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加坡反腐停止印刷万元大钞
海外——印刷与防腐
据新华社电新加坡中央银行7月10日宣布，今后将不再印发面额1万新加坡元（约合8000美元）的钞票，以打击洗钱和贿赂活动。
《世界纸币标准目录》列举了世界各国的大额纸币，包括1万新加坡元、1000瑞士法郎（1120美元）、1000新加坡元（800美元）和500欧元（680美元）等。相比之下，美国最大面额的纸币仅为100美元，中国则为100元人民币（16美元）。
大面额纸币有其好处，但是现在却日益被犯罪分子用来洗钱和行贿。印度尼西亚交易报告和分析中心副主席阿古斯·桑托索说，不少印尼人利用面额1万新加坡元的纸币洗钱或行贿，涉案金额巨大，却“用不了几张纸币”。
新加坡金融局发言人说，新加坡央行决定不再印发面额1万新加坡元的纸币，但是不会统一收回已经在市面上流通的纸币。
印尼当局先前建议新加坡立即回收市面上全部1万新加坡元纸币。桑托索告诉《雅加达邮报》：“如果这种纸币继续流通5至10年，印尼仍将遭受洗钱和贿赂之苦。”
第二篇：中国反腐能从新加坡学些什么？
中国反腐能从新加坡学些什么？
摘要：刚不久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将反腐廉政作为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新加坡作为“全球清廉指数”排名前十的国家，而且是亚洲极少数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有效遏制了腐败现象的国家。因此新加坡的反腐制度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字：反腐，法律制度，预算制度，媒体监督，高薪养廉。事实上，新加坡建国初期，其贪污现象十分猖獗，几乎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但到了上世纪70年代后期，新加坡已经转变为一个廉洁的政府。中国政府每年也派官员、研究员去新加坡学习反腐经验，但是往往学不到什么成了一趟公费旅游。究其原因就是管中窥豹。那我们就来看是哪些措施让新加坡有了如此迅速、彻底的转变？
健全廉政法律制度，实现有法可依 新加坡政府认为，“易于发生贪污的部门或机构往往存在制度上的缺陷和漏洞”，“廉政建设的根本在于从制度上设防”。为此，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新加坡就致力于建立和完善有关立法。而且新加坡对腐败的定义非常宽泛，几乎囊括了所有的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包括“性贿赂”。新加坡法律把公务员收受礼品也列入涉嫌贪污范围，并有严苛的规定。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新加坡已建立起了一套完整有效的反腐防腐法律和制度。
因此我国政府应加快建立健全的廉政法律制度，来进一步压缩腐败的空间和增加腐败成本。
贪污调查局掌大权，实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光靠法律不足以震慑贪腐行为，因为现实中可能存在“有法不依”或“执法不严”的行为。为此，新加坡成立了贪污调查局，其廉政由此得到保证。同时反贪污调查局的一把手直接对总理负责，但总理不能干预贪污调查局的工作。反贪污调查局从而成为独立的第三方调查机构，避免其他政府机构的干预。另外反贪污调查局的权利非常之大，其中它可以不经许可可以进行逮捕、审讯甚至可以调查个人的银行户口，几乎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
此外，新加坡还特别强调贪污调查局查案的行动效率。对于署名的投诉和举报，贪污调查局必须在一个星期内给予正式答复；一旦决定调查的案件，必须在确定查案官员后48小时内展开调查；除非案情复杂，所有的贪污案件必须在3个月内调查完毕。
因此,我国政府可通过法治养廉，成立反贪局或者反贪机构。对于有腐败的官员真正做到严厉惩处，而不是简单的开除党籍、坐几年牢就完事。
依托强力监管下的预算制度，通过钱袋子约束权把子 新加坡建立了完善的预算制度，通过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保证政府运作资源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较好地遏制腐败。新加坡对政府各部门全部实现财政统一管理，任何政府部门或法定机构都没有在银行自行设立账户的权力，各部门的运行经费都由财政部统一拨付。各部门的预算中鲜有“追加预算”部分，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贪污腐败的机会。另一项常规监督措施是加强对政府各部门的审计。在新加坡，审计署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机构，总审计长由总理提名总统任命，但向国会报告工作。审计署不仅对政府工作是否符合标准和规定进行审计，而且对浪费和挥霍行为也进行审计。一旦发现有此行为，审计署会和贪污调查局开展密切合作。（摘自：中国网络新闻联播网“新加坡反腐篇：政府紧握钱袋子高薪养廉是误读”）
