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村支书受贿罪案例分析
村支书受贿罪案例分析
一、案情简介
2002年至2010年，犯罪嫌疑人郑其优在担任浙江省郑村村村书记、村经济合作社社长期间，在与相关单位等业务往来中，利用村书记、经济合作社社长主持全面工作，负责经济工作的职务便利，收受他人的钱款，在2002年至2003年期间为他人在办证、购买土地过程中提供帮助，帮助他人谋取利益，涉嫌受贿罪，金额共计人民币238000元。其中，郑其优为在2002年至2006年期间收受他人钱款226000元，2006年以后收受12000元。
二、争议焦点
对于本案的定性，存在两种不同的不同意见：
1．郑其优构成受贿罪，以受贿罪名起诉。理由如下：
第一，郑其优符合受贿罪的犯罪主体要求。根据《刑法》解释，村基层组织人员在特定条件下即当村基层组织人员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时，以国家工作人员论。2000年郊区镇党委任命郑其优担任村党支部书记，镇农工商总公司任命郑其优担任村经济合作社社长。因此犯罪嫌疑人郑其优的主体身份符合《刑法》规定，是国家工作人员。第二，郑其优在客观行为上符合“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情形。郑其优于2000年至2010年3月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经济合作社社长期间，协助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村全面工作，包括从事村土地的经营管理即土地出让、流转及租赁事宜，并代表村办理了清塘服饰印花有限公司、恒盛五金厂、兴达钢模钢管厂办理国有土地出让手续，且在办理国有土地出让手续过程中以村名义为上述企业办理立项申请、国有土地使用申请、地块测量、土地评估、土地政府征收费用减免申请、交纳相关税费、领取国有土地使用证等事项，故犯罪嫌疑人郑其优符合“利用职务之便”的构成要件。同时，郑其优在担任村书记、村经济合作社社长期间，在与相关业务单位业务往来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的钱款，为他人谋取利益，金额共计人民币238000元，已经涉嫌受贿罪。
2．郑其优的行为定性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应当作相对不起诉处理。理由如下： 06年刑法修正案(六)生效之前，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根据刑法只对公司、企业人员受贿处理，公司企业人员以外的人员没有处理的依据，一般也就不处理。郑其优不属于公司、企业人员。2006年6月29日以前，郑其优的行为不构成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6月29日以后，郑其优的行为符合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在2006年6月29日刑法修正案(六)生效之后,被告人郑其优收受他人元12000元，但请托事由还是为2002年至2003年期间在办证、购买土地提供帮助，本案起诉仍存在风险。因此，应当对本案作相对不诉处理。
三、案例评析
我同意第二种观点，即郑其优的行为定性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应当对其作出相对不起诉的处理。
1．主体方面，郑其优不能认定为“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也不是公司、企业人员。作为村基层组织人员，其应当属于“其他单位”人员。村基层组织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身份认定标准是其所从事的工作是否属于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郑其优在担任村的党总支书记、镇农工商总公司村经济合作社社长其所办理的土地方面的工作，因为土地的性质为集体所有，其工作不属于“国有土地的经
营和管理”，也不符合其他几种情形。故不符合“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之情形，不能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2．本案所涉及的法律溯及力问题。
2006年6月29日开始实施的刑法修正案第七项对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进行了修订,将该罪的主体扩大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工作人员,其罪名也相应修订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该罪的犯罪主体是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客观方面表现为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行为。高法、高检《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刑法规定的“其他单位”，既包括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等常设性的组织，也包括为组织体育赛事、文艺演出或者其他正当活动而成立的组委会、筹委会、工程承包队等非常设性的组织。被告人郑其优身为村民组组长，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的“其他单位人员”。
