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追问“顽固”的中国小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读书报告
追问“顽固”的中国小农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读书报告
当学者被迫以事实和信念去迎合一个权威的教义的需要时，科学便被出卖了。
——布·马林诺夫斯基
一、概要
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研读本书，有特别的意义。2011年10月10日晚CCTV-9“记录频道”开始推出系列节目“车轮碾过的历史”。该节目第（1）集中就主要围绕“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的前世今生展开，讲述了创始人儿玉源太郎特别是第一任董事长后藤新平利用建址大连后的满铁，逐步控制东三省，乃至华北、全中国的有计划、有步骤行动。而本书所依据的主要经验证据恰是满铁的调查资料。对于普通学者而言，都往往会基于民族义愤弃用满铁的资料。本书仅就依托的经验事实这一点，就迥异于国内类似研究。
全书共三编十六章。第十六章结论部分的主要观点在黄先生的其他文章中也都有提及，如“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欧洲，另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上）”、“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只有通篇阅读，才可能理解第十六章的结论。
在学生开来，本书在如此详细的描述和分析经验证据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同时也是全书的中心论点，是小农的内卷化。全书三编均围绕此中心论点展开。只是各有侧重。第二编论证内卷化的小农经济的原因、表现；第三编则揭示内卷化的小农经济与村、区至国家政权的相互影响，甚至交织的事实。
二、解读
对本书的理解，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基本前提：分封的历史传统
肇始于西周的分封制，不仅适用于其后几千年的封建政权，还适用于寻常百姓家。如果不是分封，而是如西欧诸国多实行长子继承的话，中国的小农在1840 1
年前后大概不一定呈现内卷。这是学生的一个基本判断。同时，学生也认为这也是本书得出内卷化结论的前提。如经营式农场的200亩临界点，多由分封（分家）造成。
本书通过描述与分析人多地少、为生存挣扎、人力边际成本递减的事实，得出内卷化的结论。将经验事实概念化后，与长期以来大陆意识形态宣传的主导理论、实体主义理论、形式主义理论均有所不同。拟从以下思辨中考察。
（二）思辨之一：1840年前后
长期以来，意识形态主导理论认为人类社会都要经历的五个阶段，套用到中国，典型体现在认为1840年帝国主义入侵，阻断了明末清初正常的资本主义萌芽与发展，从而导致了近代中国的积弱积贫，同时，也注定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无能。此主导理论的经济学基础：雇佣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特征。因为明末清初的江南地区行会中已经出现了雇工学徒，所以当时资本主义就已经开始萌芽。即使是在唯物史观内部，也认为社会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方面。仅凭借出现雇佣关系就认定资本主义萌芽的确过于武断（或者民族情感使然）。本书从华北农村入手，比较了贫农农场、经营式农场、出租土地，分析得出雇佣关系在封建生产关系中同样存在，并不只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特有的，同时因为半无产化又阻碍了彻底雇佣关系的形成。本书在一定程度是对资本主义萌芽论的否定，进而认为帝国主义的入侵只是加速了原有的内卷化和商品化进程。事实上，不只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上，新中国建国前后的很多问题上，如农村各阶级的划分、人民公社，都只考虑了生产关系一方面。这种革命的逻辑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多有改观。
（二）思辨之二：人口过剩与返贫
大陆历史学多认为封建王朝立国之初因战乱、饥荒等人口稀少，吸取前朝王国教训减税免赋。王朝中期百姓生活安定人口增长，因土地绝对供给量难以增长人地矛盾开始突出，并逐渐导致土地兼并，百姓流离失所，导致农民起义最终推翻旧王朝建立新政权。本书通过分析，提出人口过剩确实是人力边际收益递减的主观原因（只要收益大于零，迫于生存压力就要投入人力），但中国贫农的困境，是多方面的原因，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因素：长期的半无产化与短期的灾祸。为什么说土地是农民的命根，理由就在于此。几千年来，农民的唯一福利和保障就是
土地。不管是经营式农场，还是家庭式农场，虽然在种植的作物类别上有所不同，但都可能遭遇耕作投资失败被迫典地、卖地甚至沦为雇工、长工困境。短期的灾祸只是直接原因，根本原因在于长期的半无产化。只有对此深刻认识，才能理解新中国不承认土地私有的根本原因，在农村是集体所有，家庭承包。否则，就可能一厢情愿地“伙同”西方某些理论批判新中国的土地政策。本书客观上为解释土地非私有化提供了证据。
（三）思辨之三：商品化与资本化
为交换而生产就是商品化。种植经济作物（棉）、手工业、纺织的出现，已经可以说明农业的商品化。此外，不在村地主收取地租后经商、放贷，具备金融的资本表象。但通过史料考察，放贷是少数现象，同时，贫农农场和经营式农场即使有幸产生剩余产品，也主要是买地而没有主要用于提高技术扩大再生产，资本的转化没有实现。这是当时中国与西方工业革命前后的最大不同。又强化了内卷化理论。
