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沉默面对甲午战争

第一篇：日本沉默面对甲午战争

日本沉默面对甲午战争NEWS.SOHU.COM2004年08月04日国际先驱导报国际先驱导报驻东京记者蓝建中、记者林非报道 1886年8月，北洋海军的两艘巨型铁甲舰访问日本长崎，士兵们到达目的地后，就开始了一场狂欢，喝酒泡妞，并与日本人发生了严重冲突。熟悉日本的吉林大学教授李晓博士形容这些清兵，就像现在的美国兵一样。长崎的地方官员赶紧正告日本警察，不要招惹这群清兵。

“当时的日本人对中国还有一种敬畏感，而这种敬畏感在甲午战争后荡然无存。在这之后，„支那人‟彻底变成了一种污辱性称号。甲午战争日对于日本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李晓告诉《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但是，日本人却沉默面对这个重要的纪念日，而另一个推动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日俄战争纪念日却被日本人频繁提起。甲午战争，在日本被称为“日清战争”。虽然迎来了爆发110周年的日子，但是日本各大媒体似乎已经将这场战争遗忘了。

《产经新闻》有关日俄战争100周年的记事和评论已经连载多日了，但是对于甲午战争却只字不提。对此，李晓教授分析道：“日本作为中国的邻居，实际上非常重视中日关系。他们不愿意在这样的问题上刺激中国人敏感的神经。而且，作为日本人来说，他们对战争的正义性有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击败中国人固然可喜，但是，毕竟只是亚洲人自己内部的战争，而他们认为击败俄国人是黄种人第一次击败白种人，日本是代表亚洲来反击白种人的侵略。”

对于甲午战争，日本人虽然表面比较淡漠，但内心非常敏感。《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就此问题打电话询问了一位经历过二战、在大学退休前曾担任过报社记者的日本老人的看法，但是他以在电话里不便接受采访为由婉言谢绝了采访，而记者提出去家里采访时，他又以有事推辞掉了。对于媒体为何对日清战争没有反映，而主要是对日俄战争的关注，记者一位在早稻田大学担任讲师的朋友坦率地说，她并不了解这场战争，但是对于媒体为何只报道日俄战争，而对日清战争非常冷淡，她认为还是因为日俄战争比日清战争重要吧，因为俄国是欧洲的一个大国，而且是白人国家，这场战争确立了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在日本呆过多年的李晓教授对此也有感触，他说，每当要和日本人谈起战争的时候，他们的眼里都会有一种犹疑感，或者避而不谈，或者转移话题。

当然，日本右翼人士另当别论。在日本的互联网上，各种有关甲午战争的书籍正在销售，内容无外乎歌颂明治天皇的文治武功，强调日清战争提高了日本国民对国家和天皇的认同，扩大了日本在东亚和世界的影响。但是，从书名《侵略亚洲100年——从日清战争到联合国维和行动法派兵》就可以看出，其中也不乏谴责甲午战争者。不过，最醒目的一本还得数比日本人还爱日本的台湾人黄文雄推出的《日本造就了现代中国——日清战争后日本留给中国的莫大遗产》。黄先生赞美甲午战争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断言是甲午战争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

第二篇：甲午战争,日本其实也输得很惨

甲午战争，日本其实也输得很惨

作者：义勇川军

甲午战争，日本其实也输得很惨

1894年的7月25日，是日清甲午战争爆发之日。当今中国和日本又经常重出现甲午战争前相似的紧张局势，两国的军政当局和体制内外的国运思想者们能否及时反省这场战争？如何将这场对两国和世界命运影响深远的战争反省到足够的广度和深度？无疑是一桩现实意义重大的紧要事情。本文是笔者的一个反省，希望能及时激发出足以避免历史覆辙的思考和探讨。

侥幸进入同治中兴的清帝国，由于在突如其来的甲午战争中败战败和而迅速灭亡，这已是众所周知的基本史实。这段历史，被近现代史上几乎所有中国人引以为国耻。对国耻有国耻之心，无疑是件好事，因为知耻近乎勇，而狭路相逢勇者胜。但是，仅仅是有国耻之心是不够的，因为仅有耻辱感，并不等于“知耻”。就笔者的有限观察，这一百多年来国人对于甲午战争的认识实际上停留在非常浮浅层面。不论是对当时的三个主要国家中国、日本、朝鲜的认识，还是对当时整个国际形势的认识，都浮浅得离奇而危险。

比如，绝大多数因政治内向性格而喜欢自责甚至到了自残地步的中国历史学者和国民，至今都严重忽视着一个基本史实：朝鲜李氏王国也是甲午战争的严重受害国。其实只需提一点，读者就不难明白甲午战争对朝鲜国的深重影响：今日朝鲜半岛之所以仍然被肢解成为两个国家，之所以仍然在为朝鲜半岛未能统一而苦闷折腾，实际上便是肇始于甲午战争的惨败，或者说是甲午惨败的后遗症。

但本文将要探讨的，还不是当时同受日军侵略之苦的朝鲜，而是被几乎所有中国人和日本人视为甲午战争大赢家的当时中朝两国之敌国日本。笔者所要强调的是，被几乎所有中国人认为是大赢家的日本，其实也是甲午战争的输家。

没错，日本也是甲午战争的输家，并且输得很惨！本文所要论述的正是这样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这是一个基于大历史和大战略的结论。

日本明治君臣，通过甲午战争的战略偷袭，击败大清帝国中兴名臣李鸿章用数十年时间精心打造出来的新式淮系陆军和高度现代化的北洋海军，以及前些年仍被中国大陆炒作为神勇的曾国藩嫡传湘军，一举从貌似强大的满清朝廷最权势外交家笔下攫取了大清帝国多达2.3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还割占了台湾，并实际上实现了对朝鲜的殖民占领。这笔巨款和两处领土割占，使日本二战的所有赔款显得微不足道——这很可能是毛泽东为什么会放弃其中对华赔款部分的原因之一。

日本方面在甲午战争中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战果，怎么可能被认定为一场惨败呢？ 的确，这些个战争果实，从中国人以外的角度，特别是日本人的角度讲，不论在东北亚历史、世界近现代史上，无疑都是非常荣光的。它向日本、清朝、朝鲜和全世界昭示了当时明治君臣那一代军政雄才的非常武功和历史成就。不论在日本历史还是世界历史上，都是很耀眼的。与战争另外两方可耻的失败方的军政领袖相比，尤其突出。

但是，这种比较仅仅是相对于清王朝的慈禧、光绪、李鸿章、翁同和等执迷宫廷权术和窝里斗的满清昏庸，以及同样昏庸无能并且更加弱小的朝鲜李氏王朝而言的。这种似乎不乏国际性的视角，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在日本海周围的东北亚一隅坐井观天的结论而已。当我们用相关全球大历史、大战略的视野来反思这场战争，就会目瞪口呆地发现，日本实际上为这场战争付出了无比惨重的代价，并且至今还在被迫咀嚼当时战略错误的苦果——

英美双簧，帮助日本打败清军，诱迫清廷放弃抗战和割地赔款，诱骗日本唾手可得的入主北京和登陆中国大陆机会一去不复返

蕞尔小国之日本，在甲午战争中仅用一年多时间，以从战略上意义上讲非常小的代价，就把堂堂大清帝国最趾高气昂的中兴名臣所部海陆雄师打得溃不成军，缴械投降，并在众目睽睽之下从这个庞大帝国最权势的皇太后精心筹办的国际性的万寿大典盛会上公然敲诈了巨额的财富和富饶的土地，与大清帝国的母子君臣、满朝文武和爱国志士们的奇耻大辱相反，这无疑是崇尚武士道的日本国非常荣光的历史。

但是，这仅仅是从一次短暂战争直接得失的角度去评价国际战争的大历史成败和大战略得失。当我们把视野放宽到近现代及当代历史长河的大历史视野和全球范围的大战略视野，则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1894年，大清帝国的母子君臣忙着为慈禧太后的60大寿筹备万寿庆典之际，英美精心帮助日本发动了甲午战争。为确保日本取胜，英美合谋演戏，欺骗清方。

当时，美国方面在日本大本营指导侵华战争的秘密活动，相关史料被日美双方至今高度保密着，但极敏锐的史学者仍能透过日方在这次战后高度感谢美方帮助等蛛丝马迹，嗅出其中的阴谋。而英国人诱骗清方的史实，则是很明显的了。

英方首先在开战之前通过签订《日英通商航海新约》对日本侵略清朝进行鼓励，为日本侵华扫除可能遭英国海军截击的战略担忧。接着，英方又假意冒险派商船帮李鸿章运兵，结果运兵船被日舰拦截击沉。当李鸿章们窃喜不已，以为英国会因此对日本用兵时，英方却判定日方合法，由清方赔偿英方损失，让清方的战略指望突然落空，陷入茫然和狼狈。英国人还精心制造了被很多历史学家和军事家们严重忽视的“叶志超骗局”。向李鸿章谎称在丰岛陆战中狼狈败逃的叶志超以寡敌众，取得重大战果，成功突围，与平壤方面清军主力部队会师。结果李鸿章迫不及待地推荐胆小无能的亲信叶志超成为各路清军统帅，并得到同样急于挽回丰岛海战失利的慈禧和光绪的草率任命，直接酿成平壤惨败。

当日本在威海聚歼北洋舰队，取得辽东半岛军事胜局后，英国把诱骗日清的接力棒传给了美国方面。美国当局让在战前以亲日著称的前国务卿科士达出面，以清方全权议和大臣李鸿章顾问的身份，同时诱骗日清两国，窃取战略利益。

