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文革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时期（范文）
文革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时期，对不同的人和事来说，感受到和自认为的情况是不同的。现在人们认为，文革对传统文化是一场浩劫，对人们信仰和精神道德是一次空前摧残，对共产党的领导是一次自我否定。对曾当权的文革中被批斗被剥权力的一部分干部是不堪回首的岁月；对当时不被当作人看待的所谓“地富反坏右分子”是悲惨心悸的年代；对裹卷进历次事件的人们那是个疯狂的时期。这是对的，是历史的进步。但是这仅是一个事实的一个部分，并不是全部。
事实是，参与文革各种事情的并不是全体中国人，十亿人中也就百分之十几的人直接参与了其中，特别是参与武斗、打砸抢的仅仅是一小撮人而已。就大多数人来说仅是盲从或被胁从，做得仅是跟着喊喊口号，参加几次大会而已。对他们来说文革只是共产党建国以来搞的，无数次政治运动中最大的一次罢了。并没有某些人所宣称的那么深入人心，十亿人都那么昏蛋。大乱的时间也就那么一两年，军队一实行军管，各行各业基本上就恢复了正常运转。也并不象某些年青人所想的，十年中十亿人不种地、不生产，天天都在搞路线斗争。如果真是那样，中国早就散了摊，共产党也早就归了天。所以，尽管上边还斗得如火如荼，基层自1968年后，一年比一年生产抓得紧，管理一年比一年更严格。亲身经过文革的人们都知道这才是事实。
什么是真相？这就是真相。文革仅是毛泽东的文革，仅是共产党上层的文革。人民虽然被运动过，但因不是老百姓的文革，人民对它终究是敬而远之，绝大多数人并没有真正参与它，虽然他们可能举过胳膊，喊过口号，甚至可能斗过走资派。但绝大多数时候是被裹胁，是被蒙蔽，不等于他就心甘情愿去做这一切。所以，不要一提文革，就把十亿人民都扯进去，把十亿人都丑化成青面獠牙，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愚氓。其实，人民是聪慧的，文革时期除死心塌地当国家蛀虫狗腿子的亡命徒外，大部分人是你搞你的文革，我该干活干活，该恋爱恋爱，该生孩子生孩子，不管你说得怎么天花乱坠，我有一定之规就当普通民众，对文革只是敷衍。民众没有罪，如实地记录当时民众的喜怒哀乐的文学作品也不应有罪。尽管它们打着文革的深深烙印，幼稚可笑。但它们是一段历史的真实记录。
文革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不能回避的一段历史，如何真实地记录它，是考验中国历史学家聪明才智的一场考试。既不丑化，又不粉饰，既真实，又全面。是人民对文革史的起码要求。当前，有股子邪风，若有人提到文革，就立既会有人攻击你要替文革翻案。若见有学者收集整理文革时期史料，就立即会被扣上红派的帽子，还有的人咬牙切齿地谩骂毛主席，对有歌
颂肯定毛主席功绩的文艺作品，立即就扣上吹捧谄媚的大帽子。这和当年的文革作法有什么两样？以文革的手法反文革，说明这些人骨子里就是文革时期造反派的还阳。打棒子、扣帽子，不应在现在又出现，因为它的专利人是四人帮。希望当代青年人不要染上这样恶习。你可以使劲骂毛泽东骂共产党，骂文革。但你也应当允许别人为毛泽东共产党，为文革客观公正的说些话。不同意可以摆事实讲道理，不要靠扣帽子打棒子雷人。我赞成这样的话：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尊重你发言的权利。扣帽子打棒子不是尊重别人的权利，是四人帮法西斯的伎俩，再次希望青年人不要步这些人的后尘。
尽管毛泽东建国后犯了一系列错误，但和黑暗的民国比，他给中国带来了一个较清廉的政府。文革期间，不管官民，贪污一万元就立即枪毙。他领导下的政府基本没有贪污犯，有了就毙，毫不留情。他用了十几年，把一个连煤油都生产不了的中国，建成了一个能生产汽车、飞机、原子弹、氢弹的东方大国。他敢和美帝斗，和苏联斗，和印度斗，而且逢斗必胜。这在中国历史上无人能比。毛的政策使我家近三十年陷入悲惨境地，直到今天尚无有正面交待。按理我是最不可能谄媚毛泽东的人。但个人的遭遇和国家比较，我不能不钦佩毛的某些品质，不能不由衷地赞颂他的伟大。这就是当时我创作这些所谓诗歌的动机。
说到文革时期的历史，有人给下定义是地狱的年代，黑暗的岁月，国家崩溃的边缘，我不知这是根据什么下的定义？对某一地区，某段时间，或某件事而言，他可能说的是事实，但如果全面看，从全国范围看，这些定义并不准确。最明了的事实，文革中，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卫星；抗美援越第二次打败了美国及其傀儡，帮越南彻底解放了全境；全国数年停产半停产，竟无一人下岗，无一人被拖欠工资。这是任何地狱年代，黑暗岁月能做到的吗？我一再强调文革时期也是共产党毛泽东绝对领导时期，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对的，但彻底否定共产党的领导肯定是错的，因为文革十年中国的发展稳定是人民创造的，否定这个时期人民的创造成果肯定也是错误的，人民也是绝不会被允许的。靠道听途说作证据是最不道德的。靠少数统治者和他们豢养的文人编造的故事作证据也是最不道德的。
时至今天我没看到一部真实记载文革十年的历史。所出大部分有关文革历史的书籍电影，都是丑化、妖魔化文革时期人民，共产党、毛主席的。这是不实事求是的。文革中，共产党毛主席有错，但不是全错。例子很多，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民众开始盲从，后来多消极对抗。我们写政治史文学史经济史就应该把这些历史真相写进去。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好就是好，坏就是坏。既不夸大也不缩小，既不丑化也不美化，写出一部客观公正，真实可信，对得起
后代子孙的文革史来。这不是给文革翻案，不是为毛泽东共产党谄媚拍马屁，而是还原真实的历史，让后代子孙不再被左或右的各种骗子所迷惑，走一条真正让自己当家作主的路。
