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汉卿是中国文学史和戏剧史上一位伟大的作家 2[合集5篇]

第一篇：关汉卿是中国文学史和戏剧史上一位伟大的作家 2

关汉卿是中国文学史和戏剧史上一位伟大的作家，他一生创作了许多杂剧和散曲，成就

卓越。他的剧作为元杂剧的繁荣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是元代杂剧的奠基人。他在生时就是戏曲界的领袖人物，“元曲四大家”之首。

关汉卿一生创作了60多个杂剧，从民间传说、历史资料和元代现实生活里汲取了许多

素材，真实地表现了元代人民反对封建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的斗争。关汉卿从不写作神仙道

化与隐居乐道的题材。他的严肃的创作态度与批判现实的战斗精神对后世有巨大影响。

关汉卿是一位杰出的戏剧艺术家，他的悲剧《窦娥冤》“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是中国古典悲剧的典范；他的喜剧轻松、风趣、幽默，是后代喜剧的楷模。他的杂剧无论在艺术构思、戏剧冲突、人物塑造、语言运用等许多方面，都为后世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艺术经验。他的许多杂剧经过改编一直在舞台上演出，为人民所喜爱，给人以强烈的美的享受。

关汉卿（约1220年──1300年），元代杂剧作家。是中国古代戏曲创作的代表人物，“元曲四大家”之首。以杂剧的成就最大，一生写了60多种，今存18种，最著名的有《窦娥冤》；关汉卿也写了不少历史剧，如：《单刀会》、《单鞭夺槊》、《西蜀梦》等；散曲今在小令40多首、套数10多首。关汉卿塑造的“我却是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不伏老〉）的形象也广为人称，被誉“曲家圣人”。

第一类

是揭露统治者残暴，反映社会矛盾的，如《窦娥冤》、《鲁斋郎》等；

第二类

是描写下层妇女的生活斗争，突出她们的机智勇敢，多带有喜剧意味，如《救风尘》、《金钱池》等；[2]

第三类

是歌颂历史英雄的杂剧，以《单刀会》最为突出。

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关汉卿的作品更多地表现了下层人民的生活和命运，体现了作者鲜明的执着于现实的人生态度。[2][2

艺术性

鲜明的剧场性

他创作剧本时，注意尽快“入戏”，以洗练的笔触交代戏剧情境与人物的关系，把观众的目光“聚焦”到主要的戏剧矛盾上。

戏剧语言

他所写的人物唱词，在抒情中蕴含着鲜明的动作性，切合特定的戏剧环境。

关汉卿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剧作家，是中国戏曲的奠基人。他的杂剧，是推动元杂

剧脱离杂剧的“母体”走向成熟的杠杆，是标志戏曲艺术创作走上高峰的旗帜，并对后来的戏曲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二篇：中国的长城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建筑工程

中国的长城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建筑工程，它始建于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秦朝统一中国之后联成万里长城。汉、明两代又曾大规模修筑。其工程之浩繁，气势之雄伟，堪称世界奇迹。岁月流逝，物是人非，如今当您登上昔日长城的遗址，不仅能目睹逶迤于群山峻岭之中的长城雄姿，还能领略到中华民族创造历史的大智大勇。

长城位于中国北部，东起山海关，西到嘉峪关，全长约6,700公里，通称万里长城。

长城的修建持续了两千多年，根据历史记载，从公元前七世纪楚国筑“方城”开始，至明代（1368-1644年）共有20多个诸侯国和封建王朝修筑过长城，其中秦、汉、明三个朝代长城的长度都超过了5千公里。如果把各个时代修筑的长城加起来，总长度超过了5万公里;如果把修建长城的砖石土方筑一道1米厚、5米高的大墙，这道墙可以环绕地球一周有余。

长城的主体工程是绵延万里的高大城墙，大都建在山岭最高处，沿着山脊把蜿蜒无尽的山势勾画出清晰的轮廓，塑造出奔腾飞跃、气势磅礴的巨龙，从而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在万里城墙上，分布着百座雄关、隘口，成千上万座敌台、烽火台，打破了城墙的单调感，使高低起伏的地形更显得雄奇险峻，充满巨大的艺术魅力。

各地的长城景观中，北京八达岭长城建筑得特别坚固，保存也最完好，是观赏长城的最好地方。此外还有金山岭长城、慕田峪长城、司马台长城、古北口长城等。天津黄崖关长城、河北山海关、甘肃嘉峪关也都是著名的长城游览胜地。

中国万里长城是世界上修建时间最长，工程量最大的冷兵器战争时代的国家军事性防御工程，凝聚着我们祖先的血汗和智慧，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和骄傲。

根据历史记载，从战国以来，有20多个诸侯国和封建王朝修筑过长城。最早是楚国，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或敌国，开始营建长城，随后，齐、燕、魏、赵、秦等国基于相同的目的也开始修筑自己的长城。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派著名大将蒙恬北伐匈奴，把各国长城连起来，西起临姚，东至辽东，绵延万余里，遂称万里长城，这就是“万里长城”名字的由来。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主要是明长城。

