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30915-陈毅文革批斗会演讲-我这个外交部长
陈毅文革批斗会演讲-你们别太猖狂.星岛环球网
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发表过一篇态度十分鲜明、观点十分尖锐的演讲，集中反映了他当时的政治观点和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展现了他高尚的品格和原则性。
1967年下半年，红卫兵组织了多次批斗陈毅的大会。陈毅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勇敢地出席了这些批斗会，在会上他耐心地向红卫兵宣传党的政策，对极“左”做法进行了痛斥，对一些无理指责进行了批驳，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境界和高超的斗争艺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陈毅在召开批斗他的大会上，发表了一篇特殊的演讲。
这篇演讲原本是陈毅即席讲的，并没有标题，演讲后整理出《我这个外交部长》这个题目。光明磊落的陈毅没有反对用这个标题，他不怕红卫兵和造反派把这两个材料送给毛泽东看，他就是要用这个材料，表明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陈毅在演讲中说:
“现在该我发言了!我是政治局委员，我还是外办主任、外交部长，我又是个副总理。我这个外交部长，有很多副部长、部长助理;外办还有几个副主任。我是个头头，是外事系统的头头。没有罢官之前，我要掌握这个领导权。我说头可断，血可流，我这个领导权不可放弃。过去你们贴了我那么多的大字报，现在该我发言了。
我这个人很顽固，比较落后，你要我这种人风大随风，雨大随雨，我就不干。我这个人不是俊杰，我这个人很蠢。我是个文化人，文化人的习气很深。
我在党内工作四十多年了。我老实告诉你们，我犯过两次方向、路线错误。1952年犯过一次，1949年犯过一次，以后我没犯原则性错误。我不吹嘘，我讲话豪爽痛快，有时很错误，有时很准。不要以为我是在温室里长大的，我不是一帆风顺，我也挨过斗，我也斗过别人，两重身份，有过被斗的经验，也有过斗人的经验。我斗人的经验，比你们这会场上还猛烈得多，我什么武器，机关枪、炮弹都使用过了。有人说我不识时务，但我讲的是真理，这是我的性格，由于我的性格做了不少的好事，也犯了不少错误。我不是那种哼哼哈哈的人。
我们不要搞个人迷信，这个没有必要。对个人盲目崇拜，这是一种自由主义。我不迷信斯大林，不迷信赫鲁晓夫，也不迷信毛主席。有几个人没有反对过毛主席?据说林副主席没有反对，很伟大嘛!反对毛主席不一定是反革命，拥护他也不一定是革命的。我看毛主席的大字报也可以贴。毛主席也是一颗螺丝钉。他过去在湖南第一师范当一个学生，他有什么，还不是一个普通学生。林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过去他是我的部下。难道‘文化大革命’这么大的运动，就是他们两人领导?老喊伟大、万岁、万万岁，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的。我天天和毛主席见面，见面就叫‘毛主席万岁’，行吗?
刘少奇是我的老师，是我的先生，水平很高。党内过去留学苏联的人很多都变坏了，但刘少奇是好的。你们不但要学习毛主席著作，而且要学习少奇同志的著作。刘少奇在‘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也作为他的百条罪状之一。这报告是毛主席政治局决定的，我一直在场。外面的刘少奇罪状一百条，有的是捏造，有的是泄密，完全是给我们党、给毛主席脸上抹黑。
成千上万的老干部都被糟蹋了。“中央文革”里有些青年人“左”得很，这些秀才不懂得造反派里有坏人。戚本禹同志现在算是左派，但是他的话，我个人认为并非都是正确的。有些人嘛，就是权大得很，就是不讲道理，除非你完全照他的意思办就好，否则便是黑帮。有人躲在背后，教娃娃们出来写大字报，这是什么品质? 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朱德、贺龙，为什么要放在一起?各有各的账。
“打倒大军阀朱德”?他干了几十年，是我们的总司令，说他是‘大军阀’，这不是给我们党的脸上抹黑!一揪就祖宗三代，人家会说，我们共产党怎么连81岁的老人都容不下。人家骂共产党过河拆桥。现在你们身边的人是否可以相信呢?你们相信谁?相信毛主席、林彪、周总理、陈伯达、江青、康生，就只有6个人?承蒙你们宽大，把5个副总理放进去，才得11个人，就只有这么几个人干净?我不愿意当这个干净的，把我拉出去示众!
现在看来，大字报上街危害性越来越多，越来越吓人，水平越来越低，字越来越大!‘兔羔子’、‘狗崽子’、‘砸烂狗头’„„，斗啊!非要斗到底，逐步升级，非要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帮，黑帮还要打成特务，特务还要砸烂脑壳，脑壳还要把它砍下来!揪住了就不放，拉去了就回不来，动不动就下跪，那么多的老干部自杀，他们都是为的什么?成千上万的老干部被糟蹋了，先是工作组就有40万人，搞得好苦哟!我不能看着这样下去，我宁愿冒杀身之祸。我的老婆，以前参加日内瓦会议不穿旗袍西装裙，硬要她穿，不穿就斗，我不便说话，只好走开，要不然，就是包庇老婆了，后来她穿了，现在又拉出来斗，说她腐化，她能服吗?把我老婆拉到街上游街，戴高帽子，她有什么罪?还不是当了工作组长吗?
