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制度变迁下农户林业生产行为研究

第一篇：产权制度变迁下农户林业生产行为研究

产权制度变迁下农户林业生产行为研究

作者：王洪玉 翟印礼来源：农业经济2009年第3期

摘要：一直以来，产权制度成为制约集体林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阐述集体林地产权制度变迁的过程及特点，分析了产权稳定性和产权结构变化对农户林业生产行为的影响，并总结了集体林产权制度变迁为林业制度创新带来的启示。

关键词：产权制度变迁农户生产行为 集体林

林地资源能否实现合理、高效的利用，对于我国林业发展、生态环境建设和山区农民生活水平提高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直以来，相对于自然条件、资金投入、技术进步等因素，人们愈来愈感觉到产权制度对于林业发展的重要性。尽管如此，目前对于林地产权制度的研究偏重于探讨特定林地产权制度本身，忽视了林地产权制度变迁中产权稳定性和产权结构变化对于产权主体行为的影响。因此，本文通过阐述集体林地产权制度变迁的过程及特点，深入研究产权稳定性和产权结构变化对产权主体行为的影响就显得非常有意义。为此，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产权制度变迁下农户林业生产行为进行研究，以期为今后我国林地产权制度的完善提供探索方向。

一、产权制度的基本理论

产权制度是制度集合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制度。经济学中的问题，实际上是产权应该如何界定与交换以及采取什么样的形式的问题。产权是一组权利束，包括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不同权利束的排列与组合决定了产权的性质及结构。新制度经济学强调所有权、激励和经济行为的内在关系，认为产权制度对资源使用决策的动机有重要影响，并因此影响经济行为和经济绩效。产权通过一些重要途径来影响经济行为，排他性激励着拥有财产的人将之用于带来最高价值的用途，可转让性促使资源从低生产力所有者向高生产力所有者转移。产权的非排他性是产生“外部性”和“搭便车”现象的主要根源。缺乏排他性权利和不能按市场出清价格进行交换相联系的资源再配置，可归因于产权组合的这些限制带来交易费用的增大。因此，一个完整的产权必须包括排他的使用权、自由的转让权和独享的收益权，三者缺一不可。交易费用是人们用于创造、确定和保护产权的费用。“产权”和“交易费用”在产权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已经成为了两个等价的概念。科斯定理表明，在市场交换中，若交易费用为零，那么产权对资源配置的效率就没有影响；如果交易费用大于零，那么产权的界定、转让及安排都会影响产出与资源配置的效率。产权和交易费用的关系是：产权越清晰、稳定、对权利束的限制越小，交易费用就越低；反之，产权越模糊、多变、对权利束的限制越大，交易费用越高。

二、集体林产权制度变迁的过程及特点世纪80 年代以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主要经历了林业“三定”、林权主体多元化和林权全面改革三个阶段，各阶段的具体情况及特点如下：

（一）林业“三定”时期世纪80 年代初期，在农村土地改革的推动下，开展了以划定自留山、责任山和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为内容的林业“三定”工作。然而，林业上的分林到户政策并没有像农业上进行的那样彻底，1984 年基本就停止运作了，有些地区甚至将分下去的林地又收了回来。

截至1983 年，辽宁省61个县（区），基本完成林业“三定”工作的有40 个县（区），占65.5%，给124 万户社员划分了1106.75 万亩自留山，为4596.32 万亩林业用地、71885.64 万株林木发了林权证。但这一改革并没有成功，主要原因是：一是当时市场经济的秩序还未建立，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木材及林产品实行统购统销，价格相对较低。1980 年，木材平均价格87 元/ 立方米。二是林业经营周期长，见效慢，而简单照搬农村耕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做法，忽视了当时的经济条件和林业生产规律，配套改革跟不上。三是林业税费负担过重，农民经营林业交完税费后，收益十分有限。1983 年我国开始实行利改税政策，总的精神是逐步增加税种、国家扩大前执行的稳定收入。实行利改税之后，林区的税费开始有所增加。四是农民对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充满怀疑，农民担心林业政策多变，出现了不种树，只砍树的现象，一度出现乱砍滥伐的严重局面，山林资源遭到严重破坏。据统计，1982-1983 年，辽宁省乱砍乱伐森林面积达3.07 万亩，乱砍乱伐森林件数达3.34 万件。

（二）林权主体多元化时期世纪90 年代初开始了村集体将森林控制权（部分或全部）逐步通过股份合作制、荒山拍卖和林地租赁等方式将森林转移到村庄外个人与组织或村庄内少数人手中。这一时期的集体产权由家庭经营、股份经营、合办林场、专业户造林（或管理）、国家与乡村（或个体）联营等多种林业公有产权，形成多种形式并存的格局。这一时期，辽宁省组建股份合作制林场达300 多处，经营面积为1072 万亩，占l4.6％；1991 年至1997年林木有偿转让交易发展最为迅速，6 年间共发生转让面积达1167 万hm2 , 交易金额达几亿元。这一阶段的改革存在很多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产权不清。相当一部分林地、森林、林木尚未完成确权发证，所有权尤其是使用权和收益权模糊不清，存在无主山、无主林现象。二是利益分配不明确。林地产权不清导致林地、林木经营与农户的切身利益联系不紧密，经营管护的积极性不高。作为集体林产权所有者的农民在集体林产权制度安排与变迁中缺乏主动权和能动性。三是政府对集体林产权制度安排与变迁干预过多过滥，政府插手集体林产权制度安排与选择的具体事务。四是家庭经营虽然具有委托———代理内置化等优势，但是由于林地细碎化以及每个家庭林地面积小，增加作业与管理成本，难以实现规模效益。五是林地流转不规范，签订的山林承包合同大多数不规范，如有的合同无违约责任条款，有的合同标底不明确，有的合同无数量指标，有的合同无交款时间，有的拍卖价格明显偏低等。一些乡镇干部、村庄精英和林业大户利用信息优势和专业知识，先行承包集体林地，购买山林所有权，一些地区出现了“干部林”。

（三）全面改革时期

200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决定》颁布后，促进了以产权制度为核心的林业各项改革。福建省在全国率先开展了以“明晰所有权、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确保收益权”为主要内容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为南方集体林区改革和发展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2004 年、2005 年，江西和辽宁省也相继开展了以“明晰产权、放活经营、规范流转”为主要内容的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这一改革是20 世纪80 年代林业“三定”产权制度安排的延续与完善。相对于前两次改革，本次林权改革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明晰产权。明晰产权就是在坚持集体林地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依法将林地承包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通过家庭承包经营方式落实到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确立

农民作为林地承包经营权人的主体地位。通过确权发证，确定70 年承包期限，承包期届满，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继续承包，发出了党的农村政策长久不变、永久不变的强烈信号，帮助农民形成对收益的稳定预期，提高农户参与林业生产的积极性。二是以“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确保收益权”为目标的配套改革。集体林权改革后，各地开展了完善木材采伐管理制度、规范林地林木流转制度、建立支持集体林业发展的公共财政制度、完善林业投融资政策以及健全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五个方面的改革。

三、产权制度变迁对农户林业生产行为的影响

（一）产权不稳定性对农户林业生产行为的影响

从集体林产权制度演变的过程来看，我国林业产权制度极不稳定，主要表现在：一是多变反复的政策以及政府态度的摇摆不定，使得农户对政府政策缺乏信任，社会对林业产权缺乏认可。除产权政策外，我国木材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也出现了政策反复，1985 年全国集体林区进行了木材市场开放，1987年又改为独家经营，1993 年又重新开放，这些政策也加剧了产权的不稳定性。二是林业承包期限短，难以适用林业生产的要求。2003 年林权改革将林地承包期延长到70 年，而在此之前承包期限最多30 年，有的荒山和河滩地只有10 年左右，对于有的树种来说还不到一个轮伐期，产权期限短限制了林业生产长期投入。三是由于产权不明晰及多次改革存在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群众之间、村落之间产生争夺森林资源的矛盾，造成林权纠纷，这些纠纷长期得不到解决，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产权的不稳定性。

