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再审申请书范本
再审申请书
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周进，男，38岁，1976年10月2日生，汉族 市民，原住江苏省
徐州市鼓楼区民主北路86号b1503室，现住河南省方城县裕景广场5号楼1单元406室，手机号：***邮政编码473200
原审被告：河南方城县有财养殖俱乐部
公司地址：方城县中达花园18号
法定代表人：胡建林
再审申请人周进因与被告方城县有财养殖俱乐部为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南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于2014年7月29日作出的（2014）南民劳终字第00061号判决现在提出再审申请
请求事项:1，撤销南阳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南民劳终字第00061号判决和方城县作
出的（2013）年方民劳初字第11号判决，依法重新公平公正审判。2，由被告负担诉讼费
事实和理由
一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00条第3款：原判决、裁定事实主要依据是伪造的（一）二审法院用和被告存有重大利益关系的在职职工所作的伪证用在了原告身上，且前后
矛盾,荒唐可笑。判决书第7页第13行，“本院认为……周进在一审庭审中提供的陈继胜和
赵家盈的证人证言均否认了周进是方城县有财养殖俱乐部职工的事实”。无论一审还是二审，周进从没有提供陈继胜和赵家盈的证人证言，而提供的是曹铁良、王大庆和郑天欣证人证言
（详见一审庭审笔录和二审笔录)，且不符合逻辑，依据伪造显而易见。法院不但没有采纳
周进提供的养殖户的证人证言，反而把被告的职工的伪证用在了原告身上，况且是不利于原
告的证言，由此只能得出相反的判决结果，显得滑稽而可笑，更谈不上公平公正。
（二）二审法院判决事实主要证据伪造非常明显，且判决不合常理。判决书第7页第15行，“本院认为，……周进在庭审中又承认在方城县有财养殖俱乐部推销兽药和饲料不受上下班
制度的约束”。一审原告周进提供证据王信龙和胡建林通话录音不仅证明受被告的制度约
束还受其领导；在一审庭审和二审庭审中周进从没有承认在方城县有财养殖俱乐部推销兽药
和饲料不受上下班制度的约束，所以依据伪造非常明显，在二审中周进只认为“不需要”签到，详见二审庭审笔录第4页。众所周知，推销业务一般不需要公司的签到，既然是推销，就不
必天天签到，根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条，众所周知的事实无需出俱证据
证明。“不需要天天签到”并不代表不受制度约束，既然是推销本身就不受上下班制度的约束，况且原告还提供证据证明受被告的领导和约束，我们费解：二审是真不知道这个证据？还是
存在故意？用意是否存有诱导？
（三）二审判决书第7页第9行：“本院认为，周进到方城县有财养殖俱乐部去推销兽药和
饲料是在自己购买养猪饲料过程中与方城县有财养殖俱乐部达成的约定”。
1，详见原告提供2013年5月3日原告爱人和胡建林通话的直接证据，证周进经苗书坡介绍
到方城县有财养殖俱乐部的；
2，二审庭审录像；李法官也承认是苗书坡介绍的。
3，一审被告提供证据：
胡建林情况说明第五行,说明是：长年购买而不是长年约定；
赵家盈证词第六行,说明是：“闲的时间没事干”来俱乐部；
陈继胜证言第十行,说明是：“是闲余时间”来俱乐部；
4,一二审认定约定时间2012年6月至11月是双方形成劳动关系之后的约定。
所以并不是二审的“在自己购买养猪饲料过程中与方城县有财养殖俱乐部达成的约定”，显然
与事实相悖。
综上所述二审法院正因为在判决、裁定事实主要依据是伪造的，由此只能得出相反的判决
结果。
（四）一审法院伪造并采纳前后矛盾的证据。和胡建林的存在重大利益关系的在职员工在2013年8月28日庭审中提供书面证词证明周进在俱乐部（详见证据赵家盈证词和陈继胜的证言）与2013年12月17日庭上证言证明周进不在俱乐部（详见一审二次庭审笔录2,3页）相互矛盾，并且在周进是否参与送货的具体细节上，陈继胜的谈话录音包括庭上的陈述证明周进参与营救，但是赵家盈在庭上说的证词证明没有参与营救，伪证明显，但法院却采纳了伪证。在判决书第2、3页这样伪造写道：一审伪造了“原告周进虽提供了被告单位的劳动者陈继胜的谈话录音，但陈继胜又为被告做了相反的证词”。事实是赵家盈做了相反的证词并不是陈继胜。
二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00条第2款原判决、裁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
（一）一审法院为了不采纳关键证据凭空捏造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一审中：“原告的其代理人王信龙化名王三与被告负责人胡建林的通话录音有欺骗性和诱导性”，王三是王信龙的小名，通话录音没有欺骗性和诱导性，有其他证据佐证，通话内容观关，符合法律规定详见附件
（二）判决书中:原告周进提供的销售单仅证实了原、被告之间存在业务关系，不能证实双方形成劳动关系。
第一，原告向法庭提供的2012年8月27日方城县有财养殖俱乐部销售单，其中购买人是王小平，周进以公司经理的名义代表公司是卖出者，其中卖出的生物制品为普宁；
第二，庭上证人王大庆作为养殖户证明了买过周进以养殖俱乐部的名义卖出的疫苗，（一审中2013年8月28庭审记录5页第二行）是直接证据；这两证据相互证明。
第三，根据农业部3号令《兽用生物制品经营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经销商只能将所代理的产品销售给使用者，不得销售给其他兽药经营企业。农业部2号令《兽用生物制品管理办法》 第三十六条 兽用生物制品的使用单位和个人订购的预防用生物制品，只许自用，严禁以技术服务、推广、代销、代购、转让等名义从事或变相从事兽用生物制品经营活动的规定。我们作为弱者姑且不说判案的公平性甚至希望法院能依法判案也变成了一种奢望。以上三点足以说明是劳动关系。
（三)判决书第7页，“本院认为……因此周进在方城县有财养殖俱乐部推销兽药和饲料的行为应当视为双方之间的一种劳务合同行为”。
1，判决肯定了周进在方城县有财养殖俱乐部推销兽药和饲料。
2，周进以公司的名义卖生物制品，根据农业部2号令和3号令足以说明周进提供证据证明了双方是劳动关系而不是劳务关系。
3，工作地点，方城县养殖俱乐部
4，工作时间，2012年6月至11月
5，每月发固定工资
6，工作过程中受胡建林领导，受制度约束，详见王信龙和胡建林通话。
（四）关键直接证据定为间接证据，并不是二审判决书第7页，“本院认为，……周进主张与方城县有财养殖俱乐部存在劳动关系证据不足，”
原告提供的2013年5月3日的余海燕和胡建林电话录音是直接证据，一审定为间接证据，原告周进提供的曹铁良、王大庆、郑天欣的证人证言是直接证据一审定为间接证据。胡建林和王信龙通话和上面所说证据相互印销售凭证
被告胡建林无论是在法庭上还是在提供证据上都认可订立有口头约定，那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胡建林能把劳动报酬支付的工资表当庭出示就证明了口头约定，但胡建林没有，而原告周进已经举证证明从经向用人单位实
际提供过有偿劳动，一二审在判决书中也给予了认可，那么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七条应当由否认劳动关系存在的用人单位举证证明其他内容。是劳务还是劳动关系胡建林作为用人单位没有举证，一二审法院没有列示其他的证据加以证明。作为用人单位不应该拖欠工资，（按照会记记账准则一目了然）。如果胡建林把工资表提供给法庭，也就证明了是劳动还是劳务关系。所以，二审认定的劳务合同行为证据不足，作为用人单位持有大量的关于用人方面的证据，一二审已经认定周进是方城养殖俱乐部职工并推销过饲料兽药，那么举证方应该是用人单位，应该拿出证据证明是劳务而不是劳动关系。综上所述，请贵院站在“司法为民”“有错必纠”的公正立场上，依法再审，纠正错误，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此致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再审申请人：周进