秦长城只有遗迹残存。秦始皇为了修筑长城动用了30万人，创造了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长城的修建客观上起到了防止匈奴南侵，保护中原经济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孙中山先生曾评价：“始皇虽无道，而长城之有功于后世，实上大禹治水等”。

汉代继续对长城进行修建。从文帝到宣帝，修成了一条西起大宛贰师城，东至黑龙江北岸，全长近一万公里，古丝绸之路有一半的路程就沿着这条长城，是历史上最长的长城。到了明代，为了防御鞑靼、瓦刺族的侵扰，从没间断过长城的修建，从洪武至万历，其间经过20次大规模的修建，筑起了一条西起甘肃的嘉峪关，东到辽东虎山，全长6350公里的边墙。（但据报道，1990年一个徒步走完长城全长的中国人的计步器显示的是6700公里。）

长城有极高的旅游观光价值和历史文化意义。现在经过精心开发修复，山海关、居庸关八达岭、司马台、慕田峪、嘉峪关等处已成为驰名中外的旅游胜地。蹬高远眺，凭古怀幽，古战场的金戈铁马似乎就在眼前。如今，长城与埃及的金字塔，罗马的斗兽场，意大利的比萨斜塔等同被誉为世界七大奇迹，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丰碑和智慧结晶，象征着中华民族的血脉相承和民族精神。

八达岭长城传说

石振怀

从今天起，本版开设了《非遗巡览》栏目。我们所刊发的这些，都是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而又是在京郊地域范围内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被人誉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民族记忆的背影”。我们渴望大家了解它，保护它，传承它。

——编者

八达岭长城是北京地区建筑历史最久远的长城，自古以来就是军事重地及交通要道。八达岭长城2300多年的建筑史，就是八达岭长城传说的发展史。

八达岭长城传说的内容极为丰富，以致八达岭长城周边的山、水、石、洞、村、寨、寺、庙、河、泉、花草树木以及与八达岭长城有关的历史名人、历史事件都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传说。目前已收集整理的八达岭长城传说故事约160余篇，有70余篇入选了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长城故事集》。其中流传较广的有《孟姜女寻夫八达岭》、《孟姜女和最早的一段长城》、《张果老修边城》、《二郎神赶石鞭》、《三关城的故事》、《金牛钻山的故事》等，而有关八达岭的由来、孟姜女的故事、赶山鞭的故事都流传着多个版本。这些传说充分表达了民众征服自然的强烈愿望，反映了百姓对统治者的鞭笞和讽刺，展示出我国民间文化的深厚底蕴。

八达岭长城传说的题材广泛、特色鲜明、地域性强，具有较强的思想性，也凝聚了八达岭长城千姿百态的民俗风情和异彩纷呈的文化现象。这些优美动人的传说，经过无数人不断的讲述、流传，至今深植于民间，并经久不衰。

第三篇：中国近现代史上文笔最好的十位作家

中国近现代史上文笔最好的十位作家前些日子韩寒说巴金的文采很一般。从读者的角度看，他的观点很多人都赞同。不管一个人地位有多高，一个人的文笔并不和地位成正比。处在白话文童年时期的人，可能是大师，少见经典作品。人们都喜欢文笔好的作品，“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红楼梦》也推崇“词藻警人”的《西厢记》。作为读者，肯定有自己的欣赏口味。一个作品，文笔好就是好，如白开水一样的文学作品，不会讨人喜欢，也没必要因为谁名气大就非得说他的作品好。

可中国作家中确实有文笔好的。谁是中国白话文方笔最好的作家？五四后的那代人为白话文做出了贡献。鲁迅、郭沫若、巴金、冰心，我们读着他们的作品成长，在我们的心中，谁的作品什么样子，我们还是能看出一点好坏来。

五四那代作家，他们或小说、或杂文、或诗歌、或散文、或翻译,奠定了现代文学的基础。我们的现代语文就是从他们那儿开始的，普通话是以他们的作品为基础的。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有了无数的白话文作家,向我们展示现代汉语的精彩。我们的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历史等学科得以用明白晓畅的语言讲述,人们可以更便捷地接触文学艺术政治法律。五四以来的那代作家,是白话文的首创者,他们汲取文言文和西方文学的营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使现代汉语很快深入人心。

自古以来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中国近现代作家的作品琳琅满目,风格各异。单从文笔而言，我认为

鲁迅、林语堂、梁实秋、老舍、沈从文、张爱玲、汪曾琪、钱钟书、王蒙、王小波的文笔最好。鲁迅骂人厉害，语言辛辣。林语堂语言幽默，见解深刻。梁实秋意境清远，博学多才。汪曾祺含蓄空灵、生动传神。老舍语言讲究，为文地道。各家各有所长，都有很强的驾驭文字的能力。

