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执行难展望附带民事审判制度的再构建研究与分析

第一篇：从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执行难展望附带民事审判制度的再构建研究与分析

从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执行难展望附带民事审判制度的再构建

陈 豹

据统计，2002年至2004年，笔者所在的湖南省临武县法院共受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121件，占刑事案件总数的26.7%。其中附带民事诉讼通过调解结案的66件，占54.5%，履行率为100%;作出附带民事判决的55件，占45.5%;进入执行程序的55件，已执结9件(含刑事被告人为获取减刑、假释自动履行的3件)，执结率为16.4%。而2002年至2004年全院执行案件的执结率为79.4%。据了解，附带民事诉讼执行难，并非临武法院所特有的现象，全国很多法院都存在类似的情况。解决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执行难的问题，加强和改进执行工作固然重要，改革和完善我国当前的附带民事审判制度更是当务之急。

一、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执行难的原因

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执行难，除具有一般执行案件执行难的共性外，又具有其特性。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设计上的缺陷

1.法律依据乱。刑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刑诉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亦从程序上作了相关规定。但是，附带民事诉讼本质是民事诉讼，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但在如何适用法律方面，争议较大。如民事诉讼中的先予执行、诉前保全、反诉等问题，直接影响到是否能够实现对被

告人财产的有效控制及损害赔偿之债的抵销等，影响到案件执行，但在附带民事诉讼审判实践中上述规定往往被否定。

2.参诉主体乱。最高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列举了5类负有赔偿责任的人：⑴刑事被告人及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他共同致害人;⑵未成年刑事被告人的监护人;⑶已被执行死刑的罪犯的遗产继承人;⑷共同犯罪案件中，案件审结前已死亡的被告人的遗产继承人;⑸其他对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单位和个人。其中第5类因其范围不明确且过于宽泛而易引起争议，各地做法不一。对于第3、4类负有赔偿责任的人，由于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应诉的随意性大，法官也不便强制其应诉等原因，也常被排除在参诉主体之外。同时，排除了按照相关民事法律所应追加的其他参诉主体，如第三人等。许多有履行能力的参诉主体被排除在附带民事诉讼之外，必然增大案件执行难度。

3.裁判结果乱。为了提高诉讼效率，刑事审判规则对先行归案的刑事被告人一般先行起诉，而不必等待其他在逃或因其他原因不能出庭受审的被告人归案;而且，对已经归案的被告人，也可能分别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在操作中，人民法院一般会在第一宗案件起诉到法院时，告知被害人及其他有权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继而法官往往只笼统地判决本案被告人承担全部责任。对以后提起的针对其他被告人的刑事审判，法院一般不会再受理附带民事诉讼。单纯从民事审判的角度审视，这类附带民事诉讼的裁判不同程度地存在程序和实体上的错误，可能会对执行工作产生不利因素：一是加重了本案刑事被告人的民事赔偿责任;二是本来可能通过第三者来完成执行的案件无法执行，如交通肇事中的垫付责任人等;三是因存在程序和实体错误，案件在执行中遇到的抵触增大;四是这类案件撤销重审的可能较大，需要中止、终结执行或者执行回转等，使执行成本增大。

(二)执行财产难以确定或已被转移、藏匿、处分、损毁

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执行中，很多情况下被告人可能正在服刑，在这种情况下执行被执行人员的财产，执行人员的压力大，财产的管理人或者共有人往往也难以接受。而且，由于被执行人不能到执行现场，被执行人的实际财产状况往往更难查明。同时，由于附带民事诉讼中财产保全及查封、扣押手段乏力，被告

人的亲属或财产实际控制人可能随意转移、藏匿、处分被告人的财产，执行中也很难查处。另外，可供执行的财产可能在诉讼程序运行中减损。

(三)执行行为不规范

刑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犯罪分子，同时被判处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全部支付的，或者被判处没收财产的，应当先承担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但是，由于当前多数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缺乏有效的经费保障，主要依靠诉讼费收入和罚没款返还来维持法院的运转，经费十分紧张。一些法院在执行实践中，一般先收罚金，后为被害人收取赔偿金，使可供执行的财产减少。

二、附带民事审判制度的再构建

传统的附带民事诉讼设计上存在的缺陷，是附带民事案件执行难的重要原因，直接影响到社会和谐稳定。革除现行附带民事审判制度存在的诟病，重新设计和完善刑事被告人民事赔偿案件的审判、执行制度势在必行。