再审申请日期：2014年9月25日
附件
最高法院作出司法解释：未经许可的录音，录像可作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曹建明说，以前法院按规定对当事人采取偷拍偷录手段获取的证据一律不予采用，经法律界人士广泛研讨论证后，现在作了修改，只有以下两种情况的偷拍偷录法院不予采用：一是偷拍偷录违反法律的一般禁止性规定，比如擅自将窃听器安装到他人住处进行窃听获取的证据。二是偷拍偷录不得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不得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曹建明介绍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的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获取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印件。所以王信龙和胡建林通话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并且有庭上证人证明。
第二篇：再审申请书
民 事 再 审 申 请 书
申请人（原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广州六菱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生，职务：总经理，住址：广州市白云区建设大道5号，电话：0762—3336666
被申请人（原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河源红星酒店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红，职位：总经理，住址：河源市中山大道2号，电话：0763—8889999
申请人因合同买卖纠纷一案，不服源城区人民法院（2010）河民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和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河民终字第20号民事判决，特依法向贵院提出申请再审。
再审请求：
一、裁定中止原二审判决的执行，依法改判。
二、原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申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
一、原一、二审判决程序严重违法，且影响了案件的正确判决。
1、本案为普通共同诉讼，原一审法院不应当适用简易程序。
本案的案由是买卖合同纠纷，在一审中共有20余人为被申请人安装电梯。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争议的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且申请人一方人数众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三）项之规定，一审法院将本案作为共同诉讼，不适宜适用简易程序并案审理，而应当适用普通程序。
2、二审法院审理本案时，诉讼程序方面也存在瑕疵。
申请人张生不服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向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并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于2011年6月11日向二审法院递交了《证据调查申请书》，申请调查收集证据。直至2022年6月28该院通知申请人参与法庭调查时，仍未作出是否准许的决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9条第2款之规定，二审法院对申请人的申请不予准许的，应当送达通知书，并且上诉人对于不予准予的决定可以书面申请复议一次。因此，对于上诉人的法定诉讼权利，二审法院未依法予以保护。
二、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1、合同第9条约定，付款方式为：合同签订一周后内，红星公司支付我公司合同价的30%预付款，在提货前支付合同价的50%。安装竣工验收合格一周内付清余额87380元，验收合格资料包括验收文件、电梯安全检验合格证和电梯安装质量检测报告。被申请人河源红星酒店有限与2009年6月验收合格并符合合同约定余额87380元付清给申请人，其实被申请人根本就没付清余款及其利息。
2、依照合同之约定，申请人未按合同约定交付电梯检测费。二审法院从
而免除被申请人的赔偿责任，无任何法律依据。被申请人因未全面履行合同，也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申请人为被申请人代为垫付的电梯安全检验费22690元，而原二审法院认定被申请人不需要支付电梯安全检验费22690元及其利息。
三、原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07条之规定，被申请人依法应当赔偿因未适当履行合同之义务而给申请人造成的损失等违约责任。
综上所述，申请人认为：原一、二审判决程序严重违法且认定事实错误
和适用法律不当。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处理案件，然而原一、二审法院歪曲事实作出判决，很难以理服人。有鉴于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请讼法》的有关规定，申请人特向贵院提出再审申请，请求贵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以维护法律的尊严，切实保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此致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再审申请人：广州六菱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生二0一一年五月七日
第三篇：再审申请书
再审申请书
申请人（原审原告、上诉人）：某县某镇某村民委员会
住址：.........法定代表人：韦某，村委主任。
代理人：蒋万君，华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原审被告、被上诉人）：某县某镇人民政府
住址：..........法定代表人：陈某进，镇长。
因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土地权属纠纷一案，申请人不服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1992）南中法民上字第141号民事判决及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05）桂民申字第462号驳回再审申请书，特提出申请再审。
申请事项：
1、请求再审法院对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因土地权属纠纷一案，进行再审，支持申请人在原一审和二审中的诉讼请求；
