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制度源起于19世纪的工业化鼻祖英国和19世纪末的德意志帝国

第一篇：社会保障制度源起于19世纪的工业化鼻祖英国和19世纪末的德意志帝国

社会保障制度源起于19世纪的工业化鼻祖英国和19世纪末的德意志帝国。轰轰烈烈的欧洲工业革命颠覆了原有的社会经济秩序，大量劳动者暴露在工业化大生产带来的种种风险之中：工伤、医疗、失业、贫困、养老等等。工人阶级对生存权利的争取，资产阶级对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国家对社会控制的渴求，最后在一点上达成了妥协：铺设一张基本的社会保障网。

20世纪50~60年代，在经历了二战的巨大创痛之后，西欧、北欧的一些发达国家纷纷建立起以高福利为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人称“福利国家”。根据瑞典著名学者科斯塔〃埃斯平—安德森的理论，福利资本主义可以划分为“三个世界”：

（1）“自由主义”的福利国家：具有普遍性的、低水平的转移支付或社会保险计划，受益者主要是低收入群体，在经过严格的家庭经济情况调查后领取数额不高的国家津贴。国家鼓励市场提供福利项目，造成贫穷的国家福利接受者和从市场获取福利的大多数人之间的二元对立。典型国家如美国和加拿大。

（2）保守和浓厚“社团主义”的福利国家：历史上具有社团主义—国家主义的特色，对市场或社会权利的迷恋都未曾占据主流，强调的是公民权利与阶级和地位相联系。国家随时准备取代市场成为福利提供者，但它对身份差异的支持意味着其再分配功能微弱。典型国家如法国和德国。

（3）“社会民主”的福利国家：所有阶层被包括在一个全民保险体系内，再根据相应的收入划分津贴等级。追求一种最高水准的平等福利，而非别处所追寻的满足最低需要的平等。这个模式将市场挤出，因而建造了一个全民团结赞成的福利国家。所有人为此付出的代价是高税收。典型国家如瑞典和芬兰。参考资料2：

我国上个世纪50年代初建立起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体系，带有计划经济体制之下较为浓厚的“大锅饭”特征和高福利色彩，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正在显示出越来越多的弊端，如医药费用由国家和企业负担过多，缺乏稳定充足的资金筹集渠道；企业与企业之间经营效绩不同，单位与单位之间具体情况不同，职工事实上能够享受到的医疗待遇也会苦乐不均；卫生资源配置条块分割，重复建设，结构不合理，运行成本高；医药费用支出方式不合理，药品浪费严重，等等。按照中央和国

务院确立的医保改革、卫生体制改革、药品生产流通体制改革“三改并举”的原则，北京、上海、深圳等地方积极推进的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就是要通过制度建设和体制创新，协调社会保险机构、医疗卫生机构、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等多方面的权利和义务，促进医疗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优化组合，力争在为城镇职工提供医疗保险服务的问题上，用较低的社会成本支付实现较高的社会公共效益。

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开始实施之后，传统的公费医疗、企业大病统筹将逐渐退出人们的生活，职工生病就医之后，将不再回到单位去报销医药费（也就不再担心自己的医药费能否及时报销），而转向社会保障的渠道，由社会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或个人医疗账户支付。概括地讲，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将实现“四个转变”：由单位自我保障转变为社会互助共济，由单位管理转变为社会化管理，由企业自筹资金转变为职工、企业双方负担，社会筹集，由政府和企业无限责任式的福利保障转变为相关各方权利和义务的高度统一。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是我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中一个难度很大的关键环节，它切合了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继续推进、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化步伐加快、社会老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等客观现实条件，适应并满足了普通社会成员在健康和医疗方面的要求和权利，相信将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扮演一个积极而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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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还存在这样的背景：首先，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传统集体保障赖以存在的基础。经济改革带来了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利益主体的多极化和市场竞争的激烈化。原有的建立在人民公社体制基础上的集体保障逐渐丧失了稳固的依托和存在的现实基础。同时，劳动力的市场化和劳动者的自由流动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使得大量在城市务工的农村劳动人口同样需要得到与城市劳动者相仿的社会保障，打破了传统城市劳工保障制度的壁垒。其次，集体保障的制度性缺陷。主要表现为内容单一，运行缺乏制度、资金支持，结构僵化，根本不适应广大农村居民身处多重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现实。第三，整体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需要。在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大趋势下，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和“养儿防老”传统观念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由于农村社会经济水平相对较低，如果不能在制度上对农村居民实施一定保障，控制人口增长将会困难重重。第四，国际影响。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势必带来相关经济制度和社会政策的国际化趋向，尤其是随着我国加入WTO，农业产业化会越来越明显，农业溢出的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农村居民可能承受的社会风险也会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已是国际潮流。因此，不要说农村，就是城市社会保障体制也不得不面临变革。

