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名誉诉权的合理限制（5篇）

第一篇：官员名誉诉权的合理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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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名誉诉权的合理限制

杨涛

中国法院网6月16日报道，记者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悉，该院已正式受理原告张某起诉被告《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作者陈桂棣、春桃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同侵犯名誉权纠纷案。

《中国农民调查》的涉讼，在我看来，不足为奇。此书描写中国农民的生活之艰辛，某些官员之贪婪、残忍，笔锋之犀利，为近年来国内文坛之少见。这样的书当然为一些官员所不愿见到，因此而提起名誉侵权诉讼也在情理之中，据说作者也做好了打官司的准备。笔者无意于评价书中所涉事实的是非，但对于官员提起名誉侵权诉讼的相关问题却如梗在喉，有话要说。

先看看本案的管辖权的问题，被告对阜阳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权提出了异议认为，《当代》杂志社在北京，涉嫌侵权行为的结果地覆盖全国，因此本案不应由原告住所地法院管辖。此异议被阜阳中院驳回后，被告上诉至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安徽高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于“受侵权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住所地，可以认定为侵权结果发生地”的规定，依法裁定驳回上诉。如果仅仅从法律与司法解释的条文来看，安徽高院的裁定并没有错，但本案的原告张某的身份特殊，其现任阜阳市政协副主席，曾任阜阳市某县县委书记，并且所打的官司是有可能不利于阜阳形象的诉讼，民众有理由怀疑阜阳市当地法院审理此案的公正性。安徽高院完全可以鉴于本案的实际情况，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本案提审由自己管辖，或指定其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这样才能使这起全国人民关注的名誉侵权诉讼，首先在入门时就坚持了程序公正。

再让我们来看看官员在名誉侵权诉讼中诉权问题。现代社会人人平等，任何人的名誉都不受非法侵害，对官员的名誉也不例外，官员当然享有对侵害其名誉的行为提起诉讼的权利。不过由于官员行使公权力，而权力是民众所赋予，权力的滥用为害甚烈，民众有监督官员行使权力的权利，法律应当在维护官员的名誉权与保障民众的监督权利中寻找一个平衡点。因此，首先各国对于官员的名誉权的保护弱于对普通民众名誉权的保护，官员对于民众一些不为过分的批评，即使是不正确的，只要不是出于恶意，应当有容忍的义务。其次，当民众的监督(包括民众的喉舌--新闻媒体)有可能涉嫌侵犯官员名誉权时，有关部门应当及时迅速查清民众的监督是否属实，以实现民众的监督权利当然同时也是为无辜的官员正名。明智的法院也应当要求官员拿出有关部门的处理决定后决定立案，或者在立案后中止审理，移交有关部门调查处理后再审理。否则，问题的焦点本来是监督官员是否有违法违纪行为却转为民众或媒体是否侵权，有关部门也因为法院的受理“不好影响审判”而袖手旁观，官司拖上个几年，官员即使败诉，其违法违纪的行为也不了了之。民众的监督权利无以保障，还要拖上几年的精力与金钱，正如有学者所称“监督止于官司”便是这个道理。然而，在我国现行的诉讼程序法与民事实体法上，关于官员名誉侵权诉讼案中并无特殊的规定。立法上把官员与普通民众的名誉案等同看待，没有看到官员在实际生活中所拥有的强势地位和监督公权力行使的重要性，实际上是以形式上的平等掩饰了实质上的不平等，也使维护官员的名誉权与保障民众的监督权利之间严重失衡，造成价值取向的错位，不足可取。

我们拭目以待这起官员名誉侵权案，也希望此案能公正审理，并在维护官员的名誉权与保障民众的监督权利之间寻找到价值的平衡点，以期带来立法上的突破。

乞丐的生命不容漠视

杨涛

河南报业网6月14日报道：最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将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的几名青年打死一个六旬乞丐的案件发回重审，认为一审法院认定老乞丐死因中有营养不良等，从而对几名被告人从轻、减轻判处的理由不足。在现代民主自由的社会，保障人权的旗帜为人民所高举，也正式写入了我国的宪法。可以说，今天的社会，以生命权为核心的人权的保护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人有能力、所获取的财富上的事实不平等，但人权是一律平等，对人权的保护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特别是基于弱者在事实上劣势地位，法律与公众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对于弱者的保护，对于弱者的权利的侵犯，更为公众所不能容忍。

然而，在今天的中国，关怀弱者、保护弱者的意识远远没有得到张扬和传播，一些人头脑中根本没有这种意识的植根，更有些人是口头上讲关心，实际上却是做着损害弱者的事情。民警问这几位青年作案的动机时，他们的回答竟出奇的一致：“寻开心。”并且当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他们判处了从3年到1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的从轻、减轻处罚，他们纷纷上诉，其诉讼请求也出奇的一致：不就是个老傻乞丐吗!在这几个青年的眼中，惨死的、被定位为“傻”的老乞丐的鲜活生命可以忽略不计!

