作为现行制度的补充而存在的。这就比较具有可行性。第五，是合法性原则。民主制度创新在现行意识形态上必须合法的。即意识形态上是可以找到根据的，不致于被更保守的虽然已经边缘化的挑战者指责为偏离基本原则的。概括地说，这就是民主创新的有用性、低风险性、可控性、可行性、合法性。这五项原则为中国在现阶段的政治约束条件下走向民主化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更具体地说，只有这样一些基本原则，才能满足非危机条件下的执政者走向民主化启动的初始条件。改革只有在政治精英的心理承受条件约束下才有可能启动。正因为如此，它可以成为中国权威政治走向民主制度创新阶段的基本思考路径。虽然这一条件下的民主制度创新是相当有限的，它固然并不能完全满足人们对民主政治的高标准要求与期盼，但至少在政治发展过程的初期，它可以起到保持稳定的作用。引用一句每个中国人都熟知的老祖宗的格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经济发展中获得信心的中国人，有理由对中国民主发展的未来表示出某种谨慎的乐观。人们有理由认为，市场经济已经形成了实质意义上的社会自由流动，它给予中国人的自由，将是民主政治的工作母机。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多元化，以及契约性的游戏规则越来越得到公民的认同，将是中国人学习民主秩序的最基本训练所。一方面，充分享受到自由经济好处的城市新中产阶级，会成为民主政治的更积极的推动者，另一方面，农村民众的切身的利益，也使他们对乡村自治持更积极的态度。而主政者在不受过时的意识形态原则支配的情况下，更多地会从工具意义上，从功能意义上对民主化过程采取更为务实的态度。在现行秩序“低政治风险”的情况下，中国人会从功利意义上，而不是价值理性的意义上，来重新考虑中国民主建设的前景问题。自上世纪在九十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已经摆脱了激进自由派与原教旨的教条派的两极政治冲突的困扰，今后中国的民主发展较少受到左的或右的意识形态的干扰影响，民主日益成为人们改善生活质量的切实需要。民主创新固然有种种困难，它需要人们积极争取，它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它还在地平线上，但并不是空中楼阁，中国的航船总是在渐渐接近它。

第二篇：新加坡民主启示录

众所周知，在当今世界上，新加坡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政治家始终给予好评的少数国家之一。在中国执政层看来，这个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繁荣，法制程序井然有序，社会政治稳定，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同时又能成功地保持一党执政的稳定存在。新加坡这个东亚国家，这个华人占总人口四分之三的南亚邻居，近二十年来，始终受到中国政治精英与知识分子的特别关注。新加坡在政治上也是颇有特色的。它是一个在多党民主体制的外壳下成功地保持一党独大的权威体制的国家，一方面，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具有多党制民主政治的一般特征：新加坡有定期举行的一人一票的全国公开大选，有合法存在的反对党，反对党可以独立宣布自己的政纲以争取选民支持，议会中的多数党有权组成政府施政，等等。另一方面，执政党人民行动党通过一系列特殊的选举程序设计，通过历史上形成的对政治、经济与社会资源的高度有效控制，以程序合法的方式，在公开竞选中，始终能取得稳定的压倒性多数，从而在多党体制的形式下，成功地保持着一党权威体制的长期独大地位。这种新加坡独大党（Dominate party）体制下的的民主体制，一方面保持了政治上的稳定与行政运作的高效率，另一方面又通过程序民主的选举与反对党的合法存在，形成对执政党一定程度的监督与制衡。这种通过民主竞选的方式来保持权威政治的模式，会不会对中国执政党产生吸引力？从2001年秋到2002年春，作者曾在新加坡从事访问研究。本文试图通过作者亲身经历的对2001年新加坡选战的近距离观察，以及对新加坡政治体制的的特点的初步思考，来考察这种特殊的权威体制保持成功的原因，并进而对中国采取新加坡政治模式的可行性，作出自己的分析。最后，本文将对中国特色的民主发展与制度创新的的路径与原则作出若干探讨。新加坡的“选举权威主义”政治的特点新加坡大选制度的最大特点是，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牢牢控制选举委员会、高等法院、传媒与国家财政拨款机构，通过这些机构来影响选民投票的方向，其具体办法可见于以下这些方面。一，执政党掌握了制定选举程序的选举委员会，并通过对选举程序的规划与设计，来使选举有利于执政党长期保持选票多数的优势地位。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选区的划分，是根据有利于由执政党更多得票的原则来重新安排的，如果某一选区的反对党势力较大，有可能在下一选举中取得多数，选举委员会就会把这个选区分割为几个选区，或把其中一部分与其他选区合并，通过这种不断进行大幅度的选区划分与重新组合的办法，来分散反对党的选票资源。又如，新加坡的选举制度把全国分为单选区与集选区，单选区中各党提名单一的候选人参加竞选，集选区的人口与幅员相当于几个单选区，因此由各党选出五到六人的群体作为竞选人参加竞选。只要其中一党的竞选群体在选举中获得简单多数，就可以取得国会中相应的四到六个席位。这个办法对执政党是无疑是极为有利的，因为选区范围越大，执政党获得简单多数的概率越高，更具体地说，如果某一个反对党在人数较少的单选区内有可能获得简单多数的话，那么把这个单选区并入到一个大的集选区内，反对党的得票数只会是少数，此时该反对党在大的集选区内获胜的机会就大为下降。又例如，2001的新加坡大选，执政党政府从宣布大选到正式大选只有两个星期，从候选人提名到投票日只有九天，这就使反对党没有足够的时间展开基层工作，也根本无法有充分时间去争取选民。新加坡执政党还进一步通过立法程序作出具体规定：各党用于选战的经费来源必须登记注册，以防范某些外国势力通过支持反对党干预内政。新加坡选举法甚至还对安放各党选战标语牌的地段，方位，距离，时间，地点，都有具体的极为严格的限制，稍有违规者就要告到法院去。例如2001年选战中，作为反对党之一的民主党申请参选登记时，登记表上少填了某些项目，于是选举委员会就以此宣布取消其参选资格。用一位反对党人士在选后的话来说，“人民行动党给反对党的竞选运动带来层层阻力，每次都把事情弄得非常难办。”新加坡执政党在选举程序设计方面颇为用心，经过这种方式，成功有效地来稳保执政党在议会中的绝对多数。二，执政党通过对法院的控制来制裁反对党，通过对传媒的软性控制来保持支持执政党的舆论，这样，反对党力量的削弱，以至于根本无法壮大到与执政党进行竞争。例如，一位反对党的重要领袖人物，因被控诽谤1995年“淡米尔语文周”筹委会的八名委员，而被高等法庭判处赔偿名誉损失。后来他因无法偿还巨额赔偿金而宣告破产，随即失去国会的非选区议员席位，同时也失去参加大选的资格。在1997年大选中，另一位反对党候选人也由法院以诽谤罪被判赔偿总理“形象损害费”260万美元，以致该人不得不逃离新加坡。用反对党的话来说，“每次大选都有一个反对党人士在政治上消失”。在2001年的选战中，一位民主党候选人路遇总理吴作栋，这位反对党人士当面厉声质问吴总理，要求他回答借给印尼苏哈托的一百七十亿新元的下落。由于出语不逊，于是执政党声言要控告他以诽谤罪，这位人士此后作了三次公开道歉，单在在报章按对方律师的要求出整版的道歉声明，就化费一万元新元。这一事态过程全程呈现在电视观众面前，确实起到“杀一儆百”示警的效果。这可以说是新加坡大选文化中的典型的例子。一位外国评论家曾这样批评说，“在新加坡，通过法律程序迫使一些批评者破产，从而使他们退出政坛，使用诽谤罪起诉来搞倒政敌，是新加坡政界高层惯用的方式。”新加坡执政党在法制的范围内，运用精致的政治策略与技术来迫使反对党处于竞争劣势，可以说做得驾轻就熟。三，通过执政党对城市建设与生活保障的基金的控制权，来控制选民投票的方向。执政党主持的政府在历次选举中多次表示，如果反对党在该区选举中获胜，政府很难为该区拨款，以改善生活条件。新加坡总理在此次竞选期间公开宣布