鲁迅（1881－1936），清光绪七年八月初三（1881年9月25日）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今绍兴市）东昌坊口。原名周樟寿，字豫山，后改名为周树人，改字为豫才。至三十八岁，始用“鲁迅”为笔名。浙江绍兴人（祖籍河南省正阳县），文学家，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鲁迅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鲁迅的小说结构是多变的，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样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不仅结构样式不同，音调节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单纯而又冷峻，《伤逝》则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鲁迅的小说在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方面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的论敌梁实秋评价他说：“据我看，他的小说有几篇在文字上和情操上是优美的。”“他有文学家应有的一支笔，但他没有文学家所应有的胸襟与心理准备。”

林语堂，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写杂文，并研究语言。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成为论语派主要人物。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

梁实秋，原籍浙江杭县（今杭州市），光绪二十八年腊月初八（1903年1月6日）生于北京。学名梁治华，字实秋，一度以秋郎、子佳为笔名。1915年秋考入清华大学。在该校高等科求学期间开始写作。第一篇翻译小说《药商的妻》1920年9月发表于《清华周刊》增刊第6期。第一篇散文诗《荷水池畔》发表於1921年5月28日《晨报》第7版。1923年毕业後赴美留学，1926年回国任教于南京东南大学。第二年到上海编辑《时事新报》副刊《青光》，同时与张禹九合编《苦茶》杂志。不久任暨南大学教授。40岁以後著力较多的是散文和翻译。散文代表作《雅舍小品》从1949年起20多年共出4辑。30年代开始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持续40载，到1970年完成了全集的翻译，计剧本37册，诗3册。晚年用7年时间完成百万言著作《英国文学史》。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姓氏一拆为二），1899年2月3日出生在北京西城小羊圈胡同（现名小杨家胡同）一个满族城市贫民家庭。现代著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被誉为“人民艺术家”。满族正红旗人，北京人，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巷战中，老舍这一笔名最初在小说《老张的哲学》中使用，其它笔名还有舍予、絜青、絜予、非我、鸿来等。老舍一生勤奋笔耕，创作甚丰。20世纪30年代就成为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著有长篇小说《小坡的生日》、《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骆驼祥子》等，短篇小说集《赶集》等。其《骆驼祥子》问世后蜚声文坛，标志着老舍现实主义风格的行成，达到了他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是我国现代文学史

上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曾先后被译成十几种外文。40年代的作品有：长篇小说《火葬》、《四世同堂》等，中篇小说《我这一辈子》，短篇小说集《贫血集》、《月牙集》，以及通俗文艺作品集《三四一》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正红旗下》，长篇报告文学《无名高地有了名》，散文杂文集《福星集》，剧本《龙须沟》、《茶馆》等。老舍文学创作历时40年，作品多以城市人民生活为题材，爱憎分明，有强烈的正义感。人物性格鲜明，细节刻画真实。能纯熟地驾驭语言，善于准确地运用北京话表现人物、描写事件，使作品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强烈的生活气息。老舍以讽刺幽默和诙谐轻松的风格，赢得了人民的喜爱，195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县人，汉族,但有部分苗血统，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沈从文一生创作的结集约有８０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早期的小说集有《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等，基本主题已见端倪，但城乡两条线索尚不清晰，两性关系的描写较浅，文学的纯净度也差些。３０年代后，他的创作显著成熟，主要成集的小说有《龙珠》《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如蕤集》《从文小说习作选》《新与旧》《主妇集》《春灯集》《黑凤集》等，中长篇《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长河》，散文《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湘西》，文论《废邮存底》及续集、《烛虚》《云南看云集》等。

张爱玲，一九二○年九月三十日出生上海麦根路（今太兴路），原名张瑛。原籍河北丰润。她是清末洋务派名臣李鸿章的外孙女。张爱玲既写纯文艺作品，也写言情小说，《金锁记》《秧歌》等令行家击节称赏，《十八春》则能让读者大众如醉如痴，这样身跨两界，亦雅亦俗的作家，一时无二；她受的是西洋学堂的教育，但她却钟情于中国小说艺术，在创作中自觉师承《红楼梦》《金瓶梅》的传统。作品有散文集《流言》、散文小说合集《张看》、中短篇小说集《传奇》、长篇小说《倾城之恋》、《半生缘》、《赤地之恋》。晚年从事中国文学评价和《红楼梦》研究。

汪曾祺（1920年03月05日——1997年05月16日),江苏高邮人，现代作家、散文家、文体家。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大部分作品，收录 在《汪曾祺全集》中。他喜爱《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继承明清散文传统和五四散文传统，倾心晚明小品集大成者张岱的文章，同晚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也息息相通。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深厚、从事过京剧编剧的汪曾祺，深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东方古训和布莱希特标榜的“间离效果

