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案看调解协议对子女抚养费约定的效力

第一篇：从本案看调解协议对子女抚养费约定的效力

从本案看调解协议对子女抚养费约定的效力

男女双方离婚时，约定由女方抚养儿子，抚养费由女方自理，男方放弃对家庭共同财产的分割，若干时间后，女方以儿子名义起诉至法院，认为由于物价上涨等因素，造成女方一人负担压力过重，要求男方每月给付300元抚养费，该诉讼作为新案件对原调解协议的效力并无影响，法院应当查明父母双方的现实状况，依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全面分析子女是否确有抚养费给付的必要，从而做出是否支持的判决。

[案例索引]

一审：河南省虞城县人民法院（2010）虞民初字第88号民事判决书。（2010年5月23日）

[案情]

原告刘子琦，男，1999年1月19日生，汉族，学生，住虞城县利民镇西街居委会。法定代理人刘艳芳，女，1975年10月23日生，汉族，教师，住址同上，系原告之母。诉讼代理人王亚东、王德鑫，河南福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赵富华，男，1972年8月10日生，汉族，农民，住虞城县利民镇北二街。

原告的父亲赵富华与母亲刘艳芳于2003年8月14日协议离婚，经人民法院依法调解，双方约定儿子由母亲刘艳芳抚养，赵富华放弃对共同财产（门面房）的分割，部分共同债务由刘艳芳负担。几年来，考虑到物价上涨等因素，被告作为原告的父亲，一直没有给付过抚养费，于是，原告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每月支付给原告抚养费300元。

[审判]

虞城县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母亲刘艳芳和父亲赵富华在自愿基础上达成的关于子女抚养情况的约定合法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离婚时协议一方不负担子女抚养费，经过若干时间他方提起要求对方负担抚养费的诉讼，法院如何处理的复函》指出，此类案件，应根据原告申述的理由，调查了解双方经济情况有无变化，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是否确有增加的必要，从而作出变更或维持原协议的判决。现原告诉称因物价上涨等因素造成其母亲负担过重，需要被告每月支付300元抚养费，但并没有向人民法院提供相关证据予以支持，原告刘子琦现处于义务教育阶段，考虑到原告母亲和父亲的现实状况，原告母亲有稳定的工资和房租收入，刘子琦现实并没有增加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必要，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每月给付300元抚养费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但不妨碍刘子琦在确有必要时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七条及有关民事政策法律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子琦的诉讼请求。诉讼费520元，由原告刘子琦负担。

[评析]

一、子女抚养费的内容及相关规定

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

（一）第21条指出，婚姻法第二十一条所称“抚养费”，包括子女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费用。《婚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离婚后，一方抚养的子女，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对于子女抚养费用的承担，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考虑：第一，抚养费用的承担内容。首先是以双方当事的的协议为准，只要在合法的基础上，双方对子女抚养费的约定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第二，抚养费承担的期限。父母双方结婚时有承担子女抚养费的义务，在离婚后仍然有共同负担子女抚养费的义务。离婚后，不抚养子女的一方，应当承担必要的子女抚养费用。第三，子女抚养费的数额。子女抚养费的数额，可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确定。本案中，原告主张由于物价上涨因素，造成母亲一人负担压力过重，但原告并没有提供支持自己主张的证据，而原告目前正处于义务教育阶段，所需的大量的教育费用国家也给予了免除，其正常生活并没有受到影响，也没有其他需要增加抚养支出的证据，原告的起诉显然缺少证据支持。

二、关于父母之间对抚养费约定的效力

夫妻感情不和，调解离婚是当前审判实践中最常见的做法，一方当事人也往往将不负担子女抚养费作为离婚协议的一项内容，但若干时间后，因为子女抚养费的问题再次起诉到法庭的案件也在不断增多，对此类纠纷的处理，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抚养子女是父母的法定义务，法定义务不能以约定的方式解除，协议双方只能对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加以约定，无权在协议中剥夺或限制未成年人合法权利。所以，约定不负担抚养费的一方必须负担抚养费，负担的多少由双方协商，协商不成由法院判决。第二种观点：法律明确规定关于子女抚养费的给付可以进行约定，父母关于给付抚养费的约定经人民法院依法确认，具有法律效力。子女的抚养往往也牵涉到财产的分割，如果允许反悔，会引发新的矛盾与冲突，应当维护法律的尊严与稳定。比较以上两种观点，各有各的道理，但也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关于子女的抚养费问题，我国《婚姻法》第21条的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

