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贪官被指利用权力改名换姓办理护照（范文）

第一篇：部分贪官被指利用权力改名换姓办理护照（范文）

部分贪官被指利用权力改名换姓办理护照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新媒体专电 今年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增加了“加大对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的追捕追赃力度”表述。分析人士认为，对于“裸官”外逃，既要“抓得回来”，更要“堵得住”。堵住“裸官”外逃之路，护照是重中之重。

根据近年来“裸官”外逃的案例分析，能够得出一条清晰的路径：转移资产——家属先行——准备护照——猛捞一笔——辞职／不辞而别——藏匿寓所——获得身份。

在这一链条中，护照的准备非常关键。一些被查获的贪官，不少都拥有一个或多个真假护照。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在案发时，办案人员搜出贴有胡长清照片的假身份证两个，化名高峰和胡诚，护照两本，化名陈凤齐和高峰。

外逃贪官，有些人是利用不上交的私人护照，更多人是用假身份证再办一个护照，这些都不在审批、报备之列，单位根本监控不到。也有贪官利用手中所握权力，能够通过公安机关办理真护照－－当然，是改名换姓的。胡长清案发后交待，其假身份证是南昌市某派出所副所长给办的，胡长清也给妻子和子女办了假身份证和因私出国护照。又如，茂名市原市委书记罗荫国、茂名市原常务副市长杨光亮都被查出持有多个身份证。在这种情况下，官员使用其他身份因私出国自然很容易得逞。

浙江省永康市委原常委、政法委书记朱兵也栽在“假护照”上：2008年底，朱兵以看望在美国读书的女儿为由，向金华市委组织部提出出国申请，由于发现朱兵与一外逃企业家关系密切，他的要求未获批准。于是从2009年初开始，朱兵策划冒名顶替骗取护照。他让人找到了一个与自己年龄、身高、相貌等相似的外地人冒名顶替办理护照，然后朱兵与“替身”一同开车前往江西弋阳县公安局，用“替身”的户籍资料，以前往马来西亚、新加坡旅游为由冒名申办护照，被顺利受理。朱兵觉得冒名申办护照容易，因此又伙同“替身”到弋阳县公安局办理往来港澳通行证，第一次因该局出入境管理科民警不在未办成，第二次再办时，在上饶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审核时被识破，朱兵因此被抓。

值得关注的是：在“裸官”利用假护照外逃的路径中，违法办理的“人情证”、“关系证”频频出现，暴露了在严格控制的证件上存在的腐败以及背后的权权、权钱交易，须大力整治打击。

国家高度重视打击“裸官”外逃，不断完善防逃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加强防逃制度建设顶层设计，防止违纪违法国家工作人员外逃，包括加强出国(境)证照统一管理，推广应用因公电子护照，统一启用签发因私电子普通护照。

第二篇：河北亿元贪官6名家属被拘 40箱钱部分发霉

近日，河北省纪委通报了多起官员腐败案件，其中，秦皇岛市城市管理局原副调研员、北戴河供水总公司原总经理马超群因涉嫌受贿、贪污、挪用公款被查处，在其家中搜出现金上亿元、黄金37公斤、房产手续68套。马超群的律师透露，目前此案正在侦查阶段。

此外，新京报记者从秦皇岛政法界人士处了解到，马案先是由纪委介入调查，上亿的现金是由秦皇岛市北戴河区检察院查抄的。公安局的办案人员曾去其位于北戴河的几处院子和开发区的办公室搜查，亦搜出大量现金、字画。

昨晚，马超群母亲张桂英在秦皇岛举行新闻发布会，张桂英向记者证实了警方搜查家中钱财的消息，并确认钱财数额及黄金重量—现金1亿多元、黄金37公斤。

但张桂英辩称，巨额钱财并非来自于马超群贪污，而是由自己丈夫合法经营所得。其夫马秉忠去年10月去世。张桂英说，68套房产大多是她和马秉忠所持有，小女儿马青茹代持部分房产，马超群名下仅有一套房子。

张桂英透露，马超群是于2014年2月12日晚上9点多从北戴河供水总公司办公室被带走，当时马超群曾给她打电话。

张桂英还透露，目前马超群及其弟马重群、其妹马青茹等家属7人被刑拘。其中马超群儿子马唯贺今年5月被刑拘，罪名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当时马唯贺大四正准备毕业。