（四）思辨之四：内卷化的村庄与国家治理
历代王朝都难以将权力直接延伸至村庄，因而多通过代理人的形式实现治理，收取税赋。这就逐渐形成了士绅治村的传统。对此费孝通先生也很注重，士绅是村庄稳定的基石。本书依托满铁对六个村庄的调查，归纳了两种演变模式的村庄：以自耕农为主和半无产化。进一步拓宽了乡村治理的视野。新中国的“送法下乡”运动，史无前例地打破了村庄的旧有规则；改革开放的农民工大迁徙则加剧了旧有结构的解体；内生秩序未能形成，乡村经济文化凋敝已成当前突出问题。“法律自法律，社会自社会”至今在乡村依旧没有改变。
传统的力量是巨大的，“顽强”的内卷化的小农经济影响至今。
三、可能遭致的诘问
（一）经验证据
实地调查方法的结论，难以回避的瓶颈是以偏概全。何况本书主要依据的是满铁的实地调查资料。
（二）土地所有权的划分
似乎遗漏了田底、田面权的划分，而这正是永佃制度产生和继续存在的所有
制基础。
（三）内卷化理论的验证
历史无法再现，本书的核心——内卷化理论在华北以外的其他地区的验证似乎尚未完成，理论的边界似乎也没有确定。
第二篇：《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读书报告
读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
雷海宗(1902-1962，河北永清人，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20世纪30, 40年代战国策派代表人物之一。其于1938年12月所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可谓是其史学思想与现实主义思想的综介体现。在此书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其独特的文化形态史观，也可以看到在1938年全民抗战的时代背景下，雷海宗先生对于中华民族如何战胜日寇，在战火纷飞的世界环境下得以生存与复兴的深刻探讨。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可以说是雷海宗先生的成名作，也最能反映其学术成就以及思想。同时，这本书还是从“兵文化”角度探讨中国文化的开山之作。通过阅读本书以及了解本书的写作和编写情况，我发现它并不能算作雷先生的学术专著，只能算作一本论文集。本书分为三大部分：上编、下编、附录。上编的内容主要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和批判。包括《中国的兵》，《中国的家族》，《中国的元首》、《无兵的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两周》。我把上编也分为三个部分：前三篇主要写了秦朝以前，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第四篇主要写的是秦汉以下中国兵文化的衰落，最后一篇是雷先生运用文化形态史观的方法合论了整个中国的文化特征。下编则收录了《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建国——在望的第三周文化》。这两篇文章是中国抗战爆发后，雷海宗针对抗战建国中的中国所发表的看法，目的是为了增强全国人民抗战的决心。本书的附录收录了《世袭以外的大位继承法》一文。在194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书以后，在社会上引发了强烈的反响。
一．中国的兵
作者从“零散材料的许可范围内看看由春秋时代到东汉末年当兵的是什么人，兵的纪律怎样，兵的心理怎样；至于制度的变迁不过是附带论及，因为那只是这种精神情况的框架，本身并无轻重。”并且相信兵的精神是看清一个民族盛衰的方法。春秋时代虽然有平民当兵，但是士族才是当兵的主体。当时的贵族踊跃参军，视当兵是一件光荣的事。“士族子弟自幼接受文武方面的教育”，打仗全无怕死心理。并且春秋时代两军对战更多的是为了平衡实力，作战讲究章法礼仪，厮杀不多。战国时期，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作战的目的是为了完全灭掉对方，战争消灭对方有生力量，获胜方经常坑杀降卒，战争变得异常惨烈严酷。因此军民的心理都发生变化，出现两种现象：一是平民出现厌战心理，二是上等阶级的文武分离以及和平主义的宣传提倡。同时，秦国为了防止六国复起，以及为了满足戍边的需要，秦代开始征兵制，而“所发的都是社会所认为下流的人。„„这是后代只有流民当兵，兵匪不分，军民互相仇视的变态局面的滥筋。”楚汉之际，军队只属于主帅而不属于国家，爱国观念非常淡薄，此后，“爱国的观念消灭，爱天下的观念流产，人民渐多不愿入伍，结果就产生了一个麻木昏睡的社会。”
雷海宗从兵的角度切入来总结中国的传统文化特点认为一个民族对待战争的态度可以评价出一个民族是否具有进取心。透过本书的内容，我们不难发现雷先生笔下的“兵”指的不单单只是上战场作战的士兵，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全体国民。只有高素质的国民才会有高素质的兵，这样我们的民族才是积极向上的。如果一个民族走向堕落，那么这个国家的军事、政治、经济都会走向腐败破灭。一个民族的兵是否强大，不仅仅取决于这个民族是否富强，更加重要的是这个民族的整体精神风貌。在一个尚武的，有进取心的民族团体中，他们渴求胜利的欲望要远大于其他民族，使他们更加容易抓住历史的机遇。雷海宗先生深刻认识到一个国家国民素质的问题，他在书中写到“兵的问题牵动整个社会”，“兵可以说是民族文化基本精神的问题”。在当时抗战的年代，他认为应该培养一种武德，即为民族和国家献身的精神。而且我们要彻底摒弃腐败堕落的文德。他认为文德是导致整个社会腐败的根源。“旧中国传统的污浊、因循、苟且、侥幸、欺诈、阴险、小器、不彻底，以及一系列类似的特征，都是纯粹文德的劣根性。”针对当时的情况，他也提出了改造国民的方法“每个国民，尤其是处在社会领导地位的人，必须文武兼备。非如此，不能有光明磊落的人格;非如此，不能创造光明磊落的文化。此点若不能达到，将来我们若仍与以往2000年同样地去度纯文德的卑鄙生活，还不如就此亡国灭种，反倒痛快!”
