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特别策划直视恶邻 一衣带水的历史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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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九一八特别策划直视恶邻 一衣带水的历史宿命

九一八特别策划直视恶邻 一衣带水的历史宿命

发布时间:2012-9-19 浏览人数:53 本文编辑:高考学习

世界从来不太平

比起日本人来,中国人对国际政治总是更多了一层玫瑰色的幻想。

中国最早的外交家之一郭嵩焘认为:“夫能以诚信待人,人亦必以诚信应之;以猜疑待人,人亦即以猜疑应之,此理无或爽者。”1876年,李鸿章与日本使臣森有礼进行了会谈。李鸿章说:“两国和好,全凭条约”,“恃强违约,万国公法所不许”;而森有礼却干脆地宣称:“和约没甚用处”,“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着条约”。即使在甲午大战一触即发的时候,李鸿章还一直认为“日本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诎。”

当然,李鸿章或许只是言不由衷地玩了下外交辞令而已,但日本使臣赤裸裸地表达出来的见解,却揭示了国际政治的达尔文主义本质。

国际政治究竟“性本善”还是“性本恶”,这成为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理论体系的分野。

德国哲学家康德是自由主义(或曰理想主义)的先驱,他将战争视为文明的灾难,呼唤和倡导“永久和平”。自由主义者们相信,理智能将世界建设得更美好,“好国家”(比如民主)会战胜“坏国家”(比如专制),国际经济的相互依存、民主的扩散、国际制度的制约等,都会推动世界和平。

但遗憾的是,考诸历史,向往和平的占卜者们似乎很少应验过:

着名历史学家、《世界史纲》的作者赫伯特·韦尔斯曾在上世纪初乐观地预言:“对于20世纪初的人们来说,战争正迅速成为一种不可能再次发生的事,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为明显了。”但不久,惨烈的世界大战接连爆发。

进入冷战后,根据《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在《战争与反战争》一书中统计,在1945~1990年之间的2340个星期里,地球总共只享受了3个星期没有战事的太平日子。东欧剧变之后,冷战结束,“民主和平论”“经济相互依赖和平论”“国际制度和平论”等等一度成为时尚。这些论断,在愿景阐述和道义扞卫方面,都很容易显得“政治正确”。但是,铁幕的掀开却并没有减少战乱的发生,更没有减少大国对峙、竞争的势头。美国政治学家米尔斯海默,悲天悯人地揭示了国际政治的悲剧本质:国际体系是一个险恶而残忍的角斗场,要想在其中生存,无论国家“好坏善恶”,都别无选择,只能为了权力而相互竞争和厮杀,这是一种零和博弈。他因此认为,中美之间必然形成对峙和相互威胁。而在我看来,在中日这东亚两强之间,也必定要面对同样的历史宿命。冲突是国家的本能

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这决定了安全的稀缺性。为获取安全而展开的激烈竞争,迫使国家采取进攻性的战略(即使初衷只是为了防御),结果常常导致冲突和战争。而这些冲突,与国家的社会制度、政治体系毫无关系。国家无所谓“善恶”之分,无非是“型号不同的台球”而已,本质上都按照同一逻辑行事。那种将对手描绘成邪恶或不道德的另类,只是国家在给自己以现实主义采取实际行动时,包裹上一层自由主义(理想主义)的外衣而已。也就是说,“权力”是国际政治的核心。

在“国家需要多少权力”的问题上,防御性现实主义与进攻性现实主义出现了分歧。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国际结构促使国家维持现有的均势,而不提供任何寻求权力增生的诱因,守住权力是国家的主要目标。进攻性现实主义则认为,国际政治中几乎看不到安于现状的国

家,一国的终极目标就是成为体系中的霸权。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为“损人利己”创造了巨大的诱导因子,不进则退,弱肉强食。

无论是进攻性还是防御性现实主义,都认可不安全感在国际事务中是普遍存在的。“安全关切”像是一个魔咒笼罩在防御方和进攻方身上:进攻者为了安全而进行扩张,防御者为了维护安全而拒绝退让。无论这两种理论如何分歧,无论国家是为了维护既得权力还是追求更大权力,这都必然导致了国际冲突。

基于现实主义理论的“中国威胁论”,便与那些躲藏在意识形态糖衣下的“中国威胁论”有了本质区别,它直指问题的核心:一山难容二虎,大国冲突就是利益冲突,而不是什么正义与邪恶的抗衡。

这样带有浓厚历史宿命色彩的论断,揆之中日百年情仇,也能得到充分的验证:两大东亚强国,出于自身安全考虑,无论是维持还是攫取权力,都必然导致冲突。

1890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上奏《外交政略论》,认为:“国家独立自卫之途有二:一曰防守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护利益线,不失形胜地位。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同我主权线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山县有朋的“利益线”,首当其冲的就是朝鲜,“朝鲜半岛是刺向日本的一把匕首”。这种安全焦虑,对于日本来说十分自然,并非为侵略寻找“借口”的造作。从地缘战略的角度,这和中国将朝鲜、越南、缅甸等视为御敌的天然缓冲区一样,没有本质区别。

