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武大校友对于刘道玉和他那个年代的武大的评价

第一篇：80年代武大校友对于刘道玉和他那个年代的武大的评价

1、方方（著名作家，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中文系）:很庆幸自己求学是在刘道玉时代的武大中文系，而不是现在这个充满市侩气、俗不可耐的文学院（全文见方方博客，方方在转载《武汉大学文学院的一次选择》后面的说得一段话）

2、邹恒甫（经济学家，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本人1987年从哈佛大学回武汉大学讲西方经济学，给刘道玉校长带来许多麻烦，更不用说杨小凯被刘道玉校长送到普林斯顿念书一事。1995年杨小凯在中国讲学还遭到封杀，岂不哀哉！我们这一辈人也只知道一个著名的中国大学校长：刘道玉！（全文见邹恒甫诗作《樱花又一苦劫》1997年3月于华盛顿）

3、自强：你在武汉大学呆的这些时间里，哪一段是最振奋人心的“风云时期”？

李工真（教授，1978年10月考入武汉大学历史学系；1985年7月留校任教）:肯定是刘道玉时期，就是我们那个时期。（见自强新闻《四名师论风云学子,析武大精神》）

4、自强：您认为武汉大学特有的精神是什么？

王三山（刘老校长免职前三年由外校进入武大任教）：我其实真的觉得武大没有什么特有的精神，我倒是很怀念刘道玉校长那时侯的自由的氛围的。（见自强新闻《四名师论风云学子,析武大精神》）

学分制、主辅修制、转学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贷学制等等制度的恢复或建立均出自他（刘道玉）的手笔。武大锐意改革，使当时众多高校所无法企及的，因此才有了“武大是80年代中国的小深圳”的说法。对此，王三山直言那是武大最有活力的一段时期。尽管是由国家分配到武大任教，王三山承认当时武大整个学术影响力很强，学术氛围浓厚，从老师到学生都专心做学问，是个作好学问的地方。（见自强新闻《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武大精神？》）

5、谈到母校，易中天最感谢的是刘道玉：“他是一个非常爱惜人才的校长。”（见楚天都市报《易中天感恩母校武大反感被称“超男” 风格麻辣》

“那时的武汉大学是一个没有学者看官员，只有官员拜学者的氛围，”（见自强新闻《易中天：追忆珞珈山下，重温峥嵘岁月--武汉大学访谈》

“当时胡先生打电话给刘校长说要去向他汇报这件事，刘校长说‘还是我来看你吧。自古没有学者看官员的道理，只有官员拜访学者的道理’”。（见自强新闻易中天：我在珞珈山下的那些日子）

6李为（88年武大研究生毕业）：

在做学生会干部期间，我时常有机会见到校长。记得相见时总不外乎以下几个场合：一是与校方开会，讨论研究生管理的问题。我们提出的要求很多，辩论得很激烈，如发展社团，改善生活设施，丰富文化生活等问题。校方主管部门起初总是反对或托故解释，几个回合下来，轮到校长发言，他总是十分平和地把双方的意见做一个归纳，最后总是站在学生会一边。二是学生宿舍停电。每当停电时，很快就会看到校长在其他干部的簇拥下亲临我们的寒舍。用不了多久，我们的宿舍又成了一个读书的不夜城。三是我们举办社团会议和文艺汇演时，他

会出席并讲话。四是毕业生典礼，他会语重心长的、激情满怀的向毕业生们提出期望。

由于校长总是能倾听学生的意见，我们的学习环境和气氛是十分民主和宽松的。我本科是外语专业的学生，因为当时的武大允许跨专业听课，所以到了武汉大学后常爱去外语学院听课，我还可以去外校听课，我当时每周两个下午都要去中国地质大学听课，考试成绩算入武汉大学研究生的毕业成绩。研究生毕业时我是标准的文理兼学的学生。（见《一蓑烟雨任平生──我所了解的武大前校长刘道玉》）

7、野夫（武大作家班学生）：

犹记*****，先生既只身劝阻学生出校，复联名上书高层开对话之径。孰料后来时事酿成惨祸，先生竟以上书事见罪于有司。于此高压之际，所谓悔过互举以脱罪者多矣，唯先生风骨凛然，不畏威势。一日部署派员令先生去校办谈话，先生谓来人曰：自古只有官拜学者，没有学者拜官。如此节气，试问天下几人曾有？以至后来党员重新登记，先生竟不得过，种种不堪，先生亦至今无悔。