”的西方现代理论，加上个人身世浮沉的沧桑之感，促使他不去追求反映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去努力建构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永恒美学价值。他长于江南，定居于京城。翻阅他的作品，不乏风和日丽、小桥流水的江南秀色和小四合院、小胡同的京城一景，极少见到雷霆怒吼、阔大无比的壮观场景。汪曾祺凭着对事物的独到颖悟和审美发现，从小的视角楔入，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考辞章典故，即兴偶感，娓娓道来，于不经心、不刻意中设传神妙笔，成就了当代小品文的经典和高峰。

钱锺书（1910-1998），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锺书，字默存，号槐聚。清宣统二年十月二十日（1910年11月21日）生于江苏无锡。中国近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

作品及时间：1937 《十七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毕业论文）

1941 《写在人生边上》（散文集，开明书店1941年12月出版）

1945 《猫》（《文艺复兴》1月10日）；《人·兽·鬼》（开明书店6月出版）

1947 《围城》（晨光出版公司5月出版）

1948 《谈艺录》（开明书店1949年6月初版）

1958 《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8月出版）

1978 《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明报月刊》7月）

1979 《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9月出版）；《管锥编》（中华书局8月初版）

1980 《诗可以怨》（《文学评论》1981年1期）

1981 《管锥编》、《管锥编增订》（中华书局1982年9月出版）

1984 《也是集》（香港广角镜出版社3月出版）；《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9月第1版）

1985 《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2月出版）

1988 《模糊的铜镜》（《随笔》1988年第5期）

1995 《槐聚诗存》（三联书店3月出版）

1996 《石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月出版）

王蒙，1934年生于北京。上中学时参加中共领导的城市地下工作。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

从事青年团区委工作。1953年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1956年9月7日发表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

轻人》，由此被错划为右派。1958年后在京郊劳动改造。1962年调北京师范学院任教。1963年起赴新疆生

活、工作十多年。1978年调北京市作协。后任《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文化

部长、国际笔会中心中国分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等职。

著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暗杀—3322》、《季节四部曲》（《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青狐》、《尴尬风流》，中篇小说《布礼》、《蝴蝶》、《杂色》、《相见时难》、《名医梁有志传奇》、《在伊犁》系列小说，小说集有《冬雨》、《坚硬的稀粥》、《加拿大的月亮》，诗集《旋转的秋千》，作品集《王蒙小说报告文学选》、《王蒙中

篇小说集》、《王蒙选集》、《王蒙集》，散文集《轻松与感伤》、《一笑集》，文艺论集《当你拿起笔

„„》、《文学的诱惑》、《风格散记》、《王蒙谈创作》、《王蒙、王干对话录》，专著《红楼启示录

》、《王蒙评点红楼梦》、《王蒙话说红楼梦》、《王蒙讲稿》、《王蒙新世纪讲稿》，自选集《琴弦与

手指》以及10卷本《王蒙文集》、23卷《王蒙文存》（2003年）等，2006-2007年出版了自传《半生多事

》、《大块文章》。有多篇小说和报告文学获奖。作品被译成英、俄、日等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

王小波（1952~1997年）当代著名学者、作家。l952年5月13日生于北京，l968年去云南插队，1978年

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商业管理。1984年至l988年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学习，获硕士学位后回国，曾任教于

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后辞职专事写作。1997年4月11日病逝于北京。墓地在北京昌平佛山墓区第八

区。王小波无论为人、为文都颇有特立独行的意味，其写作标榜“智慧”、“自然的人性爱”“有趣”，别具一格，深具批判精神。师承穆旦（查良铮）。

第四篇：李白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写写帮整理）

李白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的诗雄浑、奔放,犹如长江大河,有一种一泻千里的豪迈气势,在群星璀璨的盛唐诗坛上,他就像一轮耀眼的明月,使满天的繁星黯然失色。李白是继屈原之后出现的又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把中国古典诗歌的浪漫主义艺术发挥到了极致,无论对唐代还是后世的诗歌创作,其影响之大都是无法估量的。李白的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作品,仅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就有九百九十余首,可谓是一位多产的作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作品中,有许多都与饮酒有关,如《月下独酌》《把酒问月》《谢朓楼饯别》《春日醉起言志》《行路难》等,似乎诗人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据记载,他当年在长安时,曾与贺知章、李琎、李适之、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七人在一起饮酒赋诗,时号“酒中八仙”,杜甫为这八位酒友还专门写了一首诗,其中写他的四句是“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由于李白酷爱饮酒,甚至连酒店的老板也成了他的莫逆之交,他在《哭宣城善酿纪叟》中说:“纪叟黄泉下,还应酿老春。夜台无李白,沽酒与谁人?”可见其嗜酒之甚。

中国古代诗人喜欢饮酒是一种由来已久的传统,这本不奇怪,李白也并不是中国历史上最狂放的酒徒,比他更嗜酒者大有人在,如西晋时“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像这样喝酒连命都不要的,刘伶的确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李白之所以与众不同,既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嗜酒如命,也不是因为他真有“一