我这次是保护过关的，不保护怎样能过关呢?这回大批的外交干部由你们来处理，你们要怎样斗，就怎样斗，干部的生命等于在你们手里。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不分青红皂白，把一切领导干部都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排斥一切，文章不能做绝啊!我讲这些话，可能要触犯一些人的忌讳，我要惨遭牺牲。我愿意。我也不怕！
你们以前对我有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我的司长的职务都撤了，我还不知道，当什么部长?有人要揪我，说刘新权(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的后面就是我，要揪我，我不怕!我是老运动员，大风大浪千千万万都经过了，还会翻了船？就是北京59所大学，全国一二百所大学来揪我，我也不怕!我就那么不争气？这次我算是跳出来了，你可以跳，我怎么不可以跳?我很坚定，我准备惨遭不测：准备人家把我整死，我不怕!你们现在就可以把我拉出去!前几天，我到外交部开会，要我低头认罪，我有什么罪呢?我若有罪，还当外交部长? 我的检查，是被迫的，逼着我做检查，我还不认为我是全错了，你们说要使用武斗，一戴高帽子，二弯腰，三下跪四挂黑牌。你们太猖狂，不知天高地厚。不要太猖狂吧，太猖狂就没有好下场。我革命革了四十几年，没想到落到这种地步，我死了也不甘心，也不服气。我拼了老命也要斗争，也要造反，今天就要出这个气!我这个就是右派言论。我今天讲到这里，可能讲得不对，仅供参考。我这些话就说是右派言论，我也满不在乎。不要怕犯错误――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你们犯错误没有我多。这句话并非黑话，是白话，不，是红话!讲话容易被人抓住，抓住就下不了台，哼哼！”
（2006年第 8 期《党史纵横》涤生）
第二篇：陈毅之子回母校组织文革道歉会 向老师鞠躬
陈毅之子回母校组织文革道歉会 向老师鞠躬(图)2013年10月15日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3年10月7日，陈小鲁（右二）带领其他校友向老师鞠躬道
歉。本报记者陈剑摄
陈小鲁。本报记者陈剑摄
陈小鲁在道歉会上发言。本报记者陈剑摄
原标题：为心道歉
陈小鲁已经67岁了，他想寻求一种能够让自己问心无愧的生活。所以，在这个国庆长假的最后一个休息日，他早早起床，将一封写好的“道歉”讲稿装进皮包，然后开着自己蓝色的大众POLO车向北京八中出发。几天前，他专门上网看了一晚上“五四宪法”，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他说，自己当年违反的是第8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他要为之道歉的往事发生在47年前—— “文革”初期，北京市的各中学爆发了对校领导和部分老师的批斗。在这场浩劫中，北京八中党支部书记华锦自杀身亡，教师高家旺自杀身亡，党支部副书记韩玖芳被打致残。
在那段疯狂的岁月里，陈小鲁的名字广为人知。他是北京八中的“造反”学生领袖、革委会主任，而他的另一个身份则是——陈毅元帅的儿子。
“像曹操讲的，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有话不说，就太晚了”
白色长桌的一边坐着8名曾经的中学教师，头发白了；另一边坐着15名曾经的学生，头发大多也已经白了。10月7日，北京市第八中学对面一间茶社的会议室里，空间局促，暗淡的灯光照在老人们的脸上。
“在座的，张显传老师80岁了，大部分老师也都70多岁了。连我们这些学生年龄最小的也有60岁了，已经过了耳顺，而你们都是古来稀了。像曹操讲的，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有话不说，就太晚了。”穿着蓝格布衬衫的陈小鲁第一个发言。他的头发已经全白，皱纹也深陷在脸上。
此前他曾经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实际上已经有点迟了，为什么这么晚才公开道歉，因为你过去不愿意面对这个历史。”那时候他的语气还显得很平静。
但在这一天的道歉会现场，他的情绪则有点激动。陈小鲁放下手中备好的讲稿，大声地致开场词：“‘文革’之后，老师对我们的冒犯宽容大度，我想代表八中当年伤害过你们的校友，向你们真挚地道歉！”
这已经不是陈小鲁第一次向老师表达歉意。过去在校庆活动时，他曾经专门走到几位当年遭受批斗的校领导面前亲口致歉：“老师对不起了，当年让你受苦了。”但他渐渐觉得，相比于私下致意，自己还欠老师一个“公开而正式的道歉”。
今年5月，老同学计三猛专门给担任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会长的陈小鲁打来电话。他说自己前几天回学校看望老师，当年的生物老师赵荣尊告诉他，“当年教过你们的老师，每年都有去世的，一个个地都凋零了。”
老师的话让计三猛和陈小鲁感到，“再不道歉就来不及了”，组织一场聚会的想法也由此产生。后来陈小鲁曾把他们商议此事的邮件转发给记者，那时他就有送一封信给老师的想法，有感谢，有道歉，有祝福，“信不要长，情真意切就行”。
陈小鲁没有想到，这件很私人化的事情会在不久后引起关注。
2013年8月19日，一封落款人为陈小鲁的“道歉信”出现在“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用作内部交流的博客上。信中这样写道：“八中老三届同学会正在安排一次与老校领导和老师的聚会，我希望能代表曾经伤害过老校领导、老师和同学的老三届校友向他们郑重道歉，不知道校友们是否授权我做这样一个道歉？”
后来，这篇博文在8月21日被媒体发现，并被拟上了“陈毅之子陈小鲁就文革中批斗学校领导发道歉信”的题目，随后在网络中广为流传。
“很多记者给我打电话，家里人也说，你出了名了，全世界都知道了。”陈小鲁事后回忆。
“过去有出戏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
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这封所谓的“公开道歉信”其实只是陈小鲁回给同学会秘书长黄坚的一封私人邮件。
“我收到了黄坚发给我的一组照片，全部是1966年校领导被当做黑帮批斗和劳改时的情景。”陈小鲁记得，黄坚在邮件的最后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中国历史上需要道歉的人很多，但是我们今 6 天——一个历史上特殊的日子，可否从我做起，勇敢地向老师们说一声：对不起您了，我们真诚地道歉！”
那天是8月18日。47年前的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那一天，陈小鲁和上百万人齐声高喊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走向广场。
陈小鲁看着已经泛黄的照片，记忆越来越接近1966年。
一张照片里，几百名学生聚集在教学楼中间的大院里，两名戴眼镜的女教师正低着头站在水泥台上接受批斗。一旁的男教师举着一块小黑板，上面用粉笔写着“黑帮分子”四个字。身后的平房上，则挂着写有“永远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字样的条幅。
陈小鲁依稀认出，其中的一位女老师正是党支部书记华锦。