余求学时，久仰先生，于座谈会上远望而未敢亲謦咳。后入囹圄，故旧犹多回避，先生竟率博士探监，且留影合照。又每年捎药食诸物，以为慰藉。余出狱后亦多蒙先生关照，生死肉骨，海天高恩，当世校长，几人能够？（见野夫《大德无言》陈加宽（现复旦大学教授，82年武大硕士毕业，曾任教于武大）：国内形势又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编者注：此处指89年时间，刘校长已经被免职）。我目睹了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又一次遭遇到的麻烦――刘校长的直言给他带来了灾难。当时刘校长在教育界和广大学生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学校当局对他进行了长达数月的批判，他的许多教育思想和重大教育改革措施本来是正确的，可是却成了他的“罪状”。尤其滑稽的是，有两种人批判他让我无法理解：一种人是他亲手提拔起来的中层干部，为了与刘校长划清界线，表现出了特别左的面孔，这些人随着他们以后的升迁而被师生们所鄙视；另一种人在重压之下不得不违心地作出姿态，但他们也未能受到宽恕和信任（见《我与刘道玉校长》）

9、网友：我是武大数学系七七级的学生，每当我想到在母校的日夜，就激动不已，刘道---当时我们就这样称呼我们敬爱的刘道玉校长，是我们这一代人崇敬的伟人！

今天上网，发现sohu有一篇很火的帖子《武汉大学，你凭什么让我爱你？》，作者应

该是我的学弟，初看起来，似乎很是那么回事，说得冠冕堂皇。但是在我看来，这篇文章 的作者似乎在更大程度上是以一种旁观者的姿态来评价和批判武大，而不是以武大的主人 的身份来评价武大。

在武汉大学生活了四年，我热爱我的母校！

大学本科是一个人呆得最久，也是对一个人日后的成长和思想走向影响最大的一个时 期。我在武大受到的本科教育已经深深的融入了我的骨髓，虽然我研究生毕业以后拿着的 不是武大的文凭，但是我一定会很骄傲地告诉任何人我的本科是在武大受的教育，并且很 自豪自己是在一个如此有文化底蕴的学校里面度过人生最鲜丽的年华。

我学的是工科专业，是武大合校之后第一批统一招生进入武大的。入校之后才知道自 己是在原来的武水校区学习。在这里，我们住在几乎是全校（除了樱园之外）最破的八舍。听以前的一些老校友说，我们住的一楼以前只是放工具的不住人的。而且学校里面似乎 也还有四校合并的各种思潮在翻涌。这给了我和我们同学都带来了不小的冲击。颇有一段 时间非常郁闷，但是越到后来我就越感觉到了武大的沉稳、古朴、厚重和一种让人无法言 喻的深深的依恋。

虽然我们合并之后是分校区上课，但是整个武大的学术资源是共享的，我们的培养计 划是整个武大统一制定的。在武大，我们能够选修的人文课程是非常多的，公选课表是厚 厚的一本。我现在还记得大一时候选修《唐诗欣赏》的情景。《唐诗欣赏》是由新闻学院 的李敬一教授开设的。每次上课，我和同学都会提前两到三个小时的时间去教室占位子，虽然是一个500人的大教室，但是每次上课的时候这个阶梯教室的台阶上，教室前牌，拿着 小板凳和直接坐到地上的学生差不多会有三百人左右。李教授讲课的风格特别激昂，引经 据典，信手拈来，仿佛让人回到了那个遥远而让人向往的年代。而且特别注重比较学习，记得《春江花月夜》几乎可以算是他最喜欢的一首诗了，而我，在他的课堂上，不仅学了 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也读到了隋炀帝的《春江花月夜》。而赵林教授开设的《中西 比较哲学》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门公选课。对于文学和哲学的热爱，如果不是在武大，在 于我，是不会如此强烈的。

大学不仅仅教人知识，也是我们走上社会之前的重要的转折点。我在武大一起学习的 同学和从珞珈山水上面认识的校友，将会成为伴我走过我一生的朋友。而我们学院的书记 张长文，他如沐春风的处事态度，对自己的学生的爱护更是让我感动。记得在最后推研的 时间里面，有一次我们和张书记开会时，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我突然就跟他吵了起来（依照后来男生寝室的版本是我把张书记给骂了，我自己认为没有这么严重#_#），后来确实 还后怕了一阵。但是有一次走在路上，张书记却骑一个摩托在身边停住跟我谈推研的后续 事情。那天的事情，他似乎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至于说武大虽然有钱也不改善学生各种条件的人，我可以确认一点，就是，他们从来 没有逛过武大。武测的来樱园、桂圆、梅园、枫园走过，可是来过武水吗？武大本部的，翻过老图来武水的羽毛球场打过球吗？武水的，去过本部的防空洞吗？去过武测的一号楼 吗？去过枫园吗？我们虽然大一的时候住得很差，但是在我们本科四年里面，我们校区相 继盖了1、2、3、15、16、17。差不多六七栋学生公寓，而我们在大四的时候也搬到了公 寓，而且学校现在还在继续兴建学生公寓。在枫园，学校相继盖了法学院、外语学院、文 学院等多栋教学大楼（现在应该已经启用了）。从总体上来说，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是 不错的。