经济学家郎咸平根据近几年的研究指出，根除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是建立完善的预算制度。根据他的观点，在中国，完善的预算制度可以杜绝40%以上的腐败问题。例如通过预算制度可以极大程度上的减少无谓的三公支出。同时三公支出在政府支出上占有很大的比例，因此健全的预算制度不仅可以减少贪污腐败而且能使纳税人的钱用到真正需要的地方。
媒体监督也是反腐必不可缺的手段 新加坡给予媒体极大地自由权，要绝对尊重媒体的自由报道权。例如一个新加坡狱警接受囚犯15元新币被媒体曝光而被抓。另外绝大部分贪污案件的信息来源都是来自民众投诉、媒体曝光。同时新加坡法律对举报人和被举报人都有严格的保护，防止不实举报对双方造成的伤害。在新加坡法律不及一把手。所以对一把手的监督就成了重中之重。而媒体和民众就是扮演独立的第三方，对一把手进行全方位的监督。
在中国媒体监督在反腐中更是扮演重要角色。往往很多高官贪污腐败都是先被媒体曝光而后被双规。例如雷政富，“表哥”等。就像网上段子所说的：中国反腐几大途径：家中被盗，情妇举报，记者拍
照，内讧晒发票。由此看来媒体监督已经成为反腐的利机器。因为一个纪检委，一个公检法的人加起来再乘于十都不如千千万万双眼睛。因此政府可以尽可能大地对媒体监督给予支持。
关于“高薪养廉”的误读 以前我们总是认为新加坡的“高薪养廉”的反腐的有效措施之一。因为他们认为只要官员的工资够高就不会冒险去腐败。然而高薪养廉是被误读的。首先时间上的不对，新加坡是先有廉政后有高薪。高薪养廉新加坡1994年才开始，其中高薪养廉只针对30个高官。其它公务员平均月薪4000新币，新加坡一个建筑工人月薪4980新币。公务员的薪水是整个新加坡平均的90%而已。由此看来所谓的 “高薪”也不高。同时李光耀说“我们采取高薪养廉不是为了反腐而是为了吸引人才。”（新加坡是精英治国）所以新加坡高薪养廉是个伪命题。此外，新加坡还建立了全面的财产申报制度。一旦成为公务员，必须详细申报财产。任职后如果财产有变动，应主动填写财产申报清单并说明变动原因。公务员在每年一月份直接向上司申报财产，由反腐调查局审查核实情况。不申报或作虚假申报都是犯罪。如果公务员对申报财产说不清来源，则被推定为贪污所得。（摘自：中国网络新闻联播网“新加坡反腐篇：政府紧握钱袋子高薪养廉是误读”）
近期国内关于官员公布个人财产的决议也在讨论中。如果真能实现无疑将是反腐又一大好消息。而高薪养廉在新加坡就是一个伪命题，因此就没有什么可以借鉴意义了。
中国政府反腐决心 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指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摘自：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由此可见，中央惩治腐败的决心，相信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央也将出台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新措施，从而唱响反腐倡腐时代最强音。
反腐这条路可谓是任重道远，需要好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像新加坡那样的廉洁。
参考文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专题讲义主编：顾海良 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 中国网络新闻联播网“新加坡反腐篇：政府紧握钱袋子高薪养廉是误读”
百度百科“高薪养廉”
第三篇：浅议新加坡反腐廉政建设的经验启示
浅议新加坡反腐廉政建设的经验启示
摘要：如何建立可行且高效的廉政机制以打击、遏制贪腐行为，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尤其在东亚地区，受到历史、文化等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廉政建设的根基尚显稚嫩，贪腐行为屡禁不止。然而，新加坡作为亚洲典范，其廉政建设开出一朵奇葩，为东亚各国，尤其是同为华人社会的中国的反腐倡廉工作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关键词：新加坡 反腐 廉政