林业产权的不稳定性极大的降低了农户林业投资的积极性，使得毁林现象普遍。主要的原因是：首先，产权的不稳定性降低了农户林业投资的收益预期。这是因为农户林业投资的预期收益取决于产出和成本，而成本包括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一旦国家政策变化，分散的小农处于不利的谈判地位，较高的交易成本使得农户的预期收益大大降低，或者根本无法得到由产权变动带来的投资损失的补偿。其次，计划经济体制或市场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农户无法通过市场交易将林地投资价值化，降低不确定性和风险。在林业“三定”时期，农户担心林业政策多变时，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农户无法通过森林资源流转等方式获得林地投资的补偿，只能采取了极端的毁林现象，这是农户在面临林地很可能被收回去这一巨大风险的情况下的唯一选择。因此，发达的林业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产权的不稳定性。最后，产权不稳定性会产生示范效应。不稳定产权的负面影响并不局限于那些在调整中利益受损的农户，而且会对周围其他农户有影响，他们可能会持币观望，减少林业投资。

（二）产权结构对农户林业生产行为的影响

从集体林产权制度变迁的过程来，林业产权受到了很多约束和限制，表现在：一是在2003 年以来的林权改革之前，集体林产权界定不清，极大的削弱了产权的排他性。2003 年以前，很多地区的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操作很不规范，大都没有实地测量、没有台帐、没有林权登记，存在无主山、无主林现象。二是采伐限额制度限制了产权主体的收益权。1987年开始实施的采伐限额制度要求林业经营主体在采伐林木时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虽然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林业乱砍滥伐的现象，但是却对林业经营主体的合理采伐权进行了极大的限制。而森林分类经营之后，从1998 年开始的天然林禁伐政策，使得生态林丧失了皆伐的权利，只能进行择伐，而政府对由此给林农带来的损失并不能进行足够的补偿，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林农的收益权。三是林地流转市场、森林资源评估、林权抵押贷款等发展滞后限制了产权主体的处分权，同时，2003 年以前，国家并没有真正落实抵押、继承、入股等处分权。

一般来说，通过限制性措施的牵制所导致的私有（或国有）产权的削弱，会影响所有者对他所投入的资产的使用的预期，也会影响资产对所有者及其他人的价值，以及作为其结果的交易的形式。首先，产权界定不清所导致的产权非排他性，使得无法通过将外部性内部化对产权主体行为进行激励。这样，就会产生负的外部性，林农在做出生产决策时不会考虑其行为的全部成本，不能对未来交易形成合理预期，从而造林森林经营中的短期行为。同时产权不清，也会引发很多林权纠纷，并导致交易费用的增加，降低林农的资源配置效率。2003年产权制度改革后，产权明晰使得农户造林的积极性明显提高，造林面积增加。2003 年辽宁省非公有制造林占造林总面积的80%，2004 年辽宁省非公有制造林占造林总面积的77.6%。其次，采伐限额制度对收益权的限制，造成了产权残缺，从而使林农无法按照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目标对自己所拥有的资源进行配置，直接后果是林农的投资积极性降低，阻碍了资金的流入。20 世纪90 年代我国农村经济林出现的繁荣发展恰恰证明了这一点。最后，处分权的限制降低了财产的流动性，使得森林资源资产无法盘活，无法通过抵押贷款获得资金，只能通过木材等林产品获得收益，资金的短缺以及较长的投资回收期降低了农户对林业的投资。而林业产权的可转让 性，也确保了使用是最有价值的，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四、启示世纪80 年代以来，我国集体林产权制度变迁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不同的产权制度安排下，农户林业生产行为明显不同，从中我们得到了一些启示：第一，产权制度是制约林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产权制度通过影响林农的经济行为而影响经济绩效。有效的林业产权制度安排是林业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核心。第二，林业产权政策应保持稳定和连续，这有利于为农户从事林业生产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增强林业发展的活力。延长林地承包期限、解决林权纠纷以及加快林业市场化进程等有利于降低林业产权的不稳定性。第三，减少对林业产权各项权利的约束和限制，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激励农户参与林业生产，提高资源优化配置的效率。通过配套改革，进一步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保障收益权。一要完善林木采伐制度，通过以经营主体为单位编制森林经营方案，把采伐限额落实到山头地块、林班小班，并简化审批程序和手续，减少采伐管理上的限制条件，向农民提供便捷服务；二要进一步发展林业要素市场，为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林地林木流转，林权抵押贷款等提供平台；三要建立支持集体林业发展的公共财政制度，从而加大对林农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

参考文献：

[1] 科斯，阿尔钦等.财产权利和制度变迁[M]，胡庄君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 柯水发，温亚利.中国林业产权制度变迁进程、动因及利益关系分析[J].绿色中国，2005，（20）.[3]张道卫.为什么中国的许多林地不长树？[J].管理世界，2001，（3）.[4]潘永.产权清晰对产权效率的影响：理论分析与实例论证[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

第二篇：农业保险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及对策探讨

农业保险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及对策探讨

摘要作为对农业风险损失进行事后补偿的一种手段，农业保险对稳定和保障农户的生产行为、引导农户生产行为规模化、振兴农村经济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农业保险试点以后农户的投机行为等问题也制约着农业保险的发展。因此研究农业保险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可以对农业保险提出有效可行的建议。

关键词农业保险；逆向选择；生产规模

[中图分类号]F84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5）06-0086-04

农业保险作为对农业风险损失进行事后定损补偿的手段之一，对于稳定和促进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农村经济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2004年开始农业保险各种模式试点正式在全国启动，对农户的生产行为起到了明显的支持和引导作用，但是农户会产生某些投机行为，这些行为制约着农业保险的发展。因此，通过研究农业保险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并提出对策建议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农业保险对农户生产行为的积极影响

（一）能尽快恢复小规模农户灾后再生产

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诸如干旱、冰灾、洪水等气象灾害；蝗虫、鼠、蚁等虫害；炭疽病、黑穗病等动植物疾病等。这些自然灾害每年给中国造成1 000亿元以上的经济损失，受害人口2亿多人次，其中农民是最大的受害者。例如1998年的特大洪水，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受到严重灾害，受灾面积3.18亿亩，成灾面积1.96亿亩，倒塌房屋685万间，直接经济损失达1 666亿元。

图1为2003～2012年我国因自然灾害而造成的农作物受灾面积及绝收面积。由图1可以看出，自然灾害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受灾的农户没有农业保险的补贴和赔偿，只能自己扛起损失，对我国高度分散的小规模农户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而对于生产大户，也遭受不起自然灾害对生产物质的大范围影响。

农业保险是农业生产者以支付小额保险费为代价，把农业生产过程中由于灾害事故造成的农业财产的损失转嫁给保险人的一种制度安排，有利于弥补农户在生产过程中由于各种风险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可以使投保农户在遭受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灾害后得到经济补偿，增强农户对自然风险的抵御能力。因此，对于农户，尤其是传统型小规模单一制的农户，由于生产物质比较少，标的损失之后带来的影响很大，而农业保险这种转移风险，分摊经济损失的保险机制无疑可以使农户能够及时得到补偿，迅速补充生产物质，增加生产信心，投入再生产。

