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出版物实行责任校对署名制的意义

第一篇：试析出版物实行责任校对署名制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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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出版物实行责任校对署名制的意义 作者：杨爱东

来源：《编辑之友》2010年第12期

由编校合一到编校分工，既是出版工作中编辑和校对分工更明确的集中体现，又是提高出版物质量的必然要求。“校异同”和“校是非”虽说是校对员的基本职责，但在实际操作中，校对所起的作用有时相当于编辑加工的后续，它为保证出版物在各方面的规范和达标起到了监督和弥补的作用。新闻出版总署1997年颁布的《图书质量保障体系》第十一条规定：“出版社每出一种书，都要指定一名具有专业技术职称的专职校对人员为责任校对，负责校样的文字技术整理工作，监督检查各校次质量，并负责付印样的通读工作。”尽管国家关于出版物的相关政策早就规定了责任校对的职权，但时至2008年年底，遍观国内各大出版社所出图书，署名和未署名责任校对的各有千秋。比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人民出版社等尽管未实行责任校对署名制，但众所周知，这些老牌出版社的图书质量基本都是过硬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清华大学出版社等实行了责任校对署名制，其强势领域图书的高质量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由此可见，署名只是形式而已，它的目的在于提高图书出版质量，防止不合格的出版物出现。如果编校人员加强交流，共同为解决书稿中出现的不同错误而努力，那么，署不署名，的确意义不大。但对于部分出版社来说，署名已成为后期责任追究的有力证据，它对责任校对具有约束力，分解了以前图书质量检查时编辑所承担的全部责任和风险。单从此方面考虑，该制度似乎更加科学化、人性化。

一 当前大多数出版社未实行责任校对署名制的原因

1．“三校一通读”模式中各校次所负责人员的多元化导致责任归属难以单一化

目前，各大出版社采取的校对操作模式主要有基本模式、连校模式、分校模式和人机结合模式等几种，一般较常使用的是分校模式。由于每个人看书稿的角度都有所不同，因而在分配书稿“三校”任务时，往往采取由不同人负责的原则。比如有些出版社，“一校”以责任编辑为主，“二校”或是外校或是社内专职校对，而“三校”则以社内专职校对为主。实行责任校对署名时，一般是指定一位责任校对人员，这就与实际操作中的三位校对人员产生了矛盾。更让人困惑的是，责任校对的责任究竟归哪个校次的人员才算合情合理。另外，由于各校对人员的水平有高低，导致本该一校或二校时就该解决的问题留到了下一校次，这易产生责任后移的现象。尽管在既定文件中规定了每一校次的灭错率，但在实际过程中，谁也不能断定某些错误应该在一校或二校或三校时解决。如果图书质量检查时，发现某些是非错误，把它们归属任何一校次都将面临难以定夺或难以明确具体职责的尴尬困境。

2．所校书稿质量的多层次性导致各责任校对面临的责任风险不一

校对的质量与书稿的编辑加工质量、书稿本身的写作质量以及书稿的排版质量是紧密相连的。假设在排版质量一定的前提下，如果书稿本身的质量就很高，不需要编辑费多少力，那么

校对相应也会很轻松；如果书稿本身的质量很糟糕，无论编辑怎么加工，总会有或多或少的遗留问题，同样的，校对的任何一校次的工作量都不会低。相对于质量好的书稿，责任校对在面临质量较差的书稿时，所负的责任风险将更大。另外，即使有质量好的书稿，如果编辑加工不到位，或者无形中产生因编辑主观臆测而改错的情况，或者由于编辑某些知识盲点的缘故导致原书稿有错而编辑未认识到其错的情况，这也会使责任校对所起的监督和弥补作用更加重要，所担责任也更加艰巨。

3．缺乏明确而公允的质化和量化相结合的指标来评判责任校对以及各校次人员的工作有学者认为，“责任校对也存在被考核的问题，依据原稿，付印样文字差错率的高低就是责任校对工作的最好反映。”此观点有一定道理。责任校对的职责原则上就是要保证消灭排版产生的所有错误，使校样与原稿一致，这仅仅是“校异同”，并且只是校对的职责之一；在实际操作中，编辑加工过的书稿总会遗留或多或少的是非问题。责任校对要发挥专业特长，尽量解决问题或把质疑的问题指出来给编辑解决，这就是“校是非”。前者易于从质化和量化的标准来衡量校对的工作，后者由于受较多的主观判断以及各人的知识储备所起作用的影响，解决问题的质和量难以用一个确定的值来衡量。这就使得责任校对署名制缺乏明确而公允的指标来评判责任校对以及各校次人员的工作，在具体实施时，难以操作。