总之，雷海宗这个视角可谓由小见大，可以说这是他独特的“兵”的理论，到全体国民素质，他从上到下地批判了全体社会成员，透彻地分析了国民劣根性解决办法。可以说，这样的视角至今仍具有借鉴意义。
二．中国文化周期说
雷海宗的中国文化周期说建立在其文化形态史观的基础之上。他的文化形态史观是西方史学家斯宾格勒、汤因比开创的历史形态学的东方回应。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雷海宗先生只是继承了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历史形态学从文化的角度切入历史研究的方法。他重视文化的自律性，认为文化为具有发展—兴盛—衰败—灭亡生命周期的有机体。每个文化都要经历封建、贵族国家、帝国主义、大一统、政治破裂、文化灭亡的末世五个时代，此后该文化便不复存在。雷海宗以其文化形态的五阶段说来考察中国历史，却发现至公元383年把水之战时，中国文化己走完其五个阶段，理当灭亡，但中国文化却继续生存发展下去。为什么中国文化避免了与埃及、希腊罗马文化一样被外族征服的命运?雷海宗扬弃了文化形态史观的理论局限性，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文化独具二周”说。
研究中国史时，雷海宗有自己独特的分期方法。他说“中国四千年来的历史可分为两大周。第一周，由最初至西元383年的把水之战，大致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外来的血统与文化没有重要的地位。第二周，由西元383年至今口，是北方各种胡族屡次入侵，印度的佛教深刻地影响中国文化的时期。无论在血统上或文化上，都起了大的变化。”他把第一周细分为封建、春秋、战国、帝国、帝国衰亡与古典文化没落五个时代;第二周细分为南北朝隋唐五代、宋代、元明、晚明盛清、清末中华民国五个时期。
中国文化能够“独具二周”，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迹。其他文化在一周后灭绝，中国文化何以仍有强盛的生命力呢?雷海宗认为，是胡汉民族的融合、印度佛教的传入，特别是江南的开发，给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因子，带来了新的生机。中国文化之所以有第二周的发展，关键在于中国文化从以黄河流域为中心扩展到以江南(长江和珠江流域)为中心。雷海宗分析了历史上开发江南的情况，认为“最后得到机会开发南方的可以说是优秀分子中选择出来的优秀分子所以二千年来，虽因外患来自北方而统一的首都始终设在中原，然而南方经济与文化的地位一代比一代重要，人口一代比一代繁殖，到最后都远超中原之上”。最后，雷海宗作了如下总结:“到明清时代，很显然的，中原己成为南方的附庸了。富力的增加，文化的提高，人口的繁衍，当然都与此有关。这个发展是我们第二周文化的最大事业。在别的民族己到了老死的时期，我们反倒开拓出这样一个伟大的新天地，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无可比拟的例外。”
雷海宗还探讨了建设中国文化第三周的途径。他认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正是“在结束第二周的传统文化建设第三周的崭新文化’，因此他主张“在抗战中建国”，“无情的摒弃一切可能的成功捷径”而“忍受目前这种无上的损失与痛苦”:“若要健全地推行建国运动，我们整个的民族必须经过一番悲壮惨烈的磨练。二千年来，中华民族所种的病根太深，非忍受一次彻底澄清的刀兵水火的洗礼万难洗净过去的一切肮脏污浊，万难创造民族的新生。在雷海宗看来，要创造新生的第三周中国文化，重点要解决好兵、家族、元首三个问题:“兵”可以说是民族文化基本精神的问题，家族可以说是社会的基本问题，元首可以说是政治的基本问题。三个问题若都能圆满的解决，建国运动就必可成功第三周文化就必可实现。
第三篇：近代史纲要 读书报告 黄仁宇与《中国大历史》
黄仁宇与《中国大历史》
迪拉热.艾克拜尔***00
1最近看了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关于作者以及书的内容非常感兴趣。当前的中国史学界学者们 研究的视野愈来愈狭小，出版的作品也愈来愈细屑。历史的价值已经被大量纷繁而琐碎史料所淹没，史学发展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作者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始终把握着“关怀人生，指导未来 ”的史学终极目标。高屋建瓴，宏观把握，娓娓道来，孜孜不倦。
关于作者黄仁宇先生：
在他的整个人生旅程中父亲黄震白对他的影响是决定性的。黄仁宇先生曾说：“我的历史观来自他的教导。”黄震白先生出身于济南一个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在20世纪初，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是秘密组织，由孙中山先生开创，专门用来反抗清朝。可由于种种原因后来同盟会就直接让会员进入部队，以便武装起义。黄震白最初在福建的省立军校，当时的校长许崇智将军正是同盟会会员。由于黄震白成绩优秀不仅以第一的身份毕业，从许崇智手中领到一枚黄金奖章，而且还因他的劝说加入了同盟会。武昌起义后，由于清王朝的统治土崩瓦解，南北各省纷纷宣布独立。以许崇智将军为首的革命党人也乘机宣布独立。黄震白立即成为许崇智的参谋长。辛亥革命的成果很快就被袁世凯掠夺。孙中山等人进行的“三次革命”也失败同盟会的领袖纷纷流亡日本。称帝行动终因全国的反对而取消。袁世凯也休愤而死。1916年，许崇智复出，黄震白也重当参谋长，不过以后的“革命形势”无法让黄震白满意，在广州成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大元帅府，但也同样成为军阀手中的工具。1917年，一气之下黄震白辞去回到湖南结婚生子。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许崇智因受蒋介石排挤而离职。黄震白因为传统思想及自尊心的驱使，不肯到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谋职，于是他只能接受湖南省地方政府的零星工作，不但薪水少还得忍受低素质长官的羞辱但他也毫无办法，黄仁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生，他是长子。由于父亲提早退休付出的第一个代价便是贫穷，由于家庭贫穷除了学费和必要的开支父亲再也无法为儿子提供其他的生活必须品。整个20世纪二三十年代长沙都处于白色恐惧之中，三天两头就有枪决共产党人的场面、公开行刑的恐怖深深震撼了少年时代的黄仁宇。关于父亲对自己的影响，他说:“他让我自觉到我是幸存者不是烈士，这样的背景让我看清局势中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我不需要去对抗早已发生的事。”而这对于黄仁宇大历史观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关于辛亥革命：