日本对于中国的防范与顾虑,并非杞人忧天。1886年,北洋舰队在访问长崎时,清军水兵因争伎而与日本警察发生械斗,各有死伤。北洋舰队竟褪去炮衣,炫耀武力。谈判中,中国方面也有人提出“撤使绝交、以兵相胁”的主张。在中国的强大压力下,日本最终被迫赔款。“长崎事件”从此被日本看做国耻。除了对大清本身心存顾虑外,日本人更担心中国和朝鲜一旦沦于列强之手,日本将唇寒齿亡,“征韩论”“征清论”的一大动机就是获取大陆基地,“制驭白人之跳梁”。

同样的,李鸿章本人也清醒地看到了日本“阴柔有大志”,并主张韬光养晦,在表面上与日结好,但实质上处处防范。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当时中日之间的相互猜忌与防范,乃至相互妖魔化,都相当正常,亦无本质区别。日本侵华的根本动力,不在于“邪恶”,而在于利益。设若甲午战争取得相反结局,相信李鸿章也会当仁不让地将日本当作抵御西方、逐鹿世界的第一圈“岛链”。

日本唤醒中国

历史往往充满了吊诡,中日关系尤甚。

甲午战争以日本完胜、中国完败告终,却将中国从睡梦中唤醒。梁启超对此有很生动的对比总结:“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吾国之大患,由国家视其民为奴隶。积之既久,民之自视„„故非受巨创负深痛,固不足以震动之。”

被日本唤醒后的中国,民族主义日渐高涨。吊诡的是,在中国的民族主义不断上升的时候,中国的人种认同感也不断上升,中日一体感不断强化。无论官方和民间的中日关系,都进入到蜜月阶段。甲午战争造成的短暂仇恨,在中国以惊人的速度消散,东渡日本留学成为潮流,而亚洲主义则开始在两国大行其道。这甚至在西方引起了“黄祸”的恐惧浪潮。梁启超曾说:“日本与我唇齿兄弟之国,必互泯畛域,协同提携,然后可以保黄种之独立,杜欧势之东渐。”甲午战争后发生的戊戌变法,试图复制明治维新的山寨版,只是更为操切和急迫。而聘请伊藤博文出任大清首相,也一度成为中国改革派的重要建议。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更是自比申包胥,仿屈原《九章》悲歌:“我来欲作秦庭七日哭,大邦犹幸非宋聋„„”丝毫没有将日本当作外邦异族。

及至日俄战争,中国留日学生甚至组织义勇队回国参战,以鲜血和生命抗俄助日,官方、民间亦多暗助日军。这一则出于同文同种的种族感情,二则出于文明(日本为君主立宪)征服野蛮(沙俄为君主专制)的主流意识形态倾向。

到辛亥革命后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及一战结束后日本攫取德国在山东的利权,中日关系方急转而下。日本迅速地从同种兄弟、师法对象、同盟军战友(一战时同为协约国)而成为中国的头号敌人,“亚洲主义”成了“侵略亚洲主义”。抗日随后成为中国的主旋律,美英等西方列强则成为中国的同道人,乃至最后的同盟军。

二战结束至今,中日两国的猜疑和防范心态并未消减。在双方的民族主义者眼中,对方依然是自己的头号敌人,相互敌视的情绪日渐浓烈,甚至对各自政府的政策产生推拉作用。在这段爱恨情仇的历史中,骨子里依然是“利益”二字。为了国家利益,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它的铁蹄却唤醒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为了国家利益,中国人在民族意识支配下,真诚地以日为师,甚至幻想着黄种兄弟联手对抗西方;为了国家利益,日俄战争前后日本竭力拉拢中国,随后又从中国“兄弟”这里攫取更多利权、乃至欲图吞并;为了国家利益,觉醒了的中国要奋起反抗,“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为了国家利益,中日两国至今也在有意无意地利用历史资源,进行博弈„„

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被“一山难容二虎”的国际政治宿命所困,继续扮演着“远交近攻”的零和游戏的悲剧角色。

日本成了中国人的“移情寄托物”?

甲午战争以降的一百多年,日本不仅成为中国的一面镜子,更深深地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成为中国人心理的阀门。

甲午战争的惨败,令中国从这面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落后与愚昧,所以要以日本为师,变法自强;日俄战争中貌似强大的俄国惨败,中国人又从这面镜子里看到了立宪制度的伟力(当时大国中只有中俄两国是君主专制的“灯塔”,两国为此还曾惺惺相惜过一段时间),推动了立宪,乃至共和革命;日本全面侵华后,中国人又从这面镜子里看到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放手一搏,以铁血牺牲换取了1945年的重新崛起:一洗百年耻辱,跻身世界五强。

镜鉴之外,“日本”和“日本人”这两个词,已经融入了中国人主流语汇。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似都对“日本”和“日本人”有着自己深刻的、坚定的见解。我甚至于常常想:如果没有日本的话题,中国人的生活会不会单调?如果没有日本这个被诅咒的对象,中国人的心理会不会失衡?如果没有日本这个卧榻之侧的劲敌,中国人还会不会将“冒着敌人炮火前进”如此强烈的忧患意识写进国歌、日日歌唱?

