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孔昭绶的“明耻演讲”想到的

第一篇：由孔昭绶的“明耻演讲”想到的

《恰同学少年》是每晚必看的电视剧，特别是“民主教育的先驱”、湖南一师校长孔昭绶的教育方略，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明耻大会的演讲，给了我很多教育思考。温家宝总理3月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提倡教育家办学，鼓励更多的优秀青年终身做教育工作者。”在我看来，孔昭绶应是出色的教育家。

由于篇幅所限，笔者摘选部分演讲辞精彩片断：有一个词，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支那。这是日本对中国的称呼，在日本人嘴里，中国就是支那。我们所有的中国人，都是支那人。那么支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起初我也不清楚，只知道这是自隋朝起，从天竺语摩诃至那中派生的一个对中国的称呼，词意并无褒贬。每次遇到日本人的时候，他们都会说：“看，支那人来了。”他们当时说话的表情，我想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是一种看到了怪物，看到了异类，看到了某种不洁净的东西，看到了一头猪混到人群里，才会表现出的轻蔑和鄙夷。于是我就去查字典，我不相信日本人的字典，我查的是荷兰人出的19XX年的荷兰大百科通用辞典。我查到了，支那：中国的贬义称呼，常用于日本语，亦指愚蠢的，精神有问题的中国人。这就是支那的解释。人，不可不知耻。耻，有个人之耻，国家之耻。德守不坚，学识愚昧，身体衰弱，遭人白眼，乃个人之耻。纲纪扫地，主权外移，疆土日蹙，奴颜卑膝，乃国家之耻。我四万万同胞，如果人人为人所耻，则国家必为人所耻，一个国家被人耻笑，那么个人也将成为被别人耻笑的把柄。支那之耻，无有个人与国家之分，此乃我中华全体之奇耻大辱！

此前，他还因为一位学生扔馒头而召开了隆重的“节俭大会”。与其说这是一篇荡气回肠的演讲，不若说是一位教育家赤诚热血的办学理念，注重“学生学习，道德先行”、“道德成人”。作为学校校长，他本来有很多的行政事务去处理应酬，有很多教育空间去施展，可是他还是抽出时间，为学生进行修身功课教导，将教育定位于“道德本位”，用自己的高屋建瓴为学生指出理想和道德方向，用一腔热血给学生点燃精忠报国的爱国理念。

与其说是一次平常演讲，不若说是校长学术水平和道德水平的展示会，用校长自己渊博学养和道德风范，耳濡目染，耐心雕琢，“学生学习，老师先行”，引导感染学生。校长不仅是行政职务，更是学校的精神灵魂和学术高山，因为只有具备这样的知识水平、人格魅力和影响力，才能提到更好的灯塔效应，带动更多“学生后来者”。

与其说是一次灵魂教育，不如说是视学生为朋友的真情告白，注重“学生学习，平等先行”。校长不仅仅是老师的领导，不仅是制度权威，更是学生们的朋友和温情脉脉的良师。因为只有走进、了解、爱戴学生的校长，才能作出明智、亲民的教育决策，符合学生需要。比如孔昭绶的学生自治就是对学生的自我需要的回应。

想到了我们当今的校长，具有“孔昭绶风度”的能有多少呢？现代校长多成了“企业家”，太注重经济效益，学生的远景发展和道德成人自豪受到忽略，对教师用急功近利的升学率、优秀率考核教师，学生的道德养成、创新精神、实践能力不断萎缩。学校成了工厂，教室成了车间，教师成了流水操作员，学生成了模式产品，学校追分、追率演绎为办学“利润最大化”，导致教育行为日益功利化，导致教育良知和科学规律丧失。

校长成了“外交家”，很多校长不登讲台，不进行学术研究，不接触学生，不进课堂，不接触教育，而多涉足于社交圈结交达官贵人、行政官员，而钻营于本地政策走向和制度漏洞，为学校谋取最大的政策空间和经济空间，导致学校日益成为名利场。

校长成了“权谋家”，大搞一言堂，暗箱操作，污染了校园平等空气。据报道，校长负责制是时下各级各类中小学普遍实行的教育管理方式，可78.7%的教师却认为“校长负责制亟待改革”。其身不正，何以构建和谐发展的教育环境，何以培养学生良好的高尚人格呢？

作为校长的孔昭绶就是一面镜子，值得现代的诸多校长反思、借鉴！ 

第二篇：第一师范孔昭绶校长明耻大会演讲原文

第一师范孔昭绶校长明耻大会演讲原文2007-04-28 12:37第一师范孔昭绶校长明耻大会演讲原文

(电视剧版)