我不了解李树喜先生编辑出版《文革诗选》的背景，但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它可以把一段历史场景真实再现，为人们的反思提供一些真实的依据。希特勒的《我的奋斗》都可冠冕堂皇地在中国出版，难道我们还怕那些反映文革时期人们精神状态的所谓诗歌吗？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既然知道文革是错误的，是中国的一场文化浩劫，那就不要回避它，就要把它错误一一摆出来，让大家让后代子孙知道它为什么错，错在哪？我之所以为树喜先生提供这些幼稚可笑之作，就是让大家看看“毛泽东思想”是如何把一个青年人变成一个宗教式的毛泽东狂热的信徒的。这样的信徒才是文革悲剧的基础，毛的个人崇拜从哪里来，就是从这样无数信徒的崇拜中来。所以，文革是毛泽东的悲剧，更是中国青年的悲剧。我赞成天南地北之子的评论，哪个孩子没光过屁股，关键是敢不敢把这段光屁股的畸态放到大家面前。我现在将自己年青时曾经的崇毛崇党的愚忠盲从的屁股亮出来，就是请大家以我为鉴，今后不再愚忠盲从。我坚信只有亲身经过文革的人们，才有资格谈论文革的真相。
我没有歌颂纪念文革，也根本没有理由会再歌颂纪念它。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牺牲品，我只会反思毛泽东和文革为什么会在中国出现的原因，但我讨厌随意给人扣帽子的恶行。有些年青人仅凭道听途说或看小说电影得来的造假的文革知识，就批这批那。其实这些人就是极左红派的代言人。我的文革诗抄在博客发表后，即有人咬牙切齿地发表了很多我懒得评价的言论，制造了很多我不屑辩驳的谣言。我自然清楚他们为什么这么疯狂，我对他们表示同情。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相信大家的眼睛，相信正义的力量，相信前来观看我博客的朋友，会成为我的支持者。历史是任何人不能篡改的。假话只能骗人一时，绝对骗不了一辈子。信不信由你。
第二篇：汉代是中国历史的辉煌时代
汉代是中国历史的辉煌时代,也是南阳历史的鼎盛时代。说起南阳的历史文化,人们自然会想到汉代。汉代南阳基于优越的自然环境,在经济、政治和文化诸方面,都有着特殊的成就,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区域。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兴盛时期,汉代音乐也是中国音乐发展史上重要的历史阶段,其艺术成就令世人瞩目,影响深远,有着重要的艺术价值。南阳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发迹之地,有“南都”、“帝乡”之称,与西都长安、东都洛阳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是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
汉代南阳音乐兴盛的表现1.歌舞场面盛大汉代南阳舞乐百戏极为发达。截止目前南阳已出土的40多座汉代画像石墓中大都刻有表现舞乐百戏的画像,汉画像中的乐舞场面的铺张恢宏与张衡在《南都赋》中对汉代南阳歌舞聚会活动汪洋恣肆的颂吟,相互辉映,再现了当年黄钟大吕、歌舞升平的盛大场面。“汉画中丰富多彩的舞乐百戏图像,展现了汉代乐舞的艺术水平,既蕴含道德教化精神,又淋漓尽致地表达感情。它以精湛的技艺、优美的造型、妩媚的形象和广阔的意境,发挥其娱乐功能,达到祈福禳灾的功利性目的。”张衡的《二京赋》和《南都赋》中就生动地描述了祭祀祖先、上巳节日和重大庆典的乐舞百戏活动。南阳人民历来具有热情好客的优良传统,每逢家族聚会,祭祀大典之时,定将“以速远朋,嘉宾是将,揖让而升,宴于兰堂”“珍馐琅歼,充溢圆方,琢碉狎猎,金银琳琅”。这欢洽友好的气氛、金镶玉嵌的器具、山珍海味的佳肴,处处充溢着醇厚热情的民风。宴会开始以后,“侍者蛊媚,巾鲜明,被服杂错,履蹑华英。儇才齐敏,受爵传觞,献酬既交,率礼无违。弹琴,流风徘徊,清角发征,听者增哀。客赋醉言归,主称露未唏,接欢宴于日夜,终恺乐之令仪......南阳汉文化在当时诸郡国居于领先地位，显示出明显的先进性、丰富性，艺术文化灿烂
汉代南阳艺术形式多样，内涵丰富，技艺精湛。舞乐百戏丰富多彩。张衡《南都赋》载，南阳聚族蒸尝祭祀，宴请宾客之际，“弹琴（扌厌）龠，流风徘徊，清角发声，听者增哀”。南阳士人在三月上巳日纷纷到河边踏青游乐，举行歌舞聚会活动，“于是齐僮唱兮列赵女，坐南歌兮起郑舞”，弹筝吹笙，发出动听的新声。南阳画像石中有许多歌舞演奏场面，其中撞钟图、击铙图，十分生动，而弹琴、抚琴、击鼓更是栩栩如生，并有管弦打击乐器伴奏的乐队，所见有瑟、竽、排箫、埙、拍、铙、钲、钟、磬、建鼓、鞞等多种乐器，令人仿佛听到了《寡妇曲》的悲吟，鵾鸡曲》的哀鸣，听到柔丽多变的“新声”。画像中的“七盘舞”、“建鼓舞”、“独舞”、“双人舞”、“巫舞”、“长袖舞”，舞者个个细腰长袖，翩跹起舞，体现和反映出了丰富多彩的舞姿，状如白鹤，形同流云，使人应接不暇。画像中乐舞场面的恢宏盛大与张衡在《南都赋》中的汪洋恣肆的吟颂，相互辉映，令人如入其境，如闻其声，使人们仿佛回到了音乐文化异彩纷呈的汉代。汉画中还有多种多样的杂技表演，诸如飞剑、跳丸、倒立、冲狭、弄壶、戏车等，技艺高超，令人赞叹不绝。特别是戏车，再现了一场惊心动魄、绝妙非凡的车上履索杂技表演，堪称杂技之精粹。品种繁多是汉代娱乐文化的一大特点。其中就具有舞台表演性质的娱乐形式而言，大致上可以分为“乐”和“戏”这两大类。“乐”指音乐歌舞，在汉代，以娱乐为主要功能的音乐歌舞有一专门名称，称为“倡乐”，以别于朝廷典雅之乐和儒家的“雅乐”。《后汉书》卷二十《王霸传》记载建武四年王霸与苏茂、周建交战时作倡乐的情形：“贼复聚众挑战，霸坚卧不出，方飨士作倡乐。”又卷二十八《桓谭传》说桓谭“性嗜倡乐”。《桓子新论·政事第十一》有曰：“扬子云大才而不晓音，余颇离雅乐而更为新弄。子云曰：‘事浅易善，深者难识，卿不好雅颂而悦郑声，宜也！”