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本国历史“略有所知”开始——读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第一篇：从对本国历史“略有所知”开始——读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郭宋立：从对本国历史“略有所知”开始

——读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郭宋立

钱穆先生《国史大纲》的开篇第一句话是：“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在我看来，此“知”不只是“知史实”，更是“知如何判史实”，即如先生所说的“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我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便是从矫正自己的二“知”开始。

以前若要我用一个词来概括中国传统政治，我很可能会不假思索地蹦出“封建专制”来，并且略带鄙夷。至于为什么“封建”、为什么“专制”，除了“皇帝”、“家天下”这些宽泛的概念以外就无言以对，更不论“封建专制”呈现怎样的形态、对于传统中国的意义了。

就拿“专制”来说，今人多以为在中国古代，“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只要皇帝足够强大，就能随时收回臣子的生命和权力。这里就混淆了“皇帝”与“政府”的概念。皇帝是国家的唯一领袖，而实际政权不在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皇帝是国家的元首，象征此国家之统一；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至少在宰相还存在的明朝之前是如此。

其实本国制度自有其合理性。西方政治思想发源于古代希腊罗马，他们国土小、人口寡，所以城市居民参与政治决议比较容易；同时海洋民族受环境限制，一旦发展就要向外征服，形成帝国。中国则是地大、人口多、以农业立国，发展模式从来都是向心凝结，因此不适宜推行近代西方的民选制度。所以，“我们若非专凭自己时代判断，来吞灭历史判断，我们应该承认皇位世袭，是中国已

往政治条件上一种不得已或说是一种自然的办法”。由此可知，一国的制度必然有其根源所在，而每一项新制度的运用必须与本国传统相配合。

此外，抱着理性务实的态度了解本国历史，能帮助我们解答今日的困惑。譬如说如今我们在政府系统里办一件很简单的事，常常要经过市县乡镇等好几关的重重审批，行政效率很低。这个问题在中国古代的地方行政变迁里就能找到答案。以官级为例，汉代“郡太守-三公-九卿”之间升级转换灵活，故各级安于本位，人事变动不大，行政效率也高；及至唐代，因州县多分级，朝廷为奖励地方官而升调快速，但上下级难以流通，官品中渐分清浊，行政效率开始降低；此后的元明清代在地方政治上也就延续这一传统。所以，如今的行政效率低还是表象，官场清浊明显则是问题核心。几百年的清浊孕育了中国式的“关系”，若不是出身名门，或者和名门联姻，一个县长想要做到省长真的是难上加难，更不要说由“吏”变“官”了。

了解本国过往历史还能为社会改革提供借鉴。以唐代两税制为例，它的出发点是好的，以一代三直接收税，“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等于是农民没有户籍限制且各种义务劳役都取消了。不料手续虽简单，但到政府要用钱用劳役时还是要增加新项目，等于是加倍增收税目，化繁为简终更繁。对照今日呼声甚高的“取消高考户籍制度”，若是没有周密的配套制度，想要一劳永逸地以学籍为终极认证，那么很容易造成各地有条件者涌向北京、上海、海南等高考录取率高的省市。这样一来，本地、非本地考生的高考“税目”都会增加，竞争程度还可能追平原本的高考大省，化繁为简终更繁。所以，如钱穆先生所言，没有一个制度创新者是想迫害他人的，但往往导致社会秩序更不如前。不改不行，但要改还是得严谨再严谨。

虽然两税制带来这么多的弊端，但因历史“种种条件在引诱，在逼迫”，使它在稍加修改之后能一直运用下去。这里涉及到中国文化根基的问题。钱穆先生写道：“中国历史上的经济与文化基础，一向安放在农村，并不安放在都市„„一辈士大夫知识分子，还可退到农村做一小地主，而农村文化，也因此小数量的经济集中而获得营养。若使中唐以后的社会，果仍厉行按丁授田的制度，那将逼使知识分子不得不游离农村，则此下的中国文化也会急遽变形。”得益于乡绅之治，农村政治也会比较稳定。反观当今，文化主流归于都市这点且不谈，由于几十年的改革，中国的农村走到今天，经济的确是比以往好了，但是城乡差距日益扩大，乡绅之治破坏殆尽，拿出去给人看的“文化”不过是“农家乐”、“红腰鼓”、“花剪纸”等生活技艺，而没有更深的理念上的总结和传承。乡绅之治不再，镇政府、村委会等机构沿袭“革命”思路，管理方式粗放甚至粗暴，强拆殴打、争抢选票„„这里虽有基层政治还未成熟之因，却也不得不承认农村文化在中国政治进程中的“失”带来了莫大影响。过去之失无法弥补，然而今日中国的发展既然强调“文化”，那就应当意识到我们没有站在中华文化的历史制高点上，万万不可忘记了“农村文化”这蕴藏了千年的“软实力”。