有一个词，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支那。这是日本对中国的称呼，在日本人嘴里，中国就是支那。我们所有的中国人，都是支那人。那么支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起初我也不清楚，只知道这是自隋朝起，从天竺语摩诃至那中派生的一个对中国的称呼，词意并无褒贬。可就在五年前，五年前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日本学校给我准备的学籍表上，填写的就是支那人孔昭绶。每次遇到日本人的时候，他们都会说：“看，支那人来了。”他们当时说话的表情，我想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是一种看到了怪物，看到了异类，看到了某种不洁净的东西，看到了一头猪混到人群里，才会表现出的轻蔑和鄙夷。于是我就去查字典，我不相信日本人的字典，我查的是荷兰人出的1901年的荷兰大百科通用辞典。我查到了，支那：中国的贬义称呼，常用于日本语，亦指愚蠢的，精神有问题的中国人。这就是支那的解释。

耻辱啊！耻辱！

我泱泱大国，巍巍中华，竟成了诸般列强眼中的蛮荒未开化之地。

耻辱啊！我四万万同胞竟成了任其宰割的鱼肉。

人，不可不知耻。耻，有个人之耻，国家之耻。德守不坚，学识愚昧，身体衰弱，遭人白眼，乃个人之耻。纲纪扫地，主权外移，疆土日蹙，奴颜卑膝，乃国家之耻。我四万万同胞，如果人人为人所耻，则国家必为人所耻，一个国家被人耻笑，那么个人也将成为被别人耻笑的把柄。支那之耻，无有个人与国家之分，此乃我中华全体之奇耻大辱！

今日之日本，处心积虑，虎视眈眈，视我中华为其囊中之物，大有灭我而朝食之想，已远非一日。今次，二十一条的强加于我，是欲将我中华亡国灭种的野心赤裸裸地表现。而袁世凯政府呢，曲意承欢，卑躬屈膝，卖国求荣，他直欲将我大好河山，拱手让于日寇，此等卖国行径如我国人仍浑浑噩噩，仍然任其为之，中华灭亡，迫在眉睫！！

夷狄虎视，国之将亡，多少国人痛心疾首，多少国人惶惶不安呢！是啊，大难来临了，国家要亡了，这样的灾难什么时候才是尽头，老天爷为什么不开开眼，劈死这些贪婪的强盗。这些抱怨，这些呼号，我们听过无数回，也说过无数回，可抱怨有什么用呢？我们恨这些强盗，恨得牙痒痒的。可是恨，救不了中国！

大家都知道，南满铁路，东蒙铁路，都归于日本人之手，山东权益也归于日本人之手。要旅顺，要大连，整个长江流域所有的矿产要归日本来开采，一国之政治军事财经各项都要请日本人担任顾问，所有的武器要跟日本去买，就连我中国的警察都要跟日本来合作，这还能算是一个主权国家吗？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局势会这样？国家为什么会落到了如此的地步？

有人说，是因为国势积弱，无力维护自己的利益；有人说，是因为袁世凯政府太腐败，在列强面前，只知一味退让；还有人说，是因为国人太冷漠，仁人志士的呼号像一道道警钟，却难以唤醒他们麻木的心灵。我们坐在这里，痛斥列强，痛斥一切让中国落后挨打受欺负的人和事的时候，你的心中有没有想过，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应该为国家的落后承担些什么样的责任？应该为这个民族的强大和兴盛担负起什么样的义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匹夫不是指除你之外的别人，而是首先应该包括你自己。我们都希望国

家强大，但是我要在这里告戒大家一句：不能光有恨！我们要学会将仇恨埋在心底，把悲愤化为动力，我们要拿出十倍的精神，百倍的努力，卧薪尝胆，发奋图强，振兴中华，做得比任何人更好，更出色，这才是每一个中国人应尽的职责。国家之广设学校，所为何事？我们青年置身于学校，又所为何来？正因为一国之希望，在于青年；一国之未来，要由青年来担当。当此国难之际，我青年学子，责有悠归，更肩负着为国家储备实力的重任。

（这个时候，军队来抓人了。剧中情节：在下考证的城防营营长张自忠带城防营包围了学校，剧中虚构人物---本校学生刘俊卿带特务进入学校，要抓校长。）

不要乱，同学们，同学们。大家不要乱，不要乱，大家不要乱！听我把话说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要抓我孔昭绶吗？我今日走上这个讲台，外面的情况就早已在意料之中，死算什么？感国家之多难，誓九死以不移，虽刀锯鼎镬，又有何辞！人固有一死，死得其所，则不亦快哉！

同学们，一师的老师们，一师的未来，就拜托诸君了，昭绶此去，如沐春风矣！告辞了！

人物考：

孔昭绶（1876-1929）教育家。字明权，号竞成。长沙府浏阳人。1910年毕业于湖南优级师范。留学日本政法大学获法学士学位。1913年任湖南第一师范校长，提倡学生自治和自助创办技能会。因发表反袁檄文，逃亡日本。1916年回国复任一师校长，聘徐特立、杨昌济等任教员，以“明耻”为校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被誉为“民主教育的先驱”。张敬尧据湘，再度被迫辞职。1922年当选湖南省议会副议长。投笔从戎后，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国民政府考试制度史编撰等职。

