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奇才聂绀弩档案材料首度公开（定稿）

第一篇：文坛奇才聂绀弩档案材料首度公开（定稿）

文坛奇才聂绀弩档案材料首度公开

为纪念聂绀弩百年诞辰,由武汉出版社历时6年编辑整理的十卷本《聂绀弩全集》近日出版。该书出版座谈会于2004年3月18日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这套全集的出版,不仅是聂绀弩作品的首次全面结集,它还是多次历史运动中聂绀弩个人档案的首次公开,这将对抢救中国现代文化遗产和推动聂绀弩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聂绀弩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奇才。他由湖北京山穷乡僻壤的小学毕业生,成长为“左联”作家、知名报人、教授、诗人。以一支犀利的笔,叱咤文坛数十年,出版了几十部小说、新诗、散文、文艺理论等几百万字的著作。聂绀弩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当过兵,教过书,办过报,是黄埔军校二期的学生,又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留学生,在中山大学与蒋经国是同学,与后来成为国民党核心人物的康泽交谊甚厚。20世纪30年代他却参加了“左联”,从事革命文艺活动。在日本曾坐过牢。到延安,曾为毛泽东的座上客。到新四军工作,与陈毅将军成为诗友。后来又到香港《文汇报》任职。新中国成立后回内地。到了上世纪50年代中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到北大荒劳动。“文革”期间又因骂了江青、林彪被扣上“恶毒攻击伟大旗手”的罪名,判处无期徒刑,成了山西临汾监狱的“劳改犯”。后来经他的老伴周颖的多方活动,才与台湾军政人员一道被“特赦”出狱。直到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真正得到平反昭雪。这次他的全集由武汉出版社隆重推出,其意义也非同一般。荆楚文化孕育、催生了聂绀弩的文学理想,湖北武汉留下了他从事革命和文学创作的足迹,他公开发表的第一首诗,就发表在武汉的《大汉报》上。中共武汉市委副书记殷增涛称,武汉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十卷本《聂绀弩全集》,是武汉市贯彻“文化强市”战略、挖掘整理地方文化资源的实际行动,也是对聂绀弩同志百年诞辰的最好纪念。

据武汉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彭小华介绍,为编辑出版《聂绀弩全集》,出版社克服了诸多不利因素,投入了相当的人力物力。从1998年编辑工作启动以来,出版社派员或通过信函与北京、上海、香港、重庆、南京、广州、桂林等地数十位文化界人士、近30家研究收藏机构联系,查阅了国民党时期和解放后的报刊百余种计2000余册,寻获了聂绀弩在不同阶段出版的著作30多种近60个版本,以及大量的报刊文献、手稿手迹、档案材料、图片照片等,先后复印和抄录了各类资料1000多万字,为全集编辑工作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基础。

这套十卷本全集收录迄今有确切线索并有文献印证的聂绀弩杂文、散文、旧体诗、古典文论等全部创作,包括部分未刊稿和历次运动中的交代材料等,全面、系统、客观地反映了他一生的创作风貌和文学成就。其中第十卷《运动档案》是最值得关注的,它收录的是聂绀弩在1954年至1957年几次运动中的部分检查,交代材料,这些材料是聂绀弩错划“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档案时发还的,材料由聂绀弩生前的助手周健强女士提供。其中《槛房杂记》已编入回忆文集《脚印》,其余均未发表,是首次对外公开。它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的变迁和历史的原貌。

(作者系光明日报记者)

摘自：《芳草》2004年08期 作者：张 隽

第二篇：聂绀弩刑事档案

聂绀弩刑事档案

聂绀弩赠诗较多的是给黄苗子，但送给黄的诗稿，不知为何也都进入了司法机关。侯井天将这篇拙文复印寄黄一份，黄读后又圈又点，赞叹诗好，但对这些诗及聂公原稿的来龙去脉，却只字未提。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当我以偶然机会接触到聂绀弩档案的时候，聂公本人早已作古，就连戴浩、向思赓诸位可以作证的人，也都各自安息而去。黄苗子虽然健在，已是90以上的耄耋之年，我曾有意登门拜访，解开聂诗入彀被祸的疑团，但又怕惊扰老人的晚景安宁，所以打消了此念。

