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小孩与鹰》：肯·洛奇——站在水槽仰望星空
《小孩与鹰》：肯·洛奇—站在水槽仰望星空 肯·洛奇无疑是英国现实主义电影史上的一面旗帜。格里尔逊发起的纪录电影运动由于屈从国家意识形态，终因其“国家纪录片”的本质而有悖于英国现实主义的传统；轰轰烈烈的自由电影运动，短暂涉足于普通人平淡无奇的生活琐事后便归于沉寂；发轫于自由电影运动的“厨房水槽电影”，也因难逃好莱坞式商业电影的侵袭，也仅存在若干年就销声匿迹了。唯有肯洛奇从他的第一部电影《苦命的母牛》开始，几十年来一直忠于现实，忠于“电影必须摆脱阶级限制的桎梏，劳动阶级应该出现在英国的银幕上”的自由电影信条，以冷静克制的镜头语言，朴素严谨的叙事风格，对弱势群体和边缘个体的生存困境投以真诚的关注，对强势体制和国家机器对底层民众的剥夺和异化投以冷峻而又犀利的批判，在现实主义严肃题材下的悲喜之中，张扬对人性爱与光明的永恒呼唤和对自由与尊严矢志不渝的追求。
不同于“新左派”狂热的乌托邦理想，在肯·洛奇眼中，不存在全能意识，也没有包治社会百病的救世良方，电影不是包装着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的糖衣炮弹，不是麻痹煽动大众的催泪弹，而是将现实投影于银幕之上从而与观众理性对话的“集体体验”，是从个人心理层面审视社会现实的手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电影并不能改变现实，但却可以用来揭露和纠正社会上的不公平”，在洛奇原生态的影像中，人们看得见现实之中的荒诞与滑稽，好似站在厨房之中审视水槽里那堆待洗的碗碟，看见苍蝇围着打转，看见油星在死水里荡开波纹，最
终鼓起清洗和扫除的勇气，在反思中得到启迪和信心，在漆黑的夜晚和漫长的绝望中依旧不忘仰望星空的本能与理想。
每每看到肯·洛奇片中“出乎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的悲剧式结尾都有一种撕心裂肺之感，同样的风格，真实的背景，年代的变迁和重复的错误都在他力求真实自然的摄影机前一一呈现，不知不觉中，那些缺情乏爱、无安全感、行为偏激的人们站满了他的荧幕，被压榨的工人，无路可走的失业人员，发达国家里无助的第三世界移民，种族歧视下痛苦无望的青年，战争吞噬的无辜平民，最令人痛心的则是那些独自成长、被家庭和社会抛弃的少年。
肯·洛奇于1969年拍摄了关于少年成长之痛的电影《孩子与鹰》，该电影是肯洛奇的成名作，类似于特吕弗的《四百击》，透过问题少年反应家庭和社会责任的缺失，展现了独自成长的少年内心的孤独和渴望，孩子们敏感的自我意识和丰富的感情世界需要呵护与关爱。肯洛·奇的现实意义于真实展现了在生活中被忽略的群体的生存现状并给予深入灵魂的关照和同情，同时呼吁家庭和社会关注弱势群体，并对不合理的社会系统进行理性而又深刻的批判，这是肯洛奇作为一位知识分子的良心所在，也是公民肯洛奇的社会责任和社会贡献，更是电影导演肯洛奇传承写实主义美学的艺术佳作。
《孩子与鹰》主要讲述与矿工哥哥和单亲母亲一起生活的少年比利的成长故事。母亲忙于工作，哥哥又很讨厌他，在学校里常常被老师和同学排挤，唯一的朋友就是他从鹰巢里带回家的小鹰凯斯，在驯养凯斯的过程中，比利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快乐和满足感，还是个孩子的比利花掉了哥哥用来赌马的赌金，为了泄恨哥哥粗暴地杀死了凯斯，比利只好亲手把凯斯埋葬，此时他即将离开学校踏入社会，心灰意冷的比利不知何去何从。单一的传统线性叙事方法，符合洛奇现实主义的立场，严格遵守时间与空间的逻辑顺序，力求将纪录片手法与情节剧模式结合起来。电影以“比利的一天以被哥哥欺负开头”为切入点，开始记录比利艰难的生活，比利与形形色色的人交往，常常会遭遇苛刻的言辞和冰冷的拒绝，影片开始短短几分钟足以交代比利孤独的边缘处境，以从家、学校、和上学路上的场景转换将发现凯斯、驯养凯斯这一主线延展开来。