反贪腐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尤其在东亚地区。同样，这个话题对我国目前来说，显得十分沉重，由于缺乏有效可行的反腐廉政机制，贪腐行为已经并有可能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从而侵蚀到社会稳定的基础，甚至有可能影响到执政党的执政之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学人之长，补己之短，著名的国际性反腐败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推出的清廉指数排行榜中，新加坡长期被列为世界廉洁国家，并一直居于亚洲廉洁国家之首，其在廉政文化环境塑造、廉政立法、反腐机构设臵、廉政制度建设等方面所积累的成功经验，对我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新加坡廉政建设的举措
新加坡从18世纪中叶就一直是英国所建的贸易站，自治前经济发展比较落后。英国总督统治时期是一个腐败盛行，有钱走遍天下、无钱寸步难行的地方，公共权力私化、权钱交易随处可见，引起老百姓的极度不满。直到1959年6月5日自治后，以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将建设廉洁政府作为竞选目标，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一举获胜，开始了新加坡廉政建设的新篇章。其廉政文化建设的主要举措是：
（一）以独立且强力的反腐败机构为保障。
廉政机构是保证法律得以实施，对官员腐败进行防治和打击的国家机关。新加块建立起各种独立的廉政机构，以此作为消除腐败和恢复公众对政府的信心的强有力工具。这些机构依法设臵,体系完备，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最具代表性的是内阁廉政署和反贪污调查局。
内阁廉政署，这是新加坡负责综合管理和监督政府官员个人财产申报的监督相关。其主要职责是负责中央各部门长官财产申报，并指导其他公务人员的个人财产申报了宜。内阁廉政署直接对总理负责，其署长由总理提名，总统任命。它独立于政府各部,权力很大，可以调查任何虚报财产和财务状况的官员，以及陷于‚债务麻烦‛的官员，包括各部长官。
为了执行《防止贪污法》，新加坡于1962年成立了精干高效的反贪污调查局，由它负责调查和预防政府机关以及企业中的贪污受贿行为。该机构直属总理公署，由总理直接领导，其官员不属于公务员，地位、身份、权力有严格的法律保障，薪金高于其他部门任职的同级官员。反贪污调查局的局长、副局长以及局长助理由总统直接任命。为了保证反贪污调查局能够独立、有效地履行职责，排除各种干扰，该局被赋予充分的独立办案权。《防止贪污法》规定，反贪污调查局享有特殊的权力，其中包括无证搜查与强行搜查、对财产进行查封扣押、检查银行账目、要求有关人员提供犯罪证据、要求嫌疑人申报财产,以及限制其转移财产等。因此，新加坡反贪污调查局大权在握,信息灵通。不管被调查人职位有多高,调查局都无所顾忌。对一切涉嫌官员，不论其名声多大、地位多高，一概严惩不贷，不允许任何人享有法外特权。多年来,反贪污调查局对一些高官进行了调查和指控，处理多起政府高级官员贪污受贿案件，树立了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
（二）高薪养廉政策和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指出：‚我们应当首先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民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国际上反腐倡廉的实践也表明：要防止腐败，让官员可以维持社会中等生活水平是必要的；如果收入太低，以致他们不能维持基本的生计，就必然产生腐败。新加坡腐败现象很少，除了法制健全、措施得力之外，与该国所建立的以薪养廉制度也直接相关。新加坡政府认为，低收入是贪污的重要因素，一个收入少的公务员会以辅助收入为理由来辩护其贪污行为。为此,政府有责任确保公务员有高收入，以此来减少贪污。
李光耀在谈及这一问题时说，‚为党付出辛劳的党员必须付给他们可观的薪水，以俸养廉‛，‚凡是愿意加入我们党的，要使他觉得在党工作很有意义，生活也过得好‛。70年代至80年代，新加坡政府就曾经连续四次给公务员加薪20%。1989年后，新加坡公务员工资为世界各国之最。同时，政府每年还通过咨询机构调查私营企业的工资水平，一旦公务员工资低于私营企业人员时，就给予提高工资，以保证公务员有最高的收入。因此，新加坡政府官员的收入在世界上属于较高的国家之一。