日须倾三百杯”的超常海量,而是酒激发了他的创作激情,为他的诗歌带来了灵动之气、飘逸之气、豪迈之气、狂傲之气,使他的诗歌意境升华到了一个无人可及的高度,更使他由一位诗人变成了“诗仙”。

历代诗人之所以大多喜欢饮酒乃至纵酒,总是有某些特殊背景与原因的:或表达其花前月下之闲情逸致,或抒发其柳岸长亭之别绪离情,或感怀其爱情失意之内心痛苦,或排遣其仕途坎坷之胸中郁闷;发之于诗,则或恬淡悠闲,或凄婉惆怅,或忧伤哀怨,或痛苦迷惘。然而,能把饮酒诗写得荡气回肠,以至达到惊天地、泣鬼神之“豪境”的,古往今来,恐怕唯有李白一人而已。其中《将进酒》是李白饮酒诗最优秀的代表之作。本文拟结合李白的生平思想、仕途遭际与盛唐时期的社会背景、政治形势等几个方面对这首诗加以分析,从而找出这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所以纵酒狂歌的深层社会原因。

据史料记载,李白祖籍陇西成纪,其先世于隋末移居中亚碎叶城,李白就出生在这里,直到五岁时才随其父内迁至四川绵州。李白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曾受到过良好教育,“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至其青年时代,“性倜傥,轻财好施,击剑为任侠”,还曾在峨嵋、青城山与道士、隐者颇有交往。这些,对李白思想性格的形成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他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思想,热衷用世,追求功名,想要“济苍生”“安社稷”;另一方面又具有浓厚的道家思想,浮云富贵,粪土王侯,隐逸求仙;此外,他还受战国任侠思想的影响,疾恶如仇,崇尚侠义,不能容忍邪恶与丑陋。不过相对来说,在三者之中,传统的儒家思想对青年时代的李白影响实际上更大

一些,他更想通过积极参与政治来实现其辅君济世的远大理想和抱负,所以,他二十五岁就“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希望能施展自己的才能,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在早期的许多作品中,李白往往以吕尚、张良、诸葛亮、谢安等人自比,想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对自己的才能颇为自负。天宝元年,李白因道士吴筠的推荐,被唐玄宗召入长安,这时,他的心情非常得意,在《南陵别儿童入京》一诗中他豪迈地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以为此去长安便可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了。然而,此时的唐玄宗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励精图治的皇帝了,他召请李白不过是想让他做一个歌功颂德的御用文人,进而为自己博得个爱贤之名,并不是真的想让他做一个“辅弼之臣”,他给李白的供奉翰林一职实际上只是个闲职,并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利,李白空怀一腔报国热情,满腹才华却无处施展,于是便将满怀的失望与愤懑皆倾注于酒杯之中,有时即使是玄宗皇帝召见,他也常借口酒醉而拒不奉诏,杜甫诗中说他“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饮中八仙歌》)恐怕并非完全是艺术夸张,就李白的性格而言,以这样的方式藐视“天子”的权威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也是他对皇帝仅仅把他当作一个文学侍臣极度失望和不满的一种直白的表露。至于对朝中那些投机钻营、败坏朝政的权贵、宠臣,李白当然更加不屑一顾,显现出一种“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苏轼《李太白碑阴记》)的狂傲之气。当然,李白这种蔑视权贵的傲岸性格必然会遭致政敌的忌恨与报复,来自各方面的攻击和诽谤很快便接踵而至,“谗惑英

主心,恩疏佞臣计。彷徨庭阙下,叹息光阴逝。”(《答高山人兼呈权顾二侯》)在这种情况下,李白也清楚自己再留在朝廷已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了,便主动向皇帝辞请还山,而听信了谗言的玄宗皇帝早已不喜李白的傲慢自负、放诞不羁,也就顺水推舟,以李白“非廊庙器”为由批准了他的请求,免去其供奉翰林的职务,“赐金放还”。天宝三载,李白满怀悲愤、沉痛的心情离开了长安,开始了其长达十二年的第二次漫游生涯。

可以说,长安的三年对于李白从政的理想而言,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与刚入京时的得意自信不同,残酷的现实已使他对朝廷的腐朽和官场的黑暗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他知道在当时的条件下自己的抱负已难以实现,然而在内心深处却又不甘心就这样放弃理想,庸庸碌碌地度此一生。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常常让他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而不能自拔,胸中压抑的激愤之情犹如灼热的岩浆在地下奔流涌动,无处发泄,他在天宝十一载(752)创作的《将进酒》,正是这种长期积聚的矛盾、痛苦与内心激情的一次淋漓尽致的大爆发。

三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这开头的两个排 比长句凭空起势,写得大气磅礴。其实,这本是孔子当年的感慨,一千多年前那位老夫子曾站在河边说:“逝者 如斯夫,不舍昼夜。”李白化用其意,但气势却更加豪迈,当他注目奔腾咆哮的黄河之水从天际滚滚而来,又匆 匆而去,流

