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理论法学下的迷雾之反思权利话语》有感10-31

第一篇：读《理论法学下的迷雾之反思权利话语》有感10-31

读《理论法学下的迷雾》有感

——反思“权利话语”

中国现当代的法治究竟如何？也许有的人会说前景一片好，贪官下马，罪犯得以惩治，纠纷得以解决。但，同时，也会有很多人站出来批之为“黑瞎子”，向社会拷问：“为什么贪官是一批接一批的倒下，**依然存在，纠纷风起云涌？”我只能说，中国的法治社会仍然是一片迷雾，前景究竟如何，仍需观望一番。

今天，我发现了一个怪现象：当法律遇到疑难问题时，即当法官或其他法律决策者依靠常规法律材料无法获取令人满意的结果时，道德哲学和社会哲学都会伸出援助之手，那么法律该从哲学中获得指导还是从科学中汲取经验呢？而且，对于争议较大的案件，媒体舆论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同时，法学家也热衷于此类案件的讨论。但这些法学家的意见很少是有见解和深刻的，论证也很乏力。甚至，有些法学家完全融入了舆论大潮，一起叫板。“当事人主义”一词，我们法律人究竟是否还在坚持，我们的理性究竟存在几分？

霍姆斯这样说：“理性地研究法律，目前的主宰者或许还是钻研法条的人，但未来属于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我看现实很堪忧啊！社会上一些争议较大的案件往往受到了很大的社会干扰，中国司法的公正，我对此表示质疑。中国目前法律主宰者的地位已然呈现下滑趋势，司法的权威受到压制。早年轰动一时的“药案”虽引起了轩然大波，但我认为不需那样。那不过是一场故意杀人行为的认定问题，没多大的争议，只需要侦查部门进行认定就行了。可社会人呢？马上分

立出“保药派”和“杀药派”两大对立群体，一片哗然。

我想说的是公理自有论断。刑事案件中，公诉机关就是代表人民大众的意志来控诉犯罪行为人的。我们就不需要把自己的愤慨付诸于公权力机关了。同时，行为人在未被判罪时也有自己的人身合法的权利，有自己的辩护权。在法律的面前，司法机关只能就该案件的真实情况作出判断，可实际上呢？人民法院总是在进行者一场生与死的博弈。一定条件下，同案不同判也会出现的。“药案”中，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不得不角逐，终于2011年5月20日作出维持一审原判的决定，判令药家鑫故意杀人罪成立，死刑立即执行。而，“李刚门”事件，就有不同的结局。你能说那官二代的杀人行为不恶劣，手段不残忍吗？不能，自称“我爸是李刚”的小伙子醉驾不说，单凭撞人后的无礼，就不得不说他的品行有问题。

中国盛行了两千多年的中华法制文明，考究可知, 利益主体是极少数人，不利益主体是绝大多数人，因而属义务本位。权利，那个时代你能谈吗？现在，中国要与世界法治现代化文明接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不得不引入权利主义。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处于一个转型期，权利本位思想成为了时代的潮流。到如今，“权利”成了世人耳熟能详的东西。可，现实中法律的权利本位思想贯彻的并不好啊！权利的实现耗费的代价太大，成了一种精神上的奢侈品。

再加上中国的人权思想萌发于上世纪80年代，所以，我想请大家反思一下我们的“权利话语”。人们宣扬、抑或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权利，由此拓展了个人自由的范畴，但，未对它们的归途、彼此的关

联以及它们与相应责任或总体福利的关系给予太多的考虑。因此，“权利”成了一种精神上的奢侈品，短期内使我们能够达到一种过于人性化的趋势，出现了特权，那是理想化的。但，只讲义务，压制权利就对吗？

我想不是这样的，义务（责任）不可逃避，但权利我们更要不懈地追求。

2006年，“杀人狂魔”邱案令我们深思不已，该案不仅仅引发了与精神病抗辩以及精神病司法鉴定程序相关的一系列复杂法律争议，还因为它涉及了“普遍人权”和“程序正义”等令人生畏的法学理论问题。案发不久，精神病专家刘锡伟就四处奔走呼吁办案机关委鉴定机构对邱做一次精神病司法鉴定，可是，没有谁采纳。犯罪心理学家李玫瑾针锋相对斥邱为变态人格。社会舆论的宣传后，京城高校五法学家借用网络（舆论）呼吁司法部门为邱启动精神病司法鉴定程序，而且，公众也都支持。可最后，二审法院力排众议，还是认定了邱的犯罪事实，判了死刑。为此，社会争议依旧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主张为邱进行精神病鉴定并否认法院判决正当性的学者无一例外地采用了“权利话语”，他们关注的不限于邱的生死，也不限于亟待完善的精神病司法鉴定制度，深的用意是“通过制度改造，将宪法所确立的保护基本人权的原则落实到具体的法律制度上。”同时希望法院由此开创一个将被告人抗辩权置于优先地位的典型判例，并趁机培育法律职业界乃至整个社会尊重基本人权的观念。

可是，那仅仅是一种精神上的奢侈品，太理想了。中国的法律远

未达到那种境界。虽说，中国二十多年的“权利本位”主流时代，可如今，权利的实现太不易了。“邱”、“药”的死，一正一反地说明了“权利”在暗化。法的权威中掺杂了些社会公众舆论因素，一池水就荡漾不已了。

我们法律人倡导的是一种社会本位的思想，即：权利与义务并重。我想那更是一种理想化的时代。我们现在只能做好权利的工作，责任该负就负，权利不可弃，要学会主权。

总而言之，我们必须做到用感性的眼光看待事人，用理性的大脑思索案件事理，用我们法律人的操守去践行维权。

——作于2011-10-30，修改于2011-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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