几个20出头的毛头小伙子的冷漠的意识与残忍的行为，给我们全社会敲响了一记沉闷的警钟。当我们的社会经济步入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很大的满足时，我们的社会是否就此也步入了文明的社会，是否物质的进步也就相伴着法律意识与人文关怀的进步。保护人权与关怀弱者的意识应当如何才能深入人心，植根于民众的骨髓?如何从娃娃抓起培养这种意识?简单的道德宣教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我们的下一代会成为堕落的一代吗?

我们尽可以指责这几位青年的愚昧与残忍，但是我们的国家与社会难道就没有一点责任吗?当我们的法院以老乞丐死因中有营养不良等因素给他们从轻、减轻处罚时，法官的头脑深处是否也有老乞丐生命价值更为低廉的因素在作祟

呢?进而言之，是否在法官和某些官员头脑中，本身就把人分为三等九类，用人在社会所能创造的价值来衡量他们的等级，进而区分对他们的保护级别。前些时间讨论的轰轰烈烈的“禁讨区”的设立，也许有它的合理之处，但我们是否更多地考虑过乞丐及其他弱者的生存权利，是否像关注乞丐的乞讨会干扰正常人生活便利一样关注他们在这个世界的生存价值?我们是否考虑过类似“禁讨区”的设立这类政府管理行为，是否会使一些人们头脑中本来可怜的弱者关怀意识进一步丧失?如果政府一边号召民众要关心弱者，一边事实上做着打击弱者利益的事情，这种道德宣教能起多大作用并给政府形象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害呢?

生命是天赋的，生命权是受国家宪法和法律所保护的，每 个人的生命权都不容漠视，乞丐的生命也不例外。因为，对他人生命的关怀，是体现了对自己生命权的尊重，也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高官非正常免职原因应作必要交待

杨涛

据新华网报道，黑龙江省政协九届七次常委会近日在哈尔滨闭幕，省政协副主席曹广亮作了总结讲话。会议还通过了《政协黑龙江省第九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关于免去韩桂芝省政协主席职务的决议》。

韩桂芝是颇引人注目新闻人物，一则本人担任省级领导，二则在去年的“宝马车撞人案”中风传肇事者苏秀文是其儿媳，后被其本人出面澄清。然而，对于这么一个公众人物在任期内的非正常免职，有关机关却对其免职原因未向公众作任何交待，令人费解。

官方的信息不公开，并不等于民间消息不传播，所谓大道不畅小道畅。现在关于猜测韩桂芝被免职的原因在许多媒体竟相登场，更遑论在民间传播着不同的版本。比如眼下就看到，《三湘都市报》6月12日报道称，权威消息人士今年3月向香港《文汇报》透露，韩桂芝涉嫌经济问题，不久前已被中央有关部门立案审查。其“落马”原因，并非如外界盛传的与“宝马车撞死百姓案”有关，亦与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贪污案无关，而是因涉及另一起罕见的腐败大案“马德案”。

现代社会是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现代政府也是透明公开的政府，政府的合法存在的一个重要基础便是政府具有的公信力，而赢得公信力则有赖于信息的公开，尊重民众的知情权。政府官员的选任与罢免的原因、理由对于民众来说都是关系重大的信息，政府有必要及时公开披露，以便民众了解与监督政府，满足民众的知情权。对于政府官员的选任与罢免的原因、理由避而不谈，不仅无助于加强民众对政府的监督，而且极易引发民众不必要的猜疑，产生对政府的不信任，更可怕的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还可能借此做文章，编造小道消息，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秘密。即使日后政府披露了对政府官员罢免的原因，但是由于小道消息己流传了相当时间，政府形象的损坏和公信力的降低也是一时难以挽回。