尽管视角单一，但视野辽阔，无论是喜欢将自己凌驾于别人尊严之上的老师，狭隘迂腐的校长，还是迷茫没有出路的青年一代，和在师长角色普遍缺席中失去自我意识的同龄人，在囊括的众多人物里阶级分化和社会转型期亟待变革的时代背景可见一斑，将故事以客观角度平整地呈现出来，用直白的影像唤起观众的同理心，观众仿佛亲历，具有极强的代入感，比利虽然是虚构的，但是在生活中随处可见背着书包独自徘徊的少年，即便是在狭窄的电梯也能遇见像比利的哥哥那样习惯对着孩子撒气的人。整部电影毫无炫弄技巧的个人色彩和空洞浮夸的情绪渲染，却有着于静水深流处直击人心的爆发力。
影片采用了大量的长镜头，这些镜头的使用多以跟拍比利独自奔跑、闲逛、驯鹰为主，无论是置身于空旷的绿野和安静的山林，还是车水马龙的街道，独自狂奔的比利都是孤独的，细长瘦弱的身影敏捷而矫健像是对身后庞大而又袖手旁观的社会表达无声的抗议。对比利
而言驯养凯斯的快乐是他单调生活里莫大的慰藉，导演却用长焦取景避开近距离特写，观众看不到比利的专注和欣喜，直到比利后来在课堂上被老师和同学鼓动后发言，讲出他与凯斯之间的默契才明白比利细腻的内心世界，在私下里与作文老师交谈时甚至可以看出沉默寡言的比利其实是洞察世事人心的。这种克制和隐忍的表达加剧了比利的悲剧色彩，也从侧面反映出未成年人这一缺少话语权的群体的脆弱和无辜。如同《四百击》里文学天赋被诬蔑为抄袭的安托万，失去凯斯的比利失去了与世界沟通的愿望和动力，看似孤僻的内心其实对自由和尊严有着热切的渴望和期盼，然而这些燃烧的生命却被无情的冷水浇灭。电影中极少的特效镜头都是出现在体育老师播报足球比赛结果的时候，这位身材走形的曼联球迷自负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残酷得夺去了孩子们踢球的乐趣，就像画面上质感粗糙的颗粒一样，成了年轻一代记忆中无法抹去的阴影。
倘若不偷就得饿肚子，倘若不抽烟会被看不起，倘若不撒谎就得在大冷天洗冷水澡，倘若上课就是被老师训斥，倘若工作就是干最脏的活拿少的可怜的薪水，倘若生活就是独自抚养两个孩子，那么，每位问题少年都有不辨是非的糊涂一时，每位仇恨工作的年轻人都有发不完的牢骚，每位沉迷酒精和迷幻剂的母亲都有难以消解的苦闷忧愁，每位脾气暴躁的老师都有晚点回去会被老婆修理的苦衷，更何况凯斯是比利偷来的，原本它应该属于蓝天属于自由属于尊严，却以惨死垃圾桶而不得善终，正如费里尼所言“任何攻击的外表其实都是在呼求爱，生活的每个危机都在祈求治愈。”电影中的每个人都使人忍不住
发出“如果，就„„”的叹息，没有任何东西能像悲剧一样，让我们真切地关注于自己的感受和需要，认清生活，热爱生活。而肯洛奇的伟大在于他从不把这一系列恶循环下的任何一环当作审判对象，他不是占领道德制高点的幼稚道德家，拒绝将社会悲剧归咎于集体无意识的去政治化煽动和泄愤，拒绝用花哨叙事下的病态审美取悦大众，不以夸大人物的悲惨境遇营造苦情戏煽情戏索取同情心，他镜头下的悲剧人物在观众心中引起的害怕和同情具有道德教育的作用，提醒人们不要重蹈覆辙。
肯·洛奇的故事鲜有锐利的冲突，往往在高潮之处戛然而止，故事并没有结束，而他终其一生都要与之对抗的社会系统时常需要修理，对他来说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说不清是黑白电影时代的安托万误闯进了彩色宽银幕，还是忧郁的比利长大以后就成了《甜蜜十六岁》里Liam，而没有人可以保证Liam不会成为《风吹麦浪》中的牺牲品。已逾古稀的肯·洛奇终于在《天使的一份》里给了观众一个宛如苏格兰威士忌般醇厚的温情结局之余，仍没有忘记对底层边缘人们的关怀，返璞归真的他依旧初心不改。在爆米花电影席卷风靡世界，为取悦观众而不得不精打细算的独立电影渐渐失去立场的今天，需要有肯洛奇的一双眼睛引领我们立足现实，仰望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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