，(据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十五)据此可知，桓氏所嗜好的“倡乐”，即是与“雅乐”相对的俗乐新声，这是汉代“倡乐”的本义。“倡”即倡人，《汉书》卷九十七《外戚传人》：“孝武李夫人，本以倡进”，又卷九十三《佞幸传》：“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这两处提到“倡”时，颜师古都以“乐人”注之。从李延年、李夫人兄妹的情况看，“倡”正是以音乐歌舞为业的乐人，“倡乐”亦即娱乐性的音乐歌舞。与“乐”并提的“戏”，是汉代的发达情形仅次于“乐”的一类娱乐艺术，其纯粹追求娱乐、趣味的性质则更甚于“乐”。“戏”的种类十分繁多，且变化多端，各种“戏”，并无太多的固定形式和表演创作的程式可言，唯以追求娱乐效果和刺激性为原则。当时单称“戏”，或复称“诸戏”，如《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记载召信臣为少府时“奏省乐府黄门倡优诸戏”。其效果突出者，又称妙戏，张衡《西京赋》有“呈角觝之妙戏”一语。其内容幽秘、不常示人者，又称“秘戏”，华峤《后汉书·灵帝纪》记载灵帝于平乐观“设秘戏以示远人”[12]。可见汉戏种类之繁多，性质之复杂。汉戏后人多称为“百戏”，详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四十七《乐考·散乐百戏》条，马氏叙述汉时杂艺时说：“如是杂变，总名百戏”。但“百戏”一词也可能汉人已经使用，《唐六典》云：“后汉少府属官有承华令，典黄门鼓吹百三十五人，百戏师二十七。”不知“百戏师”一名为唐人用以称汉戏人员，是汉人原用之名，待考。
百戏艺术具体内容究竟如何，已难全面描述。据其内容性质分，似乎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角之类的杂技表演；另一类有人物表演乃至演出事的成分，有些是属于戏剧萌芽时期的艺术形。上文所引《唐六典》中的“百戏师”，似乎主要是前类杂戏的表演。这类杂戏有尚力、宣武、逞技的特点。这类百戏表演，若借用后世戏剧文武戏分的说法，颇具有“武戏”的特点，而后世武戏的某因素，汉代“武戏”中已经具有了。与此类尚力、宣武、逞技之百戏相对的，是以歌舞表演、杂以滑成分的杂戏，它们的演员在当时统称为“优”或“优伶”、“徘优”。广义来讲，“百戏师”也应包括在优人里面，但一般所说的优人，似乎并不包括角觝戏、杂技戏等“百戏”演员。现在我们回顾一下汉代“乐”、“戏”两大娱乐艺术的类型，其分别界限即在于“乐”为音乐歌舞，戏为逞技表演的百戏、杂戏；“乐”的演员通称“倡”，“戏”的演员通称“优”或“徘优”、“优伶”。“倡优”这一词组在汉代典籍中出现的频率很高，正代表了汉代社会娱乐艺术中最重要的两部分。《桓子新论》中桓谭说自己的父亲在汉成帝时为“乐府令”，“凡所典领倡优伎乐盖有千人”。这是西汉朝廷乐府最盛时的情形。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汉代的乐府机构，不但掌音乐歌舞，也掌百戏众艺，而其机构之基本功能在于提供娱乐，也昭然可见。由于乐府机构“乐”、“戏”同掌，所以这两大艺术类型之间，具有虽有分界而又相参合渗透的关系。大抵可以这样说，“人分艺合”，即每类演员各有执掌范围，专业性强；但在表演之时“乐”“戏”常常配合起来。这里应该提出的是，在汉代，“戏”更依附于“乐”，“乐”可脱离“戏”而单独表演，但“戏”则基本上离不开“乐”的配合，即使是角觝走索、舞弄刀剑之类的武戏，也都需要有音乐的配合。简单地说，戏乐之关系中，多体现为“乐”类艺术为“戏”类艺术服务。就乐府诗歌来说，不但有歌词、舞词这为人习知的两类作品，还应该有一类可以称之为“戏词”的乐府诗。今存的《徘歌词》即是这一类。这首《徘歌词》见于《南齐书·乐志》，载云：
《俳歌词》：俳不言不语，呼徘嗡所。俳适一时，狼率不止。生扳牛角，摩断肤耳。马无悬蹄，牛无上齿。骆駼无角，奋迅两耳。
右侏儒导舞人自歌之。古辞《俳歌》八曲；此是前一篇。二十二句，今侏儒所歌，摘取之也。
据《南齐书》作者介绍可知，在齐时尚存古徘歌八曲，这里是其中一篇，并且也只是这篇二十二句中摘取的几句。这篇《俳歌词》齐时即称为古辞，可能是汉魏时的作品
[13]，它是扮演兽类的侏儒戏的“戏词”。可见汉时的乐府诗中，有为诸戏演出而写作的戏词，但因为这类歌词十分粗朴，大多是用极通俗的文字记录表演的程序和动作，文学性很弱，所以随原戏失落后，这种带有后世戏剧舞台脚本性质的“戏词”也随之坠失了。
现在我们再引一些材料以证实汉代乐戏结合之关系。《后汉书》卷十《皇后纪》记载：永初三年邓太后事，“旧事，岁终当飨迁卫士，大傩逐疫。太后以阴阳不和，军旅数兴，诏飨会勿设戏作乐。”此“设戏作乐”四字即是汉时常语，见汉代戏乐常常同时表演之真相。又《汉书》卷六十八《霍光传》载霍光等奏废昌邑王诏中云：“大行在前殿，(昌邑王)发乐府乐器，引昌邑乐人，击鼓、歌吹、作俳倡。”这里“俳”即俳优戏，它与歌唱一起演出。其他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兹不赘引。汉人在欣赏娱乐艺术方面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爱好众艺杂陈、百乐俱作的场面，尤其是上层阶层中，这一欣赏习惯更为突出。汉代大型娱乐场所京师平乐观，就是典型的众艺杂陈的娱乐场，许多节目同时演出，务使观众达到穷欢极娱的效果。对于这种众艺杂陈、穷欢极娱的特点，辞赋中多有详细的反映。如张衡《西京赋》在历叙宫馆游娱、平乐观戏、深宫歌舞之后，有“于是众变尽，心酲醉，盘乐极”之语。班固《东都赋》赞扬东汉明帝永平中崇兴雅乐的行动，但从赋中可以看出，即使是“雅乐”最受重视的这一时期，帝王的作乐场面，仍是雅俗俱陈追求浓厚的娱乐效果，这从《东都赋》的描述中可以看到。赋中云：“万乐备，百礼暨，皇欢浃，群臣醉”；又云“圣上睹万方之欢娱”。在这种比较严肃的典礼场面尚且要观众艺、极欢娱，则专门以娱乐为目的的设戏作乐场面的奢侈更可想见了。西汉元帝成帝时，可说是乐府艺术的盛世，非但朝廷有乐府、黄门等掌乐机构，员额逾千，就连贵戚大臣也都有私蓄的倡优，成帝时“郑声尤甚，黄门名倡丙强、景武之属富显于世，贵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过度，至与人主争女乐”(《汉书》卷二十二《礼乐志》)。就是一般的富吏民之家，也都拥有相当数量的倡优，元帝初贡禹的奏章有云：“豪富吏民蓄歌者数十人”(《汉书》卷七十二《贡禹传》)。由此可以想见，朝廷之外各阶层人的作乐设戏场面，也都有颇为可观的规模。汉代这样的娱乐风气，客观上有利于乐戏各门类、各品种之间相互刺激、彼此渗透，造成一个体系极庞大的娱乐艺术系统，其盛况也许是我们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的。汉代的乐府艺术正是在这种背景中发展出来的。