历史总是有太多相似，到底是“得”是“失”，就取决于国人有没有这份“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因为“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第二篇：读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读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一、关于《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的政府组织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表明了几个观点，一是对待中国古代政治，不能“把秦以后的政治统治，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我们要平心客观地来检讨中国文化”，二是要处理好人事与制度的关系，不能死搬硬套地用制度而不顾人事是否适用。在这本十万余字的书中，作者选取政府组织、科举、兵役、赋税四个方面的政治制度，论述了汉、唐、宋、明四朝的政治制度及其得失，清朝本该也按此体例进行论述，但清朝是一个外来政权，因此钱穆先生特别强调了清朝“部族政权”的特点，也就没有按此体例论述。

汉代的中央政府实行的是“三公九卿”制，九卿是皇帝的私人机构，同时也要对宰相负责，宰相在春秋战国时是王室的管家，到后来因由私到公的演变而成为政府领袖，按照钱穆先生的观点，宰相在公私上还是分得不太清楚，一方面是皇帝的管家，另一方面又是国家公器——政府的首长；汉代的地方政府分为郡、县两级，郡守的级别与九卿等同，郡守调入中央即为九卿，郡守、县令在地方拥有很大权力，军权，财权，察举权，治民权等无所不包。因此，中央的相权还能有效制约皇权，地方官的权限也很大，皇帝并不能形成专制。

及至唐代，实行的是三省六部制，宰相实行“三权分治”，即中书省主发令，门下省有“封驳”权，而尚书省负责执行，这是一种集体宰相制，其特点是主逸臣劳。尚书省分为六部，其排序大致是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此六部制自唐代以至清代末年，推行了一千多年而未改动，只是次序略有变化。唐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在二级地方政府上加了一级观察使作为检察机构，后来演变成一级地方行政机构，以至于最后形成节度使藩镇割据，尾大不掉，唐逐渐衰弱以至于灭亡。虽说唐代中央政府较汉代而言已从私过渡到公，在制度上有较大进步，但地方政府分级太多，尤其后来出现的节度使与中央分庭抗礼而使唐灭亡，并导致了五代十国的战乱。因此，唐代皇帝也没有形成专制，反而受宰相和节度使制约。

鉴于唐代由于军人藩镇割据而亡，宋代采取重文轻武的政策，将无常兵，兵无常将。在中央政府，相权被分割，建立枢密院以割军权，设三司以割财权，又有审官院分用人之权，因此相权所剩无几，君权上升而相权低落，宰相再也不能“坐而论道”了，并且作为纠绳皇帝的谏议大夫也转变成针对宰相，宰相更加难做，相权进一步衰落。于此同时，宋代地方政府也被夺权，宋地方政府分三级，最高一级是路，相当于唐代的道，中一级是府、州、军、监，相当于唐代州府，最低一级是县。宋代中央集权是军权集中、财权集中，因此地方无兵也无财，其结果是日趋贫弱。因此，“宋代把财富兵力都集中到中央，不留一点给地方，所以中央一失败，全国土崩瓦解。”宋代可以说是集权的开始，军权，财权，人事权都集中到中央，并削弱了宰相之权，皇帝开始扮演国家元首和政府首长的角色，地方几乎无权并且地方官都由中央临时任命，混乱也就不可避免。及至首都被破，各地无力抵抗，因此也就有了宋朝羸弱的说法。但宋代的经济发达，尤其商业非常繁荣，因此也有人说宋代还是比较强大的。因此，从制度上说，宋没什么建树，只能说是个富而不强朝代。