美国人诱骗明治君臣的手段，超过了近现代史上绝大多数中国智者的智商——其中包括至今被不少国人盲目崇拜的梁启超，狡猾得惊人：帮助日方逼满清政府签订卖国条约，让日方得到超乎想象的好处，并为这种惊喜付出致命的战略损失。由于美方的精心策划和悉心帮助，日本得到了梦想不到的巨额赔偿，一夜之间得到前所未有的富足感。但是，这2.3亿两白银和割占台湾岛的巨大诱惑，却使明治君臣实际上与其唾手可得的更大战略利益擦肩而过。

要知道，当时日军已经占领了辽东半岛，并控制了大半个胶东半岛，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对北京的战略包围。日方不仅缴获了清朝陆军方面的大量最精良装备，还通过丰岛、黄海、威海海战，聚歼和俘获了北洋海军的所有战舰，形成对清方海军的绝对优势，可以轻易横行于中国各处海疆，快速进行战略运兵和后勤运输。

而此时的北京周边，当时清军中装备最精锐的北洋陆军已溃不成军，一触即溃的湘军也惊魂未定，舍不得离开颐和园的慈禧太后还在继续搞生日庆典，光绪皇帝和满朝文武敢怒不敢言，士心、民心愤怒之极，官军民斗志大失。日军甚至已经只需发动一次比平壤战役小的战役，就足以推翻满清王朝。

当时的国际形势也对日方入主北京的行动十分有利：沙俄的远东大铁路尚未建成，没有有效干涉日本将满清王朝包围、聚歼或俘虏于北京一带的战略能力。这一点，甲午战争前用504天对沙俄和清朝进行“单骑远征”的日本民族英雄、超级间谍福岛安正，已在战前作出了非常高明和正确的战略判断。他还因此受到明治皇帝的专门接见。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既缺乏越洋进行战略干预的斗志，也缺乏这种能力。美国方面，当时还正在跟西班牙战争，也没有能力阻止日本进攻北京的战略行动。

从日清双方和国际形势看，当时日本方面完全有可能一举占领清王朝首都。并且，当时满清当局对甲午战争严重缺乏准备，更没有料到日军会如此迅速兵临北京城下，满朝文武基本上没有做迁都抗战的准备，甚至连赶在北京城被围困之前向内地逃命的准备都没做好。这意味着，只要日军迅速拿下北京，满清王朝满朝文武可能几乎全部沦为俘虏。

如果日方在占领北京之后，效仿当年满人入主中原或后来美国常用国际侵略手法，采取挑拨满汉矛盾的战略，大力宣传战争只针对当时清王朝的统治阶级之满族人进行，而对汉人和汉人军队采取绥靖、友好政策，能够用很小的代价就完成对整个中国大陆的占领和统治。

但是，沉迷于勇武的日本武夫，被阴险的美国人诱骗着，傻乎乎地调集重兵去攻占当时战略意义其实非常有限的台湾。

攻占台湾的战略行动，为三国干涉还辽提供了宝贵时间。结果日方不仅被迫放弃了北京，还放弃了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这意味日本实际上永远失去了登陆中国大陆的历史机会。明治君臣“宣布国威于四方”的雄心壮志从此化为泡影。并且，日本还最终把那些白银连同台湾都统统吐了出来。

为了通过侵台战争重创日军，英国人还在台湾岛内竭力煽动抗战气氛，在清廷要求官员撤离之后，英国人还促成台湾宣布独立成国，进行“自主抗战”。英国方面还通过张之洞等为台湾岛内的抗战提供精神和财力支持。结果，日军在台湾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预期，数倍于在朝鲜、辽东的陆战和黄海大战的伤亡，连能久亲王都丧身于征途。经过这场台湾持久战后，日本再也没有能力乘势攻占北京了。马关谈判时，李鸿章虽然觉得把当时尚未被侵占的台湾割让给日本很荒唐，但比较北京和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轻重得失，他还是咬牙接受了。把李鸿章打得惨败的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等，在这一点上反而不如昏庸的李鸿章精明。

甲午战争的小战略胜利，使日本帝国失去明治维新以来的几乎全部战果，在中国大陆陷入长达130年的持久战，并且至今在为生存狭小的生存空间苦闷不已、铤而走险。

甲午战争的胜果，激发了明治君臣和几乎所有日本国民对中国大陆的贪心，急功近利的贪婪则蒙蔽了他们的战略智慧。日本日后为《马关条约》巨大胜利背后的严重失策付出了千万倍的惨重代价。

甲午战争的割地赔款，使明治君臣尝到侵华战争的甜头，更加执着地踏上了与清王朝和所有华人争夺中国大陆的恶战。不论日本侵华军政外交当局如何机关算尽，不论日本间谍如何历尽艰险，不论樱花精神熏陶出的武士和妇幼们为国家献身的精神如何坚韧，不论贪图虚荣、麻木于盛世危言并扼杀变革的满清王朝如何愚蠢腐败，不论旅日中国少年被洗脑后的激进革命如何亲痛仇快，不论中国的新老军阀如何割据战乱，不论中国的左右激进势力如何互相残杀，不论中国民众如何愚昧和贪生怕死，日本的侵华战争，注定是一场持久战，并且最终不可能取胜。

当年关于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一些重要理论实际上存在严重的，甚至致命性的错误。诸如日本人少地少，资源缺乏，不能持久战；中国能以时间换空间、以空间换时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等等，实际上都大有问题。但日本最终还是无法利用不断侵占到的中国领土上的巨大物力和人力资源改变持久战的性质和结局。

中日持久战的最深刻原因，实际上在于三大方面。一是由于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战略纵深太大，一旦同仇敌忾，形成大面积的官民抗战形势，就不可能速战速决。二是中国出了一个非常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三是几乎所有的国际势力都不会让日本实现占有中国大陆的梦想——特别是苏联人和美国人。其中，后一个内因和那个所谓的外因，最具有决定意义。

毛泽东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和近现代世界史上最伟大的战略家之一。他发明的人民战争和敌后游击战争韬略，是世界军事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在国民党政府主导的正面战场，由于中央军政有意无意的战略失策，和一些可耻的军事指挥失败，导致中国军民不应有的巨大伤亡和节节惨败。但是，在正面战场不断悲壮惨败的背后，是抗日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并对日军形成广泛的战略包围态势。毛泽东的这两大战略战术，不仅成功阻滞了日军的攻势，还深刻破坏了日本对中国战争资源的利用。

当日军迅速将台儿庄战役失利扭转为徐州会战大捷之后，出现了聚歼中国精锐部队的重大战机。这时，苏联断然发动了张鼓峰和诺门罕战役进行战略牵制，歼灭了日本的唯一一个坦克师团，并击毁了大量日本飞机，摧毁了日本铁蹄北上蒙古草原从大西北包抄中国的战略。对苏联这几次战略行动的存在和意义，由于日俄双方、及中国大陆和台湾当局都由于种种原因不愿多加宣传，中国的绝大多数民众至今都不知晓。

武汉会战和数次长沙鏖战后精疲力竭的日本军事当局，咬牙决定南下包抄，截断中国西南方向的战略生命线。当日军不远万里扫荡英法殖民军，夺取越南、泰国，突进缅甸，血战中国远征军，成功截断滇缅公路之后，美国人不失时机地派出了让无数中国人感恩至今的“飞虎队”，在滇缅公路之外开辟了“驼峰航线”。使日方切断中国战略物资生命线的希望落空。

当日本将士与使用美国军火的中国将士相互拼杀、消耗得即将精疲力竭的时候，美国诱迫日本首先对自己开战。日本可能同时打赢中苏、中美甚至中苏美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于是，日本的海军被美军歼灭，关东军被苏军全歼，日本本土在东京大轰炸之外还挨了原子弹轰炸。日本皇帝最终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

关于日本在整个侵华战争中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消耗、损失情况，笔者尚未找到真正可信的数据资料。有资料强调，在二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达2000万人以上，财产损失1000亿美元以上。日本动员的最大兵力为97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2.8%军队伤亡总数达216.1万人，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苏联军民伤亡达2000万人，美国财产损失3500亿美元，苏联财产损失2000亿美元，英国财产损失1500亿美元。德国动员的总兵力为170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1.5%，军队伤亡总数达1170万人，经济损失达3000亿美元。

笔者认为其中的中日方面数据显然不可信。其实，日本官方对本国的战争伤亡有远远精确于中国大陆和台湾两方面的统计，但由于日本官方严重人为压缩了相关数字，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历史学者都还不清楚日本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侵华战争中到底死伤了多少将士和平民。但不难估计，日本无疑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伤亡最多、损失最惨重的国家之一。其实际伤亡的军人、平民和财产总量，很可能仅次于中国、苏联，或许与德国相近甚至更多。

二战投降时的日本，不仅没有得到无数将士浴血奋战来的广袤的新土地中的一寸，还失去了甲午战争时抢劫到的对朝鲜和台湾的占领权。

并且，日本人自己自明治维新以来节衣缩食在本土修建的主要工厂，或者被炸毁，或者被拆卸抵债。不论是从人员伤亡上讲，还是物资设备损失方面讲，日本自的总体损失无疑是惨重的。