参考资料4：

自1986年以来，我国民政部等部门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探索：

（1）建立社会养老保险。1987年3月14日，民政部发布《关于探索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报告》，上海、大连等城市下的一些农村自发地进行养老保险制度的试点。1991年1月，国务院正式决定由民政部负责开展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试点工作。民政部在总结各地实验探索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经验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同年6月，民政部在山东省组织了较大规模的试点。1992年，民政部在武汉主持召开经验交流会，推广武汉、山东的经验。1993年12月，民政部在江苏省张家港市召开全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会议，宣布将这项工作推向全国有条件的地区。1995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意见的通知》指出，在农村群众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基层组织比较健全的地区，逐步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措施，对于深化农村改革、保障农民利益、解除农民后顾之忧和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具有深远意义。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针对农村居民的正式的社会保障制度。此后，民政部依照国务院部署和《经济与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要求，结合试点经验的总结，有计划地扩大试点，进一步在有条件的地区建立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截止到1998年底，全国已有2123个县（市）和65%的乡（镇）开展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农村人口有8025万人，全年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收入314亿元。

（2）恢复和完善医疗保障。近几年，不少地区农村认真总结了合作医疗的经验教训后，根据当地的经济水平、医疗条件和群众意愿，因地制宜地试办合作医疗、合作医疗保险和健康保险等多种形式的集资医疗保障制度。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十分重视农民的医疗保障，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要“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199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积极稳妥地发展和完善合作医疗制度”的任务。

（3）改进社会救助。在社会救助上，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的社会救助主要是以单纯性的发放救济救灾款为主要手段。1985年以后，社会救助的方法和手段有了重大的改变，体现为：实行救济救灾同扶贫扶优相结合，把社会救助的重点转移到全国8000万贫困户的脱贫致富上，特别是开展对“老少边穷”地区的重点扶持；救济款的使用采取无偿使用和有偿使用相结合的方法，缩小无偿使用的范围；救济款的管理变单纯行政管理为行政与经济手段相结合。1985年5月9日，民政部召开扶贫扶优经验交流会，对帮助优抚对象和贫困户脱离贫困的具体方针、措施等一系列具体问题提出办法。1987年6月26日，民政部发出《继续做好60年代初精简退职老职工救济工作的通知》。1989年12月4日，民政部发出《关于救灾扶贫周转金使用管理几个问题的通知》。同年12月29日，民政部发布《全国救灾扶贫经济实体管理暂行办法》。此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进一步重视农村贫困问题，加大对农村贫困人口的救助力度，1994年制定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基本内容是利用1994-2000年的7年时间，采取财政、金融等方面的政策扶持措施，帮助贫困地区的8000万绝对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状态。到1998年底，全国农村净减少贫困人口近2000万人，农村剩余贫困人口减少到了4210万人，其中贫困县减少贫困人口约440万，剩余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2180万人。

（4）强化优抚工作

1986年以后，国家对优抚制度的改革措施主要体现在：扩大补助面、提高抚恤标准。自1981年开始，国家就有步骤地改进对烈属、复退军人定期补助和对家居农村的义务兵家属的优待

办法，1997年、1999年和2001年先后三次调高抚恤标准；实行国家、社会、群众三结合的管理办法和优抚制度；改进优抚安置办法，成立军地两用人才开发中心。1988年7月，国务院制定和颁布了《军人优抚优待条例》，标志着我国优抚工作向制度化、法制化和社会化的方向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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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再就业问题，要集中力量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大力开发就业岗位。要坚持把抓好发展作为促进就业和再就业的根本途径，确立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并举的发展战略，积极培育和发展新的就业增长点，大力发展吸纳劳动力容量大的产业和企业，鼓励劳动者自谋职业、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就业岗位增加的目标。第二，全面落实再就业扶持政策。要全面落实鼓励企业吸纳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政策，充分运用税收减免和社会保险补贴等项政策，根据需求发展各类服务性企业，开辟一批面向社区的服务网点和实体，更多地吸纳下岗失业人员。全面落实鼓励下岗失业人员自主创业、自谋职业、合伙经营等方面的扶持政策，把减免税费和小额贷款政策落实到位。全面落实鼓励国有企业挖掘内部潜力分流安置富余人员的政策。全面落实对有特殊困难人员实行再就业援助的政策。第三，增加再就业资金投入。充分运用财政、税收、信贷等手段，加大再就业资金投入，增强对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援助。各地要切实调整支出结构，在财政预算中安排一定数量的再就业资金，并逐步形成再就业资金的制度性安排。第四，强化再就业技能培训。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把增强劳动者就业和创业能力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抓，推动培训模式和工作机制的创新，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再就业培训。大力推广一些城市将创业培训与开业指导、小额贷款、税费减免、后续扶持相结合，为下岗失业人员创业提供一条龙服务的经验。第五，进一步搞好再就业服务。大力改善公共职业介绍服务机构的设施和手段，进一步探索和完善再就业服务的运行机制，实现再就业服务体系的制度化、专业化和社会化，尽可能为下岗失业人员提供更好的服务。第六，引导下岗失业人员转变就业观念。在全社会加强就业观念教育，摒弃只有正规就业或端“铁饭碗”才算就业的传统观念，树立从事非全日制、临时性、季节性等灵活形式工作也是就业的观念，树立职业平等和劳动光荣的观念。第七，落实下岗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继续做好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进一步做好“三条保障线”的衔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