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法治蓝皮书》建议逐步取消超生罚款

第一篇：中国社科院《法治蓝皮书》建议逐步取消超生罚款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2013年《法治蓝皮书》，发布了《中国计划生育法治状况》报告。关于计划生育法治今后的改进方向，报告建议，随着硬性配额与指标及相应强制性手段的消除，公民获得真正自主行使生育权的机会，社会抚养费制度和有关行政处分机制在未来亦应逐步取消。

建议逐步取消超生罚款 专家称逐步过程较漫长

“之所以说„逐步‟，主要是考虑到一个过渡性阶段”，报告建议，如先统一在无论身份、地域、民族或宗教等不同背景，一般都设定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条件是从第三孩开始，如此就可改变目前在生育权行使方面所设置的许多不合理的差别对待。

报告表示，这一主张基于对未来的社会发展预期，认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很可能向欧美国家趋近，家庭的发展模式、生育意愿和生育率也将有类似改变，一个明显的例证即当前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相对一二十年前已出现明显下降。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表示，社会抚养费过去叫“超生罚款”，是按照上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下位法，即地方的人口计划生育条例和相关规定征收的，如果要取消，就得修改法律和条例，因此这个“逐步”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陆杰华指出，取消“超生罚款”与当前备受关注的二胎政策是否放开有一定联系，但不是必然联系，因为即使放开二胎政策，生三胎、四胎的话仍要按相关的规定来征收社会抚养费。

他提到，社会抚养费制度是否公平，现在还有很多争议，因为大多数人在实行计划生育，少数根据这个进行制裁，且不太透明，地方征收有随意性，根据自由裁量权，最高的收9倍，有的3倍，有的6倍，如何裁定，如何更透明，需要去思考。

陆杰华认为，取消社会抚养费与否主要在于理念，现在计划生育毕竟还是基本国策，可能还是要长期坚持，今后我们如果由计划生育走向家庭自主生育的话，那时候就没有征收的必要了。

第二篇：中国社科院发布2011年《社会蓝皮书》

中国社科院发布2011年《社会蓝皮书》

核心观点

●中国农民阶层悄悄分化农村文化卫生工作者减少

●“80后”渐成流动农民工主力转变户籍愿望不强烈

●中国城乡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下降小城镇最明显

●中国城镇居民职业理想首选公务员影响社会进步

●应不断壮大中产阶层有利于缩小分配差距

光明网北京12月15日电（记者李瑞英）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年12月15日发布2011年《社会蓝皮书》，同时举行中国社会形势报告会。会议分析了2010年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事件和热点问题，预测了2011年我国社会发展趋势和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正式发布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201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社会蓝皮书》主编李培林作主题报告。

●中国农民阶层悄悄分化农村文化卫生工作者减少

蓝皮书说，中国农民阶层在悄悄分化，传统农民正向现代农民转变，农村文化卫生工作者群体在减少。

蓝皮书指出，近年来，中国的城乡关系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是，中国已经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进入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乡村主导社会向城市主导社会的快速转型进程，以城乡统筹为标志，改变了以往以城市为中心，以农村为保障基地的城乡二元模式。城乡互动加强，城乡间社会流动增加，农民分化超越了乡村的局限，与城市社会和农业现代化结合起来。

蓝皮书认为，进入城乡统筹阶段的农民阶层分化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部分农民流向非农产业，且就业结构和收入相对稳定，纳入城市社会管理。二是农民阶层变化不仅表现为农业生产者减少，而且表现为务农农民内部的持续分化。农业生产的组织经营形式由传统的农户经营农业为主转变为规模经营农业和农户经营农业并存，农业生产者由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转变。三是农民分层受城乡统筹、农村资源配置、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水平影响，表现为一种被动的职业变动。

蓝皮书强调，城市化一方面大量吸收农民劳动力进城务工，另一方面也改变着乡村社会结构和阶层关系。农业生产的经营主体由家庭承包经营为主正在演变为农户经营与规模经营并存。同时，务农农民素质显著提高，农业生产的专业化、职业化特征开始显现。

蓝皮书指出，现阶段中国农民阶层的分化状况：一是农业生产经营户规模扩大。二是经过乡镇企业改制，原来的村办企业管理者和村集体企业职工阶层解体，并入私营企业主和农民工阶层。随着市场规模扩大，私营企业主的企业经营突破了本村地域的局限，私营企业往往不雇佣本村村民，而是使用外来劳动力。同时，市场经济也改变着传统乡村的习俗和社会交往方式，以前村落社会内部熟人帮工换工的习俗，正在为雇佣结算关系所替代。三是农业生产者队伍内部发生变化，正在经历从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转变。在东部、中部地区，农业经营大户和农业公司进入乡村规模经营农业，体现了农业生产现代化的趋势。四是农村的文化卫生工作者群体有所减少。市场化服务对乡村民间文化生活和文化消费的渗透压缩了村庄知识分子的作用空间，也改变了村民的文化消费习惯和消费方式。农村文化工作者逐渐并入乡村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