2、一审、二审及再审的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基本案情：
某公社（现某镇，以下简称公社）为了搞好南蒲公路两侧绿化，于1971年决定借位于某县某镇陶瓷厂至五象岭烟墩分场地段属申请人集体所有的高官岭、老虎岭一带面积为605.72亩的山地植树造林。双方约定：申请人借出山地，保留山权，并承诺成林后申请人集体用材经公社同意可砍伐，但山林分益问题未约定。公社企业办于1975年牵头成立良庆公社林场（以下简称林场），申请人没有参与管理。林场与南宁市柳沙园艺场、申请人第十生产队于1975年底至1976年初分别发生纠纷，在申请
人没有参与的情况下签订了两份协议。公社于1980年初又借用申请人一片山地办砖厂，并承诺给申请人5%的提成却未兑现。申请人多次交涉未果，便于1987年以借山造林收入分益纠纷向当地县政府提请仲裁，并要求收回原大队的所有山地。县政府于1988年作出处理意见，以上述两个协议是申请人与林场达成解决“山界纠纷”的协议，“协议仍然有效，应予维持”为由，把借山造林的山地划归为林场。申请人无奈之际诉至法院，但一审、二审法院均以“县政府处理决定合理合法”为由不予支持。于是，申请人向广西区高院申请再审也被驳回。
申请理由：
一、一审、二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
1、错误地把申请人原本享有的该山岭的所有权认定为只有使用权。申请人于1962年“四固定”时把该山岭分给各生产队管理，直到公社于1971年借山造林时，该山权未转移。但是二审法院却错误认为：“双方当事人诉争的山岭原权属上诉方使用”。
2、把申请人从未参加签订的1976年两个协议强加给申请人，错误认定为申请人与对方“订有协议将争议的山岭划给良庆乡林场”并多年来按此协议履行。二审法院判决第二页关于“一九七六年为绿化交通环境和促进社队的林业发展，双方订有协议将争议的山岭划给良庆乡林场管理至今，多年来双方均按协议履行”的认定错误。首先，协议一是公社背着申请人与第三者进行的，属于无权处分；其次，协议二中的黄朝荣从未得到集体授权，无权代表申请人签订协议，即使他是大队干，其代表权也是非常有限的；申请人下面第十大队与林场签订的协议属于无权处分，并且该林场无法人资格。
二、一审、二审法院认定证据错误。
1、错误地把上述两协议作为该山岭划分权属的依据。
如前所述，鉴于黄朝荣的无代表资格、权限以及申请人第十生产队和邕宁县良庆公社的无权处分，两审法院错误的把上述两协议作为确权依据此显然错误。
2、错误地把申请人的内部经营管理活动认定为申请人履行“协议”的证据。
1981年实行林业生产改制以前，山地所有权为申请人所有，申请人对其小生产队的经营使用范围进行调整，完全是内部的管理活动。二审法院把这种与上述两个协议无关的活动扯上关系，错误地认定为申请人履行“协议”、同意把自己借出的山岭划给林场的证据。二审判决书第二页称“大队并于同年六月另调拨山地给生产队。协议各方也履行协议条款”是错上加错。
三、一审、二审法院及再审法院驳回再审申请适用法律错误。
1、二审法院把适用于程序问题的规定适用于实体判决错误。
二审法院适用我国《森林法》第十四条，但忽略其第三款(对政府处理前置的山林确权纠纷还可起诉)，从而断章取义，把县政府的错误处理决定当作正确的东西来维护。
2、再审法院驳回再审申请适用法律错误。
再审法院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1982）桂政36号《稳定山林林权、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暂行条例》
第四条“四固定后经有关方面协商同意或经政府批准作了调整的，一律有效”的规定，认为原审法院将上述两协议及邕宁县政府的确权作为判决的依据正确，显然错误。首先，本案中的“有关方面协商同意”，也就是上述两协议，但是如前所述属于无权代理及处分。其次，本案中的“经政府批准整”，也就是邕宁县政府的确权决定，但其是建立在无效协议之上的错误决定。
3、被申请人至今都不享有该山岭的所有权。
诉争的山岭权原属申请人，被申请人只是借山造林，其未经批准征地、也没有办理土地变更登记手续，该山岭权根本没有发生转移。
综上所述，一审、二审法院认定事实、证据及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请贵院依法对此案进行再审。
此致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某县某镇某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
2006年8月16日
第四篇：再审申请书
再审申请书
申请人：李xx
再审代理人：xxx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某男户籍所在地：北京市海淀区XXXX(系申请人之子)
申请人因不服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2月9日作出的(2010)渝一中法刑终字第13号刑事判决书，现依刑诉法203条之规定，提出再审申请。
申请事项：
1、撤销重庆市渝一中法刑终字(2010)第13号刑事判决书。
2、对该案立案再审，并依法宣告申请人无罪。
3、如不予立案，或受理后驳回申请，望法定期限内出具相关手续。
事实与理由：
序言
2009年12月12日晚，重庆公安在北京将申请人秘密抓捕，并连夜押往重庆，制造了一场荒诞离奇，令人瞠目结舌的司法闹剧。重庆相关人员蔑视法律尊严，践踏司法程序，肆无忌惮地制造了一起冤假错案，给中国的司法带来了严重伤害，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2011年6月11日，申请人刑满出狱，开始践行当年“藏头诗”中立下的誓言——“础去间决神诉”。
半年多来，除向有关国家机关不间断控告、申诉之外，并于2011年12月12日正式向最高院递交了再审申请。按最高院要求“应经当地高院处理后，再来最高院”的司法惯例，申请人今日正式向重庆两级法院提出再审申请。或许这是一场艰难而又漫长的申诉，或许还会给当事人带来更大的灾难。但，“依法治国、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是一个律师的崇高信仰，也是驱使着一代又一代法律人向前、再向前的终极理想。
李X事件不仅仅浪费了纳税人的巨额钱财，而且摧残了中国的法治文明。原判的黑幕，纵使再用一万个谎言去描，也描不圆;再用一万个假话去撑，也撑不住。纸是包不住火的，真相终究要大白于天下!这场冒天下之大不韪，且有违法治、人伦底线的徇私枉法闹剧，到了该谢幕的时候了!
今天，不去揭露、戳穿黑幕，怎能对得起神圣的法律，对得起人性的良知，对得起所有关注该事件的民众!
下面，从十个方面分述再审理由：
第一部分一季一审
一、以“速度”掩盖一审真相
自2009年12月12日至30日开庭，仅18天，“李X案”就完成了侦查、起诉、审判的全过程。创造了中国法制史上的新纪录。被海内外称为“重庆速度”的背后，掩护着一个漏洞百出、手段拙劣的诉讼过程。
第一，“李X案”是“龚刚模案”的衍生案，是否够“罪”，应以龚是否受到刑讯逼供为要件。而在龚案尚未开庭，一切尚未明了的情况下，一审提前判定申请人有罪，无异于宣告了龚案中没有刑讯逼供情节。前案之车，必然导致后案之辙，对申请人的有罪判决，使得龚案在开庭前页已盖棺定论。换言之，也只有使申请人“被有罪”，才能搞定龚案。这正是“李X案”公诉人，同时兼任“龚案”公诉人的诡异所在，此荒唐做法，赤裸裸地显现出了制造“李X案”的真正动机。
针对上述枉法现象，律师界、法学界发出了呐喊。2011年8月、12月，全国人大连续两次对刑诉法草案进行审议，专门对此罪名作出了明确的界定，既，先审本案(龚刚模案)再审衍生案(李X案)。其立法目的，就是将该罪的诉讼逻辑加以法制化。以杜绝今后类似重庆式的司法程序混乱。
第二，申请人被控“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除主体要件外，其余要件均不具备。首先，伪证在哪儿?哪个证人受到“妨害”?又受到了怎样的“妨害”?对此，控方自始至终支支吾吾不能举证。正如申请人当庭陈辞：你们哪怕找出烟头大小的一片证据，判我100年，我也认!”