3.关于请托事由与收受他人钱财时间分离的问题。
对于请托事由与收受他人钱财时间分离的问题，在这里表现为事后收受钱财。对国家工作人员在职期间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在离（退）休后收受他人财物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有相关的司法解释：是否构成受贿罪要看行为人在职时是否和送财人有事先约定，这种约定在谋取利益上就表现为是否有承诺，如果事先有请求和承诺合意，那么在离休和离职后接受财物就是受贿犯罪行为。如果事先没有请求和承诺的合意，在离休和离职后接受财物就不能认定为受贿犯罪。
但本案的情形有特殊性。郑其优在2002年、2003年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时候，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此行为是犯罪，在2006年6月29日以后（具体是2007年、2008年期间），郑其优因为02年和03年的请托事由收受了他人12000元。收受他人财物和为他人谋取利益都是构成受贿罪的必备要件，在本案中，这两个要件之间出现了时间上的断层，其中一个要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时发生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该行为为犯罪的时期，而另一个要件（收受他人财物）则是发生在新法生效后的时期。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行为人在为他人谋取利益时，法律并没有规定此为犯罪，但数年之后，又以新法为标准，要求行为人承担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他人贿赂的责任，这有不合理之处。因此，如果以新法来追究行为人受贿罪的刑事责任，有较大的风险。所以，我认为应当对其作出相对不起诉的处理。
从事公务，是指代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履行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责。公务主要表现为与职权相联系的公共事务以及监督、管理国有财产的职务活动。
根据有关立法解释的规定，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视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乡（镇）以上中国共产党机关、人民政协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司法实践中也应当视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从事属于村民自治范围的经营、管理活动不能适用《解释》的规定。
第二篇：受贿罪案例[范文]
受贿罪案例
兴化市财政局原财政资金管理处副主任施恂涛，因掌握财政信用资金管理的大权，曾一时红得发紫。然而，他坐上这把交椅后就利令智昏，７个月内竟受贿１８万元，结果将自己的人生中年送进了紧闭的铁窗。
现年３９岁的施恂涛，１９８２年调入兴化市财政局任办事员，１９９２年１１月担任该局资金管理处副主任。１９
９５年下半年，施恂涛通过在某银行兴化支行信用卡部工作的一个关系甚密的朋友徐某（已另案处理）介绍，结识了大邹镇木地板厂厂长陈学会，陈自称：厂里的形势比较好，但缺点流动资金，想请施帮忙借一点。施恂涛因与陈某刚相识，当时没有明确答复。１９９６年春节前，为达到“借点流动资金”的目的，陈便主动上门联络“感情”，买了名烟名酒去了施家，还塞给他儿子１０００元“压岁钱”。春节过后，某镇财政所负责人根据镇里的创收要求，想将闲置的５０万元资金放出去收点利息，于是找到施恂涛说明了意图。真是天上掉馅饼，一个要借，一个要放，于是他当即为陈某“搭桥”，并根据财政所负责人的要求在协议书上签字担保。
陈学会得到贷款后的某个星期天，徐某打电话邀请施恂涛来到兴化支行自己的办公室，几句客套话下来，陈学会便递给施３扎百元面值的现钞，虽说是在徐的办公室，又是这么大的额度，但施恂涛觉得都是朋友了，因此略推辞了一下，就将这３万元现金装进了口袋。
不几天，陈学会告诉施恂涛，上次所借的钱，归还了银行欠款，便向施提出要再借点钱。
俗话说，拿了人家的手短。收了陈３万元贿赂，施恂涛当然要为陈办事。同年４月，施恂涛与某物资公司经理顾某闲谈，顾某抱怨生意不好做，说有５０万元资金宁可放贷。“听者留心”，施恂涛又关顾上了陈，再次由他作担保，将这笔款全部贷给了陈。
由施恂涛担保借给陈的某镇财政所的５０万元资金到期了，镇里打电话要求施恂涛将那笔贷款收回。陈向某银行卡部徐某提出用透支的办法来偿还。在这种情况下，徐某同意透支了２０万元。
尚缺３０万元，怎么办？施恂涛只得带着陈某，向某信用社主任盛某借得３５万元，其中３０万元用于归还某镇财政所，另５万元用作归还该信用社的利息。
“你搬家，我不一定有时间来，这钱作为我的贺礼。”同年７月的一天，陈学会来到施恂涛定购的新住房里，又送给他２万元，施恂涛再次“笑纳”了。
同年８月，某塑料厂有闲置资金６０万元，找某局一名负责人想请资金管理处托放，施恂涛考虑到资金管理处没有这种业务，也就通过盛某放给陈，并由他作了担保。
“这次多亏你帮忙。”借款后的一天晚上，施恂涛又一次心安理得地收受了陈某送给他的３万元贿赂。
行贿者的目的，往往都是以小的“投入”换取大的“回报”。为了在施恂涛身上获得更多资金，陈学会不惜花重金收买施恂涛以达到自己的非法目的。同年９月，陈又找到施恂涛，说厂里销售不佳，想到东北去办厂，请他再帮忙解决资金。施恂涛带着陈再去找盛某想办法，经不知底细的副局长同意，盛某就到资金管理处办理了２００万元财政周转金的存款业务。后来，陈某就将这２００万元十分顺利地借到了手。