不论是从1931年的“9·18事变”算起，还是从八国联军侵华时期算起，日本在漫长的侵华战争中，最终输得很惨。这是日本国内外众所周知的基本事实。而这一切战争浩劫，根源正在于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表面胜利。甲午战争中意外抢获的天量的白银和台湾沃土，迷惑了日本军政战略家和政治家们的世界眼光和历史智慧，开启了日本国与中国人百年恶战的大浩劫序幕。

之所以说是百年浩劫，是因为，与甲午战争相关的日本侵华思维和行动的创伤，至今还没有完全消除，长期折腾着日本社会，甚至眼前又在因钓鱼岛、与那国、东海、台湾等等相关问题多次出现紧张局面，甚至军事对峙。导致当今中日两国重新走向军事对峙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战略惨败无疑是最深刻的原因之一。这次战略性失败，使日本国民——这个世界上最优秀国民之一，至今无法摆脱在狭小的生存空间里苦苦折腾的国民大运，并且重新铤而走险，向着与中国重新陷入大战的深渊堕落。而从甲午战争前的1874年日本明治当局最早一次入侵台湾算起，到今天已经有130多年了。

在这段超过一个世纪的侵华或敌视中国的历史征途中，精忠报国精神非常感人的日本武士、文官们和平民们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他们最终并未能为这个国家开疆扩壤。并且，钓鱼岛等等危机显示出，中日之间再度陷入战争浩劫的隐患依然存在，看不到彻底和平发展的曙光。

基于这样的大历史和大战略视野，我们不能不得出日本是甲午战争又一个惨败国的基本结论。对于这样一个看似残酷的大历史结论，希望中日两国的仁人志士能及时进行足够广泛和深刻的反省。

第三篇：甲午战争中国究竟为何输给日本？

甲午战争中国究竟为何输给日本？信力建

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失败和损失最惨重的一场战争。在这场短短九个月的战争中，中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割让辽东半岛、台湾省、澎湖列岛等地（后辽东半岛由中国以3000万两白银的代价“赎回”）；赔款白银2.3亿两。

甲午战争带来的民族尊严之痛，国人自尊之痛，却要远远超过割地赔款之痛！——1895年3月19日李鸿章携带全权委任状，乘坐德国商船“公义号”抵达赤间关马关港（今下关港），与日方全权代表、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举行谈判。谈判其间，伊藤博文极为横蛮，屡屡逼李鸿章在早已拟定的条约文本上签字，称：“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并限定必须在一个月内办理割让台湾的手续，李鸿章哀求放宽期限，说：“台湾已是贵国口中之物，何必着急。”伊藤博文回答：“还没有咽下去，饿得厉害！”二十多天过去，日本下最后通牒，限四天内答复，否则北京必不可保。清政府被迫全部接受了日方提出的条件。

“马关条约”签字消息传回国内后，“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人”（谭嗣同）。李鸿章，成了“国人皆曰可杀”的“汉奸”、“卖国贼”。

今年的7月25日，是甲午战争120周年“国耻纪念日”。在21世纪的今天，回忆这段历史，记住这个教训，仍有极为重要之意义。

中国日本一衣带水，自汉朝始两国开始交往频繁。历史上曾经长期同属儒家文化圈。进入近代后，两国又一度面临相同命运：1840年，英军炮舰轰开了“天朝上国”大门；1853年，美国“黑船叩关”，日本结束了二百多年的封关锁国政策。不久，两国先后开始了旨在“船坚炮利”、富国强兵的变革：1861年，中国开始实行“洋务运动”；1869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然而三十年不到，昔日的“徒弟”、“莞尔小国”日本后来居上，甲午一战，洋务运动首领李鸿章最终俯首于明治维新首领伊藤博文面前，签订了大清有史以来最屈辱的《马关条约》。

李鸿章、伊藤博文，分别是当时中日两国最杰出政治人物，他们相同历史条件下的截然不同命运，可以说是两个国家政治人物和民族命运的一个缩影。时至今日，仍有极强的现实反思和警醒意义。

“现实反思和警醒”之处在哪里？《马关条约》签订前日本首相、全权代表伊藤博文与清政府全权大臣李鸿章有一段发人深思的对话：

“想当年中堂大人何等威风，谈不成就要打（指1884年伊藤因日本想侵略朝鲜之事来华与李鸿章谈判，被李鸿章断然拒绝一事），如今真的打了，结果怎样呢？我曾经给过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贵国迅速改革内政，否则我国必定后来居上，如今十年过去，我的话应验了吧？”

李鸿章：“改革内政，我非不欲做，但我们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不像贵国一样上下一心。如果我们两人易地以处，结果会如何？

伊藤思忖片刻，表示：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干得比我强；如果我是你，在中国不一定干得比你好。

举世关注之外交场合，面对“东瀛倭国”首相伊藤博文一番咄咄逼人，充满揶揄、教训的话，身为“天朝上国”大学士的李鸿章作了极为坦诚的回答。而内心深处，作为“修身齐家治国中华千古第一完人”曾国藩的头号弟子，此时的李鸿章究竟是羞愧交加？还是悲愤难禁？抑或急火攻心？

伊藤博文关于“我曾经给过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贵国迅速改革内政，否则我国必定后来居上，如今十年过去，我的话应验了吧”之语，其实有失公允，其实早在1864年李鸿章就指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外国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用其人。”（《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

“欲学外国利器，莫如觅制器之器”一语，盖有深意在焉！用现在的大白话意思就是：“我们不但要学西洋的科学技术，更要学习西洋的观念和制度！”——这与伊藤博文“改革内政”一语可谓不谋而合。而且李鸿章后半生中，作过不少类似表述。

伊藤却没有意识到的另一个深层次原因是：神道、天皇制与武士道文化主导下的大和民族（日本虽属儒家文化圈，但德川时代儒学才在日本真正盛行），远不像中国这样背上障碍社会进步、禁锢国人思维创新能力的沉重历史文化包袱。无论是国民的血性、民族的凝聚力，还是政治精英、文人士大夫的务实求真态度，以及锐意进取、献身牺牲，都不是中华老大帝国所能相比的。

在无数中国人心目中，“小日本”是一个“死不认罪”。殊不知，日本其实是一个只敬畏强者，甘于向强者低头服输，不耻下问向强者学习的民族。还是一个危机意识极强，极善于抓住历史机遇的民族——1853年7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海军准将率领的舰队到达江户湾口，轰开了自“锁国令”以来关闭了达二百多年的日本国门。这时的日本与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极为相似。然而，前者一旦认清与先进国家的巨大落差，以吉田松阴、坂本龙马、高杉晋作、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福泽谕吉、伊藤博文、井上馨、大村益次郎、山县有朋、三条实美、板垣退助、胜海舟、白石正一郎、土佐之雄杰等等为代表的日本民族精英纷纷挺身而出，前赴后继推动“明治维新”运动（前述英杰大多数或被刺杀，或战死）。

近代日本是幸运的：佩里黑船“闯关”事件后，在关乎民族兴亡的重要历史关头，它有一大批头脑清醒，有血性、有奉献、牺牲精神，有高度历史使命感的政治精英义不容辞、义无反顾地肩负起拯救民族的神圣使命。这里强调“一大批”极为重要——对一个国家的历史车轮转轨而言，仅出一个“板坦虽死，自由不灭”的板垣退助远远不够。在日本明治维新期间，像吉田松阴、坂本龙马、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大村益次郎、板垣退助这样或战死，或被杀，或被刺死者却不计其数！正因为有一批批伟大启蒙思想家、政治谋略家和政治精英的涌现，1869年开始明治维新的日本短短三十年年便实现了“脱亚入欧”战略跻身西方列强。并接连战胜两个东方巨人——大清和俄罗斯。

马克斯·韦伯有言:一个国家的落后，首先是政治精英的落后。而此时此刻的中国，既不能出现福泽谕吉一样高瞻远瞩的伟大启蒙思想家和政治谋略家，更没有出现吉田松阴、坂本龙马、高杉晋作一样的“明治前三杰”，以及像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一样的“明治后三杰”等一批既有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政治家和政治精英，只能出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堂、张之洞一样唯“圣意”是从的政治“裱糊匠”。虽然后来也涌现出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强烈历史使命感的士人，但与日本“明治前三杰”和“明治后三杰”相比，无论是血性，还是奉献、牺牲精神，抑或器局、才具，都远不是一个档次。个中原因，发人深省——

两次鸦片战争惨败后，包括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在内的朝廷统治者也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西夷之强在于政治制度,不在“奇巧淫技”。然而，“传之万代”潜意识和侥幸心理，驱使大清王朝最高领导核心对必然导致皇权旁落的君主立宪深恶痛绝，高举“祖宗之法不可变”大旗，对任何消减皇权的改良说不。而朝廷顽固派则顺势而上，认定“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攻击“西学”是“捐弃礼义廉耻的大本大原”，是“败坏人心”，是“用夷变夏”；是“祸国殃民”，是“洪水猛兽”。在奕亲王等人坚持下，虽允许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清朝封疆大吏在各自领域开展旨在通过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达到“船坚炮利”之目的“洋务运动”，却拒绝学习比西方科学技术更重要的西学思想、宪政制度。

跛足的改革，注定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的具有大清特色的洋务运动失败的命运。1861年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堂、张之洞、沈葆桢、丁汝昌等人纷纷在在治下建立兴办轮船招商局、矿务局、电报局、铁路、机器织布局等工矿企业。然而，由于这些企业厂矿以官办、官督商办为主，官商合办为辅，一大批政府官僚和纨绔子弟进入充职。在衙门官僚式的管理下，人浮于事，腐败丛生，浪费严重，严重制约着生产效率的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更无从谈起。