至于武大说自己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大学之一，我想没有几个可以否认的。每年到了三 四月间，我们的宿舍楼下都会开满樱花，主教的后面那一条窄窄的小路两旁，那么烂漫的 樱花，在我们上课时候看着都是享受。更不用说我们去樱花大道和樱顶照相的兴奋了。有 人说樱花是日本侵华的象征，我认为大自然的美景是没有感情色彩的，欣赏美不是我们的 本能么？而且学校的樱花也是中日建交后日本送过来的。至于老图，珞珈山，东湖，这些 地方，都已经浸入我的灵魂，是怎么洗也洗不掉的了。

现在，我已经不在武大念书了。可是，我还是怀念我和同学一起在东湖边吹风的，怀 念我们忽然有一天上完课要跑到水生所的小店去搓一顿的兴奋，怀念在主教五楼读英语的 怡然，怀念我在武大的美好生活。

第二篇：原武大校长刘道玉致清华

 原武大校长刘道玉致清华：什么是一流大学？

清华大学迎来百年华诞的喜庆，我借此机会，向清华大学的师生员工表示衷心的祝贺：祝贺你们在过去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向为这些成就做出贡献者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希望你们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

在中国，清华大学有着“中国麻省理工”之称的美誉，说明贵校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分量。我也一直认为，清华大学是我国重点大学的“排头兵”，是最有希望最早建成的世界一流大学之一。这说明，贵校重任在肩，千万不要辜负了自己所承担的重大使命。

十分巧合的是，今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也迎来了建校150周年的纪念，我看了两校为庆祝校庆的安排，这不能不引起我的反思。据麻省理工学院宣布：“自1月7日至6月5日，将举行一系列盛大的庆祝活动，在持续150天的校庆中，麻省不但要向以往的成就和贡献者致敬，而且将举行严肃的反思活动，思考如何继续走近研究的前沿及世界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

然而，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筹备工作，早在5年以前就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后又改为组织委员会，下设11个专项工作组。此外，还成立了发展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3年以前就开始了1000天的倒计时活动。筹备工作不谓不充分，舆论不谓不大。可是，整个校庆活动依然没有摆脱传统格式化的思维窠臼——大造舆论，邀请名人捧场，极尽评功摆好之能事。自去年以来，该校就开展了“百年赋”、“我爱清华”、“百年清华、行健不息”、“两岸同心”等活动，而且还把舆论造到了国外去了。去年，该校派代表团访日，举行了“东京大学—清华大学周”和“早稻田—清华大学日”活动。在美国的造势的范围更大，先后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举办了“清华周”，在芝加哥大学、麻省理工、哥伦比亚举办了“清华日”，在哈佛大学举办了“清华大学与哈佛大学学生论坛”。

但是，我却没有看到清华大学有任何一项反思活动，更没有像麻省那样“严肃的反思”，这就是清华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之间在思想境界上的巨大差距。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对反思有过很多的论述，他说：“哲学认识的方式只是一种反思”。:因此，反思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工具，要深刻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就必须进行反思。不经过深刻的反思，就不能吸取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就不能认清教育的规律，不能成为一个清醒的领导者，也就不能使我国高等教育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