马超群其人：贪婪跋扈 爱占便宜

据了解，北戴河供水总公司2011年成立，马超群曾出任总经理。这家公司是秦皇岛市城市管理局下属单位，国有独资企业，负责北戴河区、南戴河旅游度假区、北戴河新区的日常供水。同时，由于北戴河是中央暑期办公所在地，公司还担负着暑期中央领导、中外游客的安全供水工作。2012年，马超群被任命为秦皇岛市城管局副调研员，该职位为副处级，并非此前媒体报道的科级。

新华社报道，秦皇岛市当地一些干部群众反映，马超群作为当地供水公司领导，相当“贪婪跋扈”，他在当地人中的口碑“挺坏”，名声较差。“谁的钱他都要收，哪儿的钱都敢要。”一位熟悉马超群的当地干部反映，“不给钱就不给你通水，给钱少了就给你断水。”

这位干部称，马超群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和资源疯狂敛财，在北戴河的一些中直部门要通水管，他都要伸手收钱。新京报记者从马超群的朋友处了解到，马生于1967年，五短身材，外号“马矬子”，喜欢拳脚爱打架，平时大家都不敢惹他。马超群比较喜欢占小便宜，比如他在单位曾分管卫生，下属收上来的罚款他都扣留，单位发水果一定要比别人多留几筐。

昨日发布会上，张桂英称，他相信儿子马超群，“我儿子很正直，就是脾气不好。”

敛财案发：或因勒索高级酒店被举报

据新华社报道，秦皇岛当地有人士表示，马超群案发，是因为他多年来大肆敛财，导致民怨沸腾。据了解，导致马超群落马的直接原因是，一家大企业在秦皇岛市建设一座高级酒店，马超群伸手向酒店要钱，被索贿的酒店无奈只得“从命”；但马超群收钱后嫌少，第二次又向酒店索贿数百万元，其索贿过程被录音。录音资料随后被举报到有关部门，导致其案发落马，多年来的贪腐敛财黑幕也被揭开。

昨日，新京报记者就媒体报道内容，向两家符合“大企业在秦皇岛市建设一座高级酒店”的酒店询问，均被否认。一家被最多猜测的大企业董事长称，他没有听说马超群向其建设酒店索贿的事情，至于“因索贿被举报”，他认为这个说法不属实。

新京报记者从秦皇岛政法界人士处了解到，马案先是由纪委介入调查，上亿的现金也是纪委查抄的。案件移送给公安局后，办案人员曾去其位于北戴河的几处院子和开发区的办公室搜查。“他的老宅周边比较荒凉，不过仍从办公室里搜出了大量现金、字画，还有和领导人的合影。”

昨晚，张桂英辩称，巨额钱财是从她名下房子中搜出，而非从马超群家里搜出，且为自己丈夫合法所得。她说，现金是码整齐放进装水果的箱子里的，装满箱后就用胶布封存，外面包裹上牛皮纸，共有40多箱，还有几个书包装着金条、银条。“有的钱常年没有动，都发霉长毛了。”

马超群的母亲张桂英还称，马超群被查，系其与现任秦皇岛市城管局局长马壮不睦被报复：“我儿子听说马壮贪污了100万，准备去举报，结果还没举报，就被马壮报复了。”

昨日，记者就马超群案件致电秦皇岛城管局，城管局宣传科回复说，他们不了解这个案件，请记者去检察院询问。记者询问是否能联络到城管局局长马壮回应，宣传科工作人员说局长不在，不方便透露其联系方式。

贪腐渠道：从检修、建设工程中牟利 据新京报记者盘点，水务系统之前也多有贪腐发生，贪腐手段多集中于外包工程索贿、非法招标、串通投标、转手获利、从工程款中套现等。

北京河湖管理处原主任李柱被控于2003年至2011年间，利用职务便利，为彭某负责的北京都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等多家公司承揽市政工程及水利工程项目提供帮助。为此，其向彭某索要价值78万的宝马汽车一辆。

一名北京市水务系统官员向新京报记者透露，马超群的贪腐如此之大，最有可能是从自来水管道管线工程的检修、建设等工程项目中非法牟利，“总经理是具体管业务的，给哪里供水，工程由谁做，总经理说了算。”