黄仁宇先生说中国在1905年停止科举考试实际上已经截断了高层结构与底层结构间的联系。而当时“选举”制度犹如宪法而停止科举考试清朝灭亡就会是必不可免的。而对于辛亥革命的失败毛泽东有句话非常深刻：“国民革命革命需要有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确实，从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车成立同盟会、1906和1907年之间光复革命党人陶成章、徐锡麟和女革命者秋瑾等人发起的革命因没有严密的组织号令也不统一没有号召群众以单独发动告失败。而1907年的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等这些缺乏群众性的军事冒险最后都归于失败而后的1911年的各省份发动的各种起义时面临如此广泛和猛烈的革命高潮时，资产阶级革
命党人却没有一个统一的坚强的领导组织为领导核心也没有把革命推向前进的统一的革命步骤，这就使得立宪派感到有机可乘、夺取权力和拣取革命果实。在独立的各省份中许多立宪派人都以原咨议局议员的身份摇身一变宣称自己已经是主张共和的人民代表了，12月底各省督府代表在南京选举刚从国外归来的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宣布共和政体，改用阳历，以1912年为民国元年但南京临时政府是历史上仅有一次掌握了不到3个月即夭折的政权。而乘时而起的袁世凯利用西方列强的支持，一面又策动军队和官吏胁迫清帝退位。1912年2月12日清朝皇帝宣告自行“逊位”接着孙中山也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并由临时参议院选袁世凯为临时总统。辛亥革命的成就就化为泡影，实质上则是因为高层与底层社会的脱节。这一切只能算是中国长期革命的一个准备阶段。
第四篇：读书报告 瞿同祖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传统型权威影响下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1947年，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首次由商务印书馆印刷出版，之后又在1961年，1981年等时间被多次重印出版，其学术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此书的主要写作目的在于研究并分析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及主要特征。也可以说是通过研究中国法律的特征，显示出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社会风俗，两者并行不悖。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必然会受到社会的影响，而社会的形塑也少不了法律的作用，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不可能完全不略其中一方而去研究另一方。
在章节设置上，《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文的一二两章着重讨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家族注意特征，而三四两章进而讲述中国法律的阶级特征。在讲完中国古代法律的特征之后，文章的内容便被推进到了中国法律背后的结构意涵，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法律会呈现出那样的特征。这就是所谓的知其然和知其所以然。
为了方便理解，我们先对文本进行一次解读，之后再进行深层次的探讨。原始的儒家或者说先秦时期的儒家认为人有智愚贤不肖之分，社会应该有分工，应该有贵贱上下的分野。劳力的农、工、商贾是以生产劳动服务上层社会的，劳心的士大夫是以治理人民的智慧来维持社会的，两方各有责任和工作。当这种贵贱上下的分野延伸到亲属关系之中时则表现为亲疏、尊卑、长幼的分异。只要贵贱、尊卑、长幼、亲属各归其位，那么社会生活就会呈现出井然有序的状态。而礼的作用就在于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礼是富于差异性的，因人而异的，所以贵有贵之礼，贱有贱之礼，尊有尊之礼，卑有卑之礼，长有长之礼，幼有幼之礼。只要每一个人各守其礼，那么社会的秩序也就得到了维护，不会至于混乱与无序的状态。
那么用什么力量来推行礼，使每一个人守礼，不违礼。儒家先贤给出的答案是道德教化，他们认为无论人是善是恶，都可以用道德教化的力量使人发生改变，使不善为善，是善的化为至善。先秦儒家反对律法，认为即使法律使国家得到治理，人民依旧是没有羞耻心的，之所以不做坏事，只是因为害怕触犯法律。
但是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儒者由专指儒家的学者变为了所有读书人的代称。儒生在学习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之余，为了今后为官，乃至治国理政的需要，也必然要涉猎其余诸子百家的著作。更有意思的是，汉以后的立法者几乎都是儒生，儒家对法律的观点也由此发生了变化。儒者虽然任以德治为口号，但已不再排斥法治，乃至将法作为维护德治的工具，以法促礼。而在编纂法律的过程中，儒家也将自己思想中特有的伦常礼教观点带入到了中国古代的法律中去，成为中国古代法律中非常有特色的一点。
以上是笔者眼中的瞿同祖先生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中所展现出来的行文逻辑，对此笔者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瞿同祖先生认为，是由于儒家思想发展为主流的社会思想，并成为帝王开科取士的标准，儒家伦常礼教思想才出现在法律之中。但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之中，儒家思想是如何发展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思想？为什么是儒家思想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而不是法家，道家，墨家，杂家等其他的思想流派？对于这些问题书中并没有涉及。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不妨进行大胆的假设，儒家思想中的伦常礼教思想之所以能够进入到中国古代的法律条文之中，并不是因为儒家思想成为了社会的主流思想，而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或者说统治者需要伦常礼教思想。为了验证这一假设，我们需要回到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去，从帝王和政府的层面来寻找证据。