(一)理念更新

秉持何种理念才能设计合理的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呢?在处理惩罚与保护的关系上，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刑事立法都呈现轻刑化趋势，特别看重调解的轻刑化功能，将被告人是否愿意调解作为量刑情节给予从轻、减轻考虑。

据此，笔者主张确立以下三种理念：一是在强调公权优先的情形下，允许私权的适度自由;二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三是惩罚犯罪与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并重，认可调解的轻刑化价值。

(二)程序创新

1.民事诉讼在刑事诉讼发动前提起。一般来说，刑事案件发生后，为保证国家追究犯罪的需要，先由国家公权介入，民事诉讼不能提起，已进行的应当中止。特殊情况下发动民事诉讼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1)侦查工作历时长且处于停滞状态;(2)被害人拥有或根据已有侦查的证据具备提起民事诉讼的条件;(3)民事诉讼的发动不会影响刑事案件的继续侦破工作。被害人径行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后，可以依照民诉法申请先予执行、诉前保全和诉讼保全。

2.民事诉讼在刑事诉讼发动后提起。按照民事审判规则，民事诉讼的被告没有超出该刑事诉讼被告人范围(含未成年刑事被告人的监护人)、案情较为简单的，民事争议可以在刑事诉讼中附带解决。民事诉讼的被诉主体复杂、超出刑事诉讼被告人范围、案情复杂的，为了防止刑事审判法官分散精力，宜作独立的民事诉讼由其他审判组织审理。

3.建立被害人对潜逃的犯罪嫌疑人提起民事诉讼的制度。这是理论界颇具争议的一个论题。有时候，潜逃的犯罪嫌疑人留下可观的财产，被害人急需获得救助却无法得到司法救济。因此，在符合一定条件时，应当允许被害人对潜逃的犯罪嫌疑人提起民事诉讼，由法院缺席判决。

(三)执行鼎新

人民法院必须努力克服和解决当前存在的经费困难，确保民事赔偿责任先于罚金或没收财产。侦查、起诉、审判机关要协调配合，建立健全对扣押的刑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财产的保值机制。侦查中扣押、冻结的财产，经查确与案件无关，但可预测犯罪嫌疑人员负有因其犯罪行为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的，应在时限内通知被害人及时向法院申请诉讼保全(或诉前保全)。要充分适用刑事法律政策，在办理减刑、假释时，从严把关，敦促服刑人员履行因其犯罪行为直接产生的民事赔偿责任。

(四)制度更新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许多国家相继建立了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联合国也在此基础上通过了《为犯罪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该公约明确规定了国家补偿制度的对象、方式，对资金来源和补偿程序也作了原则性规定。笔者认为，我国应尽快建立针对刑事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

度，在民事赔偿诉讼强制执行后犯罪者仍不能赔偿或少量赔偿的前提下，被害人及依靠其生活的人陷入生活困境的，可以向国家申请补偿金，这无疑是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再构建时有效的、必要的补充。

第二篇：解析从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执行难展望附带民事审判制度的再构建

从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执行难展望附带民事审判制度的再构建

陈 豹

据统计，2002年至2004年，笔者所在的湖南省临武县法院共受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121件，占刑事案件总数的26.7%。其中附带民事诉讼通过调解结案的66件，占54.5%，履行率为100%;作出附带民事判决的55件，占45.5%;进入执行程序的55件，已执结9件(含刑事被告人为获取减刑、假释自动履行的3件)，执结率为16.4%。而2002年至2004年全院执行案件的执结率为79.4%。据了解，附带民事诉讼执行难，并非临武法院所特有的现象，全国很多法院都存在类似的情况。解决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执行难的问题，加强和改进执行工作固然重要，改革和完善我国当前的附带民事审判制度更是当务之急。

一、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执行难的原因

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执行难，除具有一般执行案件执行难的共性外，又具有其特性。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设计上的缺陷

1.法律依据乱。刑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刑诉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亦从程序上作了相关规定。但是，附带民事诉讼本质是民事诉讼，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但在如何适用法律方面，争议较大。如民事诉讼中的先予执行、诉前保全、反诉等问题，直接影响到是否能够实现对被告人财产的有效控制及损害赔偿之债的抵销等，影响到案件执行，但在附带民事诉讼审判实践中上述规定往往被否定。

