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贷款合同中银行自行调整利率条款的认定
贷款合同中银行自行调整利率条款的认定
◇ 叶海涛 李鹏飞
【案情回放】
2007年4月24日，原告郑某（乙方）与被告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甲方，以下简称花旗银行）签订《个人房产按揭贷款合同》。该合同第3.1条约定，“贷款利率：港币贷款利率将在甲方根据国际市场状况自行制定的基准利率基础上由甲方自行调整”；第3.2条约定，“贷款利率调整：甲方有权在中国人民银行允许的上下浮动的利率范围内根据市场状况不时调整港币贷款基准利率，但须书面通知乙方调整后的贷款利率及生效日期，甲方可以信函或营业场所公告的方式进行该书面通知”。被告放款后，原告按当时的利率5.25%分期还款。2007年12月4日至2009年4月27日，原告就贷款利率问题多次以电子邮件及律师函方式，要求被告履行按国际市场状况变动同步下调贷款利率的义务，并按香港港币利率调整的时间分段计算，分别退还之前多收的利息。被告也多次复函，坚持认为调整港币基准利率是被告的一项权利而非义务，但为保持与原告良好的客户关系，被告决定将贷款年利率进行一定程度下调。2009年4月27日，原告再次要求被告按照贷款合同约定，将贷款利率按照市场情况降到2.5%，并返还多收的利息197144.34元。
因双方未能达成一致，原告遂诉至法院。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决原告主张缺乏充分证据证明，依法不予支持。一审宣判后，原告不服，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海一中院经审理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各方观点】本案诉争贷款合同为格式合同，在房屋交易贷款普遍存在、国家基准利率不断变动的情况下，该类合同条款如何理解，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切身利益，甚至国家金融秩序的安全。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在于：关于银行可自行调整利率的条款如何认定？被告的履约情况是否符合合同约定？针对上述焦点，实务界和学术界的专家发表了观点：
罗培新（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银行未就合同条款与每一相对方协商，并不影响其正当性；格式合同是否正当主要在于提供方是否采取合理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限制其责任的条款，及是否按照对方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客户签署合同时，未对银行可单方面调整利率提出异议的，应视为认可，即该条款具有约束力。
杨路（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五庭庭长）：对于当事人的约定，在不违背金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应当首先尊重契约自由；银行可自行调整利率的约定，是一个纯粹权利或带有某种限制的权利或义务，客户有无质疑的权利，值得研究。如果银行不受限制，当利率变化有利于银行时，其就有调整的积极性，反之，亦然。如此，该条款的合理性就有欠缺。
Joe Longo（德意志银行亚洲法律总监）：由于金融市场变化多样，贷款合同通常包含涉及未来的条款，如6个月后的利率，由一方（一般是银行）根据即时市场或市场惯例确定，另一方无权决定，但可以质疑利率是否合理。
周莉莉（汇丰银行法律顾问）：格式合同中往往约定银行有权根据市场变化调整利率，处于公平考虑，银行通常允许客户选择同意与否，客户不同意，可以终止合同。客户的质疑权，通过终止交易的方式行使更为有效。若相关的客户都来质疑，客观上合同双方成本都较大。
【法官回应】
本案中调整贷款利率是银行的一项受限制权利
本案一审承办法官是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叶海涛。她认为，本案贷款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无违法之处，合法有效，合同当事人应按约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合同第3条明确约定，港币的贷款利率在花旗银行根据国际市场状况“自行”制定的基准利率基础上由花旗银行“自行”调整，花旗银行“有权”根据市场情况不时调整港币贷款的基准利率。从该条文用语不难看出，调整贷款利率系花旗银行自行行使的一项权利，并非是在市场行情发生变化时必须履行的一项义务。因此，郑某主张调整利率是银行的义务而非权利，与上述合同条文内容不符，其要求确认花旗银行不调整利率的行为构成违约，并要求返还多收的利息，缺乏合同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对于格式合同的订立、效力和解释规则，我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分别作了规定。结合这些规定，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笔者对本案的法律适用作如下进一步分析：
1．格式条款应首先坚持一般性文义解释