既然没有看到清华大学的反思，那么我作为一名老年教育工作者，出于责任感的驱使，不妨替你们作一点点反思，但愿是“逆耳的忠言”。

首先，一流大学应当选择什么样的校长？这个问题的答案本来是很清楚的，一流大学应当选择一流的教育家当校长，但是这个问题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各重点大学都没有解决好。为了说明问题，我不得不重提5年前发生在清华的一件事。2005年5月11日，清华大学校长主持台湾亲民party主席宋楚瑜的演讲，演讲完毕赠送礼品时，校长念黄遵宪的《赠梁任父同年》诗时，由于不认识小篆的“侉”字而语塞，并进一步导致举止失措，把赠送礼物说成了“捐赠礼物”，接受对方礼品后又忘记说声“谢谢”。这本来是很庄严的场合，却闹出了大 1 笑话，并遭到了普遍的批评。汉语言文字博大精深，谁都有念错字的时候，我也念过错字。我们无意苛求科学家要会认识篆体字，一定要懂得古诗文，但作为大学校长必须具有较高的人文素质。对此，著名的文化学大师王元化先生在逝世前曾批评说：“大学校长由对人文科学茫然不晓的理科教授担任，而此种现象导致大学文科奄奄无生气，人文精神的失落。”这件事并不能怪罪校长，而只是暴露了我们遴选大学校长标准和方法上存在的问题，如果把遴选校长的权力交给学校的教授委员会，相信他们能够选举出符合教育家标准的校长。

其实，在清华大学的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杰出的校长，如梅贻琦、蒋南翔、刘达、刘冰等，从治校的实践中，他们要么成了学者化的职业校长，或者是革命化的职业校长。梅贻琦先生是留美的物理学博士，他的成名并不是因为他是博士或是院士（逝世前一年台湾中央研究院才授予他院士头衔），而是反映他的教育理念的一句话：“大学乃大师之谓也，而非大楼之谓也”，至今仍然被我国教育界所传诵！这几位校长作为著名的教育家，其业绩和教育思想，都已载入我国高等教育史册。对比起来，自80年代开始，清华大学的历任校长都是院士，他们都是双肩挑的学者，不能专心致志地把全部智慧和精力用于办好学校，因此他们都没有成为有影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85年以前曾说过：“做一个学校的校长，谈何容易！说得小些，他关系到千百人的学业前途；说得大些，他关系到国家与学术之兴衰。这种事业之责任，不值得一个整个（指心无旁骛）的人去担负吗？”问题就在这里，我国现在不仅校长，而且有些部处长也搞双肩挑，他们怎么可能做到“鱼和熊掌二者得兼”呢？因此，清华应当珍惜自己的经验，选拔那些教育家当校长，心无旁骛地领导和管理好学校。也许，也有些院士符合校长的要求，但必须放弃学术研究，要以学校的利益为最高的利益，绝不能利用校长的资源营建个人的学术汕头，像世界那些著名大学校长一样，做一个专心致志的职业化校长。根据过去的经验，从国家部委或省市的领导人中，选拔那些既受过良好教育（假博士不要）又有民主作风的人，到部分大学担任校长，也许比直接从教授中选拔要更好一些。

第二，应当树立什么样的大学精神？在清华大学的介绍中说：“学校精神：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史上，的确存在着怎样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蕴育出了大批翘楚和大师级的人物。可惜，这种精神并没有继承下来，无论是独立也好，或是自由也好，恐怕都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请问：你们对教育部有自己的独立自主权吗？你们又给了学校的教授和学生们多少的独立和自由呢？如果你们真的有独立和自由之精神，那陈丹青先生又怎么会辞职呢？反倒是，他离开清华以后，才真正获得了创作上的独立和自由，这难道不值得你们认真的反思吗？

第三，一流大学应当具有鲜明的特色，绝不能贪大求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特色十分鲜明，她是世界“理工科之王”，她拥有世界独一无二的“媒体实验室”，这是一个被称为“创造的摇篮”的研究机构，专注于发明创造，而非科技产品化的开发。正因为他们注重原创性的研究，所以才发明了世界第一个“旋风电脑”、幽灵隐形轰炸机、第一个拥有人类感情的机器人等成就。同时，他们先后诞生了76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这可能是我国举全国高校之力也无法企及的荣誉。美国其他大学也都各具特色，如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和理论物理，哈佛大学的行政管理，耶鲁大学的法律，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派，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高能物理劳伦斯学派等。

可是，我国大学都追求“大而全”，互相攀比，失去了个性和特色。过去，人们都知道清华大学的建筑系和水利系是赫赫有名的，可是现在不知道什么是清华的特色。据介绍，清华大学的重点学科有49个，拥有全国第一的学科就有38个之多，重点多了就没有重点，这 2 是人所共知的道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没有被认为最吃香的医学院、法学院和商学院，尽管有人建议要办这些学院，可是校长雪莉-帝尔曼却说：“，正因为我们不需什么都做，我们才能够集中所有精力和资源来干两件事，一是非常严格的本科生教育，二是非常学术化的研究生教育。我们把这两件事做到了极致。我们认为，小就是美！”1997年该校数学家安德鲁-怀尔斯足不出户，用7年时间证明了困扰世界数学界358年的费马大定理，从而创造了世界学术界的奇迹！这才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本色，我们应当反思“大而全”的办学模式，不走出“大而全”的误区，我们最终可能建设不出真正达到美国研究型那样一流水平的大学。