转念一想，有些事情其实不需要盘根究底。阶级斗争紧绷的那些年代，凡是过来的人，对那些莫名其妙的蒙骗、中伤、倾轧、明枪暗箭的事情，大概都能想象得出来。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把个阶级斗争弄得风声鹤唳，疑神疑鬼，有的人就天天瞪大眼睛、竖起耳朵，捕风捉影向组织打报告。一些自身有什么历史不清、成分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的事，更是时时担惊受怕，只恐半夜鬼敲门，为了自身寻求保护和安慰，只好做出某种积极表现来，不惜从亲戚朋友身上找一些有举报价值的东西，打个小报告向组织邀功。除了检举他人之外，从自己身上剖肠挖肚，今天检讨，明天交心，也是那个时代的风气。当年的极“左”思潮的狂热性，带有一种宗教意味。一般平民受蒙蔽的且不说，甚至一些知识界人士也已经心痴神迷。这里就有一个例子。

这是聂绀弩一位朋友当年向组织写下的一个交代材料：

1965年2月27日下午，下班后，到了聂绀弩家，因为他答应给我豆豉，特意来拿。聂和周颖留我吃晚饭，我说马上就要回去，家里有人等。我拿了一包豆豉和一块臭豆腐，又问他有什么好小说可看，他带我进书房，一面说：我这地方好小说没有，坏小说也没有。最后他借我一本《蜃楼志》，说这是讲广东的事的。我又挑了一本《蜃楼外史》。

回家打开那本《蜃楼志》一看，原来书内还夹着一本极小的本子，是淫书《杏花天》。当时我自己思想斗争了很久，决定先把它包封起来，不看。打开了《蜃楼志》，还是有许多淫猥的内容，我经不起诱惑，老毛病又犯了。

第二天非常后悔，说明我在阶级斗争面前还是很经不起考验！

现在已把这些脏东西都封起来捆好，准备还给他。并且把这个事实，作为永远的沉痛教训！

如果用现在的理念，去观照过去那个时代，会有很多的不可思议的事情。从朋友那里借来的书，就算是一本淫秽小说吧，事先并不知晓，既然借来了，你看也好，不看也好，这有必要向组织写一份检查报告吗？扯得上阶级斗争问题吗？看了就是经不起考验吗？算得上什么“永远的沉痛教训”呢？要是一个刚刚入党入团的幼稚的青年人“向党交心”也就算了，你还是一个大知识分子，这不叫人笑掉大牙嘛！

像这样的人，既然对自己的一点小疵都主动向组织报告，那么，当他看到听到朋友的言行不合时宜时，能不去检举吗？而且，他不会认为检举朋友是什么不道德、不义气、不光明的行为，似乎理所当然就要那样去做，这也是一个时代的时尚吧。

关于聂绀弩的豁达姿态

聂绀弩完全想不到在他的“物以类聚”的朋友中，竟然会有告密者。直到他在监房里蹲了十年，也从来没有想过他的那些“罪状”是谁检举的。这似乎不合常理。经过了十多次审讯，指控了你那么多的诗和言论，你怎么就不想想司法机关是从哪里得到的呢？

他真的就是这样，一个真正的文化人的超然物外的疏放和豁达。他的10年牢狱之苦，祸根首先发自他的朋友，然而，他竟然没有怀疑过任何一个朋友，没有埋怨和责备过任何一个朋友。当他出狱之后，原来的朋友都若无其事，和洽如初。

我留心看过很多怀念聂绀弩的文章，当然不少是他的朋友们写的，我很想从其中找出一句对以往的检举揭发行为的反省的话来。然而没有，没有任何一个人坦白自己有过什么对不住朋友的行为。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林彪和“四人帮”那里，几乎众口一词。而你这朋友作为一个最知情者，是否也起到了一点帮凶的作用呢？对此则讳莫如深，闭口不言。你当时检举揭发时，可能是在极“左”思潮的狂热中，陷入了一种宗教的麻木和迷惘状态，而当那种狂潮过去，大家都清醒过来的时刻，你还不应该说一句诚实的话吗？尽管聂绀弩没有责怪你，而你自己还不应该有一点歉意的表示吗？