同时，笔者也认为，韩桂芝被免职是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必然应当依据已查证属实的相当事实与依据，且仅仅是要求对其免职原因的简单披露，想必应当与国家秘密无关，对其的披露应当是政府信息公开的组成部分。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蔡名照在近日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网站开通仪式上强调：“网站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也应该自觉地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有网友就撰文认为： 要让网站不传谣，就让信息全透明。信息公开是惯例，不公开是例外。笔者深以为然，面对逐渐扩散的关于韩桂芝被免职的原因的猜测，我们的有关部门也该及时出面解答与澄清了，否则等到网络和社会上各种消息满天飞时，有关部门又将落个被动尴尬局面。

第二篇：官员的生活作风隐私应受合理限制

因涉嫌受贿，湖北枣阳市原市长尹冬桂被武汉某报称为“女张二江”，并“确认”收受贿赂8万元。在监狱服刑的尹冬桂委托丈夫将该报告上法庭。4月24日，这宗特殊的名誉侵权案有了一审判决：武汉某报严重侵犯了尹冬桂的人格权利，判令该报赔偿尹冬桂精神抚慰金20万元。(《新京报》4月30日)

此案的一审的结果给媒体以强烈的示范意义，一是媒体在法制新闻报道中要注意报道用词，对未决的案件不能使用确定性的词语，造成“媒体审判”；二是要避免涉及个人隐私，特别是即使涉嫌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也依法享有隐私权，随意披露隐私就涉嫌侵权。

但是，笔者也注意到，一位参与审理该案的法官认为：“张二江”是湖北乃至全国对男女关系问题的特殊代用语，含有贬义，武汉某报报道的标题本身就涉及个人隐私，“个人隐私属人格权利的一部分，不容侵犯，而报道的内容极少提及刑事案件的审判，更着重于尹冬桂的个人生活问题”。因此，这两篇报道从标题到内容均严重侵犯了尹冬桂的人格权利，导致社会评价降低，名誉受损。笔者认为，这位法官就本案中尹冬桂的隐私权的说法并不妥当。

对于官员来说，由于其执行公务时行使的是国家公权力，而公权力本质是民众权利所让渡，目的是服务于公共利益。因此，世界各国对于官员的隐私权的保护相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是有限制的，是最低限度的保护。民众对于官员的隐私可能涉及公共利益的，有充分的知情权。官员的个人生活作风问题尽管说是个人隐私，但是因为涉及官员的品德，而官员的品德关系到民众能否放心将权力托付于该官员，关系到托付后官员能否公正地行使权力，官员的品德方面的隐私是涉及公共利益的，是要受限制的。因此，官员对于自身生活作风问题并不享有隐私权，官员所享有的隐私权仅限于个人生活中与公共利益无涉的事情。

从对本案的相关报道来，如果仅以《收受贿赂8万元，人称女张二江》和《与多位男性有染霸占司机长达6年枣阳有个“女张二江”》两个标题及里面的有关尹冬桂个人生活作风问题的内容，就判断媒体侵犯了尹的隐私权是不妥的。否则，张二江也完全可以就他本人与107个女人的故事被媒体披露而打隐私权被侵犯的官司了。当然，如果报道里披露了涉及尹及丈夫与公共利益无关的隐私则另当别论。

笔者认为，本案的焦点并不在于媒体侵犯了尹冬桂的隐私权，尽管媒体也可能披露了尹及丈夫与公共利益无关的隐私，涉嫌侵犯其隐私权。但这些与公共利益无关的隐私的披露并没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并且主要还在于尹冬桂的关心也是媒体关于其生活作风问题的报道。因此，本案主要问题还是狭义上的名誉侵权(我国立法中未明确规定隐私权，仅在司法解释中将宣扬隐私的行为视为侵犯名誉权，因此广义上的名誉权包括隐私权)。而侵犯名誉权的手段主要有侮辱、诽谤两种，就新闻报道而言，判断是否侵犯他人名誉权，要看报道是否严重失实。因此，对于本案中的报道来说，法院要查明的主要是报纸对尹冬桂的个人生活作风问题报道有无失实及报道中其他内容有无失实，从而影响其的社会评价，而不是有无披露了其个人生活作风问题的隐私。

