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法院经验总结

第一篇：2012法院经验总结

2012年，永清法院在县委的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县委十届六次全会为指针，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积极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按照年初工作目标，抓队伍、强服务、保平安、创亮点，全力抓好各项审判工作，案件质量和效率大幅提升,服判息诉率显著提高，队伍监管日渐规范，干警的服务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铁案意识不断提高，审执工作成效显著，在全市法院系统案件质量评估考评中，综合指标位居全市法院前列，受到了党委、人大、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一致好评，为县域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司法保障。由于工作成绩显著，在今年召开的全省三级法院院长会上作了典型发言。

一、强化审执工作，抓好增质提效，全面扩大审判效果

2012年，共受理各类案件2566件，审结2398件，结案率为93.45%，同比收案上升34.76%，结案上升35.17%，审判工作继续保持良好势头。

——深入开展严打斗争，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活动。今年以来，我院继续坚持严打方针，严惩各种犯罪活动，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共受理各类刑事案件66件，审结66件，结案率100%，工作中，我院坚决贯彻执行依法从重、从快、从严的方针，重拳出击，重典治乱，严厉打击，公正高效的开展审判工作，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我们还成功审理了上级指定管辖的重大经济犯罪案件，并对部分案件进行了集中公开宣判，有效的震慑了犯罪分子。为了更好的教育、挽救、感化未成年罪犯，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我们正式组建了“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以疏导、教育的方式审理未成年人案件，有效预防和减少了青少年犯罪的发生。

——以化解纠纷减少对抗为着力点，全面加强民商审判工作。在民商事审判工作中，我院不断加大对传统民事案件、合同纠纷案件、破产案件以及涉农案件的审理力度，采取巡回办案，减化程序，司法救助等多种方式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稳定。同时，不断深化发展“廊坊经验”，依托调解速裁庭、温馨调解室等平台，发挥特邀诉讼调解员、调解志愿者协会、人民陪审员在矛盾纠纷调处中的作用，构建“三位一体”调解体系，以多元化解纷手段，化解各类民事纠纷，促进了民事流转，维护了社会稳定。我们还积极尝试中院推行的十大机制，司法确认机制、购买服务机制在审判工作中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共受理各类民商案件2077件，审结1942件，结案率为93.5%，同比收案上升57.82%，结案上升64.43%;调撤率为95.98%，上升2个百分点，再创历史新高。

——以“清积”工作为先导，不断加大执行工作力度。共受理各类执行案件418件，执结385件，执结率为92.1%，执行总标的560多万元。我们按照上级统一部署，开展了创建“无执行积案先进法院”活动，在县委的领导、人大、政府、政协及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充分发挥执行威慑机制在执行工作中的作用，成功清理执结各类执行积案489件，全面完成了“清积”工作任务，被省高院评为“无执行积案先进法院”。

——以协调解决行政争议为重点，尝试探索行政审判工作新途径。以维护行政机关权威、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为目标，全面更新行政审判观念，力促行政争议协调解决。受理行政诉讼案件5件，审结3件，受理非诉执行案件21件，执结21件，全部协调解决，有效地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二、推进三项重点，强化服务职能，为发展大局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2011年，我院坚持 “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工作方针，积极服务经济发展大局。一是结合全县“双轮驱动”、“两大高地”、“一城两翼四板块”等宏观经济战略，找准法院工作与全县经济发展的结合点，制定出台《关于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的若干规定》，着力以司法手段保障永清“十二五”时期全县经济高端起步、强势开局、加快崛起工作目标的实现。在园区建设、新农村建设等中心工作中，积极介入，献计献策，提供服务，做好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在廊沧高速、京台高速建设征地拆迁工作中，选派经验丰富的审判人员协助地方党委、政府做好群众工作，其间，深入两个乡镇的沿线村街，入户30余次，宣讲-法律，有效化解了矛盾，维护了稳定。在国家重点工程“陕京输气管线”地面清理工作中，协助三个乡镇的11个村街做好宣传工作，共深入100余户宣传法律知识，使地上物清理工作如期完成。二是强化窗口服务，促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我们多方筹措资金20余万元，在原有服务中心基础上，认真整合服务窗口，制作了购买调解、非诉

确认、诉调对接等各种工作流程图;新增了立案接待、法律咨询、司法确认、案件查询等各种服务窗口，购置安装了两块全新电子屏幕，用于滚动提示和诉讼引导。使司法服务中心具备了诉讼引导、立案审查、劝导引导、案件查询、非诉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法律咨询、司法救助、诉讼材料收转、办理旁听证件、温馨调解、约见法官、判后答疑、案件速裁、诉调对接、便民服务、信访接待等16项服务功能，今后我们还将进一步开通触摸查询系统，开庭显示系统等服务，更好的服务群众诉讼。三是注重体现司法的人民性，努力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今年，我们强化了困难群众的救助，建立了救助基金，使有理没钱的困难群众能打得起、打得赢官司。为了是社会各界能够支持理解法院工作，我们积极抓好案件风险评估和陪审员参审，并吸收各界群众参与诉讼，使群众的意愿在司法实务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从而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第二篇：法院信息化建设经验总结