绝对劣势的反对派的存在，来保持多党制民主竞争体制的外壳，以此来显示新加坡在全世界民主潮流中的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执政层还设计出这样一个办法，即让某些落选而又票数较多的、又能与政府合作的反对党人士能够进入议会，作为“非选区议员”，以保持多党制的形式。实际上，反对党在新加坡大选政治中虽然有一定的制衡作用，但主要功能来是在议会中作为一种象征，让人们觉得新加坡实行的是民主政体而已。新加坡政治模式是否适合于中国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在国际政治体制中，新加坡的政治体制是一种颇具特色的制度，这个制度是由在新加坡国人心目中德高望重的资政李光耀所创建的，这个制度的基本特点是，运用执政党历史上形成的权威资源，通过对政治资源、经济财政资源与社会资源近乎垄断的控制，通过对程序立法的精心设计，以及经过对选战策略的一系列精巧的技术性安排与处理，从而把反对党的活动有效地限制在对执政党不可能造成任何实质性的政治挑战的范围内。这样，新加坡一方面既可以实行国际上通行的多元民主，成为多元民主大家族的一员，另一方面，又能保持执政党的长期执政，保持着持续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的历史纪录。这可以说是一举两得。正因为如此，有些政治学者把新加坡的政治模式称之为“选举权威主义”：一方面新加坡政治体制具有所有多元民主政体的基本选举程序与法律制度，另一方面又成功地享有了权威主义的政治权势。可以说，是一种介乎于权威主义与民主政治之间的特殊政体模式。它是一种在多元选举制外壳下的权威政治，或者说是一种在权威性的政治资源垄断下的民主政治。在国外政治学界，有一些学者曾经提出这样一些令人思考的问题：新加坡的“选举威权主义”民主模式，是不是如同其经济模式一样，在今后某一个时候对中国产生影响？中国有没有可能从新加坡的政治模式中获得一些启示，一方面既可以继续保持执政党的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吸收多党竞争制度的某些程序与法律制度，进而获得民主政治的程序合法性，通过这种方式，在取得对权力腐败的有效制衡的同时，又能为渐进地发展民主迈出新的一步，满足社会上国内知识分子、民众与国际社会要求中国走向民主的期待与要求？中国的民主政治是不是可以先通过中国政治的“新加坡化”作为启动阶段？这无疑是一个颇有意思的政治学问题。更具体地说，这种“新加坡模式”的特点，可以表述为：逐步开放民主竞争空间，在执政党已经取得对政治经济与社会各种资源的高度支配地位的条件下，容许若干竞争性的小党合法存在，并在条件成熟时开放民主选举的政治空间。这样就形成类似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独大党模式。即在竞争性的民主程序下，执政党仍然可以长期享有不受质性挑战的政治统治地位。人们还可以进一步指出，中国要实现这种独大党民主模式，似乎还存在着一系列先天有利条件。首先，列宁主义一党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了对政治、经济、法律、新闻传媒等重要资源的控制与垄断，执政党拥有中国的绝大多数天下精杰与人才资源，以及它对社会各基层的组织渗透优势。更重要的是，二十年执政党推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与实效，使执政党的威望在中国公民中已经进一步提升。中国执政党在这些方面的优势，甚至远过于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的优势。因此，对于中国来说，似乎只要在程序设计方面作些精心的考量与准备，中国从社会主义的后全能政治体制向一种类似于新加坡的“选举威权主义”体制过渡似乎是颇具可能性的。然而，如果对中国的社会国情进行较为具体的考量，就会注意到，中国历史、政治与社会国情与新加坡相比，存在着相当大的不同，这就使中国要成功地效法新加坡政治模式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困难。本文试图从以下三方面来进行分析。首先，与新加坡相比，中国当下的改革开放过程与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存在着引爆性的社会问题。在改革开放二十年过程中，累积了相当多的社会矛盾，这一状况与中国从全能体制中脱离出来的特点有密切关联。归纳起来中国社会转型存在着五大困境，一是相当一部分官僚的经济腐败，二是发展过程中的分配不公，三是贫富两极分化与地区差别扩大，四是农村失业严重，五是金融坏帐问题。此外，还存在对政府权威的持续挑战，少数民族分离主义问题，以及大量历史遗留问题，等等。在一旦出现多元竞争时，反对党必然会把这类问题作为攻击执政党的突破口，使原来受到压抑的不满得到渲泄的合法机会，并进而引发政治参与爆炸。更具体地说，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在全能主义时代遗留下来大量困难的国家，在转型过程中的社会政治问题严峻性，矛盾的复杂性，使反对派利用选战来反对执政党的资源更为丰富，中国国内民众的不满情绪激活的广场效应，将在短时期内形成对现存政府权威的严重挑战，政治冲突对立与危机不可避免。其结果是形成连锁反应。相反，新加坡作为一个超小型的东亚前殖民地国家，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则没有这类问题的严重困忧，特别要提出的是，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恰恰在长期执政中逐步解决了困扰这个国家的种种问题与矛盾，并在解决过程中获得了更为丰沛的权威合法性资源。在执政党的经济效绩取得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即使边缘性的小党取得竞选资格，也不会构成对执政党权威的挑战。换言之，新加坡是在还不存在重大的社会分裂与认同危机的情况下，通过权威主义方式解决了认同危机，并进入选举权威主义时期的。相反，如果中国在出现认同危机与社会分化的条件下仿效选举权威主义，其结果会如同东施效颦一样，适得其反。第二，中国与新加坡的政治文化性质根本不同。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全能主义政治体制，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几乎全部领域。这在一体制下，一方面是政治决定一切，另一方面，这种革命时期形成的体制通过政治动员来塑造公民的政治文化，并要求社会成员高度关心政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政治文化是是动员型的、具有强烈意识形态倾向的政治文化，对政治具有高度的易感性，即知识分子、民众与各阶层的社会成员，对政治高度敏感与政治参与愿望，有人说“中国人个个是政治家”正表明中国人对政治的过度关注性。只要体制外的反