因此，我把聂绀弩和他的此种朋友相比较，就觉得有着天壤之别。一个是扶摇而上九万里的鲲鹏，一个是蓬蒿之间的斥鷃。

也许我的议论有些偏颇，还是回到聂绀弩的姿态上为好。聂绀弩本人对朋友都毫无芥蒂，我们又何至要苛责于人呢？

过往的时代，与当下的时代相比，会有很多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有意识的，也有物质的；有社会的，也有自然的。回头观望过往，一方面，我们会觉得有很多的荒谬、可笑、不解的事情；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想到那些事情所具有的某种合理性。如果从这样一个观念出发，我们就没有必要苛责那个时代，没有必要苛责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情和那些人们。

聂绀弩正是这样一种姿态。他以最犀利的目光，洞察了社会的种种弊端，发出了慷慨激昂的议论和抨击，并因此酿成犯罪，遭受迫害，然而，当他得到彻底平反，别人都为他歌颂的时候，他并没有以英雄自居，没有以一个胜利者的傲气再去批判他人，没有因为遭受迫害而责难组织，也没有指责社会。

聂绀弩出狱不久就开始写作，一面整理旧著，一面撰写新作，充分利用他有生之年，出版了大量著述。我们看到在他晚年的写作中，没有再翻腾昔日的政治恩怨。思想家不会到某些个人身上去泄愤。他深知发生“文化大革命”这种**的根本问题在哪里，他没有指责有负于他的朋友，没有指责处理过他的司法机关和领导人，也没有像我们大家那样义愤填膺地狠批林彪、“四人帮”，更不像有的文

章由批极“左”而牵连毛泽东的个人品质和社会主义。反而，他在《怀监狱》一文中，肯定了专政机关中的人道主义的积极方面。

曾有人表示不赞成聂绀弩为监狱说好话的文章，为此，聂在致舒芜的信中写道：

……我知道有很可怕的监狱，有不少人在里面被折磨被谋害而死，但我未进过那种监狱。如果写文章不是为了某种一时狭小的需要而造谣说谎，我没有什么错误。其实又何曾把一切监狱的好处都写尽了？例如北京监狱收的学生最多时，我听见别的号里，有一个大概是初中女生的声音说：“解放军叔叔（那时监狱由解放军看管），替我把窝头烤一下！”这监狱说坏也真坏，连初中女生也关进去了。说好也真好，犯人能叫看守给烧窝窝头！

接下来，聂绀弩在这封信中还写到北大荒：

北大荒无论怎么说，也难说是什么理想的人间乐土，但要说是“生非生兮死非死”（清代吴梅村的诗）也谈不上。“右派”劳动队先后几百队员，如吴祖光、尹瘦石、胡考、刘尊棋、黄苗子、丁聪等，除了我年近六十，干不动活，不免多被吆来喝去以外，大家和全体都一样干得欢，吃得欢，玩得欢，讲自己如何被划为右派的经历讲得欢。我没见过一个流泪，我自己也从未感到要流泪，像读鲁迅的《故乡》里的闰土喊他做“老爷”时的那样。

读了这两段话，或许让人会问：老聂是否变了？没有“火气”了？当我们继续往下读这封信的时候，就会看到老聂依然气节不衰，守正于心。原来写给舒芜的这封信，缘起是吴伟业送人流放东北时写的两句诗：“生非生兮死非死，山非山兮水非水”，聂绀弩借题发挥，讥讽这位清代诗人的软骨，也表明了自己的临危不变、宠辱不惊的人生态度。信中继续写道：

不知吴伟业有送人入狱诗没有。如果有，他想象的监狱应比东北更不生不死。说到这里忽然明白了一个问题。吴公未到过东北，也未入狱，却把东北和监狱想象得比实际可怕到不知多少。自己是文弱书生，年纪也不轻了，所以清廷要他做官，他只好乖乖地做，以免流放或入狱，不生不死。假如他早知道东北不过像我写的《北荒草》，监狱不过像我写的《怀监狱》，也许他会不做官。他不做官，“诗人吴梅村之墓”的碑石该要高多少呵！似此，《怀监狱》是否会使人不怕犯法，不得而知。若能让诗人吴梅村的骨头稍硬一些，那意义就大多了。