二、信息化建设的基本经验

在进行信息化建设时，我院坚持以审判工作为中心，积极探索，大胆实践，并在实践过程中逐渐总结出以下几点经验：

（一）加强领导，充分认识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意义。法院信息化建设是一项投入大、专业性强、科技含量高的系统性工程，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和审判管理方式。实践证明，法院信息化建设能否取得快速发展，关键在于领导同志是否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就要求信息化建设的决策者必须高度重视信息化建设的意义和作用，找准目标定位，明确建设方针，为信息化建设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我院早在开始信息化建设之初，就明确把这项工作看作“一把手工程”，院党组成立了以院长邹吉昌为组长，分管副院长为副组长，相关庭室负责人为成员的信息化领导小组，明确了日常工作部门和工作职责。院党组对信息化建设工作实行政策倾斜，并且经常性地就信息化建设的进展情况、存在问题和困难听取汇报，研究对策，及时解决工作中的问题，确保了工作的稳步推进。

（二）坚持从实际出发，避免盲目建设。信息化建设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技术密集程度高，设备更新换代快，建设需要不断投入，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因此，在系统建设当中，必须从法院工作实际出发，既要着眼长远，考虑技术应用的前瞻性，为未来发展留有余地和空间，又要量力而行、厉行节约，戒除不切实际的“一步到位”思想和攀比现象。我院在选择技术方案和采购大型技术设备时，都很好地遵循了这项原则，既满足了网络应用的整体需要，又避免了盲目建设造成浪费。

（三）以实际应用为重点，走引进改造之路。在信息管理系统软件采用问题上，历来有自主开发和直接引进两种方式。我们认为，法院自主开发软件，周期长、难度大、人力物力消耗多，而且制作完成后的系统稳定性和兼容性具有不确定性，容易造成重复建设，资金浪费。我院在信息系统引进问题上，采取的是引进改造，为我所用的方式。通过对市场的五家法院信息软件进行普遍考察和重点考察，选定了性能好、响应快、技术保障能力强、已经有90多家法院使用的南京通达海E-court电子化法院完全解决方案。并根据拟制好软件引进计划，周密安排了考察、修改、试装、培训、试用、使用工作，拿出适合我院使用的软件修改预案，要求开发公司修改完善后，才最终投入使用。实践证明，采用引进改造的方式，周期短，见效快，能够比较好的满足系统建设应用需求。

（四）强化制度建设，实施规范管理。信息化建设涉及到法院工作的方方面面，要确保信息网络系统能发挥出预期的作用，就必须把网络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管理的轨道。为此，我院按照“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标准、重视网络安全”的原则，在院办公室设置了单独的信息管理机构--信息科，专门从事信息化建设技术保障工作，并相继制定了《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近期规划》、《计算机网络使用管理规定》、《内部网站运行管理实施办法》等一系列网络管理规范，明确了各业务庭室在网络建设中的责任和义务，将网络管理职责完成状况与岗位责任制、目标管理考核挂钩，并认真组织落实。

（六）提高应用水平，形成利用网络工作的良好氛围。

信息化建设根本目的在于应用，是为了促进法院各项工作的发展。如果建而不用，再好的硬件设施也会失去意义。我院在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始终注意抓好干警网络技能的培养和学习，通过全员培训、轮训、部门骨干加强培训等方式，大力提高计算机应用技能，使干警们都能够熟练地掌握运用网络开展工作。干警们在运用网络的同时，也逐渐体会到了信息网络辅助办案的好处，增强了信息化办公的意识，计算机网络已经成为干警们审判、办公和学习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

三、信息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措施

尽管近年来我院信息化建设取得长足的进步，但与全国法院系统日新月异的信息化发展进程相比，也还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

（一）部分网络资源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目前，大量的工作和审判信息沉积在各业务庭室和综合部门，信息的开发利用仍然是信息化建设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对此，我院要求各部门将能够公开的信息资源进行全方位的整理，统一输入到统一的信息管理中心和资源库--内部网站中去，并由统一的部门专门负责信息的整合、维护和更新。同时，各部门要根据自己的实际工作情况，利用自己所开发的部门网站组织所属人员发布本部门有关信息，实现资源共享。

（二）网上办案、网上办公有待完善。由于正在进行的新的审判大楼建设工程尚未完成，受目前办公条件的限制，一些信息系统功能还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网上办案、办公的效果。在新审判大楼竣工之前，根据现有的硬件和软件条件，借鉴有关兄弟法院的先进经验，我院仍将积极探索网上办案的新途径，逐步实现公审转播由电视转播移至局域网上进行。同时推进网上党组会、院长办公会、审委会等会议的召开。目前，进行网上会议的有关技术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待新审判大楼建成后即可投入使用。

（三）对基层法院的指导力度有待加强。目前我市多数基层法院受经费和技术等方面原因的限制，局域网建设进展不大。我院将根据最高法院关于信息化建设规划和省市政法专网建设要求，进一步对基层法院加大指导力度，督促有条件的基层法院按期建成法院局域网，并在适当的时候组织基层法院网络管理人员进行专项培训。自去年六月以来，我院已分别对辖区内的三县五区8个基层法院的计算机网络应用、保密安全工作进行了指导。我市庐阳区法院已经在我院的指导下，引进了E-court法院信息系统，目前已初步具备了网上办案以及网上办公的条件。

以上是近年来我院在信息化建设方面的几点做法和体会，虽然取得了一点成效，但与上级法院的要求，与建设现代化法院的目标，与兄弟法院的先进做法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上级法院的部署，真诚向兄弟法院学习，满怀信心，坚定不移，不断推进信息化建设，为打造现代型法院作出不懈的努力。

第三篇：法院开展“千名党员下基层”活动经验总结

明水县人民法院

开展“千名党员下基层”活动经验总结

为深入贯彻落实县委机关“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精神，按照“千名党员下基层”专项活动要求，明水法院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为基层办实事解难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积极开展干部下基层、为民解难题工作，不断完善各项便民举措，确保下基层工作取得实效。现将我院“千名党员下基层”专项活动经验总结如下：