那一年陈小鲁刚满20岁，上高三。他所在的八中是北京市重点中学，学生中大约有三分之一都是干部子弟，因此也被称作“政治起家”的学校。
回忆当年，陈小鲁笑称自己“左得很”，整天学的都是“阶级斗争”、“反修防修”这些东西。“文革”爆发前一年，干部子弟中流传说，毛主席讲，学校已经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了。
“当时就想，谁统治啊？肯定不是学生啊，那只能是校领导吧！”那一年，陈小鲁在墙上贴了一张大字报，写的是“让阶级斗争的风暴来得更猛烈些吧”。
1966年，“文革”爆发，学校停课。6月9日，一张大字报贴在八中里，揭发说学校的一个工友因生活艰难而卖血。“这在当时是很煽情的，我们觉得校领导太没有阶级感情了。”陈小鲁记得，当时全校群情激愤，学生们把校领导揪到水泥台上批斗，底下站满了人，有的初中生还戴着红领巾。
校领导靠边站后，陈小鲁自然而然地成了造反学生里的领袖人物。他在全校教师大会上代表学生讲话：“过去有出戏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
后来，各个学校大都模仿巴黎公社原则成立“校文革”并选举了革委会主任。在八中，陈小鲁得了1100多票，只差20票就满票通过。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终身面对的日子”
“文革”爆发时，黄坚也在念高中。当时流行一句话是“好人斗坏人，活该；坏人斗坏人，狗咬狗；坏人斗好人，经受锻炼；好人斗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黄坚亲眼看到校领导被学生抡着皮带追打，有人还振振有词： “这是考验我们革命不革命的时候”。这 8 种恐惧延续至今，在中国青年报记者的一次电话采访中，他曾在回忆往事时一度哽咽得说不下去。
2011年，北京八中为迎接90周年校庆有了筹建校史馆的打算，黄坚一下子收到了许多老校友提供的照片，其中就包括他后来发给陈小鲁那组。但当时黄坚清楚，“这组照片根本不可能被选上”，便拿相机把它翻拍下来。
陈小鲁很快回复黄坚，邮件里写道：“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净化，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
第二天，8月19日，黄坚将这封回信放到了同学会的博客上。
“我确实没想到，他看到这个东西后会有这么明确的表态。”黄坚说，此前也曾接触过私下里向老师道歉的校友，有的人“甚至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老师道歉”。但陈小鲁的反应仍然让他感到“很不简单”，“因为陈小鲁本人并没有打过人，他也公开反对打人”。
他们的老师赵荣尊曾经提起，当年，几个初中学生把她堵在教室里，要给她戴高帽、剃阴阳头。凑巧路过的陈小鲁拦下了这些少年，“你们可以批，但不许揪斗，不许剃头”。后来，赵荣尊挨了一个多小时的批，陈小鲁也陪在她身边站了一个多小时。
“经过了47年我算明白了，人有他的尊严，有他的权利，是受宪法保护的，但当时我不知道这些。”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陈小鲁坦率地说道，“我那时候只是有个朴素的认识，党的传统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有一条，不能虐待俘虏！”
但北京八中的局势还是一天天变坏下去。那时候，社会学家郑也夫正在八中念初中，选革委会主任的时候，他还投了陈小鲁一票。“我敢说，打人的事情，当时在校的所有学生，没有人不曾目睹过。”郑也夫亲眼看到，一个常年患病、平时不来学校的“右派”老师，因领工资来校时，被在全校打人“名气最大”的一个高二年级的红卫兵截住，两人面对面时，“就像羊面对狼一样，老师眼里的那种恐惧，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最后这位老师遭到一顿暴打。
死亡很快发生了。一天，八中党支部书记华锦上吊自杀。此前，一名学生曾经在校园里遇到过她。“我受不了了。”华锦对他说。陈小鲁至今都记得，自己赶到学校南侧的那个教室里时，华锦全身浮肿，一动不动地躺在窗下的水泥地上。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终身面对的日子。我作为当时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在运动初期我积极造反，组织批斗过校领导，后来作为校革委会主任，又没有勇气制止违反人道主义的迫害行为，因为害怕被人说成老保，说成反对‘文革’，那是个令人恐惧的年代。”
47年后，陈小鲁在回复给黄坚的信中这样写道。
“八中有1000多个学生，是每个人都造反了吗？是每个人都去积极批斗老师了吗？没有啊！”
“当时老三届同学会内部反应也挺大的，支持的人很多，但也有人觉得小鲁有点矫情，还有人提出，要站出来道歉的应该是当年打过人的学生，而不应该是他。”计三猛回忆起此事被公开后的情形。
8月24日，学者张鸣发表了一篇题为《对文革的深度反思需要忏悔和道歉》的文章。他写道：“不止‘红二代’，就是一般人，也往往在‘文革’中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他们或深或浅都是受害者，另一方面，也程度不同地参与过伤害别人„„但是，不知怎么一来，所有人突然之间都变成了受害者，偌大的一个民族，几亿人都在受害，而加害者只有林彪集团和‘四人帮’„„这样一来，一场持续十年、卷入几亿人的灾难，除了几个死掉和在监狱里的人之外，在现实生活中，就没有了加害者。”
采访中，陈小鲁专门谈到这个问题，“我是没有打人，但我还是造反了，这一条我就错了。你可以推脱，说那是大环境的错，不是我的错。这也对。但是这件事情就发生在八中啊，八中有1000多个学生，是每个人都造反了吗？是每个人都去积极批斗老师了吗？没有啊。我也可以选择不挑头，但我还是参与了，而且是带头的呀！”
“他就讲，正式道歉这个事情很重要，要尽快做。对那些身体不好走不动的老师，他想登门拜访，一个个去看。”黄坚记得，在这件事成为舆论焦点后的第三天，陈小鲁就和他们相约前往海淀区的阳台山老年公寓，那是当年的教育处主任李阿玲如今生活的地方。
“是小鲁要来看我吧。”在电话里，李阿玲似乎已经知道他们的来意。那一天，86岁的她很早就站在公寓门口等待自己的学生们。
“不要提道歉的事情，不怪你们。”满头银发的李阿玲给陈小鲁拉来一把椅子，让他坐在自己的对面。
“老师对道歉看得很淡，也很宽容。”黄坚说，相比于“文革”时受过的苦，李阿玲似乎更愿意回忆那些人性中的温暖。有一次，李阿玲在校门口被一帮学生们围住，结果一个老师远远赶过来喊，“你这个黑帮分子，还不赶快给我滚蛋！”接着，这个老师还骑着自行车在后面追她，“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他不是追我，而是想赶快到前面去拦7路汽车，让我赶紧跑”。
知道学生们要来看自己，八中的老校长温寒江也很高兴。他89岁了，但交谈起来仍然兴致勃勃。只有在偶尔提起那段旧时光时，他脸上的神采才整个儿黯淡下来，“音乐堂那次批判会之后，我被打了3个小时，很痛苦„„”
这是一段很多人不愿意再提及的往事了。批判会在中山公园的音乐堂里举行，参与者是来自“四、六、八中”的学生，站在台上接受批判的“黑线人物”包括北京市教育局书记张文松、局长李晨以及几个西城区重点中学的校领导。