第三，检法两院2009年12月4日联合对龚刚模查体，龚刚模自述左肩痛，双手感麻木，法医鉴定龚刚模手腕部色素沉着留有疤痕，一审法院不但未查明成因，亦未将司法鉴定依法送达申请人，这不仅协助隐瞒了刑讯逼供的黑幕，还无端的剥夺了申请人的异议权。
事实上，在申请人介入龚案之前的2009年夏天，龚刚模因刑讯逼供，就已经不能正常行走，(详见申请人再审提交录像)
第四，既然是“妨害作证”，那么依据刑法学理论，此处的“作证”，必然是证人作证，龚作为第一被告人，他的言词仅仅是被告人供述或辩解，控方为何强行把他华丽转身变成了证人?
第五，龚案侦查半年之久，形成109本卷宗，2200套证据，而龚案中每位辩护人看到、拿到的，甚至不足全部案卷的1%。为什么绝大部分资料对辩护人保密，有哪些怕见阳光的东西(对申请人有利)?强大的司法，看似无情剥夺的是律师的阅卷权和辩护权，实际撕毁的是法律的底线。
第六、第七、第八„„诸如开庭传票的送达时间迟延、审讯笔录没有两名侦查员签字、所有勘验鉴定报告均未送达申请人、会见受阻、被监视监听等程序瑕疵，不再一一列举。
以上这些，都被一个“快”字所遮掩。
二、全部用“言词”堆砌的证据链
现代刑法体系，一切犯罪均以证据证明为定罪根据，是证明之罪原则，试看公诉人指控证据。
其一，委托协议、律师证、身份证、律师费发票、委托书、律师所函、机票„„这些证据，除证明辩护人身份之外，与指控犯罪无任何关系。
其二，八名证人书面证言。
其三，申请人供述辩解。除“藏头诗”外，没有任何“供认价值”。
对申请人定罪的所有依据，都赖于八份书面证言。“证言指罪”须经法庭公开质证，这是常识，亦是铁律，因它关乎一个人罪与非罪，甚至生与死。在如此重大问题上，质证的唯一方法就是证人出庭，然而，警方为将申请人定罪，竟然将全部证人抓捕，关进看守所迫其出证，并阻挠出庭。这不仅严重违背了刑诉法基本原则和立法本意，甚至是犯罪。也是本案证据体系的一大污点，为世人诟病。
刑诉法97条规定：“侦查人员询问证人，可到证人所在单位或住处进行，必要时，也可通知证人到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提供证言。”除此之外，没有一条法律授权：抓捕证人取证。
这些司法黑幕，只有在再审程序中，八名证人(一名已亡，尚剩七名)才能和盘托出事实真相，是不能出庭，还是不愿出庭，还是不被允许出庭?
马xx律师夫妇，最近同时对重庆市公安局提起的行政诉讼，完全揭开了证人“不愿出庭”的冰山一角(详见公诸于世的行政起诉状)，这也是申请人再审过程中新的证据。
三、“为判而审”的庭审过程
李X案一审持续了16小时，司法程序乌龙百出，世人瞩目，其审判的单一目的非常明确：为治罪而开庭。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刑诉法30条第1款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的回避，应当分别由院长、检察长、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而李X案一审中，审判长未经批准，当庭擅自驳回对审判人员的回避申请，已经令人瞠目。之后，又未经公诉方检察长批准，(江北检察长也无权决定上级检察院的全国十佳公诉人回避)屁股不离坐位，当庭驳回了对公诉人提出的回避申请，更是令人咋舌。全然无视回避制度的明确规定。再一次引起法律界的猛烈抨击。无怪乎申请人当庭斥责：你们哪怕是去一趟卫生间，装装样子，回来再驳回也行啊。
第二，庭审前，公诉人未依法“提前5日”将证据提交法庭，搞当庭突袭式举证，宣读了多份辩方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证人证言，申请人多次要求查验质证，竟遭公诉人躲躲闪闪的无端拒绝。使得一审质证程序有名无实。然而，就是这样一些没有进行质证、怕见阳光的东西，仍然被一审判决作为判决根据。
第三，为充分揭露指控虚假，辩方多次申请调取江北看守所申请人三次会见时的监控录像，甚至，还提供了当年为看守所安装录音录像监控的生产厂家招投标证明，但合议庭视而不见，以不能调取为由，放任控方拒绝提供视听资料。无奈，辩方又向法庭申请调取曾用来向北京举报申请人使用，用以“固定证据”的专案组偷拍录像，亦遭非法拒绝。
第四，大量矛盾证据，充斥着整个控方证据体系：
1、如刑讯逼供是申请人编造，为何申请人再三要求，对龚刚模双手腕部“色素沉着”的伤痕进行成因鉴定，难道是自揭谎言?一名外地律师，一次会见就能“编造”出完全吻合龚案中的审讯者姓名、刑讯时间、地点、方式、看伤医生姓名等详细信息，这可能吗?用这些指控，明显荒唐，认定这些指控，则彻底丧失了可信度和公信力。
2、龚刚模案开庭时，几十名被告人对遭刑讯逼供的事实，异口同声进行了描述，这些与申请人素未谋面的人，是谁“教唆”的呢!
3、申请人执业多年，明知审判阶段，已不允许侦查人员调查取证。但龚刚华的证言宣称：“再有十几天就开庭审判龚刚模，李X让龚刚模公司的员工遣散，防止这几天警察来调查取证。”此证言与吴家友、龚刚模完全相反且有违常理，事实上，申请人自始至终也未与龚刚华所称的员工有任何形式的接触，他们之间所谓的证据链，根本没有申请人这一环。
另外，工商档案确实显示“保利夜总会”法定代表人是唐筱，不是龚刚模，这怎能像控方所说是“申请人编造”?