（三）强调才德兼备的公务员录用制度
新加坡在公务员录用上实行严格的考核任用机制，杜绝人为影响，防止腐败现象。国家设有专门的公务员委员会，负责公务员的录用、任命和奖惩。公务员委员会直属于总统而独立于内阁，这就为它严格、公平选拔公务员提供了条件。由于每一个公务员在正式被录用前都要经历几道极严的选拔程序，在录用后又需经历品德考核，因此保证了公务员队伍的高素质高水平。此外，新加坡在录用公务员时，特别注重候选人才的道德水平。
历史经验表明，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程度与社会的道德水准尤其是公务人员的道德水准息息相关，‚道德防线溃散或实破往往就是腐败的开始。‛虽然健全的机构、严密的制度和完善的法规都能在防范和遏制腐败现象中发现重要作用。然而，这些毕竟只是一种外推力,而提高社会大众和公职人员的道德水准则是根治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带根本性的内驱力。因此，从长远的角度看,建立完善的道德体系才是清除腐败，实现政治昌明的根本环节。新加坡自李光耀执政后，注重以东方传统文化进行廉政道德教化，提高公职人员和广大国民的道德水准。
二、新加坡经验对我国廉政建设的启示
汲取他国经验是为了更好的发展我们自己，尽管新加坡同我国政治社会体制不尽相同，然而同样属于华人社会，同样有着浓厚东方传统的事实，使新加坡的成功秘诀对我们尤其有借鉴意义。
（一）加强反贪专门机构建设。
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我国的反贪职能分设在三个系统，即纪委、监察部门、检察院的反贪局。三个系统工作角度各不相同，就不赘述了。目前是各级纪委、监察部门合署办公，是党务、行政部门行使调查权。而反贪局则在检察院的领导下开展工作，是法律检察部门，行使侦察权。能否换一种思路思考问题，将监察部门并入人事部门。因为，监察部门工作对象是干部，干部的教育、管理、处分等与人事部门的职能交叉或重叠。笔者的想法是加强纪委和反贪局的建设。纪委领导班子由同级党代会和党员大会选举产生，但纪委领导和办事人员的人事关系可上管一级，其工作经费和人员工资、津贴也由上级纪委拨付，以便于同级纪委工作，减少一些干扰。反贪局或各级预防腐败局在目前有独立出来的必要，从中央到地方一条线，条条管理，减少来自地方党委、政法委、检察院的负面影响。
此外，新加坡反腐倡廉的经验,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建立了严密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使得公共权力得到了有效的监督。参照新加坡的经验,我们必须完善监督体系。切实赋予人大相应的监督权力，增加反贪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完善纪检监察制度和审计制度，并加强新闻媒体特别是网络的监督作用。从而最终形成健全完整而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
（二）完善公务员进出机制，强调德才兼备。与新加坡相比，我国的公务员选拔、晋升及正常退出机制尚需健全。我国虽然在2005年制定了《公务员法》，对公务员的选拔，考核，升降，辞职等都作了具体规定。但与反腐败的现实需要相比，我国公务员的选拔、晋升及正常退出机制仍不够完善。尚需必须进一步从制度上加以规范，以确保被录用的公务员既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又能够经受住种种诱惑和考验。
此外，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的新加坡,其中华人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华人社会中儒家传统一脉相承，经久不息。1990年12月，新加坡政府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正式把儒家文化确定为其文化中心、国家意识，并提出了带儒家文化烙印的五大价值观，即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各族和谐，家教宽容。可见，由于新加坡本身特殊的地理、社会历史文化和人口背景，在中西文化的综合影响下，在两代领导人的大力倡导下，最终形成了‚以法治国，以德育人‛为核心的富有新加坡特色的廉政文化。这种强调传统的文化氛围同西方现代的政治制度相结合，在公务员选拔过程中的体现，就是强调人才的德才兼备。
（三）合理调整公务员薪金待遇。