使要在省一级推行民选，也要充分考虑到全国选举的顺序。虽然，以上三种模式均有其不同的优势与弱点，然而，民主发展过程中的困难并不能成为中国人拒绝进行适合于自身条件的民主制度创新的理由。从理论上与政治发展的比较研究方面，对中国民主化的途径进行探索是十分必要的。平心而论，在中国特定的权威体制下，现实的政治约束条件，应该是考虑中国民主化过程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一方面，在中国执政层看来，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仿效西方的民主化，会给社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问题甚至无政府状态。对此，人们应予以充分同情的理解。然而，另一方面，中国走向符合中国特色的民主又是历史的大势所趋，是二十一世纪中国政治家获得民众持续支持与认可的最重要条件之一。众所周知，从世界范围与历史来看，发展民主政治，是一个民族真正走向富强并享有高质量的生活的必由之路，也是有效防范腐败与扩大民众参与的必由之路。质言之，一方面，人们要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实际国情与政治约束条件，对民主化抱相当谨慎的态度，另一方面，历史趋势又要求中国人稳妥地进行民主制度创新。正是基于这两方面因素的制约，值得考虑的思考路径是，要从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推行经济改革获得成功的过程中，获取关于推进中国民主建设的方式的有益启示。是否能审时度势，在各种改革模式间进行合理的取舍，并在政治稳定的条件下完成向民主政治的转型，则未来二十年中国人最为关注的问题。正如前文所分析的，由于简单地采用以上三种模式的任何一种，都有其客观的困难与矛盾。在这一限定条件下，不应该有先定的模式与兰本，也不应先验地以某种概念为标准，来制定中国的民主发展计划。中国民主发展的基本路径应该是，以解决直接面对的问题为主，通过“就事论事，点滴改良”的方式，来解决中国民主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在中国民主制度发展的问题上，在碰到具体问题时，想一些临时性的办法，走一步，看一步，发现问题再停下来，看一看实施效果，走好了，再向前走一步，走不好，再退回来。试试其他办法。通过这种不断试错的办法，步步为营，循序渐进，稳扎稳打，缓进待机，从中逐渐开出一条新路来。可以说，这是一种包含着保守主义与经验论哲学智慧的、自觉排斥建构理性主义的乌托邦社会工程设计的思考路径。它渗透着一种对理性建构设计的怀疑主义精神，但它却不拒绝经验中的试错，而是努力通过这种走小步。走稳步，不停步的点滴改良的方式。来实现制度创新。这是一种以直接应对现存问题为导向的试错模式。是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经济改革试错模式在政治领域的延伸。它包含着对现实政治约束条件的充分尊重，包含着对没有在历史经验中尝试过的新的政治整合方式的持重与谨慎，而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在权威主义的条件下有可能开出新的路径来。中国如何在没有反对党的情况下，建立起某种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又能有效地防止官员腐败的制度？作者认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可以考虑在遵循以下五个原则的基础上，来思量民主在中国推行的必要性与时机。首先，是有用性原则，即某项民主制度创新在功能上可以取代失效的旧制度，当执政层认识到，当某种民主制度创新比现行制度更为有效，也更完善时，他们就会有更强的制度新的内在驱动力。其次，是安全性原则，更具体地说，某项具体的制度创新，应对现行政治秩序是安全的，相对而言是低风险性的，不应引发对现存秩序与执政地位的政治挑战的。第三，是可控性原则，为了达到安全性，因而在在政治的实际操作上也是可控的，可以放开，又可以收回，发生问题可以补救，而不致于没有退路。第四，是可行性原则，这一制度创新也应该是现行体制内可行的，即可以在体制内推行而不致于引起结构冲突，不致与现行体制发生剧烈排异现象。例如，它是可以作为现行制度的补充而存在的。这就比较具有可行性。第五，是合法性原则。民主制度创新在现行意识形态上必须合法的。即意识形态上是可以找到根据的，不致于被更保守的虽然已经边缘化的挑战者指责为偏离基本原则的。概括地说，这就是民主创新的有用性、低风险性、可控性、可行性、合法性。这五项原则为中国在现阶段的政治约束条件下走向民主化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更具体地说，只有这样一些基本原则，才能满足非危机条件下的执政者走向民主化启动的初始条件。改革只有在政治精英的心理承受条件约束下才有可能启动。正因为如此，它可以成为中国权威政治走向民主制度创新阶段的基本思考路径。虽然这一条件下的民主制度创新是相当有限的，它固然并不能完全满足人们对民主政治的高标准要求与期盼，但至少在政治发展过程的初期，它可以起到保持稳定的作用。引用一句每个中国人都熟知的老祖宗的格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经济发展中获得信心的中国人，有理由对中国民主发展的未来表示出某种谨慎的乐观。人们有理由认为，市场经济已经形成了实质意义上的社会自由流动，它给予中国人的自由，将是民主政治的工作母机。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多元化，以及契约性的游戏规则越来越得到公民的认同，将是中国人学习民主秩序的最基本训练所。一方面，充分享受到自由经济好处的城市新中产阶级，会成为民主政治的更积极的推动者，另一方面，农村民众的切身的利益，也使他们对乡村自治持更积极的态度。而主政者在不受过时的意识形态原则支配的情况下，更多地会从工具意义上，从功能意义上对民主化过程采取更为务实的态度。在现行秩序“低政治风险”的情况下，中国人会从功利意义上，而不是价值理性的意义上，来重新考虑中国民主建设的前景问题。自上世纪在九十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已经摆脱了激进自由派与原教旨的教条派的两极政治冲突的困扰，今后中国的民主发展较少受到左的或右的意识形态的干扰影响，民主日益成为人们改善生活质量的切实需要。民主创新固然有种种困难，它需要人们积极争取，它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它还在地平线上，但并不是空中楼阁，中国的航船总是在渐渐接近它。

第三篇：启示录

《领导干部从政道德启示录》读后感

近期，单位开展了领导干部从政道德教育读书活动，我认真学习了《领导干部从政道德启示录》，感受颇深。《领导干部从政道德启示录》充分借鉴了中国历史上的优秀廉政文化，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紧密联系了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况，坚持党的群众观点、正确运用手中权力、坚持求真务实作风、保持清正廉洁气节、培养高尚情操、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等方面，对领导干部坚持立身、用权、言行、清廉、修身、齐家等方面的思想道德要求进行了深刻阐述。这是一本引导领导干部加强从政道德修养，坚持执政为民、廉洁从政的不可多得的好书。从书中我深刻体会到以下几点重要内容：

一、执政为民，以德修身。“以德修身”是指陶冶身心，涵养德行，是中华民族先进文化传统的大力弘扬。“为政之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领导干部必须坚定“干部之德在为民”认识，坚守正确的政绩观，把群众利益置于心中最高位置。国家公务人员握有一定的公权力，从事公共管理和公众服务工作，属于公众人物，一言一行，都是党和政府形象的人格化、具象化，并且还肩负着引领主流价值观的责任，更要堂堂正正做人。很难想象，一个不修自身品德的官员，会是公正廉明的社会道德楷模。陶行知就说过：“私德为立身之本，公德为服务社会和国家之本，私德不讲究的人，每每是妨害公德的人。”这本书充分让我认识到树立坚定的为政以德理念，充分认识从政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心理始终装着群众，坚持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求真务实、清正廉洁，培养高尚的情操和亲情观。

二、提高认识，廉洁自律。历史证明：勤政廉政盛行之日，则国家昌盛；贪

污腐败猖獗之时，则国势衰弱。历来清官颂扬；污吏遭人唾骂。而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今天，廉政建设对每个干部、职工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即遵纪守法、廉洁奉工、勤政为民、不贪污受贿，不以权谋私。廉洁自律是对党员领导干部最起码的要求，作为单位主管，我牢记责任，在千头万绪的实际工作中，时刻绷紧廉政建设这根弦。始终把领

导干部廉洁自律、纠正不正之风当作大事来抓，从而严格要求自已及下属。

三、修身、齐家、治国。《礼记•大学》有言：“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当前，我们面临的诱惑很多，时刻都经受着廉洁自律的考验，只有坚持“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做到慎独、慎微、慎权、慎欲，使自己成为品德高尚的人、成为严谨自律的人、成为尚俭戒奢的人，才能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永葆自己的政治青春。在我读完《领导干部从政道德启示录》后，我更能体会到其中的道理，作为一名党员干部，面对诱惑，心不动，才能视之无物，处之泰然；为官一任，无贪念，才能潜心为民，发展一方。今后，自己一定时刻警醒自己坚守信念、把住底线、拒绝腐败，既干事、又干净，努力做一名让组织放心、群众称心、家人安心的人民公仆，使源通真正成为红色的摇篮、绿色的家园、廉政的净土。

第四篇：现代战争启示录文档

录

2011-09-21

伊拉克战争与海湾战争

伊拉克战争与1991年海湾战争相比，是一场在相同的地点、与相同的对手、用不同的战法进行的战争。两场战争的主要区别是：

一、1991年海湾战争直接动因，是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联合国安理会立即召开会议，通过了660号决议，谴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要求伊拉克无条件从科撤军。美国出于保护西方石油来源和为建立符合其利益的世界新秩序的目的，乘机带头对伊拉克实施经济制裁，随后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以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为名，出兵海湾。通过42天的交战，美军达到了战争目的。在这场战争军事目的上，美国也是为了试验新的作战理论。近年，美军大力倡导军事变革。指导伊拉克战争的理论是“网络中心战”理论，并运用1996年提出的“震撼与威慑”的新理论：强调运用猛烈的火力，震撼性打击对手，不分前沿和纵深，全方位迅速地对敌人进行打击，运用先进的精确制导技术，打击对方目标追求双方较少的伤亡；空中与地面行动同时展开，目的是摧毁对方的意志，使其政权崩溃，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军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轰炸，而是利用高技术加特种兵的战术进行作战，这是美军军事变革的主要成果之一。从武器装备质量上看，美军武器装备大部分已实现信息化，而伊军武器装备大多仍停留在半机械化或落后的机械化上，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时代差”，美英联军是如何打这场不对称战争呢？ 美军此次的作战特点可以概括为：越点打击、长驱直入、陆空一体、向心攻击。美英联军绕过了巴士拉、纳西里耶等战略要地，围而不打，避免与伊军过多纠缠，陆上突击速度很快，直扑巴格达；美空军在对伊重要据点进行精确轰炸的同时，对地面行动也进行了有力的支持。