在洋务运动中，清政府还通过行政保护垄断市场，奉行“唯兵”、“重官抑民”政策，导致国内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受严重钳制。而缺乏总体设计，又导致产业结构畸形发展。直到洋务运动结束，中国远未形成的近代化工业经济体系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模式。

落后的制度固然可怕，但近代化意识（思想观念和思维模式）的落后更为可怕。所以一个国家的近代化，首先是人的近代化。对这一点，日本近代杰出思想家和维新派精神领袖福泽谕吉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日本不能只羡慕西洋的船坚炮利，更要羡慕西洋的文明。所以他指出：“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强烈主张日本国民精神“脱离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并呼吁说：“我国不可狐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退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

作为中国当时首屈一指的政治精英和“洋务运动”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李鸿章的近代意识和世界眼光比起他的同僚大员们无疑要高出一筹。但与福泽谕吉、伊藤博文、高杉晋作，坂本龙马，吉田松阴、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等一大批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治精英相比，却逊色太多。正如一些学者所言：伊藤博文的“智略未及李鸿章”，然而他的近代国家思想——主权、统一国家、官僚制度（政治、军事）、公法、私法等素养，与伊藤博文相比远不在一个档次；伊藤博文是一位“以法治为主义”的政治家，是日本明治时期近代法制的主要奠立者。而李鸿章却是中国“有治人无治法”传统观念的继承者，对近代国家思想缺乏根本的认知。只是一位精明强干的事务性官僚政治家。

大清统治集团思维模式和思想观念之落后，从强大的顽固派长期攻击“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言论中略见一斑——顽固派攻击自造船炮是“虚耗国帑”和“便于浮冒”；特别反对推行耕织机器，认为“夫四民之中，农居大半，男耕女织，各职其业，治安之本，不外乎此„„机器渐行，则失业者众，胥天下为游民，其害不能言矣”。他们反对洋务派开采矿藏，修筑铁路，筹设银行，便利商民等措施，认为“古来圣君贤相讲富强之道者，率皆重农抑商，不务尽山泽之利，盖所称为极治者，亦曰上下相安，家给人足，足以备预不虞而已”。认为这些措施会“便利外国侵略”，“妨碍小民生计”。甚至认为开矿修路，会“震动地脉”，“破坏风水”，要求“永远禁止”等等。

而清末的对外关系，仍然是在先前的“朝贡体系”或谓“华夷秩序”被打破之后建立起来的，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清政府仍未完全改变先前的“与西洋各国唯彼来而无我往”的被动局面。以慈禧为首的、在唯我独尊文化环境中熏陶成长起来的朝廷领导核心，此时对英、法、美、德、意等西洋列国虽心存恐惧，但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不以倭人为意”，是当时朝廷皇上和大臣的普遍心理。连洋务运动“总设计师”李鸿章也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甲午战前的几年，在日本平均军费开支高居国民总收31%、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严峻现实下，清政府竟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预算。北洋海军自1888年正式建军后，就再没有增添任何舰只1891年以后，北洋水师甚至连枪炮弹药都停止购买了。到甲午战争前，北洋舰队的大沽口、威海卫和旅顺三大基地建成，但军队编制落后，管理混乱，训练废弛，战斗力低下。而陆军更糟，军事变革基本停留在改良武器装备的低级阶段。然而另一方面，为迎接慈禧太后诞辰，却挪用3000万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

与大清削减军费预算、慈禧太后甚至挪用3000万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山县有朋等日本政治精英高瞻远瞩：“邻邦之兵备愈强，则本邦之兵备亦更不可懈”。1890年后，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军、陆军。1887年，天皇下令从皇室经费中挤出30万元作为海军补助费，1893年起，明治天皇又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三十万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钱虽然不算很多，但却作出一个良好的表率的作用，全国富豪和民众纷纷捐赠军费，一年捐款达100万日元„„所有这些，极大地鼓舞民心，更激励了士气。为此，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

观念、制度的落后，短短时间里，号称“亚洲第一海军强国”的大清便被“小日本”悄然超越：1890年之时，北洋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有7艘，总吨位27000多吨；而日本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仅有5艘，总吨位约17000多吨。到了1892年，日本提前完成了自1885年起的十年扩军计划。到了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63000名常备兵和23万预备兵的陆军，包括6个野战师和1个近卫师。拥有军舰32艘。与日本新添的战舰相比，此时的北洋海军舰不但数量被超过，而且呈现出明显的老龄化、火力弱、射速慢、航速迟缓等弱点。

近百年间，一直有人指李鸿章在甲午战争黄海大战中“避战保船”。其实从整个甲午战争的进程来看，李鸿章指挥上虽有较大失误，但却将所有淮军主力部队派往前线，从主观希望上全力与日本决一死战，但因实力悬殊、军队和装备不及人，以及用人不当等因素导致了战败。吴汝纶曾说：“平壤之败，李相国痛哭流涕，彻夜不寐„„及旅顺失守，愤不欲生。”梁启超亦认为“李之失机之处多矣，然不失机亦绝无可胜之理”。

为何“然不失机亦绝无可胜之理”？旅日学者宗亚泽先生的历史著作《日清战争》对此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示：日本花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就在军备上迅速取得了对清国的优势：在陆军方面，清军参战军队的枪械装备率为85%，而日本装备率达到100%；海军方面，尽管清军进口战舰的吨位数在亚洲位居第一，但日本联合舰队在舰船动力、巡航速度和火力等其它多个指标上占优。如果说，在军事装备的各项数据上，明治日本还没有明显优势的话，那么在军事后勤方面，日本则是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在交通运输上，开战前日本国内的铁道线已达3200公里，陆海两军征用汽船近28000吨，而清国全国保有铁路才300公里，在海上还需要租赁洋船运兵；在兵站、野战通信、军队医疗、情报收集和媒体宣传等方面，日本也都建立了一整套近代化的系统，最大程度地调动了国内国际各类资源，这些资源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巨大的保障，而在清国国内，后勤体系却仍处散乱无序的状态中，这些系统要么仍在沿袭旧有的八旗和团练系统，要么干脆就付之阙如。

军队装备的差距，后勤体系的落后，其背后折射的是近代意识、国家政治制度的落后。从鸦片战争开始，清国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已经进行过频繁交手，但清国的国防观念仍属于“中世纪式”。曾为清国建立开国功勋的八旗制度早就腐朽败坏，而道光、咸丰年间在镇压国内叛乱中壮大起来的地方兵勇，则只能算是官僚政府的雇佣军。这样的军事体系，遑论进行近代化的系统建设，连最基本的“国家忠诚”都很难实现。战争爆发以后，大清军队频频发生让世人耻笑，令国人蒙羞的事件：“叶志超狂奔500里”；号称“远东第一要塞”的旅顺口只在一日之内告陷落。战场上各路清军部队存在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从将军到兵勇普遍胆小怯战，炮声一响，官兵惊慌失措，皆如惊弓之鸟，战之魂飞魄散、退之蜂拥而去，逃跑速度之快，丢弃武器之多，堪称近代战争史上一大奇观。仅平壤一战，清军就遗弃米粮2900石、杂谷2500石，相当于15000名清军一个月的用量；同时，战后北洋水师的主力战舰有9艘被编入日本海军舰队，而大连湾、旅顺口、威海卫等海防阵地被占领时，炮台完好率高达80%。清军的“兵败如山倒”可见一斑。

甲午战争，从本质上而言，是一场完全意义的近代战争。大清之所以惨败，完全是输在近代化意识和政治制度落后之上。

应当指出的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并非彻底的宪政制度转型。这就为日本最后走上军国主义埋下祸根。明治维新后，日本发布征兵法令实施兵役制。1877年日本政府进一步完成了对国内军事力量的统和，打造了真正的“国家军队”。这时，日本改造了军队的组织机构和体系，并对军人实施国家意识的精神教育，运用“武士道精神”对军人展开全面洗脑，对新兵教育导入“为国尽忠”思想，强调个人必须服从国家大义，为国而死是士兵的职责和荣光。近代国家体系的打造和洗脑教育的开展，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军队的素质。然而洗脑教育却最后沦为滋生军国主义的土壤。

尽管如此，无论是制度建设，还是观念教育，日本军队都全面领先于清国，这才是日本最终能以“摧枯拉朽”的气势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因此，在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完全没有想到，在战场上遇到的是这样一群毫无斗志、一溃即散的散兵游勇。在这样孱弱的国防力量下，日本征服清国的信心得到大大增强，对“天朝上国”最后一点顾虑和心理恐惧完全消失。

中日两国最高统治者在重要历史关头的态度，预示了失败者必然命运——虽然大清参战陆海军总兵力虽多达63余万人，但最终惨败于参战兵力只有24万余人的“东瀛倭国”，“天朝上国”彻底颜面扫地！大清朝随之风雨飘摇，百姓日益水深火热。

中日两国最高统治者在重要历史关头的态度，又导致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两人的命运截然不同的结果。李鸿章因一生代表清政府与列强签定了太多不平等条约而落得“汉奸”、“卖国贼”骂名。与李鸿章相比，伊藤博文可谓志得意满，一生无憾！——虽最后死于朝鲜志士安东根之手，虽一直被中国人痛骂为“战争狂人，刽子手”，但在日本人眼中，却是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民族英雄。是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