如果说聂绀弩晚年有变化的话，那是他经过炼狱的锻淬，更坚韧、更纯真、更超尘绝俗了。

他被捕被判的重要原因，是他发表过很多对毛泽东主席不满和激愤的言论，那是他的真实思想。但他在监狱中认真读“毛著”，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出狱之后再没有说过和写过任何贬损毛泽东形象的言词。他在写给邓小平等领导人的申诉书中，表示平反以后还要致力于古典文学研究，最后以《中国古典小说》等论著的出版，兑现了他的诺言。这就是聂绀弩晚年的率真。

1977年10月，正当聂绀弩出狱一周年之际，他在给黄苗子的信中，写了一句由衷之言：

我尝觉公，我，祖光，瘦，迩乃至永玉，固均属落后分子，但实皆高知，并不反社，有时抑且歌社并不违心……

——我们包括吴祖光、尹瘦石、陈迩冬，乃至黄永玉这些人，固然都属于落后分子，但实际我们都是真正有见识人，并不反对社会主义，有时或曾写作歌颂社会主义的作品，而且决不是违心的——聂绀弩从来不说违心话呵！

我们把聂绀弩档案材料拿了出来，如果只是为了回忆一段历史，那就没有大的意义。那些风风火火的历史，那些是是非非的纷争，那些恩恩怨怨的人事，恶战与詈骂，凶虐与荒诞，狂笑与哀哭，灼热与阴冷，早应该淡忘了。我们重新阅读这些材料，唯一的意义，在于从中发现和汲取我们需要的文化。我们从这些材料中读取的，正是世世代代的优秀的文化人所传承的那样一种精神操守，或者说是世世代代的诗人们的经典诗篇中所缭绕贯射的一脉诗魂。

聂绀弩逝世前，在怀念伟大诗人屈原的一首诗中，就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句掷地有声的经典名句：

思君不见人空老，骚卷长撑宇宙间！

结语

自我发现这些档案材料以来，心上就有了一种重负。聂绀弩这样一个卓尔不群的人物，他的那些绝非寻常的资料，怎么就凑巧让我碰上了呢？既然到了我的手头，岂忍使其埋没丢失呢？仿佛“天降大任于斯人”，我意识到，必须将这个刑案实录公之于世，这是一件义不容辞的事情。

我除了正式职务是当过法官之外，只是一个文学的爱好者，尤其是旧体诗的爱好者。也许正是这么一点爱好，成为一种缘分，使我有幸成为这本书的作者。名为作者，其实并无著作之实。因为这本书，基本内容是原始资料的辑录。我的工作只是搜索档案，发现材料，选取剪裁，把零散的材料分别安顿在各个标题下。同时，穿插了一些连缀的话语，虽有画蛇添足之嫌，但也起到了衔接贯通的作用，使那些零散的材料成了文章一样的东西。

原来只是一些单独成篇的短文，撮合到一起，大体像一本书的样子了，但明眼人很容易看出破绽，全书没有一个完整的结构。这种写作过程，我总觉得自己像一个笨拙的裁缝，最后总算把一堆碎散的布料，连缀成衣了。

时光荏苒，握笔尝喟。斟酌改稿之际，不觉时近晚秋。我望着院子里树枝上的绯红的果实，心中禁不住对聂绀弩先生深深怀念。我想把这一本书，作为一枚秋果，敬献于先生灵前。我似乎感觉到了，先生以微微颔首的诙谐，接纳了我的这一点心意。他的确仍然在我们身边。他的精神将与我们伴随永恒。本文原载：《中国作家》2009年第2期

第三篇：初读聂绀弩的劳动诗

乱说聂绀弩的劳动诗及其他

2007年11月，在卓越网上买到文汇出版社“学生阅读经典”丛书中的一本，书名是《冷眼阅世——聂绀弩卷》。书寄到后，曾在扉页上写下了如下的几句话：

“对老先生更多的了解，是读了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之后。记得最早知道先生的名字是在(1980年代中期)书店里和报纸上看到先生的《散宜生诗》及评论的文字。但当时并不知其价值，而现在想得到那样的书已是十分不易了。在网上找了多次先生的作品，但总是说缺货。而在手的只是先生的一个选本，并且应该是一个‘洁本’，但聊胜于无吧”。

转眼已是一年的时间了，卓越发来电子邮件，说我登记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到货，于是寄款买来，算是了了一个小小的心愿吧。

