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建国：唐骏“迟来的道歉”少了点味道

第一篇：毛建国：唐骏“迟来的道歉”少了点味道

毛建国：唐骏“迟来的道歉”少了点味道

2010年7月，“打工皇帝”唐骏因“学历门”事件而一下子陷入舆论风暴中。此后，他一直只有解释没有道歉。6月19日，唐骏在演讲中，正式为“学历门”道歉并告诉在场听众，“不要学我。”（《潇湘晨报》6月20日）

与其说公众不满于“学历门”，倒不如说愤怒于唐骏一次次没有诚意的掩饰。唐骏在美国呆过那么多年，应该知道当年克林顿与白宫实习生的绯闻，之所以酿成危机，正是因为公众不能接受一个不肯认错、掩饰错误甚至骗人的总统。

谁都知道，学历不等于能力。唐骏被称为“打工皇帝”，肯定有其过人之处。但对于一个公共人物来说，可以不要学历，可以不要能力，却不能不要诚信。诚信是道底线，是社会的基础秩序，这些年来相继爆发的食品问题、贪污腐败、工程事故等，一大原因就是没有诚信。一个不肯认错、不肯道歉的青年领袖，会有什么样的诚信形象，会给社会传递什么样的信号？

相对于大众，精英们在很多方面占有优势，精英们本来更应维护诚信这一社会基础秩序。可现在，一些精英却连对自己有利的诚信形象都不顾，这只能说明他们已经习惯了专横和霸道。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曾说过，在多年利益分化的基础上，“精英和大众之间的裂痕在进一步加深。在网络上，人们可以看到对精英的奚落和羞辱越来越多，而精英本身也变得越来越专横和霸道。”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错了那就说声“对不起”，就道个歉，特别是精英们，更应在道德上对自己有更高要求。

唐骏说过，如果所有人都被你欺骗到了，就是一种能力，就是成功的标志。他之所以迟迟不道歉，恐怕就是认准了这个社会除了“成功”别无崇拜，即使不道歉，他也能保持自身的成功形象，也能保证自身利益不受影响。可是，唐骏显然低估了公众的力量，低估了公众对于重构社会诚信底线的愿望。

唐骏这一“迟来的道歉”，更像是公众逼来的。而就道歉的内容来看，过分强调“自己太高调了，得罪了很多人”，还是有些犹抱琵琶的意味，终究是少了一些主动和坦诚。李妍：唐骏的道歉能否复制

6月19日晚，在“学历门”中沉默了近两年的唐骏宣布：“今天正式在公众场合为‘学历门’道歉。”他让在场听众“不要学我”。2010年7月，唐骏被指“美国加州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系造假，之后方舟子又称他就读的美国西太平洋大学是一家卖文凭的野鸡大学。（6月20日《潇湘晨报》）

两年前，一场偶然爆出的“学历门”事件，将依靠贩卖“成功学”行走江湖的“打工皇帝”唐骏，搅入了喧嚣的舆论漩涡。在这场分辨真假的战役中，唐骏且战且退，一方面极力为丑闻消毒，矢口否认学历造假，一方面又对公众大玩诡辩之术，公关舆论中不乏“学历不能代表能力”之类的辩解之音。这些毫无诚意、漏洞百出的自我辩护，不仅让人难见真诚，反而留下了一路说不清道不明的造假痕迹，以及徒剩羞辱的野鸡文凭。

唐骏说：“我的成功不可复制。”但他的复制却可以成功。或正因为此，靠复制“成功”发家的唐骏，便只能在造假的路上一路“死扛”。如今，“死扛”的唐骏终于“返璞归真”，为“学历门”道歉。

迟来的道歉总好过没有道歉。或许，它只是两年后公关市场的一种权宜之计，又或者只是一种抽象的公众态度试探，当然也可能是发自内心的真诚致歉之举。但老老实实地在公众场合道歉，总好过一味“装死”，以为“时间可以埋没一切”。至少，唐骏道歉，让人看到耻感尚存，“能骗到所有人”的能力，未必就能在谎言后，永远所向披靡。