一、深入基层倾听民意，列好“任务清单”

一是坚持“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截至目前召开座谈会2次，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及群众代表等来院畅谈意见建议。

二是院班子成员带队分6组“下沉一线”，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倾听群众需求。

坚持“定举措”与“定责任”相结合，结合重点工作任务，以加强“一站式”诉讼服务、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主动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为切入点和着力点，制定专项行动方案和攻坚举措。

三是坚持“当下治”与“长久立”相结合，求真务实制定工作台账，总结提炼有效做法，推动长效机制建设。

1-5月全院共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系列活动40余次。

二、着眼群众急难愁盼，做好“便民答卷”

一是深化信息应用，通过建立厅、网、线、巡为一体的诉讼服务中心，将立案、保全、调解、速裁、信访等诉讼服务功能全面整合，在立案大厅设置各类案件立案、案件查询、诉讼引导、案件流程进度查询电子设备，不断增强来院群众诉讼服务体验。

二是推行网上立案、跨域立案、在线调解、远程视频接访等信息化手段，开通涉农及弱势群体“绿色通道”，新建成在线调解室，推行“人民调解+司法确认”模式，用心为来院群众提供“一站式服务”。

1-5月全院受理网上立案

798件，跨域立案8件，网上开庭32件，调解成功案408件，司法确认23件，占一审新收民商事案件的41.67%，司法鉴定连续三个季度无超期未结案件。

三、着力优化营商环境，解好“企业难题”

一是开展“我为企业解难题——能动司法履职承诺”活动，出台《关于优化提升法治营商环境的工作方案》，深入企业开展法律服务12次。

成立专责涉企案件快执团队，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实现“简案快执、难案精执、类案专办”，提升执行合同效率。1-5月调解涉企案件62件，挽回损失达200余万元。

二是加强“府院联动”机制运行，在县委政法委的协调帮助下，联合司法局、房屋与征收补偿管理局、公安交警大队、消费者协会、总工会、卫生健康委、金融机构、城乡司法所、律师协会等多部门成立司法调解组织、拆迁安置补偿调解组织、交通事故调解组织、金融调解组织、农村调解组织、律师调解组织，相继制定了诉调对接工作制度8项，诉调对接使用的各类文书样式11项，33名调解员参与案件调解工作。

三是学习先进地区破产审判经验，创新采用预重整方式为濒临破产企业提供自救平台，提升破产审理质效，实现市场出清。

1-5月受理破产案件2件，审结破产案件1件。

四、主动融入基层治理，写好“解纷文章”

一是推进法官进网格具体化，在村屯均设立人民法庭巡回调解站，挂钩联系，定期巡防，及时发现矛盾纠纷线索，将涉诉纠纷化解在源头，有力提升诉源治理成效。

指导完善村规民约，加强对涉农村宅基地、邻里关系等典型案件的巡回审理，弘扬公序良俗，引导建立乡村文明新风尚，主动服务乡村振兴，共建“无讼村居”。1-5月巡回调解站受理案件11件，调解成功率60%。

二是深入开展“司法三进”，推进“双零”创建，深入开展“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进社区、进乡村、进网格”工作，创立“诉前疏导、诉前调解、诉中调解”三步工作法。

通过“诉前疏导、诉前调解、诉中调解”三步工作法，此做法将调解活动贯穿于矛盾纠纷化解全过程，使调解成为化解矛盾纠纷的主力，使得大量矛盾纠纷得到有效化解。1-5月，通过调解员调处各类纠纷20件，取得了良好地社会效果。

三是开展“云端”开放日、新闻发布会、法治副校长授课、模拟法庭、法律知识小竞赛、法治讲座等富有特色的法治宣传教育活动30余次，营造良好法治氛围。

五、全力以赴抗击疫情，守好“平安防线”

一是迅速成立以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公德庆为队长、驻村第一书记任力辉为副组长的青年党员志愿服务队，志愿服务队扎根法院、酱菜厂等三个小区防控一线，通过线上大数据+线下铁脚板相结合，确保小区管控“足不出户、服务到位”。

1-5月参与疫情防控演习1次，助力全院核酸检测3次，参与人员60人次，协助采集核酸1000余人次，赢得了小区居民的高度认可。

二是积极参与群防群控工作，加强与各相关单位、街道、社区的信息共享和沟通协调，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卡口防疫工作和隔离点驻守工作。

明水法院青年干警积极参与、踊跃报名，与运管站、市场监督局等单位共同承担202国道南侧卡口车辆登记、检查、推送、报备等工作。1-5月参与通行卡口管控6次，动员干警参与100余人次，防控144个小时，确保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守好明水“南大门”。

下一步，明水法院将不断巩固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成果，推进机关“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走深走实，坚持保安全护稳定、勤为民办实事的工作主线，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企业解难题、我为基层强治理等工作，用实事赢得民心，用司法传递温度。

明水县人民法院

2022年6月6日

第四篇：法院调研工作先进集体经验总结

法院调研工作先进集体经验总结

法院调研工作先进集体经验总结

*年以来，ｊｇ区人民法院在院党组的正确领导和上级法院的精心指导下，紧紧围绕党的工作大局和法院工作重点开展调查研究，坚持“围绕审判搞调研，搞好调研促审判”的原则，努力为领导科学决策服务，为审判工作服务，合调研工作进入了有史以来的最好时期。2003年，在全市法院目标管理考评中，我院调研工作的位次由上年的全市第9名跃居第2名，我们的主要做法和体会是：