该官员提到，一些工程建设单位需要用水，需要向供水部门协调，也可能会有利益输送。

“小官巨贪”：掌握特殊资源 控制垄断行业

除了马超群，从河北省纪检机关的通报中也可以看到，其他“小官巨腐”案件同样数目惊人：某市车管所数十人大肆受贿数千万元，某市交警支队长受贿超千万元，某市人社局干部监管不力致使医保基金被骗取近2000万元，某县国土资源局原局长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总额近千万元，甚至有村干部利用协助征地时机受贿百万元。这些案件涉案金额巨大且发生在群众身边，社会影响恶劣，群众反映强烈。

河北省纪检机关相关领导表示，在这些“小官巨腐”案件中，一些人贪赃枉法、以权谋私涉案金额巨大，动辄上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元，反映了在权力监管方面，“小官”也有大权、特权。

这些所谓的“小官”，有的掌握着特殊资源，比如供水、国土、教育等，有的控制着垄断行业，比如车管、医保、电、气等，有的是一把手，在所辖区域和行业“具有绝对的权力”，时刻面临着各种诱惑腐蚀。对这些所谓“小官”的监督，相关制度不够完善，有时即使有监管也显得疲软乏力，导致“小官”蜕变为巨贪。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思宁认为，“小官”之所以能“巨腐”，正因为其手中掌握着重要的资源，加上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约束，致使其在基层肆无忌惮、疯狂敛财。“这种腐败行为就在人民群众身边，影响尤为恶劣，虽然这些官员职务级别不高，但斑斑劣迹影响的是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必须从严查处。”张思宁建议，应从制度上加强对基层官员的约束，通过强有力的监管和监督，使其不敢腐、不能腐、最终实现不想腐。

第三篇：铁路市场化改革预期强烈 放开部分价格被指力度不大

1月4日，国家发改委网站公布，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先后印发了8个文件，放开24项商品和服务价格，下放1项定价权限。其中包括：放开4项具备竞争条件的铁路运输价格，即铁路散货快运、铁路包裹运输价格，以及社会资本投资控股新建铁路的货物运价、客运专线旅客票价；放开101条相邻省份之间与地面主要交通运输方式形成竞争的短途航线旅客票价，对继续保留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国内民航客运票价，改由航空运输企业按照国家制定的规则自主制定、调整基准票价。

国家发改委近期决定放开铁路运输价格的消息给铁路市场带来一阵兴奋。

1月4日，国家发改委下发了《关于放开部分铁路运输产品价格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称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铁路行业发展，决定放开部分铁路运输价格。

通知显示，具体放开四项具备竞争条件的铁路运输价格，包括铁路散货快运价格、铁路包裹运输价格，以及社会资本投资控股新建铁路货物运价、社会资本投资控股新建铁路客运专线旅客票价实行市场调节价，铁路运输企业可以根据生产经营成本、市场供求和竞争状况、社会承受能力等，自主确定具体运输价格。

对于上述消息，一位铁路行业上市公司在接受《证券日报》采访时表示，公司涉及上述领域的业务占比比较低，不会对上市公司产生重大影响。

一位交通运输行业分析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上述政策的出台更多的是对目前现有局面的一种肯定。“上述四个方面目前已经实现市场化竞争。”

放开部分铁路运输产品价格

国泰君安的一份分析报告认为，2015年是铁路改革方案设计的关键一年，“十三五”铁路的重心将逐渐从建设转向运营，并需要体制改革的匹配。

在这种市场预期下，有关铁路市场改革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起市场的关注。但相关人士提醒，铁路行业的改革，目前只能是由点到面，一步一步推进，任重而道远。

据《通知》显示，铁路散货快运是指采取快速货运组织方式、提供散货快捷运输及全程物流服务的铁路运输产品。社会资本投资控股铁路、铁路客运专线指除各级人民政府财政性资金，以及中国铁路总公司及其所属、控股企业，各级人民政府铁路（交通）投资公司投资以外，由其他经济组织投资控股的铁路或铁路客运专线。

国家发改委在《通知》中还表示，铁路运输企业提供上述铁路运输服务时，要按照“合法、公平、诚信”原则，建立健全定价机制，合理安排运价水平，不得在运输旺季过度上调运输价格。