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婚姻法》第37条规定：“离婚后，一方抚养的子女，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分或全部，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从以上规定来看，离婚协议作为父母双方自愿达成的对离婚相关事项的约定，属于离婚双方意思自治的范围，我国法律对此给予了充分的尊重，法律也把夫妻双方关于抚养费的约定作为首选方式加以规定，协议不成才由人民法院予以判决，对此，不能简单以法律原理来处理问题，那种认为协议双方只能对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加以约定，无权在协议中剥夺或限制未成年人合法权利的说法，是对法律规定的曲解，因为，《婚姻法》第37条规定的层次很明确，首先是夫妻之间自行约定，其次有了约定但并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那么，如何认定“必要时”，才是处理此类纠纷的关键所在，新婚姻法修改之前，早在1981年7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离婚时协议一方不负担子女抚养费，经过若干时间他方提起要求对方负担抚养费的诉讼，法院如何处理的复函》就明确指出，抚养孩子的一方向法院提起要求对方负担抚养费用的诉讼，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并根据原告申述的理由，经调查了解双方经济情况有无变化，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是否确有增加的必要，从而作出变更或维持原协议的判决。新婚姻法实施后，对于此类案件的处理，实践中依然存在着争议。对于如何处理，还是应当准确理解法律规定的内涵，综合考虑双方当事人的实际情况，不能简单地予以支持或驳回，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只有子女在确有给付抚养费的必要时，才能依法做出给付抚养费的判决，这样才能充分维护当事人各方的合法权益，做到公平公正。结合到本案，原告父母在离婚时在人民法院达成的调解协议，符合法律规定，其效力并不受原告起诉的影响，原告的起诉应当做为一个新的案件来处理，依据查明的事实，原告现正处于义务教育阶段，其母亲做为人民教师有固定的工资收入，同时其家庭也有固定的房租

收入，原告目前并没有要求父亲给付抚养费的必要，当然，原告也并不因此失去以后在必要时继续向其父要求抚养费的权利。所以，法院依据现有证据驳回原告方的诉讼请求，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做法。

子女就读贵族学校，请求父亲增加抚养费，法院调解结案

父母离异后跟随母亲生活16年的小丹（化名），因生活水平提高和高昂的私立学校学费，将父亲告上法庭，要求提高抚养费并负担一半的学费。

昨天记者从房山法院获悉，法院使父女达成调解。

小丹称，她父母于1992年6月离婚，她由母亲抚养。法院将她的生活费定为生父每月支付200元。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父亲每月支付的200元已满足不了她生活的需要。此外，她高中的学费为每年12900元。为此，要求父亲王先生每月支付的抚养费增至500元；同时支付高中学费12900元的一半。

小丹的父亲王先生称，女儿上的是贵族学校，他现在不但无业在家没有经济来源，而且还要赡养生病的母亲，实在负担不起小丹的高消费，所以不同意增加抚养费。

经过法官的说服教育，失业在家的王先生同意努力寻找新工作并将抚养费增至每月380元，小丹也表示理解父亲目前在经济上的困窘，不再主张让父亲承担每年万余元的学费。

来源：千龙网-京华时报

本站律师点评：夫妻双方离婚之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需向子女支付抚养费。抚养费包括生活费、教育费及医疗费。然而子女就读

私立学校，高额的教育费不但远远超出了父亲的经济能力，而且属于不合理的抚养义务范围。

最高法院在１９８１年７月３０日回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法院的复函中解决了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据你院来文所述，男女当事人在民政部门登记离婚，对孩子抚养问题，当时以一方抚养孩子，另一方不负担抚养费达成协议。过若干时间（如