柳亚子1940年编的《南社社友姓氏录》载：“孔昭绶，字攘夷，号竞存，湖南浏阳人。已故。334。”根据其入社书号为“334”推断：孔昭绶加入南社的时间在1912年10月24日至11月24日之间。在填写入社书之前，孔昭绶就已经参加了南社的活动。1912年9月，陈去病为秋瑾归葬浙江事，从浙江来到湖南长沙，并于9月25日（夏历中秋）在长沙烈士祠举行了南社临时雅集，共有19人出席，孔昭绶也在其列。正当孔昭绶在南社雅集上慷慨演说之时，湖南第一师范的校舍在1910年被愤怒的长沙暴动饥民焚毁后，经大规模复建，新舍于1912年夏季落成，学校于秋季开学时由“衡清试馆”迁回新校园。孔昭绶就是在这样的非常时期，于1913年1月接任第一师范校长的。

1914年1月的一天，汤芗铭派了一个营的兵力包围了第一师范，要逮捕孔昭绶。幸得到汤部中同情者的密报，孔昭绶化装成卖水的人，才从侧门混了出去，旋东渡日本避难，后进东京法政大学学习。（本律师提示：剧中是虚构的一师学生刘俊卿---带兵包围学校者的父亲掩护，与孔校长互换了服装，校长装扮成送水的校工，在长沙城防营长张自忠的关照下，逃离学校）。1915年2月13日（夏历除夕），孔昭绶有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吟诗抒怀，渴望祖国强大。他以《客倭除夕感怀》为题，作诗四首：

太平洋里太平舟，汽笛声声此壮游。一稗海环衣带水，三神山拥暮云秋。鹃因望帝流丹血，乌悯亡燕也白头。故国萧萧无限意，不堪回首望神州。

神仙喜住碧云天，璀璨蓬莱一色鲜。黄土汉家存旧腊，白门倭俗又新年。欧阳酣酒曾歌剑，徐福迴风不引船。五百童男三岛徧，殖民原在美欧先。

扶桑濯罢晓光红，足底云生映日空。九万里遥鲲化北，五千年后鹤还东。触蛮可笑争蜗小，楚汉何曾逐鹿工。醉把全球翻一踢，不教时势有英雄。

大地风云起大争，东西洋卷战涡生。腕挥毕相禁持铁，颈斩楼兰不系缨。秋影远书惊雁断，血痕两剑化龙轻。何时梦也狮王醒，怒向群雄吼一声。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毙命。7月4日，湖南都督汤芗铭被逐，从长沙逃走。谭延闿被北京政府任命为湖南省省长兼督军。孔昭绶再度被谭延闿任命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校长。1917年9月24日，湖南省长公署又委定杨昌济、孔昭绶、胡元、易培基为湖南大学筹备处筹备员。

他第一次在湖南一师主政，提出用严格的规章制度管理学校，全面规定学校的章程。如对学生操行、学业、体格考查的一整套制度，就是在他的主持下制定的。这一时期，一师就制定了统一的校歌、校旗和校服。校歌旨在“唤起学生讲学兴味，并涵养其高尚之思想”。其歌词是：“衡山西，岳麓东，城南讲学峙其中。人可铸，金可熔，丽泽绍高风。多材自昔夸熊封。男儿努力，蔚为万夫雄。”校旗采用红麾、黄膘，蓝绿色的旗面中央置一白色五角星，内镌一黑色“师”宇，作为“代表一师之徽识”，以“唤起学生爱校心”。另外，学生都必须着制服和制帽。制帽上也有镌着“师”字的五角星；制服领章上则缀有“第一师范”4字。这也体现了“唤起学生爱校心”的良苦用心。他还提倡学生自动与自治，创设“技能会”。该会设置11部，确定教员为部长，指导学生开展课外学术、体育活动。对部定学制年限、课程设置，作了适当变通。孔昭绶1914年1月到1916年9月流亡日本期间，一师竟接连换了五任校长，有两任竟然没有超过两个月。

重返一师的孔昭绶，坚持“崇尚民主”的办学方向，采用顺应新文化运动潮流的办学方法，使一师教育有了迅猛的发展。他坚持“有治人然后有治法，然无治法未必有治人”的观点，调整教职员队伍，制定学校规程。重新聘用那些不满汤芗铭统治、富有正义感且具有真才实学的教职员，如方维夏、王邦模（即王季范）、王范、王昌麟任学监，黎景湘任庶务，吴观明任会计，杨昌济任修身教员，徐特立任教育学教员，还聘了美国人饶伯斯、德国人费尔康分别担任英文、音乐教员。新聘用的45名教员，基本都是高等师范毕业并从事过师范教育的专门人才，其中有6人是从英、日留学回国的。孔昭绶还主持制定了一系列学校和教学管理的规章制度。如校务会议和教务会议制度、各类人员职责、教学管理制度和条例、学生管理规章制度等等。特别在学生管理方面，一师采取严格的制度管理和提倡学生自觉、自动、自治相结合，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所谓自觉，主要是指思想和道德修养方面，孔昭绶主张“时时以国耻唤醒学生之自觉心”。制定了以“知耻”为中心，包括“公诚勤俭”诸内容的校训。所谓“知耻”，就是要使人人知“国家之耻”，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而要挽救民族危亡，就必须使“人人之实力充足，而后国家之实力充足”。他认为，学生在德、智、体方面全面发展就是充实自己的实力，因此，促进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就是“根本解决”民族耻辱和民族危机的关键。1917年5月7日，一师召开了国耻日纪念大会，他为激励学生的爱国心和向上精神，在会上作了长时间的演说。经李维汉等四位同学记录、整理成文的“演说词”，达一万三千余字。1915年，孔昭绶正在日本，当听到袁世凯承认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他忍辱含垢，愤不欲生。因而提出：“然往事已矣，来日大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况在青年可不焦思尝胆，求为最后正当之防御与根本上之解决乎！特将当日中日交涉略举其颠末以相告，幸永永勿忘国耻焉。”