二、在战略指导和作战思想上，海湾战争是用先进战法打工业时代的机械化战争，要求确保战争胜利，但并不要求速战速决，作战指导是先实施战略、战术空袭后，再实施地面攻击，而伊军则采取依托沙漠工事坚守，实施集中指挥，与美军打堂堂阵地战；伊拉克战争，美军要求用信息化武器装备打信息化战争，不仅要求确保胜利，而且要求速战速决，作战指导是空地同时进攻、精确打击、直取要害，而伊军则采取收缩兵力、诱敌深入、放权指挥、分散打击、以托待变。

海湾战争中，美军作战共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战略空袭，摧毁伊拉克重要政治、军事、经济目标，确保夺取制空权；第二阶段为战术空袭，主要打击导弹发射架、共和国卫队、重要阵地，为发起地面进攻创造有利条件；第三阶段为地面作战，采取陆地与海上分进合击、地面与空中同时打击、前沿突破与纵深机降南北夹击等战术，在几天内将伊军驱出科威特。

三、海湾战争中，以美军为首的多国部队沿波斯湾、沙特阿拉伯、印度洋、红海、以色列、地中海到土耳其，基本上形成了对伊拉克的战略包围。而伊拉克则在科威特境内组织了庞大的多层防御系统。在伊沙长达240公里的边境线上，精心建筑有“沙漠要塞”，以阻止多国部队对伊境内的进攻。多国部队在空袭38天作战中，主要采取远程间接打击手段，削弱伊军有生力量后，才开始地面作战，并且进行了所谓的“左勾拳”大规模远距离机动。在地面作战阶段，美军与伊军在广阔的沙漠地区展开了堂堂正正的远距离装甲集群战。美军力求在伊军地面火力有效射程之外打击伊军。

四、在诸军兵种力量运用和地位上，海湾战争美空军唱主角，主力是巡航导弹，陆军唱配角。伊拉克战争美空军唱配角，主要担负支持掩护地面进攻任务，陆军唱主角，精确制导武器是主力。

海湾战争中，美军武器装备的信息化程度很低，战争中使用的精确制导武器仅占8%，打击主力是巡航导弹，除了接近尾声的100小时地面作战之外，空军、海军实施的远距离空中打击几乎贯穿了战争全过程，并主导了战争的进程和决定了战争的胜负，成为决定战争结局的独立作战阶段。海湾战争爆发当日，美军共出动飞机1300多架次，进行3次大规模空袭。可以说，1991年海湾战争中的100小时地面作战只是象征性的打扫战场，随后的波黑战争和科索沃战争没有动用地面部队，阿富汗反恐作战中美军动用的地面部队也非常有限。自此，空中打击的效果被过分渲染和夸大，美军在部队和装备建设上开始向空军和海军倾斜。伊拉克战争中，目的是从美国战略和经济利益出发控制伊拉克，战争目标是彻底推翻萨达姆政权和摧毁伊拉克的“战争机器”。从战争的目的和目标可以看出本次战争属于领土征服，这一点与海湾战争相比有根本不同，因此决定了这场战争不能仅仅依靠空中打击来解决，应该也是必须依靠地面部队直接介入并始终担当作战主力军来实现。从战争全程看，空中打击的范围、强度都是以支持地面进攻为主，听从地面部队招呼。最初空袭规模小，强度有限。首日空袭中，美军发动了3个波次的攻击，出动飞机约100架次，发射的巡航导弹和精确制导炸弹不足100枚。到第三日，用于空中打击的飞机才达到1000余架次，发射巡航导弹约320枚。总的来看，此次空袭规模小，强度有限。究其原因有：空袭的目标是萨达姆、其它高级领导人和最高指挥控制机构，因此目标相对少而集中。此次空袭使用的几乎全部是精确制导弹药，作战效能大大提高，所需弹药数量减少。从伊拉克军队情况也能分析出地面部队在领土防御中的地位。伊拉克在既无制空权、制海权，更无任何信息优势的情况下，依靠装备落后的地面部队采用灵活战术顽强的抵抗美英联军。从伊拉克战争的攻防双方来看，都突出地反映了地面部队的重要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高技术的发展和战争形态的演变，海空军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军事理论界便出现了这样一种观点：未来战争将以“非接触”式为主。“陆军不久将退出历史舞台”或“只起到一个辅助兵种的作用”，因此没有必要再把资金浪费在这个“过时的军种”上，陆军的传统兵器也将随之失去主导作用。但是伊拉克战争爆发后，美英联军在没有用空中力量给予对方武装力量重创的情况下就投入地面部队，从3个方向同时向伊拉克腹地高速推进，尔后与伊军发生了激烈的地面交战，最终靠陆军取得了胜利。因此，在一场战争中使用不使用陆军，如何用，关键取决于战争要达成的目的是什么。在强调陆军作用的同时，也不能不看到战争正向陆、海、空、天、电五维领域扩展。伊拉克战争中，美英地面力量如果离开空中精确打击的协同，根本无法向前推进，其陆战兵器也发挥不了良好的作战效能。但从伊拉克战争看，战争样式正在向传统的地面作战回归，空中打击力量只能发挥配合作用。从伊拉克方面来看，游击战或运动性游击战仍然可以在抗击优势敌军的战斗中发挥重要作用。

1982年5月英阿马岛战争中,阿根廷“超级军旗”式战斗轰炸机在40公里外用一枚精确制导的“飞鱼”(Exocet)空对舰导弹,一举击沉了英国“谢菲尔德”号导弹驱逐舰。于是一艘造价5,000万美元(有说2亿美元),号称具有“世界第一流的火力系统和电子战系统”的现代化导弹驱逐舰,便成了一枚价值20万美元(效费比为250:1或1000:1)的精确制导导弹的“殉葬品”。这里面有高技术起了作用。

战争对经济和后勤保障的依赖性空前增大

这是因为:其一,现代高技术武器装备的造价十分昂贵。它的价格比一般武器装备要高数十倍甚至上百倍,并且处于不断上涨之中。而海湾战争中使用的一架F-15战斗机就高达5.040万美元,一架F-117隐身飞机甚至高达1.06亿美元。其二,现代高技术战争中的武器装备、弹药、油料和各种物资的消耗十分惊人。在海湾战争中,美军单兵的日消耗量为200余公斤,相当于越南战争时的4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10倍;弹药的日消耗量为越南战争时的4.6倍,朝鲜战争时的20倍。多国部队所需要的武器装备、弹药、燃料、生活用品等战争物资,总量达800余万吨。为此,美军不得不建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后勤保障体系。如此巨大的战争消耗,使海湾战争成了一场空前昂贵的战争。短短的42天,仅多国部队一方就耗资611亿美元。难怪连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也单独打不起这样的战争,而不得不四处化缘,向盟国伸手要钱。这也是这场场战争难以持久的一条重要原因。这表明,现代战争越是高技术化,它对经济和后勤保障的依赖性也就越大。战略指导对此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信息战是夺取和保持战场主动权的关键行动

美军利用包括50颗卫星在内的太空情报网，RC-12电子情报飞机在内的空中情报网，以及地面和海上的情报网，大范围、全时辰地实施情报战，及时、准确地获取对方信息。同时，凭借在电子技术上的显着优势，出动EA-6B“徘徊者”电子战飞机等，实施超强电子干扰，保障空中突防和地面进攻。在进行电子干扰的同时，又运用反辐射手段摧毁伊军雷达设施，并对重要电子目标实施无线电识别和定位，及时引导火力摧毁。信息化战争中，信息的优势才是真正的优势，谁拥有信息优势，谁掌握了制信息权，谁就能在战争中赢得主动，信息战是夺取和保持战场主动权的关键行动。组织实施信息战，不仅要做到立体侦察、电子干扰、实体摧毁交替并用，而且要搞好与兵力、火力行动的有机协调，形成整体合力。