如图2所示，以能繁母猪为例，笔者通过对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乡县支公司走访得知，能繁母猪的保险赔偿为每头1 000元，费率为6%即60元，而国家财政补贴50%，省财政补贴20%，县财政补贴10%，农户自己只用承担12元的保费。发生标的损失以后，乡镇动物防疫站就会配合保险公司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收集农户的“一卡通”，拍摄带有耳标号码的保险标的照片，做好记录并出具查勘报告，要求农户对病死猪进行无害化处理，10日内保险赔偿1 000元就会打入农户的专有账户，农户可以迅速的用保险赔偿来补充生产物质，恢复再生产。农业保险有利于帮助农户分散生产风险，对促进农户增收，稳定生产有着重大的作用。从能繁母猪的投保率在90%以上也可以看出，农业保险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引导和支持作用得到了农户的广泛认可。

（二）农业保险对农户实行规模化生产引导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我国又是一个以分散型经营为主导的农业国家，有着将近2.3亿高度分散的小规模农户。我国人均耕地不足1.5亩，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40%。同时受传统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影响，农村各类专业合作和互助组织相对缺乏，农户的生产行为较为保守，难以形成规模化生产，产业结构也相对单一，难以形成多元化生产行为。这种分散经营的模式是目前农户生产面临的困境之一，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也起不到有利的影响。

如图3所示，农业保险2007年开始实行保费补贴模式试点以来，保护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也引导了农户扩大生产规模，促进生产行为规模化的发展。农户生产的产业化经营把农户组织起来，提高了农户生产行为的规模化程度，从而构成农业保险的组织基础。原来分散的农户通过产业化组织，形成一定的规模，也增加了农户对农业保险的需求。同时，农业产业化经营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共同参加农业保险，也使得农业保险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引导作用得到更大地发挥。

比如在农业保险中保险公司对养殖能繁母猪在50头（含）以上或育肥猪在500头（含）以上的养殖大户和种植20亩以上的种植大户会签单到户，单独承保，大户出单，发生标的损失时可以得到优先处理，直赔到户。而小规模的养殖户一般是签单到组，联合出单。农业保险2007年开始实行保费补贴模式试点以来，农业保险对于养殖大户的一定优待政策和农村各类专业合作组织与保险公司的配合对农户的生产行为规模化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由于农业保险起步晚，还在发展的过程中，这种作用还不甚明显。但是按照农业保险的发展趋势和政策支持，这种规模化生产的引导作用会越来越大。

二、农业保险试点后农户生产行为中产生的问题

农业保险自2004年试点以来，虽然一直在发展，但是仍存在有许多不足。在《农业保险条例》颁布之前，农业保险的立法相对滞后，实行的法律法规并未真正涵盖农业保险运作的具体操作内容。因此，农业保险试点以后农户也产生了许多投机性的生产行为。

（一）道德风险行为

1.产生损坏保险标的的道德风险

在保险市场上，这种行为来自于：第一，保险公司不能观察到投保农户在投保后的个人生产行为；第二，由于保险标的的特殊性，在保险期间大多处于生长期，农户在生产过程中可以轻易对保险标的做出主观性的处置行为；第三，现行的保险政策并没有推行奖励机制，农户的个人生产行为也不与信用评级和费率水平挂钩，无标的损失的农户来年也没有费率的减免等奖励政策。既然第二年要交一样的保费，有些农户便在生产过程中人为的制造一些标的损失来换取补偿。在某些市场风险严重的年份，生产物质投入的成本过高而出售价格过低，有些农户在生产过程中故意损坏保险标的，这种行为在养殖业保险中尤为突出。比如育肥猪险种，在2010年猪肉市场低迷，猪肉价格大跌的时候，辛苦养殖担上生产成本和人力成本可能入不敷出，有农户就故意淹死保育猪或者在生产过程中喂食一些钉子等造成标的灭失来换取保险赔偿。

2.监督机制缺位导致灾后生产积极性缺乏

由于农业保险试点过程中，气象、水利等部门没有协调推进，基层监督体制也不完善，导致许多农户在遭受风险以后，抱着反正有保费赔偿的心理，生产积极性大打折扣，甚至不事生产等待赔偿，没有尽到保险义务。通常农业保险中的保险标的具有一定的修复能力，但是投保农户想到风险损失可以转嫁给保险公司，就不会在灾后对保险标的进行妥善处理。比如在水稻保险中，由于水稻种植业受地理因素影响比较大，那些土地靠近河堤的农户容易受到洪涝灾害的影响，往往投保很积极，但是灾后的生产行为中却带有明显的倦怠性。比如2011年坝塘镇发生洪涝灾害以后，有些农户存有侥幸心理，觉得反正有保费赔偿，在开展的救灾生产当中积极性不高。

据统计，投保方的道德风险行为给保险公司造成的冤枉赔款要占保险赔款的20%甚至更高。这种种的生产行为严重扰乱了保险市场。使保险公司承担正常概率之上的赔付率，破坏了保险市场均衡并导致了保险市场的低效率。农业保险发展的不完善导致农户产生了这些投机性的道德风险行为，而正是由于这些生产行为又加剧了农业保险市场的失灵，长久以往就会阻碍农业保险的良性发展。

（二）逆向选择

农业保险试点以来，保证了农户生产的积极性，但是在规避生产行为中的风险时，由于信息不对称往往会产生逆向选择行为。农业保险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和自然风险的不确定性导致了保险公司事前不能确定投保农户的风险程度。低风险的投保农户在投保后一般不能得到实际效用，可能会慢慢地退出保险市场，只有高风险的农户才会愿意在面临生产过程中的高风险时选择投保。保险公司的单位费率是根据风险单位的平均损失率确定的，保险公司为了不致亏损不得不提高费率，这样又将有一部分中低风险农户不再投保。这样的循环无疑会导致农业保险需求不足、市场失灵，削弱了农业保险对农户的积极引导作用。

三、促使农业保险对农户生产行为产生积极影响的对策

由以上分析可知，农业保险试点引导农户生产行为的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农业保险对农户来说就是一颗“定心丸”，遭受风险损失之后农户可以很快地恢复生产行为，农户的生产信心得到了保障，积极扩大生产行为，形成规模化生产。但是由于农业保险发展的一些不足，农户产生了诸如逆向选择和损坏保险标的等投机性生产行为。下面从三点探讨如何完善农业保险，最大化的发展农业保险对农户生产行为的积极引导作用以及减少农户生产行为中的投机行为。

（一）加强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

1.贯彻实施农业保险法律条例

《农业保险条例》历时六年终于在2012年10月24日国务院第222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13年3月1日起施行。它表明我国政府对建立现代农业风险管理制度的坚定信心。条例中明文规定为切实保证财政给予的保险费补贴依法使用，规定禁止以虚构或者虚增保险标的、虚假理赔、虚列费用等任何方式骗取财政给予的保险费补贴。《农业保险条例》填补了《农业法》和《保险法》未涉及的农业保险领域的法律空白，标志着我国农业保险业务发展进入了有法可依的阶段。政府在支持农业保险发展的同时要严格贯彻落实《农业保险条例》，同时要尽快出台配套性的细则，规范农户生产行为，杜绝道德风险产生。

2.加强基层服务体系建设

农业保险的主体中，基层政府承担了很大一部分的宣传、执行工作，对农业保险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有些基层政府缺乏专门的管理部门，或者干脆把行政支持变成了行政干预。制定行政支持的具体措施，调动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又要尊重保险公司的自主权，避免过度干预。乡镇基层政府应设立专门的农业保险管理办公室，配备专业人才，对从事农业保险的业务技术人员进行培训，组织各种农业保险组织的业务技术人员，交流经验、学习、研讨提高业务技术管理水平，合理协调农业保险的发展。