4、控方提供的四位警察证言显示：“被告都是白天受审，夜间睡觉„„一般都是六、七个小时”。但从申请人及龚刚模供述中可明显看出，很多笔录都在连续审讯数十个小时以上完成，期间，不让睡眠，限制吃、喝，申请人亲身体验了连续几十个小时，被固定在一把专用椅上受审，岂是几个警察可以自证推翻的?通过再审，看看有多少笔录形成的时间是在半夜、凌晨，看看有多少笔录是在连续审讯几十个小时以上完成，相信，这些龌龊，定将曝光于世。
5、申请人依据《律师法》33条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与警方的据理力争，成了被追究犯罪的把柄。三次会见，三次阻挠、三次监视、三次争吵，谁之过错?龚案34名被告人，几十名律师，哪一名律师在侦查阶段依法会见过被告人?哪一名律师在不受监视的状态下会见过自己的当事人?哪怕只有一名!
6、被拘留的证人吴家友证言证实，申请人让龚刚模请保利公司员工出来作证。而被拘留的证人龚刚华、李小琴等证人证言则证实申请人让龚刚华遣散保利公司员工，不要出面作证。如此相互抵触的证言，竟被控方采用。拿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方法分析一下：前者，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何错之有?后者，申请人与李小琴素未谋面，她的间接证言与申请人何干?
7、一审法院委托的伤痕鉴定结论，证明龚刚模手腕有钝器伤痕，而公诉人出示的警方“自证证言”，以及龚刚模进入看守所体检表证明体表无外伤，但一审法院不仅对显现如此重大矛盾的证据视而不见，反而诡辩：该伤不能证明是刑讯逼供所致，那是什么所致呢?
8、由于公诉人断章取义地宣读了那些前后矛盾的证言，所以，辩方在要求质证时，公诉人躲躲闪闪不敢出示，面对上述异常尖锐的问题，公诉人采取了缓兵之计的解释：辩论阶段再解释上述矛盾。直到庭审结束，尽管辩方穷追不舍，公诉人对此始终未敢将据以认定有罪的证据交辩方质证。法庭对此默认。
四、击碎法律底线的一审判决
至一审庭审结束，疑似伪造的证据始终没有出现，被妨害作证的证人亦未出现。可一审法院仍在众目之下、厅堂之上，作出了令世人鄙视的判决。除了前述相互矛盾的证据被采纳外，还有很多十分荒唐的逻辑。
其一，判决认定公安机关拘留证人提取证言是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证据，不知这一认定根据的法律来自何处?
其二，马xx、龚刚华、吴家友等证人在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作为公诉机关的证人，所出证言只是显示申请人以动作、眨眼、眼神暗示龚刚模翻供、声称被刑讯逼供，而不是公开教唆龚刚模翻供。但一审判决却罔顾事实，将此歪曲成“公开教唆龚刚模翻供”。法理何在?特别需要说明的是，龚刚华、吴家友、龚云飞他们知道的会见过程，都是听申请人介绍的。
其三，龚刚模在认识申请人之前自述被黑社会多次敲诈的口供是公诉机关向重庆一中院提供的。但一审判决却无视这一证据，强行认定是申请人故意编造。至今，仍在网上流传的龚刚模庭审录像片段，也充分证明了龚刚模自己“自述”被敲诈事实，而不是申请人编造。(详见网上庭审录像片段)
一审判决，无论在形式、内容、还是目的上，都与起诉书如出一辙，应属意料之中：从申请人被采取强制措施时起，便早已料到预设的结局——为龚案的开庭扫清障碍，无怪乎审讯者有恃无恐：大三长已经定了，不把你送进监狱，我这警察就不干了!
又属意料之外：作为全国乃至海内外有较大影响的案件，一审法院竟然无视证据体系中的两大污点、六大矛盾、三大漏洞，悍然出判，这份判决岂止是申请人不能接受，关注、了解此案的人，有谁能接受这样荒唐的判决?这份判决被全国法学专家、学者、律师同仁群起而批之，更激起了社会各界良知正义之士的一致愤慨。
第二部分一季二审
五、不应该有，也无效的二审
2010年2月2日，二审开庭十分钟，申请人突然向法庭宣布：“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撤回以前的全部上诉‘理由’。”(详见庭审录像、法庭记录)。此言一出，等于认可、服从了一审判决。申请人静待法庭反应。如果审判长此时宣布：上诉人撤回上诉，一审生效，取消二审，押李X回看守所，交付执行。申请人肯定将早已准备好的“新上诉理由”提交法庭。
奇怪的是，法庭既未宣告终止二审，亦未讯问新的上诉理由，只是一味闷头继续把这个既定的庭审搞下去。殊不知，构建二审的法定基础此时已悄然撤销，荡然无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无论二审的审判内容和结果如何，继续开庭早已毫无任何法律意义。众多法学家称二审判决是“一个釜底抽薪的判决”。而做出判决的法官们至今仍浑然不知，亦或佯装不知。这也是二审法庭跳下“藏头诗”陷阱，至今不能自拔的原因。
2010年2月2日，二审开庭第一天休庭后，当晚回到看守所，申请人坦诚地告知看守所领导：二审已在不知不觉中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而且这个错误还在继续，这位领导问：什么错误?申请人说判决后再告诉你。
2月3日继续开庭。最后陈述时，为让旁听记者记录，申请人故意一字一顿的陈述“认罪六条”，突出强调了“藏头诗”。
2月4日凌晨，“藏头诗”被外界破译。
2月6日上午，二审书记员携全部庭审笔录到看守所，找申请人核对签字，申请人当场对庭审笔录记载不正确的六条陈述，按照“藏头诗”首尾的12个字进行了调整和修改，使其与原文保持一致。
2月9日宣判，申请人当庭抢夺话筒，大爆“诉辩交易”内幕，回到看守所，申请人将二审非法且无效的真正原因，告知了看守所那位领导，此时，木已成舟，李X案彻底进入了程序死穴。
以上，是“藏头诗”之外，导致构陷人恼羞成怒的另一个主要原因，那就是：一季不扎实。之后，一定要整出李X一个二季，寻找铁的“漏罪”，就是为了要出这口恶气。
六、“迟到的”、“未到的”和“不准到的”证人
二审，申请人战术性“认罪”，法院也为避免再现一审无证人到庭的尴尬局面，为挽回影响，控方组织了六名经严格训练的证人出庭，但是，这些证人出现集体失忆，对辩方提出的关键问题，统一回答：不晓得、记不清、不知道、听不懂、脑壳痛„„但本案最为关键的证人——申请人的助理马xx律师，却依然没有到庭。
而马xx自2010年1月9日离开看守所之后，被“人间蒸发”，其妻子从北方前往重庆接人，也被“人间消失”，他们的父母找寻不到自己的儿女，前来二审法庭寻人、作证，竟被无端拒之门外，甚至不给一个询问的机会。
曾与申请人同遭会见受阻挠的朱明勇律师，自北京赴渝，强烈要求出庭作证，一为澄清刑讯逼供真相;二为说明个别媒体借他之口捏造事实侮辱李X。然而，法庭却以他不在李X会见龚刚模现场为由拒绝其出庭。试问，难道那六名经过训练的证人在申请人会见龚刚模的现场吗?