火力战是决定作战结局的主要样式

尤其是远程精确打击，突击范围广、纵深大、效能高，可以远距离杀伤、消灭有生力量，摧毁、破坏敌要害目标，占领、控制重要地区，割裂敌兵力部署，遮断、迟滞作战行动，创造有利的歼敌态势，是推动作战进程，决定对抗结局，直接达成作战目的主要样式。特别是强大的火力打击优势可对对方产生强大的震撼效果，削弱对方的抵抗意志。

心理战是软化作战体系的重要手段

为了影响国际社会大众心理，美国专门设立了“战略影响办公室”(后改为全球宣传办公室)，其目的就在于左右国际舆论。在战前，美军制定有周密的心理战计划，战中综合运用各种心理战手段，实施心理攻势，以争取伊拉克民心，分化伊军，瓦解士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这充分表明，信息化战争条件下的心理战，可以借助各种经济、便捷、大众化、高技术的信息传播手段，宣传战争的合法性，显示取胜决心，指出抵抗的后果，或者以战止战、以战促降，利用军事硬打击实现心理软杀伤，以直接震憾敌人心理，沉重打击对方精神，软化意志，分化阵营，削弱能力，取得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组织实施心理战，一方面，要运用战略威慑、舆论宣传、谋略欺骗、政治策反、情感攻心、军事胁迫等多种战法；另一方面，要采取智能化、拟人化和超感观的心理打击技术手段，如电视插播、遥控广播、网络攻击、信号模拟、声像合成等。

特种作战是达成作战目的的催化剂

美军特种部队具有较强的机动力和突击能力，过去曾经有出奇致胜的战绩，如成功解救人质、抢救战俘等。此次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同样大规模出动特种部队，发动了“影子战争”。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夕，大约１００名美特种部队士兵和５０名中央情报局特工在伊拉克境内活动长达４个月之久，他们主要是执行各种情报侦察和策反破坏任务，为布什政府“倒萨”决策提供了许多有意义的参考。

联合作战是达到战略企图的决定因素

在本次伊拉克战争中，美军采用的是“拉氏战略”。“拉氏战略”是相对于海湾战争时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所采取的“鲍氏战略”而言的。两者在使用军队的规模、种类、作战速度等方面有所不同。

“鲍氏战略”的特点是，部署占有压倒性优势的兵力，速度缓慢但有条不紊地摧毁伊拉克军队的实力。具体做法是，先用大规模的密集轰炸，最大限度地毁灭伊拉克军队的有生力量，此后再动用地面部队结束战斗。

而拉氏战略的目标是实现速战速决，手段是充分利用技术优势，塑造轻型的战斗部队；强调合成作战，即空中力量、情报力量、特种部队和地面部队同时进行战斗。根据这一战略，伊拉克战争爆发后，美军向伊拉克境内同时投放了这几种作战力量，充分显示了联合作战的作战特点。透过伊拉克战争的硝烟，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信息联合作战是未来作战的基本形态。陆、海、空三军凝聚成联合作战的整体力量，围绕统一的作战企图和作战计划，在统一的组织指挥下，协调一致地行动，这样可以充分自由地发挥武器装备的高技术优势，以及陆、海、空各个军种的作战特长，最大限度地利用陆地、海上、水下、空中和太空等各个战场。这充分表明，联合作战在未来作战中将居于主导地位，成为基本的作战形态。组织实施联合作战，要求建立适应联合作战需要的联合指挥体制，以及三军互通，可靠顺畅的指挥网络、通信网络、情报网络和保障网络；要求陆、海，空三军既要善于独立作战，更要着眼全局、服从全局，善于联合作战。

有效的后勤保障

在伊拉克作战的美军每天消耗约700万升燃料，约50万升瓶装水。从科威特一直延伸到巴格达500多公里的补给线，是美英盟军的一个“致命弱点”。若没有有效的后勤保障，美英美军将无法将战争进行下去。此次对伊作战，美后勤系统依托其全球资产可视系统，实现了在储资产、周转资产和在运资产等的可视化，它将自动识别技术、全球运输网络、联合资源信息库和决策支持系统等综合在一起，能够向各级指挥官、物资管理部门、武器系统管理部门及相关用户提供全部资产信息，包括其所在位置、数量、类别、状况、特点、身份等，从而使得相关部门可以全程跟踪“人员流”、“装备流”和“物资流”，并指挥和控制其接收、分发和调换，使物资的供应和管理具有较高的透明度，大大提高了保障的有效性。在对伊作战开始后，为保证进攻速度并减少伤亡，美军提出实行“弹弓”式后勤供给，即后勤保障和作战部队一起迅速挺进伊拉克，从而使工程师、医护人员和武器专家向作战部队提供比以前更多的支持。有效实施战时后勤保障，一是制定后勤保障原则，明确保障的任务、要求，可使用的兵力兵器，以及实施的方式、程序和协同规定等问题。二是周密组织，综合运用各种保障兵力和保障方法，实施整体保障，充分发挥后勤保障整体效能。三是实施重点保障。应根据任务、敌情、战场条件和保障力量等情况，统观全局，并预见作战情况的可能发展，正确地确定保障的重点。四是保障能力要与作战能力相适应。必须充分考虑到作战保障能力的大小，及其对作战行动的影响，不要使突击行动超越保障的能力。

科索沃战争

科索沃战争既是一场独立而持久的空袭战，也是一场包括情报战、电子战、心理战、网络战等多种形式的联合信息战。在这场战争中，北约军队实施了多种形式的进攻性信息战。处于劣势的南军也做了大量的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情报战复杂激烈

为了最及时、最准确地获取对方的信息，并且避免己方情报被对方获悉，北约军队与南军在情报领域展开了激烈斗争。

（一）北约方面

运用多种种先进手段搜集情报。为更好掌握战争主动权，北约军队运用最先进的技术手段，对南军实施多层空间的情报搜集。在太空，北约军队通过诸如KH-

11、“曲棍球”雷达成像卫星、“猎户座”和“大洒瓶”在内的间谍卫星捕获南军信息，为作战行动提供图像侦察、电子侦察等情报保障。

在空中，北约军队的80余架E-8C“联合监视与目标攻击雷达机”、U-2S、RC-135战略侦察机和大量无人侦察机，不间断地截获南联盟国家指挥中心与军队或警察之间的通信，为实施空中打击提供近实时的情报。此外，还使用EC-130E飞机引导轰炸机突击南军地面机动目标。北约军队几乎每轮轰炸行动都有E-2C、E-3预警飞机担任空中预警，监视南军行动。

在地面，北约军队在塞浦路斯、土耳其和意大利境内设置监听站，随时侦听南军最高统帅部与科索沃战地指挥官的通信联络。它还向目标区空投了大量传感器，直接引导目标攻击。多方安插“耳目”扩大情报来源。为全面满足作战需要，北约军队还采用传统的人力情报方式，在南境内广泛组织间谍网，为北约飞机提供目标情报，并对轰炸效果进行有效评估。例如，空袭前英国空军情报人员就混入联合国维和观察团潜入科索沃地区，搜集有关地形、南军部署、军事设施等情报。战争爆发后，这些情报人员向北约飞机发送无线电信号，直接引导轰炸行动。英军公开承认：由于这些情报人员的帮助，空军即使在阴天也能有效击中目标。又如，北约还通过澳大利亚人普拉特领导的名叫“凯尔国际”间谍组织，利用人道主义活动为掩护，在南境内从事间谍活动。空袭前，该组织主要搜集南军警动向情报；战争爆发后，则主要提供轰炸效果的情报。此外，北约还向“科索沃解放军”提供电台、移动电话和卫星电话，让其提供南军集结地域和炮兵方位等情报。