到了明代，中央集权更加严重，直接撤掉了宰相，不再设立。明代的中央政府中书门下基本被废，只剩下尚书省，并且尚书省不设长官，六部分头负责，六部首长各不相属，此外还有一个都察院，即由御史台转变而来，专管弹劾纠察，与六部并称七卿，再加上一个通政司，一个大理院，则称九卿，管司法的是刑部尚书、都察院和大理院，又叫三法司。“上述九卿之上没有首长，所以明制是有卿无公，成为多头政府，互不统属，政府长官平列，上面总其成者是皇帝。”明代还设立了内阁，内阁有票拟权，由于明代制度把权力集中，皇帝事务太多，后来皇帝偷懒，自己不批公事，私下叫太监批，这就给太监专权提供了机会，不过宦官专权也是皇权集中的一种变异。明代地方政府多承袭元的地方政府制度，出现了行省制，具体是一省分三司，再下才是府、州和县，县官本是亲民之官，但由于上面管官的官太多，被压得太低太可怜，以至于连服侍奉承上级都来不及，更无力去亲民了。

而清代在钱穆先生看来是一个部族政权，他们是以私心治理中国的，所用均为法术，是部族专制统治，清代在雍正时设立了军机处，鉴于明代太监当权而灭亡，清代就不找太监而从外面调大臣入内阁，不论明代的内阁制，还是清的军机处，都是皇帝私人秘书，均是为集中君权而设立。清代地方政府制度是一种军事统制，“地方行政从县到府，而道，而省，已经四级，从知县到知府，到道员，到布政使，上面再加总督和巡抚，已变成五级，遇到军事时期，总督巡抚也不能做主，还要中央另派人管理，如经略大臣，参赞大臣之类，这是皇帝的官，总督巡抚不过承转命令。总之，清代不许地方官有真正的权柄。”

按照钱穆先生的观点，要说专制，只能说明清两代专制，其共同特点都是皇帝集权而中央和地方都无权，但是明朝皇帝比较羸弱，懒于朝政，导致宦官专权而亡，而清朝皇帝比较勤政，这也可能因清是部族政权的缘故，要维持国家稳定，皇帝必需亲自处理朝政。，也必需要勤政。

二、关于“半部《论语》治天下”

钱穆先生说到宋代的政治制度时，谈到了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书中说道“赵普到底还有一些宰相大臣传统的风度。但实际上，赵普并不是一个地道的读书人，只因太祖信赖他，同时也并无其他像样人物，他才做了宰相。在他做了宰相后，太祖还时时告诫他，说你做了宰相，该抽空读书，所以他才读了《论语》。后来人却说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大概他读《论语》，也没有好好读。”钱穆先生这种说法与于丹的解释并不一样。于丹在其书《于丹<论语>心得》里对“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解释是，“宋代开国宰相赵普曾经标榜说，自己半部《论语》治天下。可见《论语》在古代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及古人对《论语》的推崇。”这两种矛盾的解释，使我对其产生了极大的困惑和兴趣。但是这两种说法只会有一种是正确的，赵普一句话不可能产生两种对立的解释。那么，要考察哪种解释正确，首先考察这句话的出处和解释，以及《论语》到底是怎样的一本书，还要考虑是什么原因迫使赵普说出这样一句话来，同时也要考察赵普是一个怎样的人，赵普作为宰相，那么就要考察当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现实，以及他说这句话的时代背景。

这句话典出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七：宋初宰相赵普，人言所读仅只《论语》而已。太宗赵匡义因此问他。他说：“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赵匡胤）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从这段话来看，就是有人说赵普只读过《论语》，学识太少，不适合当宰相，太宗赵光义就问他，他自己也承认他只读过《论语》，他说用了《论语》的一半辅佐太祖（赵匡胤）平定天下，现在打算用《论语》的一半辅佐太宗，使天下太平。从赵普的话来看，他辅佐太祖赵匡胤平定天下，必得用到军事和谋略方面的知识，那么《论语》中就该有军事和谋略方面的知识，他又说打算辅

佐太宗赵光义，使天下太平，那么所用知识就要更广泛了，从国家大政方针到基本民治，无所不有。而我们知道《论语》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主要是讲儒家仁和礼的思想，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论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并没有涉及军事和谋略知识，要说辅佐赵光义治理天下还是会用到些。那么从字面意思无法有力地得出结论，那么再考察赵普其人和当时的政治制度。