合同是缔约双方第一位的法律，文字条款则是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的具体规则。对于文字条款的争议，一般来讲，解释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以合同外观文字为基础的文义解释；二是以当事人意思为基础的目的解释。其中，文义解释是基础，当事人意思表示为合同内容即条款、文字，合同解释“首先要确定当事人约定的含义”。对于格式条款含义不明或有多种理解的，由于提供方有能力、有义务、有经验对合同文字作周全细致的审查，预见并防范不利解释带来的后果，故该类条款的解释，应当严格从文字条款出发，特别考虑一般交易习惯和市场环境下，相对方的平均、合理理解和接受程度，对于提供者的单方意思、隐含的有利意思，不应该作扩大适用。本案中，系争合同第3.1条“港币贷款利率将在甲方根据国际市场状况自行制定的基准利率基础上由甲方自行调整”的表述，应作如下通常理解：第一，涉案港币的基准利率应由被告根据国际市场状况自行制定；第二，港币的贷款利率将由被告在制定的上述涉案港币基准利率的基础上自行调整。第3.2条“贷款利率调整：甲方有权在中国人民银行允许的上下浮动的利率范围内根据市场状况不时调整港币贷款基准利率，但须书面通知乙方调整后的贷款利率及生效日期，甲方可以信函或营业场所公告的方式进行该书面通知”的表述，应作如下一般解释：被告可根据市场情况不时调整涉案港币贷款的基准利率，但应当履行一定的书面通知手续。可见，系争条款的约定清晰明朗，并不存在理解上的歧义或其他解释，为权利性条款。
2．系争格式条款不存在无效情形
系争条款为银行单方事先拟定、重复使用，且未与客户协商的格式条款，该类条款虽为要约人事先制作，未与承诺方充分磋商，但是，并不能因此认定其无效，除非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欺诈、胁迫、恶意串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等几种无效的情形；具有免除造成对方人身损害或重大过错造成对方财产损失时的赔偿责任的条款；免除格式条款提供方责任、加重相对方责任或排除对方主要权利，主要是法定或根据合同性质双方应主要履行的义务或享有的权利的。
本案中，首先，签约的原、被告均系平等主体，原告具有充分的协商机会和是否缔约的决定权，在境内外币贷款利率完全市场化的前提下，可以自主选择银行进行贷款，不存在被告利用优势地位强迫原告接受不平等条款的市场环境，因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贷款合同，应当认定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其次，系争格式条款明确被告有权在自行制定的涉案港币的基准利率的基础上自行调整港币的贷款利率，该条款系赋予被告合同项下的权利，并未免除被告的责任，亦未加重原告的责任或排除原告的主要权利。再次，自2002年3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境内外中、外资金融机构的外币存、贷款利率管理政策，外币贷款利率及其计结息方式，由中、外资金融机构根据国际金融市场利率的变动情况以及资金成本、风险差异等因素自行确定。故我国境内的外币贷款利率及其计结息方式已实行市场化，由相关金融机构根据有关因素自行确定，系争合同不违反金融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3．系争格式条款应受的限制
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对格式条款作了特别限制，一是格式条款的内容应遵循公平原则；二是格式条款的提供方，有提醒对方注意和应对方要求对格式条款予以说明的义务。
本案中，对于银行自行调整利率是否显失公平，根据银行业市场情况，国内外资银行的外币融资主要来自于以下三个渠道：母行（境外）融资；吸收境内居民的外币储蓄存款；同业市场的资金拆借。因此，每家外资银行的融资成本和渠道等均不相同，故每家外资银行给予客户的贷款利率和优惠利率也不尽相同。在此情况下，被告依照涉案贷款合同的约定，根据国际市场状况决定港币贷款利率是否调整以及调整的幅度，并未存在双方利益明显失衡的问题。
对于“提示”和“说明”义务，除醒目标注、充分提示外，银行应结合相对人和条款内容的特殊性，充分考虑国际市场成熟度、客户的认知度，对不同交易对象、不同的免责或限制责任条款，进行不同程度的提示和说明。同时，对于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的重大变化，应及时通过公告、信函、电视广播等合理方式持续披露。本案中，系争条款约定了银行的持续披露义务，银行也通过合理方式予以了履行，原告对此也无异议。
对于客户的质疑，是一种建议，还是具有对等协商性质，构成对银行单方调整权的约束，结合本案来看，客户的质疑是一种提醒和督促，是客户维护自身权益的辅助手段，需要银行的认可和配合才能发挥作用，对银行并无当然的约束力，故在未有明确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的情况下，笔者更倾向于其是一种建议。在本案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当外币同期贷款利率的国际市场发生变动后，原告多次要求被告下调合同项下的港币贷款利率，被告经与原告交涉后，也曾数次下调相关港币贷款利率，一定程度上考虑了原告的利益。
（作者单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第二篇：中字头投资公司投资款专做银行版本委托贷款的说明
《中字头投资公司投资款专做银行版本委托贷款的说明》本资金是专用于银行版本的三方委贷的企业投资资金，资金方是中字头的投资公司。为便于企业了解操作情况，特作此简短说明如下：
1、受托银行：委托银行只能是工、农、中、建四大行支行以上，其他行不做。