（二）南联盟方面

充分利用外部情报支援。南联盟没有北约军队那些先进的情侦技术手段，但据悉在战争期间，它至少曾得到过俄罗斯的情报支援。俄罗斯有着庞大的情报搜集系统：空间有80颗间谍卫星；海上有60艘间谍船组成的船队；地面有可以监听美国卫星通信的监听站或监听车。俄南双方有情报交换合作协议，俄罗斯情报总局将他们掌握的关于北约军队的情报通报给了南斯拉夫。此外，俄罗斯还曾命令其驻华盛顿、伦敦、巴黎、罗马、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等国的情报人员为南联盟提供情报。据俄军方透露，南军曾利用俄方提供的情报，击落9架北约飞机。南军经常将外部情报与自己侦获的情报相互印证，在两者出现矛盾时，南军的经验是：“只能相信自己的情报，不然就会失败。”积极采取反情报措施。通过积极有效的反情报措施，阻止对方获取情报，是南联盟情报战的重要内容。

一是清除“耳目”。为了确保反空袭作战的地面安全与稳定，南联盟采取各种手段，防止境 内的敌特进行袭击破坏或实施对空支援。波黑战争时，英法等国特工人员曾用激光器引导北约飞机对塞族实施精确打击，并对空袭效果进行评估，南联盟吸取了这个教训，在北约宣布对南实施空袭后不久，就将所有参战国记者驱逐出境。同时，大力加强新闻检查，严格控制对空袭地点的采访，避免北约通过新闻报道评估其轰炸效果。南联盟还组织群众采取拉网式的昼夜巡查，清除对方可疑的特工人员，搜寻敌空投的卫星定位系统和投放式一次性干扰机。为了防止分离主义分子的破坏，南还查封了科索沃部分报纸和广播电台等。

二是“掩人耳目”。为了对付北约的先进技术侦察手段，南军把在科索沃的军用飞机藏在山腹内的掩体里，巧妙地隐蔽空中系统。南军还学习伊拉克人的经验，组装了数以千计迷惑对方空中侦察的假目标，如假高炮阵地、假导弹、角反射器等，并用各种运载工具往来机动。各种隐蔽伪装措施或战法，有效地欺骗了敌人，北约飞机炸毁的许多南军重装备，有相当数量是假目标.二、电子战有效实施

北约凭借其在电子技术上的巨大优势，成功地夺取了制电磁权，保障了空袭的顺利实施。处于明显劣势的南军为了有效地抗击北约的空袭，最大限度地保存有生力量，也采取了很多积极的反侦察、反干扰、反隐形和抗摧毁措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一）北约方面

超强电子干扰手段保障了空中突防。北约为取得电磁优势，在空袭行动中使用了各类性能先进的预警飞机和专用电子战飞机，对南军雷达和通信设施实施超强度干扰或压制，为空中突防提供了有力保障。其基本战术是：先以EA-6B电子战飞机干扰机对南军指挥通信系统实施“致盲”干扰，为空中突防提供掩护。EC-130电子干扰机留空时间长，有时甚至达18个小时，超过正常标准的3倍。担任空中掩护任务的F-15等战斗机，也使用了大量机载干扰器材，迷盲了南军雷达。整个战争期间，北约军队电子战飞机出动的架次占飞机出动总量的40%以上。此外，由飞机拖带“诱饵”实施空袭，在战争中表现也很出色。例如由B-1B轰炸机拖带的AN/ALE-50诱饵，就曾使不少轰炸机逃脱了南军防御火力的攻击。这种诱饵独立的、用后即丢的特点，使它成为由改进后的飞机拖带的理想装备。

“软”“硬”一体作战加强了对南电子系统的压制和破坏。北约在实施电子干扰的同时，又运用反辐射手段摧毁南雷达设施，并对重要的电子目标实施无线电识别和定位，及时引导火力实施摧毁。美军出动了89架F-16C/J战斗机伴随EA-6B电子战飞机行动，发射反辐射导弹和激光制导炸弹攻击南军防空雷达系统和通信设施，直接实施硬摧毁。在这种软硬兼备的电子战打击下，南军防空部队处于极为被动的境地。

电磁脉冲弹得到了实战应用。电磁脉冲弹是一种新式电子战武器，它通过爆炸将内部的化学能转为电磁能，产生强大的电磁脉冲，将距爆心一定距离范围内的电子设备中的敏感电子器件烧毁，从而使该设备失效。从20世纪80年代，美军即开始研制这种武器，多年来一直处于试验阶段，这次是其首次实战应用，对破坏南军电子装备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多种隐身武器增强了空中突防能力。战争期间，北约使用了不少先进的隐身武器，其中包括F-117A隐形战斗机、AGM-129隐身巡航导弹和B-2A型隐身战略轰炸机。隐身武器隐蔽性能好，如F-117A隐身战斗机的雷达反向截面积只有0.01平方米，AGM-129隐身巡航导弹的反射截面积为0.005平方米,B-2型隐身飞机的雷达反射截面积为0.1平方米,雷达对这些目标的探测距离只有对通常目标探测距离的五分之一左右。北约通过使用隐身武器，增强了其空中突防能力。

（二）南联盟方面

隐真示假的电子防御战术保存了军力。南军在失去制电磁权的情况下，积极采取一系列隐蔽防护措施，使自己的军力大部分得以有效保存。其主要做法是：

一、“进洞隐真”，将大部分雷达、通信、电子战装备藏进洞库或其它便于隐藏的设施中；

二、是“伪装隐真”，充分利用地形、地物和简便器材伪装武器装备；三是“机动示假”，先设置大量假的重型设备，制造出假目标，然后频繁机动和变更部署，迷惑敌人，引诱敌人摧毁这些假目标；四是“烟幕盲敌”，利用红外武器的弱点，施放人工烟幕，降低了北约电子效果和精确制导武器打击效果。据俄军专家估计，南军实施的一整套电子防御战术，使北约空袭打击概率不超过30%。

灵活的电子攻防战法制约了强敌。南军立足于现有装备，研究敌人高技术兵器的弱点，制定了一些切实可行的电子战战法，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北约的进攻势头。南军根据制导武器的弱点，在敌巡航导弹可能来袭的航路上设伏，干扰其GPS制导系统，并用火炮、火箭等向空中投放铝箔条、银化尼龙丝、铝化玻璃和偶极子箔条等干扰物，干扰景象匹配制导系统，使其偏离预定目标。为使防空雷达免遭北约反辐射导弹攻击，南军在发现北约发射反辐射导弹时立即将雷达关机，使反辐射导弹偏离目标。南军还采取雷达接力战术，即远程雷达短时开机，确定有飞机来袭后迅速关机，当判断北约飞机已飞临己方地空导弹射程范围时，导弹制导雷达突然开机，同时发射导弹，尔后迅速转移F-117A隐身飞机被击落，就是这个战法的一篇杰作。

总体上看，电子战在这场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北约“由于缺少事先计划和战略指南来界定关键目标，进行一体化信息斗争的企图被推迟了”（参见《联合声明》），其作战计划中未做充分的电子战准备，加上南军指挥控制系统和武器装备的自动化程度有限，战争中双方的电子对抗程度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激烈。

三、心理战各显神通

北约与南联盟在以各种武器系统进行对抗的同时，还在战场内外进行着一场以瓦解对方士气、争取国际舆论支持为目的的心理战。

（一）北约方面文学|虚拟文学|武侠奇幻|历史文化|休闲4u U3 Q u&{ B;i n(J

竭力鼓吹战争的合法性。科索沃战争是绕开联合国而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为了“师出有名”，北约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力量，一直操纵或控制着媒体宣传，把南联盟“妖魔化”，使自己的行动和形象“合法化”、“天使化”。

一是孤立和丑化南联盟。早在战前，北约就操纵西方媒体大肆渲染所谓“南制造人道主义灾难”，称米舍维奇为“暴君”、“种族清洗者”，宣扬塞尔维亚人“从历史上就是巴尔干地区动荡的根源”的论调，煽动北约国家民众对塞族人的的反感与恐怖情绪，唤起民众对战争的支持。战争期间，北约又操纵媒体大谈科索沃地区的难民状况，攻击南军是造成难民潮的罪魁祸首，而只字不提空袭给南联盟所造成的巨大灾难。北约对媒体宣传的操纵或控制，充分暴露了西方新闻“客观公正”原则的虚伪性。