不过，如果说道歉是一张有关诚信的试纸，那么唐骏道歉能否被人接受，恐怕就不仅在于他的态度真诚与否，还在于他背后的纠错是否真实。无诚意的道歉，尽管看起来态度诚恳老实，但实际不过是一种表面敷衍的卸责之术。还有一种道歉，态度不可谓不诚恳，言辞不可谓不恳切，但道歉之后，纠错责任便烟消云散，用道义上的态度代替背后真正应该纠错的责任。这种道歉，也无法让人感受到致歉者的诚意。

诚实的道歉，道歉不能遮蔽背后的纠错责任，才能够被人接受。具体到唐骏道歉这件事来说，能够认识错误并诚恳道歉，当然是好事。但头顶“成功学”光环四处游走的唐骏，倘若不能真正去除成功光环背后浮华的骗术，以真诚示人；倘若不能纠正那些整日使用、历久弥新的谎言，反而继续用“骗到所有人就是成功”之类的成功学说，为公众洗脑，那么即便道歉，恐怕也难以获得赞赏的掌声。

不得不说的是，在唐骏的造假路上，他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尽管唐骏被打回原形，并最终致歉，但从西太平洋大学显赫的校友录可知，造假之势却不会因为这声道歉而“孤掌难鸣”：依然有那么多人揣着明白装糊涂，或对造假强词以辩，或对骗术一言不发。但潮水退去，人们总会知道，究竟是谁在裸泳。

如今，在造假潮水中抽身上岸的唐骏，总算以一句道歉，收获不少掌声。不妨建议唐骏以此写一本《我的道歉可以复制》，告诉那些执迷不悟、依然在潮水下裸泳的人，只要真诚回头，即便身败名裂，也能咸鱼翻身。

李龙：备降航班频遭拒，乘客生命当儿戏？

不能任由处于危险境地的飞机“流浪”在天上，这是航空安全之底线，也是尊重生命的体现。

一架上海飞海口的航班，由于暴雨无法降落，申请备降其他机场，却连续遭到两个机场的拒绝。当最终备降深圳机场时，已经逼近了飞行的最低油量。据民航业内人士透露，最近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了几起类似事件，极端案例是一天之内同一家公司有两架航班遭遇备降后低油量。

这是发生在今年2月的事，直到现在才被披露，个中原因不知为何？而且两个机场为什么拒绝备降，也没有说清楚，是机场容量有限还是故意推诿，由于缺乏相关部门的明确说法，公众自是“一头雾水”。但业内人士又透露，民航局对拒绝备降航班的机场已进行了“严厉批评”。既然给予其“严厉批评”，为何不将个中缘由向外界公布？是过程太复杂，无法调查清楚，还是本着“遮丑”的下意识或“护短”，就不得而知了。

更令人震惊的是，机场拒绝备降航班并不是孤例，而是“频频上演”，甚至出现一天之内同一家航空公司有两架航班遭遇备降后低油量的极端情况，难道机场同该航空公司有怨恨？可是即便如此，也不能将怨气发泄在无辜的乘客身上呀！而且拒绝备降之事屡屡发生，公众有理由发出质问：是什么导致了机场敢拒绝备降航班的“救命”申请？备降机场是保证飞行安全的最后一环，一旦被拒绝，就大大增加了飞行风险，这么简单的航空常识，难道机场不知道？

本着乘客生命安全第一的原则，任何以“机场容量有限”为由拒绝备降申请，都说不过去，除非在同一时间段收到太多的备降航班申请。至于“备降航班一般是长时间延误的航班，旅客情绪较为激动，容易发生和航空公司的冲突，机场设施也容易被破坏”，机场感觉比较棘手，所以才不愿接受备降航班，这不仅是机场把过错推给旅客，有为自己开脱责任的嫌疑；而且还犯了主观推断被延误的旅客一定就是“刁民”的逻辑过错。