2.参诉主体乱。最高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列举了5类负有赔偿责任的人：⑴刑事被告人及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他共同致害人;⑵未成年刑事被告人的监护人;⑶已被执行死刑的罪犯的遗产继承人;⑷共同犯罪案件中，案件审结前已死亡的被告人的遗产继承人;⑸其他对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单位和个人。其中第5类因其范围不明确且过于宽泛而易引起争议，各地做法不一。对于第3、4类负有赔偿责任的人，由于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应诉的随意性大，法官也不便强制其应诉等原因，也常被排除在参诉主体之外。同时，排除了按照相关民事法律所应追加的其他参诉主体，如第三人等。许多有履行能力的参诉主体被排除在附带民事诉讼之外，必然增大案件执行难度。

3.裁判结果乱。为了提高诉讼效率，刑事审判规则对先行归案的刑事被告人一般先行起诉，而不必等待其他在逃或因其他原因不能出庭受审的被告人归案;而且，对已经归案的被告人，也可能分别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在操作中，人民法院一般会在第一宗案件起诉到法院时，告知被害人及其他有权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继而法官往往只笼统地判决本案被告人承担全部责任。对以后提起的针对其他被告人的刑事审判，法院一般不会再受理附带民事诉讼。单纯从民事审判的角度审视，这类附带民事诉讼的裁判不同程度地存在程序和实体上的错误，可能会对执行工作产生不利因素：一是加重了本案刑事被告人的民事赔偿责任;二是本来可能通过第三者来完成执行的案件无法执行，如交通肇事中的垫付责任人等;三是因存在程序和实体错误，案件在执行中遇到的抵触增大;四是这类案件撤销重审的可能较大，需要中止、终结执行或者执行回转等，使执行成本增大。

(二)执行财产难以确定或已被转移、藏匿、处分、损毁

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执行中，很多情况下被告人可能正在服刑，在这种情况下执行被执行人员的财产，执行人员的压力大，财产的管理人或者共有人往往也难以接受。而且，由于被执行人不能到执行现场，被执行人的实际财产状况往往更难查明。同时，由于附带民事诉讼中财产保全及查封、扣押手段乏力，被告人的亲属或财产实际控制人可能随意转移、藏匿、处分被告人的财产，执行中也很难查处。另外，可供执行的财产可能在诉讼程序运行中减损。

(三)执行行为不规范

刑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犯罪分子，同时被判处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全部支付的，或者被判处没收财产的，应当先承担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但是，由于当前多数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缺乏有效的经费保障，主要依靠诉讼费收入和罚没款返还来维持法院的运转，经费十分紧张。一些法院在执行实践中，一般先收罚金，后为被害人收取赔偿金，使可供执行的财产减少。

二、附带民事审判制度的再构建

传统的附带民事诉讼设计上存在的缺陷，是附带民事案件执行难的重要原因，直接影响到社会和谐稳定。革除现行附带民事审判制度存在的诟病，重新设计和完善刑事被告人民事赔偿案件的审判、执行制度势在必行。

(一)理念更新

秉持何种理念才能设计合理的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呢?在处理惩罚与保护的关系上，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刑事立法都呈现轻刑化趋势，特别看重调解的轻刑化功能，将被告人是否愿意调解作为量刑情节给予从轻、减轻考虑。

据此，笔者主张确立以下三种理念：一是在强调公权优先的情形下，允许私权的适度自由;二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三是惩罚犯罪与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并重，认可调解的轻刑化价值。

(二)程序创新

1.民事诉讼在刑事诉讼发动前提起。一般来说，刑事案件发生后，为保证国家追究犯罪的需要，先由国家公权介入，民事诉讼不能提起，已进行的应当中止。特殊情况下发动民事诉讼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1)侦查工作历时长且处于停滞状态;(2)被害人拥有或根据已有侦查的证据具备提起民事诉讼的条件;(3)

民事诉讼的发动不会影响刑事案件的继续侦破工作。被害人径行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后，可以依照民诉法申请先予执行、诉前保全和诉讼保全。

2.民事诉讼在刑事诉讼发动后提起。按照民事审判规则，民事诉讼的被告没有超出该刑事诉讼被告人范围(含未成年刑事被告人的监护人)、案情较为简单的，民事争议可以在刑事诉讼中附带解决。民事诉讼的被诉主体复杂、超出刑事诉讼被告人范围、案情复杂的，为了防止刑事审判法官分散精力，宜作独立的民事诉讼由其他审判组织审理。