所谓自动，主要是指在学习方面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自我钻研精神，要求“各科教授应提倡自动主义”，“务使学生锐意研究，养成自动之能力”。除了在各科教学中重在训练学生的自学和思考能力外，更重要的在于提倡学生在课外利用一切形式围绕教学内容进行自学。孔昭绶于1913年创设的技能会，几经改名，到1916年9月正式定名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友会”。该会“以砥砺道德，研究教育，增进学识，养成职业，锻炼身体，联络感情为宗旨”，“专为补助学校教育而设”。学友会设有教育研究部、演讲部、文学部、书法部、图画部、手工部、音乐部以及各项体育运动部，各部都围绕各科教学展开一系列课外活动。同时，要求学生按自己的志愿，利用课余时间到学校的农场、工场和社会上的商场进行农工商业的实习。同时还“以造就小学教员为目的”，开设了附设小学和工人夜校作为学生进行教育实习和与实践相结合的场所。从1917年开始，一师的工人夜校改归学友会教育研究部负责，由三四年级的学生主办。这也是提倡自动主义的一个成果。一师在实行自动主义教育方面的另一重大举措是从1916年开始实行的修学旅行制度。这是一种综合性的专业训练，“以温习课业，熟悉教育为主旨”。修学旅行除学校每学期集中组织一次外，还提倡学生在寒暑假自动进行。其任务主要有进行各种社会调查和采集各种动、植、矿物标本及古文物等。

所谓自治，主要是指提倡学生自己管理自己。一师一方面对学生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另一方面又给学生以很大的自治权。学友会原来由各科教员担任各部部长，后来改为全部由三四年级的学生担任，并由全体会员大会选举产生。学友会的具体事务都由学生负责办理。特别是一师实行的人物互选制度更是提倡学生自治的一种重要手段。所谓人物互选即每学年由学生按照所定的德、智、体3方面的标准进行一次投票互选人物，作为对学生考核的依据之一。考核的内容分为六项，分别是：敦品（如敦廉耻，尚气节，慎交游，屏外诱）、自治（如守秩序，重礼节，慎言笑）、胆识（如冒险进取，警备非常）、文学（如长于国文词章）、才具（如应变有方，办事精细）、言语（如长于演讲、论辩应对）等。毛泽东在六项评比中名列全校第一。

孔昭绶还特别重视军国民教育。他把国民政府首任教育部长蔡元培提出的“德智军美”这四个字写在礼堂入口处的横匾上。一师体操科“教学要项”第一条就是“采用严格主义，实施军国民教育”，同时体操课还规定了兵式、军事学等教学内容。1916年10月间，孔昭绶亲自给谭延闿写了《呈试办学生课外志愿军文》陈述了试办学生志愿军的四条理由：“一遵照教育部令，宜实施军国民教育也。”“一应世界潮流，宜采用军国民主义也。”“一感受国家刺激，宜提倡尚武精神也。”“一注重师范教育，铸成青年中国，为异日实行征兵之准备也学校挑选体格健壮、品学优良的学生加入志愿军，编制成一个营，营下辖二连，一连三排，一排三班，每班14人，计269人。孔昭绶亲任学生志愿军“总指挥”。一师还非常重视体育工作，基本做到了以体操教学为中心，把体操教学、课外锻炼和运动竞赛结合起来，“庶学生体躯日强，智、德亦因以增进”。体操课程每周4节，每期都开；课外体育锻炼除由学校统一组织课间操外，还由学友会的武术、剑术、架梁、足球等体育活动部组织学生进行身体锻炼；学校还组织各种定期或不定期的体育运动会，并组织学生参加校外的运动会。当时一师的运动水平在湖南省是名列前茅的。1916年12月举行的全省第四次联合运动会上，获奖总人数为405人，其中一师占67名；1917年6月在日本举行第三次远东运动会，湖南省教育会对全省各校运动员进行预选，共选出6名，而一师占四名，总分分别列为第一、三、四、六名。