第三篇：面试官点拨大学生：我面的上一个应届生是极品
面试官点拨大学生：我面的上一个应届生是极品
沪江小编：文中的壮壮爸爸是沪江网校实用商务英语第一辑班级的学员，从事外贸营销工作，有着六年工作经验，时常参与招聘面试。他在面试中遇到过各种“奇葩”求职者，也结合了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总结整理出了几点关于面试的建议。这可都是来自面试官的第一手资料哦，希望能对求职者有所帮助。壮壮爸爸自称猥琐大叔，他用轻松幽默的语言，四两拨千斤地告诉我们面试时要懂得的道理！
猥琐大叔已经工作了6年，期间做过业务，当过主管；也做了很多正确的事情和错误的事情。今天上午面试了一个男孩，想起了一些面试中要注意的地方，有用没有用的大家看看吧。一.面试着装，尤其是女孩的着装。
记得7月份和公司的其他人一起面试。就在我们面试得七荤八素的时候，进来一个女神般的姑娘，飘飘的长发，凹凸的身材，修长的美腿。一下子就把我们的眼光吸引了。当这个姑娘坐下的时候，短短的裙子只能盖住那一半的白腿。顿时我们三个男人的眼睛就盯在那一段白白嫩嫩的大腿上了。我甚至听见旁边市场部经理咽口水的声音。就这样，姑娘在我们贪婪的目光下回答着我们提出的问题。最后我们4个面试官里唯一的女性-财务部经理说：“XXX，我要告诉你，你有可能进入我公司的三面，但是我建议你三面的时候，最好穿条丝袜或者换成裤子。”最后在我们4个人商量的时候，这位大姐极力反对这位姑娘进入三面，理由很简单，这姑娘太有心计，将来不好管理。最后这位姑娘就被我们的大姐给刷下去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无论你的腿有多么极品，都不要在面试官前显摆，尤其是面试官里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大妈级人物。所以在面试的时候穿条丝袜，当然职业装是最好的。推荐阅读：面试要赢在起跑线 你必须知道的穿衣禁忌 二.如何回答问题：答你会答的。
猥琐大叔面过一个90后男孩，正规大学财务会计专业。这个小伙子进门后的举止言谈都非常好，我们也挺满意的。中间我们财务经理提了一个问题“有个业务员一年赚了12万的提成，如果一次发给他的话公司会产生不少的税费，这样对公司和对这个业务员都有损失，请问，如果是你你将会怎么合理避税？”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结果这个90后的大男孩想了想，就天南海北地乱答一气。我们几个面试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笑了。
实际上，如果你碰到的专业问题你给不了答案，你就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不会”。这样其实没有几个面试官会为难你。反而觉得你诚实实在，将来也好带、好管理。面试时碰到不会回答的问题，诚实回答自己不会反而比胡答乱答更容易获得机会。推荐阅读：用完美答案告诉你如何应对面试官的刁钻问题 三.如何在面试中提问：问你该问的。
以前有个面试，是个男孩，正规大学的学生会主席，为人精明能干，一面人力资源的小妹被这个男孩迷得神魂颠倒的。二面我们几个大叔上场，可能是同性相斥的原因吧。我心里并不是很喜欢他，觉得这个小伙子有点圆滑。每一次面试的结尾都会让应聘者问我们一个问题，这次也不例外。结果这个小伙子问了我一个问题“你们公司的人际关系怎么样啊？将来我应该站在那边啊？”我喷，歇菜吧你！其实最后一个问题你可以这么问的，公司有没有培训啊，多不多啊；公司的工作环境怎么样？将来有没有人带我啊什么的。既可以展现你好学向上的一面，又可以让面试官吹一吹，满足一下自尊心。何乐为不为呢。推荐阅读：面试最后一问“你还有什么问题吗”的最佳回答 四.薪酬问题：别在钱上斤斤计较
大叔在面试中看上过一个姑娘，清纯可爱型，一、二面我都力挺她。一路护送她进了三面，直接面见大老板。其实一般三面也就是个过场。因为二面的时候各个部门就把人招走了，在这个姑娘三面的之前，我就给老板一脸猥亵地打好招呼说，这个姑娘我看上了，我的了。老板那里就是和她谈谈收入什么的。结果，面试完了老板直接来了一句，你别琢磨了，人家把我们炒了。我问其原因，老板说，和这个姑娘谈起工资福利，新员工第一年一个月2000元，交五险一金，加奖金等福利一年4万不到，结果这个小姑娘一撇嘴说“就这么点啊”。说完就走了，把我们老板晾在那里，傻了。
实际上对于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把心态放低一些，大街上的本科生一大把，招你进来你就是个白板什么都不会，凭什么给你高工资。先学学东西，适应适应社会，等羽翼丰满了再考虑收入，才是比较明智的。小结：