新加坡‚以俸养廉‛制度颇具‚盛名‛,尽管这一制度的实施有赖于诸多先决条件，例如新加坡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公民素质较高，反腐败的法制比较健全等，但这一做法是很值得正在加强廉政建设的中国思考和借鉴的。中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之中，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很多地区，企业界和外国公司的薪酬比政府公务员的薪酬要高得多，低薪导致很多优秀的公务员被挖走，同时一些部门和公务员也开始‚广开财源‛，通过各种形式寻找非正式收入作为补偿，出现了许多公私界限模糊的‚灰色地带‛，一些腐败行为于是有了生存空间。因此，应该充分吸取新加坡在反腐败斗争中的经验，通过合理的薪酬来保证公务员队伍的质量，减少公务员腐败的机会成本。根据世界银行的一项跨国调查，一个国家公务员工资相对于私营制造业的工资水平越高，其腐败的程度越小。这项研究表明，保持公务员具有较高的收入水平对于反腐败具有重要作用。
高薪养廉作为新加坡廉政建设的一大特色，也同时对我国的廉政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说前一段时期矛盾的焦点主要在于提高公务员薪资待遇，那当前更重要的则是合理调整公务员收入水平，更加侧重平等和合理。随着公务员待遇的普遍提升，以及‚铁饭碗‛本身的优厚福利待遇，对于生活水平的不满已经逐步转变为对分配不公的不满，成为今日我国公务员队伍贪腐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之，在我国社会经济全面快速发展的今天，如何建立有效且可行的反腐廉政机制，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提高政府的形象和执政能力都有巨大的实践意义，新加坡，作为有着深厚东方传统的华人社会在这方面的杰出表现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去粗取精，有所扬弃的汲取国外先进经验，将会对我们自身的反腐廉政建设提供重要的帮助。
参考文献：
[1] 胡鞍钢，过勇。国际组织对各国腐败状况的评价体系概述，政治学研究，2001（2）[2] 李光耀，40年政论选，现代出版社，1994 [3] 孙晓莉，国外廉政文化概略，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 [4] 王小健，透过新加坡看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金陵瞭望，2007（3）：27 [5] 李家亮、刘稚，新加坡廉政制度建设的特点及启示，政法论坛，2009（11）[6] 吴桂韩，论新加坡廉政文化形成的五大基础，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7（4）
第四篇：20100920 问答：新加坡为何能有效反腐？
问答：新加坡为何能有效反腐？
路透新加坡9月20日电（记者 Nopporn Wong-Anan）---亚洲邻国各个腐败问题严重，但新加坡却被国际公认为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之一。以下是有关新加坡反腐经验的一些问答：
新加坡向来没有贪污问题吗？
错误。1959年实现自治时，新加坡仍然腐败问题猖獗且普遍存在于社会各个层面。反腐败法律法规薄弱乏力，反贪工作者权力不足，无法有效执行任务。
政府公职人员薪资比不上私营部门人员，他们中的有些人因为存钱太少而无法度过经济困难时期，从而负债累累。
新加坡人当时受教育程度有限，对公民的权利不了解，为了办事不得不贿赂公职人员。
何事引发变革？
1965年新加坡独立後，新的政治领导人主动摆脱与金融及商界的瓜葛，为官僚人员树立了榜样。
相关反腐败法律也得以大幅修订，反贪工作者获得更多权力，对贪污行为的惩治力度得到加强。
公职人员薪资水平上调到可与私营部门相媲美的水平。官僚程序大大简化，不仅提高了效率，还降低了公职人员索贿的可能。
反腐败法律有多严苛？
新加坡定期审议并修订反腐败法。
一般贪污犯最高可被罚10万坡元(7.46万美元)，或判刑最长五年。但如果案件涉及政府合同、议员或公共机构官员，刑期可长达七年。
法院还会勒令贪污犯返还赃款，且如果贪污犯无法对其财产来源给出满意解释，法院有权予以没收。
公职人员犯下贪污腐败罪还将丢掉工作、养老金及其他福利。
为何新加坡就行得通？
分析人士称，新加坡国家小，行政梯度较短，这对反腐工作帮助很大。
作为一个城市国家，新加坡更容易营造廉政氛围，人们也容易被反复提醒腐败的危害与後果。
公众对腐败的容忍度几乎为零。
新加坡与香港的法律均以英国法律体系为基础，这有利于维护国际商务人士在遇到欺诈或腐败案件时对新加坡司法体系的信心。(完)