赵普辅佐太祖赵匡胤所做的有重大影响的事有二。一是宋建立后，为防止宋继后周成为第六个短命政权，赵普建议对方镇“稍夺其权，致其钱谷，收其精兵”，借以加强皇权，二是提出了“先南后北”的战略举措。从这两件事看，并不是什么高明的策略，只要有点政治经验和政治常识都会知晓，根本不需《论语》指导，《论语》也不会有这些东西。那再说赵普这个人，当时宋太祖赵匡胤为了加强皇权，乾德二年（964）正月罢免了范质、王溥、魏仁浦的相位，五年后，任命赵普为相时，出现了敕书没有在任宰相签署的尴尬场面，可见赵普有些政治常识都不知道。赵普当了宰相后，独断任事，太祖怀疑他专权，欲用薛居正、吕馀庆为相，赵普“恶其与己同列”，太祖只好让他们做参知政事即副宰相，一改隋唐以来只设宰相，不设副相的制度。赵匡胤先后欲用资历学识比赵普高的为相，都被赵普或排挤或陷害，赵普日益擅权。后来由于有人告发赵普包庇政事堂受贿官员而被赵匡胤罢相，并以“使相”出为河阳三城节度使。到了赵光义当了皇帝后，赵普还是不得重用。由于赵光义出现了帝位合法性危机，太宗招赵普问对策，也就有了后来的“金匮之盟”，于是赵普就当了司徒兼侍中，成为北宋职衔最高的首相，后又被封为梁国公。赵普任宰相后，开始打击秦王赵廷美，赵廷美被打击后，赵普被罢相，以“使相”侍中衔出为武胜军节度使，这显然是太宗赵光义为加强皇权之作。几年后，在太宗次子赵元僖的推荐下又以侍中为宰相。两年后，因病罢相改任西京留守。

大家公认的是，赵普少年时也曾读书，但没有什么学识，因此，就做了州、镇僚属，在此期间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常识，准确的说，他学到了的是一些政治权术，如同刘邦做亭长一般，他并没有什么长谋大策，要是赵普真是国士，他任宰相时，就该为宋朝制定一套比较合理的政治制度。至于说赵普是个好宰相，按照钱穆先生的说法，“这并不是赵普个人如何杰出，这只是一个传统的历史习惯该如此，当如此，赵普也就如此了。”因此，从赵普个人来看，他辅佐太祖赵匡胤打天下靠的并不是《论语》，而是一些政治权术和政治谋略。

再从当时的政治制度进行考察，当时宋朝，无论太祖赵匡胤还是太宗赵光义为了巩固皇权，防止重蹈后周覆辙，削夺武将兵权，罢黜后周遗臣，任用自己亲信，而如赵普这样的亲信又没有多少学识，地位也不高，没有什么根基，不会对皇权构成威胁，后来赵普专权，被赵匡胤罢相，及至他帮赵光义解决一个大难题，就当了宰相，赵光义解决了秦王赵廷美后，随即将赵普罢相。

综上所述，赵普并非什么国士，也没有多少学识，有的不过一些政治常识和政治权术即谋略，他辅佐赵匡胤平定天下所用不过一些权术而已，他辅佐太宗赵光义时，其实是想说他不会干预太多政务。其原文的解释应该是，有人以他学术少而诽谤他不适合当宰相，及至太宗赵光义问他，我个人认为他的回答实质是，他确实没有多少学识，至于辅佐太祖赵匡胤平定天下，在战略上所用的就是一些权术、谋略，也不需要多少学识，《论语》所用也不多（我认为第一个其半应该量词，解释为不多），也就用做礼仪之用，对待士兵、百姓要仁慈；至于说他辅佐太宗赵光义，由于吸取了前面被罢黜的教训，他会把自己的政务限制在《论语》

规范的范围内，并且只是一半，不会对皇权构成威胁，请太宗赵光义放心。至于把赵普原话翻译成“半部《论语》治天下”，应该是后来儒家为了加强儒学的作用才这么说的，也蛊惑读书人说，读了《论语》就能治理好天下了。

参考书目：

1.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香港：三联书店，2001.2.于丹.于丹《论语》心得.北京：中华书局.3.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下册).第七卷.第23章，第27章第1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4.李波编.中华文明大讲堂.中卷.第7讲.呼和浩特：内

社.2009.参考古籍：

《宋史》卷1《太祖纪》一

《宋史》卷2《太祖纪》二

《宋史》卷3《太祖纪》三

《宋史》卷4《太宗纪》一

《宋史》卷5《太宗纪》二

《宋史》卷256《赵普传》

蒙古大学出版

第三篇：读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推开历史厚重的大门，倾听岁月无声的启迪。今天能和大家一起分享自己的读书故事，非常荣幸。我分享的书目是钱穆先生所著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先生是史学大师，是江南钱氏众多才俊中的一位。这本书是1952年钱穆先生在旅途中应有关方面之邀，以“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题，进行了5次演讲，本书是先生根据讲义整理而成。