作为这场批判会的组织者，陈小鲁起初的想法很单纯，“那时候要‘找题目’，总要找个事情搞一搞运动”，他原以为，“开批判会嘛，大不了就是喊喊口号”。
意外很快发生了。黄坚当时坐在音乐厅的最后一排，“突然一群学生就冲上了主席台，抡起皮带就抽，看得我们胆战心惊！”
“没办法了，挡不住的”，主席台上的陈小鲁举起红卫兵的旗子，朝着那些冲上台的学生喊口号，“停下，把他们‘踏倒’在地！”
“连制止打人都要用侮辱人格尊严的口号。”提起那段往事，陈小鲁唏嘘不已。也正是在经历这一幕之后，他的思想开始由“造反”转向“保守”。
“那次批判会是我组织的，影响很坏，因此我想向您当面道歉。”陈小鲁接过老校长的话茬，说出了那句埋在心里很久的“对不起”。
“这不能怪你们，当时你们还是文明的。”温寒江摆了摆手，平静地说，“‘文革’中的错误不能简单归咎于哪个人，更不能由你们这些学生负责。”
黄坚举起相机，拍下了师生和解的这一幕。照片里的温寒江的确已经老了，他的腰背开始弯曲，连眉毛都掉得很厉害。坐在他身边的5个学生也不再年轻，他们中的三个人有了严重的谢顶，另外两个人则已满头白发。像很多这个年纪的老年人一样，他们开始耳背，有时会听不清对方的讲话。
几天后，黄坚把当时的情形整理成文发在了老三届同学会的博客上。不久前，他刚被诊断出患有胸膜炎，每天要吃几十粒药，但他还是把大部分时间放在了张罗这些事上。
“你看到了，再不道歉，我们就都太老了。”他说。
“我们不说，对不起自己，对不起老师，对不起后人和历史”
在10月7日的道歉会之前，陈小鲁接到一个《纽约时报》女记者打来的电话。
“陈先生，我曾经采访过你的父亲，他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电话那头的声音已经不再年轻。
几天后，这名70多岁的老记者如愿见到了陈毅的儿子、也已经年近70的陈小鲁。
“那时我很幼稚。”她告诉陈小鲁，自己是澳大利亚人，当时是一名左派大学生，1967年她慕名来到中国，并在陈毅兼任外交部长期间，得到过他的亲自接见。在中国的时候，她也穿军大衣、戴红袖章，打着红旗到处参观。
这种历史戏剧性同样存在于陈小鲁身上。一个曾与他在“文革”期间有过通信往来的学者认为，“陈小鲁的这种政治态度和立场代表了一批人，特别是代表了那批在‘文革’初期最早响应毛泽东号召起来‘造反’，又最早对发动‘文革’表示怀疑直至否定的人们。”
1971年“9.13林彪坠机”事件是陈小鲁思想转变过程中的又一个节点。“林彪都副主席、接班人了，他为什么还要造反？他干嘛呀？吃饱了撑的？”陈小鲁有了一个解不开的“思想疙瘩”。
1975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兴起，作为沈阳军区最年轻的团政治部主任，陈小鲁被分配到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批邓”。出乎很多人意料，他给岳父粟裕写了一封信申请调动。“道不同不相与谋”，他在信里写道。
“之前我不知道自己错，但那时候不是了，搞这一套我自己心里头接受不了。”陈小鲁说，从那时开始他已经“不想再说违心的话 了”。某种意义上，这种性格部分塑造了他此后的人生轨迹乃至精神世界。1991年，他与体制告别，下海经商，自称“无上级个人”。及至今天，这种民间身份则间接帮助他可以选择公开向历史低头致歉。
“已经47年了，将近半个世纪，经历了风风雨雨，开始一步步反思，当时觉得‘文革’是政治错误，后来发现它的根本问题在于违宪。”10月7日，坐在茶社会议室的红色沙发上聊起这些时，陈小鲁显得忧心忡忡。他开始主动谈论当下，反复提及“反日游行里那些砸车打同胞的年轻人”，“‘文革’的基因是不是已经消除了？类似的东西会不会再发生？很难说。”
“就像帕金森病一样。”陈小鲁拿起摆在面前的杯子，“如果今天拿个杯子打碎了，你可以说是失误是走神，但如果你每次都打碎，那一定是你存在问题，不正视，怎么解决？”
陈小鲁看重反思，却反感舆论“将道歉者崇高化”，“每个人都是在书写自己的历史，这只是我的个人选择而已。道歉就高尚，不道歉就不高尚？我不认为是这样。真正的反思不见得非要道歉。我相信，那段经历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
在众多接受采访的当事人里，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秘书长郝新平对那段狂热的岁月印象深刻。1966年8月18日，作为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北京实验中学）的红卫兵代表之一，她曾在天安门城楼上获 得了毛泽东的接见。而就在那次接见的13天之前，这个北京市最著名女校的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被自己的一群女学生打死，成为北京市‘文革’中第一个遇难的校领导。那一天，郝新平亲眼看见奄奄一息的卞仲耘“就躺在推垃圾的车上”。
2011年，500多名校友自发捐款为卞仲耘立了一尊铜像。“也有同学私下里向还在世的校领导道过歉，但打人者都背着很重的包袱，到现在也没有人敢于站出来为此公开道歉，所以我看到小鲁的事后很受触动，我们这一代人，应该给社会历史一个交代。”郝新平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自己曾经发短信询问陈小鲁关于公开道歉的事。
很快她就收到陈的回复：“遗忘是人类的天性，九零后有几人了解这段历史？我们不说，对不起自己，对不起老师，对不起后人和历史。”
“我挺希望他们能了解那段历史，哪怕知道我们八中曾有过这么一段黑暗的时期也行”
像很多六七十岁年纪的人一样，当这些老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谈论着身体近况、老年公寓以及北京的雾霾天气。只是在一些特别的时候，他们的对话里才会透露出这场聚会的不同之处。比如，当他们分成两排落座时，忽然有一个老人问起另一个老人：“咦，我是不是教过你？”
47年后，老师不再像是老师，学生也不再像是学生。他们的年龄之和已经超过1500岁，而相互之间的年龄界限却不再那么分明，白发、老年斑以及日渐松动的牙齿同时在他们的身上显示着岁月的力量。
但在10月7日上午的这场聚会上，他们又部分恢复了往日的神采。年轻的、年老的、黑白的、彩色的他们出现在一张张的照片里，在会议室内的投影屏幕上反复播放。所有人都出神地看着，有的老人被旁边的挡住了视线，就用手拄住桌，探着头看，另一些人索性站了起来。黑白和彩色照片里都是一些值得追忆的好时光。许多人找到了他们第一天走进校园时的样子，另一些人则回想起这个曾经的男中头一回迎来女生时的热闹。
循环播放的照片里并没有1966年的那段日子，这是播放者黄坚刻意的安排。但那些残酷的回忆还是会在不经意间就冒出头来。老团委书记张庆丰提起，自己曾在深夜时被学生叫到音乐教室接受审查，他被要求“从窗户里爬进去爬出来再爬进去”，回家后这个大男人哭了两个小时。当年的物理老师张连元刚一张嘴，就忍不住哽咽起来。“文革”中他曾因家庭出身问题挨斗，他的妻子——另一所中学的人民教师，于1968年坠楼身亡并被学校视为“畏罪自杀”。
在将近3个小时的道歉会上，仅有这两次，老师们流露出了内心的痛苦。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并不愿自己的学生执着于道歉这件事。
“没有必要站出来道歉，你们也是受害者，当年是阶级斗争为纲，谁能不拥护？”年纪最大的老师张显传第一个发言。坐在他旁边的老党总支书记卢进则说，“老师对待学生，就像父母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学生犯再大的错误，我们也能理解。”