2、贷款保证：企业要用股权、项目资产、项目未来收益作为抵押借款保证，要签署4份合同：（1）签署《投资合同》。（2）签署《借款合同》及《抵押合同》。（3）签署银行版本的《委托贷款合同》。（4）所有合同签署都在北京进行完成，与银行签署委托合同在企业方（项目地）进行。
3、贷款期限：2—4年期。
4、资金回报：年12-16%，最终是以项目企业与资方商定的为准。
5、办理费用：一次性综合费用为贷款额的7%（资方5%，资方中介2%，其它中介另议），资方不收取任何前期费用。
6、贷款规模：5000万元—10亿元之间。
7、项目范围：不限，但必须能按期还款，不过企业已投入资产越多越好越优先。
8、操作程序:
我方初审合格后将与申报企业签融资合作协议，然后正式向资方递交申报材料，资方审查通过后我方会及时通知企业并一同到北京与资金方平台及资方办相关手续。资方将根据申报（项目）企业的资料及面谈情况，决定是否需到项目地考察；若考察企业及项目则项目企业需负责第一次差旅食住费用，以后往返费用和评估费用完全由资方自己承担；资方通过项目分析（或考察）确认可以给贷款后，项目企业与资方签署正式借款合同；最后资方去项目企业地与受委托银行签署委托贷款合同。
9、放款时间:合同签订后的十天左右，资金到企业帐。
借款企业全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印2014年月日
第三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中民间借贷合同效力之认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中民间借贷合同效力之认定
【案情】
2007年1月黄某与刘某组建了并未登记注册的某房地产开发公司进行房地产开发。2008年11月黄某与刘某未经有关机关依法批准的情况下，以开发高档住宅小区为为名，以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8倍的高息回报为诱饵，向社会公众吸收存款，并约定在2012年6月一次偿还本金及支付利息。自2008年3月至2010年6月，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2680.36万元人民币。由于未办理合法手续，高档住宅小区开发计划无法进行。2012年9月黄某与刘某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检察机关起诉。案发后，经查黄某与刘某将部分资金用于还借款本息、偿还其他债务、购买车辆以及捐赠给慈禧机构。出借人李某、廖某等50人得知黄某与刘某被司法部门提起公诉后，便一纸诉状将黄某和刘某告上法院，要求两位被告按合同约定偿还本金和支付利息。
【分歧】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告李某、廖某等50人与被告黄某、刘某之间的借贷合同是否有效。第一种意见认为，借款合同无效。理由是整个借贷活动从形式上看似乎合法，但被告黄某和刘某公开向不特定人群进行借贷，并承诺以高利息为回报的行为违反了《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相关规定，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其目的是非法的。原被告之间的借贷行为违反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款“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强制性规定，借贷合同应为无效。第二种意见认为，借款合同有效。虽然被告的借贷行为违反了金融法律法律的相关规定，并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但单个当事人在签订借贷合同时，是基于借贷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且被告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违法犯罪行为与单个借贷行为并不等价，从维护市场诚信和无过错的出借人的合法权益，应认定借款合同有效。第三种意见认为，借贷合同部分有效。虽然被告的借贷行为已经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刑事犯罪，但原、被告之间的借贷行为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至于被告否涉及犯罪，与本案合同纠纷属于两个法律关系，司法部门是否提起公诉，并不影响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审理本案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合同纠纷，也不影响合同效力。但借贷合同约定的利率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高限度，超出部分的利率不予保护。
【分析】 本案中，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理由是：