前面说过，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相同历史条件下的截然不同命运，可以说是两个国家政治人物和民族命运的一个缩影。李鸿章为何会落此悲剧结局？李鸿章下面一段话既令人嘘唏，更发人深省：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笼，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痛骂李氏作“汉奸”“卖国贼”者，有谁同情“大清裱糊匠”李鸿章当时内心之酸楚、无奈——签订“马关条约”遇刺中弹后，李鸿章含泪立誓：“舍予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为尽量减少赔款，他苦力相争，后几近声泪哀求，其情其景，梁启超的评述最为精准：“戎马压境之际，忍心吞声之言，旁观犹为酸心，况鸿章亲历其景者。„„当此之际，虽有苏、张之辩，无所用其谋；虽有贲、育之力，无所用其勇。舍卑词乞怜之外，更有何术？”

痛骂李氏作“汉奸”“卖国贼”者，有谁同情“大清裱糊匠”李鸿章当时心头的万般委屈？——名为“总理大臣”，其实不过是一位最有权力的封疆大吏。满清皇室对其处处防范，朝廷顽固派无时不攻击。正可谓“外有强寇，内有顽敌”，纵然有伊藤博文之才，又如之奈何！

从甲午战争时期中日两国政治精英思维模式、思想观念的巨大反差中又可看出，落后的制度固然可怕，而思维模式和思想观念的落后更可怕：近代化事业的真正主体只能是人，因为近代技术工艺和设备，本身是没有生命的。所以，当一个国家的国民和政治精英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尚未从传统转变到近代时，再完美的近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在传统人的手中很可能成为一堆废物。畸形发展和失败的悲剧也就难以避免。

大清王朝之所以败给日本，最根本原因在于只学西洋“船坚炮利”之技，而拒学比“船坚炮利”更重要的近代化意识和制度。当它终于认识到问题严重性之时，武昌起义炮声已断绝了它的退路。

第四篇：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简介

发生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的甲午战争被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是新兴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经过长期有计划的准备，利用英俄对抗的机遇．设置圈套制造借口，对中国和朝鲜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自丰岛海战至占领田庄台，仅八个月，日军就占领了朝鲜全境和中国辽东、山东两半岛，全歼北洋舰队，控制了制海权。至台南失守，历时一年零三个月。第一次中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数千年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以此为起点，日本的侵华活动和局部战争持续不断。1900年，日军充当了镇压义和团运动的主力军；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军又重新占领了辽东半岛；1914年日军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出兵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1927年和1928年，日军又两次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阻挠中国北伐。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更变本加厉，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先后进攻上海市、热河省、长城沿线和冀东地区以及察哈尔和绥远两省。中国步步败退国无宁日。卢沟桥事变又爆发了第二次中日战争，这决不是什么“偶然”事件，而是日本一贯推行侵华政策的必然结果，是甲午第一次中日战争的继续和扩大。

总知，日本的资本主义是以甲午战争为契机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甲午战争使日本迅速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成为远东战争策源地。从此，日本侵略中国，中国被日本侵略的格局，在1945年日本战败之前一直没有改变。中日甲午战争暴露了日本的无信和野蛮，残忍和凶暴，贪婪和兽性。因此，要完整认识中日关系史，就应该寻根溯源，从甲午战争入手。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破坏，对中国历史命运产生的严重影响，其后果决不可低估，切不可因为岁月的流失而谈忘了这悲惨的过去。

然而，日本的靖国神社至今仍供奉着在甲午战争中的“光荣战死者”13619名，以及侵台作战阵亡者1130名，合计14749名。他们中包括入侵东北战死的近卫师团长北白川能久中将，入侵威海战死的第十一旅团长大寺安纯少将，入侵辽宁战死的“总督府”参谋长福原丰功少将和入侵台湾死去的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等侵略头子。他们和日本在二战中的甲级战犯一样，长期受到日本国民的参拜，6次受到日本首相小泉的参拜，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军国主义阴魂在日本始终不散。

纪念甲午战争的征文

我们回忆过去不求改变历史，只愿历史不再重演。今年是甲午中日战争120周年，国人对于120年前的这场耻辱失败一直有着各种争论。昨日甲午惨败为何不可避免，今天又是甲午，为何危险仍然存在？

甲午战争是一场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两个国家命运的战争，这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日本。再往大处看，它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历史。当然，受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

对中国而言，这场战争的历史深刻性在于两点：

一、战争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至今仍在追问之中；

二、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战争的伤口并未愈合，仍然横亘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对这场战争疑问的解答，构成了我们民族进步的阶梯。从这个意义上讲，甲午战争已成为一种标志，一个符号。

甲午战争日本的胜利是制度的胜利。大清帝国的失败是制度的失败。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唤醒了清朝的同时也唤醒了日本。中日两国同时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但两个国家学习西洋文明，一个从内心革新变化，另一个则止于外形。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饭吃，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衣穿。当饭吃的消化了，强身健体；当衣服穿的只撑起了一个模样。

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曾分别接待过中国和日本两个代表团，后来有人问他对中日的看法，他指出，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他说：“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买回去就算了。”

最主要的标志是人的觉醒。日本秉承中国文化上千年，其国家形态与它的母国是一样的：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人民只有宗族意识，没有国家意识。那时候西方传教士到中国和日本来，都一致承认中日两国人民的忍耐与坚忍无与伦比，但另一个印象就是麻木不仁，对压迫逆来顺受，毫无主动性和创造性。

日本有本侮辱中国人的书叫《支那论》，说中国人“似蚯蚓这种低级动物，把一段身子给切断了，其他部分没有感觉，仍能继续活着”。其实以此来形容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人，也不差分毫。但西风东渐之际，日本人断然斩断了上千年的文化脐带，脱亚效欧，加入了西方的发展行列。人民变成了国民。

百姓是不是国民，有两条重要标准，一是有没有权力，二是有没有财富。明治维新同时，日本还搞了“自由民权”运动，其核心是“纳税人的参政权”。大久保利通说：“国家强大源于民众的富足。”日本走了和清朝洋务运动相反的路，鼓励民间资本。

腐朽的制度不仅阻碍民族发展，为敌国入侵提供可能性，并在关键时刻出卖民族利益。甲午战败后赔了那么多钱，可战前买军舰，竟一分也掏不出来。有了国民，就有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很多日本学者在总结甲午战争经验时都认为，国民意识是战争胜利的最大法宝。

国民国家是近代日本的基本国家模式。反观大清帝国，当日本在不顾一切地调动和激发全民族的创造力的时候，清朝则不顾一切地将民间思想火花扑灭于萌芽之中。战争从来就不是老百姓的事，甚至不是军人的事。威海卫陷落后，南洋舰队曾派人向日本海军请求，归还被俘去的南洋舰队的两艘舰只，因为这两艘舰是北上参加北洋水师会操的，而非参战，理应归还。此事成了海战史上的笑柄。

这样一批官僚，这样一支军队，能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安全、战胜外敌侵略吗？清朝统治集团在甲午战争中妥协、退让、求和、投降的一系列做法，都可从其买办立场找到答案。甲午战后短短17年，清王朝走完了它最后的路程，这是历史的必然，一个不能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政权，没有理由长期存在下去。

战争的海纪念中日甲午战争演讲稿

1895年2月10日凌晨，黄海海面波涛汹涌，白浪滔天，深处威海保卫战中的北洋海军旗舰“定远”号，遭日本海军鱼雷艇袭击、围攻，为避免军舰落入敌手，海军提督丁汝昌、定远舰管带刘步蟾命令用水雷将搁浅的“定远”炸毁。当晚，遵循自己生前“苟丧舰，必自裁”的誓言，刘步蟾自杀身亡，不久，中国战败，丁汝昌以身殉国。一时间，名将凋零、龙旗飘落，风雨飘摇的大清帝国遭受到又一次历史的重创„„

历史的车轮向前转动120圈，当我置身定远舰景区——这个按照“定远舰”等比例复制的钢铁围城之中，内心的思绪依然如120年之前的黄海一样，久久无法平息。

随着解说员逐处逐字的介绍，目光穿梭在一层又一层展厅、文物、图片、文字之间，愈前行愈发现军舰内光线的昏暗与空气中难以抑制的压抑气氛。威海，这个联合国评定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恰如奥斯维辛，因与众不同的历史印记，而注定以另一种方式被铭记。驱车来到威海港公园，远远的白鸥翔集的天幕下，是鸣笛的客轮与苍渺的大海，视线向近处收回，一座白色的纪念碑魏然耸立，不高，但却处处透露出肃穆的神气，这是收回英租威海卫纪念碑。一场大战，一块石碑，构成了威海历史最深刻的记忆。

思绪回到定远舰，随着人流来到忠烈祠，“千古流芳”的匾额之下，赫然镌刻着英雄邓世昌那最后的旌表——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耳边，小贩不停地劝说着我该买一个模型纪念品，然而回荡的却是“苟丧舰，必自裁”悲壮誓言。是的，“有公足壮海军威”，诸公为国为民，已然洒血海疆，诸公捐躯国难，故有今日盛世欢歌。然而，在定远舰，在遥遥相望的刘公岛，在碧海蓝天——这片曾沃满先烈血泪的土地上，“有公”真的“足壮海军威”吗？

我不敢断言，我只知道，甲午年那场海战，大清败得一塌糊涂。

大清的完败，不是败在一人一舰的存亡，不是败在一城一地的得失，也不是败在一个条约、一个李鸿章、一个西太后；大清的完败，败在天朝上国的大梦，败在奇技淫巧的不屑，败在四万万人无能为力！