书中，钱穆先生选取了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他认为这五个朝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五个朝代，基本上代表了中国的发展进程。同时选取了他认为最为重要、不可不讲的，最能见得失的四个范围来分析：首先是政府的组织，即政府职权的分配；

第二讲考试选举制度；

第三讲赋税制度；

第四讲国防和兵役制度。

书不厚，仅180多页，读罢，仿佛重游了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该书给予我们的，是一面镜子，读起来体会很多。

启迪之一：看问题时要用联系的观点

贯穿全书，钱穆先生的一个观点是:任何一项政治制度，要站在历史的角度去观察，若仅以当前的标准来评价和看待历史，必然有失公允，得出偏激的结论。这里有一个知识点：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

所谓“历史意见”，要讲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须知道在此制度实施时期之有关各方意见之反映。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时代意见，即后世者在自己的时代背景下对历史制度做出的评价。钱先生一再强调历史意见的重要性，全书从序言到总论，十多处呼吁大家不要随便摈弃很多中国优秀的社会体制，而随便盖以“专制黑暗”四个字妄加否定。

没有一项制度是一二十年、一两百年不变的。例如大家都很熟悉科举制，科举制经过唐、元、明、清的发展和演变，直到清末1905年废除，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1300多年。一项制度存在1000多年肯定有他旺盛的生命力和合理性。英国、德国也曾参考了科举制度。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整个社会就会七拱八翘。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在座的各位都是亲历者和参与者，希望大家都能客观理性的评判。

启迪之二：研究事物时要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钱穆先生在书中写到，“政治是文化中重要一机构，决不会随随便便无端产生出某一制度的。”所谓“不会随随便便无端产生”，也就是说事物的产生必有其因果和依据。例如，汉代的兵役制度规定男子23岁起开始服兵役。有谁知道为什么是23岁呢？这是由当时的农业经济所决定的。原因有二：一是汉代耕作主要依靠人力来完成，生产力不发达，无法实现多产。过早的让男子服兵役会减少农业上的劳动力。二是遵循农业耕种规律，壮丁劳作三年后便会有一年的积蓄用来照顾家人，即“三年耕，有一年之蓄。”所以汉代男子20成丁受田，可以独立谋生，23岁才被要求为国服役。这一制度不仅是经济的考虑，也是一种道德的考量。所以只有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才能将事物看得透彻，才会更好地理解其精妙奥义，思虑周全、未雨绸缪。

启迪之三：评判事物时要有变化的眼光

钱穆先生在谈汉代的赋税制度时着重分析了公私分税的发展。公私分税，即针对耕地的田赋征作政府公费，而针对山林池泽的商税则专供皇帝私用。最初公私分税的设立绝不是出于皇帝的私心自肥，因为封建社会初期的耕地相对非耕地而言更多，归国家所有的田税便是大宗，而归皇帝私有的商税只占小头。始料未及的是，战国之后盐铁之利迅速膨胀，这意味着皇帝将国家大部分收入纳入了囊中，这一转变是开始制定制度时所不曾预料的。所以要认识到事物是时刻发展变化的，不能将一时当作一世来笼统评价，而是要将眼光放长远些，根据事物的变化积极调整我们的认知。

对历史怀着温情与敬意，增加文化自信

中国历代的政治得失，很难用三言两语来概括。钱穆先生在书中还有许多观点值得我们深思。如他指出“中央威信如何能建立，这就是辛亥革命以来政治上的一个大问题。我们若拿不出一个为全国人民共尊共信的东西来，做工作自会感觉到困难。”我们党正是充分认识到了这点，树立“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使命担当。新中国成立70年来，从一穷二白迈向全面小康，从百废待兴迈向文明富强。我想只有大众对自身文化与历史都心怀“温情与敬意”，我们国家才能拥有向前发展的更加强大的内在动力。

再与大家分享一个让我非常感动的事儿：有一个青年才俊，今年31岁，他在世界顶尖学府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但是他毅然决然的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我好奇地问他，为什么没有选择留在国外发展？“我对中国有信心”。我又问，那为什么不留在北上广深大城市而回到四川呢？“在我心中成都就是大城市，我愿意参与和见证它变得强大”。你们知道这个人是谁吗？他就是我们今天的主持人铸魂二班的王旭同学。