其实无论什么样面试，都是一个宗旨，那就是：实在诚实。知道什么回答什么，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千万别不知道装知道。任何一个面试官，都是身经百战的，你的表现面试官一看就明了，所以千万别耍小聪明。还有就是微笑，无论是独面还是群面，千万别一个表情的，微笑面向你的未来，尤其是女孩，也许你的一个微笑就能打动猥琐大叔的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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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读党史有感 读过党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结果。但是从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来看，它的成立又是中国进步力量发展选择的结果。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获得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无数优秀中华儿女前赴后继。虎门硝烟、三元里抗英斗争、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等，革命先烈谱写了一曲又一曲悲壮的赞歌，但是都失败了。其原因，一是由于中国的封建统治力量异常的强大，拒绝踏入世界已经发展起来的现代化进程，无论是改革派还是革命派都不能仅凭自身的力量或是改造封建体制或是推翻封建体制将国家推入现代化进程；二是由于帝国主义的贪婪，对封建统治者既压迫又勾结形成一种阻碍中国进步的强大力量，或是以朴素的农民的革命方式，或是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方式各自独立与之斗争，最终只能以失败告终。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标志，五四运动前的中国近代革命运动为旧民主主义革命，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阶级走上了中国政治的历史舞台，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被称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是力量分散的革命。资产阶级寻求民主，想要建立起一个像西方社会那样先进的国家，对帝国主义抱有一定的幻想，不可能联合最为广泛的农民阶级。农民阶级怀有朴素的爱国主义
思想，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侵略，但是农民阶级有时对封建统治者还抱有幻想，因此也不能够与资产阶级进行联合。这种各自为阵的革命形式的结果就是进步的思想和革命的火花在强大的封建统治势力摧残之中、在帝国主义帮衬的围剿中一次又一次熄灭。在黑暗中，中国人感到迷茫和困惑，不知如何作为，像一盘散沙。即使是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但是封建势力依然存在。民国政府建立之后，资产阶级的一些进步思想观念在封建军阀那里支离破碎，为军阀们为我所用而任意取舍，人们对民主共和失去了信心，对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感到困惑。权力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只是灾难。反对强权，寻求自由是这一时期中国有进步思想的人士的第一感觉上的追求。他们不满足资产阶级的建国方式，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本身的弱小决定了其软弱，在权力的角逐中必然向封建势力妥协。他们也不相信共和政体，因为共和体制不仅不能够给国家带来有序安定，而且还被军阀所利用走向了反面。他们要反对一切权力。早期的共产党人无一例外的都是从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转变过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令无所适从的先进的中国人看到了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加之五四运动后期中国工人阶级走向了政治舞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工人阶级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给中国社会带来
了全新的理念，给中国人民指出了新的发展道路。党的二大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破天荒的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并提出联合统一战线的问题。党的三大确定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实现了国共的第一次合作。在国民革命的大革命中、在北伐战争中国共产党人都是冲锋在前，担当重任，推动中国革命事业向前发展。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中国人民的利益为重，在民族危难之际捠弃前嫌再次与国民党联合共同抗日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全国人民呼吁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社会的主张的声音越来越高。中国共产党人拿出真诚的态度与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合作，希望同国民党联合建立起一个独立自主和民主自由的国家。然而，国民党反动派凭借他们在军队数量和武器装备的绝对优势，妄想把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军队消灭掉，实现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但是中国人民渴望民主的要求是历史所趋，中国共产党代表了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民的愿望，中国人民支持共产党所领导的为民主自由和正义而战的人民解放战争。