到手之后，捧读之余，倒是有点感想。

我是一个健忘的人，因此想把自已的一些感想记录下来，“留此存照”。

先生的诗最早是在1981年在香港野草出版社出版，名曰《三草》，诗集由“北荒草”、“赠答草”、“南山草”三部分组成，故名。1985年，大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时改名为《散宜生诗》，前有胡乔木的序，序里说：

我认为他的诗集特别可宝贵的有以下三点：

一、用诗记录了他本人以及与他相关的一些同志二十多年来的真实的历史，这段历史是痛苦的，也是值得我们认真纪念的。

二、作者虽然生活在难以想象的苦境中，却从未表现颓唐悲观，对生活始终保有乐趣甚至诙谐感，对革命前途始终抱有信心。这确实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三、作者所写的诗虽然大都是格律完整的七言律诗，诗中杂用的“典故”也很不少，但从头到尾却又是用新的感情写成的。他还用了不少新颖的句法，那是从来旧体诗人所不会用或不敢用的。这就形成了这部诗集在艺术上很难达到的新的风格和新的水平。

此段话中的三点，第一是说内容方面有史料价值，第二是说诗的思想和情感，第三是说诗的艺术水平的。写到这里，忽然又想到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斯人寂寞》里的记载，里面说《散宜生诗》出版后，有一位知名度颇高的作家去和聂绀弩谈论诗集，期间问道：“你是怎么找到乔木，请他作序的？”聂的回答却是：“妈的个B，我的诗本来是好的，就叫那篇序搞坏了!”

然作者又在写于1983年端午节的一篇《后记》(可能是朱正做注的诗选后记，手边无此书，未知确否)中说：“就此感谢乔木同志的序和加注的提议”，我们又应该如何看聂先生对胡序的评价呢？

好在现在“聂诗”和“胡序”都印在书里，是不是“搞坏了”，吾辈才学浅陋，不敢妄下断语，慧眼的方家自有高见。

先生的诗，前辈说的很多，本人不想做什么评论，更无资格强迫人接受，因此当然可以自说自话，不管其余。

集中的内容多多，我想只说说先生的“劳动诗”。

总的说来，读后的感觉是先生的“劳动诗”(北荒草)里，不单是“保有乐趣甚至诙谐”那么简单。

我们不妨先来看先生的“夫子自道”： 聂先生自己在写于1983年端午节写的一篇《后记》(可能是朱正做注的诗选后记，书中无注，手边亦无此书，未知确否)中说：“我的诗如果真有什么特色，我以为首先在写了劳动，同时代写劳动的诗人当不会少，但我多未见，且不管它。古人也有写劳动的，就知道的若干篇章说，他们是在劳动旁边看劳动，在较高的地位同情他们的辛苦。我却是自己劳动，和别人一齐劳动，也看别人劳动，但都不是同情，而是歌颂，勉强歌颂，以阿Q精神歌颂。不但歌颂别人，而且歌颂自己。”又说：“阿Q气是奴性的变种，当然是不好的东西，但人能以它为精神依靠，从某种情况下活过来，它又是好东西。哲学上的一分为二的辩证法，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看完了这段话，我们再来看先生的劳动诗中是否“保有乐趣”。

先生的劳动诗，大多写于1958年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送北大荒劳动改造之时。时年应是55岁。55岁的老人可能不适宜强体力劳动了吧，先生所做何事，从诗中可见一斑。“北荒草”的第一首诗名曰《搓草绳》：

冷水浸盆捣杵歌，掌心膝上正翻搓。一双两好缠绵久，万转千回缱绻多。缚得苍龙归北面，绾教红日莫西矬。能将此草绳搓紧，泥里机车定可拖。

如果说“一双两好缠绵久，万转千回缱绻多”尚是作者由搓草绳而起的联想而有些乐趣的话，那么，作者真的相信草绳能够“缚得苍龙”吗？

再看下一首《刨冻菜》：

白菜隆冬冻出奇，明珰翠羽碧琉璃。故宫盆景嵌珠宝，元夜花灯下垄畦。千朵锄刨飞玉屑，一兜手捧吻冰姿。方思寄与旁人赏，堕地惊成破碗姿。

读后我就有几个疑问：这样的菜还能吃吗？既不能吃，又是谁让这样被劳教的人在正月十五的晚上去刨它呢？在北大荒这样零下几十度的夜晚，刨这样的无用之菜，是为了改造人吗？还是为折腾人？刨菜的人这时又做何感想？虽然作者把冻硬的白菜比喻成“明珰翠羽”，并联想到“故宫盆景嵌珠宝”，有点苦中找乐的冷幽默，但这其中有乐趣吗？