（二）保险公司应完善服务体系

1.完善监督机制

与其他机构相比，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保险公司更有可能去履行监督职责。为最大程度地控制投保人的投机行为，保险公司不仅在签约之前需要对投保农户的个人情况和保险标的的风险情况进行了解，在合同签订之后也不能放松，必须随时监督保险标的的风险情况和被保险农户的生产行为情况，避免产生主观损坏保险标的的生产行为，并协助被保险农户做好防灾防损工作。

如图4所示，通过尝试借助农村基层组织（农技站，村委会，气象、水利部门和乡镇动物防疫站）的力量建立农业保险中介组织。通过农业保险中介组织提供的信息、调查、分析和监督等活动获取被保险农户的行为信息后，保险公司就可以比较准确地判定标的损失是由于意外风险还是投保农户的主观生产行为有意造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农户投机行为的发生。以能繁母猪和育肥猪为例，要强化耳标监管体制，对能繁母猪和育肥猪的实际存栏数量进行逐场逐户核查，做到“四见”：见猪、见人、见标、见榜。承保分户清单、理赔分户清单、财务支付清单三单必须一致，理赔到户，杜绝以死代活等骗取保险赔偿的生产行为。

2.构建合适的奖励机制

由于近几年大灾风险少，而很多农户把保险看成一种投资，认为只要投入了就一定要有受益，而在风险比较少的年份农户投入保费得不到实际的经济效益有可能就会导致损坏保险标的的道德风险。因此，可以构建合适的奖励机制，建立投保人的信用评级与费率水平挂钩的制度，对于当年保险责任范围内没有发生保险事故的投保农户在第二年投保时可以适度的对保费进行优惠；而对发生过损坏保险标的等投机性生产行为的信用评级恶劣的投保人实行惩罚性费率。这样既可以鼓励农户积极投保，调动农户防灾防损的积极性，发挥农业保险对农户生产行为的支持引导作用又可以避免人为损坏保险标的的行为发生。

3.加快农业保险产品创新

完善农业保险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引导作用要着眼于创新保险产品和开发多元化险种。第一，加快对传统产品的改造，认真分析保险经营中存在的漏洞，合理使用免赔额既可以减少农户投机性生产行为，又可以减少处理小额赔案的费用，降低保险成本。第二，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种植业，如水稻、小麦和养殖业猪、鸡等实行强制保险，对生产经营达到一定规模或经济上有能力投保的农户也实行强制保险。在实行过程中要注意对收入低下，无力承担保费的农户加大补贴力度。对其他农产品的生产可以实行自愿投保，或者以村为单位，应保尽保。这样不仅可以避免逆向选择，还可以增加保险的有效需求，降低保险费率，减轻保险公司的压力，缓解市场失灵问题。更好地发挥农业保险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引导作用。所以在实行强制保险的过程中，要依靠政府对农业保险的补贴。

（三）提高农户的诚信意识

加大农业保险的宣传力度，引导农户树立诚信意识。农户生产行为中的投机行为归根结底是由于农民的主观能动性，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广泛宣传保险知识，做到电视有图像、电台有声音、报纸有版面，并采取张贴宣传画、印发传单等农户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宣传，帮助农民树立风险保障意识和诚信意识。利用典型案例和发生在农户身边的保险赔付事件宣传保险作用，逐步增加农户对保险的客观认识，认识到投机性的生产行为不仅阻碍保险市场的发展，最终还是削弱了农业保险对农户生产行为的积极作用，获得农户的认可从而积极支持和参与。这不仅有利于农业保险的健康发展，更有利于整个社会诚信氛围的形成。

第三篇：反生产工作行为的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反生产工作行为；组织行为学

论文摘要：反生产工作行为对个人工作绩效和组织绩效有重要影响。文章从反生产行为的特征维度及相似概念的比较人手，总结分析了反生产工作行为的影响因素和导致的结果等方面的主要研究进展，并结合当前实证研究的成果指出了研究的不足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1引言

反生产工作行为(counter1productiveworkbehavior，CWB)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科学管理时期。20世纪20年代，科学管理成功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但它是以工人的顺从为基础，权力集中于管理者，这导致工人高旷工等反生产工作行为现象。我国著名心理学家、工业心理学先驱陈立教授(1902—2004)撰写的《工业心理学概观》，其中关于事故与效率的研究就涉及到反生产工作行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反生产工作行为给组织带来了沉重代价。一些数据显示33％～75％的员工发生过偷窃、欺骗、怠工等行为，此外，这些行为也损害了组织的经济利益。近年来，反生产工作行为已成为国外学者共同关注的热门领域，得到众多理论视角的研究，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整合，能够指导实践并且行之有效的相应理论架构尚不完备。本文通过对反生产工作行为的结构、影响因素以及结果变量等三方面的研究进行总结分析，试图归纳和揭示该领域研究的主要进展，并对未来研究提出展望。

2反生产工作行为结构

2．1反生产工作行为特征维度

现代管理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充分调动广大员工的积极性，减少员工损害工作绩效的行为，提出并探讨反生产工作行为是人力资源管理和组织行为学研究发展的必然。CWB是指在工作情境中有意危害或打算危害组织及个人绩效的行为。从定义上看，它排除了无意识造成的危害性行为，强调了CWB是一种个人蓄意损害工作绩效的负面组织行为。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理论视角对反生产工作行为进行了研究，概括起来，他们所提出的CWB主要维度有如下四种：

单一维度：Dalt0n和Mesch主要关注缺勤行为。Perlow和Latham主要关注苛待客户的行为。

二维结构：Hollinger提出财产性偏常行为(propertydeviance)，包括错误地使用雇主财产，如毁坏财产等；生产性偏常行为(productiondeviance)，指违反生产规范。Robinson和Bennett提出CWB—P、CWB—O，朝向人际的CWB简称CWB—P，朝向组织的CWB简称CWB—O，Robinson等认为Ho1linger的维度只包括了CWB—O。

三维结构：Neuman和Baron提出敌意行为(指与组织目标相违背的行为)、障碍(指妨碍行为)和公开攻击行为(指公开对组织及个人进行侵犯)。

五维结构：Spectorl6等学者发现CWB包括攻击、敌意行为、破坏、偷窃、工作疏离(withdrawa1)。破坏指损害或破坏属于组织的财产，工作疏离指工作时间比组织要求的少，包括缺勤、迟到、早退以及比预定休息时间更长。他们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开发了CWB五个核心维度结构量表。F0x和spector提出苛待他人、威胁、回避工作、破坏、蓄意行为。苛待他人指对同事和其他人的危害性行为，回避工作如工作拖沓，蓄意行为指偷窃。Fox等人在以前的研究基础上，编制了综合的有64个项目的CWB五维量表。

综上所述，反生产工作行为是多维度结构，其中，敌意行为和攻击行为是它的核心维度。我们认为反生产工作行为是指损害组织合法利益的角色外的负面组织行为，由一系列非正式的破坏行为和态度构成。它是组织员工与工作有关的自主行为，所以不包括离职、罢工等行为。

2．2反生产工作行为与相关概念的区别

反社会行为(anti—socialbehavi0r)，是指为了满足个人或少数人的需要而有意伤害社会并不被社会规范所认可、接受的行为。其外在特征，一是失范性，二是侵犯性。它和反生产工作行为相同之处在于二者都是有意危害组织的负面行为。两者又有不同之处：(1)反社会行为的客体包括了个人、公众和组织；(2)反社会行为的危害更深远，人格障碍是重要原因之一。