二 出版社实施责任校对署名制的必要性

1．有利于进一步加强责任校对对书稿质量的关注和跟踪力度

目前，未实施责任校对署名制的出版社，分配书稿各校次的职责往往由校对室或审校部门的负责人来担任。负责人把书稿的各校次分配给外校或专职校对后，各校次的人员往往只对本校次负责，缺乏与其他校次人员的交流和沟通。有时甚至会出现三个校次间重复颠倒修改的情况，这既增加了无用劳动，又给图书增加了出错隐患。但如果实施责任校对署名制后，每部书稿都会有一名责任校对来全程负责和跟踪，该责任校对会主动关注各校次的校对质量，并且将会是最熟悉该书稿各校次校对情况的人，便于编辑随时与之共同探讨和解决各校次的校对提出的质疑问题。责任校对对各校次的检校情况，可以作为校对部门负责人考核各校对员的有力参考。另外，责任校对也可以把各校次的校对情况及时反馈给编辑，以便编辑及时解决质疑的问题。

从出版社长远发展来说，责任校对署名制有利于保证书稿的质量达到最理想的状态。

2．有利于督促编辑和校对加强交流，缓和编校矛盾

编辑和校对由于处于不同的岗位，其接触的人或者所处理的事情也会不尽相同。如果不是书稿要经历“三校一通读”的流程，编辑和校对之间也不会经常接触。在长期的接触过程中，同一个出版社里的编辑和校对往往对彼此的工作态度和质量都有个基本的认识。工作质量高的编辑和校对，常最先引起对方的信任和青睐。反言之，两者之间常存在潜在的矛盾。

在实行责任校对署名制前，出版物质量出现问题时，往往主要由责任编辑来承担。但如果实行责任校对署名制后，编辑和校对都要对出版物的质量负责，两者在“责任大于一切”的事实面前找到了共识，有了一个共同对话的平台。这为其交流和合作奠定了基础，为缓和编校矛盾作了铺垫。

当编辑会选择某个校对为其书稿校对时，校对也可以对某个编辑的书稿说“不”。换言之，随着责任校对署名制的实行，当人们习惯于校对为编辑服务时，也要习惯校对对编辑的选择。两者的双向选择，有利于进一步督促那些工作质量不达标或不尽如人意的编辑和校对，加强自身专业素质的修炼，从而为将来的顺利合作增加可能性。

3．规范并监督部分编辑妄改作者文风或不尊重校对部分工作的需要

由于编辑和校对所关注的焦点不同，导致两者看书稿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在日常工作中，经常会出现编辑不尊重校对的付出而妄改作者文风或改错原文的现象。

比如，有时校对发现了书稿中某处用错了字，并把它改正过来。等到确认时，编辑干脆重新换了一种同义表达。表面看来，编辑似乎在润色原文，但比较原文用词和编辑润色的词，两者只是同义词的不同表达而已，根本没有替换的必要。编辑的修改，反而改变了作者的文风。再比如，在一般人眼里，编辑比校对更权威，毕竟校对的质疑总要得到编辑确认才算合格。但实际上，由于每个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对所有知识都烂熟于心，当然编校人员也不例外，所以他们都有编错或校错的可能。为了减少这种因个人见识所限而产生的差错，呼吁编校人员应加强交流。校对的质疑不应只拘泥于部分确凿的错误，而应该把问题较大的是非错误指出或写成质疑单给编辑。编辑也应该对校对的修改或质疑给予重视，及时反馈确认的结果，如不同意校对的部分修改，应及时与校对交流，便于了解校对修改的初衷，不可只凭主观推断，随意忽略或否认校对的某些修改。这样可避免因编校人员中任何一方理解有误而造成改正为误的情况出现。如果出版社实施责任校对署名制，责任校对在检查校样时，可以规范并监督这种妄改的情况。

三 出版社实施责任校对署名制的可能性

出版物实施责任校对署名制，实际上赋予了责任校对更多潜在的权利。正如《图书质量保障体系》所规定的，责任校对对出版物的校对质量承担主要责任，其职责主要表现在：参与各校次校对。进行文字技术整理。检查校改质量。通读付印样。苏州大学出版社的何桂林先生根据自己的工作实践，认为责任校对只有被赋予如下权利：选人“组阁”、按质量发放校对费用、可选择书稿、参与排版管理等等，才能更好地履行其职责。按照何先生的总结，固然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保证校对的质量。但履行这些权利的前提是，出版社必须有足够负责各个领域不同品种的书稿校对任务的校对人员，不然，仍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了使责任校对署名制具有更大的操作性，笔者试从四个方面来分析其可能性。

1．采用编校双向选择与部门负责人分配相结合的原则来指定某书稿的责任校对

编校双向选择，可以形成编校者之间互相尊重的文化氛围，有利于出版社文化的形成。但这也会产生能者多劳的现象：校对质量高的人，任务繁重；校对质量暂时稍次的人，或许会出现无工空闲的情况。无论是否把工作量与个人利益相挂钩，都会产生消极的影响。比如，前者会激化同事间矛盾，给同事间造成不和谐因素；后者会挫伤校对质量高的人的工作积极性，不利于书稿校对工作的长期顺利进行。