又《挑水》诗：

这头高便那头低，片木能平桶面漪。一担乾坤肩上下，双悬日月臂东西。汲前古镜人留影，行后征鸿爪印泥。任重途修坡又陡，鹧鸪偏向井边啼。

作者自注：鹧鸪鸣声，人谓为“行不得也哥哥”，此借其意，非真闻其声，北大荒似无此鸟。

如果作者是生活在农村的一位老者，每天要自家担水自家吃，或者浇自家的菜畦，说其中保有乐趣，那当然可通，并能凸现出自得其乐之趣，可惜作者是以55岁以上之高龄，并自认无罪而非接受劳动改造不可，在这样的情形下，除作者自道的以“阿Q精神歌颂”自己的劳动之外，乐趣在哪里，至少说，这里只有乐趣，没有抱怨吗？况且诗中已隐含着挑水者的力不胜任和艰辛，不知读者可品出否。一是诗中说出了担水之地的遥远和难走(途修坡又陡)，二是说出了挑水者的因力不胜任而左右摇晃水从桶里溢出较多(片木能平桶面漪——这里应加说明，以防年轻读者不明白。过去人们到较远的地方挑水时，为了防止桶水溢出过多，在水面上放上一片圆形的木板)，还有“行后征鸿爪印泥”一句，也是说桶里的水因摇晃而一路洒出，挑水之路逐渐泥泞，挑水者的脚印都印在了上边。这是有乐趣的劳动吗？作者打水之前曾向井里或湖里看过，“古镜(水)人留影”，那水中留下的会是眉开眼笑的影子吗？还有最后一 句“鹧鸪偏向井边啼”，是乐趣还是苦恼？读者想必自明。

不妨再往下读《削土豆伤手》：

豆上无坑不有芽，手忙刀快眼昏花。两三点血红谁见，六十岁人白自夸。欲把相思栽北国，难凭赤手建中华。狂言在口终羞说：以此微红献国家。

也许许多在1980年代的评论者还不敢说透其义，今天，我更愿意把最后一句读成一种反讽：靠一个老人这一点微红，于国有多大的裨益呢？为什么不让这双手做它应该做的事情呢？也许今天也有人会说：聂绀弩真是矫情，这样的事情在农民身上不是经常发生吗？这也值得写成诗吗？是的，这样的事发生在农民身上再常见不过，但是作者是在劳动改造或是在服刑，况且他这时已是60岁的老人，他要靠写诗让自己有所昄依，那么，任何一件小事都无不可以入诗。不过，我们从中能看到作者伤手的“乐趣”吗？又有谁能把伤手做为乐趣呢？

再看《推磨》：

百事输人我老牛，惟余转磨独风流。春雷隐隐全中国，玉雪霏霏一小楼。把坏心思磨粉碎，到新天地做环游。连朝齐步三千里，不在雷池更外头。

此诗中如果说还能表现了作者劳动的乐趣的话，也只有第二句，意思只是说：别的活计我做不了，推磨推得还不错。至于第二联的两句，我想仍应做反讽读：外边可能很是热闹(或指建设热潮，或指政治运动，因书中未注明写作年月，不好推断)，而我只能在这里劳动改造。其中的“玉雪霏霏”当然比喻的是磨出的面粉。第三联的寓意更应仔细推敲之：连续几天的推磨能否就把人的“坏心思”改造好呢？即使推磨时走了有“三千里”之远，就能到新天地了吗？因此我更愿意把这两句读成作者的自我调侃而不是劳动的乐趣。最后一联，可能更有艺术上的妙处：推了几天磨，走了三千里路，但还是未能越雷池一步，也暗含自己仍在囹圄之中的意思吧。