越轨行为(deviance)，是指被社会集团成员们判断为违反他们的价值观念或社会准则的任何思想、感情或行为。可见，越轨行为的内涵是因“轨”而变的，在工作场所的越轨行为，则表现为生产性和财产性越轨行为，它们属于反生产工作行为的一个特征维度。从这个意义上说，越轨行为包涵的内容更为宽泛。

3反生产工作行为的影响因素

3．1工作满意感

许多学者非常重视工作满意感与反生产工作行为之间的关系，认为要想使员工对组织有较低的反生产工作行为水平，组织需要提供一个有竞争力的激励方案，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感水平。一项元分析结果表明，工作满意感低导致员工更多的反生产工作行为。工作满意感高的员工趋于更少地发生偷窃、生产异常和旷工行为。Fox等人研究了CwB一0与工作满意感的关系，相关系数为一0．45，且工作满意感与CwB一0，CwB—P有直接关系。Judge等人进行的重复测量(纵向)现场研究也发现，低满意度的员工会表现更多的反生产工作行为。根据社会交换理论，这是由于当员工受到不公平对待时，更可能产生不满、愤怒的情绪，进而实施报复行为；根据互惠准则，当员工不满组织或上级时，他们可能还之以负面工作行为，如迟到、早退等。

3．2组织承诺感

现有研究表明，组织承诺感是反生产工作行为的另一预测指标。Hollinger用社会契约模型研究了组织承诺感与反生产工作行为的关系，表明组织承诺感对反生产工作行为存在反向的影响。其他研究表明，组织承诺感与反生产工作行为的相关r=-O．28。高情感承诺的员工有较高工作动机，较少产生反生产工作行为。然而，高持续承诺感的员工绩效水平较低，更可能产生反生产工作行为。因此，对组织来说，可以从工作安全感、公平感、员工卷入程度等方面建立组织承诺感，减少反生产工作行为。

3．3公平知觉

一些学者对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与反生产工作行为的关系作了研究。skar1icki和Folger指出，员工可能对不公平对待产生负情绪，比如愤怒、怨恨等；企图重新分配和做出一系列直接、间接的行为反应，比如偷窃、散播流言、怠工等。skar1ickid等学者进一步验证了不公平知觉和报复行为的关系，不公平知觉是通过人格特质比如负性情感和宜人性做调节变量影响报复行为。另有实证研究证明，报复动机是不公平感影响反生产工作行为的中介变量。Fox等人发现分配式公平与负情绪和CWB—O显著相关，程序式公平与负性情绪、CWB一0和CWB—P显著相关。

3．4压力感

工作压力是指人们在工作中经历的与工作相关的不舒适感和疾病。研究发现高压力感与反生产工作行为中暴力、药物滥用、无故缺勤和偷窃行为的发生相关。一般地，来自组织的压力源与CWB—O的相关强于组织压力源和CWB—P的相关，人际冲突与CWB—P相关强于其与CWB一O的相关。Fox等学者在研究压力一CWB关系时，发现压力与反生产工作行为显著负相关，负性情绪是两者的中介变量，而工作态度中的情感变量的中介效应很弱，自主性没有中介效应。spect0r¨认为干扰个人目标的工作条件会引起愤怒感和挫折心理，随后产生CWB。在Spector和Chen的研究中进而发现挫折与人际侵犯和敌意行为显著相关。

3．5人格特征

现有文献都证实了个性特征与反生产工作行为之间的关系，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

(1)相关人格特征与反生产工作行为直接相关。例如，责任性、情绪稳定和宜人性是最有力的预测变量，而责任性是最有持续性的预测变量。

(2)个性变量与反生产工作行为有间接相关。例如，工作满意感是宜人性和CWB—O、CWB—P的部分中介变量，即个性指标和工作态度共同解释了反生产工作行为。

(3)二者关系受其他变量的影响。研究显示个性与反生产工作行为的相关在C由他人评定和由自我评定时不一致，这其中可能有些缓冲变量在起作用，如评定者来源、评定者教育水平等，其具体作用大小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3．6其他影响因素

Marcus和Sehuler研究表明，自我控制是反生产工作行为背后的推动力。缺乏自我控制，即不能考虑行为的长期成本，会导致反生产工作行为。研究结果都趋向于认为负性情绪可能增加反生产工作行为，它与CWB一O和CWB—P相关系数分别为0．45和0．30，而且负性情绪是压力源与反生产工作行为的中介变量，负性情绪与所有压力源都显著相关。领导支持和群体规范等都会影响反生产工作行为。低水平的上级支持导致缺勤、酗酒等行为的增加。群体规范、特征也不同程度的同反生产工作行为相关。还有研究显示，人口统计学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家庭规模和经济状况与反生产工作行为相关。其中，年龄是最有效的预测指标。

4反生产工作行为的结果

有关反生产工作行为结果变量的研究主要涉及工作绩效方面。Rotundo和Sackett提出了三种绩效领域：工作绩效、组织公民行为、反生产工作行为。工作绩效从工作行为角度可划分为任务绩效和非任务绩效。非任务绩效又分为两种不同效果的绩效行为：当主要关注积极的非任务行为时，一般称之为组织公民行为或关系绩效；当主要关注消极的非任务行为时，一般称之为反生产工作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员工可将个人与组织导向的绩效视为行为的不同目标，也就是存在个人与组织绩效不一致的情况。员工可能在组织上表现为反生产工作行为，而在个人方面表现为组织公民行为。反生产工作行为与工作绩效关系的研究结果也不一致，对于反生产工作行为与绩效关系的强度仍需进一步考察。有一种观点认为，反生产工作行为作为适应性行为，未必对组织和个人是完全有害的，一些轻微的侵犯行为可能会改善情绪状态，进而起到调节的作用，最后改善绩效。

此外，组织公民行为、反生产工作行为相关关系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有元分析发现二者只存在弱相关，但有人对组织公民行为、反生产工作行为各方面进行分析，发现两者有中度负相关。

5未来研究方向

(1)纵观对反生产工作行为的研究，在方法上很多都是采用横断面研究。用同事、上级评定方法自我报告相结合可以大大减少测量误差。但同纵向研究相比，它不能很好地了解组织变化对反生产工作行为的影响。纵向研究对反生产工作行为及其起因和后果的评估也是可行的。而且用纵向研究法能进一步分析其因果关系，从整体上综合和发展相关的理论。

(2)一般对反生产工作行为的评定来源于自我报告、上级评定和同事评定，且大多数研究采用自我报告法。从单一来源的评定可能因社会称许性导致较大误差。如上级评定可能受到观察机会的限制不能提供完全的信息，同时晕轮效应也会使结果打相应折扣。如果采用其中两种或三种评定相结合，则需要考虑各种评估结果的一致性和各自的权重。如何整合各种评估结果值得进一步研究。

(3)加强群体水平、跨文化水平上的研究。以往的研究大多停留在个体水平上的反生产工作行为，而群体、组织的分析也是有价值的。目前，除北美、欧洲外，其他国家还较少开展这方面的研究。诸如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等东西方文化差异是否与反生产工作行为有关，中国文化背景下反生产工作行为是否具有独特性等都需要做深入研究。

反生产工作行为作为一种自主行为，是组织行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它的发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大多数行为并不是即刻发生和具有隐蔽性，如何在人事决策中测评出员工潜在的OCB和CWB的倾向，将是一项具有挑战性和实用价值的研究。