编译：张敏 发稿：段晓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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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新加坡的反腐机制研究以及对中国的启示
新加坡的反腐机制研究以及对中国的启示
李俊 12351015
摘要：当前中国政府正推行一轮强有力的反贪风暴，十八大以来数十名省部级官员相继落马，其中不缺乏***、徐才厚、令计划这样的国家级大老虎，可见中央的反腐决心，同时也反映出中国的腐败情况已经严重深入到领导阶层。新加坡作为亚洲最清廉的国家，它和中国一样实行一党执政，执政党的反腐意愿和决心是国家反腐工作开展的基础。然而仅仅靠中央领导层的政治意愿是不够的，反腐还需要一套包括法律、机构和制度的完善的反腐机制来支撑。作者试图通过对比研究新加坡的反腐机制，为中国当前的反腐事业提供一些经验。
关键词：反腐机制、法律制度、监督
国内外的研究进程：
国内方面：①从法制角度：新加坡廉政法律制度研究》刘守芬、李淳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②廉政建设的角度：肖艾比《新加坡反腐败的经验及其借鉴》（《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52期）、陆志方《新加坡反腐败经验对中国廉政建设的启示》（《当代世界》2009年第10期）；
国外方面：关于新加坡的廉政建设的研究不多，主要有《反腐败——国家廉政建设的模式》（加拿大学者里克·斯塔彭赫斯特和美国学者萨尔·J.庞德）。
一、腐败的定义
按照李光耀先生的话来说：“Corruption involves the dishonest or preferential use of power or position which has the result of one person or organization being advantaged over another.”也就是说，腐败是指对权力或地位的不诚实或者偏好性的利用从而使某人或者某机构取得相对的利益和优势。
新加坡从法律方面对腐败作出详细的规定。如《新加坡刑法》第九章规定以下行为构成了公务员犯罪或有关公务员的犯罪:①公务员收取与官方行为有关的合法报酬之外的报酬(第161条);②带有腐败或非法意图影响公共服务而收取报酬(第162条);③对公务员施加个人影响而接受报酬(第163条);④公务员不支付对价,从任何与该公务员处理的事物或业务
1有关的人处接受任何有价值之物(第165条)。
中国并没有从法律上对“腐败”的对象与主体进行具体的定义，因此在处理”腐败“犯罪时欠缺法律的可操作性，及其合法性容易受人质疑。
二、新加坡的反腐成果
在殖民地时期，新加坡的腐败情况十分严重，这里主要指的是警队的腐败。据《海峡时
2报》对当地警察腐败的报道，警察腐败占所有贿赂案件总数的63.4%。而在二战后期，由于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警察微薄的薪酬难以维持生计，腐败局面更加恶化。
经过了独立后数十年的反腐工作，新加坡成为了亚洲最清廉的国家。据德国透明国际发布的清廉指数显示（见下图），新加坡的清廉指数为84，排名世界第七、亚洲第二，而中国得分为36，排名世界第100名。中国目前正处于腐败高峰期，反腐形势严峻。12 新加坡与中国反腐机制比较研究，梅雪，山西大学，2012年
新加坡与中国反腐机制比较研究，梅雪，山西大学，2012年
（数据来自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统计截止日期：2014年12月3日）
三、新加坡的反腐机制
1、新加坡的反腐法制建设
新加坡主要有两部专门的反腐法律：《防止贪污法》和《没收贪污所得法》
⑴《防止贪污法》，该法查处的犯罪类型主要有：①一般贿赂罪②与代理人贿赂交易的犯罪③赂撤投标罪④议员受贿罪⑤公共机构人员受贿罪
《防止贪污法》对各种腐败罪行进行了详细而具体的分类。⑵《没收贪污所得法》，该法具体地规定了对贪污贿赂所得的认定、如何处置和处置的程序。其中关于构成贪污贿赂所得的认定，体现了新加坡反腐败法律的的重要特征：我主张你有罪，你自己举证。根据李光耀先生的原话：“We also amended the Law to put the burden of proof or the defendant or accused if he /she had more assets than his income as reported in his income tax returns, from his employment or business could have given him.He has to disprove the presumption of guilt that they were gained by corrupt means.”正如《没收贪污所得法》第4条规定的，一个人所拥有的财产或利益与其已知的收入不符合,又不能向法院作出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解释时,其财产应被视为贪污贿赂所得利益。他需要自己举证这些基于他是通过腐败手段非法获得财产的假设是不成立的，而只要发现该名官员的财产超过其合法正当收入，法院不需要证明接受贿赂的人处于可以提供好处的位置上。在这条法律下，官员是否有贪污所得一目了然，这对意欲进行腐败犯罪的人起到巨大的震慑作用。