韦伯认为存在三种不同类型的权威，即法理型权威，传统型权威，卡里斯马型权威。这三种权威类型相对应三种不同的统治类型，分别是法理型的统治，传统的统治和魅力型统治。在中国古代的帝王中，除了各个王朝的开创者，其余的大多会被归入传统型权威之列。更进一步的说，中国古代王朝的统治形式应当属于传统型统治下的一个分支，即家产制。家产制是家父长制的一个变体形式，两者都可以归于传统型统治之下，但严格说来两者又有所不同。原始的家父长制往往与长老制并存，两者所共有的特点是，在这两种统治虽然是统治者的传统的固有权利，但是在实质上也是作为成员的重要权利，因此统治者不能自由的占有这种统治。最能表现这两者共性的就是这两种统治形式的统治者都没有个人的行政管理班子，因此，统治者的统治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员们的服从意愿。所以，对于统治者来说成员还是“同志”而不是“臣仆”。但当传统型统治深入发展，随着统治者纯粹个人的行政管理和军事参谋班子的产生，任何传统型的统治都会倾向于走向家产制，在极端情况下还会产生类似中东，北非的苏丹制。
总的来说，家父长制更类似于寡头统治，家产制则是一种统治者的个人独裁，为了适应这种个人独裁的需要，就必须发展处一套听命于统治者个人的行政机构。因此，可以说家产制天然的包含了官吏制度在内。当然不能说家产制就等同于家产官僚制，因为家产制支配的涵盖范围极广，封建制度也可以归类于家产制。但是家产官僚制确是家产制之中最具支配性，最近与中央集权的，从家产官僚制的目标出发，发展的时间越久就越近与官僚制。
中国自秦始皇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以来，就将全国的大部分地区归入官僚制的管辖之下，百官对于皇帝来说就是一套私人化的行政机构和军事参谋机构。所以说中国自秦始皇以后的封建社会就是一个家产官僚制所统治的社会。
家产官僚制之中，家产制与官僚制的因素并存，两者即相互合作，共同管理庞大的帝国，也相互斗争。可以说在家产官僚制诞生之初就存在统治者与官僚体系之间的固有矛盾。韦伯认为，官僚机构客观上的不可或缺性与其特有的“非人格性”是相互结合的，这就导致“官僚制一旦确立，即为社会组织中最难摧毁的一种。”这一事实的一个后果便是，即便是官僚机构的最高支配者甚至创建者都无法动摇其运作。对于这种现象的产生原因韦伯也给出了解释，源于官僚制行政的“切事化”本质。“政治的支配者在面对训练有素的官吏时，经常会发觉自己就像个面对着“专家”的”外行人”。”“每个官僚制内的那些职业性消息灵通人士，都还会借着保密其知识与其意图的手法，进一步扩大原有的优势地位。”
那么面对着官僚体制不愿意受到最高统治者插手的情况，君主为了不被架空，必然要采取措施进行反制。在历史上这样的反制措施很多，比较明显的有汉代的内外朝制，明朝内阁制，清朝设立军机处。这三个例子都是君主为了更好地对官僚系统进行掌控而设立一套更加私人的行政机构。在中华帝国时期,君主是国家最高权力的拥有者，理论上他可以统领国家之中的一切事物。但在实际的操作当中，君主却会面临多方面的阻碍。首先，随着帝国控制的疆域面积的扩大，人口的增多，君主必须面对纷繁复杂的局面，对大量的文书进行批阅，这就要求君主有着超乎常人的精力。开创一个王朝的君主一般能够达到这样的要求，如嬴政、朱元璋等人。随着皇位的继替，后来的君主往往不能达到这样的要求，无法通过自己的能力对政府系统达成控制。其次，许多政务的处置需要相当的专业知识作为基础，君王作为一个外行人，不可能对每一类政务都精通，这只在这些事务上依据专业官员的奏报来做出决断，很容易受到蒙蔽。而一个只属于君主的小朝廷的设立，可以对这些问题的缓解乃至于解决起到非常良好的促进作用。这样的设置相当于出现了一个帮助君主处理日常政务的组织，君主所要面对的就不再是满朝文武百官，而是小朝廷中的有限的几个人。只要对这有限的几个人进行控制，就能通过他们左右整个朝廷，大大减轻了事物的繁杂程度。同时，通过对小朝廷中的人员设置的控制，皇帝也就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幕僚组织，对于专业事物的处置也不再是完全依靠当事官员的奏报，不容易偏听偏信。这样的改革方式相当于体制方面的改革，在体制架构方面便于君主实现统治。
当然我们应当明白，即便是一项行之有效的制度，它也需要随着情况的变化而不断进行改革，否则就会慢慢偏离原来的方向。在很多个王朝的后期（汉、明），这些小朝廷的构成人员，都变成了朝廷中的重臣，本身就成为官僚体系的部分，而不是皇帝手中的工具。因此专治君主还会采取其他方面来增强控制能力。
韦伯认为家产官僚制越是重复发展就越是接近于官僚制，中国当然也不例外。为了实现对官僚系统的控制，君主几乎必然要设置监察机构，如汉代的御史大夫，明代的御史。这些机构的设置在明面上是为了监察百官言行，但也不能忽略君主通过监察机构牵制，操控官僚机构的用心。这种设置可以算作是一种机制方面的设置。还是刚才那个逻辑，随着家产官僚的发展，最终这样的监察机构大多会与其他系统的官僚沆瀣一气，一同蒙蔽皇帝，维护官僚系统的共同利益。
综上所述，在家产官僚制的体制之下，专治君主通过体制机制方面的设置来控制官僚机器的意图，最终都会遭到失败。体制机制的改革无法改变家产官僚制深处的矛盾。
那么，中国的专制君主还能通过什么手段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孔飞力的《叫魂》给我们展现了一幅全新的图景。对于乾隆皇帝来说江南地区的官场是整个帝国的官僚体制中尤其难掌控的部分，即便是不断派遣“质朴”的满族大臣前往，结果也往往是满族大臣迅速被江南官场腐朽，堕落的风气所腐化变质。他的前一任皇帝通过正式的方式对整个帝国完成了掌控，但是这种掌控在传导下一代君主时便已出现了失控的迹象。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当江南地区的叫魂案出现在乾隆眼中时，他便发现了一个将官僚体系尤其是江南地区的官僚体系重新纳入自己控制范围之内的一个绝好方法，那就是以运动式的方式来清理异己分子。在官僚体制日常的运作当中，皇帝名义上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实际上皇帝的做法依旧需要依照一定的传统或者是规则来处理事件。这套规则也是官僚体系运作的依据。皇帝不可能完全离开这样的传统与规则，因为失去了它们官僚体制就不能运转，帝国治理更加只是一句空话。如果皇帝完全在这样的规则下行事，他就很难脱离官僚体制的掌控，这时候，为了重掌权力，君主必须跳出传统的控制范围，很显然叫魂案就是这么一个机会。