3.建立被害人对潜逃的犯罪嫌疑人提起民事诉讼的制度。这是理论界颇具争议的一个论题。有时候，潜逃的犯罪嫌疑人留下可观的财产，被害人急需获得救助却无法得到司法救济。因此，在符合一定条件时，应当允许被害人对潜逃的犯罪嫌疑人提起民事诉讼，由法院缺席判决。

(三)执行鼎新

人民法院必须努力克服和解决当前存在的经费困难，确保民事赔偿责任先于罚金或没收财产。侦查、起诉、审判机关要协调配合，建立健全对扣押的刑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财产的保值机制。侦查中扣押、冻结的财产，经查确与案件无关，但可预测犯罪嫌疑人员负有因其犯罪行为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的，应在时限内通知被害人及时向法院申请诉讼保全(或诉前保全)。要充分适用刑事法律政策，在办理减刑、假释时，从严把关，敦促服刑人员履行因其犯罪行为直接产生的民事赔偿责任。

(四)制度更新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许多国家相继建立了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联合国也在此基础上通过了《为犯罪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该公约明确规定了国家补偿制度的对象、方式，对资金来源和补偿程序也作了原则性规定。笔者认为，我国应尽快建立针对刑事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在民事赔偿诉讼强制执行后犯罪者仍不能赔偿或少量赔偿的前提下，被害人及依靠其生活的人陷入生活困境的，可以向国家申请补偿金，这无疑是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再构建时有效的、必要的补充。

第三篇：解析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执行难的原因分析及解决对策

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执行难的原因分析及解决对策

丁育林 贺茵

执行工作是实现法院审判职能的重要环节，是当事人合法权益得以保护的最终体现。执行工作进展情况的顺利与否，势必严重影响着法律的尊严和法院的权威形象。因而，执行工作一直是法院工作的难点，领导关注的焦点，群众议论的热点问题。执行难，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执行更是“难中之难”。

一、附带民事诉讼执行案件执行难的原因

1、附带民事诉讼执行案件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决定了这类案件的执行要比其它民事案件的执行难度大，结案率低。

从我县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执行现状来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具有如下特点：

1)案件的执行标的相对较大。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是因刑事犯罪行为引发的，被害人受到的伤害程度比较大，案件的执行标的自然也大。特别是2004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确立人身损害赔偿适用全面赔偿原则，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赔偿金额大幅度的增加。从我院2004年来的统计资料看,个案最小标的达1.572万元，个案最大标的达24.8万余元，平均每案的执行标的达3.325万元。

2)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之间对立情绪大。进入执行程序附带民事赔偿案件的被执行人，除了无力赔偿者外，很大一部分是不愿赔偿的人。这些被执行人及其亲属由于受“坐了牢就不赔钱”意识的支使，往往不愿履行赔偿义务。申请执行人一方则认为被执行人对自己伤害太深，又无悔罪表现，“报复”心理比较严重，要求实现自己权利的愿望强烈，在执行过程中是“寸土必争”，寸步不让。

3)涉案当事人人数多。统计资料显示，进入执行程序的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因交通肇事、故意伤害、寻衅滋事引发的居多。这些案件中，要么侵害人较多，要么被害人较多。侵害人多，相互推诿，逃避执行现象比较严重。被害人多，赔偿数额相对就大。

4)被执行人履行义务能力较差。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的被执行人：一是刑事被告人(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及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他共同致害人;二是未成年刑事被告人的监护人;三是已被执行死刑的罪犯的遗产继承人;四是共同犯罪案件中，案件审结前已死亡的被告人的遗产继承人;五是其他对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单位和个人。附带民事赔偿案件的被执行人大多是被判处刑罚并在服刑改造的人，这些人除现实的赔偿能力外，因其生命、人身自由已被剥夺，在服刑期间，这些人已不可能靠自己创造财产来履行赔偿义务。另外，刑事案件中的有的被告人是文化水平低，劳动技能差;有的被告人是履教不改者，一贯好吃懒做者，自己没有什么财产可供执行，家里的积累也被他折腾光了。这就使附带民事赔偿执行案件，逃脱不了难执行，甚至无法执行的厄运。