与新加坡相比，近年来中国也在加强反腐败法治建设，主要有:《行政监察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刑法》，另外还有中纪委在2005年初,颁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在2007年5月颁布了《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然而，中国仍未颁布任何针对贪污的专门性法律。
2、新加坡的重要的反贪制度建设——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
新加坡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规定：任何一个官员在被聘用之前,必须先申报本人和配偶的财产情况，出具财产情况的清单,清单出具后需到法院设置的公证处接受审查后由指定的宣誓官签字，每年的7月1日,每个政府职员都必须填写一份个人财务表格,写明自己的财务状况,各部门常任秘书对每一份申报表都要详细审阅,了解是否有不法行为。如本单秘书长发现财产来源有问题,立即送交反贪局调查。如本人的解释不能令人信服,则作为贪污受贿证据。由于有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监察部门可以随时对官员是否有不正当收入进行检查，能有效地监督官员的日常经济活动，增加了贪腐的操作难度。
与新加坡相比，中国仍未全面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1994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财产申报法》正式列入立法规划，但未能实际进入立法程序。2000年，中纪委决定在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中首先实行家庭财产报告制度。2009年1月1日起，新疆阿勒泰地区率先在全国试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随后，浙江慈溪、湖南浏阳、宁夏银川和青铜峡等地，也陆续开展了包括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在内的领导干部个人事项公开试点。
公务员是受全体人民的委托来管理各种公共事务的，公务员行使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就是全体社会成员的认可。因此，公务员的一切行为，包括个人行为都应受到广大民众的监督。实行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可以把公务员的财产收入置于阳光之下接受监督，任何与其所申报财产不符的不正当收入都会一清二楚，这将极大地规范公务员的经济行为，中国若要打好反腐这一仗，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势在必行。
3、新加坡的独特反腐机构——反贪局
新加坡拥有针对贪污腐败的专门调查机构，反贪局（Corrupt Practices Investigation Bureau）。反贪局在1952年由英国人成立，从1970年起，反贪局直接对总理负责，不受其他机构的威胁与压制，显示其独立地位。
反贪局的权力：以下是李光耀先生的原话：
“In 1960,we changed the outdated 1937 anti-corruption law and widened the definition of gratuity to include anything of value.The amendments gave wide powers to investigators,including arrest and search and investigation of bank accounts and books of suspected persons and their wives,children or agents.”