毛泽东1914年2月从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并入第一师范。1915年学期末，为反对由校长张干提议、省议会作出的要学生缴十元杂费的新规定，一师学生掀起驱逐张干的**。毛泽东在学校后山的君子亭改写一传单，广为散发，历数校长张干办学无方，贻误青年。张干要开除毛泽东等十七名学生，经杨昌济、王季范、袁仲谦等教员劝说作罢。7月，张干被迫辞职。此后的一个学年内，连续三任校长都对毛泽东心怀成见，把他视为“刺头”，备加歧视。1916年夏，就在孔昭绶再任一师校长之初，毛泽东在入学近4年的时候，忿然提出退学申请，以此来抗议校方对民主学风的压制。孔昭绶弄清事情原委后，当面倾听毛泽东的讲述，劝他不要急于作出退学的决断。比毛泽东高两届的朋友萧子升知道孔昭绶原来就在一师甚得人望，也劝毛泽东打消退学的念头。很快，孔昭绶带来的民主教育的自由空气，使毛泽东改变了对一师的看法。孔昭绶两年的校长任期，也成为毛泽东生活道路的转折点。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说：“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度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

孔昭绶在一师开展的考察学生德、智、体优秀的“人物互选”活动，毛泽东总是拔得头筹。1917年6月，全校十一个班四百多人参加选举，选出三十四名。毛泽东得票最多，按考察内容独得六项优秀，其中，言语、敦品两项得票数第一，胆识项得票为他所独有。

孔昭绶重返一师后便开始实行的修学旅行制度，引起了毛泽东浓厚的兴趣。1917年7月中旬至8月中旬，他同萧子升利用暑假的时间步行漫游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历时一个月，行程九百余里。毛泽东在《自传》中这样写道：“我们一文不名地走了这五县，乡下人给我们吃饭和睡觉的地方，不论我们到达什么地方，总是受到欢迎和善遇”。孔昭绶组建一师附属小学为学生进行教育实习和实践。1917年9月，毛泽东便为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国文科二年级写《国文教授案》，并进行教学实习。22日，一师同学李锻纶对毛泽东这次教学实习写有如下评语：“毛君态度、教法、言语均臻完善，惜其立地未能适当耳。”

这期间影响最大的一项革新举措，当首推组织学生课外志愿军。从1916年秋成立之日起，毛泽东就任第一连直属连部上士，除接受军训外，还负责传递上级命令，担任本连一切文牍事务，直至毕业。1917年11月15日，湘督傅良佐同省长周肇祥自长沙出逃，在南北军阀混战，北军败走，南军未到长沙之际，北军溃军王汝贤部在第一师范附近徘徊。全校近一千多名师生员工陷入了紧张慌乱的状态之中。孔昭绶要求全校师生立即作好准备，集体到城东五里的阿弥岭暂时躲避。这时，毛泽东亲自探听溃兵的真实情况，并向孔昭绶提出应急方案：把学生志愿军组织起来，布防学校周围山头。当溃军向北移动时，联络警察分所，利用他们的真枪射击，志愿军放鞭炮助威，高喊“缴枪没事！”溃军不知虚实，惊慌失措，纷纷缴械，由商会出钱遣散。毛泽东果断勇敢、智取溃兵的事，受到全校师生的交口称赞，都夸他“浑身是胆”。孔昭绶为嘉许毛泽东超人的胆略和非凡的组织指挥能力，提升他为一连连长。1918年4月28日，南军马济部攻占湖南醴陵。南北军在醴陵一带进行拉锯战。毛泽东又组织以学生志愿军为基础的警备队，并任队长，带领同学们护卫学校。为了纪念这件事，孔昭绶特命摄影留念，并在这张照片上题词：“戊午上期，本校教职员学生弦歌不辍，几不知有兵祸云。”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作为毛泽东当年带领学生志愿军护校的见证，至今仍陈列在“湖南第一师范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内。孔昭绶还将毛泽东率领学生志愿军智取溃军、组织“警备队”护校等详情一一记入《一师校志》中，连同毛泽东亲笔书写的1917年至1918年间《学友会纪事录》一本、《夜学日志》两本，一起珍藏起来。为后人留下了难得的历史资料。1949年，毛泽东在北京接见当年的老同学时又讲：“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国外留学，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下的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