“没有必要追究你们的责任。”张连元努力用手按住自己的眼角，好像在避免再次流泪。他抬起头，像是叮嘱般地说道：“但是要总结这一段历史，把法治建设提到重点，今后不再出现类似的问题。各位，我们希望你们能在这方面进一步作出应有的成绩。”
面对老师的谅解，陈小鲁和其他几个校友没有再多说什么。在聚会结束的时候，计三猛忽然大声说了一句：“感谢老师的教育！感谢老师的宽容！”
所有到场的老学生，不约而同地站起来，向坐在对面的老师们深鞠一躬。
道歉会结束后，陈小鲁领着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到了他的母校，北京八中。
很多东西已经改变了。曾经的胡同平房已经变成金融街的高楼大厦，水泥地操场也被一座奥运会级别的现代化体育馆所取代。但陈小鲁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回当年的记忆。
1966年8月的一天，学生领袖陈小鲁和浩浩荡荡的学生队伍一起，走出校门，穿过胡同，前往中山公园音乐堂。为了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陈小鲁组织了这场“四、六、八中”全部参加的批判会。他并没有想到，几个小时后，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会被一群突然冲上台来的中学生打得头破血流。
讲起这段往事时，陈小鲁朝校园里看了一眼。国庆长假还没有结束，除了几个保安之外，学校里空空荡荡的。
“现在的孩子们可能对‘文革’没有什么概念了。我挺希望他们能了解那段历史，哪怕知道我们八中曾有过这么一段黑暗的时期也行，不要再去重演这段历史，不要斗争老师，不要斗争任何人。”陈小鲁叹了口气，从刻着“北京八中”四个大字的校门前走过。
第三篇：陈毅之子回母校组织文革道歉会 向老师鞠躬
陈毅之子回母校组织文革道歉会 向老师鞠躬
2013年10月7日，陈小鲁（右二）带领其他校友向老师鞠躬道歉。本报记者 陈剑摄
陈小鲁。
本报记者 陈剑摄
陈小鲁在道歉会上发言。本报记者 陈剑摄
本报记者 林衍 高四维
陈小鲁已经67岁了，他想寻求一种能够让自己问心无愧的生活。所以，在这个国庆长假的最后一个休息日，他早早起床，将一封写好的“道歉”讲稿装进皮包，然后开着自己蓝色的大众POLO车向北京八中出发。几天前，他专门上网看了一晚上“五四宪法”，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他说，自己当年违反的是第8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
他要为之道歉的往事发生在47年前—— “文革”初期，北京市的各中学爆发了对校领导和部分老师的批斗。在这场浩劫中，北京八中党支部书记华锦自杀身亡，教师高家旺自杀身亡，党支部副书记韩玖芳被打致残。
在那段疯狂的岁月里，陈小鲁的名字广为人知。他是北京八中的“造反”学生领袖、革委会主任，而他的另一个身份则是——陈毅元帅的儿子。
“像曹操讲的，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有话不说，就太晚了”
白色长桌的一边坐着8名曾经的中学教师，头发白了；另一边坐着15名曾经的学生，头发大多也已经白了。10月7日，北京市第八中学对面一间茶社的会议室里，空间局促，暗淡的灯光照在老人们的脸上。
“在座的，张显传老师80岁了，大部分老师也都70多岁了。连我们这些学生年龄最小的也有60岁了，已经过了耳顺，而你们都是古来稀了。像曹操讲的，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有话不说，就太晚了。”穿着蓝格布衬衫的陈小鲁第一个发言。他的头发已经全白，皱纹也深陷在脸上。
此前他曾经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实际上已经有点迟了，为什么这么晚才公开道歉，因为你过去不愿意面对这个历史。”那时候他的语气还显得很平静。
但在这一天的道歉会现场，他的情绪则有点激动。陈小鲁放下手中备好的讲稿，大声地致开场词：“‘文革’之后，老师对我们的冒犯宽容大度，我想代表八中当年伤害过你们的校友，向你们真挚地道歉！”
这已经不是陈小鲁第一次向老师表达歉意。过去在校庆活动时，他曾经专门走到几位当年遭受批斗的校领导面前亲口致歉：“老师对不起了，当年让你受苦了。”但他渐渐觉得，相比于私下致意，自己还欠老师一个“公开而正式的道歉”。
今年5月，老同学计三猛专门给担任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会长的陈小鲁打来电话。他说自己前几天回学校看望老师，当年的生物老师赵荣尊告诉他，“当年教过你们的老师，每年都有去世的，一个个地都凋零了。”
老师的话让计三猛和陈小鲁感到，“再不道歉就来不及了”，组织一场聚会的想法也由此产生。后来陈小鲁曾把他们商议此事的邮件转发给记者，那时他就有送一封信给老师的想法，有感谢，有道歉，有祝福，“信不要长，情真意切就行”。
陈小鲁没有想到，这件很私人化的事情会在不久后引起关注。
2013年8月19日，一封落款人为陈小鲁的“道歉信”出现在“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用作内部交流的博客上。信中这样写道：“八中老三届同学会正在安排一次与老校领导和老师的聚会，我希望能代表曾经伤害过老校领导、老师和同学的老三届校友向他们郑重道歉，不知道校友们是否授权我做这样一个道歉？”
后来，这篇博文在8月21日被媒体发现，并被拟上了“陈毅之子陈小鲁就文革中批斗学校领导发道歉信”的题目，随后在网络中广为流传。
“很多记者给我打电话，家里人也说，你出了名了，全世界都知道了。”陈小鲁事后回忆。
“过去有出戏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
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这封所谓的“公开道歉信”其实只是陈小鲁回给同学会秘书长黄坚的一封私人邮件。
“我收到了黄坚发给我的一组照片，全部是1966年校领导被当做黑帮批斗和劳改时的情景。”陈小鲁记得，黄坚在邮件的最后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中国历史上需要道歉的人很多，但是我们今天——一个历史上特殊的日子，可否从我做起，勇敢地向老师们说一声：对不起您了，我们真诚地道歉！”
那天是8月18日。47年前的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那一天，陈小鲁和上百万人齐声高喊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走向广场。
陈小鲁看着已经泛黄的照片，记忆越来越接近1966年。
一张照片里，几百名学生聚集在教学楼中间的大院里，两名戴眼镜的女教师正低着头站在水泥台上接受批斗。一旁的男教师举着一块小黑板，上面用粉笔写着“黑帮分子”四个字。身后的平房上，则挂着写有“永远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字样的条幅。
陈小鲁依稀认出，其中的一位女老师正是党支部书记华锦。
那一年陈小鲁刚满20岁，上高三。他所在的八中是北京市重点中学，学生中大约有三分之一都是干部子弟，因此也被称作“政治起家”的学校。
回忆当年，陈小鲁笑称自己“左得很”，整天学的都是“阶级斗争”、“反修防修”这些东西。“文革”爆发前一年，干部子弟中流传说，毛主席讲，学校已经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了。