第四，世界一流大学应具有什么样的学风？20世纪初，是清华大学的黄金时代，当时的国学院拥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四位大师，他们年龄都在五十岁以下，都正值风华正茂。王国维先生在逝世前，曾出版了他的《人间词话》，在谈到治学的精神时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这是王国维先生和那时一代学者治学的学风。“独上高楼”是什么意思？就是进入“象牙塔”，像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所说：“树立以学术为终身志业”的志向，只有这种精神，才能从事高深学问之研究。当今，我们的大学做不出传承千百年的学术成就，就是缺少了这种精神。王国维和他提出的这种学风，正是清华大学的精神财富，难道不应该反思和继承吗？

去年，曾有学者质疑贵校一位文学教授有学术剽窃之嫌，尽管学术界不停的呼吁清华大学成立调查委员会，但贵校态度一直暧昧。对待学术抄袭和剽窃，决不能姑息迁就，必须旗帜鲜明地查处，要不然怎么体现你们严谨治学的学风呢？另外，必须树立实事求是的态度，拒绝一切形式主义，不能把国外退休的名家或ZF的高官聘请到学校装饰门面，把他们供奉起来养尊处优，这种做法只会有害而无益处。在《参考消息》上，清华大学是作广告最多的大学，凡是广告都吹嘘或夸大其词，这是与严谨学风相悖的，必须制止以赢利为目的的广告。

第五，精英大学必须远离实用主义的办学方向。精英大学贵在精，贵在致力于高深学问的研究，清华大学应当是这类大学的佼佼者。什么是高深的学问？它是指影响世界未来的前沿问题，能够传承百年、千年的学问，能够引起科学和技术领域哥白尼式革命的重大发明和创造。为了实现这样的目的，在科学研究中，必须放弃急功近利和立竿见影的指导思想，在探索未知的道路上，要耐得住寂寞，发扬安贫乐道的精神。德国著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曾说：“当大学决心于经常为国家和社会利益集团服务的方针的时候，马上就背叛了学术工作和科学自身。大学如果确定了这样的目标，无疑等同于自杀。”本来，大学是分为精英型的和大众化型的，也有纯学术性的和应用型之分。我理解阿伦特的话，是针对极少数精英大学而言的，这是繁荣学术的需要。如果这样理解是正确的话，我认为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极少数重点大学，应当放弃实用主义的办学方向，这是使我国科学跻身于世界先进之林的需要！

在清华大学校园里，竖立着一方石碑，上面镌刻着“行胜于言”的警句，这被认为是该校的校风。这句话当然是正确的，反映了实践第一的认识论，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本叫陶知行，为了表达他的教育理念，索性把名字改成了陶行知。我个人切身感受到清华大学毕业生的务实精神，兴许这正是该校出现了70位亿万富翁的主要原因。

但是，从创造学的原理来看，任何一项重大的科学发明创造，最初都源于一个新思想或稀奇古怪主意的诞生。可以肯定的说，没有怪异的想法或求异的思想躁动，就不可能从事发 3 明创造。因此，我认为仅仅强调“行胜于言”是不够的，它可能导致师生“形而上”的思维贫乏，从而窒息了青年人的想象力。正因为如此，在解放后的60多年里，清华大学没有产生有影响的著名思想家。在未来的30年（一代人），能否产生一批思想和学术大师，这将是决定清华大学能否成为真正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我顺便强调一下，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一定要摒弃我国只注意硬件（各种硬性指标的统计）的观念，必须重视一流水平大学的质量标准，不能像某重点大学party委书记所说，他的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具有相似性，所以就能够很快的建成一流大学。这完全是误导，相似性仅仅只是按照形式比较，如果没有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质内涵，如众多的诺贝尔奖和世界各学科大奖的获得者，没有一批学术大师，没有几个科学学派，培养不出大批的杰出人才，尽管各项硬件指标上去了，但仍然不能称为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作为一个局外人，我的观察和反思只不过是一点皮毛，更重要的和有价值的反思，必须由局内人士来作。借百年校庆之机，希望清华大学发动群众，进行深入和广泛而严肃的反思，总结出有益的经验和教训，站在更高的起点上，敢于否定自我，善于不断的超越自我。