最后，引用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一届进口博览会上的话作为今天的结束语——经历五千多年的艰难困苦，中国依旧在这儿；

面向未来，中国将永远在这儿。

第四篇：读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得失》有感

读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得失》有感 钱穆，这个名字在过去上学的时候，从来没有听过，后来才知道钱先生是一位历史学家、教育家，被中国学术界尊其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偶然，看到凤凰网上的一段视频才知道毛泽东曾对胡适、傅斯年、钱穆的批评，了解到了为什么之前，自己不能看到或听到钱穆的文章的原因了。

就历史角度来看，任何对历史事件的观点很难抛开作者的阶级观点及个人好恶，真正的“董狐直笔”的事件是很难出现的。但是，钱穆先生的文章中，我们能够找到一种以其个人观点为主线的一条线索，来了解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变对我们从个人角度去审视中国历史益处极大。本书从汉、唐、宋、明、清这几个主要朝代入手，从政府组织、选官、经济或是赋税、军事或是兵役四个方面介绍了中国制度的发展史，脉络清晰、分析深刻，值得一看，值得细看。我分析此书有这样几个值得指出的地方，以供读者对照，也是一家之言。

第一，爱国主义的渗透。我们说历史学科就应该在德育渗透上起到其他学科不能比拟的作用，历史课标要求“认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尊重和热爱祖国的历史和文化”。反观我们中学课本中，的确有对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赞颂，可是在政治上有突出了黑暗，秦始皇的暴政、汉武帝的穷兵、唐玄宗的奢靡、元朝的残暴、明清的专制，彷佛走进中国古代史好像除了几个劳什子的科技、艺术成就，别的尽是人民的水深火热，可是为什么中国去延续了这么多年，中国的政治、文化却有这么广泛的影响呢。钱先生在书中给了我们解释，通过读其书，我们知道其实中国各个朝代的政治制度的制定都有其历史的背景，制度出现问题也伴随着人事出现问题，例如，宋代募兵制，钱先生从地理因素、历史条件等多个方面分析了宋代出现“冗兵”“冗吏”的缘由，让我们更清晰的掌握了宋代备受斥责的积贫积弱现象，个人觉得要比中学课本中皇帝昏庸等介绍更容易让人接受，也更容易让人认识中国历史是值得我们尊重的。只有深入的了解，才能真正的去爱。只有让我们的学生真正的去感知中国历史各个方面的成就，才能让学生以中国历史为傲；只有让我们的学生去真正的去了解中国古代历史的问题以及形成这些问题客观、主观原因，才能让我们的学生尊重我们的历史。

第二，各个环节紧密相连。本书中的政府组织、选官、经济、军事四个方面环环相扣，就像钱先生在书中多次提到的“任何一项制度，绝不是孤立存在的。各制度间，必然是相互配合”。例如，汉代察举制与门阀制度关系，由于当时印刷术不发达，“黄金满赢，不如遗子一经”，所以门第垄断了当时的书籍资本，逐渐形成了门第社会。再如，唐朝的租庸调制，就仰仗“账籍”制度，账籍制度崩溃，租庸调制也

就无法实行。从书中很多制度描述，我们很清晰的感受，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不是孤立的。如果我们能在我们历史课上也能给予学生这样一种理念的渗透，帮助学生找到一条历史脉络，也许这样才会帮助更好的掌握历史知识，更好的形成历史学习的兴趣。

第三，钱穆先生博览群书。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钱先生自学成才。但是，仅仅这样一本170多页的书就能展现钱先生对历史、政治、哲学书籍的知识的囊括。没有对大量书籍的阅读，不会有这样详尽介绍和分析。仅在书中出现的书名就有《史记》《通典》《孟子》《周官》《唐六典》，而一本书中对五个朝代的分析又岂止这几本书所能囊括，可见一名历史学家必须有大量的阅读量才能有所分析。在资料堆砌中，找到历史的脉络。

第四，部分重要观点。中国社会逐渐走向集权；皇权与相权的关系；赋税制度变化（三十税

一、租庸调、两税法、差役法、一条鞭法、地丁摊粮）；兵役制（寓兵于农，寓农于兵、募兵制、卫所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