入浩瀚的大海时,不仅感到了时光的流逝,更感到了黄河的伟大和永恒,与之相比,人的生命实在是 太短暂、太渺小了,这怎么能不令诗人顿生感慨呢?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正因为人生苦短,壮志难酬,所以古往今来无数迁客骚人多曾为此而感慨叹息、忧伤痛苦。然而李白的性情却不属于悲观伤感一类,尽管此时他已被排挤出朝廷,内心同样也有矛盾和痛苦,但却并未因此而颓废消沉,在他看来,只要“人生得意”,便无所遗憾,酒逢知己乃人生一大快事,自然应当纵情欢乐、尽醉方休;至于政治上的失意,他自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种自负、乐观、放达的人生态度已经超越了中国古代怀才不遇的士大夫们怨天尤人、顾影自怜的世俗常态,充满了一种豪迈之气。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岑夫子,指岑勋;丹丘生,即元丹丘,两人都是李白的好友。天宝十一载,元丹丘曾写诗邀请李白与岑勋到自己的颍阳山居做客,李白有《酬岑勋见寻就元丹丘对酒相待以诗见招》以记其事,《将进酒》所描写的正是这次聚会时的情景。然而,令人诧异的是诗中作为客人的李白在酒酣耳热之际竟然忘记了自己客人的身份,反而像主人一样劝起酒来,并且还要为大家高歌助兴,这样的忘形之举恐怕也只有李

白方能为之。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所谓“钟鼓馔玉”,是说古时贵族豪门之家吃饭时,鸣钟奏乐,列鼎而食,山珍海错,美馔如玉,以此来显示其富贵和地位。可诗人却认为这都“不足贵”,他自信以自己的才华“取功名富贵如拾草芥”,然而,残酷的现实却将他的抱负和理想击得粉碎,所以他希望“但愿长醉不复醒”,以摆脱政治失意的痛苦。其实在现实社会中,失意的人又岂只是李白,自古以来又有几位圣贤不是寂寞的呢?孔子为推行自己仁政的思想而周游列国,却四处碰壁、无人问津;屈原为改革楚国的政治而变法图强,却受谗被诬、两遭流放„„由此看来,还是纵情豪饮的酒徒更容易千载留名,当年才高八斗的陈王曹子建与李白同样怀才不遇,据说他于平乐观置酒宴客,一斗酒的价值就高达万钱,这似乎有些夸张,不过失意的人在排遣愁怀时又有谁会吝惜酒钱呢?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曾说自己“曩者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这其中恐怕多半都花在了饮酒上,豪爽之气丝毫不亚于曹子建。

“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结尾这几句是全诗的高潮,此时的李白恐怕已有十分的酒意了,竟然责怪主人不舍得花钱沽酒,致使大家不能尽兴,要主人把孩子喊来,拿自己名贵的五花马,千金裘去典当换酒，大家一醉方休,同销万古之愁。这实在是太狂诞了,作为客人的李白居然喧宾夺主,对邀请自己来喝酒的主人大呼小叫、颐指气使。这种有悖常情的表现一方面说明了酒醉使诗人洒脱率真的天性展露无遗,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李白与朋友元丹丘之间友情的亲密无间,若非不拘行迹、坦诚率直的知交,李白断不会如此。换言之,也只有在这样知己的挚友面前,大家才可以放浪形骸,袒露心扉,开怀畅饮,“同销万古愁”。这最后的一句融入了诗人无限的痛苦与激愤,也透出了他本性的狂放与孤傲,长久积郁在胸中的不平之气,一下子喷发出来,虽也是借酒销愁,但却没有丝毫的忧郁与颓丧,而是充满一股豪壮之气,令人感到激情奔涌,荡气回肠!

四

李白一生共经历了唐王朝的七代皇帝,但他参与政治活动则主要是在玄宗和肃宗两朝,特别是玄宗朝的开元、天宝年间。唐玄宗李隆基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皇帝:一方面,在早期他曾平定韦氏之乱,粉碎太平公主的政变阴谋,励精图治,改革创新,大唐王朝曾一度达到了繁荣的顶点;另一方面,在他统治的后期,又追求声色,宠信奸臣,导致了“安史之乱”,使盛唐走向衰落,成了自己王朝的掘墓人。李白从政的年代正是玄宗朝的后期,大唐帝国虽然表面上国势强盛,但内部早已腐朽,唐玄宗陶醉于已经取得的成就和国家表面的繁荣,进取的雄心已渐渐泯灭,只图安逸享乐,将大权下放给嫉贤妒能的奸相李林甫和宦官高力士等人,从而导致了朝政的日益腐败。在这种

情况下,李白“济苍生,安黎元”的政治理想已失去了实现的土壤,而他又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梦游天姥吟留别》),牺牲自己的人格,去适应腐朽的官场,这就造成了理想与现实的深刻矛盾。“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行路难》)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的诗人于是便只好采取文人特有的方式———借纵酒狂歌来消释自己的苦闷和悲愤,以此来反抗黑暗的现实,发泄对统治阶级和社会政治的不满。由此可见,李白的纵酒乃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盛唐社会政治的黑暗、统治者的昏庸、官场的腐败与诗人追求美好政治理想的矛盾,才是李白纵酒狂放的深层社会原因。