第四篇： 我国反生产行为的现状研究论文

一、引言。

在进行有关工作绩效研究时，人们习惯于将员工绩效狭义地等同于任务绩效（TaskPerformance），集中讨论员工个人的工作产出，如工作任务、工作目标的完成情况等。实际上，这种任务导向的绩效无法全部呈现个体对于组织的贡献。于是，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Campbell（1990）提出，一个组织成员的绩效不应只由任务的达成状况来衡量，还应包括与工作有关的行为因素，即行为绩效（Behavior Performance）。

简单来说，我们不应当只关心结果，还必须对完成绩效过程中的行为加以衡量。于是，在大量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研究者将员工行为划分为角色内行为和角色外行为。角色内行为是组织成员完成规定任务的工作行为，也就是通常所谓的绩效行为；而角色外行为是组织成员超出工作任务要求所表现的自愿行为。根据功能不同，工作场所中员工的角色外行为又可以分为两类（：1）组织公民行为，这是一种有益的、积极的行为，是出于对公司的热爱、对组织的责任以及内在自我修养的要求自发的利他或助人的行为（；2）反生产行为，这是一种有害的、消极的行为，即员工自发的具有潜在破坏性的行为，会使组织生产力下降，组织氛围变得恶劣，间接地影响组织绩效。

从 Bateman 和 Organ（1983）之后，有关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已经构建起了一个成熟的体系，而对于反生产行为的研究仍然处于起始探查阶段。但是，随着社会、组织以及个体的变化，有关员工消极行为的研究更加迫切。本文在整理近些年反生产行为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梳理了反生产行为的概念和类型，分析了影响反生产行为的因素以及反生产行为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还综合提出了对反生产行为的干预建议，最后，本文对未来在此领域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二、反生产行为的概念和类型。

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理论视角对反生产工作行为的概念进行了研究。1975 年，Mangione 和 Quinn（张永军等，2010）首次提出在工作场所中有关反生产行为的概念，指出它是一种破坏雇主利益，与员工积极工作、创造价值相反的表现，是一种故意不作为；Robinson 和 Bennett（1995）认为，反生产行为会不利于组织的正常运转，违背企业核心规范，会对组织成员造成伤害。Sackett（2002）从组织角度探讨认为，反生产行为是员工故意违反组织目标，侵犯组织合法利益的行为；Vivian、Wing 和Jane（2003）提出，反生产行为是在工作场所中雇员蓄意损害组织效率，阻碍组织其他成员正常的工作绩效的行为；Spector 等（2006）认为，反生产行为是在工作情景中员工做出的所有对组织及其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有故意损害意图的行为。

近些年，国内学者也开始进行反生产工作行为的探索性研究。在定义反生产行为时，张建卫和刘玉新（2009）认为，反生产工作行为是一种显性或一种隐性行为，不管它是否违背组织各种规定，实施者是否被发现被处罚，只要是组织中的员工故意为之，给组织及其成员的财产造成了损失；陈维政和张燕（2009）给出的定义是 :组织中的员工单独所做的意图违反组织及其成员利益的一系列行为，一般是有意伤害组织及其他相关者，最终可能影响组织运行，绩效变差；陈春花（2010）指出，反生产工作行为的根本属性是个人行为违反组织的要求和目标，具体表现是员工故意地违背企业各种条款，对企业合法利益、对组织成员造成损伤，它是个人发生的与组织目标不相符合的行为。

直到今天 ,虽然有关反生产行为概念的定义仍然众说纷纭，但研究者普遍认为，反生产行为具有三个典型特征（：1）故意性。此类行为的发生不是受人胁迫的，不是无意识的，是自发的蓄意行为（；2）消极负面性。此行为可能会造成危害，或能预见到对组织及其利益相关者的危害，但不是绝对、必须出现恶性的结果。例如，企业中开吊车的员工饮酒驾驶，虽然没有造成什么事故但的确存在潜在危险性（；3）波及面广。

组织、组织成员、其他利益相关者如客户等。为了更方便地对反生产行为进行深入研究，虽然在管理实践中反生产行为的表现方式多种多样，研究者还是尝试将其进行分类。研读、梳理相关文献得出以下较为典型的分类观点有：

Hollinger 和 Clark早在 1983 年就提出反生产行为的两分法（：1）财产越轨行为或者译为财产类偏差行为（PropertyDeviance），跟财产有关，如错误使用生产设备、损坏组织的物资，盗用公款的故意行为（；2）生产越轨行为或者译为生产类偏差行为（Production Deviance），包括违背公司制度、不按工作要求去做的有意行为，例如，迟到早退，自己给自己延长休息时间等。

Neuman 和 Baron 在 1998 年采用三分法，把反生产工作行为分为（：1）敌对行为，违背组织目标和规范的行为（；2）妨碍行为，不用自己的全部力量、不能认真地对待工作（；3）公开地攻击行为，对组织及个体公开进行侵犯的行为。

Spector 等研究者在 2006 年根据不同的表现形式将反生产行为分为五类（：1）攻击，例如，伤害同事肢体、侮辱、厌恶性地消极评论等（；2）敌对行为，例如 ,对同事进行恐吓等（；3）破坏组织财产，例如，故意出错、破坏组织设备等；（4）偷盗；如偷东西、拿工具等（；5）工作疏离，例如，故意延长午休时间、上厕所时间等。

我国学者陈维政和张燕（2009）把反生产工作行为分为五种类型（：1）偷盗和不正当地使用组织各种资源（；2）蓄意破坏属于组织的东西（；3）消极怠工，如磨洋工、蓝领工人使用低于自己平均水平的频率工作（；4）在工作情境中的各种暴行，包括口头的言语骚扰，还包括致人身体伤害的（；5）对组织有害的组织政治行为，如拉帮结派，小团体主义。

刘文彬（2009）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对员工行为进行深入观察测量，认为员工反生产行为由五个维度组成：公司政治行为、贪墨侵占行为、渎职滥权行为、敌对破坏行为、工作怠惰行为。

虽然对反生产行为的分类到今天也没有一个统一标准，但毋庸置疑的是，通过从不同侧重点对反生产行为的归纳整理，加深了研究者对这个领域的认识。

三、反生产行为的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

在有了对反生产行为的基本认识后，有关反生产行为的进一步研究集中在对其影响因素以及反生产行为对组织的影响，也就是所谓的影响反生产行为的前因变量以及它所造成的可能结果。

（一）前因变量。

根据 Martinko、Gundlach 和 Douglas 在 2002 年建立的理论模型，许多研究者把对反生产行为产生的影响因素进一步分为三类 :个人因素、环境因素、认知因素，这也是研究中讨论最多的有关反生产行为的前因变量。

1.个人因素。

个人因素可以用作解释拥有相同情境下的组织中员工作为个体的行为上的差异性。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具有独特的个性和个人经历。个人因素包括某些人格特质因素，比如能否克尽职守、情感的积极或消极、自我评价情况、抗压特质、归因倾向等。研究发现（Martinko、Gundlach 和 Douglas,2002），通过责任意识的高低和情绪的稳定情况，能够比较好地预测员工可能发生的反生产力行为。对失信行为、暴力行为持反对态度，不能容忍的雇员一般不会做反生产工作行为。一般而言，具有看事情比较消极，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特质的个人，更容易产生反生产工作行为。Skarlicki和 Folger（1997）根据研究指出，宜人性较高、负性情绪较低的员工在感知到企业不公平时，较少产生报复行为。个人因素还包括人口统计学变量，如性别、年龄，家庭经济情况等与反生产工作行为有关（Martinko、Gundlach andDouglas,2002）。有研究表明，女人与男人相比较，会更少地实施反生产行为。随着年龄增长，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反生产行为也会减少。