追问机场拒绝备降航班的背后原因，在推卸责任之外，还有一个“利”字在作祟。民航局规定，对备降航班，除了规定的收费项目，机场不得额外收费。利润不多，机场便借口业务繁忙，对备降航班说“不”。然而，在机场管理者眼中，乘客的生命安全竟然比不上些许备降费吗？民用机场是公共设施，其本质应是为旅客提供服务的准公共产品，不能钻到“钱”眼里，而忽视公共属性。

从吉祥航空的“拒让门”，到机场的拒绝备降申请，警示航空安全必须重视。令人不解的是，对于两机场拒绝备降申请的过错，民航局只是给予了“严厉批评”。真是不敢想象，倘若第3个机场——深圳机场也和前面两个机场一样，再次拒绝备降申请，后果又会怎样？对于这种拿乘客生命安全当儿戏的重大过错，岂能仅仅“严厉批评”就了事？难道我们非要等到出了安全事故后，才想起要严惩机场吗？

民航系统近日开展了针对航班备降保障的专项整治，强调航班一旦出现低油量或机场旅客疾病等突发状况，只要机组提出备降申请，被机组选中的机场必须无条件接受；如因备降保障不力造成的安全运行征候，将对责任方进行严厉处罚„„不知道“严厉批评”算不算严厉处罚。倘若不拿出重惩的力度，强调“机场无条件接受”的约束力必然打折。时下，机场越建越多，越建越密，不能任由处于危险境地的飞机“流浪”在天上，这是航空安全之需，也是尊重生命的体现。

新京报：确保飞机备降的底线不容逾越

避免机场拒绝航班备降，要防止不当的“制度激励”。但人命关天，哪怕是制度不尽完善，保证紧急情况下的航班备降，也应是各机场不容逾越的底线。

据《新闻晨报》报道，今年2月，上海飞海口的一架客机，由于暴雨无法降落，机组连续申请备降到三亚和广州，均遭机场拒绝。无奈之下，机组只能申请飞往深圳机场备降。飞机落地时，剩余的油量已经逼近飞行的最低油量。为避免类似安全隐患，民航系统近日开展专项整治，民航局强调，航班一旦出现低油量或机场旅客疾病等突发状况，只要机组提出备降申请，被机组选中的机场必须无条件接受。机场不得对备降航班收取额外费用。

相信听到飞机无法备降的消息，人们可能会不寒而栗：要是申请的第三个备降机场再拒绝怎么办？

这样让人忧心的事，竟还不是偶然事件。报道揭示，“此后，国内又连续发生了多起类似事件，某航空公司曾在同一天内发生两起因天气原因备降遭拒，造成接近低油量落地的事件”。虽然航班备降接连被拒而导致安全事故是小概率事件，但如果类似事情不能在制度上彻底杜绝的话，一旦发生意外，后果不堪设想。

是什么原因导致机场拒绝备降？新闻揭示，除了客观原因外，机场害怕备降航班给自己带来工作上的麻烦和高昂的支出。这种以经济利益为出发点而无视危急航班降落的情况，让人想起2011年某公司机长拒绝为遇险呼叫的外航飞机紧急避让。当时有业内人士指出，一些航空公司对飞行员进行节油考核和奖励等，这些不当的激励制度扭曲了机长的行为。

国内机场屡屡违背“生命至上”的常识，背后或许也有不当激励的制度阴影。新华社今年的一篇报道中就提到，地方政府对机场考核盈利指标，并没有具体的手段来推动平台搭建。而民用机场管理条例明确了机场是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属性，但至今，如何落实机场的公共服务职责，仍无下文。如果纯粹以经济视角考量，接受备降有风险而无额外收益，机场当然会拒绝。