“当时就想，谁统治啊？肯定不是学生啊，那只能是校领导吧！”那一年，陈小鲁在墙上贴了一张大字报，写的是“让阶级斗争的风暴来得更猛烈些吧”。
1966年，“文革”爆发，学校停课。6月9日，一张大字报贴在八中里，揭发说学校的一个工友因生活艰难而卖血。“这在当时是很煽情的，我们觉得校领导太没有阶级感情了。”陈小鲁记得，当时全校群情激愤，学生们把校领导揪到水泥台上批斗，底下站满了人，有的初中生还戴着红领巾。
校领导靠边站后，陈小鲁自然而然地成了造反学生里的领袖人物。他在全校教师大会上代表学生讲话：“过去有出戏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
后来，各个学校大都模仿巴黎公社原则成立“校文革”并选举了革委会主任。在八中，陈小鲁得了1100多票，只差20票就满票通过。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终身面对的日子”
“文革”爆发时，黄坚也在念高中。当时流行一句话是“好人斗坏人，活该；坏人斗坏人，狗咬狗；坏人斗好人，经受锻炼；好人斗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黄坚亲眼看到校领导被学生抡着皮带追打，有人还振振有词： “这是考验我们革命不革命的时候”。这种恐惧延续至今，在中国青年报记者的一次电话采访中，他曾在回忆往事时一度哽咽得说不下去。
2011年，北京八中为迎接90周年校庆有了筹建校史馆的打算，黄坚一下子收到了许多老校友提供的照片，其中就包括他后来发给陈小鲁那组。但当时黄坚清楚，“这组照片根本不可能被选上”，便拿相机把它翻拍下来。
陈小鲁很快回复黄坚，邮件里写道：“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净化，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
第二天，8月19日，黄坚将这封回信放到了同学会的博客上。
“我确实没想到，他看到这个东西后会有这么明确的表态。”黄坚说，此前也曾接触过私下里向老师道歉的校友，有的人“甚至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老师道歉”。但陈小鲁的反应仍然让他感到“很不简单”，“因为陈小鲁本人并没有打过人，他也公开反对打人”。
他们的老师赵荣尊曾经提起，当年，几个初中学生把她堵在教室里，要给她戴高帽、剃阴阳头。凑巧路过的陈小鲁拦下了这些少年，“你们可以批，但不许揪斗，不许剃头”。后来，赵荣尊挨了一个多小时的批，陈小鲁也陪在她身边站了一个多小时。
“经过了47年我算明白了，人有他的尊严，有他的权利，是受宪法保护的，但当时我不知道这些。”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陈小鲁坦率地说道，“我那时候只是有个朴素的认识，党的传统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有一条，不能虐待俘虏！”
但北京八中的局势还是一天天变坏下去。那时候，社会学家郑也夫正在八中念初中，选革委会主任的时候，他还投了陈小鲁一票。“我敢说，打人的事情，当时在校的所有学生，没有人不曾目睹过。”郑也夫亲眼看到，一个常年患病、平时不来学校的“右派”老师，因领工资来校时，被在全校打人“名气最大”的一个高二年级的红卫兵截住，两人面对面时，“就像羊面对狼一样，老师眼里的那种恐惧，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最后这位老师遭到一顿暴打。
死亡很快发生了。一天，八中党支部书记华锦上吊自杀。此前，一名学生曾经在校园里遇到过她。“我受不了了。”华锦对他说。陈小鲁至今都记得，自己赶到学校南侧的那个教室里时，华锦全身浮肿，一动不动地躺在窗下的水泥地上。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终身面对的日子。我作为当时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在运动初期我积极造反，组织批斗过校领导，后来作为校革委会主任，又没有勇气制止违反人道主义的迫害行为，因为害怕被人说成老保，说成反对‘文革’，那是个令人恐惧的年代。”
47年后，陈小鲁在回复给黄坚的信中这样写道。
“八中有1000多个学生，是每个人都造反了吗？是每个人都去积极批斗老师了吗？没有啊！”
“当时老三届同学会内部反应也挺大的，支持的人很多，但也有人觉得小鲁有点矫情，还有人提出，要站出来道歉的应该是当年打过人的学生，而不应该是他。”计三猛回忆起此事被公开后的情形。
8月24日，学者张鸣发表了一篇题为《对文革的深度反思需要忏悔和道歉》的文章。他写道：“不止‘红二代’，就是一般人，也往往在‘文革’中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他们或深或浅都是受害者，另一方面，也程度不同地参与过伤害别人„„但是，不知怎么一来，所有人突然之间都变成了受害者，偌大的一个民族，几亿人都在受害，而加害者只有林彪集团和‘四人帮’„„这样一来，一场持续十年、卷入几亿人的灾难，除了几个死掉和在监狱里的人之外，在现实生活中，就没有了加害者。”
采访中，陈小鲁专门谈到这个问题，“我是没有打人，但我还是造反了，这一条我就错了。你可以推脱，说那是大环境的错，不是我的错。这也对。但是这件事情就发生在八中啊，八中有1000多个学生，是每个人都造反了吗？是每个人都去积极批斗老师了吗？没有啊。我也可以选择不挑头，但我还是参与了，而且是带头的呀！”
“他就讲，正式道歉这个事情很重要，要尽快做。对那些身体不好走不动的老师，他想登门拜访，一个个去看。”黄坚记得，在这件事成为舆论焦点后的第三天，陈小鲁就和他们相约前往海淀区的阳台山老年公寓，那是当年的教育处主任李阿玲如今生活的地方。
“是小鲁要来看我吧。”在电话里，李阿玲似乎已经知道他们的来意。那一天，86岁的她很早就站在公寓门口等待自己的学生们。
“不要提道歉的事情，不怪你们。”满头银发的李阿玲给陈小鲁拉来一把椅子，让他坐在自己的对面。
“老师对道歉看得很淡，也很宽容。”黄坚说，相比于“文革”时受过的苦，李阿玲似乎更愿意回忆那些人性中的温暖。有一次，李阿玲在校门口被一帮学生们围住，结果一个老师远远赶过来喊，“你这个黑帮分子，还不赶快给我滚蛋！”接着，这个老师还骑着自行车在后面追她，“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他不是追我，而是想赶快到前面去拦7路汽车，让我赶紧跑”。
知道学生们要来看自己，八中的老校长温寒江也很高兴。他89岁了，但交谈起来仍然兴致勃勃。只有在偶尔提起那段旧时光时，他脸上的神采才整个儿黯淡下来，“音乐堂那次批判会之后，我被打了3个小时，很痛苦„„”
这是一段很多人不愿意再提及的往事了。批判会在中山公园的音乐堂里举行，参与者是来自“四、六、八中”的学生，站在台上接受批判的“黑线人物”包括北京市教育局书记张文松、局长李晨以及几个西城区重点中学的校领导。
作为这场批判会的组织者，陈小鲁起初的想法很单纯，“那时候要‘找题目’，总要找个事情搞一搞运动”，他原以为，“开批判会嘛，大不了就是喊喊口号”。
意外很快发生了。黄坚当时坐在音乐厅的最后一排，“突然一群学生就冲上了主席台，抡起皮带就抽，看得我们胆战心惊！”
“没办法了，挡不住的”，主席台上的陈小鲁举起红卫兵的旗子，朝着那些冲上台的学生喊口号，“停下，把他们‘踏倒’在地！”