蓝皮书预测指出，随着农用地流转制度建立和耕地相对集中，农业劳动者将逐步成为真正独立的现代农业的经营者，不再是传统的小农，有可能与非农领域中的中小业主以及其他自营业者一起成为社会中间层的组成部分。

●“80后”渐成流动农民工主力转变户籍愿望不强烈

蓝皮书指出，2010年，“80后”流动农民工占整个农民工群体的45.6%，他们的劳动时间长于“80前”，而收入水平较低。绝大多数“80后”流动农民工不愿转变为非农户口。在涉及承包地时，他们比“80前”的转户意愿更低。推进城镇化进程，不能简单地寄希望于农民工的转户。

蓝皮书说，新生代“80后”占农民工总数的比重为45.6%（“80后”占37%, “90后”占8.6%），“80前”占54.4%。每年新增加的农民工，或者每年从农村户籍地流出的增量农民工，其主体已经是“80后”与“90后”的新生代。但在“流出户籍地”三年或三年以上流动农民工中，老一代农民工仍然占据非常大的比例。

蓝皮书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部门的政策投入，就不能偏重“80后”，而应该一视同仁，使所有流动农民工都能够均等共享融入城市的机会。

蓝皮书强调，应该转变的一个观点是，与“80前”农民工一样，“80后”仍然保持着吃苦耐劳的本色。过去认为他们“宁肯待业也要找高收入工作”，以及 “怕吃苦又比较脆弱”等是不客观的。蓝皮书认为，那种认为“80后”农民工应该像“80前”一样任劳任怨、给工作就干的思想，既是一种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歧视性思想，也是未看清劳动力人口市场转变形势的短视行为。

蓝皮书还指出，在被日渐热炒的农民工转户意愿方面，原被寄予厚望的、对城市极其向往的“80后”农民工，却与“80前”的态度基本一致。在涉及承包地等问题时，“80后”更显示出不愿意“转户”的特点。不仅如此，伴随着文化程度的上升，“80后”农民工不愿转变户口的百分比，也呈现上升的态势。

蓝皮书认为，并不是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民工，越愿意交出土地而转变为“彻彻底底”的城市市民。在城镇社会保障制度逐渐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接轨的过程中，在土地价值越来越趋于上升的大背景下，农民工保留土地的预期会更为强烈。

蓝皮书指出，要推进城镇化进程，就不能简单地寄希望于农民工的转户。中国的城镇化过程，很快将由城市政府“说了算”，逐渐过渡到城市政府与农民工之间共同“说了算”。也就是说，农民工愿不愿意进城，愿意进入什么样的城市，已经成为农民工自己的选择。

蓝皮书指出，中国未来只能走常住人口城市化、基本服务均等化的道路，仅仅把流动人口户籍化的城镇化道路不可持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历史有力地证明，无论城市政府如何努力，想要限制农民工进城，已绝无可能。那种不以投资改变产业布局，而仅仅以“宜居城市”的设计而强制疏散人口的做法，迄今为止都以失败告终。而户籍制度的最后一道门槛――给予当地户籍城市居民以优先使用城市公共资源的狭隘的地方保护主义做法，也会在劳动力的短缺中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废除户籍制度的资源配置功能，还其以人口信息的登记本貌，也已成为历史的必然。以身份证管理人口、以常住地配置社会公共资源的城市化道路，是中国未来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中国城乡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下降小城镇最明显

蓝皮书认为，2010年城乡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变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几项关键指标与2009年持平或有所下降。其中，城镇居民的职业满意度、社保满意度、业余娱乐生活满意度等指标下降至2006年以来的最低点，个人经济状况满意度则保持稳定；农村居民的职业、经济和社保满意度均下降至2006年以来的最低点，业余娱乐生活满意度也处于较低水平。

蓝皮书指出，金融危机对居民生活的负面影响在2010年逐步显现，城乡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下降。2010年，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总体生活满意度有所回调，分值分别为3.41分、3.37分和3.42分。其中小城镇居民降幅最为明显（2009年为3.59分），其次是农村居民（2009年为3.55分）。