经过三年的努力，彻底地打垮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起了一个崭新的国家。因此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第五篇：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他在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期间，几乎处于左右朝局的地位。我国资产阶级历史学的创始人梁启超早在七十年前就指出：“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读中国近世史者势不得不口李鸿章”（《四十年来中国大事记》）。《清史稿》也说他“独立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人当其冲，……近世所未有也”。但是，与李鸿章的地位和影响相比，史学界对他的研究是不够的。长期以来，人们只论及他对内如何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对外如何签订不平等条约，而对他的其他活动或者避而不谈，或语焉不详。因此，一提到李鸿章，人们自然要说他是刽子手和卖国贼。显然，这样评价历史人物是有失全面的。
毋庸置疑，对李鸿章镇压农民起义和经手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劣迹，加以抨击和批判是理所应当的。但在抨击和批判的同时，也需进一步作出阶级的、历史的说明。必须指出，就镇压农民起义而言，这是他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许多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敌视人民这一点上，一切封建统治者是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被后人誉为民族英雄的岳飞和史可法，在阶级矛盾激化时，都曾主张并执行了镇压农民的政策。近代史上的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虽是个抗击外国侵略的英雄，但为了绞杀太平天国革命，他竟不顾病体之难，还以当年出戍时“苟利国家生死外，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词句勉励自己，做了第一任“剿匪总司令”。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著名思想家魏源，当太平军危及到他的阶级利益时，也在江苏高邮举办团练，直接参预镇压活动。地主阶级士大夫是这样，资产阶级维新派代表人物何尝不是如此。马建忠百般仇视太平军，目之为，“残忍嗜杀”的“流寇”。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也时刻提醒统治者要防止农民揭竿而起，把自己置于农民起义的对立面。由此可见，不独李鸿章一人采取了与人民为敌的态度，包括那些曾在历史上有过功绩，而且被后人加以肯定的进步人物，在阶级矛盾激化时，统统都是站在劳动群众的对立面的。既然如此，对身为清朝大官僚的李鸿章的评价，何能因为他有过镇压革命的“政历问题”而一锤定音呢。
关于他经手签订不平等条约之事，也应作出具体分析。不可否认，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外国列强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民族灾难。它 “将中国生计一网打尽”，“自古取之国，无此酷毒者。”（谭嗣同语）“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人”，是可以理解的，但义愤毕竟不能代替科学的历史分析。如若对当时的实际情形作些具体的考察，就会得出其责任并不专在李鸿章一人的结论。从签订《马关条约》来说，甲午战争时，恰逢西太后六旬大寿，这个抱定“宁亡外夷，不给家奴”的清廷主宰者即主张从速和解了事，以免影响她的庆典。事实表明，这种“议和”的主谋者是西太后。同时，还不应忽视这样的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这次“议和”是在清政府全面战败的情况下进行的。显而易见，在敌人炮口下的“议和”，清政府无论派谁为“议和”代表，都不可能改变战败受辱的地位。由此可见，《马关条约》的最后签订，李鸿章虽有其不容推卸的责任，但这笔烂账却不能统统算在他个人的头上。此后，经李鸿章之手签订的另一个重大的卖国条约《辛丑条约》，从清政府方面来说，更是由西太后一手造成的恶果。
如果说，李鸿章一生的主要行迹仅仅局限于对内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对外签订不平等条约，那么，他理所应当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问题是，他一生有三十多年时间从事于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洋务运动，而且他还是这一运动的创始人、组织者和领导者。因此要全面、正确地评价李鸿章，不探讨他在洋务运动中的作用是不行的。