乾隆皇帝将叫魂案上升的政治的高度，以政治动员的方式来督促官员，尤其是江南地区的官员来处理叫魂案。在这个过程中，为了显示自己在政治上对于皇帝的忠诚，即便对于皇帝的处理意见不认可，朝中高官也不敢出来对皇帝的行为进行反对。可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皇帝的权力得到了充分的显现。在这种运动式治理的过程中，皇帝得以按官员对自己命令的执行程度来任免官员，这在以往来说是很难达到的。很显然这样的方式在极大地巩固君主的统治的同时，也会对国家机器造成巨大的伤害。类似于苏联的大清洗，叫魂案的处理过程中，大量的无辜官员，甚至是原本颇有前途的官员都被牵扯到，许多人因此丧命，这对于国家的治理能力来说有着巨大的损害，所以这样的方式很难作为君主巩固权利的常规方式。之前笔者连篇累牍的叙述就是为了说明两个观点，首先，在家产官僚制下，体制机制的改革无法长久的确保君主的权力不丧失。其次，运动式治理的方式能迅速且有效的巩固君主权威，但会对国家的治理能力造成损害，不能作为常规手段运用。
那么在上述的方法之外，还有什么可以巩固家产官僚制下君主的权力，很显然文化就是之中之一。儒家文化强调等级，提倡用礼为来维护现有的社会等级。儒家认为只要每一个人各安其位，不做逾越之事，那么国家就可以长治久安。在儒家强调的等级制之下，君主居于人世中最高的地位，天地君亲师的排序证明君主的地位之比天地略低。可以想象在汉及以后的王朝中，儒家思想会受到欢迎不是没有原因的。广泛传播儒家，使其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可以极大地维护君主权力。
这种等级制的思想不仅得到皇帝的青睐，官员，宗族势力也可以从中获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看，并不是因为官方广泛传播儒家思想，从而使得中国的法律深受儒家的影响。而是儒家思想中等级制的观点深受社会上层的青睐，或者说社会上层已经接受了儒家的观点，并将其用法律的方式稳固下来，才使得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这其中存在着一种先后上的区分，一个学派的兴起并不能改变一个社会，儒家能够具备那么强劲的生命力也不是因为它的观点放之四海皆准，最根本的原因是儒家符合当时社会中大多数上层的观点，官方希望推行这样的观点来维护统治，维持社会的秩序。这一点是笔者对瞿同祖先生所写作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文最大的疑虑之处。当然在重新回味《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时，笔者感觉瞿同祖先生将中国法律中体现家族特征与等级特征的法律放在书本的前四章，而将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影响放在后面，未必没有如笔者一般的考虑，当然这些都不得考证了。
第五篇：《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创新与体制演进》读书报告--我的读后感
《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创新与体制演进》读书报告
60多年前，我国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十分低下，综合实力弱小。195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有679亿元，人民温饱问题尚未解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特定历史时期实施的计划经济构筑了我国工业基本框架，推动了我国经济总量增长，到1978年，我国GDP增加到3645亿元。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市场逐步发挥优化配置资源的作用，我国经济逐步进入高速发展时期，经济总量迅猛扩张，2008年的经济总量比1952年增长了77倍，2008年一天创造的财富量就超过了1952年一年的总量。现如今我国经济已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到八十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百分之三十，这一切都得益于我国的经济体制建设。
在这学期我深入学习了政治经济学课程《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创新与体制演进》，本书是由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政策与公共经济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戴文标所著，由八个章节组成，从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成及发展和经济体制变革和完善做了系统的阐述，是一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再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际,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科学著作。通过学习，我系统地回顾了中国经济体制的演进，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中国特色”，即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本书从八个角度做重点叙述，每个章节丝丝入扣，有条有理，共同组成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框架。
第一章五小节，主要叙述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理论基础及变化。此外我还了解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和中国共产党十五大以来的理论创新，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混合所有制形式、性质和作用。
第二章讲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我国现代发展过程中成出现过计划经济体制和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体制，事实证明，正如邓小平说所说：“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无论计划还是市场，都只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人民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功最直观的体现。通过这章的学习，我充分了解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调整的基本架构。