一、两年）后，抚养孩子的一方以新婚姻法第三十条为依据，向法院提起要求对方负担抚养费用的诉讼。另一方则据原协议拒绝这种要求。人民法院应如何处理？我们认为：根据婚姻法第二十九条：“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方或母方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和第三十条：“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的规定，抚养孩子的一方向法院提起要求对方负担抚养费用的诉讼，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并根据原告申述的理由，经调查了解双方经济情况有无变化，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是否确有增加的必要，从而作出变更或维持原协议的判决。第二个问题。当事人邓森，因双方和孩子的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要求改变原来对孩子抚养费部分的判决。我们同意你院的下述意见：即“邓森所提不是基于对原判不服的申诉，而是依据新情况提出诉讼请求。”因此，可由你院发交基层法院作新案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法发(1993)30号《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１８条规定：要求增加子女抚育费的，必需具有如下三种情形之一的，才能支持："（１）原定抚育费数额不足以维持当地实际生活水平的；（２）因子女患病、上学，实际需要已超过原定数额的；（３）有其他正当理由应当增加的。

第二篇：离婚协议中对子女的房产赠与条款的效力认定

离婚协议中对子女的房产赠与条款的效力认定

在离婚时，夫妻双方常常因为掺杂着太多感情因素而无法平静地、理性地就双方名下的财产进行合理的分割。尤其是在离婚时，夫妻一方可能会将之前在离婚协议中赠与子女财产的行为推翻，并且《婚姻法解释(三)》第六条明确了婚姻关系中并不排除《合同法》的适用，这就导致对离婚协议涉及子女的赠与的效力问题产生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离婚协议》中约定将夫妻共有的房屋赠与给子女，实质上是夫妻双方达成了一个将自己名下财产赠与给子女的合意，该赠与关系应受我国《合同法》的规范。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权利转移之前享有法定撤销权。同时又根据《物权法》的规定，不动产物权才登记公示原则，需经过权利人的申请、登记机关的审查之后，不动产方可发生所有权变更效力。因此，虽然夫妻双方签订了《离婚协议》已经约定了该房屋归属于子女，但是由于该房屋权利没有发生转移，该房屋的所有权人仍可撤销对于子女的赠与。

第二种观点认为，夫妻共有财产赠与子女有别于普通民事主体之间的赠与，这种赠与虽然表面上也体现了赠与的“无偿”特性，但实际上往往与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以及其他附随义务紧密相连。离婚协议中将房屋赠与给子女的约定，直接适用合同法来解决是不妥当的。因为，《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民事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如果赠与人可随意撤销赠与，一是违背了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二是违反了当代契约签字生效的原则;三是恶意利用赠与的撤销达到既离婚又占有财产的目的，给子女或原配偶造成了经济损失和新的精神伤害。男女双方在离婚时约定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子女，也属于双方对财产分割大层的一致协议，反悔一方没有证据证明所达成的协议存在欺诈、胁迫情形的，依法不应予以变更、撤销。

以上两种观点均有可取之处，但在关于离婚协议中将房屋赠与子女的效力的问题，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1.离婚协议不等同于其他财产协议，不能简单套用《合同法》中的规定

《婚姻法》与《合同法》虽然属于同一效力位阶的法律，但是因为离婚协议并非是仅涉及财产关系的协议，其财产关系的变更是依赖于婚姻关系的基础以及子女抚养问题的确认，因此离婚协议具有财产协议与身份关系协议双重属性。而根据《合同法》第二条的规定，具有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又因为离婚协议是带有身份关系的协议，因此不能简单的适用《合同法》，也就不能适用《合同法》中关于赠与的规定，是不能撤销所谓的赠与的。