一、强化领导，在决策定位上高层次

ｘｘ市ｊｇ区人民法院的调研工作过去曾经有过很辉煌的时期，但由于各种原因所致，近年来却每况愈下，法院调研工作已经在大多数干警心目中失去了应有的重要地位。2003年3月，我院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后，为切实扭转调研工作不断滑坡的势头，对调研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和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摆正了调研工作的角度和位置，将调研工作与审判、执行工作放在同等重要地位，坚持“一半审判，一半调研”的指导思想，使这项工作有了可靠的组织保证和领导保证。（1）思想上高度重视。在实际工作中，院领导本身具有较强的调研意识，自觉把开展调研工作当成实施科学领导的重要手段，做为搞好法院各项工作的基础，看成是衡量审判工作和自身建设水平的重要标准。进而始终把调研工作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上，布置、检查、总结工作都不忘调研工作，对带有全局性、指导性的课题，院领导亲自出题目，亲自动手撰写调研。另外，院里有关例会都尽量吸收研究室人(本文来自文秘之音，更多精品免费文章请登陆www.xiexiebang.com查看)员参加，积极为调研工作创造条件，提供方便。去年至今，全院中层以上领导带头撰写调研30篇，占全院发表调研总数的30。（2）组织上明确分工。为了加强对调研工作的组织领导，我院成立了以院长为组长，各副院长为副组长，各庭室负责人为成员的调研工作领导小组。坚持“谁主管谁负责，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院长、庭科室长逐级签订责任状，一级抓一级，形成了上下齐抓共管，人人身上有指标，千斤重担大家挑的局面。（3）物质上保障有力。调研工作需要必要的物质条件，否则，必然影响调研工作的开展。对此，院党组在全院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舍得投入，凡有利于开展调研工作的，千方百计满足调研人员的需要。如2003年末，为研究室购置了理想数字式一体化速印机、传真机、喷墨打印机、微机各一台，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办公自动化水平。为及时掌握每个时期的调研动态，我院为调研员订足订好报刊和资料。今年，我院研究室人均报刊资料拥有量为其他庭科室的6.3倍。

二、完善措施，在目标定位上高起点

众所周知，措施是完成工作任务的重要保证，只有强化措施并落实到位才能保障工作目标实现。为此，我院注重在实际工作中创新，重点采取了“三个到位”的工作措施，使调研工作步入了规范化管理轨道。（1）任务上计划到位。我院根据上级法院的工作要点和有关调研工作的要求，充分考虑各部门的特点和调研能力，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综合平衡，提出切实可行的指导意见，帮助确定各庭的调研题目，由研究室统一汇总后，制定《调研工作规划》和《重点调研题目》，详尽确定一个时期的工作要点，以文件形式下发至各庭室。（2）管理上责任到位。自2003年3月以来，我院把调研工作纳入全院《岗位目标管理考评责任制》之中，作为一项硬指标来抓，明确了院领导、各部门及有关人员的职责范围和任务指标，定期进行考评，年底按规定兑现奖惩，对未完成任务指标的，实行“一票否决”，取消当年晋级、评优资格；对于超额完成调研任务的干警给予奖励，广大干警尤其是青年审判骨干调研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3）协调上配合到位。我院率先在全市法院建立调研网络，形成“左右开弓”、人人参与的局面。如我院规定，各业务庭必须建立由庭长和或副庭长参加并任小组的有１—２名业务水平较高的审判人员组成的调研小组，建立了以研究室为主体，以调研小组为骨干，全体审判人员参加的立体调研网络，开展与本部门审判业务有关的调研活动。去年以来，我院研究室与各业务庭、审判人员共同合作，联合攻关，完成6个重点调研课题，实现了单项突破、优势互补。

三、提高质量，在职能定位上高效能

在实践中，我院努力克服调研工作表面化、一般化倾向，积极选准为领导决策和法院工作服务的对接点，注意掌握工作全貌，正确分析形势，抓住关键问题，形成有情况、有分析、有指导意义的调研成果，提高了调研工作的服务质量。

一是围绕法院工作重点开展调研工作，突出全局性和指导性。按照法院工作重点抓好调研是提高调研质量的重要突破口。去年以来，我院围绕法院审判工作，侧重在反映法院审判方式改革和审判工作成果上确定调研题目；围绕法院队伍建设，侧重在干部制度改革和弘扬典型上确定调研题

第五篇：高淳法院四项措施建立刑事和解经验总结长效机制

高淳法院四项措施建立刑事和解经验总结长效机制

长期以来，高淳法院的刑事附带民事调解工作与刑事自诉案件民事部分调解工作一直保持着高调解率、高履行率的良好势头。为了进一步总结刑事和解经验，用经验指导实践，达到节约司法资源与规范办案之成效，高淳法院近期采取四项措施着力构建刑事和解经验总结长效机制。

一是建立刑事和解案例库。要求承办人员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和刑事自诉案件的民事部分调解工作进行详细登记，采用一案一表的方式，包括将涉及案由、当事人身份关系、处理中遇到的难点、调解的成败得失、需要注意的问题等方面均记载在案，交内勤整理建档。

二是坚持刑事和解数据定期分析制。每季度召开庭务会，在研讨解决刑事和解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基础上，组织全庭人员对当季审结的刑事和解案例进行讨论分析，及时总结经验得失，既可以借鉴成功的做法，又可避免可能出现的类似失误。