一、借款人的违法犯罪行为不能否定单个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性。民间借款是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非金融机构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间自愿协商，由出借人向借款人提供资金，借款人在约定期限内归还借款和支付利息的民事行为。我国《民法通则》第90条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要判断一个借贷合同是否合法有效，需考察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意思表示是否真实；二是行为人是否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三是是否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在订立民间借贷合同时，真实意思表示，出借人在出借财物时在主观上没有损害其他合法利益的故意和过错，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虽然本案中的两被告因向社会不特定人群吸收存款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其借款行为的“总和”违反了金融法律法规及刑法的相关规定，其行为受到了法律的否定，但基于合法的单个借款民事关系成立在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形成于后，同一个借款行为不能受到二种不同的法律评价之法理，而不能否定单个的民事借贷行为的效力。例如在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第11期刊登《吴国军诉陈晓富、王克祥记德清县中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担保合同纠纷案》案例认为，民间借贷涉嫌或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合同一方当事人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并不当然影响民间借贷合同及相应的担保合同的效力，如果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理并不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则对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无须中止审理。债务人虽然构成犯罪，但不影响民事法律关系的效力，不存在合同法中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是否构成犯罪是以借款人向数个不特定的人借款，与单个的民间借贷关系并不等价，犯罪行为与合同行为并不重合，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必然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导致合同无效。
对于借贷合同约定的高额利息，由于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的规定，超出此限度的利息不予保护。
二、认定借贷合同有效有利于保护借款人的合法权益和维护市场诚信。当前，民间借贷这种简捷灵活的融资方式极大地方便了人们日常的经济往来，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前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难的难题，对助推中小民营企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常的民间资本流动，其本身是无可非议的，我们不能因借款人在事后吸收了大量的公众存款涉嫌刑事犯罪来否定借贷人先前单个的合法借贷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关系到民商事合同的效力维护以及市场交易的安全和稳定。人民法院应当注意根据《合同法解释(二)》第14条之规定，注意区分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形认定其效力”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要依法认定民间借贷的合同效力，保护合法借贷关系，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确保案件处理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之精神,认定本案的借贷行为有效，既符合诚信、公平原则，也有利于维护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如果不加以区分就以借贷人的行为违法而轻易否定合同的效力，不仅会打击民间资本的正常流动，加剧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难度，而且还会进一步恶化市场诚信，造成诚信危机，影响市场经济的发展。
近年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借贷活动崩盘现象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对于借款人先前的借贷行为效力的认定是当前民商审判中的一个难点问题，此类案件能否得到妥善审理不仅仅是关乎单个债权人利益，更关乎整个社会的和谐安定。因此，在审理此类民事案件时要结合具体情况，认真分析，慎重认定合同的效力，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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