2、现行立法上的缺憾，是造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执行难的主要原因之一。

表现之一：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要求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赔偿损失是在刑事案件交付审判时提出。法律没有规定侦察机关、检察机关有调查和有效控制犯罪嫌疑人财产的职责。按刑诉法的规定，一般刑事案件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到检察机关起诉，至少要三个月的时间，给那些有赔偿能力而不愿赔偿损失的被告人或其亲属隐匿、转移财产，规避执行提供了时间上的方便。尽管法律赋予了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候有查封或扣押被告人的财产的权利，然而，由于先行的刑事诉讼法律不允许人民法院提前介入公安、检察机关尚未侦查终结的刑事案件，这样的救济为时太晚了，其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表现之二：敦促被执行人自觉履行赔偿义务的激励机制设计不完善、不科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由于现行法律把“赔偿被害人损失”仅作为酌定从轻量刑情节，并且使用“可以”字样，实践中操作的随意性大，难免被告人及其亲属心存疑虑，对刑事被告人尤其是可能判处长期徒刑或

者死刑的被告人及其亲属触动不大，其自觉履行赔偿义务的主动性、积极性不能得到有效、全面的激发。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附带民事赔偿案件结案率.表现之三：法律没有明确将履行附带民事赔偿义务列为罪犯的减刑、假释条件，导致一些已被判处刑罚的人对履行附带民事赔偿义务无动于衷，这也影响了附带民事赔偿案件的执行。

3、“重刑轻民”意识的存在,“审执分离”机制的运行，也严重影响了附带民事赔偿案件执行。由于法院内部运行“审执分离”机制，刑事审判法官往往只注重刑事方面的证据调查与收集，忽视对被告人财产状况方面的证据调查与收集，甚至由于追求案件结案速度，对被害人本可以获得赔偿条件的不及时进行有效控制，导致附带民事赔偿案件丧失有利的执行条件。

二、破解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执行难的几点建议

1、执行人员应从思想上提高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执行的重要性的认识。附带民事案件，是因刑事犯罪行为引发的。由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对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的仇视和报复心理一般很重，对自己权利的实现要求也比较强烈。如不注意挽回或补偿权利人遭受的物质损失，既有损法律的尊严，也将严重影响社会正义的伸张,更为严重的是会引发社会的不稳定。人民法院执行工作人员应从思想上提高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执行的重要性的认识，牢固树立司法为民思想，从个案做起，做到及时主动，严肃认真，耐心细致执行好每一件案件，最大限度实现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执行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2、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上面我们已经谈到，由于我国刑事法律制度上的一些缺憾，给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很有必要进行完善。我们认为这几个方面亟待完善：一是从法律上赋予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享有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提出赔偿请求的权利。同时，在法律上明确赋予公安、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个人所有的财产进行调查、查封、扣押、冻结、先予执行的权力，防止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转移或隐匿财产。二是将被告人积极民事赔偿义务，以及被告人家属积极代为履行赔偿义务列为对被告人从轻或者减轻刑罚的法定量刑情节。三是将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的执行与对被告人刑罚的执行有机结合起来，把被告人积极履行民事赔偿义务，以及被告人家属积极代为履行义务的情况作为刑罚执行

中对罪犯给予减刑、假释的法定条件。四是要从法律上将“有能力赔偿而拒不履行赔偿义务(比如隐匿、转移财产)”作为对被告人从重处罚的量刑情节加以明确。从正面激发，侧面打击两方面入手，以最大限度挖掘附带民事赔偿被告人履行义务积极性。