（本节人物考中，涉及的张自忠、张干、袁吉

六、杨昌济、徐特立、王季范、方维夏、李维汉等，在下在本博客观《恰同学少年》人物考中，分别有考证。）

第三篇：孔昭绶校长激情演讲

《恰同学少年》中孔昭绶校长激情演讲

有一个词，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支那。这是日本对中国的称呼，在日本人嘴里，中国就是支那。我们所有的中国人，都是支那人。那么支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起初我也不清楚，只知道这是自隋朝起，从天竺语摩诃至那中派生的一个对中国的称呼，词意并无褒贬。可就在五年前，五年前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日本学校给我准备的学籍表上，填写的就是支那人孔昭绶。每次遇到日本人的时候，他们都会说：“看，支那人来了。”他们当时说话的表情，我想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是一种看到了怪物，看到了异类，看到了某种不洁净的东西，看到了一头猪混到人群里，才会表现出的轻蔑和鄙夷。于是我就去查字典，我不相信日本人的字典，我查的是荷兰人出的1901年的荷兰大百科通用辞典。我查到了，支那：中国的贬义称呼，常用于日本语，亦指愚蠢的，精神有问题的中国人。这就是支那的解释。耻辱啊！耻辱！我泱泱大国，巍巍中华，竟成了诸般列强眼中的蛮荒未开化之地。耻辱啊！我四万万同胞竟成了任其宰割的鱼肉。人，不可不知耻。耻，有个人之耻，国家之耻。德守不坚，学识愚昧，身体衰弱，遭人白眼，乃个人之耻。纲纪扫地，主权外移，疆土日蹙，奴颜卑膝，乃国家之耻。我四万万同胞，如果人人为人所耻，则国家必为人所耻，一个国家被人耻笑，那么个人也将成为被别人耻笑的把柄。支那之耻，无有个人与国家之分，此乃我中华全体之奇耻大辱！

今日之日本，处心积虑，虎视眈眈，视我中华为其囊中之物，大有灭我而朝食之想，已远非一日。今次，二十一条的强加于我，是欲将我中华亡国灭种的野心赤裸裸地表现。而袁世凯政府呢，曲意承欢，卑躬屈膝，卖国求荣，他直欲将我大好河山，拱手让于日寇，此等卖国行径如我国人仍浑浑噩噩，仍然任其为之，中华灭亡，迫在眉睫！！夷狄虎视，国之将亡，多少国人痛心疾首，多少国人惶惶不安呢！是啊，大难来临了，国家要亡了，这样的灾难什么时候才是尽头，老天爷为什么不开开眼，劈死这些贪婪的强盗。这些抱怨，这些呼号，我们听过无数回，也说过无数回，可抱怨有什么用呢？我们恨这些强盗，恨得牙痒痒的。可是恨，救不了中国！大家都知道，南满铁路，东蒙铁路，都归于日本人之手，山东权益也归于日本人之手。要旅顺，要大连，整个长江流域所有的矿产要归日本来开采，一国之政治军事财经各项都要请日本人担任顾问，所有的武器要跟日本去买，就连我中国的警察都要跟日本来合作，这还能算是一个主权国家吗？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局势会这样？国家为什么会落到了如此的地步？有人说，是因为国势积弱，无力维护自己的利益；有人说，是因为袁世凯政府太腐败，在列强面前，只知一味退让；还有人说，是因为国人太冷漠，仁人志士的呼号像一道道警钟，却难以唤醒他们麻木的心灵。我们坐在这里，痛斥列强，痛斥一切让中国落后挨打受欺负的人和事的时候，你的心中有没有想过，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应该为国家的落后承担些什么样的责任？应该为这个民族的强大和兴盛担负起什么样的义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匹夫不是指除你之外的别人，而是首先应该包括你自己。我们都希望国家强大，但是我要在这里告戒大家一句：不能光有恨！我们要学会将仇恨埋在心底，把悲愤化为动力，我们要拿出十倍的精神，百倍的努力，卧薪尝胆，发奋图强，振兴中华，做得比任何人更好，更出色，这才是每一个中国人应尽的职责。国家之广设学校，所为何事？我们青年置身于学校，又所为何来？正因为一国之希望，在于青年；一国之未来，要由青年来担当。当此国难之际，我青年学子，责有悠归，更肩负着为国家储备实力的重任。

（这个时候，军队来抓人了）

不要乱，同学们，同学们。大家不要乱，不要乱，大家不要乱！听我把话说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要抓我孔昭绶吗？我今日走上这个讲台，外面的情况就早已在意料之中，死算什么？感国家之多难，誓九死以不移，虽刀锯鼎镬，又有何辞！人固有一死，死得其所，则不亦快哉！同学们，一师的老师们，一师的未来，就拜托诸君了，昭绶此去，如沐春风矣！告辞了!