洋务运动究竟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史学界迄今尚无定论。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尽管这次运动的出发点是给行将灭亡的清王朝“补葺”，但就它的某些措施而言，在客观上却是顺应历史潮流发展的。因而，作为这一运动的创始人、组织者和领导者的李鸿章也就充当了社会发展的不自觉的工具。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敌视一切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制度的一切表现，但是这种敌视并没有解除它应对资产阶级人士在历史上的进步和反动加以区别的责任。”（《列宁全集》第8卷，第34页）应该说，这种“责任”同样适用于我们对李鸿章的评价。如果只强调他反动的一面，而不提他进步的一面，其评价就很难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早在一八**年，李鸿章就指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外国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用其人。”（《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他为何要在此刻大言中国“自强”？而且还主张向外国学习呢？这岂不与传统的“用夏变夷”思想背道而驰吗？显然，这是由于他敢于正视现实所引起的。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社会是封建的、闭关自守的。那时的中国人，“无论于泰西之国政民情，山川风土，茫乎未有所闻，即舆图之向背，道里之远近，亦多有未明者。”（王韬：《□园文录外编》卷3，第83页）封建统治者盲目虚骄，在他们眼里，中国无疑是“天朝上国”，而别国都是“夷狄蛮□”。但是，从十八世纪下半叶相继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国家并不吃这一套，他们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来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75 页）为了获得商品、原料的销售市场和资本输出场所，外国资产阶级猛烈地向外扩张。一八四○年，英国侵略者首先用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从此，“天朝”的神话被打破了。时隔十六年，英、法联军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果，仍以清政府的惨败告终。清政府对外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那么，对内呢，起事于一八五一年的太平军，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横扫江南。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下，各地的劳动人民又相继而起。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震撼了整个中国，动摇了几千年来封建统治的根基。清王朝如同一具腐烂的躯体，从里到外，从头到脚，百孔千疮，危在旦夕。面对这“外忧内患，至今已极”的可怕情形，李鸿章等人感到已经不能照抄 “老谱”统治下去了。于是，他大声疾呼：“事穷则变，变则通”，而“变”的关键在于“资取洋人长技”（《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2）。
那么，向外国学什么？“资取洋人”的何种“长技”呢？对外战争使李鸿章“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2），因此，他的 “自强”之道，自然要从军事改革、即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入手。他说：“西洋军火，日新月异，不惜工费，而精利独绝，故能横行于数万里之外，中国若不认真取法，终无□以自强。窃为士大夫留心经世者，皆当以此为身心性命之学，庶几学者众，而有一二杰出，足以强国而瞻军”（《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7）。在这里，李鸿章竟把“船坚炮利”视为“身心性命之学”。正因为如此，他不但着手从外国购置新式枪炮，而且还陆续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等一批著名的军事工业。对于李鸿章的这些活动，有的论者认为纯属为了镇压人民革命，因而是反动的。依我看，这种观点是欠公允的。不错，说李鸿章军事改革的最初目的是为了镇压人民革命是谁也否认不了的。太平军等不正是他伙同曾、左等人利用洋枪洋炮绞杀的吗。但是，从刀矛剑戟到洋枪洋炮，清政府军事力量的加强，并不仅仅意味着对人民来说是一种灾难。从抵御外侮角度而言，无论怎么讲，在客观上也是符合中华民族利益的。比如，江南制造总局在甲午战争期间加班加点，日夜生产，为前线提供弹药是人所熟知的事。考虑到后一种因素，李鸿章从事的军事工业活动是不能笼统加以否定的。