3、走出认识误区，加大调解力度，把调解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程序。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律规定，除人民检察院提起的附带民事赔偿案件不能调解外，其他附带民事赔偿案件均可进行调解。调解有利于息讼解纷，有利于当事人之间对立情绪的缓和，有利于矛盾的化解。另外，由于调解是建立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的，通过调解所达成的赔偿协议履行率也比较高。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应积极运用调解这一手段来解决附带民事赔偿问题。要有效解决附带民事赔偿问题，充分发挥调解的职能作用，我们要走出两个思想认识上的误区。一是公安、检察机关要走出对民事赔偿进行调解是人民法院独家职责的认识误区。过去，很多地方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认为，调解民事赔偿是法院一家的事情，因而对受害人一方提出的民事赔偿请求往往持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实践中，虽也有公安、检察机关启动调解民事赔偿这一程序，但可以说大都是流于形式，走走过场。公安、检察机关怠于对民事赔偿进行调解，致使绝大多数的附带民事赔偿案件流入审判阶段，加大了法院审理、执行的压力。事实上，我国法律早就赋予了公安、检察机关在侦查、起诉阶段对附带民事赔偿进行调解的权利。我国刑诉法司法解释第90条：“„„经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调解，当事人双方达成协议并已给付的，被害人又坚持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公安、检察机关院应当秉着互相协作，互相配合的原则，充分利用自己的职能优势，加大对附带民事赔偿问题的调处力度。二是法院刑事审判人员要走出“重刑轻民”思想误区。“从重从快打击犯罪”的刑事执法理念，是“重刑轻民”思想的源泉，“审执分离”的格局，是“重刑轻民”思想加剧的催化剂。在建立和谐社会的今天，法院刑事审判人员要进一步端正司法理念，法院内部也应对一些不合国情、不合时宜的格局进行必要的改革。法院刑事审判人员在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要牢固树立刑事审判与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执行一盘棋的思想，实行“两手抓”，一手抓对被告人犯罪行为的依法打击，一手抓对被害人求偿权的保护，认真履行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财产方面证据的调查、收集职责，打消被告人逃避义务的念头，同时也让被害人一方明确被告人履行义务的能力，为以后附带民事赔偿的调解、执行打下良好基础。在审理过程中，要克服不愿为的思想，认真、细致做好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有难度，但调解解决附带民事赔偿是很有可能的，实践中我们运用调解这一手段解决了不少的附带民事赔偿案件。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虽说不是很完善，但也为法院调解处理附带民事赔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198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被告人亲属主动为被告人退赃应如何处理的批复》规定，“被告人亲属自愿代为履行赔偿义务的，也视为被告人积极履行义务的表现”。在审判实践中，我们要抓住被告人关心法院将如何对其课以刑罚这一心理，用足用好法律，不厌其烦地向被告人及其亲属讲明、讲透积极履行民事赔偿义务与量刑之间的法律联系，唤醒被告人的悔罪意识，激发被告人履行赔偿义务以及被告人亲属协助履行赔偿义务的积极性，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合法权益的实现打下良好的基础，最大限度保护好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合法权益。

4、建立对刑事被害人的社会保障制度。附带民事赔偿案件的权利人，是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及受被害人被害前抚养、赡养、扶养的人。实际中，由于被执行人死亡，无遗产可供执行，又无义务承担人，被执行人生活困难，没有能力履行赔偿义务，被执行人被判处长期徒刑，现实无可供执行财产，被执行人丧失劳动能力，又无收入来源等诸多因素的存在，势必会造成一部分附带民事赔偿案件的权利人很难全部得到实现，甚至不能实现，致使这些案件的权利人沦为弱势群体，这些人的权利如得不到必要的保护，将会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而，有必要尽快建立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主张在我国实行对刑事被害人实行国家补偿是既有理论上的依据，也有事实上依据。目前理论上的依据主要有这样三种学说：一是社会保险说，认为国家对刑事被害人的补偿是一种附加的社会保险。二是公共援助说，认为国家对刑事被害人的补偿是一种对处于不利社会地位者的公共援助。三是国家责任说，认为国家对刑事被害人的补偿是国家的一种责任。事实上，在西方有许多国家已经推行了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在我国，中央政法委也已明确要求“各地可积极探索建立特困群体案件执行的救助基金，对于双方当事人均为特困群体的案件，如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交通肇事赔偿等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当被执行人无履行能力时，按一定程序给予申请执行人适当救助，解决其生活困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这为我国建立对刑事被害人的社会保障

制度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应当抓紧这一制度的建设，以便能从源头上解决部分附带民事赔偿案件执行难问题。

第四篇：浅论民事再审案件的调解难点及调解思路研究与分析

浅论民事再审案件的调解难点及调解思路

洪书琴

民事调解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法律手段和司法理念，在国际上享有“东方经验”的美誉。作为和平、快捷解决各类纠纷的一种手段，调解越来越被法学界所认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将调解纳入再审程序，使“人性化”的诉讼融入审判监督机制,从而再为“东方经验”的发展推波助澜。