与此同时，国家发改委还下发了《关于下放和放开部分交通运输服务价格的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主管部门要抓紧放开铁路旅客、货物运输延伸服务收费和邮政延伸服务收费，由相关经营者根据用户需求以及生产经营成本、市场供求和竞争状况、社会承受能力等情况，自主确定具体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

对于上述政策的变化，业内人士更多的将之解读为对现有事项的一种肯定。“目前，上述四个领域都基本实现了市场化竞争。此次价格放开也不意味着会涨价。”

此外，社会资本已经参与到铁路运输为核心的物流业务上来，包括货运代理、信息咨询服务等。

铁路市场化改革任重道远

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铁路运输的散货、包裹数量也日益增多。但上述交通运输行业分析师表示，此次放开的领域占据铁路市场总额的比重很低。“铁路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大宗商品，而这个领域的价格放开很难。”

此外，由社会资本投资控股新建铁路很少，占比不超过10%，而且大部分是地方线路。“上述政策并没有覆盖到目前的国有铁路线路。这也意味着大部分铁路线路的货运和客运价格仍是由政府控制。”

一位来自铁路行业的上市公司人士表示，这项政策目前还不能对公司业绩产生影响。且政策的落地也没有时间表，很难说清楚会产生具体的影响。

瑞银证券也在报告中介绍，“中国铁路行业属于高度管制行业，主要风险是运费和政策风险。目前，客运和货运价格都收到大客户和发改委的严格控制，不能随意改变。政策风险主要反映在铁路运营商对其自身的运营缺少控制权，并且要受到大客户的管辖”。

不过，对于国家发改委2015年新年伊始提出的这份政策利好，相关上市公司二级市场却十分给力。1月5日至1月6日两个交易日，铁龙物流涨幅为2.5%、4.2%，大秦铁路涨幅为5.3%、8.7%，广深铁路的涨幅为5.3%、6.7%。

来自瑞银证券的分析报告认为，中国铁路总公司自推行货运改革以来，多种适应市场需求的新服务被推出，也需要有相应的市场化定价机制。“此次散货快运和包裹运输价格的放开，将有利于铁路行业提供快捷运输和全程物流服务的运输产品，进一步提高在白货运输领

域的竞争力。而发改委放开社会资本投资控股的新建铁路货运和客运专线价格，将进一步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投资铁路。”

上述交通运输行业分析师也表示，“铁路市场化必须进行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引入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这个市场，促进市场竞争”。但在政策上，政府的步伐还太小，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还有待增强

第四篇：部分企业被指滥用劳务派遣方式 未实现同工同酬

部分企业被指滥用劳务派遣方式 未实现同工同酬

2011-01-16 06:07:46 来源: 南海网(海口)跟贴 617 条 手机看新闻

2011年元旦刚过，来自云南省会泽县的130多名工人顶着刺骨的寒风，开始了他们在省城昆明的艰辛上访

之路。

《瞭望》文章：变味的劳务派遣

对于劳务派遣被滥用的现状，《劳动合同法》及其配套规定应持续细化、完善，并加大执法力度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赵大春

2011年元旦刚过，春城昆明迎来了今年的首次降温。来自云南省会泽县的130多名工人顶着刺骨的寒风，开始了他们在省城昆明的艰辛上访之路。

“请各级领导为农民工主持公道”。1月4日，穿着“”工作服的工人们打着横幅，到云南省总工会的大门口静坐上访。尽管天气寒冷，一百多名工人在省总工会大门口一直静坐到晚上23时左右才离开。1月5日，静坐继续。1月6日，工人们又来到省政府门前静坐。

“天这么冷，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才来上访的，希望省上能帮助维护我们的正当权益。”工人代表孙先福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他们是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驰宏公司”）会泽分公司2006年以前招的一年一签的农民合同工。2007年驰宏公司将他们的劳动关系由劳动合同转为了劳务派遣合同。随后，工人们各项福利待遇大幅下降，工人们觉得自己逐渐变成了“二等公民”。

2010年8月，在劳务派遣合同到期后，工人们希望像2007年以前一样与驰宏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但公司坚持维持劳务派遣关系，在与公司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工人们希望通过到政府相关部门上访来反映他们的诉求。