随着近代军事工业的兴起，李鸿章等人又逐步意识到“自强”与“求富”的连带关系。他逐渐感到只靠“船坚炮利”，还达不到“强”的目的，“必先富而后能强”（《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3），于是，他又派员兴办了上海轮船招商局等民用性工矿企业。这些民用企业的出现，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来说是值得庆幸的。因为，尽管这类企业都采取了“官督商办”的形式，但它仍为那些拥有大量资金，并渴望追逐高额利润，但又无奈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重重阻力而不能独立经营的私人资本提供了投资的场所。《申报》曾就当时上海商人投资近代企业的景况指出：“现在沪上股分风气大开，每一新公司起，千百人争购之，以得股为幸。”（见该报1882年6月9日）《字林西报》也说：凡开矿公司“一经禀准集股”，商人们“无不争先恐后，数十万巨款，一旦可齐。”（见该报1883年 1月22日）这就清楚表明，商人们对“官督商办”企业一开始是抱欢迎态度的。“官督商办”企业在早期还是起到了促进民族资本发展的积极作用。其次，这些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商品的输入和外国资本的扩张。李鸿章曾自称他办轮船招商局是振兴中国商务，以“商战”达到“俾外洋损一分之利，则中国益一分之利”（《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9）。外国侵略者也说他的“目的是要从外国公司的手中夺取势力日益增长的沿海贸易”，“把外国人从中国的沿海及内河贸易排斥出去”（《洋务运动》
（八），第400——401页）。而实际上，招商局的成立，的确多少打破了外轮垄断中国航运的局面。旗昌洋行就是被它挤垮的。从一八七二年至一八八○年，经过九载经营，使“华商运货水脚，少入洋人之手者，约二、三千万两”（同上书，（六），第60页）。因此，难怪李鸿章极其兴奋地指出：“从此中国轮船畅行，……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同上书，第6页）他设立上海织布局，同样是为了“以华棉纺织洋布，酌轻成本，一抵敌产”（《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77）。因之，竭力反对洋商自运机器来华设立棉纺织厂，饬令海关“查明禁止”（同上书，卷78）。另外，外国侵略者还企图在我国架设电线，他更理直气壮地说：“权利所在，军务、商务消息岂能使别国操之”（《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19）。据此可以认为，我国的纺织、开矿等工业，直到甲午战前未被外国侵略者染指，李鸿章是有一份功劳的。
在兴办近代民用企业的同时，洋务派还将军事工业的重心从陆上移到筹建新式海防方面。如果说在初创军事工业期间，洋务派“御外侮”还强调“不露痕迹”，宜趁“剿发逆”之机，“洋人乐于见长之时，将外洋各种机利火器实力讲求，以期后窥其中之秘”（《洋务运动》
（三），第467页）的话，那么到筹建海防时，这种对付外来侵略的意图，就日趋明朗化。所以会如此，一方面是太平军等农民起义到七十年代中叶均已被镇压，清政府渡过了它的内部危机；另方面，外部危机却纷至沓来，清政府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又尖锐起来。对于筹建海防一事，李鸿章极为热心，他指出：“西人专恃其炮轮之精利，横行中土”（《清史稿》，第 12016页），“而我所以失事者，由于散漫海防，……今议海防，则必鉴前辙。”（《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筹议海防折》，第238页）正是由于他的苦心经营，才把北洋舰队建成当时最大的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虽然后来败于日本之手，但它在对外反侵略战争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抹煞不了的。
培养人才也是李鸿章提倡最力的。人所共知，在洋务运动初期，国内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的人才寥若晨星。但是，要“求强”、“求富”，没有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人才怎么行呢？！李鸿章首先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必要性。他曾再三强调“培养人才，实为自强根本”。结果，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懂得物理、化学、电学、测量、地图绘制、机器与轮船制造及军事科学的新型技术人才。对于这些，恐怕谁也不能说是件坏事吧！
还值得一提的是，李鸿章的上述活动是在反对者群相毁谤的逆境中进行的。在顽固派的眼里，凡“祖宗成法”中没有记载的东西，无疑是“离经叛道”。翰林院编修丁立钧曾说：“唐虞患洪水，商季患戎狄、猛兽，春秋患乱臣贼子，今日之患未有如侈谈洋务之大者也。”（《洋务运动》
（一），第251页）他的这番话颇能代表所有顽固派的心理。这样一来，李鸿章自然成为他们攻击的首要目标。面对此类非议，李鸿章非但没有退缩，反而讽讥这些浑浑噩噩的顽固分子说：“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人人怕谈厌谈，事至非张皇即卤莽谈、天下赖何术以支持耶？中国日弱，外人日骄，此岂一人一事之咎！过此以往，能自强者尽可自主，若不自强则事不可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6）一个封建大员敢如此斥守旧而不避人君，精神可谓难得。那么，能否说李鸿章的洋务活动都值得称道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首先，他搞洋务，并不是要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而是意在给病入膏肓的封建残骸打强心针。其次，尽管在他的言行中充满了明显的抵御外侮思想，但对于外国资本主义是存在幻想的。他不但承认它们侵略中国的现状，而且还试图得到它们的帮助。诸如此类的问题，是我们在评价李鸿章的洋务活动时必须指出并应加以谴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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