刑诉法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上述两位证人是否知道案件真实情况，所述证言是否与案件有关，法院未见其面就武断拒绝其出庭，不知害怕什么。殊不知，朱明勇律师与申请人在第一次会见被告人时，在江北看守所共同、直接参与了拒绝专案组监视会见的争执。
至于某些领导所说：“二审有六名证人出庭，接受律师百多次提问”的说法，不知是没有参加庭审的缘故，还是被下级有意欺骗瞒报所致。
七、关于马xx律师不能出庭，被“人间蒸发”的疑问
马xx律师于2009年12月13日，以同样罪名被重庆警方抓捕。本来与我同罪同案却不同审，其中原委，迟早曝光，他的遭遇，更是令人闻之毛骨悚然。
他遭到了何种变相刑讯逼供!
他遭到了何种诱供和恐吓!
他遇到了哪个警察，制作的笔录不容修改!
他遭到了什么阻挠没有出庭作证!
他遇到了何人拿着申请人的“悔罪书”给他洗脑!(当时也未发现藏头诗)
是谁?逼迫他按照警方事先编造的言词，经多次训练之后，再接受一审法官“不愿出庭作证”的询问!
是谁?反复挑唆他：李X已经揭发检举你了!(其实申请人庭审中多次阐明此案本人完全担责，与马无关，望尽快将其释放)
2010年1月9日11时许，警方为马xx办理了所谓的“监视居住”手续，将其带离了江北看守所，之后：
他是如何被人间蒸发?
他又是如何被押往一个普通居民小区被“监视居住”?
他是受谁逼迫，按照事先编好的台词，经多次演练之后，打电话给高子程律师：“李X二审我还是不愿出庭作证”，并反复拨打两次，且全程录音!
是哪两位局长，在凌晨2点给马xx夫妻二人做工作，强迫马按照事先编好的台词去检察院接受询问!
他又是在谁的押解下前往重庆一分检，接受二审检察官询问，并逼迫他只能按照事先编好的笔录，且经过训练后去回答!
是谁?将前来重庆为马xx办理“监视居住”，接马xx回家的妻子也被限制了人身自由，与马xx关押在了一起!
是谁?逼迫马xx妻子写“自愿与马xx被监视居住”?
是谁?收缴了马xx爱人的手机，掐断她与外界的联系，让她人间蒸发!(马的岳父寻找不到女儿)
是谁?为了营造“轻松”氛围，逼迫夫妻二人佯装在商场挑选商品并给他们拍摄录像!
是谁?为了制作“和谐”画面，逼迫夫妻二人去重庆“统景温泉区”旅游，然后为他们拍摄录像!
是谁?为了体现“自由”景象，强带夫妻二人去饭店、看电影!
是谁?在马xx爱人请假期限已到，恳请回家时，发号施令：“李X二审开庭前，你不能离开”!
是谁?在李X二审开庭之后，才将马xx爱人送走，并赠送大量土特产!
是谁?为了编造马xx被“监视居住”后自愿在重庆租房居住的事实，让其在一份租房合同上签字!
是谁?在马xx告别重庆时，对其施以威胁：“这是一起政治事件，你要知道出去后改变证言的后果”!
是谁?在李X二审宣判后(2010年2月9日)才将马xx送上飞机，并随附大量礼品!
是谁?既是马xx监视居住期间的看押人，又是文强执行死刑时放鞭炮打横幅的组织者，还是李X案二季时法院门口举横幅的策划师!(网照，该人走近女交警，告知其不要阻止打横幅)。
群魔乱舞、百般阻挠，只为掩盖真相。但作为最关键证人的马xx的今日出现，使得真相终于被实质性的揭开。
另外，李X第一次会见龚刚模，马xx记下的笔录显示：
李X问：你是否被刑讯逼供?