蓝皮书认为，2010年城乡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变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几项关键指标与2009年持平或有所下降。其中，城镇居民的职业满意度、社保满意度、业余娱乐生活满意度等指标下降至2006年以来的最低点，个人经济状况满意度则保持稳定；农村居民的职业、经济和社保满意度均下降至2006年以来的最低点，业余娱乐生活满意度也处于较低水平。

二是城乡居民对国家经济形势和政府管理的信心回落。2010年，城乡居民对国家经济状况的评价小幅下降；政府管理信心度（包括管理经济事务、管理国际事务和管理社会事务）全面回落；国家国际地位感也终止了2006~2009年间的连续上升趋势，回落到与2006年基本持平的水平。

三是城乡居民对物价波动承受力下降，城乡居民消费信心指数存在差异。2010年，城乡居民的物价波动承受力下降，比2006年、2007年、2009年均有明显下降；在消费信心指数方面，城镇居民稳中有升，但农村居民降至200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四是对未来生活有信心也有忧虑，农村居民的生活信心值得关注。城镇居民对于未来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改善有一定的乐观度，对于自己未来的竞争力预期也基本持稳，但对今后养老问题的忧虑程度明显增强；农村居民对未来收入增长和未来生活改善的乐观度则有下降趋势，且低于城镇居民。

蓝皮书考察了影响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的因素，认为在收入增长乏力、物价上涨、房价高企、社保体系尚不健全的现实压力下，个人经济状况已连续三年蝉联影响城镇居民总体生活感受的首要因素。同时，职业状况首度成为影响农村居民生活感受的首要因素。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农民就业及收入结构的城市化趋向日益明显，就业状况对农村居民整体生活感受的影响在逐步加大。

●中国城镇居民职业理想首选公务员影响社会进步

蓝皮书指出，职业满意度对城镇居民的总体生活感受位列影响力第二位，约半数（49.7%）居民对自己的职业状况感到满意，感觉“一般”的人占33.2%，17.1%的人“不满意”。两成城镇居民首选理想职业是公务员，折射出的整体社会心态值得关注。

在分析城镇居民对工作不满意的原因时，蓝皮书指出，排在首位的是对收入水平不满意。其中，城镇居民对收入水平的关注程度远高于对工作压力、发展机会、工作环境与自身能力兴趣匹配程度等的关注程度。相对而言，小城镇居民对工作环境和工作中人际关系的关注程度高于城市居民，而城市居民对于职业与自己能力兴趣的匹配性、工作的稳定性更为关注。

同时，个人月均收入达到5000元以上的群体，对于工作表示满意者占65.4%；而个人月均不满2000元、2000-3000元、3000-5000元的三个群体，这一比例并无显著性差异（48.8%、49.4%和52.3%）。为此，蓝皮书认为，月均收入5000元可能是提升城镇居民工作满意度的一个收入阈限值。

蓝皮书指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公务员以较大的优势（21.4%的提及率）成为城市居民的首选职业，其后依次是企业家（13.9%）、政府官员（13.2%）、医生（12.7%）。

但在小城镇，公务员的优势尚不显著。公务员仍是首选（16.8%），但企业家（15.8%）、中小学教师（15.4%）、医生（12.4%）紧随其后。

蓝皮书分析强调，当前城镇居民的职业心态，折射出社会价值观的变迁。两成以上城市居民首选公务员，这一结果反映出整个社会对公务员群体的艳羡，工作稳定、收入高、社会保障充足、有更多的踏入仕途的机会。但同时，也应意识到，人们将工作目标定位于安稳地获得优厚报酬，缺乏锻炼能力、施展才华、成就事业、利泽整个社会的考虑。这会影响个人和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应不断壮大中产阶层有利于缩小分配差距

蓝皮书指出，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正处在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时期，这种转型升级的过程既是中产阶层形成的过程，也是产业结构优化，国民经济实现良性循环、协调发展的大好时期，要不断壮大中产阶层规模，促进消费结构升级。

蓝皮书认为，中产阶层是最为活跃、最强有力的消费力量，对全社会的消费与产出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同时，发育中产阶层还有利于缩小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有利于创造良好的社会消费环境，有利于促进良好的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规范的建立，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努力增加中产阶层的比重，加快形成稳定的“两头小、中间大”的纺锤形社会结构，已成为政治、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

蓝皮书强调，政府应通过立法实现就业服务体系的制度化、专业化，努力为中产阶层创造一个良好的就业环境。同时，要积极引导全社会转变就业观念，鼓励自谋职业和独立创业，鼓励合法致富，保护合法收入，形成中产阶层构成的多样化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