二是离间南人民与政府关系。为达此目的，北约通过各种宣言手段，把南领导人描绘成践踏人权、违反国际法的“恶魔”，并通过国际战犯法庭以所谓的战争罪“起诉米洛舍维奇等南军政要员”，企图给南联盟人民造成这样一种印象：现今他们遭受的空袭灾难，全是因米洛舍维奇一人引起的，只有惩办了米洛舍维奇才能解决问题。

制造战争恐怖气氛。战争爆发前，北约曾将预定打击的目标、时间、强度、方法以及可能造成的后果等公之于众，其高新技术兵器更是灾难性的。北约是想通过这种宣传，制造战争恐怖气氛，对南联盟形成巨大的心理威慑，使其因畏惧军事打击而弃战求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威慑目的。这个企图落空后，北约又依仗其强大的军事力量，不断扩大空袭规模，加大空袭力度，甚至轰炸了许多重要民用设施。北约还特别使用石墨炸弹等特种弹药攻击城市电力设施，制造黑暗，以求加重南人民的恐怖心理，涣散南军民的斗志。打压传媒设施。北约在不断加大对南军事打击力度的同时，还采取多种措施打压传媒设施，限制舆论报道，力图实现新闻封锁。战争期间，北约通过欧洲卫星通信组织，停止为转播塞尔维亚的电台和电视台的节目提供卫星服务，封锁信息。在美军F-117A隐身飞机被击落后，北约为防止南借机大肆宣传，迅速封锁消息，对坠毁原因和飞行员情况只字不提。为阻止南斯拉夫人民听到本国政府的声音，北约先是用高分贝“噪音干扰”南联盟电台广播，后又多次轰炸南电视台和电视发射塔。据北约的统计数字，南联盟39%的广播-电视转播站陷入瘫痪或严重损毁。美国还一度曾企图切断南联盟与外界的互联网联系。北约还在内部严格新闻检查，凡是有关不利于北约方面的消息，一律严格控制外泄。政府甚至直接出面指责客观报道战况的一些记者。北约通过新闻封锁，使世界上相当一部分媒体都只能听信北约的一面之辞。

加强战场心理攻势。空袭开始不到一周，美特种作战司令部所属空军第193特种作战联队的6架EC-130E/RR广播电视飞机就开始轮流升空，每天向南传送4个小时的广播或电视节目，直接用塞尔维亚语向南军官兵展开宣传攻势，瓦解南军士气。美军的另一支心战部队还向南12个主要城市空投了数千万份恐吓和劝降传单，鼓动南军拒绝执行米洛舍维奇的命令。在南联盟阵地上留下的传单上写着：“留在科索沃必死无疑”、“现在离开你的部队，抛下你的武器装备，如果留下来，北约将从各个方向向你进攻”，等等。

此外，北约还曾通过秘密手段，深入到南军内部进行策反宣传，鼓动南军分裂势力推翻米洛舍维奇的统治。

（二）南联盟方面

利用媒体和网络进行反心战宣传。为打破北约垄断宣传的局面，面联盟充分利用自己的宣传阵地，揭露北约的战争罪行，阐明自己的正义立场，争取国内民众和国际正义力量的同情与支持。它通过广播、电视等多种宣传媒体通报战况，控诉北约轰炸给南造成灾难，鼓舞人民抗敌的士气，坚定胜利的信心，分化和瓦解敌人。例如，南联盟巧妙地利用美军士兵被俘和美先进的F-117A隐身飞机被击落的宣传价值，提醒西方注意：为科索沃进行全面战争需要时间、鲜血和金钱。这些成功的宣传打破了北约的一面之辞，激发了北约国内民众的反战情绪。在国家电台、电视台被炸毁后，南又加强了网上活动，利用国际互联网络继续对外进行宣传，再次打破了北约的舆论封锁。

以国际法为武器，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国际法是国家间应该相互遵守的准则。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是现代国际社会始终表明科索沃是南联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关科索沃地区的任何问题都是南联盟的内政，任何外部力量都无权干涉的立场。他们认为，对科索沃问题任何形式的干涉都违反了国际法，只有在北约停止轰炸和尊重科索沃地区主权地位的前提下，通过塞族与阿族间的和平谈判才能真正解决。南联盟这一立场赢得了国际社会正义力量的理解和支持，即使北约在最后停止轰炸的军事协议中，也不得不承认科索沃仍是南联盟领土一部分的主权地位。

此外，战争期间，南还以战时国际法准则，即战争法为武器，揭露了北约肆意践踏战争法，滥用作战手段或方法，给 一个主权国家造成巨大灾难的战争罪行，引起国际社会对北约的广泛谴责，使北约集团相当被动。

巧妙施谋，致敌被动。战争期间，南联盟能够注意运用计策或策略同敌人心战较量，进而陷敌于被动。以下是两个典型事例。

一是利用美军战俘对北约施压。南联盟在抓到3名美国军人后，先是扬言要审判他们，调起了美国民众的神经，使北约感受到很大压力。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又以高姿态释放了这3名俘虏，使北约在政治较量中陷于被动。一名战俘在被释放前还留下字条，感谢南军的善待，并祈祷北约对塞尔维亚的空袭行动结束，更使北约方面尴尬难堪。

二是通过与阿族领导人谈判做出缓和姿态。当北约舆论连篇累牍地宣传塞族与阿族矛盾已成水火不可调和之势时，米洛舍维奇等南联盟领导人会见了阿族领导人鲁戈瓦，南国家电视台作了现场报道。报道指出，双方在会谈后一致认为，科索沃问题只有通过政治手段才能成功地解决。鲁戈瓦还呼吁北约停止轰炸科索沃，并同意通过谈判寻求和平方案。报道引述鲁戈瓦的话说：“大家都看到了，我还在科索沃，还在尝试。”南各媒体藉此提醒西方：科索沃问题是南联盟的内政，南联盟各民族有能力解决好这一问题，这就使得北约的侵略者形象暴露无遗。北约发言人极力狡辩说，鲁戈瓦已被南政府软禁，失去了行动自由，他是言不由衷。这些谎言在5月5日鲁戈瓦携家人抵达意大利后又不攻自破。

四、网络战初露端倪

互联网是20世纪后期人类社会的一项伟大成就，极大地方便了世界各地人们的交往。科索沃战争第一次将战火燃进了这片“战争处女地”。北、南双方通过键盘和鼠标在暗中过招。尽管双方都在有效地管制着传统媒介，但谁都无法控制互联网这个新领域。该领域一度成为双方争夺的一个新焦点。

（一）北约方面书院，1998年，美国国防部为海、陆、空增添了电脑空间，作为第四战区，并建立了一个主管信息战事务的机构。尽管美国在过去的8年里旨在搞掉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的种种努力已经失败，但在南联盟，克林顿又把信息战推向了新的高度。

利用网络对南进行在线宣言。北约利用技术优势，通过在国际互联网上开设主页和常设链接等方式，对南联盟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在线宣传，大量发布反南联盟政府的材料。为此，英国甚至专门建立了一 英语-塞尔维亚语双语网站。英国防部长乔治&S226;罗伯逊声称，这个网站就是为了抵消米洛舍维奇对南人民的宣传。就连北约扶植的“科索沃解放军”也开设了自己的宣传网站。与此同时，北约中止了对南联盟地区的商业网络服务，还计划完全阻塞南联盟的互联网通道。

实施黑客攻击。北约特别是美军计算机黑客多次对南联盟军队和政府的指挥控制网络实施攻击，企图瘫痪其指挥控制系统。美军多次召集计算机专家同南进行“网络对抗”，将大量病毒和欺骗性信息输入计算机互联网和通信系统，以阻塞南信息传播渠道。战争期间，克林顿曾授权中央情报局组织对南联盟金融计算机网络进行攻击，籍此图谋搅乱南经济。为损害南联盟领导人的声誉，推翻南现政府，西方媒体不断谣传米洛舍维奇等领导人把南联盟国库的一些款项转移到了塞 浦路斯等国的银行。媒体还宣称，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电脑黑客被派往这些国家，先是非法调查南领导人在国外的银行帐户，然后抽取其钱款。北约官员不无得意地说，这种手段实在是心战与网战的绝妙结合。