劳动合同“变身”

驰宏公司位于云南省曲靖市，是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的A股上市企业，公司以铅锌产业为主，集地质勘探、采矿、选矿、冶金、化工、深加工和科研为一体，公司拥有分公司3个、全资子公司5个、控股公司6个，在云南、内蒙古拥有多座自备矿山。

驰宏公司党委书记武佩雄称，公司2007年下半年开始对企业用工方式进行了调整，按照新颁布的《劳动合同法》，对工作满10年的工人，将其劳动合同转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对于工龄不满10年的农民工，则转到劳务派遣公司，工人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2年半至3年的劳务派遣合同后再到驰宏公司工作。

“签合同的时候，我们也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也不懂法律，而且签字是在公司，矿上的领导也在现场，想到以后还要在采选厂上班，他们还要直接管理我们的日常工作及工资的绩效考评和结算，并且深信领导不会欺骗我们，我们就签了。但签了后我们就发现被公司骗了。之前，我们的劳动关系和工资关系都在驰宏公司，后来却变成了会泽诚誉劳务派遣有限公司，福利待遇逐步缩减，没有企业年金，没有住房公积金，也不怎么发年终奖，连一年一度的健康体检也没了，工作服也是合同工有，我们有时没有，感觉变成了„二等公民‟”，工人代表陆本荣说。

同时，工人们还发现劳务派遣公司违反有关法规，多收少缴他们的社会保障金。工人孙加全的工资条显示，个人每月扣养老保险305元，而会泽诚誉劳务派遣有限公司出具的“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表”单据显示，个人每月实际交付养老保险金仅124元，比工人扣缴的少了180多元，而由单位划转部分从2006年之后就没有了。

令工人们郁闷的事情没结束。从 2010年7月底开始，工人们与劳务派遣公司的合同陆续到期，诚誉劳务派遣公司告诉工人们，将中断与工人们以前的所有劳动关系，给每人按工龄发2250元 /年的补偿金，工人回去休息一个月后，再以新工人的名义招进劳务派遣公司，然后回到驰宏锌公司会泽采选厂上班。

工人代表刘丽芬认为，驰宏公司的做法是对他们这么多年为公司贡献的抹杀，为维护权益，他们先后到会泽县、曲靖市两级政府及部门上访，但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如果这次省里也解决不了，就去北京”。

武佩雄表示，工人有表达他们诉求的权利，但公司与工人及中介公司签订的劳务派遣合同是严格按照《劳动合同法》操作的，是合法合规的；工人们说公司采用欺瞒等不正当手段让他们签订劳务派遣合同，也是不成立的，因为当时签订合同的时候，合同上已经写得明明白白，是跟诚誉劳务派遣公司签2年半至3年的合同，由劳务公司派遣到驰宏公司会泽分公司工作，工人也是看了后签的，不可能欺瞒。

武佩雄坦言，劳务派遣是现在普遍使用的一种用工形式，目前公司约有2100名劳务派遣工人，有干辅助性工作的，也有在第一线工作的。此次上访的130多个工人是在会泽分公司从事采矿和选矿工作，有的在矿洞下工作，有的在选厂工作，有的在选厂机修车间工作，也有坐办公室的。

劳务派遣用工泛滥

云南勤业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李俊丽介绍，劳务派遣是指劳务中介公司与工人订立劳动合同，中介公司与用工单位订立劳务派遣协议，然后由中介公司将劳务工派往用工单位从事劳动，是一种“雇用”与“使用”相分离的劳动力经营模式。其最大特点是，用人的不建立劳动关系，建立劳动关系的不实际用人。

云南省总工会法律保障部部长王正刚认为，驰宏公司在《劳动合同法》颁布但还未正式实施之际，把大量工人转为劳务派遣，有规避《劳动合同法》无固定期限条款的嫌疑。《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在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或者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后将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矿上大量工人是干体力劳动的，如果都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等工人们年纪稍大就不好处理了。”

李俊丽表示，新《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劳务派遣一般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但此次上访的工人是长期在一线岗位从事主体工作的，因此不适合签订劳务派遣合同。另外，《劳动合同法》还规定“被派遣劳动者享有与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同工同酬的权利”，但此次上访的工人反映，他们在公司没有平等地享受到应得的待遇。