现在，民航局再度明确，民用机场是公共设施，对拒绝保障备降航班的机场，将依法进行处罚。不过，2004年的体制改革，民航从一家分成三家：航空公司归国资委系统管理，机场归地方政府管理，民航公安由公安部门管理。所以，机场的“公共属性”如何体现，恐怕还需要各种制度的跟进。

但不管怎样，人命关天，人的生命必须置于绝对优先的位置，哪怕是制度不尽完善，保证紧急情况下的航班备降，也应是各机场不容逾越的底线。

而这样关乎生命安全的事情，还必须有信息公开制度保障。只有信息及时、全面地向社会公开，才能接受社会的监督而不易留下管理的黑幕。像今年2月发生的拒绝备降事件，时隔4个月后才有媒体披露，其他同类事件，几乎未见报道。信息不公开，难以彻底杜绝捂盖子的做法，不利于制度的完善和监督，不利于保障航空安全。

张正英：对拒绝客机备降的机场应绳之以法

今年2月，上海飞海口的一架客机由于暴雨无法降落，申请备降其他机场，却连续遭到两个机场拒绝。因此，民航总局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对航班备降机场的整治工作。有关人士称：备降航班一般是长时间延误的航班、旅客情绪较为激动，容易发生和航空公司的冲突，机场设施也容易被破坏，所以个别机场感觉比较棘手。此外，经济考虑也是原因之一。(6月20日《新闻晨报》）

全世界几乎没有一个机场敢拒绝处于危境中的航空器迫降，而在我们身边，居然已经发生过多次了。不能不说，我看到这样的报道后，心里会产生一种袭于胸口的恐惧感。载满近百名乘客的飞机遭遇暴雨袭击，需要紧急迫降，然而一个机场拒绝，第二个机场还拒绝„„最后，“这架飞机在深圳落地时，只剩下2.6吨油。”剩余油量已逼近飞行的最低油量。若再飞下去，安全隐患大大增加。

这是怎样一种冷对乘客生命才会产生的牛气冲天的违法违规行为哟！机场拒绝迫降的理由更是荒唐得让人吃惊，诸如什么“旅客情绪激动论”都能抛出来。恕我情绪激动后套用崔永元痛斥湖南省教育厅的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贱则不要脸。在这几个拒绝备降的机场看来，备降航班一般是长时间延误的航班、旅客情绪较为激动，易发生与航空公司的冲突，若让他们迫降，那机场设施易受损，所以感觉比较棘手，所以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将悬于空中的近百条生命继续置于危境，反正不是我们的飞机遭遇险境，反正最终不是我的事故主要责任。

在这种责任与生命意识极端淡薄的情形下，或者在局部和自身利益不受损的短视思维一路导引下，将乘客生命当儿戏，频频上演“一拒了之”的可怕闹剧。而且以一副义正辞严的表情把机场拒绝备降的原因归罪于旅客。这实际上是机场保护自身利益的一种借口，是一种

极不负责的行为。我们知道，航班的延误原因是多方面的，旅客乘坐飞机是为了快捷、舒适、优质服务，相信没有一个旅客是为了生气、找茬、闹事而去乘机的。若潜意识里总是把群众视为“刁民”，这才是真正的麻烦制造者。

其实，我国《民用航空法》明确规定，民用机场是公共设施，主降机场不能接收飞机着陆时，备降机场作为保障航班安全飞行的最后一环，必须配合备降工作。如此为了自己轻松而拒绝迫降，明显违法违规，实际上是涉嫌拒绝航空器紧急避险罪。我注意到，在这几起非常恶劣的公共运输安全事件面前，作为主管单位民航局似乎仍然按着较为固化的思维在不紧不慢地处理。这样，容易使处罚走样，变成了爱护性的批评教育，只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机场整改。显然，这种处罚力度偏弱，不但起不到严厉惩戒、以儆效尤的作用，相反还会产生一种负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