2.婚姻登记机关确认过的夫妻离婚协议，具有确定的效力

在审判实践中，有观点认为，离婚协议中的房产赠与条款与整个离婚协议时一个整体，不能单独撤销。男女双方基于离婚事由将夫妻共同财产处分给子女的行为，可视为一种由目的的赠与行为，在双方婚姻关系因登记离婚而解除的情况下，应认为赠与房产的目的已经实现，故赠与房产条款不能随意撤销。另一种观点认为，婚姻登记部门在办理离婚登记时，根据《婚姻登记条例》的规定，只要求自愿离婚的双方当事人对子女和财产问题协商一致作出适当处理，并不对财产分割协议进行实质性审查。《合同法》规定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可撤销，而在婚姻登记机关签订的赠与合同不属于法定不能撤销的合同。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男女双方所签署的有关房屋赠与子女的离婚协议，在经过了婚姻登记机关确认后，与双方办理离婚手续之前相比，其信赖的基础是不同的。此时，该离婚协议已经经过了公权力的备案，因此具有不可撤销的效力。而一方向法院起诉要求另一方协助过户的诉讼请求也应是给付之诉讼，而非确认之诉讼。

同时，该解释第九条也规定：“男女双方协议离婚后一年内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人民法院审理后，未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应当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该条表明，人民法院对订立财产分割协议，只要是在正常情况下签订的，即只要双方订立协议时不存在欺诈、胁迫等特定情况，就是认可其效力。也就是说法院只是审理有无欺诈、胁迫等特定情形，而并不是要重新进行分割。因此，协议签署的双方均不能就该协议的内容进行撤销。

3.即便是一种赠与，因其道德义务性，也具有不可撤销性

鉴于离婚协议主要是为解除双方婚姻关系的目的而设，其所涉及的财产分割、子女抚育条款等均系出于解除双方身份关系的动机，因此，夫妻一方鉴于离婚事由将自己婚前的个人财产处分给子女方的行为，可认定是一种目的赠与行为。这种发生在特定当事人之间的赠与，因为具有一定的道德义务性质，也属于一项诺成性的约定，在双方婚姻关系事实上因离婚协议得以解除且离婚协议的其他内容均已履行的情况下，应视夫妻一方赠与财产的目的已经实现，故其赠与依法不能随意撤销。

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因为具有其特殊性，因此约定的对子女的房产赠与不能撤销。

第三篇：从该案看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效力认定

从该案看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效力认定

罗 晔 章 莉

[案情]

2000年12月6日，某农业局与被告某工程公司签订一份《合作建房协议书》，协议约定由工程公司在农业局坐落在大桥路10号的旧房土地上进行投资开发合作建房，被告李某以工程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的名义在协议上签字。2003年10月17日，李某(甲方)与王某(乙方)签订一份《房屋产权调换协议》，协议主要约定：

1、甲方(拆迁人)拆除乙方(被拆迁人)住房1套(建筑面积88平方米，砖混结构)，双方实行房屋产权调换，甲方换给乙方新建商品房1套(为西单元东边四楼，建筑面积为118平方米，砖混结构)。

2、甲方负责办理新房产权证，费用由甲方承担，新房于2004年8月交付乙方;产权证于2004年10月底以前交付乙方;甲方交齐了新房和产权证后，乙方一次性付给甲方15000元。

3、甲方支付乙方如下房屋补偿金额：其中甲方先付给乙方搬迁费800元，等乙方空房后，甲方一次性付清乙方周转房租金及其它拆迁补偿费共6000元。当天该份产权调换协议在公证处依法办理了公证。2004年，王某的房屋被拆迁并已开发成商品楼房，李某与王某因产权调换的税款问题发生争议而未实际履行合同。同年11月30日，李某将产权调换协议中应调换给王某的房屋卖给第三人夏某。工程公司经批准取得大桥路10号的住房预售许可证，并与夏某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李某作为工程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上签字。夏某向李某付清购房款后，李某向夏某交付房屋，但双方未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