很多史家，喜欢比较中日甲午战争的前后变化，因为这场战争，中国败于日本，败于列强，而日本胜了大清，得了“列强”的美名。中国之败，原因太多，研究者也太多了。史家们已将这失败的各种原因总结到了很好、很高妙的境地。诸如，武备弛怠、经费短缺、制度落后、人事不当、战略失误等等等等。然而，研究者们，研究的目的究竟何在呢？

与定远舰遥遥相对的，是刘公岛，这个令北洋海军神殇之地。刘公岛一战，甲午一役，中国一败，除了为历史研究者与爱好者提供素材、为愤青者流提供谈资之外，究竟给我们、或者说我们自己找到了，多少遗产呢？

去年十月，我曾踏上刘公岛，参观甲午战争纪念馆。当时，写过一篇名为《盛世哀歌》的文章，其时很多同学问我，题目是否有误，言“盛世”是“欢歌”，如何会是哀歌。我想，这个问题很好回答——盛世之前，若为盛世，则不能称之盛世，必是乱世，由乱而治，才有盛世可言；盛世之后，未必盛世，居安不思危，盛世之后仍是乱世，盛世欢歌，瞬间就成了挽歌。由刘公岛而至定远舰，大清而至今日，道理何尝不是如此呢？

五千年的大国思维，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大国遗产，期间虽也有外人争过家产，起过萧蔷，然而终究是家大业大的。只是，这遗产，是否真的被我们好好继承了呢？中国，如果仅仅以一个历史悠久或经济发展的大国出现，那么虽期望于被人所尊重，然而最终被尊重的也不过是祖先或者金钱，或者说是“富二代”或者“暴发户”，到底难以有真正的好朋友。

中国，有了经济的一定发展，有了国力的一些恢复，我们真的就是盛世中国了吗？真的可以放声高歌了吗？真的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吗？不，绝不是这样的！

当我们打开世界地图，沿韩国、日本、台湾、菲律宾直到印度洋画一条线，你就会发现，防卫着美国的所谓太平洋岛弧链究竟防着谁；当大使馆无端被炸、飞机在自己的领空被攻击、渔政船在中国的领海被撞击，你会明白，所谓的大国尊严究竟有多少；当我们一面过着情人节、愚人节一面对“韩国的端午祭”嗤之以鼻时，我想不到，我们的民族认同感，到底在哪里；当所谓的国产大片们重复着“复仇+爱情+神幻”的恶俗模式而日剧、韩剧、美剧却真正把持着时尚潮流方向时，我们的民族精神，你在哪里？当中国遭受着雪灾、地震的巨大创痛举办奥运会时，宵小们却自导自演着“台独”、“藏独”、“疆独”的闹剧时，我们的中国，真的是河清海晏天下太平吗？

不是的，中国不太平；而且也有许多人、许多势力不希望中国太平，太平的中国，对他们没有多少好处。有人说中国的“80后”、“90后”是“垮掉的一代”、“迷茫的一代”，可是作为社会新兴力量的“80后”、作为当代校园主体的“90后”，传承“五四”精神的当代青年，能对盛世光华下的危难中国漠不关心吗？先贤们告诫了我们太多太多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听到这些话语，我们还能无动于衷，高唱盛世欢歌吗？

我想，显然不能了。记得有这样一句话，“如果你渴望和平，那就时刻做好战斗的准备”。我不是偏激的民族主义者，也不是狂热的军国主义者，然而我明白，如果祖国的明天属于我们，那么，我当不仅仅有权享受她的荣耀，更当为了保卫她而不惜生命！如果在盛世的欢歌里放松了警惕，总有一天，这欢歌将成为一首哀歌，甚而挽歌。

也许当今世界无大战，可是无论经济、文化、政治、信息„„国与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早已经演进为没有硝烟的战争。时至今日，当代大学生，是否该到了觉醒的时候呢？吾国即吾家，无国即无家。想想南京雨花台，三十万曾经鲜活的生命；想想驻日大使馆，右翼狂人的叫嚣；想想年复一年的所谓《中国军力报告》、《中国人权报告》；想想G20峰会上，强迫人民币升值的“世界警察们”„„我们，还能无所事事，谈笑风生吗？

伸出我们的手，中国未来的命运，正被我们掌握，作何选择？选择掌握在我们手中。可是，历史的兴衰荣辱，却将被岁月书写铭刻，永远流传。而我们，将是历史的主角，正面的，抑或，反面的。

离开定远舰，秋风渐起，残阳斜照。回头望去，刘公岛在苍茫的暮色中渐渐远去。中国海军的祭奠之地啊，甲午英魂长眠的所在，请你，保佑我多舛的母亲，愿华夏生民富庶，中华金瓯永固！

纪念中日甲午战争演讲稿

能战方能止戈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看重六十一轮回的甲子之年。1894~2014，就是两个甲子之年！

发生在120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道惨痛的伤痕。然而，岁月的皱纹常常默默无情地淹没历史的刀痕。

“甲午战争”，对今天不少国人来说，也许是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字眼。历史是不能遗忘的，它总是以自己的逻辑给未来以深邃的启迪。透过黄海海面弥漫的历史硝烟，矢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中国人，能从这场攸关民族命脉的战争中，生发几多感慨，获得几多启悟、几多忧思、几多警示„„

民族痛与中国梦——

甲午战争对中国历史命运的影响有多大

1894年7月25日，日军以偷袭大清帝国运兵舰队为发端，不宣而战，挑起了一场蓄谋已久的大规模侵华战争。从丰岛海战到鸭绿江溃败，从大连陷落到旅顺屠城，从大东沟决战到威海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再到《马关条约》的签订，最后以割让台湾及其附属岛屿、赔偿2.3亿两白银而告终。这笔巨大的赔款，相当于清朝年收入的3倍，日本年财政收入的4.5倍！

民之痛，国之殇。中国近代的反侵略战争中，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是规模最大、失败最惨、影响最深的一场战争。

甲午战争，成为两国历史命运的分水岭。战争的结局置换了日本和中国在亚洲的地位，日本靠强索中国的巨额赔偿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进而脱亚入欧，跻身列强，走向了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之路，为其后更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埋下了伏笔。

甲午战争，可谓一个庞大帝国崩溃的临界点。正如恩格斯1894年11月深刻指出的：“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给了古老的帝国以致命的打击。”甲午战争加深了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进程，中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是中华民族觉醒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遭此奇耻大辱，国人开始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梁启超对此曾有过入木三分的评论：“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甲午战争彻底打碎了“天朝上国”的迷梦，也进一步唤醒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回首甲午，这场战争不仅改变了两个国家的历史走向，而且深刻地改变了亚洲政治格局和世界发展的进程，直到今天仍有着挥之不去的影响。

170多年灾难深重的近代遭遇，为我们提供了沉重的历史警示。习主席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反映了几代中国人百年夙愿和共同心声，展现出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同时我们要看到，两个甲子之后的世界复杂多变，我国周边仍不安宁，东海、南海依旧风云诡谲、波叠浪涌，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窃取的钓鱼岛成为中日之间屡起争端的外交问题。今天怎样防止甲午战争的悲剧重演？中国梦、强军梦的愿景能不能实现？面对这一沉甸甸的考问，我们理应交出一份无愧于历史与民族的答卷！

忧患与担当—— 天下虽安 忘战必危 1886年12月，英国埃尔斯威克造船厂为北洋水师打造的新型巡洋舰“靖远号”下水，按惯例新舰下水需演奏国歌，而当时的中国没有国歌，英国人信手拈来了一首古老的民谣——“妈妈好糊涂”，不幸竟一语成谶！

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大清帝国正处于史称“同光中兴”的“太平盛世”。“洋务运动”造成的繁荣表象，使清廷当局沉浸在感觉良好的“糊涂”状态。

其实，“盛世”、“中兴”的背后，潜伏着种种杀机。战争的胜败，实际上是在战前决定的。

19世纪中叶，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为中央集权的近代天皇制国家，并毫不掩饰要发动一场“征讨清国”“扬威海外”的侵华战争。一场注定要爆发的大战已经危在旦夕，而沉醉在“海宇升平”荣光中的清廷大员却熟视无睹，“不以倭人为意”。《盛世危言》、《上大清皇帝书》之类的呐喊，远不如洋务佣金、卖官鬻爵、万寿庆典那样实惠诱人。直至日军攻陷大连、旅顺，北京城仍鼓乐连天，弦歌悠扬„„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一中国的千年古训，与古罗马谚语“要想得到和平，那就准备战争吧”说的是同一道理。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从“文景之治”到“七国之乱”，从“贞观之治”“开元之治”到“安史之乱”，直至这次从“同光中兴”到大清衰亡，古今中外历史的发展一再证明，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太平盛世，并非意味着永享太平；战争的潜力，不等于战争的能力；和平的愿望，更不等于和平的现实。有无强烈的忧患意识，往往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有备才能无患，能战方能止戈。承平日久，一个民族最难维系的是忧患意识，一支军队最难做到的是居安思危。败战、亡国，常常并非因为对手有多强大，而是由于自己思想上的麻痹、懈怠，自己打败了自己。在前进的道路上，挑战和困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我陶醉，因为这种麻木可以消磨人的斗志,使人堕入危险的境地而不自知。唯有发扬居安思危、忧患在先的精神，时刻做好应对战争的准备，方能“弭战患于未萌”“保和平之长久”。