三是建立刑事和解制度理论研讨机制。组成以审判骨干为中心的理论研讨小组，一方面积极探索将先进的刑事和解理念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当地民俗社情相结合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尝试将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和成功的做法进行归纳、总结，使之类型化，然后在法律范围内提炼成带有共性的、可反复适用的经验性办案技巧与方法。

四是建立刑事和解经验适用机制。将在实践中提炼出来的，并且反复证明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融入日常办案之中。审判人员遇到类似案件时，可参照适用前述经验做法，从而实现经验适用机制的规范化、常态化。

该院自开展刑事和解试点工作以来，精心筹划，大胆尝试，不断积累刑事和解工作的经验，先后制订出台了《刑事和解试点工作规则》、《刑事和解试点工作规程》等文件，从实体与程序两个方面着手规范操作；精心选择包括盗窃、非法拘禁、故意伤害、诈骗等多种罪名在内的典型案件展开和解，力求覆盖面广，示范效应突出；针对每个刑事和解案件，都要求案前分析，案后总结，做到深入挖掘问题，不断积累经验，并形成书面材料向中院、市、区政法委反馈，确保上级部门能够及时了解基层法院刑事和解试点工作的开展情况，从而也引起了省高院有关领导的重视和关注。

二、试行刑事和解所取得的成效

1、被害人利益得到最大化实现

刑事和解是被害人和被告人之间为利益最大化而选择的案件解决方式。为了能够争取到最宽大处理，被告人通常都较为积极的愿意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只有当事人双方的意愿都至少得到最低程度的满足时，和解才可能达成，其协商谈判心理博弈显然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和解与否、和解形式完全

由他们决定。法院只对和解的条件、过程和内容进行监督和审查，并不直接干预和解协议的达成。2009年我院受理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16件，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的案件共11件，和解率达68.75%，其中抢劫罪1件3人，已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0.5万元；盗窃罪2件3人，已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0.4278万元；交通肇事罪4件4人，已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46.78748万元；故意伤害罪3件4人，已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111.88万元；寻衅滋事罪1件4人，已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1.52万元，和解并实际履行的标的合计161.11528万元；占附带民事案件标的的90.04%，使达成刑事和解案件的被害人利益得到了最大化的实现。

2、减少双方的对立，增进社会和谐

在2009年该院受理的这16件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达成和解协议获得从轻处罚的有11件16人。刑事和解为被害人和被告人提供了对话的平台，通过双方达成和解，能消除冲突、实现社会和谐。对被告人而言，由于已经真诚悔过，其人身危害大为降低或消除，对其减轻、从轻或免除刑事处罚，能够帮助其认罪服法，真诚改造，缓和罪犯对被害人、社会和刑事司法机关的敌对和仇视心理，避免将自己置于社会的对立面，对软化刑罚的执行均有重大的作用。

3、提高诉讼效率

在这11件和解案中，简易程序9件，平均审理期限13.8天；普通程序2件，平均审理期限38天。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法官可以当庭宣判，或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裁判，可见刑事和解还有利于促进审判效率，缩短案件审理期限。而对于被告人也希望能在开庭的同时听到判决结果，就象病人求医一样，如若医院长时间诊断而不下结论，病人就会疑惑病重或者焦虑烦燥，不利于病情救治，被告人也一样希望早日知道结果，才知道努力的方向是什么，才会明白怎样才能赎自己的罪，洗心革面，重新做人。[2]

4、减少上诉、申诉和其他后遗症

正如被告人与被害人双方能够达成和解，自然经过了一番利益的争夺和放弃，各自有所满足，还缓和了关系，减少了当事人上诉、申诉、申请抗诉、上访的可能性，避免了传统诉讼方式种种后遗症。

5、有利于对未成年人的矫正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大幅上升，与此同时，对未成年人采取的监禁、感化等矫正措施成效不大，青少年缓刑、减刑、假释和刑满释放后的再犯罪率依然很高。但犯罪的未成年人始终是要回归社会，刑罚功能和刑事和解功能的结合，可以使被告人更加自然地实现再社会化的过程。刑事和解并不必然地带来刑

罚的免除，但由于刑事和解是以被告人承认过错、承担责任以及被害人宽恕为基本内容的，刑事和解过程对被告人直接的警示和教育作用是其他矫正措施无法实现的，对刑罚功能的实现无疑具有重要的辅助意义。我院达成和解协议的这11件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涉及未成年人案件的仅1件1人，并且在和解后得到了从轻处罚。

刑事和解制度还可以使部分罪行较为轻微的或者初犯、偶犯免除刑事处罚，避免贴上犯罪标签以及集中关押带来的交叉感染不利于教化的弊端，最大程度地挽救失足青少年。

三、试行刑事和解存在的问题

被告人的经济状况可能导致刑罚适用不平等的问题

同样的案件或同一案件中的不同被告人，由于存在经济能力的差别，可能出现富人有能力赔偿，而他们在履行了经济赔偿责任后，容易得到被害人的谅解，从而获得从宽处理或不判重刑；穷人却因为家庭经济条件差，无力赔偿，没法达成和解协议，而得不到从宽处理或被判重刑。刑事和解对于富人来说，很容易成为用金钱免于刑罚的“制度依据”，而那些穷人在刑事和解面前有一道无法跨越的门槛，可能导致刑事和解只对有钱的被告人适用而将贫穷的被告人排除在外的情形。

四、实施刑事和解制度的几点建议

1、坚持刑事和解必须在现行法律框架内进行的原则

把刑事和解制度引入该院司法实践中还处于探索试行的阶段，应当在现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实施，不能超越或违反，必须坚决维护党和国家的权威，维护法律的权威。规范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1）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2）是被告人有悔罪表现，且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3）是被害人和被告人双方自愿；（4）是被告人有经济赔偿能力或其他补救办法，能弥补其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实际损失；（5）是当事人和解不得违反国家法律规定、社会公德。