为了再次说明反思的必要性，我不妨引用哈佛大学女校长德鲁-福斯特在3年前就职典礼上的一段话，她说：一所大学，既要回头看，也要向前看，其看的方法必须——也应该——与大众当下所关心或是所要求的相对立。大学是要对永恒做出承诺。” 她勾画出了一流大学的精神，阐明了反思（即回头看）的重要性，也指出了看问题的方法必须与当下关心的功利主义相对立。这是多么高屋建瓴的办学理念，我国如果要想真正地建成几所世界一流达到大学，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极少数几所大学，应该给自己准确的定位，走出为国家眼前经济建设服务的传统思维，走进象牙之塔，致力于解决50年甚至一百年以后的重大课题。至于为经济建设服务，则是众多的普通大学或者技术学院能够而必须承担的任务，而一流大学应当肩负起提高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任务。

第三篇：原武大校长刘道玉给清华大学的公开信

清华，您好！

清华大学即将迎来百年华诞的喜庆，我借此机会，向清华大学的师生员工表示衷心的祝贺：祝贺你们在过去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向为这些成就做出贡献者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希望你们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

在中国，清华大学有着“中国麻省理工”之称的美誉，说明贵校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分量。我也一直认为，清华大学是我国重点大学的“排头兵”，是最有希望最早建成的世界一流大学之一。这说明，贵校重任在肩，千万不要辜负了自己所承担的重大使命。

十分巧合的是，今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也迎来了建校150周年的纪念，我看了两校为庆祝校庆的安排，这不能不引起我的反思。据麻省理工学院宣布：“自1月7日至6月5日，将举行一系列盛大的庆祝活动，在持续150天的校庆中，麻省不但要向以往的成就和贡献者致敬，而且将举行严肃的反思活动，思考如何继续走近研究的前沿及世界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

然而，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筹备工作，早在5年以前就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后又改为组织委员会，下设11个专项工作组。此外，还成立了发展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3年以前就开始了1000天的倒计时活动。筹备工作不谓不充分，舆论不谓不大。可是，整个校庆活动依然没有摆脱传统格式化的思维窠臼——大造舆论，邀请名人捧场，极尽评功摆好之能事。自去年以来，该校就开展了“百年赋”、“我爱清华”、“百年清华、行健不息”、“两岸同心”等活动，而且还把舆论造到了国外去了。去年，该校派代表团访日，举行了“东京大学—清华大学周”和“早稻田—清华大学日”活动。在美国的造势的范围更大，先后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举办了“清华周”，在芝加哥大学、麻省理工、哥伦比亚举办了“清华日”，在哈佛大学举办了“清华大学与哈佛大学学生论坛”。

但是，我却没有看到清华大学有任何一项反思活动，更没有像麻省那样“严肃的反思”，这就是清华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之间在思想境界上的巨大差距。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对反思有过很多的论述，他说：“哲学认识的方式只是一种反思”。因此，反思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工具，要深刻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就必须进行反思。不经过深刻的反思，就不能吸取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就不能认清教育的规律，不能成为一个清醒的领导者，也就不能使我国高等教育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

既然没有看到清华大学的反思，那么我作为一名老年教育工作者，出于责任感的驱使，不妨替你们作一点点反思，但愿是“逆耳的忠言”。

首先，一流大学应当选择什么样的校长？这个问题的答案本来是很清楚的，一流大学应当选择一流的教育家当校长，但是这个问题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各重点大学都没有解决好。为了说明问题，我不得不重提5年前发生在清华的一件事。2005年5月11日，清华大学校长主持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演讲，演讲完毕赠送礼品时，校长念黄遵宪的《赠梁任父同年》诗时，由于不认识小篆的“侉”字而语塞，并进一步导致举止失措，把赠送礼物说成了“捐赠礼物”，接受对方礼品后又忘记说声“谢谢”。这本来是很庄严的场合，却闹出了大笑话，并遭到了普遍的批评。汉语言文字博大精深，谁都有念错字的时候，我也念过错字。我们无意苛求科学家要会认识篆体字，一定要懂得古诗文，但作为大学校长必须具有较高的人文素质。对此，著名的文化学大师王元化先生在逝世前曾批评说：“大学校长由对人文科学茫然不晓的理科教授担任，而此种现象导致大学文科奄奄无生气，人文精神的失落。”这件事并不能怪罪校长，而只是暴露了我们遴选大学校长标准和方法上存在的问题，如果把遴选校长的权力交给学校的教授委员会，相信他们能够选举出符合教育家标准的校长。