随着法治建设的发展和人们维权意识的增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想利用法律无限地夸大自己的权利，规避自己的义务，想方设法钻法律的漏洞，以致造成上诉、申诉、信访案件喷涌，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民事案件调解难度增大，而再审案件的特点决定了再审调解比原审更难，本文拟就当前民事再审案件调解的难点及调解思路做粗浅分析，以抒管见。

一、民事再审案件的特点及调解难点

与原审相比，再审案件来源更复杂、矛盾更深、更易上访，对法院和法官的压力更大，要想成功调解，需要付出更多的心血。

(一)再审案件来源更复杂，当事人存在误解。再审程序的发动主体有三，一是当事人申请，二是检察机关抗诉，三是人民法院依职权启动。当事人申请再审和检察机关抗诉再审的启动标准是发动者主观上认为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存在《民诉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应当再审的错误，而人民法院依

职权启动再审的标准才是原生效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是客观存在的错误，因此，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并非都是确有错误，审判监督程序下的纠错原则不是有错必纠，而是依法纠错。然而很多人对再审程序存在着误解，认为既然启动了再审程序就说明原裁判确有错误，法院应当本着有错必纠的原则，改变原裁判，由于这种误解的存在使得再审申请人和向检察机关申诉的当事人往往固执己见，不愿接受调解。

(二)再审案件矛盾更深，调解工作量更大。再审程序是一审程序和二审程序之外的，不增加审级的一种救济程序，再审案件所审理的对象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而这些生效裁判90%以上已经进入执行程序，在这种情况下的审判，不但当事人之间的矛盾更深，双方当事人可能对法院及原承办人也存在误解与不满，这就给调解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

(三)再审案件更易上访，对法官的调解技能要求更高。据统计，再审案件60%以上有涉访记录，有的就是因为法院迫于信访的压力，为缓解矛盾才不得不启动再审程序，申请人通过上访启动了再审程序，中止了原裁判的执行，从中吃到了甜头，再审程序中一旦感觉对自己不利或者对法官不满就找茬再次上访，而对方当事人也会以上访的手段给法院施加压力，所以当事人有了“上访”这把宝剑作后盾，期望值也会更高。再审申请人想以再审“反败为胜”，对方当事人更不想自己的“胜局”被再审倾覆，所以双方当事人都把“胜”的渴望寄托在再审，法院则把“稳”的法宝压在再审，案件承办人必须先安抚当事人，避免发生上访事件，在确保稳定的基础上协调利益，找机会调解。

二、民事再审案件的调解思路

民事再审案件调解较原审调解难度更大是众所周知的，但是，要想减少信访，维护稳定，化解纠纷，就必须站在讲大局的高度，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克服畏惧心理，摸索经验，扬长避短，做好再审调解工作，提升再审调解成功率。要学会用辩证的方法分析，对再审案件调解的难点，要迂回控制，正确引导，确保稳定，见机调解。同时也要看到再审案件调解的优势，准确地寻找调解的切入点。首先，在亲历了原审过程、执行过程及启动再审的过程后，当事人心中或多或少地渗透了法的思想，对程序法和实体法都有了一定的了解，他们追求的目标与法的规定更接近，承办人以法言法语与当事人勾通相对容易;其次，再

审是以原生效裁判中止执行为前提的审判，可以利用原生效裁判，借助执行手段促和解;再次，再审案件承办人可以通过阅卷了解案内情况，也可以向原承办人了解案外情况，了解当事人性格特征，这对于再审调解大有裨益。据此，笔者认为，再审案件的调解，应当根据再审案件的特点，借助再审案件特有的优势，形成再审调解的特有思路，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因素，同时博采各类调解经验，因案制宜，因人制宜，灵活调解。

(一)借鉴原承办人的调法，做到“有的放矢”。

对于再审案件，首先要仔细阅卷，对照申请人的再审请求和原生效裁判内容找准症结。办案人员要尽量与原承办人或原合议庭交换意见，了解原审判过程，了解当事人的个性，也了解原审曾经用过的调解方法，与原承办人相互切磋，总结经验教训，扬长避短，设计再审调解攻略，做到“知己知彼，有的放矢”。例如，再审申请人张某有过两失败的婚姻，第一次离婚是由本院审判员小李承办，调解非常顺利，当事人双方都很满意，张某第二再离婚时由审判员小赵办理，数次调解都不成功，最后只得判决，但张某对财产部分的判决非常不满，却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上诉，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张某又申请再审。审监庭法官了解了张某的情况后，向小赵和小李“取经”，询问调解的情况，小赵说张某太混，没文化，态度蛮横，所以调不成。小李则说，张某确实没文化，不懂法，脾气暴躁，但爱听顺言顺语，调解得哄着他，不能硬拍。了解这些情况后，再审法官在办理此案时就注意分析、把握张某的个性，针对其再审请求，对不同问题在不同时段用不同方法不同语言调解，效果很好。