还有为论者经常提到的是《清厕同枚子(二首)》：

一、君自舀来仆自挑，燕昭台畔雨潇潇。高低深浅两双手，香臭稠稀一把瓢。白雪阳春同掩鼻，苍蝇盛夏共弯腰。澄清天下吾曹事，污秽成坑便肯饶？

二、何处肥源未共求，风来同冷汗同流。天涯二老连三月，茅厕千锹遣百愁。手散黄金成粪土，天将大任予曹刘。笑他遗臭桓司马，不解红旗是上游。

燕昭台又称黄金台，是战国燕昭王招贤纳士而建的。诗人与同队的友人在燕昭台畔，一起连清了三个月的厕所，是乐趣？是嘲讽？虽然诗中作者有阿Q式的自我安慰之句(天将大任予曹刘)，但现在我更愿意读成至少是牢骚。

还有的劳动诗似乎写得气势宏大，但如果我们只读出气势宏大，可能也非作者的本意吧。如《脱坯同林义》：

天晴日暖水澌澌，要起高墙好脱坯。看我一合天下土，与君九合塞边泥。万方俯首归行列，广厦萦心定作为。倘晋文公来讨饭，赏他一块已丰施。

诗中的第二联、第三联真有气魄。如果这首诗是一个普通农民所写，我当然会认为他写出了劳动的乐趣和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以后对自己的价值的肯定，那怕他的夸张有点过分。但作者恰恰不是一个普通农民，因此，这种夸张的气势我宁可读成用冷幽默式的夸张来表达某种苦痛和无奈。

此外，还有一首也多次被人讨论，并被称为是“感到意趣横生”的《伐木赠尊棋》： 千年古树啥人栽，万叠蓬山我辈开。斧锯何关天下计？乾坤须有出群材。山中鸟语学人语，路上新苔掩旧苔。四手一心同一锯，你拉我扯去还来。

如说诗中让人“感到意趣横生”的，可能只是最后两句吧。难道第二联的两句也能让人感到劳动的乐趣横生吗？

我想如果要读懂此诗，不妨和下面的两首诗合起来读，贯通起来领会。一首是《伐木赠李锦波》：

终日执柯以伐柯，红松黑桧黄波罗。高材见汝胆齐落，矮树逢人肩互摩。草木深山谁赏美，栋梁中国岂嫌多？ 投柯四顾漫山雪，今夜家中烤火么？

另一首是《伐木赠董汉岑》(作者自注：董袱被上山伐木，及至，仅提琴在，道远力穷，余均弃矣。)弃被抛裘入老林，一冠一锯一提琴。满怀高山流水意，一片苍松翠柏心。冬至袄冠争蝶舞，夜深弓锯共龙吟。明朝风卷人琴去，墓志滇南董汉岑。

上述两诗中，第一首的第二联的艺术性向来被人称赞，作者也颇自负。然最后一联透露的思家之情还是让人想到了山中伐木的艰辛。第二首中，作者虽然在第二联中表达了对董汉岑高雅情趣的推重，但第三联中也写出了他在深山冬夜里的窘迫。最后一联，也许是当时二人在山中劳动时开过的玩笑的真实记载，但今天读来，却让人心酸：如果有一天大风把你和提琴一同卷走，那么墓志上只能写“滇南董汉岑”了，还能再写别的吗？

举了上面的几首诗之后，并不是说聂绀弩的劳动诗就全无乐观和乐趣了，只是想说明，他的劳动诗中固然少有“颓唐悲观”，但也不是全然是“乐观乐趣”，其中也有悲愤和苦痛，只不过作者用了一种解嘲式的表达方式罢了。在我们逐步看清了一段历史的真实面目的今天，我们更可以如是理解。

当然，我这样胡乱说来，并不是说聂的劳动诗中就没有什么饱含乐观情趣的诗篇了，当然有，但不多，我觉得以下几首可以算是吧。如《拾穗同祖光(二首)》：

一、不用链锄铲镢锹，无需掘割捆抬挑。一丘田有几遗穗，五合米要千折腰。俯仰雍容君逸少，屈深艰拙仆曹交。才因拾得抬身起，忽见身边又一条。（注：曹交九尺四寸长，见《孟子》，聂绀弩身瘦长，常自嘲形如堂吉诃德，此处又以曹交自比。）