政治上的昏庸，必然导致军事上糊里糊涂吃败仗；思想上的忧患，源于对国家和民族的使命担当。没有责任感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没有使命感的军队是不能打胜仗的。尽管今天国家所处的安全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但铸剑为犁的时代远没有到来。我们热爱和平，向往和平，但准备战争、进行战争、赢得战争，始终是军队的根本职能。历史没有后悔药，胜利没有替代品。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强军梦，需要强化使命和担当意识。“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当代中国军人必须彻底摒弃和平麻痹思想，在心里刻上“定远”的铁锚，以民族和国家大业为重，以国防和军队建设为念，千万不可用不打仗的心态做打仗的准备。

只有我们拥有了任何人都不敢觊觎的意志和力量，战争才会真正远离我们。

器物与观念——思想观念落后也要挨打

人们常说“落后就要挨打”，但就甲午战争而言，仅作此分析还嫌不够。从经济上看，中国的GDP是日本的9倍；从军力比较，中国舰队总体上略占优势，“定远”“镇远”堪称当时世界领先、远东一流的铁甲利器。应当说，思想观念的落后、军事理念的陈旧，才是导致“天朝上国”一败涂地的一个“致命伤”。美国军事历史学家马克斯·布特考察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海战，发现中俄两国的新型战舰都比日本多，但都将其与旧式战舰混编在了一起，使得新型战舰根本无法发挥威力，结果都败于貌似相对弱小的日本海军。英国海战史学家评价：“大东沟海战的结果是对海战理论无知的产物„„”

清军虽然装备了现代化海军装备，但未能形成足以与列强抗衡的新质战斗力，充其量不过是拿着一些洋武器的旧式军队。

甲午海战，从反面演绎了“器”与“道”的古老哲学命题。武器本身并不是战斗力，任何武器的效用都要通过人去实现。今天，军队的武器装备不断更新换代，战斗力生成模式深刻嬗变，新型作战力量不断涌现，这对人的思想观念更新、军事理念和战略战术创新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当技术浪潮在四周汹涌澎湃的时候，最需要的是更新、更勇敢的头脑”。

作风与战斗力——锻造永不卷刃的“精神刀锋”

在人类历史上，任何战争既是武器和战术的对抗，也是作风和精神的较量。

曾有文章考证，一度相传的清军舰炮晾晒衣物，并无事实根据。但多种资料表明，北洋水师在一片承平的中后期，受没落王朝腐朽颓废之风浸淫，确实军风败坏，弊端丛生。士兵“腰间皆斜插烟枪一支”，“平居烟酒淫赌，沉溺往返”，甚至管带也侧身其间，大敌当前而“逐声妓未归”。演习训练则虚应故事，欺上瞒下。“平日操练炮靶、雷靶，唯船动而靶不动”；每次演习，总是“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固易中”“徒求演放整齐，空给观者以威力强大的假象”。

弄虚作假可以欺骗自己，欺骗许多人，却无法欺骗敌人。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日舰火炮命中率高出北洋舰队9倍以上。更令人震惊的是，在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发射的炮弹有的弹药“实有土沙、煤灰”“故弹中敌船而不能裂”。

尽管北洋海军中邓世昌、林永生等官兵浴血奋战，实践了“与军舰共存亡”的诺言，但总体上这支新式军队，与文恬武嬉的八旗绿营腐败军风相差无几，无法经受实战的检验。

“作风就是战斗力”，徐向前元帅的这句名言，其实是古往今来的一条铁律。战争实践反复证明，优良作风才能塑造英雄部队，作风松散可以搞垮常胜之师。在斧钺捉对、血雨腥风的战场上，对军队来说，优良作风就是锐不可当的气势，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气概。一支精神萎靡、作风涣散的军队是不可能有战斗力、不可能打胜仗的。

战争最终检验、证明一支军队。在长期的军事实践中，我军培育和形成了一整套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这是人民军队的鲜明特色和政治优势。80多年来，我军之所以能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从胜利走向胜利，作风优良是重要法宝和根本保证。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社会环境如何变化，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永远不能丢。强军必须强作风，兴军必须兴作风。人民军队在强军兴军征程中，把作风建设作为“生命工程”来对待，作为“胜利之源”来维护，锻造克敌制胜的“精神刀锋”，弘扬革命战争时期那种战斗精神和战斗作风，这是历史的昭示，更是时代的呼唤！

变革与现代化——在突破体制机制痼疾和利益固化藩篱中前行

甲午战争提供了一块再好不过的切片，让我们探寻历史发展与社会变革的玄机。

龙跃在渊，革故鼎新。“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工业化、现代化运动，也可以说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和军事变革。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清政府为了“自强”，先后创建江南制造局，设立兵工厂，建立军事学堂，编设防军和练军，发展新式海军，编练新式陆军，这场变革“仿效西法”虽取得一时成就，但“徒袭人之皮毛，而未顾己之命脉”，“自强”的目的并没有达到。

“洋务运动”为何以失败而告终？当年李鸿章有一段为人们所熟知的话：“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变革思想主导下，“洋务运动”虽然引进了不少西方的近代武器装备，但由于固守腐朽没落的“朝制”，试图通过小修小补解决问题，使得社会和军队组织体制机制的改进甚微，即使是新建的海军，官制也完全按旧军制，而且具有浓厚的私属性和严重的派系，甚至海军建设本身最后也成了利益分赃。晚清社会内部的不同利益集团，皆以自己固有的狭隘利益为出发点，而忘记了变革图强之大义，实际上都成了埋葬北洋舰队乃至大清王朝的掘墓人。

甲午战败之后激起的一场新的“戊戌变法”运动，也在旧政治利益享有者的极力反对、抵制、绞杀下，前后仅百余日便告破产。当时清政府雇佣的一个英国雇员——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打过一个形象的比喻：“恐怕中国今日离真正的改革还很远，这个硕大无比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哈欠伸腰，我们以为它醒了，但过了一阵，却看它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哈欠，又朦胧地睡着了。”

正如百川东去，历史总是在变革中迸发前行的力量。而变革与现代化如影随形，相互激荡。

绵延35年的“洋务运动”，已经化为历史的烟云。国运沧桑，甲子轮回。今天，历经35载的改革开放，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时代节点上。

回眸历史可以发现，任何改革创新，都不可避免地冲击既定规则，触及既得利益。而体制机制的障碍，既得利益格局的制约，往往会成为变革中难以解开的死结。在近代社会、军事变革中，中国错失了一次次良机，酿成了一次次历史悲剧。

“唯其艰难，才更显勇毅；唯其独行，才弥足珍贵”。今天的改革，无论是利益格局的调整，还是体制机制的转型，都是硬骨头，都要涉险滩。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调整，人们利益越来越多样化，任何一项改革都很难满足各个群体的利益诉求。利益固化的藩篱不打破，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不克服，全面深化改革就“深”不下、“化”不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改革如逆水行舟，再硬的骨头也得啃，再深的险滩也得蹚。只有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精神，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超常的胆识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才能开辟一片新的天地，写下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历史新篇章。

逝者已往矣，来者犹可追！

甲午的殇思

---纪甲午战争一百二十周年

岁月夹杂着历史的血腥，一路飘摇不定，恍然间时间竟跨度了一百二十年。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道惨痛的伤痕，可岁月的皱纹就这样无情的淹没了历史的刀痕。透过黄海海面弥漫的历史硝烟，矢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中国人，从这场攸关民族命脉的战争中，领悟几多感慨？

民族之痛

谁也不曾想到，正当颐和园鼓乐齐鸣之时，日本的魔爪悄悄伸向了混沌的中国。甲午战争，成为两国历史命运的分水岭。战争的结束置换了中国和日本在亚洲的地位，日本靠强索中国的巨额赔款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进而脱亚入欧，跻身列强，走向了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之路，为其后更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埋下了伏笔。

甲午战争彻底打碎了“天朝上国”的迷梦，让一个庞大的帝国走在了濒临崩溃的边缘。这让中国人看到，洋务运动也不过是表面浮华，仅仅是延缓了大清帝国的寿命，奈何也救不了古老的中国。此时的中国就像是暴风雨中的破船，在历史的狂浪中飘摇不定。

忧患与担当

1886年12月，英国埃尔斯威克造船厂为北洋水师新型巡洋舰“致远号”下水，按照惯例新舰下水需演奏国歌，而当时的中国没有国歌。英国人信手拈来了一首古老的民谣—妈妈好糊涂，不料却一语成谶。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只忧”，从古至今的历史证明，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更何况那时的中国天下从未安定。政治上的昏庸必然导致军事上的溃败，思想上的忧患是源于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担忧。没有责任感何谈未来，这也是为何大难关头方柏谦却扔出一面白旗，调转了船头。

然而爱国将领邓世昌驾驭着“致远号”奋勇抗争，他说：“大敌当前，你不打他，他就打你，逃跑时没有出路的。宁可战而死，不愿逃而生。”当弹药用尽的那一刻，所有的壮士脸上写满了悲壮，他们决定用“致远”撞沉“吉野”。甲板上的壮士面向祖国的方向跪着，向自己无限热爱的祖国做最后的告别。为了国家尊严，他们决心与敌人同归于尽。舰上二百多名船员，没有一个人显示出恐惧的神色。他们用自己英勇的行为，谱写了中华民族誓与敌人战斗到底的壮歌。