龚刚模答：我被吊起来了，是江北分局，地点是铁山坪的民兵训练基地204房间，我是被吊起来的，现在手腕上还有伤，一个手铐吊起来的，吊在2米多高的地方。
马xx记录的第二次会见笔录显示：
龚刚模说：同步录像是公安局让我背公安局的口供录制的。(与对付马xx的惯用伎俩如出一辙)
第三次会见笔录显示：
龚刚模主动陈述了被吊打的具体过程和时间、场景、人物等等，包括刑讯者彭某、张某;看病医生王某、常某;悬空吊着、仅让脚尖触到一个电脑桌;大小便失禁、裸体被吊遭刑警支队领导何某制止等等。
以上，均有马xx恢复自由后声泪俱下所写的《李X事件经过》为证，马xx强烈希望能够在申请人再审程序中出庭作证，让真相大白于天下。
八、“无罪可悔”的悔罪书
申请人在二审中以“藏头诗”形式的“认罪”，完全摧毁了二审判决的法律基础。
一审宣判后，申请人曾认真、愤慨的一气呵成了一份真实的上诉书，并于2010年1月18日上午，在看守所递交给前来提讯的一审法官。
回到监室之后，申请人从以下几点进行了认真思考：
第一，如还像一审那样激烈对抗，二审无非是书面审理，结论八个字：“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如何打破大三长(公检法)既定的“八字”结果，只有寄希望以“认罪诈降”的方式换取缓刑、换取开庭、换取马xx出庭、甚至换取高层进一步了解真相之后的无罪释放，核心是围绕“尽快出去，拿到证据。”
第二，09年12月12日傍晚，在北京振国肿瘤医院三楼330病房的龚刚模妻子程琪病房，申请人在与其协商更换辩护人时，突遭抓捕，而秘密拍摄的三次会见龚的录像及设备存放于病房卫生间水盆下面。只有尽快出去，拿到录像，才是最直接、最有效颠覆控方指控的唯一办法。(当时完全处于法律人的职业角度，丝毫没有考虑任何政治因素)
第三，刑诉法46条，是最终驱使申请人痛下决心的最后动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一方面，本案并没有任何有罪证据，另一方面，申请人再三嘱托辩护人，继续独立辩护，用既有事实和证据说话，如二审法院依法，绝不会仅凭申请人“悔罪书”来定罪，毕竟“认罪”和“有罪”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以上，是申请人当时“认罪诈降”的内心真实写照(详见申请人博文《认罪背后的真相》)。书写“藏头诗”既是为了对外界、对历史有个交代，也是为今后出狱翻案提前夯实基础。最终定稿，各段首尾相连为：
被比认罪缓刑，础去间决神诉(被逼认罪缓刑，出去坚决申诉)。
二审开庭时，虽然申请人口头认罪，但当庭的事实陈述、质证、询问证人时，对细节的穷追不舍、拍案而起、震翻水杯、怒斥证人胡说八道以及最后陈述“六条”，无不与“藏头诗”的内容相互映照。
2010年2月3日二审庭审结束后，4日凌晨，外界破译了申请人“藏头诗”式《悔罪书》，消息被爆出后，打乱了二审法院的预先构想，完全将二审法庭推到一个进退维谷的两难或多难的境地。
维持原判?就不能体现法律的“宽厚和仁慈”，就会遭世人唾骂。
如果缓刑?正中外界破译的“藏头诗”之实，完全暴露了“诉辩交易”黑幕。
发还重审?龚刚模案审限急迫，不可再拖。
还有，如何平衡和梳理李X案与龚刚模案之间的法律关系和历史关系?李X案二审判决是否有效?是否撤销?是否再审?是否发还?是否抗诉?是否再次抓捕李X恢复原刑期?将来李X翻案，龚案怎么办?„„这些纠结，永远是二审挥之不去的梦魇。
然而，在海内外的一片哗然中，二审法院明知“认罪”为假，依旧掩耳盗铃又无可奈何地判决“李X认罪态度较好，减刑一年”。
申请人冒着声誉被毁风险，以“藏头诗”的方式“空壳认罪”，既是对法院在《刑诉法》46条“口供适用原则”执行力的检验，也是对司法实践中法院惯用的“证言定罪”陋习的挑战，但，二审法院至今也无法面对这一难题，无力接受这项挑战。
即便，当时有个别媒体刻意渲染“认罪”二字，但凡是参加了二审(包括一审)的人，都有目共睹且不可置疑以下事实：
1、截止被刑拘，申请人在龚案中未曾提交、亦未调取、更未形成以任何物质为载体的客观证据，即：没有伪造或帮助伪造证据的行为和结果。
2、截止被刑拘，龚案中控方证据均已固定且已提交法院，刑诉程序已进入审判阶段，控方证据已然关门，申请人没有也不可能毁灭或帮助毁灭控方证据。
3、截止被刑拘，申请人未曾接触控方180名证人中的任何一名，且控方证人证言早已固定，证据也已锁定。
4、截止被刑拘，申请人接触过的与龚案有关的诉讼参与人唯有龚刚模一人，依龚在央视被采访时的回答，申请人是以眨眼的方式让其翻供，但在侦查卷中却显示，申请人靠近铁窗进行教唆，出现了完全不同的两种版本。(详见央视录像和卷宗)
5、截止被刑拘，龚案尚未开庭，不可能发生申请人侵害庭审活动的事实。而伪证罪侵犯的客体又必须是法院的正常审理活动。
6、经过控方严格训练的六名出庭证人，集体失忆、集体失语，(不会普通话)除了“记不清、不晓得”，就是“忘记了、脑壳痛”，最终在法庭的掩护下，狼狈退庭。
7、辩方希望出庭的证人马xx、朱明勇等，均遭非法拘禁和阻挠，均未出庭作证。
九、走过场的终审判决
2010年2月9日，二审宣判时，申请人抢夺话筒当庭大喊“认罪是假、斗智是真，你们还给我恢复两年半吧„„等等”，而此时的法院仍以“认罪态度较好”为由，为申请人减刑一年。试问，申请人当庭自我推翻，二审法院为何视而不见?
亲历这一过程的公诉人、审判长当庭以及事后，为何没有依法提起抗诉和审判监督程序?这些无不说明，二审完全是按照一个早已拟定好的剧本，在法庭正中的国徽下面，演了一出荒唐闹剧。
十、对申诉的十个假设
此次申诉，十个假设。一项成真，黑幕撕破。
预先，成立一个高级别的专门委员会或调查组，由其去实践这些“假设”。
1、假设，提审狱中龚刚模，向其亮明身份，让其大胆说出当年何人、给了他何种压力或允诺，逼迫或诱导他进行伪证，即可揭开这起有违人伦和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底线的“李X事件”中90%的黑幕。前提是，龚还活着;
2、假设，调取龚案的庭审笔录、录像，即可看清龚案集体翻供的原因，以及龚案各被告人对刑讯逼供的时间、地点、手段，是否与龚刚模陈述类似;
3、假设，“李X事件”中的全部证人再审时能够出庭作证，且保证每名证人出庭前不被羁押、不被训练、不遭受威胁。即可理解李X案二审中证人证言的真伪;
4、假设，对龚刚模双手腕部对称的环形伤以及手背上相似的按压痕重新法医鉴定，即可看出是09年“钝器”所致，还是龚开庭时证言：03年海南游泳时“锐器”意外划伤;
5、假设，调取看守所三次律师会见录像(含警方监视会见时的偷拍录像)，即可看出，刑讯逼供是刚模主动说的，还是律师编造的。前提，警方敢于出示;
6、假设，责令：重庆警方交还李X被抓当天，藏匿于龚刚模妻子程琪病房洗手间水盆下面的两部摄像手机(拟行政诉讼，要求退还)。即可完全展现律师三次会见中如何受阻与专案组发生争吵、龚刚模如何泪眼模糊的叙述被吊打经过、助理马xx如何记载会见笔录。
7、假设，调阅李X案二审的庭审录像、庭审笔录、“藏头诗”(诈降)，能够看到：李X在庭审中为何拍案而起、震翻水杯，如何怒斥出庭证人背信弃义。即可明白二审判决的荒唐认定：李X认罪态度较好，减刑一年。同时，还可以想象到某副检察长庭后答记者时申明“没有诉辩交易”时有多滑稽。
8、假设，找二审证人逐一谈话，即可弄清他们何时、何地，如何被训练、为何集体失忆、集体不会说普通话、法庭为何配备普通话翻译。
9、假设，找到当年在铁山坪民兵训练基地，姓常、姓王的两个医生，让他们交出当时给龚刚模疗伤的药方和诊疗记录，即可证明龚刚模当时用药的针对性。
10、假设，逐一找龚刚模案、李X案专案组警察谈话，让他们大胆揭发指使他们的幕后黑手，即可明白龚刚模案、李X案的整个“制作过程”，前提，保证对他们宽大处理。
以上假设，若落实一项，即可将冰山完全暴露在炙热的阳光之下。建议，特别调查委员会或调查小组，不妨一试。
结束语
从业二十年，法律的公平与正义是长存于心中不变的信仰。但“李X事件”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无一不是对一个法律人内心的法律观、道德观、价值观的巨大冲击。出狱半年，“李X案”似乎在程序上已经终结，但“李X事件”巨大的社会影响尚未平息，也不会平息。该事件对申请人及家庭的伤害是难以弥合的，对中国法治的伤害也是至深至痛的。
法律被践踏，摧残的是生命，伤害的是社会，殃及的是国家。如果事实不再是依据，法律不再是准绳，则一切都将走向无序和混乱。“文革”的教训，令人生畏!