第五篇：林徽因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位独具个性和创造力的作家

林徽因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位独具个性和创造力的作家。早在1931年，林徽因初涉诗坛时，陈梦家就在《新月诗选》的序言中说：“渴望更奇丽的诗篇的出现，对于林徽因初作的几首诗表示我们酷爱的欢心。”1915年，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也高度赞扬这位女诗人的诗作，认为她和陈梦家、卞之琳、戴望舒、何其芳等“算得是几个特有成就的作者”。后来，林衡在《中国现代诗选》的书评中又指出：“林徽因等后起之秀，似乎很该给留下几页地位。”可以说，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文坛的很多人都给林徽因以热切的关注，不约而同地对这位才华横溢的女诗人表示赞扬。

但是，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林徽因几乎完全被现代文学史遗忘。她去世后，丈夫梁思成曾选辑她生前的诗作拟出版以志纪念，但工笔誊抄的诗集与大量未发表的诗作均焚毁于“文革”；六七十年代的林徽因研究陷入空前的沉寂。新时期以来，随着文艺思想的解放和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林徽因的美丽面容再次展现给历史和读者。八十年代后，林徽因研究逐渐活跃并走向成熟，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其生平史料及作品的发掘、考证和整理出版，二是对其诗歌、小说等作品做具体的分析，探讨其创作特色和文学价值。这两方面都取得了可喜成果。

在林徽因的生平史料的考证和作品出版方面，陈钟英、陈宇二位学者成绩卓著。众所周知，林徽因的作品在她生前从未结集出版，诗歌、小说、散文等皆散见于《晨报副刊》、《新月》、《诗刊》、《北斗》、天津《大公报·文艺》等刊物上。1982年，福建师大的陈钟英、陈宇注意到久已湮没的林徽因，开始了对其著作的挖掘和整理工作。在他们的努力下，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5年首次出版了《林徽因诗集》，这是林徽因作品第一次以集子的形式与读者见面。1988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又推出了周良沛编选的《中国新诗库·林徽因卷》。不少报刊也相继刊载介绍、研究林徽因的资料、文章。林徽因之子梁从诫在《读书》上发表《建筑家的眼睛 诗人的心灵》一文，介绍母亲生平；年轻时由林徽因扶持走上文坛的萧乾在同一杂志上发表《一代才女林徽因》，亲切地回忆了与林徽因交往的点点滴滴。陈钟英、陈宇的《她使人想起了“彗星”：记林徽因的生平和创作》、《建筑家、诗人林徽因》、《林徽因年表》，高秀琴的《一位被遗忘的女诗人：林徽因》，以及陈学勇的《林徽因笔名和探佚》、《对于〈民国人物小传·林徽因〉的补正》等文章，为林徽因研究提供了不少翔实可靠的生平史料。陈宇的《林徽因研究中若干问题的考辨》一文，对“林徽因的生卒时间”、“林徽因是否进过建筑系学习”、“女作家林徽因不同于男作家林微音”、“不应该把林徽因封死在唯美主义新月派的象牙塔里”等问题进行了认真探讨，为人们更全面地考察研究林徽因其人其作并给以客观评价奠定了基础。

初期研究者多着力于发掘林徽因生平史料，对她在中国古建筑方面的卓越贡献和文学创作上特有的禀赋与才气给予肯定。八十年代后期，人们开始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林徽因的作品本身，评述其创作风格和价值，林徽因研究进入新阶段。陈钟英、陈宇的《林徽因诗歌创作散论》，李菀的《林徽因和她的诗》等是这一时期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林徽因青少年时代就受到西方教育，曾随父亲到伦敦学习、生活一段时间，后来又去美国，受英美文学影响很深。一些研究者认为，林徽因诗作不仅具有浪漫主义文学的浓郁气息即主观抒情性（收在《林徽因诗集》中的55首诗全是抒情诗，其中爱情诗占一半以上），而且由于她大半生在病榻上度过，几度濒于死亡，遂使她的作品带有感伤情调，如《情愿》、《莲灯》等，显然受到了波德莱尔式的象征主义影响。尽管如此，她的笔触还是走出个人狭小的天地，扩大到对国家、民族，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写下了一系列富有社会意义的作品，如《窗子以外》、《我们的雄鸡》等。有论者积极称誉她在思想和艺术上的这份可喜变化。过去一些评价林徽因诗作的文章，往往笼统地把她归为新月派，而这时出现一些新观点，认为林徽因的诗歌固然有新月派的特点，但更有新的探索与尝试，是对新月派的扬弃。