第三章是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英语里有句谚语：每枚硬币都有两面，正如每件事也一样。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主体，但市场经济也有其局限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存在局限性、盲目性和滞后性，政府通过经济、行政、法律手段对经济发展进行干预和调节，充分发挥“有形手”的作用。
第四章是国有企业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国有企业在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在改革开放后迎来了历史性的变革，国有企业在国家资本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指出，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管理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通过这章的学习，我懂得了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
第五章可持续发展理论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工业革命之后的几百年时间里，西方国家发展模式是“先污染后治理”，这样的的发展模式缺陷很明显。而中国拥有着世界第一的人口基数，人均资源占有率却远远落后发达国家，这说明我国的环境承载能力十分脆弱，我们没有能力走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的路子，故发展必须坚定不移的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本章学习使我明白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与对策，以及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变革。
第六章分配理论的发展与分配关系的调整改革开放后农民收入与农业发展关系的演变以及当前我国增加农民收入与发展农业面临的矛盾
第七章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从提出到逐步建立与完善走过了一个艰难的过程虽然较之以往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前社会保障制度仍然存在一些弊端因此我们应该运用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选择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开创性地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
第八章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中值得探讨的问题这章的内容涉及养老保险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医疗制度改革等方面学习的过程中我感触颇多也看到了我党在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中尝试的种种努力与积极探索。
在学习《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创新与体制演进》的过程中课程知识让我联想到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现象并进行了简单的思考与归纳力求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这些年在现实生活中我发现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那就是有的地方的房子造了很多超过了人们的购买能力可是房价却还是居高不下甚至还屡创新高。按经济学的理论来说当供过于求的时候价格就会下跌那为什么房地产市场会有如此奇怪的现象呢通过学习我才知道原来是地方利益在作祟。长期在GDP增长论的影响下有的地方官员把房地产市场看做是救命稻草大批大批的房产项目上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地王”甚至催生了所谓的“楼市泡沫经济”使得经济发展不能在健康的轨道上运行。我们知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的是主导作用但是它又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固有缺陷主要表现在局限性、盲目性和滞后性上。因此这个时候政府只“看不见”的手就会采取行动这就有了国家的宏观调控以克服市场自身的缺陷使得经济得以正常、健康运转。当中央政府看到楼市的怪相以后相继颁布了新旧“国八条”通过“限购令”征收房产税以及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措施对房地产进行宏观调控。由此我知道了政府对经济宏观调控的一些知识。宏观调控就是国家对国民经济总量进行的调节与控制是保证社会再生产协调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经济的重要职能。在中国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抑制通货膨胀促进重大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宏观调控主要运用价格、税收、信贷、汇率等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及行政手段。简而言之宏观调控是指政府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干预和调节以达到一定的目标。