2、坚持被害人、被告人自愿的原则

在刑事和解中，必须坚持被害人、被告人自愿的原则，不能勉强。和解强调的是对个人自由和自主权的充分尊重，强调当事人的自愿性，在实现和解目的的过程中，虽然法院不可避免地也会起到调停或促和的作用，但纠纷当事人的自主意愿对纠纷的解决起决定作用。

3、坚持公平正义的原则

当事人之间和解的前提是被害人或其家属基于真实意思表达的同意，如果被害人或其家属不同意，那么案件就不能进入刑事和解程序，自然也就不存在“赔钱减刑”、“花钱买命”的问题。另一方面，即便被告人有悔罪表现，也能与被害人或其家属达成和解，但如果案件性质特别恶劣、犯罪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影响太大，法院也可以不考虑和解因素，对被告人不予以从宽处理。还有，考虑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不使刑事和解这项好的制度为“有钱人”所独享，可规定具有真诚改过之心，经济困难的被告人可以分期履行和解协议，但必须提供相应的担保。

4、坚持明确规定刑事和解期限的原则

刑事和解具有公正高效的法律价值，为避免和解过程久拖不决，影响审限和诉讼效率，必须对和解过程规定一个时限。

五、刑事和解制度的发展方向

1、可以把刑事和解适用到严重暴力犯罪上

如果被告人实施严重暴力犯罪之后，真诚悔罪，积极赔偿被害人或其家属，说明其人身危险性不大或已经降低，从特殊预防的角度考虑，没有必要对其适用最严厉的法定刑。

对严重暴力犯罪适用刑事和解有利于维护被害人及其亲属的利益，一定程序上能够避免因犯罪引发的后续社会问题。在严重暴力犯罪的审理中，如果在量刑时不对经济赔偿给予一定的考虑，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基本上无法执行。由于很多被害人都是家庭中的主要经济来源，一旦遭受严重暴力犯罪的侵害被伤害或杀害，整个家庭就失去了顶梁柱，生活将会陷入困境。而我国目前还没有完善的被害人补偿机制，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经济赔偿，被害人或其家属就会不断上访，或者采取自杀、自残等极端方式要求执行附带民事判决，甚至不排除因生活所迫而实施犯罪的可能。[3]

2、刑事和解与犯罪矫治双管齐下定能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

教育、矫正取代报应、惩罚已经成为刑事司法系统的主要目标。对悔改人员，轻微违法犯罪人员，失足青少年要实施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实行“耻感重建”即把注意力集中在行为本身的罪恶上，而不是将被告人视为一个不可救药的罪恶的人，反对给被告人及其所处的现有社会关系戴上灰色的帽子，[4]矫正其

犯罪心理和行业恶习，使其将来能顺利回归社会。刑事和解和犯罪矫治功能的结合，可以使被告人更加自然地实现再社会化的过程。

刑事和解只不过方法和程序不同而已，它对被害人地位的提升、对被害人损失赔偿的重视、强调发挥当事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主观能动性及恢复道德观念、以和平方式恢复秩序，在对话协商基础上解决冲突，对处理所有或者大部分非敌对、非不可调和的犯罪案件都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一、浮梁县法院刑事和解适用的现状（以近五年案件为调查基础）

1、适用范围

主要适用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包括交通肇事、故意伤害（轻伤）、过失犯罪，以及亲属邻里关系中的盗窃,数额不大的诈骗、抢夺、敲诈勒索等。且上述轻微刑事案件中的犯罪行为主要侵犯了被害人的个人利益，对公开利益的损害较小，适用刑事和解不至于造成被害人利益保护和公开利益保护的失衡。

2、适用比例

经调查，浮梁县法院近五年刑事案件总数为701件，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数为116件，占总案件数的16.55%。其中，适用刑事和解的主要案件类型为交通肇事、故意伤害（轻伤）、过失犯罪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3、和解程序

从基本步骤上：首先，犯罪嫌疑人取得被害人（或其家属）的谅解；其次，被害人（或其家属）要求或者同意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依法从宽处理而达成的协议；最后，司法机关依据双方达成的对犯罪嫌疑人依法从宽处理的协议对犯罪嫌疑人依法从宽处理。

从结案时间上：刑事和解案件的结案时间以两个月内所占比例最大。

4、和解方式

包括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但绝大多数案件是以赔偿损失的方式达成和解。

5、和解效果

被害人（及其家属）对案件结果较满意，无上诉上访现象；犯罪嫌疑人对案件结果较满意，无上诉上访现象；案外民众普遍反映法律的公平正义得到实现，刑事和解体现了宽严相

济的社会主义法制理念；再犯罪率较低。

二、刑事和解现状分析

就浮梁县法院刑事和解适用的具体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刑事和解的适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但其制度本身也存在一定的不足。

1、存在的问题

①整体上适用和解比例偏低

从刑事和解情况来看，浮梁县法院近五年刑事案件总数为701件，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数为116件，仅占总案件数的16.55%。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主要集中在交通肇事、故意伤害（轻伤）、过失犯罪等轻微刑事案件，并且在这些案件中适用的比例也并不高。尽管刑事

和解在司法实践中已经有一定的适用，但就适用的比例来说仍然比较低，其作用并不能得到

更好的发挥。

②和解方式单一，赔偿缺乏标准

刑事和解的方式包括犯罪嫌疑人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和解的方式一般仅限于赔偿损失，且赔偿缺乏统一的标准，在实际操作中差异较大。