其实，在清华大学的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杰出的校长，如梅贻琦、蒋南翔、刘达、刘冰等，从治校的实践中，他们要么成了学者化的职业校长，或者是革命化的职业校长。梅贻琦先生是留美的物理学博士，他的成名并不是因为他是博士或是院士（逝世前一年台湾中央

研究院才授予他院士头衔），而是反映他的教育理念的一句话：“大学乃大师之谓也，而非大楼之谓也”，至今仍然被我国教育界所传诵！这几位校长作为著名的教育家，其业绩和教育思想，都已载入我国高等教育史册。对比起来，自80年代开始，清华大学的历任校长都是院士，他们都是双肩挑的学者，不能专心致志地把全部智慧和精力用于办好学校，因此他们都没有成为有影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85年以前曾说过：“做一个学校的校长，谈何容易！说得小些，他关系到千百人的学业前途；说得大些，他关系到国家与学术之兴衰。这种事业之责任，不值得一个整个（指心无旁骛）的人去担负吗？”问题就在这里，我国现在不仅校长，而且有些部处长也搞双肩挑，他们怎么可能做到“鱼和熊掌二者得兼”呢？因此，清华应当珍惜自己的经验，选拔那些教育家当校长，心无旁骛地领导和管理好学校。也许，也有些院士符合校长的要求，但必须放弃学术研究，要以学校的利益为最高的利益，绝不能利用校长的资源营建个人的学术汕头，像世界那些著名大学校长一样，做一个专心致志的职业化校长。根据过去的经验，从国家部委或省市的领导人中，选拔那些既受过良好教育（假博士不要）又有民主作风的人，到部分大学担任校长，也许比直接从教授中选拔要更好一些。第二，应当树立什么样的大学精神？在清华大学的介绍中说：“学校精神：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史上，的确存在着怎样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蕴育出了大批翘楚和大师级的人物。可惜，这种精神并没有继承下来，无论是独立也好，或是自由也好，恐怕都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请问：你们对教育部有自己的独立自主权吗？你们又给了学校的教授和学生们多少的独立和自由呢？如果你们真的有独立和自由之精神，那陈丹青先生又怎么会辞职呢？反倒是，他离开清华以后，才真正获得了创作上的独立和自由，这难道不值得你们认真的反思吗？

第三，一流大学应当具有鲜明的特色，绝不能贪大求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特色十分鲜明，她是世界“理工科之王”，她拥有世界独一无二的“媒体实验室”，这是一个被称为“创造的摇篮”的研究机构，专注于发明创造，而非科技产品化的开发。正因为他们注重原创性的研究，所以才发明了世界第一个“旋风电脑”、幽灵隐形轰炸机、第一个拥有人类感情的机器人等成就。同时，他们先后诞生了76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这可能是我国举全国高校之力也无法企及的荣誉。美国其他大学也都各具特色，如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和理论物理，哈佛大学的行政管理，耶鲁大学的法律，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派，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高能物理劳伦斯学派等。

可是，我国大学都追求“大而全”，互相攀比，失去了个性和特色。过去，人们都知道清华大学的建筑系和水利系是赫赫有名的，可是现在不知道什么是清华的特色。据介绍，清华大学的重点学科有49个，拥有全国第一的学科就有38个之多，重点多了就没有重点，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没有被认为最吃香的医学院、法学院和商学院，尽管有人建议要办这些学院，可是校长雪莉-帝尔曼却说：“，正因为我们不需什么都做，我们才能够集中所有精力和资源来干两件事，一是非常严格的本科生教育，二是非常学术化的研究生教育。我们把这两件事做到了极致。我们认为，小就是美！”1997年该校数学家安德鲁-怀尔斯足不出户，用7年时间证明了困扰世界数学界358年的费马大定理，从而创造了世界学术界的奇迹！这才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本色，我们应当反思“大而全”的办学模式，不走出“大而全”的误区，我们最终可能建设不出真正达到美国研究型那样一流水平的大学。

第四，世界一流大学应具有什么样的学风？20世纪初，是清华大学的黄金时代，当时的国学院拥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四位大师，他们年龄都在五十岁以下，都正值风华正茂。王国维先生在逝世前，曾出版了他的《人间词话》，在谈到治学的精神时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这是王国维先生和那时一代学者治学的学

风。“独上高楼”是什么意思？就是进入“象牙塔”，像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所说：“树立以学术为终身志业”的志向，只有这种精神，才能从事高深学问之研究。当今，我们的大学做不出传承千百年的学术成就，就是缺少了这种精神。王国维和他提出的这种学风，正是清华大学的精神财富，难道不应该反思和继承吗？