(二)借助执行威力，执行与再审“相得益彰”。

据统计，再审案件90%以上来自执行阶段，这样的再审案件申请人一般为原审被告，原审宣判时不理不睬，有上诉权利却不行使，到执行时又用各种手段抗拒执行、申请再审。对这类再审案件，首先要立足原判，为申请再审的当事人释法、析案、明理，帮助和引导他们正确分析案情，解释相关法律法规。对原裁判结果正确或基本正确的案件，多做息诉工作，深入浅出地讲明法、理、情，让申请人明白，即使原审有疏漏之处，再审结果也不一定改判，如果坚持再审请求反而加深矛盾，也增加了诉讼成本。尽力帮助当

事人采取补救措施，减少损失。同时，主动与执行此案的执行员联系，和执行员一起，以原裁判为基础，做调解工作，借助执行中的保全措施，给申请执行的一方“上保险”，也给相对方造成压力，同时对原审原告做“让谅性”调解，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再审申请人撤回再审请求，执行和再审同时结案。例如，何某为杜某帮工受伤，何某自己垫付了数千元的医疗费，并造成十级伤残，为此何、杜二人对簿公堂，法院判决杜某给付何某医疗费及伤残补助费一万余元，二人均未提出上诉。执行过程中，杜某向法院申请再审，法院裁定启动再审程序。再审过程序中，审监庭法官与执行该案的执行员联系，共同调解，为双方当事人分析案情，讲明利弊，最后，何某主动减少索赔数额，杜某承诺分期偿还，为保证此案顺利执行，杜某主动要求法院查封了其部分财产做为保证，何、杜二人在执行庭写下和解协议，杜某撤回了再审请求。

(三)借用抗诉机关的地位，“釜底抽薪”。

再审案件中，抗诉案件占一定比例，与其他再审案件相比，抗诉案件有如下特点，第一，向抗诉机关申诉的当事人往往思想偏激，认为既然同属执法机关的检察院受理了此案，就说明法院的生效裁判确有错误，应当改判，而抗诉机关出庭支持抗诉，则是站在申诉人一方，帮助申诉人打官司，所以趾高气扬，甚至认为自己胜局已定。这样的案件调解难度更大。第二、由于很多检察院机关把抗诉数量及抗诉改判率做为考核指标，这使得抗诉机关不得不主动出击，寻找案源，从而迎合了一些人的侥幸心理，增加了抗诉数量，而改变原裁判是检察机关考核的另一指标。按照《全国审判监督工作座谈会关于当前审判监督工作若干问题的纪要》精神，在制作检察机关抗诉理由不能成立的裁判文书中，一般不使用“驳回抗诉”的表述，但“维持原判”也是与抗诉机关追求的指标背道而驰的。因此，应当利用检察机关的这一规定，借用其在再审程序中的特殊地位，促使其参与调解，法院审判监督庭应当与抗诉机关多联系，互相配合，勾通情况，交换意见，连动调解，给申诉方“泄气”“熄火”，争取调解结案，达到法院、检察院、双方当事人四方全胜。如付某诉鲍某和霍某交通肇事赔偿再审一案，鲍某于1997年租用霍某的汽车搞运输，鲍某在运输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将付某撞伤，1998年法院判决鲍某承担赔偿责任，霍某负连带责任。2003年，检察院接受霍某的申诉，对该案提出抗诉。抗诉理由是：原判决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霍某不应承担连带责任。审监庭法官审阅抗诉意见书后，主动与抗诉机关联系，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于1999年10月1日起实施，而该案已于1998年审结，因此不能适用《合同法》，抗诉理由不能成立，希望检法两家配合调解此案。抗诉机关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参与调解，促使霍某以车主身份向保险公司索赔，将赔偿款通过鲍某赔付了受害人付某。本案调解结案，法院、检察院及三方当事人都非常满意，一场持续了六年的官司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