二、乱风吹草草萧萧，卷起沟边穗几条。如笑一双天下士，都无十五女儿腰。鞠躬金殿三呼起，仰首名山百拜朝。寄语完山尹弥勒，尔来休当妇人描。

(注：完山尹弥勒：谓时在完达山一同劳动的画家尹瘦石。弥勒(米勒)：法国画家，名作有《拾穗者》，描绘的是三个农妇弯腰拾穗的情景)此两首其一中的最后两联，写吴祖光比自己弯腰自如，而自己高而瘦，弯腰直腰较难，但是刚拾了一穗直起腰来，见身边又有一条，还得弯下腰去。第二首是写二人看到沟里还有麦穗，但两人的腰身都不再灵活得如同15岁左右的女孩子了。弯腰起身了多次，总算拾起来了。最后两人打趣说：我们是两个拾穗的老头，千万不要让尹画家把咱们画成米勒画中的拾穗的女人呵，真的是很有情趣。

还有一首虽然不是表现劳动的，但却是很有情趣的，那就是《拾野鸭蛋》： 野鸭冲天捉对飞，几人归去路歧迷。正穿稠密芦千管，奇遇浑圆玉一堆。明日壶觞端午酒，此时包裹小丁衣。数来三十多三个，一路欢呼满载归。

是不是有点农家小孩子一样的情趣？不过想来，这也是真的，在那个时候，一群劳动改造的人捡到野鸭蛋，能不高兴吗？

不单如此，就是老聂自己，也时常会有像小孩子一样的情趣天真。《球鞋》一诗写道： 不知吾足果何缘，一着球鞋便欲仙。山径羊肠平似砥，掌心鸡眼软如绵。老头能有年轻脚，天下当无不种田。得意还愁人未觉，频来故往众人前。怎么样，这个老头有点意思吧？ 不过，也有惊险的时候。《遇狼》诗中描绘的就是： 送饭途中野犬黄，狞牙巨口向人张。哮天势似来杨戬，搏虎威疑嗾卞庄。我盒中丰无汝份，吾刀首肯畀君尝。见余挥杖仓皇遁，旋有人呼赶打狼。怎么样，老头也够勇敢的吧？

当然，除了这些诗外，他的诗中还有很有深意和警觉性的一种。在“北荒草”中就有一首《闻某诗人他调》，算是一首送别的诗吧。诗中写道：

地耕伊尹耕前地，天补女娲补后天。不荷犁锄到东北，谁知冰雪是山川。刀头猎色人寒胆，虎口谈兵鬼耸肩。此去哦诗休近水，宵深处处有龙眠。

然而，作者虽然这样嘱咐过他人，但他自己却也没有逃过劫难。1955年因“胡风事件”牵连受到留党察看和撤职处分，1958年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送北大荒劳动，1960年回北京，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同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之后，到了1966年“文革”中，他不满林彪的行为，用最下流的话骂了他，1967年1月25日，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关押，1974年由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为无期徒刑。这位1934年入党的老党员，于1976年10月，因早年为黄埔二期学生的经历，经章伯钧之妻李健生和妻周颖等多人周旋，以特赦“国民党团级以上战犯”的政策获释。赋闲居家。那么他不知道“宵深处处有龙眠”吗？

可能还是章诒和的评论更能接近作者本人吧：“聂绀弩敢想、敢怒、敢笑、敢哭”。“他的旧体诗，形类打油，旨同庄骚，读来令人欲笑而哭，自成一格，人称‘聂体’，是‘异端’诗 的高峰。”章文中所说的这些特点，他的劳动诗中有所表现，但可能在他的赠答诗和出狱后的诗作中表现得更加充分。还有一个就是他以前写给他的夫人周颖许多诗，而出狱后，特别是在知道女儿自杀之后，又对周颖很有看法，也是很值得琢磨的事情。由于本人尚在阅读中，待有时间再记录感受吧。

写完此文，胡诌两首：

此生几坐自家牢，刺人打油诗意高。歌颂劳动微言小，诅咒专制大义高。敢骂阳间人面兽，何惧阴曹鬼头刀。浩劫何止十年数，民权民主梦尚遥。

帽压三重头应苦，年过八旬眼更毒。寂寞斯人谁曾记，诗惊阴曹鬼亦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