双向选择制尽管可以提倡，但部门负责人一定要适时引导，合理调节和分配书稿责任校对，并督促暂时落后的人尽快提高自身工作质量，以便能适应竞争更加激烈的未来。

2．责任校对在“三校一通读”过程中遵循细校、略校、检校、通校等方式相结合的原则来参与、检查校改质量

由于个人精力和出版时间的限制，责任校对是不可能完全参与“三校一通读”中的“细校”阶段的，其只能参与其中的一个校次，对于其他两个校次，只能采取略校、检校或通校的方式来检查校改情况。由于其有一个校次的参与，因而对书稿有一个熟悉了解的前提，在对其他校次的校改情况作确认时，可以避免因不了解书稿内容而妄加评判的情况出现。同时，在检校过程中，责任校对可估算出一校、二校、三校的灭错率以及各校次所容许的留错率，以备日后考查或审核。

3．责任校对要根据书稿的性质采取不同校对操作模式来提高工作效率

针对不同的书稿，责任校对不能毫无原则地一律采用同一模式。对于主要从事教材、教辅以及学术著作出版的出版社来说，对于不同性质的书稿，要采取不一样的应对措施。

首先，从书稿出版时间加急程度来说，越是急的书稿，越要调动更多人力去负责，可采用连校、共校和通校相结合的方法，即某个校次，几个人分别负责校对同一部书稿的某些部分，等各自部分校对完后，再互换校对另外的部分，从而开始另一校次的工作，最后等大家都校完自己所负责的部分后，由责任校对来通校，以便在文字、格式等方面达到统一。

其次，从书稿内容性质来说，图多于文类或版面文字较少的书稿，可采用连校或人机校对相结合的模式；学术著作类或版面文字较多的书稿，最好采用分校模式，每一校次要由专门的人来负责，责任校对应参与其中的一个校次。

再次，从书稿编辑加工质量高低来说，质量高的书稿，可采用连校模式；质量较低的书稿，最好采用分校模式，以便让不同人从不同角度来灭错，以使书稿错误降到最低点。

综合上述，不管采用何种校对操作模式，每部书稿至少要保证经过“三校一通读”的流程。

4．责任校对年工作量的确定要综合考虑本单位、人、稿件等多方面因素

责任校对年工作量的确定，既不可为了求速求量而忽视校对本身的实际，又不可仅以所校书稿的字数来计总。换言之，不同书稿应有不同的累计字数标准。比如，《上海出版志》第四篇第三章第二节“校对制度”中曾提到“校对数量定额”的问题，主要包括(1)根据本单位稿件的特点，按照正常人的生理功能和平均时速，确定合理的数量定额；(2)根据稿件的难易程度，采取加放字或折减字数的方法，使量化工作趋于合理；(3)将所有非直接校对的工作量按一定比率折合成校对字数；(4)凡因公事、全社性活动、节假日、公休等，可按日定额标准扣除定额。这四方面充分考虑到校对工作的实际，体现了人性化特征。另外，该书还提出，“鉴于责任校对在文字、版式方面所花的劳动较多、责任较大，提倡在版权页上署名，并赠送样书一册；不仅是荣誉，更有利于增强署名者的责任心。”这应该对欲实施责任校对署名制的出版社有一定启发作用。

参考文献：

[1]出版专业实务(中级)[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228-229．

[2][3]何桂林．责任校对职责断想[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1)：136，137，84．

第二篇：实行“三单制”细化责任促落实

实行“三单制”细化责任促落实

为确保“环境建设年”活动做到扎实开展、有序推进、落到实处、取得实效。XX市积极实行 “三单制”，强化“环境建设年”工作目标细化、责任明确、落实到位。

一是在我市重点项目服务工作中实行项目细化落实事项追踪制。制定了“项目细化落实事项清单”，就项目推进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进行分解细化，使每项任务做到有措施、有经办人、有时限、有督促、有反馈。将“清单”作为督办督查和问责依据，从源头上盯住不落实的事，追究不落实的人，实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二是在“环境建设年”工作中实行“工作细化落实事项清单”责任制。要求各牵头单位按照《XX市开展环境建设年活动实施方案》明确的各项工作目标任务，对“环境建设年”工作进行再细化分解，进一步落实责任单位、责任人并明确完成时限，使“环境建设年”工作具体化、责任化、时限化，推动工作落实。三是加强督促落实，制定“XX市环境建设年工作落实反馈单”。市环建办督查组定期或不定期采取多种形式，按照各牵头单位“项目细化落实事项清单”、“工作细化落实事项清单”细化事项落实情况进行经常性的督促检查，就工作落实情况、存在问题、整改建议、整改时限等事项当场填写《反馈单》反馈给责任单位并抓好跟踪督促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