在汹涌的波涛中化为了祖国的忠魂，这首诗写得好“重如泰山轻鸿羽，流芳遗臭俱千古。将军视死甘如饴，懔懔大节青史垂。”

器物与观念 “落后就要挨打”中国人深深记住了这句话。于是浩浩荡荡的洋务运动就此展开，学习西方各种先进的技术，全国上下从里到外无一不受到洋务运动的影响。然而甲午战争就检验了中国的学习成果，很显然结果是不合格的。于是有人思考，我们明明这么努力，为何终究还是败了？

实际上，从客观角度上看，再此次战争中，中国不论是从经济力量，还是军事战斗力上都远远超过了日本，看似清楚的结局却让人大跌眼镜。殊不知，思想观念的落后才是大清帝国落败的“要害部位”。一个对海洋陌生的国家，有了世界上先进的战舰，却没有海洋意识和海战的理论，依然固守“弓马平天下”的传统观念，这如何取胜？归根到底还是清政府的昏庸，看不到问题所在，注定迎来败。

在技术革新的大时代中，器物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一个更新、更勇敢的头脑。

过去与未来

百川东去，春去秋来，历史在不断的前行。中华民族一路坎坷走过了这风风雨雨的一百二十周年。或许我们对那段历史无从追溯最真实的面貌，却在屈辱中一路摸爬滚打，重新站在了世界的高峰。这也是历史的必然。自那一百二十年前的战役，中国人终于有了觉悟，面朝着黄海的波涛，找回了遗忘的气魄。中国在狂风大浪中，终究还是找到了明天的方向。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未来还在继续，带着对过去的忏悔与反思，中国，永不会停歇。

甲午战争反思

不论何时，战争都与政治拖离不了联系。

从战争背景来看，在战争前，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国力日益强盛，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

为此，188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所谓的“大陆政策”。其第一步是攻占台湾，第二步是吞并朝鲜，第三步是进军满蒙，第四步是灭亡中国，第五步是征服亚洲，称霸世界。

甲午中日战争就是日本实现“大陆政策”的重要环节。当时的中国虽在19世纪七十年代虽有洋务运动，在科学技术等方面向西方看齐，并于1888年建立了北洋水师。但清政府并未变革国家制度，政治腐败，人民生活困苦，官场中各派系明争暗斗，国防军事外强中干，纪律松弛，与日本的集权政治相差悬殊。

与此同时，国际上列强默许或纵容的态度，成为日本实施侵略计划添砖加瓦。美国希望日本成为其侵略中国和朝鲜的踏板；英国企图利用日本牵制俄国在远东的势力；德国和法国为了趁日本侵华之机夺取新的利益，也支持日本侵略中国。俄国虽然对中国东北和朝鲜怀有极大的野心，但尚未准备就绪，因此对日本采取不干涉政策。

甲午战争时期，中国是有着四亿人口的亚洲大国，日本只有三千万人口。双方海军大体相等，但中国的舰龄向对老化；陆军中国强于敌，中国全体兵力共约63万人，前线作战兵力共约20万人左右，还可陆续集结；日本共动员陆军24万人，除第四和第七师团尚未参战外，基本上是倾巢而出，国内几乎成了空城。与此同时，甲午中日战争主要战场在中国本土，后勤保障较方便，有许多有利条件。所以在开战之初，多数国家判断中国将获胜。日本大本营也考虑过如果一旦战败，便退守保卫本土的“丙种作战”方案。以上情况本应是中国可以抵御日本侵略的有利条件，但日本的投机和冒险却获得了成功。

政治上的腐败，必然会阻碍军事上的发展。中国的军事制度，一直没有实行根本性的改革，没有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国防军。北洋水师虽具有相当规模和战斗力，因为慈褚挪用海军经费修建三海和颐和园，结果使日本海军后来居上，也丧失了优势。

在此之后清政府屡战屡败，从妄自尊大走向另一个极端，逐渐丧失了民族自尊心。

清王朝在战前丧失了改革自强的历史机遇，守旧必然落后，落后必然挨打。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代，我们仍然不能忘记这一历史教训，谨记国耻，保持危机意识；同时面对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积极面对挑战，有效抓住发展机遇，深化改革，促进体制进步，才能带来国家的持续的繁荣昌盛。

高二十四班 樊梦泽

长夏草木深 甲午120周年小感

长夏草木深，武士留梦痕。——松尾芭蕉（日）千年前有盛唐败于蛮夷之铁骑，百年前满清上国于倭寇坚船利炮之中苟延残喘。愈发膨胀的帝国，需要来自外界的棍棒。

德意志有古语道：上帝欲使其灭，必先使其膨。大清的皇亲国戚在北京初夏的蝉鸣中遛鸟逗鸡，盘算着再该怎么压榨压榨手底下的佃户，再该听听谁家戏子的唱腔好，看看谁的身段好。紫禁城中，慈禧正捻着护甲上嵌着的金丝倚在榻上听心腹的长腔：日本乃蕞尔小邦，我大清乃是天朝上国，台湾巡抚不过虚妄之言，太后不必以此为意，如今天下泰安，太后何不设宴以庆之？以彰大清之国威，显皇室之福泽。紫禁城四方的天，此时，平静得惊人。

而此时的日本，天皇与首相及内阁，正在秘而不宣地商讨对华战略。东京的阳光，散落在柔软的榻榻米上，于武士刀上，反射嗜血的冷芒。

之后就是打破一切粉饰的平静，使侵略的野心从海岸线蔓延而来的，我们所熟知的甲午战争。

我钟情于致远舰的无畏，在邓世昌下达撞沉吉野号这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军令时，我想起崖山之战，我知道崖山之后，中华从未消散，即使满清非汉室。

我亦钟情于北洋水师，即使败局已定，在威海卫那绝望的海湾，即使日本人的枪炮不曾怜悯，也无畏于血染江山，无畏于覆灭的凄惨。

我更不忘李鸿章的赤诚，如果我中一枪，可以是我国人免于一亿两白银，那么为何不再让我中两枪呢？李鸿章从未背叛大清，他始终用自己的方式守护摇摇欲坠的大清王室。

李鸿章与他的北洋水师，北洋水师和他的致远舰，用血泪挽救风雨飘摇的中国。

日本，则是我所敬佩的。日本人的精神中有清幽的菊花亦有冰冷的刀锋。风雅的他们可以在菊丛中写下月辉般清冷的俳句，冷酷的他们也可以面无表情地斩下敌人的头颅，或是剖开自己的腹腔。日本的崛起，与这种双面的民族性格绝对不可分割。他们恭谨谦虚，骄傲却不自满。他们不曾怀疑自己能否与欧美比肩，不以学习模仿先进为一种耻辱，学习令他们强大，令他们振奋，也令他们野心昭昭。

日本为中国带里不可磨灭的伤痛，被深深烙在中国人心底。而同样也是日本，击碎大清自以为是的美梦，推动政体的变革，思想的解放。日本人使我们流血，也是我们清醒。这是我们的幸，亦是我们的不幸。

如今是甲午战争的100周年，百年前的他们令我们清醒，如今的他们令我们向前。日本先与我国的发达，与我国的矛盾，使我们无法懈怠，无法忘记，苦难的历史与流血的先人，日本的强大是抽打我们前进的鞭子，刺激我们对他的愤怒，永远使我们铭记落后的耻辱。

长夏草木深，武士留梦痕。只要铭记，只需奋进。历史记得一切耻辱与荣耀。

第五篇：面试：冷静面对考官的沉默

在进行面试的时候，考官可能会忽然沉默下来，然后带着微笑看着你。相信大多数求职者都曾经遇到这样的情况。这个时候，只有沉着冷静的应对，才能处于不败之地。

许多考官都喜欢用这一“杀手锏”，因为这能有效检验应聘者的心理素质和办事能力。一位人事主管说，在与求职者面谈的时候，他就非常喜欢沉默，以此来看看对方的应变能力，只有那些沉着冷静，处乱不惊的人才是他们想要的千里马。

一位求职者说，他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遭到了淘汰。在面试之前，他做了认真的准备，自以为能够应付自如。可是没想到，面试正进行时，考官却忽然沉默不语。这突如其来的情况使他一下子不知所措。该说的已经说完，一时又想不到新的话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双方在沉默中度过。最后还是考官主动打破了沉默，面试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当考官沉默时，他是在等着看你接下来的表现，看你怎样应付这被动的局面。这个时候，首先要做的是静下心来，沉着地应对。

你可以对自己以上所说作个补充。如果你刚刚谈了自己以前所取得的工作业绩，你可以接着谈一谈自己有哪些不足，或者有什么让自己感到遗憾的地方。可以从正面补充，也可以从反面，这样会让考官觉得你思考问题很全面。

适当地总结一下，也是不错的处理办法。当考官沉默时，你可以大胆地说“总之……”，为你的言论作了简短的结尾。事实证明，这往往能够行之有效。

你也可以另起一个新话题。最好能在面试之前，就准备这样几个新话题，以备不实之虚。一旦遇到冷场，马上刀锋一转，与考官进行新的讨论。

如果以上方法还不奏效，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球”踢给对方。例如，你可以适当地反问道，“以上是我个人的基本情况，对此您有什么看法？”或者说，“您还有什么需要了解的吗？”这样，往往能够化被动为主动。

当然，要处理好“冷场”的不利局面，关键还是要看个人长期积累起来的心理素质和应变能力。上面所说的方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不断锻炼自己的心理素质，努力增强应付意外事件的能力，以不变应万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