到了九十年代，全面评价林徽因的文章逐渐增多，对林徽因笔名、佚诗的考证仍在继续，对其创作的研究则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是对林徽因文学创作的总结。如陈宇在《从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头：福建籍女作家林徽因创作述评》中，颇有见地地把林徽因的创作历程概括为三个阶段：三十年代初期为第一个阶段，“这时期的创作，疏远社会，踯躅于唯美主义的象牙塔里。除短篇小说《窘》外，其它全是诗歌”。1934年抗战爆发，林徽因创作进入第二个阶段，这期间“她努力突破自身生活的局限，把摄取生活的目光投向‘窗子以外’的现实天地……多种体裁创作并举，作品的社会意义大大增强”，如小说《九十九度中》、诗歌《年关》等等。抗战爆发后，她的作品出现了迥异于前的主题和格调，这是她创作的第三个阶段，“表现出了过去作品中所没有的爱国激情、尖锐的锋芒和沉郁的色调，显示了她创作思想的重大变化”。

二是着眼于对具体作品的研究。如阿刚的《永恒的花瓣——林徽因〈谁爱这不息的变幻〉解读》一文，作者在具体剖析这首诗的意象内容的基础上，指出“林徽因创作的这首中国十四行诗，对于推进中国十四行诗实验，显然有着非同小可的影响力”，同时肯定地认为，“在中国现代诗歌格律初创的行列里，也只有林徽因这么一位女诗人，在中国十四行格律实验的园地上，作出这么真诚的努力”。尽管结论尚有武断之嫌，但我们不难窥见，论者笔下的女诗人“毕竟是一枚永恒的花瓣，任何时候也不会凋落”，“《谁爱这不息的变幻》给历史留下了很深的痕迹”。索斌在《试论林徽因的情诗心迹及其意象对象》中，不仅对林徽因的部分爱情诗进行了分析，还明确指出它们是诗人情感历程的真实写照，而非虚构的意象对象。

进入新世纪，林徽因研究更为深入，人们从多个视角对她的作品进行阐释，有了许多新发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研究者自觉将林徽因的诗歌和小说纳入浩博的“文化”体系，作品风格、文化内涵、审美价值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很大进展。谢菊在对林徽因诗歌特点进行分析并对她小说中的现代性因素进行界定后，认为林徽因创作的文化内涵是文学、建筑、美术等艺术形式中所体现出的人性之美，它是20世纪初中西文化交汇的产物。杨励轩从林徽因的人生道路和创作实际出发，深入探讨了其创作与建筑艺术的交叉问题，揭示了建筑学知识的厚重积淀对林徽因文学创作的影响：让林的诗作既有与新月派建筑美主张相呼应的一面，更有突破和创新的一面，后者既体现在诗形的建构上，也表现在诗歌艺术与建筑艺术的深层交错上。李蓉在《林徽因诗歌哲学意蕴解读》一文中指出，与其他现代女诗人相比，林徽因的诗歌表现出一种异质性，主要原因在于林诗具有丰富的哲学意蕴。这给人们带来全新的启示和广阔的探索空间。

张衍芸在《林徽因小说创作论》中指出，林徽因的小说描绘了特定情景中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过程，负载着丰富的人文内涵；在艺术上追求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体现了实验中国小说文体的热情。林徽因小说既体现了京派小说的一般风貌，又显示着作者鲜明的文学个性，具有独特的文化品格和审美价值。谢昭新的研究则揭示出林徽因小说的“现代性”审美特征，认为这种现代性体现在多个方面，如以人文主义为出发点写人性，体现作家对“人”的人道主义关注，对人生形态的情感体验，以节制、适度的方式表现忧郁、感伤的情感；通过独特的叙述方式，用讲故事、串镜头、绘画面来创造意境的美；同时运用象征、暗示、意识流手法写人物的潜意识、性心理，而且在故事编织的技巧上也体现出“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应该说，论者的思考是深入的，结论是中肯的。

此外，有人对林徽因作品的独特风格进行了总结，如张玉秀的《浅谈林徽因文学作品的创作风格》和王鹏飞的《古典意味与现代风格的熔铸——林徽因小说〈九十九度中〉的艺术特色》等。还有人试图在总体考察林徽因的生平创作后衡定其文学史地位，清华大学蓝棣之教授的《作为修辞的抒情——林徽因的文学成就与文学史地位》是这方面的成果之一。

总之，文学界的林徽因研究经历了一个由岑寂到活跃再到成熟的过程，学者们的不懈努力取得了丰硕成果，为后来者的研究打下了基础，近年来的研究尤其为我们拓宽了空间。但研究也存在着不足，比如，林徽因的文学创作以诗歌和小说为主，有人只注意诗歌而忽略了小说，还有的人恰恰与此相反。即便有人尝试将二者同时分析，也还不够具体和深入。这是不利于全面、真实、公正地反映林徽因的创作活动和文学成果的，因此也为我们进一步开展研究，深入、细致、全面地探索林徽因的文学世界提供了种种可能。

2007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