大桥路10号地段的房地产开发工程实际由李某全面负责，工程公司在该工程上未出资，只收取李某一定的管理费。2005年9月21日，王某以工程公司、李某违约将房屋产权调换协议约定的调换房屋擅自出卖给第三人夏某，侵害自己优先取得补偿安置房屋的权利为由,诉至法院，要求工程公司向其交付安置房屋及产权证，给付延长过渡期限的临时安置补助费9900元;李某与工程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夏某空出安置房屋。李某以其不具备拆迁的主体资格，未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与王某签订《房屋产权调换协议》无效为由提出抗辩。

[裁判]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是实际开发商,以工程公司的名义实施房地产开发。王某与被告李某签订的《房屋产权调换协议》应视为被告李某代理被告工程公司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该协议是在原被告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签订的，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依法成立并具有法律效力。李某将拆迁地用于商品房建设，属于经营性质。王某按合同约定履行了空出房屋的合同义务，工程公司与李某也应按合同履行义务，而不得将应调换给王某的房屋擅自出卖给他人。两被告作为被挂靠方和挂靠方应承担连带责任。王某主张取得补偿安置房屋优先权于法有据。一审判决：(一)第三人夏某空出工程公司交付使用的房屋;(二)被告工程公司向原告王某交付安置房屋(大桥路10号第一栋西单元401号)及其房产证;(三)被告工程公司给付原告王某延期的临时安置补助费9900元;(四)被告李某对以上2、3项承担连带责任。李某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是一起因拆迁补偿安置而引发的纠纷，涉及到多个法律关系，被告李某与被告工程公司的挂靠管理关系、原告王某与被告李某拆迁补偿安置关系、被告工程公司与第三人夏某商品房买卖关系。解决本案的关键是王某与李某签订的房屋产权调换协议、工程公司与夏某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以及本案中房屋产权调换协议的效力是否优先于商品房买卖合同?

一、关于王某与李某签订的《房屋产权调换协议》的效力

对于《房屋产权调换协议》是否有效?存在二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原告王某与被告李某签订的《房屋产权调换协议》无效。依据国务院2001年修订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四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拆迁人，是指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单位”。因此，房屋拆迁协议必须是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单位作为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所签订的合同。接受房屋拆迁管理部门颁发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单位是唯一合法拆迁人，没有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任何主体与王某所订的拆迁协议，均因违反《条例》的规定而归于无效。且李某作为自然人，不具备拆迁的主体资格，无权与王某签订《房屋产权调换协议》，故该协议无效。第二种意见认为，原告王某与被告李某签订的《房屋产权调换协议》有效。因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一)本案中的王某与李某签订的《房屋产权调换协议》实际上是一份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是指拆迁人依照法律规定，就拆迁人拆除被拆迁人的房屋，而对被拆迁人予以补偿和对房屋使用人予以安置等事项所达成的协议。《条例》第六条虽然有“拆迁房屋的单位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后，方可实施拆迁”和违法拆迁房屋的单位将受到制裁的规定，但是，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违法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只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而《条例》只是对拆迁房屋单位取得房屋拆迁资格的前置约束，是行政管理部门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房屋拆迁人拆迁房屋资格问题上所作出的行政管理性质的规定，而并未对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签订及其效力作出强制性规定。因此，本案的《房屋产权调换协议》系当事人双方充分协商后签订的，协议明确了李某为拆迁人，王某为被拆迁人的法律地位。该协议经公证，依法可以证实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无法定无效的情形下，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得到尊重，本案的《房屋产权调换协议》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

(二)从本案事实看，李某系实际开发商，工程公司与李某是一种挂靠管理关系。工程公司与农业局签订合作建房协议书、李某与王某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后，工程公司、李某按协议的约定就取得了拆除旧房的权利，但同时也应履行在新房屋建成后对拆除的旧房产权所有人给予补偿的义务。李某与王某在《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对拆迁事宜进行了明确约定，王某已实际履行了合同义务。王某房屋因工程公司、李某的拆迁行为而灭失，工程公司、李某作为开发商已经依据上述协议拆除了旧房实际进行了房地产开发，并依法取得了商品房的售房许可证，李某在王某的原有房屋已无法恢复原状之后，将约定给王某的拆迁安置房出卖给夏某，获取了销售利润，人为设置了产权调换协议履行的障碍。现李某又以自己未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为由提出抗辩，该行为不仅违背了《民法通则》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也违背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主体应遵循和认同的交易规则。如仅以不符合《条例》的拆迁资格要求，就否认《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效力，不仅不利于保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反而对刻意违约的拆迁人有利，一定程度上给缺乏诚信的拆迁人提供了口实，这一结果显然不符合《条例》的立法本意。