2.环境因素。

工作情景下的反生产工作行为不仅仅受到个体因素的影响，还会受到所处环境的影响。环境因素包括组织整体导向、组织氛围、老板与员工关系情况、上级对下级支持程度等。例如 Judge 等人的研究指出，工作满意程度低的组织成员会表现出更多的反生产工作行为；而组织若拥有较为完善的监督制度，员工的报复行为发生较少；在恶劣的工作条件下，如在高热高温，潮湿、空气差、噪音大的环境下工作更容易产生越轨行为；与工作性质、职务特点相关的其他因素，如工作自主程度、工作内容复杂程度等，不过这些因素与反生产行为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廓清。

3.认知因素。

看物体的方向不同，可以看到不同的情况，即使是一个物件，聚焦点不一样，会看到不一样的结果。认知过程是员工对企业环境或周围发生的事件的认知反应。认知过程中的因素主要包括：感觉受到不公对待，例如，Skarlicki 和Folger（1997）指出，员工因为组织不公，产生仇恨、愤怒，由此做出像偷物资这样的直接抵抗行为，或是做出延长休息时间这样的间接抵抗行为；面对消极、积极结果的不同归因，如对压力源是倾向于外化还是内化，例如 Fox（2001）等学者研究发现，压力与反生产行为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员工在工作中感受到的压力往往会致使他们有意损害组织财产物资；自我控制，Marcus 和 Schuler（2002）研究说明，自我的控制力低下，做事不懂得考虑他人感受的员工，更容易做出反生产行为。

（二）结果变量。

反生产行为产生的影响，也就是反生产行为的结果变量是多层次的。根据前面对反生产行为的定义，我们知道，反生产行为会产生消极作用。但是，随着对反生产行为更加深入和客观的研究后，学者们发现，反生产行为其实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1.对个人的影响。

反生产行为会对组织内遭受此行为的员工构成身心伤害。

例如 ,当某些员工被人故意疏远，遭到言语攻击，甚至是被殴打时，他的身心俱疲，从而对工作力不从心，恐惧感、压力增加，积极性不高，甚至可能会考虑离职（陈维政和张燕，2009）。Henle 等（2005）研究提出，在工作中遭受人际上的反生产行为的伤害，可能因此产生巨大的压力并出现生产率降低和离职率变高的倾向。Rotundo 和 Xie（2008）指出，反生产行为不但对组织成员的身体、智商产生伤害，而且对员工的工作绩效产生负面影响。另外，反生产行为的作用对象不仅是组织内部成员，在某些时候，反生产行为会溢出并对组织外的个体，如客户等产生负面影响。例如，组织成员可能因为在组织中的压力，感觉上级的不公平对待受到的怒气等，报复自己接触的客户，让客户成为发泄情绪的对象。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反生产行为也会存在可能的正效应（：1）保护员工自身的合法利益。研究发现，员工施行反生产工作行为，有时是因为组织的某些管理不当问题的激发，或者是组织其他成员用不正当的方式损害自己利益而没有渠道伸张正义。例如，Kelloway 等（2009）提出，反生产工作行为是员工对组织不公抒发不满的一种方式，也是在试图解决面对的问题 ,它可以防止员工遭受进一步伤害，因此员工自身的合法利益得到维护（；2）降低压力，减轻负面情绪造成的痛苦。根据 Fox（2001）等人提出的压力-情绪模型的观点，反生产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转移个体的负面情绪，缓解承受的过高压力，实现某种情感和精神需求。

Krischer 等（2010）研究发现 ,相对于没有发泄渠道的其他员工 ,那些采取反生产行为进行疏导的员工，因为有效排解了痛苦，能恢复自尊心、工作兴趣 ,从而能努力地继续为工作奋发（；3）提高员工其他收入。例如，利用工作之便掌握商业机密，再以此做自己的生意，虽然对组织来说是消极的、恶劣的，但却会给员工带来其他的收入。

2.对组织的影响。

（1）由于反生产行为带来的伤害，个人和团队工作绩效受到消极影响，组织正常工作无法顺利开展，从而对组织绩效产生严重的影响（；2）组织遭受财产、人力等资本的损失，在工作场所中，不仅有由于偷窃组织物资财产、故意破坏生产设备等产生的直接损失，还有由于雇员迟早早退、编理由请假等导致的生产率下降，增加了各种隐性成本，同时泄露、出售组织核心技术、信息等行为更对企业产生恶劣后果（；3）反生产行为的多次出现会使组织气氛变差、死气沉沉（；4）对企业文化产生负面效应。反生产行为不仅腐蚀企业文化，削弱了优秀文化的引导性，而且会极大地影响企业形象。

另一方面，反生产工作行为可能会对组织产生建设性的一面。例如，对非本部门的同事制造工作障碍等，能够使组织意识到自己在制度设计、监控管理方面的不足，发现问题后才可以处理问题，有效地修补组织的疏漏。

四、反生产行为的干预。

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反生产行为也不都是消极结果，但毕竟产生的消极影响远远大于其积极作用，因此，组织的健康发展必须要对员工可能出现的反生产行为进行控制。基于对 20 位人力资源经理的深度访谈，吕峰（2011）认为从组织角度，企业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积极干预员工的反生产行为。

（一）事先防备。

作为一个优秀的有发展潜力的组织，在反生产工作行为发生前要懂得提前预防。（1）直面问题，端正态度。管理者要注意全面看待在工作场所中员工的反生产行为，应该抛弃对反生产行为避而不谈的做法，应正面直视问题发生的可能性，向下属传递信息（；2）源头控制。“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在招聘时采用人格测试、素质测评等方法考察未来员工的情况，尽量减少有反生产工作行为倾向的工作申请人进入企业（；3）各种方式了解员工动态。组织可以适当开展相关的讨论会，加强管理者管理反生产行为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建立通畅的渠道来了解员工的行为和想法，在自评报告或者他人评价当中嵌入反生产行为的信息并定期收集、分析和采取相应的措施，也可以成立一个专门的反反生产行为小组来监督、讨论、策划和评估。

（二）客观应对已发生的反生产工作行为。

当组织出现反生产行为时，可以从以下方面来对其进行干预，减轻其破坏效果。

1.设置惩罚措施，让员工意识到此类行为带来的后果，不会再犯。现在的员工不同于以往，他们具有较高的领悟能力和敏感性，具有惩罚性的措施带来的惩罚效果需要和反生产行为的严重程度达成匹配，并让员工理解设置惩罚措施的意图是为了组织的健康发展，不是针对个体的报复。要特别注意，如果匹配失败，会出现惩罚无效或者导致不满产生冲突 ,或者更严重的反生产行为。

2.利用文化效应。加强企业文化和道德的宣传、培养。

要明确惩罚性的措施只是“缓解症状”的方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还会对解决根本问题制造新的问题。所以，实施惩罚措施的同时，要加强企业文化的宣传，培养、提升内部成员的职业道德水平，通过对员工价值观的影响来引导和纠正其行为。

3.不断完善组织内部规章、制度，创造较好的工作条件，提升员工满足感。组织根据业务特点、员工特点和企业基本情况，为员工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满足各类员工需求，沟通顺畅，建设多种反馈渠道，切实有效地帮助员工解决自身面临的困惑、问题。

（三）营造以相互尊重为基础的文化氛围。

组织应当注重营造倡导尊重的心理环境，正所谓“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在一丈与一尺之间，或许我们可以说，那九尺就是积极的组织公民行为。反过来，对员工的蔑视甚至侮辱必定会导致人们的消极行为。通过引导员工对自身的价值观念方面的修炼和超越，激发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这也可以间接减少反生产行为。