《劳动合同法》还规定“用工单位应当根据工作岗位的实际需要与劳务派遣单位确定派遣期限，不得将连续用工期限分割订立数个短期劳务派遣协议”。“而工人反映驰宏公司要求工人将以前工龄清零，以新工的名义招进劳务派遣公司回到公司上班的做法也是不恰当的。”李俊丽说。

“企业之所以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工人，这主要是因为可以降低成本，而且用工灵活，甚至可以减少或规避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云南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卢正国称，企业通常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短期劳务协议，协议比较容易终止，在劳务协议有效期内，用工企业可以把劳务工退回劳务派遣公司，一旦企业生产经营遇到严重困难、需要裁员时，劳务工由于没有直接签署劳动合同，可以避免或减少经济补偿。

“不仅是驰宏公司，也不仅是云南省，《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后，劳务派遣用工快速增长，铁路、民航、通讯、金融等系统都使用了大量的劳务派遣工。”卢正国说。

广州市委研究室政治研究处与广州市总工会工运史办，曾对劳务派遣用工进行了联合调查。调查反映，广州市企业尤其是大中型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生产一线岗位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工的现象，一些企业的劳务工占职工比例已近一半，更有一些企业将原正式职工转入劳务派遣公司再派回原单位工作。结果是人员不变，身份却发生了根本变化，相应的劳动报酬随之降低，还有的用人企业采取将某项工程及人员整体外包来规避《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李俊丽表示，劳务派遣用工形式其实早已存在，而《劳动合同法》首次对劳务派遣中的派遣单位、被派遣劳动者和用工单位三方的关系，以及对应的权利义务作出了规定，填补了劳务派遣的法律空白。但对劳务派遣的规定较为原则，可操作性不强，对劳务派遣机构和用工企业缺乏具体而有效的约束措施，这为劳务派遣被滥用留下了空间。

劳务派遣纠纷或将多发

卢正国对本刊记者说，随着劳务派遣用工的泛滥，导致企业出现了新的劳动用工“二元结构”，再加上在职工队伍中劳务工群体与正式职工群体的身份不同，在企业各方面的待遇上存在较大差别，容易造成职工队伍的分化和对立。

同时，由于劳务派遣机构准入条件过于宽松，政府对劳务派遣又缺乏监管，造成了劳务派遣公司盲目发展，劳务中介公司良莠不齐，一些管着数千人的中介公司甚至只是一个“夫妻店”。

此次驰宏锌锗公司上访事件，工人们除了反映劳务中介公司少缴社会保障金外，还表示公司服务态度非常恶劣。中介公司负责人甚至对工人说：“要签合同就赶快签，不签就算了，还有很多人抬着火腿到我家希望签合同呢。”

“在同工不同酬、劳务中介不规范、配套法规不到位、监管缺位等因素作用下，此次驰宏公司工人上访事件或许只是一个先兆，预计未来因劳务派遣纠纷带来的社会事件会越来越多。”卢正国担忧地说。

卢正国说，虽然企业由此用工更为灵活，节约了成本，方便了管理，劳务派遣机构也从中挣了数额不小的管理费，可劳动者的职业稳定性和安全感却受到了严重挑战。为更好地维护劳动者权益，应该对劳务派遣用工进行规范，防止劳务派遣方式被滥用。

一是，希望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就执行《劳动合同法》“劳务派遣一般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等规定的执行情况，组织调研，对不符合劳务派遣工作岗位的不允许实施劳务派遣用工。

二是，组织对劳务派遣中介单位进行全面清理整顿，规范劳务派遣工作，制止违法违规行为，保护劳务派遣工人的合法权益。

三是，做好监督工作，按照同工同酬的原则，让劳务派遣工享有与劳动合同制职工同样的劳动报酬，并享有各项社会保障的权利。

李俊丽律师提醒，《劳动合同法》规定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可以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及订立的条件情形，也是在保护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公司担心签订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后员工会成为企业的包袱，增加企业的用工成本，这完全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员工和企业有一种天然的凝聚力、向心力，培养员工的忠诚度，这本来就是一种很好的压缩成本的操作方式”。李俊丽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