去年，曾有学者质疑贵校一位文学教授有学术剽窃之嫌，尽管学术界不停的呼吁清华大学成立调查委员会，但贵校态度一直暧昧。对待学术抄袭和剽窃，决不能姑息迁就，必须旗帜鲜明地查处，要不然怎么体现你们严谨治学的学风呢？另外，必须树立实事求是的态度，拒绝一切形式主义，不能把国外退休的名家或ZF的高官聘请到学校装饰门面，把他们供奉起来养尊处优，这种做法只会有害而无益处。在《参考消息》上，清华大学是作广告最多的大学，凡是广告都吹嘘或夸大其词，这是与严谨学风相悖的，必须制止以赢利为目的的广告。第五，精英大学必须远离实用主义的办学方向。精英大学贵在精，贵在致力于高深学问的研究，清华大学应当是这类大学的佼佼者。什么是高深的学问？它是指影响世界未来的前沿问题，能够传承百年、千年的学问，能够引起科学和技术领域哥白尼式革命的重大发明和创造。为了实现这样的目的，在科学研究中，必须放弃急功近利和立竿见影的指导思想，在探索未知的道路上，要耐得住寂寞，发扬安贫乐道的精神。德国著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曾说：“当大学决心于经常为国家和社会利益集团服务的方针的时候，马上就背叛了学术工作和科学自身。大学如果确定了这样的目标，无疑等同于自杀。”本来，大学是分为精英型的和大众化型的，也有纯学术性的和应用型之分。我理解阿伦特的话，是针对极少数精英大学而言的，这是繁荣学术的需要。如果这样理解是正确的话，我认为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极少数重点大学，应当放弃实用主义的办学方向，这是使我国科学跻身于世界先进之林的需要！在清华大学校园里，竖立着一方石碑，上面镌刻着“行胜于言”的警句，这被认为是该校的校风。这句话当然是正确的，反映了实践第一的认识论，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本叫陶知行，为了表达他的教育理念，索性把名字改成了陶行知。我个人切身感受到清华大学毕业生的务实精神，兴许这正是该校出现了70位亿万富翁的主要原因。

但是，从创造学的原理来看，任何一项重大的科学发明创造，最初都源于一个新思想或稀奇古怪主意的诞生。可以肯定的说，没有怪异的想法或求异的思想躁动，就不可能从事发明创造。因此，我认为仅仅强调“行胜于言”是不够的，它可能导致师生“形而上”的思维贫乏，从而窒息了青年人的想象力。正因为如此，在解放后的60多年里，清华大学没有产生有影响的著名思想家。在未来的30年（一代人），能否产生一批思想和学术大师，这将是决定清华大学能否成为真正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我顺便强调一下，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一定要摒弃我国只注意硬件（各种硬性指标的统计）的观念，必须重视一流水平大学的质量标准，不能像某重点大学党委书记所说，他的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具有相似性，所以就能够很快的建成一流大学。这完全是误导，相似性仅仅只是按照形式比较，如果没有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质内涵，如众多的诺贝尔奖和世界各学科大奖的获得者，没有一批学术大师，没有几个科学学派，培养不出大批的杰出人才，尽管各项硬件指标上去了，但仍然不能称为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作为一个局外人，我的观察和反思只不过是一点皮毛，更重要的和有价值的反思，必须由局内人士来作。借百年校庆之机，希望清华大学发动群众，进行深入和广泛而严肃的反思，总结出有益的经验和教训，站在更高的起点上，敢于否定自我，善于不断的超越自我。为了再次说明反思的必要性，我不妨引用哈佛大学女校长德鲁-福斯特在3年前就职典礼上的一段话，她说：一所大学，既要回头看，也要向前看，其看的方法必须——也应该——与大众当下所关心或是所要求的相对立。大学是要对永恒做出承诺。” 她勾画出了一流大学的精神，阐明了反思（即回头看）的重要性，也指出了看问题的方法必须与当下关心的功利主义相对立。这是多么高屋建瓴的办学理念，我国如果要想真正地建成几所世界一流达到大

学，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极少数几所大学，应该给自己准确的定位，走出为国家眼前经济建设服务的传统思维，走进象牙之塔，致力于解决50年甚至一百年以后的重大课题。至于为经济建设服务，则是众多的普通大学或者技术学院能够而必须承担的任务，而一流大学应当肩负起提高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