两年来社会各界对“李X案”的置疑声，从未停止过，申请人与关注中国法治的各界朋友，都期盼能在阳光下公开透明地再审此案，还原事实，让真相大白于天下!
再审制度，是我国审判制度的终极防线，也是法律、事实、信仰、良心的最后一道屏障。通过再审，纠正错误，不仅可以倡导“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理念，而且可以维护国家和公民双方的利益，并有助于提高政府依法执政的公信力。
要求再审“李X案”，基于的是对法律尊严的信仰，捍卫的是内心深处的良知底线，向往的是中国法治昌明的春天。我们尊重事实，尊重信仰与良知;相信法律，也相信中国真正的法律人(包括重庆公检法的绝大多数执法者)。
为使真相得以曝光，错案得以纠正，冤屈得以释怀，公正得以体现，请求再审并宣告：李X无罪!
此致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再审申请人：李X
20XX年12月12日
抄报：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第五篇：再审申请书
再审申请书
再审申请人；谭静
女，1983年9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湘潭市岳塘区荷塘乡金湖村桃叶坡组46号
被申请人；湘潭市岳塘区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 法定代理人；许忠良
职务；局长；住址；湘潭市岳塘区长潭路板塘大道81号 再审请求
1、请求撤销湘潭市中级法院（2015）潭中行终字第32号行政裁定；
2、请求撤销湘潭市岳塘区法院（2014）岳行初字第00076行政裁定；
3、确认湘潭市岳塘区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强拆的行政行为违法；
4、诉讼费由被申请人承担 事实理由 一、一审程序严重违法: 1、2015年2月2日庭审，在审查代理人资格上，两被告代理授权委托书上没有被申请人法人代表的签名。而一审法院只认为有瑕疵、后补。可笑的是两被告代理人连代理资格都没有，还坐在法庭上对簿公堂。足可见岳塘区人民法院对审查案件的随意性。
2、主审法官涂立宏多次打断申请人的庭审质证，明显偏袒被申请人！涉嫌违法！二，一、二审认定事实不清、适应法律错误:
1、一、二审认定被申请人强制拆除的行政行为属于行政事实行为，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此等认定极其荒谬:岳塘区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代码证号为57433025-2，具有独立行使行政行为的职权，承担行政执法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其所谓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作出的行为就是具体行政行为，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显然一、二审认定事实错误。2、2014年，申请人诉被申请人的《限期拆除决定书》，一、二审异口同声认为是行政行为。现在就同一案诉强拆行为违法时，一审认定又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
3、二审认为该案是行政行为，裁定驳回的理由是《强制拆除决定》已经产生法律效力，是一种执行行为。二审认定事实错误。理由有三。
（一）从2013年12月5日被申请人作出《限期拆除决定》至2013年12月18日实施强拆，没有向当事人进行公告、催告等法律程序，严重违法。
（二）申请人在诉诉被申请人【限期拆除决定】时，在答辩状里才见到【催告】【公告】【强制拆除决定】等虚假伪造的证据！
（三）申请人的住宅是2013年12月18日遭到被申请人强拆，而在被申请人答辩状里找到【强制拆除决定】作出的时间是强拆的同一天，请问留置送达的【强制拆除决定】是留置在申请人的路上还是申请人的废墟里。
这种无中生有的【强制拆除决定】被二审认定。足可见二审法官对法律的无知和包庇违法行为的无耻！冤案就是这么制造的！
三、被申请人强制拆除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五条；“ 公民以他的户籍所在地的居住地为住所，经常居住地与住所不一致的，经常居住地视为住所”，申请人一直居住的房屋，村，组出据了证据证实，是申请人唯一的房产。乡、村及拆迁办领导曾去了出嫁地进行了调查，已经得到了三级政府的确认。
被申请人于2013年12月5日，以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为由将申请人居住了5年的房屋定性为违法建筑，作出限期拆除决定。并于2013年12月18日，强行将申请人的558.36平方的房屋拆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被申请人无权作出违章建筑的认定！显然其作出认定违章建筑的认定严重违法！
2、被申请人强制拆除申请人的房屋唯一的理由是申请人未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而政府职能部门又什么时候通知过申请人去办理，农村私房百分之九十九都没有办理任何手续。这又是谁的过错？！根据申请人掌握的资料证据，“沃土路” 项目需要拆迁24家。无一家拥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为什么不都一样拆除？！《宪法》明文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什么要欺负我一个婚姻不幸的人？
3、从2013年12月5日作出限拆决定到同年12月18日强拆。用时13天，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法》第四十四条；“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被申请人直接剥夺了申请人救剂权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拆迁案例指导案例第十，纵然是违法建设，也要遵循合法的法定程序的规定。
综上：再审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申请人永远记住高院楼道牌扁里有一句这样的话；“法官是以最广博的知识与良知，不以当事人身份、地位而评判。只服从法律、事实、证据。”望支持再审申请人的诉求为感。此致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再审申请人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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