第四篇：国税局知荣明耻八荣八耻演讲

文章标题：国税局知荣明耻八荣八耻演讲

知荣明耻树国税新风

今天，当我穿着这身海一般湛蓝的税服，头顶着闪闪发光的国徵，站在这演讲台上时，我感到异常的激动。十年前，当我带着老师的淳淳教导从学校毕业，穿上这身税服时，我无比的自豪，从此当我每天穿上它时，我都禁不住多看它几眼。或许是关注一下自身作为国税人的形象；也或许是兴奋自己从此可以在国税道路上扬帆起航。但是更重要的是它时不时的让我知道，我是一名国税人，是一名坚守着崇高的道德规范和立志做一名清正廉洁的国税人,我要无愧于这枚闪光的税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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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建设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道德观和人生观就象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一样开始迅速地多元化和发生嬗变。曾几何时，在这个充满金钱物质诱惑的世界面前，在我们的周围，有部分原本坦诚纯净的目光开始变异，或迷惘、或贪婪、或狡诈虚伪，或轻薄狂妄。在这些人的眼里，“诚实”只是窝囊的代名词，“正派”只是无能的表现，而所谓“无私的奉献”则是只有傻瓜才干的事情。于是，追名逐利、损公肥私取代了廉洁奉公；不劳而获，坐享其成取代了艰苦奋斗；弄虚作假、奉承拍马取代了忠厚诚实；在这些人的心目中，是非含混，黑白颠倒,美丑不辩，善恶不分。这种完全颠倒的荣辱观、是非观就像瘟疫一样在我们的社会上蔓延开来。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我身边熟悉的人们突然变得陌生了？我迷茫了，难道自己当初的选择错了吗？难道老师的谆谆教诲过时了吗？难道自己心里固守的那片净土没意义了吗？我陷入了深深地思索：难道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就必然要导致人类思想的萎缩？难道传承数千年的道德文明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必然会黯然失色？不！觉醒是痛苦的，而任凭这种萎缩和堕落则会更加痛苦！现实的耳光有时可能把人打昏，但明智的人们不仅能够醒来而且仍将为之奋斗，因为道德的光辉永远是人类思想的精髓！

就在我迷茫的时候“八荣八耻”犹如一股春风在神州荡漾,深深的震撼着我，使我曾经困惑不知所措的心豁然开朗。它使我明白了什么是“真、善、美"，它让我看清了什么是“假、恶、丑”。胡锦涛总书记的一席话，犹如一声惊雷，唤醒了许许多多懵懂的人们本该固有的正直心和责任心;犹如一场及时雨，荡涤了我们尘封了的心灵;犹如一盏耀眼的明灯，照亮了我心中的那片纯净的天地。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立足中国的现实国情，着眼现代化的发展要求，体现了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它是光辉的，又是朴素的；它是崇高的，又是平凡的；它是理想的，又是现实的。环顾我们身边的世界，那些在内心固守着永恒不变的道德信念的仁人志士们，不正是用他们行动向人们昭示着道德的光辉是那样的耀眼夺目！党的优秀干部孔繁森，为了心中那份厚重的爱，将自己的生命和热血洒在阿里高原；不惜向生命借贷的青年歌手丛飞,10年来倾其所有，资助失学儿童和残疾人；人民的好卫士任长霞，把自己短暂的一生完全献给了公安事业；新时代的中国工人许振超，一年内就两次刷新世界集装箱装卸纪录；扎根高原的将军医生李素芝等等……。

面对他们，谁说构建全社会的荣辱观离我们每一个人还很遥远？在他们身上表现出的朴实之举所折射出的人格力量，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灵魂，审视自己的“荣辱”底线。做为一名税务工作者，我们不仅要将这些感人的故事铭记在心，而是要更加深刻地认识自我，找准我们的位置，重塑我们的灵魂，提高我们的思想境界。要以热爱税收为荣，以危害税收为耻，以优质服务为荣，以衙门作风为耻；要以依法治税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踏实工作为荣，以拈轻怕重为耻；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才能守住本分，守住灵魂，把握自己，才能仰不愧于天，俯不负于地，心底坦荡，海阔天空。

作为经济建设的主力军，共和国的税官，我们渭滨国税人，凭着恢宏的报国志、拳拳的爱国心，热爱税收，廉洁奉公，为国聚财，为民造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多少年来,有多少节假日、公休日，是在工作中度过的，数不清；有多少次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加班加点，说不清；有多少位纳税人受到了热情的接待，记不清。数得清的是：所管辖的万余户纳税人的纳税情况；说得清的是：“为纳税人提供优质、高效服务，再干20年也心甘情愿”的真诚；记得清的是我们为国聚财9.6亿税款都来之不易。服务最优，效率最高，环境最美，形象最好，这就是我们规范服务的目标，诚信治税、阳光办公，对“外树形象，对内练素质”表明了我们要以八荣八耻为行为准则打造一支过硬干部队伍的决心。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亲爱的朋友们，“荣

第五篇：由罗生门想到的---黑泽明《罗生门》观后感

由《罗生门》想到的第一次接触《罗生门》是在初中的时候，当时看的是芥川龙之介的小说，深深地为其冷峻严锐的笔法所折服，为那人性的迅速逆转而唏嘘。之后趁热打铁地找来了黑泽明的电影。虽然电影改编自芥川的另一部名为《莽丛中》的小说，但给人的体悟与触动却是连贯而递进的。