五、研究方向。

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大量 90后新人进入到工作场所，传统工作关系正在发生着变化。如果说过去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人们会表现出更多的敬业爱岗式的组织公民行为，那么，在越来越强调契约精神的今天，在巨大的工作和竞争压力下，个体的反生产行为倾向越发明显。从管理实践角度，企业领导者必须重视对反生产行为的抑制和干预；从理论角度，我们需要加大对这一领域的综合性研究。

通过以上对反生产行为研究现状的回顾、总结分析，本文认为未来的研究可能的方向主要有几个方面：

1.加强中国文化背景下研究。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研究已有很多成果，但在东方文化甚至是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影响下反生产行为如何发生、发展、控制，有待做深入研究。不仅作为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不同的地方文化也使组织成员各具特色，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对反生产工作行为进行深入研究，才能寻找到适合我国情况的干预措施。

2.加强实证研究，注重运用理论化解实际问题。新技术的出现，新的工作形式的采用，反生产行为也有新的情况出现，注重与现实情况紧密联系的实证研究可以更好地研究验证反生产行为的发生、演变、应对措施，提高研究的应用性，有助于帮助组织构建管理、预防机制。

3.细化研究角度，从多角度探讨。反生产行为是多种多样的，有着丰富的表现形式，这也反映了它的复杂性。而现有研究大都是从整体来对反生产行为进行探讨，太过笼统。在以后的研究中，建议以独特的角度或以个别的对象作为研究突破口，进行深入的探索研究。

4.改进研究方法，注重创新。只有经过大量的研究，才会推动理论的发展，而研究方法的好坏，直接影响研究的最终结果。反生产行为的潜在负面性、隐蔽性等导致了其测量的困难。相较于组织公民行为，受调查者在回答反生产行为的问题时通常更加谨慎和保守，这与中国文化中不愿意说他人不好的事情有关。笔者在过去的几个调研中，都遇到问卷回收质量不高，被调研者不愿意合作等问题，所以，特别提醒研究者注意，对于反生产行为的研究，更要讲求方式方法，否则，数据就没有价值。

尽管反生产行为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方向只是在近些年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但事实上的反生产行为的确自古就有。减少错误行为本质上就是从另一个方面强化组织绩效，所以，在一百多年前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中，泰勒就试图通过更多的规范和更详细的规则，防范组织内诸如消极怠工等反生产行为的发生。今天，研究反生产行为更加具有意义，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从理论上对绩效建立更全面的认识，而且也给实践者提示，要从更大的范围去认识组织成员行为以更好地保障组织绩效，并建立更加积极的和谐员工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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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文彬，组织伦理气氛与员工越轨行为间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博士论文，厦门大学，2009.4.吕峰，反生产行为的管理对策，人力资源，2011年第7期，第9-11页。

5.张建卫、刘玉新，企业反生产行为：概念与结构解析，心理科学进展，2009年第5期，第1059-1066页。

6.张永军、廖建桥、赵君，国外组织公民行为与反生产行为关系研究述评，外国经济与管理，2010年第5期，第31-39页。

第五篇：对林业生产中提高苗木质量的研究论文

摘 要：苗木质量直接影响林业生产建设工作的开展，只有合理有效的提高我国苗木的质量，才能够改善林业生产的现状，培育优质森林。面对当前林业生产中苗木良种化程度低等问题，对其进行研究，提出有关林业生产中苗木质量提高的几点措施。

关键词：林业生产;苗木质量;措施引言

在林业生产中开展苗木的培养及研究，主要是为人工增加森林的覆盖面积。但现阶段我国市场中苗木质量的良种化程度较低、培育技术相对落后，导致苗木质量低下。本文将对现阶段林业生产中的苗木质量问题及如何提高苗木质量进行简要分析。目前我国林业生产中的苗木质量问题

2.1 苗木的良种化程度较低 在林业生产建设中，选择良好的苗木是培育优质林木的重要前提。林业工程的建设，受到苗木质量的影响十分显著，优质的苗木种子是培育优质森林的重要保障。但是，与国外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我国的林业生产苗木质量比较差，且育苗方式落后。造成我国苗木良种化程度低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林木市场内部没有良好规范制约，缺乏一个统一、科学、有效的市场管理机制，导致大量的假树苗、质量劣质的苗木混迹在市场中。第二，我国在进行苗木培育方面缺乏一定的时间经验及技术支持，导致在培育良种苗木时屡遭失败或质量不好。面对我国林业生产建设起步发展较晚的事实，急功近利显然不切实际。

2.2 苗木培育缺乏标准化的管理 林业生产中的苗木培育需要系统化管理。对苗木生产进行规范化管理是提高苗木质量的重要措施。目前，我国对苗木培育的管理从市场到技术都未能做到规范化，苗木市场的混乱对良种的选择和苗木的培育都会产生不良影响。另外，苗木的培育需要严格的规划管理，确保苗木培育的每一个过程都严格把关。影响苗木质量的因素不是单一存在，只有对其中的影响因素进行综合研究，提出因地制宜的解决策略，才能够真正有效的培育出优质的苗木，为林业生产作出贡献。林业生产中苗木质量的提高措施

3.1 对苗木市场进行规范 第一，政府及相关部门应根据市场发展状况制定科学、有效的对策，对苗木市场进行规范，定期对交易市场中的苗木品种及质量进行检测，对假货、劣质苗木予以清理，对不法商人等依法严惩。第二，不断根据市场变化积极制定相关的法律规范，确保苗木市场得到规范管理，为社会供应优质苗木，使林业生产建设得到保障，确保我国林业生态工程有序开展。

3.2 科学决策发展苗木品种 第一，采取因地制宜的发展策略，重视当地树种培养。乡土树种对本地环境适应能力、抗逆性较强，在进行造林移植、种植，培育的过程中，比新兴外来树种的生存与适应能力要高、要快，成活率高。且其相关种植方式、生长习性、特征等都为人们熟知，栽种技术也比较成熟，加之是本地苗木资源，数量相对充足，降低栽种成本，同时也提升了苗木的培育质量。

第二，应该重视对外来优质苗木品种的引进。受地区环境因素等影响，往往一个地区内部的苗木种类及品种是有限的。所以，通过引进外来苗木的方式，将有助于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及社会效益的获取、提高，在引进的过程中，可采取先试验种植，后推广运用的方式。根据苗木生物学特性的差异，对其采取适当的训化措施，一般可以采取特殊在职、配套栽植技术等实现。不仅如此，对地区内部的气候环境、地理条件等进行合理运用，推广苗木品种试验区的建立，有助于筛选优质的苗木，避免外来苗木品种带来的生态灾难。

第三，重视新品种的培养与选育。新品种的获得方式一般分为两种：人工培育，野外发现。新品种往往具有新颖性、稳定性、一致性及特异性，对地区林业的苗木多样化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3.3 坚持科技兴苗木 设施栽培。设施栽培又称保护地栽培，在人工控制条件下，创造适宜植物生长发育的条件，实施集约化栽培，实现高产、优质、高效的目的。设施栽培不受季节限制，能实现周年生产，广泛用于蔬菜、果树、集约农业、花卉、观赏植物生产和林木工厂化育苗。随着中国设施农林业的飞速发展，现代化智能温室将成为种植的必备设备。结语

重视林业生产中苗木的质量，加快对先进培育技术的引进，建立健全我国现有苗木市场管理机制等，强化相关工作人员对林业苗木质量的重视程度，才能真正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提升我国林业生产中苗木的质量，为优质林业资源的培育、建设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 李国雷，刘勇，祝燕，等.国外苗木质量研究进展.世界林业研究，2011(2).[2] 杨贵成.苗木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绿色科技，2015(2).[3] 左海军，马履一，王梓，等.苗木施肥技术及其发展趋势.世界林业研究，2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