对于国人强烈的仇日心态,我一贯对口水抗日持激烈的批评态度,而对“师夷长技”持热切的期盼态度。可如今看来,这种仇日情绪于国于民未尝不失为一种心理诊疗手段。从国家的角度而言,这样一个假想敌的真实存在,或许能有效地凝聚民心士气,弥合乃至转移内部矛盾,多少减轻些内部摩擦。管理学有所谓的“鲇鱼效应”,日本就是可以用来时时警醒民众的“鲇鱼”,起到忆苦思甜的作用。

而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口水抗日的功用或许更在于能极大地宣泄个人的不平心态,尤其在这个风云激荡、容易积郁的改革年代,有利于心态的调整。

国家竞争,固然需要激情,但更需要冷静,这和近身肉搏需要气定神闲的道理是一致的。日本作为我们的“全民公敌”和“移情寄托物”,给了我们难得的全民认同的宣泄口;而日本作为镜子,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未必是变革年代所独有的心浮气躁。

进一步看,即使民意只是寻找宣泄的出口,但一旦汹汹成势,就能裹胁政策,再加上政府对民意浪潮的本能的规避或有意识的引导,其势必更为汹涌,最终形成国家意志的宣泄。中日民间的敌对情绪,在考量中日之间冲突的必然性以及可能达到的烈度时,是一个不能被漠视的重要向量。

我们为什么不敢谈“日本威胁论”?

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是,尽管当今中国民意“抗日”情绪高涨,但却很少能形成系统的、并且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日本威胁论”。

一面是西方与日本大唱“中国威胁论”,从利益和安全关切看,中国的确对他们构成了至少是潜在的威胁。而另一面,我们却如同鸵鸟一般,在讷讷自辩的同时,甚至羞于提及“日本威胁论”或“美国威胁论”,或者在慷慨激昂的口水抗日之外,对日本疏于进行冷静的研究和防范。

“日本威胁论”在中国舆论中的缺席,原因或许是多方面的。

其一,梁启超所言的“一人为刚万夫柔”的中国特色依然存在,军国大事仍是“肉食者谋之”,而“肉食者”虽然未必“鄙”,但顾虑多。

其二,看似汹汹的口水抗日潮,多是情绪之浪花,其实质一言以蔽之:蔑视日本。而历史已经证明,在“小日本、大中国”的轻佻心态下,重视日本、研究日本往往被当作多余的琐事。

其三,在国际社会依然奉行丛林原则的同时,我们中国人对战争的认知,却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田园牧歌般的浪漫主义憧憬中,甚至还在骨子深处,保留了点宋襄公的遗风,真以为在国际生态和国家利益争夺中,还有什么正义之类的所谓普世原则。实质上,这就是一种绥靖心态。

与带有狩猎色彩的西方文化将战争视为社会常态相比,中国的农耕文化把战争看做一种恶、而将和平当作社会的至善。中文里,“和平”侧重的是协调和宁静,而英、法文中的“peace”更多指的是“同意停战”所带来的愉悦,这只是一种暂时的状态。

西方人崇尚着“该出手时就出手”,坚定地认为战争虽然破坏和平,但也缔造和平。中国人却时常静静地等待敌人下一次不知道何时发生的入侵。尤其是自宋以来,中国人加速地失去了性格中刚烈的部分,并形成了和平主义的、偏安式的、鸵鸟型的战争观,一如面对妖魔只能念经的唐僧,无谓地进行正义非正义之辩,并一相情愿地认为自己的防御立场和受难经历就能代表正义,并且正义必胜。

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陆军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大佐在《清国征讨方略》一书中写道:“今日乃豺狼世界,完全不能以道理、信义交往。最紧要者,莫过于研究断然进取方略,谋求国运隆盛。”“兵力不整之时,万国公法亦决不可信„„既不足恃,亦不足守。”这样有见地的、赤裸裸的直指国际秩序核心的想法,即便出自我们的敌人之口,至今亦值得回味与咀嚼。

中国的基于道德和正义的战争观,实在很需要下载些西方基于利益的战争观来进行升级,才能超越那些被虚幻的词句所遮掩的不切实际的道义优越感。从《水浒传》到《亮剑》,中国至少在荧屏实现了“该出手时就出手”的“亮剑”精神,至少表明了新一代更加现实和阳刚的处世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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