“连制止打人都要用侮辱人格尊严的口号。”提起那段往事，陈小鲁唏嘘不已。也正是在经历这一幕之后，他的思想开始由“造反”转向“保守”。
“那次批判会是我组织的，影响很坏，因此我想向您当面道歉。”陈小鲁接过老校长的话茬，说出了那句埋在心里很久的“对不起”。
“这不能怪你们，当时你们还是文明的。”温寒江摆了摆手，平静地说，“‘文革’中的错误不能简单归咎于哪个人，更不能由你们这些学生负责。”
黄坚举起相机，拍下了师生和解的这一幕。照片里的温寒江的确已经老了，他的腰背开始弯曲，连眉毛都掉得很厉害。坐在他身边的5个学生也不再年轻，他们中的三个人有了严重的谢顶，另外两个人则已满头白发。像很多这个年纪的老年人一样，他们开始耳背，有时会听不清对方的讲话。
几天后，黄坚把当时的情形整理成文发在了老三届同学会的博客上。不久前，他刚被诊断出患有胸膜炎，每天要吃几十粒药，但他还是把大部分时间放在了张罗这些事上。
“你看到了，再不道歉，我们就都太老了。”他说。
“我们不说，对不起自己，对不起老师，对不起后人和历史”
在10月7日的道歉会之前，陈小鲁接到一个《纽约时报》女记者打来的电话。
“陈先生，我曾经采访过你的父亲，他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电话那头的声音已经不再年轻。
几天后，这名70多岁的老记者如愿见到了陈毅的儿子、也已经年近70的陈小鲁。
“那时我很幼稚。”她告诉陈小鲁，自己是澳大利亚人，当时是一名左派大学生，1967年她慕名来到中国，并在陈毅兼任外交部长期间，得到过他的亲自接见。在中国的时候，她也穿军大衣、戴红袖章，打着红旗到处参观。
这种历史戏剧性同样存在于陈小鲁身上。一个曾与他在“文革”期间有过通信往来的学者认为，“陈小鲁的这种政治态度和立场代表了一批人，特别是代表了那批在‘文革’初期最早响应毛泽东号召起来‘造反’，又最早对发动‘文革’表示怀疑直至否定的人们。”
1971年“9.13林彪坠机”事件是陈小鲁思想转变过程中的又一个节点。“林彪都副主席、接班人了，他为什么还要造反？他干嘛呀？吃饱了撑的？”陈小鲁有了一个解不开的“思想疙瘩”。
1975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兴起，作为沈阳军区最年轻的团政治部主任，陈小鲁被分配到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批邓”。出乎很多人意料，他给岳父粟裕写了一封信申请调动。“道不同不相与谋”，他在信里写道。
“之前我不知道自己错，但那时候不是了，搞这一套我自己心里头接受不了。”陈小鲁说，从那时开始他已经“不想再说违心的话了”。某种意义上，这种性格部分塑造了他此后的人生轨迹乃至精神世界。1991年，他与体制告别，下海经商，自称“无上级个人”。及至今天，这种民间身份则间接帮助他可以选择公开向历史低头致歉。
“已经47年了，将近半个世纪，经历了风风雨雨，开始一步步反思，当时觉得‘文革’是政治错误，后来发现它的根本问题在于违宪。”10月7日，坐在茶社会议室的红色沙发上聊起这些时，陈小鲁显得忧心忡忡。他开始主动谈论当下，反复提及“反日游行里那些砸车打同胞的年轻人”，“‘文革’的基因是不是已经消除了？类似的东西会不会再发生？很难说。”
“就像帕金森病一样。”陈小鲁拿起摆在面前的杯子，“如果今天拿个杯子打碎了，你可以说是失误是走神，但如果你每次都打碎，那一定是你存在问题，不正视，怎么解决？”
陈小鲁看重反思，却反感舆论“将道歉者崇高化”，“每个人都是在书写自己的历史，这只是我的个人选择而已。道歉就高尚，不道歉就不高尚？我不认为是这样。真正的反思不见得非要道歉。我相信，那段经历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
在众多接受采访的当事人里，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秘书长郝新平对那段狂热的岁月印象深刻。1966年8月18日，作为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北京实验中学)的红卫兵代表之一，她曾在天安门城楼上获得了毛泽东的接见。而就在那次接见的13天之前，这个北京市最著名女校的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被自己的一群女学生打死，成为北京市‘文革’中第一个遇难的校领导。那一天，郝新平亲眼看见奄奄一息的卞仲耘“就躺在推垃圾的车上”。
2011年，500多名校友自发捐款为卞仲耘立了一尊铜像。“也有同学私下里向还在世的校领导道过歉，但打人者都背着很重的包袱，到现在也没有人敢于站出来为此公开道歉，所以我看到小鲁的事后很受触动，我们这一代人，应该给社会历史一个交代。”郝新平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自己曾经发短信询问陈小鲁关于公开道歉的事。
很快她就收到陈的回复：“遗忘是人类的天性，九零后有几人了解这段历史？我们不说，对不起自己，对不起老师，对不起后人和历史。”
“我挺希望他们能了解那段历史，哪怕知道我们八中曾有过这么一段黑暗的时期也行”
像很多六七十岁年纪的人一样，当这些老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谈论着身体近况、老年公寓以及北京的雾霾天气。只是在一些特别的时候，他们的对话里才会透露出这场聚会的不同之处。比如，当他们分成两排落座时，忽然有一个老人问起另一个老人：“咦，我是不是教过你？”
47年后，老师不再像是老师，学生也不再像是学生。他们的年龄之和已经超过1500岁，而相互之间的年龄界限却不再那么分明，白发、老年斑以及日渐松动的牙齿同时在他们的身上显示着岁月的力量。
但在10月7日上午的这场聚会上，他们又部分恢复了往日的神采。年轻的、年老的、黑白的、彩色的他们出现在一张张的照片里，在会议室内的投影屏幕上反复播放。所有人都出神地看着，有的老人被旁边的挡住了视线，就用手拄住桌，探着头看，另一些人索性站了起来。黑白和彩色照片里都是一些值得追忆的好时光。许多人找到了他们第一天走进校园时的样子，另一些人则回想起这个曾经的男中头一回迎来女生时的热闹。
循环播放的照片里并没有1966年的那段日子，这是播放者黄坚刻意的安排。但那些残酷的回忆还是会在不经意间就冒出头来。老团委书记张庆丰提起，自己曾在深夜时被学生叫到音乐教室接受审查，他被要求“从窗户里爬进去爬出来再爬进去”，回家后这个大男人哭了两个小时。当年的物理老师张连元刚一张嘴，就忍不住哽咽起来。“文革”中他曾因家庭出身问题挨斗，他的妻子——另一所中学的人民教师，于1968年坠楼身亡并被学校视为“畏罪自杀”。
在将近3个小时的道歉会上，仅有这两次，老师们流露出了内心的痛苦。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并不愿自己的学生执着于道歉这件事。
“没有必要站出来道歉，你们也是受害者，当年是阶级斗争为纲，谁能不拥护？”年纪最大的老师张显传第一个发言。坐在他旁边的老党总支书记卢进则说，“老师对待学生，就像父母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学生犯再大的错误，我们也能理解。”
“没有必要追究你们的责任。”张连元努力用手按住自己的眼角，好像在避免再次流泪。他抬起头，像是叮嘱般地说道：“但是要总结这一段历史，把法治建设提到重点，今后不再出现类似的问题。各位，我们希望你们能在这方面进一步作出应有的成绩。”
面对老师的谅解，陈小鲁和其他几个校友没有再多说什么。在聚会结束的时候，计三猛忽然大声说了一句：“感谢老师的教育！感谢老师的宽容！”