（二）南联盟方面

南联盟充分利用互联网络，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开辟了与北约抗争的一个新空间，成功地尝试了网络战的效果。

开展网上宣传，突破北约新闻封锁。战争爆发后，北约的电子战对南的各种通信系统破坏极大，严重干扰了南联盟的内外宣传。面对这种局面，南政府以网站为阵地，积极宣传反侵略的正义立场，突破北约的新闻封锁。轰炸开始后不久，一个新的网址www.xiexiebang.com在南联盟开设，并立即成为提供科索沃战争信息最权威、最全面，也是最及时的因特网网址。这个网址使用塞尔维亚语和英语两种语言，由多名具有献身精神的南联盟电脑迷负责，每天工作18个小时，接受900万次“点击”，其中70%来自美国。南主要媒体和政府部门都在网上设立了自己的主页，宣传国家的内外政策，反映南联盟遭北约空袭的情况，使其成为南对外传播信息和打破北约舆论围剿的主要途径。南政府在网站播发大量图片和新闻资料，提供战场实况，披露北约在战争中使用惨无人道的新式武器，列举种种事实驳斥西方关于南联盟在科索沃地区进行种族灭绝的报道。政府还就科索沃问题设立电子信箱，就科索沃自治的政治框架协议广泛征集民意，充分表现了政府的民主意识。与此同时，旅居世界各地的南斯拉夫人也通过计算机网络反对这场战争。南联盟以网站为宣传阵地的手段与影响，反映出网络技术在突破信息封锁方面的重要意义，表明电脑空间的“多极化”特征已使西方在传统媒体方面所具有的优势面临挑战。

攻击北约计算机网络。战争爆发后，在政府的支持下，南斯拉夫的电脑爱好者们自发行动起来，在网上不断用“电子炸弹”回击敌人。他们通过向北约国家及军队的信息系统倾泻大量伪信息、废信息，制造“信息洪流”，阻塞、挤占其信息传输信道，最终导致其网络瘫痪。据北约网络专家透露，仅巴尔干地区的一台电脑每天就向北约总部发出20000多封电子邮件，大量的电子邮件造成了北约信息网络因为过载而阻塞，通信效率大大降低。南联盟的计算机“黑客”还通过公用网的计算机终端联端联到军事计算机网络系统上，对北约的指挥通信系统进行破坏。4月4日，南联盟黑客使用“爸爸”、“梅利莎”、“疯牛”等病毒进攻北约的指挥通信网络，致使北约网络通信陷入瘫痪。美海军陆战队所有作战单元的E-mail均被“梅利莎”病毒阻塞。北约在贝尔格莱德的B-92无线电广播网，以及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的网络服务器和电子邮件服务器，均连续受到计算机病毒的破坏。据报道，南计算机专家在俄罗斯黑客的帮助下，曾造成美海军“尼米兹”航母上计算机系统瘫痪时间长达3个多小时。

利用网络进行情报传递，提供预警。在北约对南联盟进行大规模电子干扰的情况下，南联盟充分利用因特网进行通信联络、情报传递，实施及时有效的空袭预警。如北约战机刚从意大利空军基地起飞，立即就有人用计算机通过网络将消息传 出，“几分钟前，'吸血蝙蝠'在斯科普上空向你扑来”；当机群飞抵轰炸区以外的国家如斯洛文尼亚上空时，又有人用电脑发出“它们正路上”的消息；当突击机群飞抵南邻国凶牙利或罗马尼亚时，又有因特网用户发现后及时通过网络传递情况。计算机网络上这种“消息树”式的情报传递方式，在人类战争史上还是首次出现，为南联盟北约空袭提供了预警时间。

如果说在空袭与反空袭交战中，南联盟一直处于守势的话，那么在网络战上却是处于攻势。俄罗斯等国"黑客的加入更增强了南联盟网络战的力量。中国民众也通过网络表达了反对战争、渴望和平的心愿。严格地讲，这只是初级的网络对抗。尽管还存在种种缺陷，但毕竟开辟了网络战这样一个全新的领域，实验了一种全新的斗争方法

第五篇：大自然启示录

一、单选题 共 4 题

题号: 1 本题分数:4 分

蟑螂行走的速度非常快，一般每秒钟行走的距离是身体长度的（）倍，运用这一原理，我们可以制作出行动较快的机器人。

A、50 苍蝇能自由在玻璃上爬行的秘密的在于

B、脚

日本本田公司的工程师从分析人的关节运动原理研制出了机器人

A、阿西莫

根据科学家的计算，壁虎脚上的吸附力非常大，最大可以达到

D、２５ＫＧ

植物学家约瑟夫。帕克斯顿是受（）结构的启发而建造成了温室，甚至水晶宫。

A、睡莲

法国设计师埃菲尔依据（）的原理，建造出了１９３０年前世界上最高（３００Ｍ）的埃菲尔铁塔。

B、人的大腿骨结构

北极熊之所以能耐寒，就是因为它的全身几乎绝热，只有（）等少部分能够散热

A、鼻子部分

荷叶“出淤泥而不染”的原因是

D、被流淌过的水珠带走

“蛾眼”之所以能在极其黑暗的环境下看得见东西是因为

B、眼睛的表层不反射光

氢能源汽车与汽油能源汽车最大的不同点是

B、排气管出来的是水而不是ＣＯ２

指向性强的耳麦就是根据（）听力原理设计的，为助听器的设计带来重大突破

A、奥米亚棕蝇

实验表明，（）能从１２ＫＭ之外感受到１０公顷森林大灾的热度，这就为科学家制作森林火灾传感器带来了灵感

D、烟草甲虫

二、判断题 共 6 题

题号: 5 本题分数:8 分 人们研究生物某些器官的构造和功能,从中得到启发并进行模仿,研制成功新的仪器、机械,于是产生了一门科学,就是仿生学

2、对

最早根据仿生学原理进行飞行器设计的是莱特兄弟。人类飞行器最早是１００多年前发明的。

2、对

由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发明的代尔夫特蝇是目前世界上最常用的但并不是最小的飞行器

1、错

扑翼飞行器的原理是由前缘涡流产生的大部分升力。蜻蜓就是仿生的对象。

2、对

德国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汽车设计师关注箱鲀的体型设计出了新的概念车，空气阻力比一般家庭汽车小90%

1、错

企鹅的祖先一直生活在海洋中，于是企鹅就有了很强的海洋生存能力

1、错

在自然界中，人类凭着特有的天赋，掌握了材料的使用方法。人类是自然界中唯一能使用天然材料的生物

1、错

“说木材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根基”就是因为一方面木材是人类使用特别广泛的材料，另一方面也是动物使用特别广泛的材料。

2、对

世界上最高的生物有机体――红杉，最高可以达到８０－１００米，最重可以达到１４０吨，它们都生长了２００年。

1、错

材料学告诉我们，一种材料的坚韧程度主要是依靠这种材料的结构本身，而与结构方式没有太多的关系。

1、错

人类制作陶瓷，必须将泥土烧至１４００度，而自然界却可以在常温下制作成陶瓷，这就是自然的力量

2、对

“蓝闪蝶”表面含有大量的蓝色色素，这些色素完全可以用来制作鲜艳的布匹

1、错

世界上最早的能源是生物而不是太阳，这就是我们研究生物能源的起点。

1、错 人和其它动物一样，吃下了植物或动物消化后可以产生身体需要的能量，科学家们相信，有一天，机器人吃下动物或植物，一样也能产生能量。

2、对

目前“氢能源”最大的问题是来源，如果从碳、氢化合物中分解，得到氢的同时又产生了大量的废气，最理想的方法是从水中提取

2、对

雌性奥米亚棕蝇为了给下一代找到食物，它必须将卵产在雄性身体上。

1、错

科学实验表明，蜜蜂是靠一种称着为“光流”的技巧来判断和测量距离的

2、对

群体蚂蚁是有个性的，但个体蚂蚁是没有个性的

1、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