③是否增加维权难度存在质疑

表面看来，刑事和解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赔偿到位，能达到被害人谅解的程度，这对被害人权益无疑是一种有效的、切实的保护。但现实中，由于执法部门主张和解，受害人将有可能陷入漫长的“和解”调处过程当中，进一步拉长了案件的处理时间，并不利于受害人维权。

④缺少明确的法律依据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并未对刑事和解做明确的规定，这使得刑事和解的适用缺少法律依据，同时也使得刑事和解在司法实践中没有统一的适用标准，从而造成其适用的混乱。

⑤刑事和解的法律监督问题

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为了保障刑事和解的自主性，总是会对和解活动的进行保持一段距离，仅仅进行形式上的审查，从而难以发现实质上的缺陷。而且审查和监督很多都是事后进行的，这同样加大了纠偏的难度。就司法机关自身而言，刑事案件经由和解，会带来一定的便利，因为依据和解协议所作的判决更加具有可接受性，上诉和申诉的案件数肯定大为减少，这种因为个案正义带来的效益难以让人拒绝。因而，司法机关事实上缺乏监督、审查刑事和解的过程和内容进行纠偏的动力。

2、刑事和解的现实作用

①刑事和解，更能体现和谐社会的原生态，维护社会自行和谐的功能。如果说一些轻微的刑事案件的发生是和谐社会的一个个毒瘤，那么对这些轻微的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双方进行刑事和解，司法机关的介入引导就象是一副“良药”，是在“良药”的作用下，才消除这些毒瘤的。而允许刑事案件“有限私了”则更象是 连“良药”都不用就能消除这些毒瘤的自行“排毒”功能。这种功能很可能是犯罪嫌疑人在案发后其“性本善”的迅速悔悟，也可能是来自古老的文明社会“和为贵”思想的影响。若推行用“良药”去消除毒瘤，为什么不允许用自行“排毒”功能去消除毒瘤呢？如果推行刑事和解，而不允许刑事案件“有限私了”，不免会有“舍本逐末”“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之嫌。

②刑事和解制度可以消除被害人和犯罪人之间的对抗状态，在沟通过程中，犯罪人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被害人谅解，从而国家和犯罪人之间的对抗状态也得到消除或者缓解，这样就既确立了被害人的宽容心态，也确立了国家的宽容心态。从这个意义上讲，刑事和解是对社会冲突的及时、有效回应，它不是与社会冲突相对抗，而是与之达成妥协。

③刑事和解，能使刑事受害人的损失得到更及时的经济赔偿和精神抚慰。在司法实践中，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本来就很简单的轻微刑事案件的被害人迟迟得不到犯罪嫌疑人的精神抚慰和经济赔偿，其原因之一是刑事案件不能私了，因此，对犯罪嫌疑人来说，他会担心即使主动赔偿了，也还是免不了要去坐牢的，所以就不愿主动赔偿了，就等法院判决后再说吧，而诉讼程序又比较漫长，少则两三个月，多则一年半载。而允许刑事案件“有限私了”就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里，由刑事案件的双方当事人通过自愿协商达成和解协议，刑事受害人的损失就能得到更及时的经济赔偿和精神抚慰。

④刑事和解，对犯罪嫌疑人也是一种法律的教育或警告。对于那些社会危害性不大的轻微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来说，若不分轻重地一律采取“一关了之”的从严政策，“不良记录”将伴随其一身，有的甚至会“破罐子破摔”，不利于壮大构建和谐社会的力量。而允许刑事案件“有限私了”，犯罪嫌疑人通过自身的悔过或者通过亲朋好友、领导同事、老师同学等的批评、教育、开导，必定会对自己危害社会的行为有一个深刻的教训和反思，对犯罪嫌疑人来说，这是一种来自亲情和友情的法律教育或警告，更具人性化，也更具亲和力和监督力。这种来自“民间” 的法律教育或警告，从效率和效果的角度看，并不会比走一轮“官

方” 的漫长的诉讼程序要差。

⑤刑事和解，更加节约司法资源或成本，让有限的司法资源用于处置对社会危害较大的案件上。在司法实践中，如果按照普通的诉讼程序走完，一个刑事案件从公安机关的立案侦查，到检察机关的公诉，再到法院的审判、执行机关的执行完毕，要消耗大量的司法资源或成本。当然，为了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受犯罪分子的侵害，为了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消耗大量的司法资源或成本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对于一些轻微的对社会危害不大的刑事案件而言，如果能够不消耗大量的司法资源或成本，就能达到维护人民的利益（最直接的是受害人的利益），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最直接的是受害人所在的局部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那又何乐而不为呢？更何况，我国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司法机关的人手偏少，严重危害社会的恶性案件频发，人少案多的矛盾还非常突出。如果能在一些轻微的对社会危害不大的刑事案件上把有限的司法资源或成本节约出来，更多地用于处置对社会危害较大的案件上，那又

何乐而不为呢？

⑥刑事和解，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是解放思想、创新司法实践的具体体现。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转型期社会，今后一段时期，我

国各地仍然处于刑事犯罪高发状态，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非常艰巨，必须始终对严重犯罪和多发性犯罪保持“严打”态势，以有力地惩罚和震慑犯罪。但我们同时也要充分关注近年来轻微犯罪的发展态势，努力在宽缓的政策方面有所作为，切实解决当前轻罪处理中的突出问题，缓和冲突，在促进实现社会和谐的同时，更应保护和鼓励社会的自行和谐功能。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在我国刑事和解制度还不完善，但其价值和意义是不容否认的，刑事和解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对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几点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并结合我国刑事法律制度的特点和刑事司法实践的现状，我们认为构建刑事和解制度应在刑事立法和配套措施改革上考虑以下几点：