二、本案的《房屋产权调换协议》是否具有优先效力?

(一)关于《房屋产权调换协议》的合同性质

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合同性质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颇有争议。有观点认为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属行政合同，也有观点认为属民事合同，笔者赞同属民事合同的观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 13 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就补偿方式和补偿金额、安置用房面积和安置地点、搬迁期限、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事项，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最高人民法院法复[1996]12 号《关于受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案件问题的批复》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因房屋补偿、安置等问题发生争议，或者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后，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反悔，未经行政机关裁决，仅就房屋补偿、安置等问题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由此可看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民事法律属性，确定了其属性才有利于平等地保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双方当事人利益最大化的实现。

(二)被拆迁人对安置房屋享有优先权的具体体现

本案中，李某与王某签订的房屋产权调换协议有效，同时，工程公司与第三人夏某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商品房买卖合同自成立时同样生效。因而，本案中一套房产出现两份有效的房屋转让合同，其中一份合同依法履行，必然导致另一份合同履行不能，现两份房屋转让合同的受让方均要求履行合同受让房屋，哪一份合同具有优先性是必须明确的。笔者认为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不同于买卖合同，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买卖标的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出卖人对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享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签订合同的目的是将物的所有权处分给买方，以此获得相应的价款，是对物的价值实现。买受人为了获取出卖人所有之物，必须支付一定的价款，从出卖人手中继受取得所有权。卖方可以买方不支付价金为由拒绝转移物的所有权。买方也可以卖方不转移所有权或交付物不符合要求等为由拒绝支付价金。房屋拆迁双方当事人签订协议的目的是拆迁人对被拆迁人因房屋所有权灭失造成的损失给予补偿。拆迁人在签订协议之前就取得了拆迁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必须承担对被拆迁人的补偿安置义务，才能对房屋进行拆除。被拆迁人的房屋所有权在签订协议前就因政府征收而消灭，在协议中不存在处置房屋所有权问题。其中，以货币补偿形式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中，不存在物的所有权转移的内容，也没有存在必要。以产权调换形式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中，拆迁人向被拆迁人提供安置房不是为了转移房屋所有权获取价金，而是为了取得房屋拆除权，便于开发建设。被拆迁人选定安置房屋是行使受让补偿利益权利的表现，不需要在协议中约定支付价金的内容。被拆迁人对安置房屋享有受让期待权，应受到法律的特殊保护，这是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的法理基础决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按照所有权调换形式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明确约定拆迁人以位置、用途特定的房屋对被拆迁人予以补偿安置，如果拆迁人将该补偿安置房屋另行出卖给第三人，被拆迁人请求优先取得补偿安置房屋的，应予支持。被拆迁人请求解除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按照本解释第八条的规定处理。”这一条款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创设了我国的拆迁补偿安置房屋优先权制度。被拆迁人为服从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同意拆迁，利益上作出了一定的牺牲，法律上有必要对被拆迁人利益的保护作出一些特别规范。司法解释的这一规定实质上赋予了实行产权调换补偿形式中的被拆迁人要求拆迁人交付调换房屋的权利以物权的性质，即被拆迁人的债权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第三人的物权变动不得对抗被拆迁人的物上请求权，故被拆迁人对安置房屋享有优先权。综上所述，本案中王某作为被拆迁人对安置房屋享有优先权，工程公司和李某应履行合同义务将安置房屋交付给王某，第三人夏某应空出其已实际占有的安置房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