小说中的家将似乎是在瞬间跨过了善恶的界限，无惧地地行起恶来。迅速而直接的叛逆几乎在毫无预兆地情况下将读者拽入了一种无边的黑暗中。电影中似乎采用了更含蓄隐晦更易于接受的方式展现了另一种丑恶。看似憨厚的樵夫，柔弱的女人，正气的武士，谁能从他们声情并茂的证词中分辨出狡黠的虚假？道貌岸然或许更易为人接受，然而臭名昭著的强盗竟也尝试着为自己的名声做最后的美化，这便让人感到诧异了。卡内基在《人性的弱点》里说，无论精英还是强盗，最关注的永远是自己，最想获取的往往是自重感。获得自重感的方式其实很多，但不幸的，大多数人在大多数场合往往选择使用谎言。故事中的人物不多，却也基本涵盖了各种性格。无一例外地，他们都愿意为着自己而掩埋真相。

如果说小说中家将为社会环境与老婆子的话语所激化而行恶尚且是一种极端的特例的话，那电影中表现的则是一种更具普遍性的恶——它扎根于每个人的内心，表现在每个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影片中的让人们各执一词，为了自己的尊严与体面说着各式的谎言。每一个新供词的出现，都在加深着观者的疑惑：既然谎言是普遍存在的，人又要拿什么去评判所谓的真相？又或者，真相本身只是利益各方妥协后的产物，是各类谎言修改整合后的集成体？黑泽明在影片中使用了蒙太奇手法，分镜头的处理在我看来是为观者的心理提供了更大的缓冲空间。然而至樵夫说出真相时，还是让云里雾里的观众猛然一惊。美好社会的期许在这种普遍罪恶的映衬下是多么讽刺的遐想。伪善的面具揭开后，还有多少人有勇气去寻觅所谓的真相？

说到真相的扑朔迷离，其实这方面的感触更多的是在前几天第二次看《罗生门》时得到的。第一次看时焦点更多地落在了影片的新颖形式及艺术效果上，对剧情的理解也只是根据简介顺理成章地定位在对人性丑恶的揭露与批判。现在看来，《罗生门》投射的不是一个一个狭小的时代，而是一个广阔的社会。比如说最近炒得沸沸扬扬的方舟子遇袭事件，虽然事件以肖传国的被捕认罪暂时告一段落，但它代表的两派纷争还远未结束。缠斗十年，肖、方两派人各自以网络、杂志等媒介为根据地互攻互批。相较于《罗生门》中的单纯的言语美化，这场论战更多地带上了激进的攻击色彩，以至于口头交锋最终演变成了现实中的人身攻击。在这场交锋中，观战的人聚焦的重点似乎已不再是真相本身，而是双方谁能拿出更激烈的言辞更刺激眼球的证据。显然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持久战中，媒体们的推波助澜“功不可没”。“罗生门”层出不穷的当代社会，如果说说谎尚可被辩解为“人性与生俱来的先天性弱点”，那么社会评判体系的缺失则可完全归因于公民们后天经营的失败。肖方之争持续这么久，牵涉其中的人从中科院院士到北大哲学教授，但却始终没有一个足够强大的公信机构或个人

去给社会一个合理的论断。相同的诉讼，在不同的地区却得到不同的宣判。法官个人的主管因素自然无可非议，然而事件持续了十年，却始终是舆论混战的局面。拨开迷雾似乎成了一种妄想，也不再有那么多人坚持着去发现真相。社会为谎言所侵蚀是可悲的，然而于这混沌中却连一根足够强大的用于支撑的柱子都没有，这当是尤其可悲的了。

好在影片的结尾，受了触动的樵夫收养了婴儿，行脚僧感动地说：“亏得你，我还是可以相信人了。”这样的结局不失为一种对绝望的救赎。失望而不绝望，这是黑泽明传递出的与芥川龙之介不同的情感。他叫人看到最深的黑暗，但亦不忘投下希望的光。所以，芥川在35岁的时候服药自杀。黑泽明较迟，在61岁时用刮胡刀割了全身21处自杀。但他毕竟是存活了下来，并继续微笑地拍出了《德苏乌札拉》、《影武者》、《乱》等作品。不能说两人的自杀均是为这人世的黑暗所迫，但我总觉得两人的自杀经历有着某种相同的动机，是为了脱离沉重的黑暗，为了坚持自己的某种信念。两个人都不想妥协，不想在泥泞中作过多的挣扎，只想纯粹的以死维持最后的尊严。不同的是，黑泽明最后留下了，他继续进行着他的事业，坚持拍他的宏伟的悲剧。

谎言依旧还在继续，媒体混战依旧未见混淆，罗生门也依旧屹立不倒。但正如行脚僧所言，亏得你，我还是可以相信人了。再黑暗的石缝中也会投进熹微的光。以前听高中老师讲到赖昌星，说他在逃亡前一夜，遇到乞讨者也不允许司机草率打发，而是自己

亲自递去一百块。说这是亡命时对弱者的相惜也好，走私大佬最后不可一世的尊严也好，我宁愿相信老师的说法，赖来自弱势群体，那是藏在他内心深处最后的温情。就凭这人类最本真的温情，我们也不该失了希望。

即使面对再惨淡的前途，人也总还有存在的意义，也总有还继续前进的理由。这便是三次看罗生门后我获得的最大体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