1、取消被害人的公诉参与权，确立以刑事赔偿为中心的刑事和解制度。

鉴于被害人参与公诉会加剧刑事冲突的对抗程度，并影响到当事人之间正常关系的恢复，因此，在刑事诉讼法中应取消被害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出庭参与控诉、质证和辩论的权利。指控犯罪的权力应完整地交还给公诉人，被害人只参与和刑事赔偿有关的诉讼过程（刑事和解）。在此，公诉人的角色是“报应”，而被害人的角色是“恢复”，两种相反角色的职能发挥才能充分保证刑事正义的全面实现。这一设计并不是否定或削弱被害人独立诉讼当事人的地位，相反，可以保证被害人有限的精力投入到与被害恢复有关的必要程序。同时，诉讼立法应改变过去那种将刑事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传统模式，将解决赔偿争议作为与定罪、量刑同等重要的诉讼目的。于是，刑事和解在性质上不再是依附于刑事诉讼的民事程

序，而本身就是一种刑事诉讼。

2、适用范围上应以自诉案件为突破口，逐渐扩展到公诉案件中的轻微刑事案件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待各方面条件完全成熟时，才能扩展到严重暴力性犯罪案件。

自诉案件的法官调解已具有了刑事和解的雏形，将其改造为刑事和解程序的难度相对较小。相关的程序设计大致有：法官在受理自诉案件之后，应将其转交和解中介机构处理，如果和解达成协议，则法官以调解书的形式确认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如果双方不愿接受调解，则由法官审理后迳行判决。公诉案件中的轻微刑事案件包括轻伤害、交通肇事、邻里关系中的盗窃、数额不大的诈骗、抢夺等，以及未成人犯罪的各类案件至少应当在侦查终结之后由检察官或法官提出刑事和解。在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模式下，侦查过程缺乏法官的控制、检察院的侦查监督也形同虚设，如果将刑事和解置于侦查程序中，则侦查机关将会拥有事实上的审判权，其滥用的可能性极大。鉴于传统的社会舆论和被害人及其家庭对严重暴力性犯罪的极度痛恨，以及正当程序下司法认定的难度增大，我国目前尚不具备适用此类案件的必备

条件。

3、将被害人是否谅解、犯罪人是否赔偿或是否致力于赔偿作为对其进行实体处理的法

定情节。

在起诉阶段，可作不诉处理；在庭审阶段，可以作为从轻、减轻或判处缓刑的依据；在行刑阶段，可作假释或减刑的条件之一。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和解，应以被害人与加害人是否达成谅解协议为依据；对公诉案件中的轻微刑事案件，既要看被害人是否谅解，也要看当事人是否达成赔偿协议及是否履行。经检察官或法官对当事人协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认定之后，该协议即具有特殊的法律效力。这种特殊性应当表现在，双方约定的事项包括经济赔偿、私人劳务、社区服务等与普通民事契约条款不同，一旦犯罪人不自觉履行，经被害人

申请或法官自主裁定该协议即丧失效力；犯罪人不承担违约责任，也不会被强制履行。违反协议的唯一法律后果是刑事和解过程的终止。

4、以基层普遍存在的人民调解组织为基础，建立专业的刑事和解调停机构，培训合格的调停员；以立法的形式确认法官对刑事和解的司法控制和司法监督。

覆盖社区的基层调解组织具有丰富的调解工作经验，是建立刑事和解调停机构的重要基础。在行政隶属关系上，和解调停机构应划归司法行政机关管理，以保持在刑事司法机构之外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与中立性。但是，由于刑事和解性质内在地要求该程序的严密性，因此，由法官、检察官对于调停人员的专业知识的培训和业务的指导是必不可少的。更为重要的是，刑事和解在性质上是特殊的诉讼阶段，因此，由法官进行的司法监督或司法控制是不可缺少的。对刑事和解的司法监督与控制应当包括以下内容：审查决定刑事案件是否交付刑事和解，亲临现场或派人在场监督刑事和解过程，对和解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可行性进行审查以确定其是否有法律效力，对和解协议的履行进行监督，终止和解协议的效力、恢复正常的司

法程序。

5、建立被害人人身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保护制度。

对被害人的保护在现行法中唯一的体现是《刑法》第307条规定之妨害作证罪，但其立法意图在于正常司法秩序的维护。除此之外，被害人在刑事司法过程中的人身安全的保障，以及在社会名誉、劳动就业及其他社会活动方面安全保护则于法无据。西方国家的被害人保护制度从性质上是一种经济补偿制度，如新西兰于1963年、英国于1964年建立的对暴力犯罪的人身被害人的补偿制度即属此类。与这些国家良好的法治状况相适应，司法过程中被害人人身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安全并没有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因此无立法保护之必要。根

据我国国情，建立刑事司法过程（包括刑事和解过程）的被害人人身保护制度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立法应明确：出于影响司法效果的目的而对被害人的人身、财产、名誉、劳动就业等实施的威胁、暴力、贿赂等行为为法律所禁止，违法人员和有此类行为倾向的人员应分别承担刑事责任和限制人身自由的保安处分措施；在刑事司法过程中，被害人的劳动就业、工资福利、医疗保险等予以特别保障，任何形式的改变或调整须经被害人的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