根据1960年修改的《防止贪污法》，反贪局拥有以下权力：
①特别调查权：反贪局有权不受其他法律限制，调查任何银行存款、股票存款、购买账户、报销单据或任何其他账目,或在任何银行的任何保险箱等。
②搜查权：如果反贪局认为某地藏有罪证，有权委派特别侦查员进行搜查，扣押一切相关文件和物品，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
③逮捕权：反贪局有权根据《防止贪污法》逮捕任何触犯该法的人，以及任何有理由怀疑与触犯反贪污法的罪行有牵连的人。
《防止贪污法》授予了反贪局强大的办案权力，使反贪局得以在最短时间内不受其他机构的限制对任何贪腐行为进行调查，并防止罪犯销毁相关证据。而反贪局直接对总理负责，总理对有直接的人事任免权，机构的独立性使它可以调查任何机构的任何级别的官员。
与新加坡相比，中国并没有针对贪腐行为的专门调查机构，无法直接快速的对贪腐行为进行强有力的处理。中国具有反贪职能的机构包括：司法层面的人民检察院，行政层面的国务院下属监察部以及党组织内部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然而中国的反贪职能机构缺乏像新加坡反贪局的独立性，如党纪委在开展调查工作时处于同级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在处理敏感的重要官员时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阻力。
四、对中国反腐工作的启示
新加坡的反贪工作在独立以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可以归功于以下几个原因:①“有法可依”：新加坡有针对贪腐行为的专门法律《防止贪污法》和《没收贪污所得法》，使反贪工作有明确的合法性。②新加坡实行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使官员的财产处于阳光之下接受监督，为日后的反贪工作提供数据支持。③新加坡有专门的反贪机构：反贪局，而且反贪局直接对总理负责，它的独立性以及法律赋予它的强大权力使它开展反贪工作时畅通无阻。
因此，为了更好地更有效地开展反腐工作，中国应作出以下的改进： 33 新加坡与中国反腐机制比较研究，梅雪，山西大学，2012年
1、完善法制建设，制定针对腐败行为的专门的《反贪法》，对贪污腐败进行定义，并明确贪腐的对象和主体，确定贪腐的不同程度及其惩罚方式，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另外在刑罚执行方面，控制和减少腐败罪犯“保外就医”、“监外执行”的数量，对腐败罪犯的减刑、4假释、保外就医等关键环节要重点介入司法监督。
2、全面推行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并鼓励人民利用微信平台、微博等新兴社交媒体对公务员的经济活动进行社会监督，公务员的一举一动都处在人民的监督之下，增加贪腐的难度。
3、设立针对腐败犯罪的专门调查机构，反贪局。反贪局应该成为与立法、司法、行政机构以及军队平行的专门机构。反贪局直接由总理领导，对总理直接负责，保持机构的独立性，不受其他国家机构的控制，不接受党的直接领导。另外，反贪局也要对总理进行监督，如果总理被发现有腐败行为，反贪局的职员可以直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反映举报，通过全国人大罢免总理的职务。另外，宪法、刑法以及第一点提到的《反贪法》要赋予反贪局足够大的权力来支持其开展工作。最后，全国人大要赋予反贪局独立的预算权，防止反贪行动受制于经费不足。但同时也要制定完善的选拔制度从优秀的公务员队伍中挑选经得起考验的精英成为反贪局的成员，并处理好侦查成员的职称问题，薪水要高于平级的普通公务员。
简论反腐败法律机制建设，秦永雄，人民网，2014.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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