所有到场的老学生，不约而同地站起来，向坐在对面的老师们深鞠一躬。
道歉会结束后，陈小鲁领着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到了他的母校，北京八中。
很多东西已经改变了。曾经的胡同平房已经变成金融街的高楼大厦，水泥地操场也被一座奥运会级别的现代化体育馆所取代。但陈小鲁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回当年的记忆。
1966年8月的一天，学生领袖陈小鲁和浩浩荡荡的学生队伍一起，走出校门，穿过胡同，前往中山公园音乐堂。为了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陈小鲁组织了这场“四、六、八中”全部参加的批判会。他并没有想到，几个小时后，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会被一群突然冲上台来的中学生打得头破血流。
讲起这段往事时，陈小鲁朝校园里看了一眼。国庆长假还没有结束，除了几个保安之外，学校里空空荡荡的。
“现在的孩子们可能对‘文革’没有什么概念了。我挺希望他们能了解那段历史，哪怕知道我们八中曾有过这么一段黑暗的时期也行，不要再去重演这段历史，不要斗争老师，不要斗争任何人。”陈小鲁叹了口气，从刻着“北京八中”四个大字的校门前走过。
第四篇：护士演讲——我爱医院这个家
我爱医院这个家
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我爱医院这家》
医务工作是一种高尚的行业。我们护理人员是这个行业光荣的一部分，作为护理人员，我热爱自己的职业，热爱我工作的这个地方。
我热爱这天使的使命，我热爱这性命相托的信任，我热爱这片我日夜耕耘的土地，因为这里是我的心灵家园。
虽然，厚实的口罩掩住了我们秀丽的面庞，宽大的白衣遮住了我们纤细的腰身；多少团聚的日子，我们伴随着病人渡过，我们如花的青春，随着无数个不眠之夜匆匆流逝；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我们送走一个又一个的黑夜，也迎来一个又一个的黎明，在这迎来送往中，我们用真情和汗水呵护着一个又一个危在旦夕的生命，让他们远离死神和黑暗，让他们感受到黑夜里的阳光。
我们是守护的天使，我们是生命的精灵。
在急促的警报声中，我们有条不紊，步履轻盈，我们冷静应战，对死神坚绝抵抗，让一个个生命从这里鲜活起来；在病人均匀的呼吸中，我们守护着他们的平静和安祥，陪伴他们渡过无数个寒来暑往。
和煦的春风送来窗外的清香，夏季的晚风吹来如水的清凉，秋日的西风总是夹杂着丝丝果实的甜美，呼啸的冬风带着刺骨的呼啸。作为护理工作者，我从不敢忘记我肩上的责任，护理工作直接关系到患者的身心健康，我们要对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高度负责。时刻将病人的安危放在心上，想他们之所想，急他们这所急，既要千方百
计解除患者生理上的痛苦，也要想方设法使患者获得心理上的安慰，同他们一起体味人生的欢戚悲苦，喜怒哀乐。因为这里是我们的热爱的家，也应是温暖他们的家。
在这个大家庭里，我们用柔弱的身躯托起了新的生命，我们用温柔的双手安抚着逝去的生灵。我们用慈母般的胸怀温暖着病人绝望的心。
在这个大家庭里，没有我们的豪言壮语，没有我们的惊世之举，在这个大家庭里，我们用平凡的事迹谱写了动人的诗歌。
我们如沙石般无华，如小草般朴实，可我们有着自己的感动与幸福：病人的一句感谢，那是最真诚的鼓励，产房中一个个小生命的诞生，那是最温馨的满足。
我们奉献青春，收获他人宝贵的年华；我们奉献智慧，挽救他人年轻的生命；我们奉献自由，给予他人无限的希望。我们奉献，只因我们热爱，如同即将踏入沙漠的骆驼，背负沉重，却有一颗向往前方的赤诚之心，是黑暗中的火焰，给人们光明；这颗心，是沙漠中的一弘泉水，给人们滋润；这颗心，是大海中的一丝光水，给人们期待。
春天的脚步已停止，夏天款款向我们走来。转眼间岁月的长河中又流逝了多少个春夏秋冬啊！我们不会蹉跎岁月，我们一定在生命中留下一笔浓墨重彩，让我们用真正的行动证实这一切吧！我们都拥有一颗“热爱的心”，我们要去奉献我们的热情与乐观，让周围的人都享受到天使洒下的阳光雨露。感谢我所热爱的这个家园，在我这身白衣上洒上了世界的颜色，让我的人生变得绚丽多姿，灿烂辉煌。
第五篇：爱,这个字眼,让我真正的懂了——《让生命充满爱》演讲听后感
爱，这个字眼，让我真正的懂了——《让生命充满爱》演讲听后
感
微风中，那个坚强的身躯显得尤为挺拔，台下是不是爆发出阵阵雷鸣般的掌声。也许，从今天起我的生命因希望而变得绚丽；-也许，从今天起，我更加懂得了怎样尊敬师长、尊重身边的每一个人。因为，在这短短的三个小时中，我学会到了太多太多了。正是因为三个小时的演讲，仿佛自己长大了不少。才明白“爱”这个字眼„„
“你爱你自己的父母么？”大家的回答是肯定的。“你知道身边的人的生日么”顿时，大家都鸦雀无声了。
是啊！自己口口声声说爱父母，但在一些细小的问题上，反映出的是对父母的冷淡、不关心。老师让我们看着身边的人。低下头，才发现坐在身边的爸爸，头发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变白了许多；粗糙的脸上不竟有多了几道皱纹，这时的我已经眼泪划过了脸颊，这一跪如同自己的腿有千斤重。在父亲的怀中，我的眼泪便有更加放纵了。握住爸爸的手，体会爸爸手中的温暖。此时，爸爸手心的温度却是那么的冰冷„„我似乎努力把泪水眼回去，却又适得其反了。扑在父亲的怀里的那一刹那，我哭得更凶了。想到昔日的种种，年少轻狂的自己和父亲顶嘴、吵架。明明知道是自己的错，还一直坚持着固执的想法„„回想曾经，躺在。病床上的我，为了恢复说话能力和运动能力。爸爸每天教我学说话、学走路。一次一次，一遍一遍„„有时，一个简单而又不能再简单的词语需要经过上百次的练习，但爸爸热没有感到厌倦。每一次都充满了希望、终究有一天，希望的种子再一次奇迹般得发芽了„„
“老师”这个词语在我的心目中是那么的光荣、伟大。古往今来，有多少人描述过老师。老师就是我们第二任父母；第一任父母给予了我们生命，第二任父母便是老师，他们为我们谱写了光辉的篇章、传播给我们知识及做人的道理。“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这是唐朝诗人李商隐对老师的光辉写照。
有人说，老师的职业是轻松的。可我看来，老师的职业并不轻松。尤其是我上初中以来，代我们的班主任——李智慧老师。李老师每天陪我们在学校近12个小时。早晨，陪我们晨跑；大课间，让我们背知识点；同学们犯了错误时，老师会意味深长的教我们做人的道理。但有时的我们不明白老师的那份苦心而错怪老师。甚至，有些老师为救他的学生却永远离开了那群可爱的孩子们。
5.12汶川地震中，就涌现了这样的几位好老师，他们的事迹让我们由衷的敬佩。不是自己的父母，却胜过了自己的父母。
接着，张云栋老师请上了他的师妹。《隐形的翅膀》的主人公——李智华，一个身残志坚的人。他的出现给我的生命增添了新的期望。即使命运抛弃了你，你也要热爱命运、热爱生活。终究会让命运、生活热爱你的。李老师的话说的没错，即使你有不幸的命运，也要热爱生活，坚强、乐观，笑着活下去！
谢谢这次的演讲；谢谢爸爸妈妈包容了我的一切错误；谢谢老师，让我懂得了许多许多的道理。为了自己、为了父母、为了老师、为了中华而崛起而读书吧！
山西省太原市第六十七中初三:张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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