媒体在报道官员的隐私时，既要注意挖掘官员的有损于公共利益的隐私，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又要注意避免披露官员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隐私，以免造成对官员隐私权的侵犯，这是一种报道的艺术。同样，法官在审理涉及侵犯官员的隐私权的案件中，以官员的隐私是否涉及公共利益也应当成为审判的一个原则。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mail:tao1991@16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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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美前官员：中国识别区“无疑是合理的”

美前官员：中国识别区“无疑是合理的”

香港中美聚焦网站1月14日刊登题为《为何中国的防空识别区是必要的》一文，作者为前美国国务院官员斯蒂芬·哈纳。文章指出，中国有权在东海设立防空识别区，这是不容置疑的，而且也没有受到有权威性的挑战。

文章认为，中国面临的安全威胁，尤其是日益激化的与日本的钓鱼岛争端，使得设立防空识别区成为必要也是不证自明的。

中国考虑设立防空识别区以及对宣布时间的选择可能也证明，中国不太情愿地意识到，事实证明，中美两军对话在让美国减少在东海的挑衅性监视行动方面是毫无成果的;而且在“阳光之乡峰会”上作出的关于朝着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取得进展的承诺也没有实现。

文章指出，从战略层面看，奥巴马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导致中国有必要划设明确的防空识别区。备受尊重的亚洲问题学者、州立波特兰大学政治学荣誉退休教授、《亚洲展望》杂志主编梅尔·格托夫博士在《福布斯》网站上笔者的博客中指出，再平衡战略“对某些人来说或许看似无辜„„但与中国相比，实际上美国军队已在亚洲拥有压倒性力量，而中国不可能追赶上来。”

2013年6月中美两国在“阳光之乡”庄园举行了峰会，习近平主席详细阐述了建设性的、“双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前提，在那之后，外界纷纷寄希望于中美军方重启高层对话会促使五角大楼和白宫重新审视亚洲再平衡战略。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将军8月访美并在五角大楼与美国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举行“卓有成效”的会谈(哈格尔语)后，人们似乎格外有理由保持乐观。

文章称，日本的防空识别区包括了钓鱼岛上方中国拥有主权的空域，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中国拒绝承认日本在该地区的防空识别区是正当的，而且中国完全有权建立自己的防空识别区。

文章指出，防空识别区的目的是为了防范安全威胁。很明显，现在钓鱼岛上方的空域，就像周围的海域一样，需要不断地对此类威胁保持警惕。非常遗憾的是美国军方坚持在中国的沿海进行挑衅性的监视行动，这些行动充分证明中国设立防空识别区是有道理的。

格托夫写道：“奥巴马与习近平峰会的成功被大大夸大了。本来很小的成就却被赋予了积极的意义。”笔者认为，这一点是最大的问题。

文章认为，尽管中国划设防空识别区无疑是合理的，但它在不与相关国家(尤其是美国)协商的情况下突然这么做，表明2013年6月“阳光之乡峰会”的承诺没有兑现。

文章指出，奥巴马政府继续实施“重返亚洲”政策，实际上加剧了该地区的危险失衡。只有废除这种政策才能缓和紧张局势，为“双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扫清道路。中国的防空识别区能发挥重要作用。

美被曝在他国10万台电脑装监控软件 剑指中国

军队

据英国《每日邮报》网站1月15日援引《纽约时报》的报道称，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在他国近10万台电脑中安装了监控软件，由此有能力对美国的敌人发动网络攻击。

上述项目的部分内容来自美国前特工斯诺登泄露的文件。《纽约时报》指出，这项秘密技术是使用无线电波进入他国电脑的;该网络除了监控这些电脑外，还可以创建一个用于发起网络攻击的数字高速公路。文中还说，美国安局使用这项技术数年，并称相关努力是“主动防御”行为。这项技术监测对象包括俄罗斯军队，贩毒集团，欧盟内部贸易机构，以及沙特、印度和巴基斯坦等美国反恐盟友。美国安局和美国网络司令部监控最频繁的目标是中国军队。

美国安局说，该技术没有对美国国内的电脑使用。“美国国家安全局的行动只是针对有效的外国情报目标，这也是为了满足情报需求，”美国安局发言人文·瓦因斯说，“我们不使用搜集外国情报的能力去窃取外国企业的商业秘密，或者把我们收集的情报给美国公司，以加强其国际竞争力或提升其利润。”

荷兰的一份报纸刊发了被美国插入监控软件的电脑分布图。德国《明镜周刊》公布了有关美国安局用于传输和接收信号的硬件产品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