我对分配关系的调整比较有感触。我觉得一个健康社会的发展模式应该是呈“橄榄球型”的那就是中产阶层占大部分富裕和贫困阶层各占一小部分。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后指出“允许一部分人通过合法劳动先富起来先富帮助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原先的设想已经实现了一部分但是还远没有达到要求分配关系有待于进一步调整。可喜的是政府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了收入分配关系的不合理之处并进行了积极地探索改革与引导。通过政府的一些政策我们可以发现政府正在努力把收入作为民生之源加快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切实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例如继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幅度不低于职工平均工资增长幅度逐步提高基本养老金、最低生活保障等各类社会保障标准增加居民转移性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人力资本参与初次分配的比重鼓励劳动者以资本、技术、专利和管理等参与分配创造条件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鼓励民间投资和创业致富拓宽经营性收入来源发挥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积极落实国家税收改革政策推动建立健全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建立国有土地等公共资源出让收益全民共享机制出让收益主要用于公共服务支出健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收益分享制度扩大国有资本收益上交范围提高上交比例统一纳入公共财政控制垄断行业工资水平完善公务员工资正常调整机制等等一系列措施正在把收入分配调整到健康发展的运行轨道上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共同富裕的目标一定是可以实现的。
社会保障制度可以说是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因此我也很感兴趣。通过理论学习我结合现实社保制度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覆盖率低的问题进行了简单思考。现在的社保制度在当初设计时没有考虑到就业的非正规性。社保改革的起因之一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需要传统的企业保险是不适应改革的必须改为社会保险所以当时设计的统账结合制度及其缴费公式和记发公式等都适用于国企等正规企业的参保。到目前为止正规部门基本都实现了应保尽保或者说被社保制度覆盖的绝大部分群体都是正规部门的就业人员而国内外的就业大趋势是多样化、多元化、小型化、家庭化并且流动性很强所以大量的灵活就业人员众多的流动人口2.3亿农民工都难以加入进来。这部分人口慢慢就成了社会上改革开放成果分享最少、收入最低、最脆弱、面临外部风险最大、最应该受到保护的群体。可正是这部分最该受到保护的群体却没有加入进来。覆盖面难以一下子达到应保尽保个人、群体的短视心理很普遍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从他们个体来讲也有客观原因。对相当一部分灵活就业人员和农民工来讲他们的收入本来就不高上有老下有小他们面临的最大压力是当期的消费问题。几十年后个人的养老问题毕竟没有当前的生存压力更大。再加上短视和侥幸心理这些群体要加入社保在个人主观意愿上就有这么多障碍。反过来说是不是他们不需要不是他们恰恰是最需要的群体。而那些没有参加改革的事业单位职工相对于农民工和灵活就业人员来讲其实是不需要保险的比如一些中央的事业单位“被加入”了失业保险但是这个群体基本是不能失业的他们基本还是旧体制下的大锅饭体制只能进、不能出只能上、不能下可这部分人却“被”失业保险了。现在很多地方的一些事业单位都已经加入了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但事实上地方上这部分群体也基本是不需要加入失业保险的但是这些部门好管理单位就给代扣代缴了。而最急迫、最需要社会保险的农民工、灵活就业群体他们一盘散沙各自为政要是社保没有相当的吸引力他们很难“自愿”加入进来。所以说除了农民工、灵活就业群体的消费特征、收入特征、短视特征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社保制度吸引力不足。
《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创新与体制演进》知识很重要值得我们加以研读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经济过程的本质联系及其运动的客观必然性。经济科学门类众多在经济科学中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分配、消费规律的科学为其他各学科提供了理论基础。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对经济学科中的其他各学科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政治经济学所阐明的一些基本原理如商品、价值、货币、工资的运动等基本原理对经济科学中的其他学科的研究也是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其他学科也只有在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才能取得应有的研究成果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也为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丰富的科学材料从而对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和发展也产生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创新与体制演进》这本书是戴文标老师的呕心沥血之作是戴文标老师总结了我国三十多年改革实践围绕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写出了既有历史回顾的又有理论创新的一本好书。其观点独特、理论新颖、文理清晰、思想强烈。学习完有种站在巨人肩膀之上的感觉身体充满能量对社会认识更加清晰对祖国的关心和热爱油然而生相信我们祖国的强大和复兴将更加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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