“这次多亏你帮忙，这点意思请你收下。”同月底的一天中午，陈来到施家，拿出事先准备的一只布袋丢在北边房间里。后来他岳母到他家里，看到布袋里全是钱，感到惊讶。他与妻子一数，整整１０万元！
从１９９６年２月至１９９６年９月，仅７个月时间，施恂涛就为陈学会擅自担保借款２４５万元并出谋划策骗贷２００万元，先后４次从中收受陈送给他的贿赂１８万元。
后来，兴化市公安机关在追逃专项斗争中，将携款潜逃、造成银行和信用社巨额贷款难以收回的陈学会从安徽抓获，陈学会的归案牵出了施恂涛的受贿问题。
２００１年９月２５日，兴化市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施恂涛有期徒刑１３年。 蔡明泗 杨 雨
第三篇：特定关系人受贿罪特点分析
特定关系人受贿罪特点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规定了特定关系人受贿犯罪（以下简称规定），将国家工作人员特定关系人受贿行为纳入惩治范围，突破了在非共同犯罪的情况下受贿罪的主体只能是国家工作人员的传统判断，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查处提供了有利的法律依据。根据该规定，特定关系人受贿罪与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相比
较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1、犯罪主体具有宽延性。将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和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列为受贿罪的主体，进一步扩大了该罪的主体范围。首先，在近亲属方面，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这些都是以血缘、亲情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家庭团体。近亲属虽不能实施利用职务便利的行为，但可以其近亲属身份，单独向请托人索取或收受贿赂，甚至可以假借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其次，在其他关系密切的人方面，包括国家工作人员的同学、朋友、情人以及利益共同体等关系密切的人，只要是能够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关系密切的人，都可以成为该罪的主体。
2、客观方面具有特定性。该罪客观方面表现为特定关系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其一，所谓“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就是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主管、负责或者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权力所形成的便利条件。其二，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即利用其职务上形成的上下级之间的隶属关系、同事关系、与其他部门或单位之间的工作关系。其三，为请托人谋取的利益必须是不正当利益，即依法不应当得到的利益。
3、主观方面具有独立性。特定关系人受贿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按照“两高”对特定关系人收受贿赂问题的解释，特定关系人只能以共同犯罪的身份出现，在主观要件上不能脱离国家工作人员的主观。而按照《刑法修正案
（七）》之规定，行为人在主观故意方面并非必须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其在主观上可以脱离国家工作人员的意思，而独立存在，该国家工作人员是否知情并不影响特定关系人的主观犯罪构成。因此，按照该规定，主观方面更具有独立性。
第四篇：村支书党性分析材料
本人于xxxx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党龄10年，2005年8月到xxx村委工作至今。
一、学习情况及体会
自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以来，我按照要求，能够坚持按要求去做，并坚持自学。按要求完成读书笔记，撰写心得体会。通过学习，自己更加深了对党的性质、宗旨的认识，加深了对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解，理论水平有所提高，宗旨观念和党性观念进一步增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更加牢固。
二、个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在认真学习的同时，围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具体内容的学习，对照自己平时的实际工作及思想动态，特别是党性分析阶段开始，村支部的同志们和我进行了谈心，根据同志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自己又重新查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其成因以及危害进行更深层次的剖析，以期达到自我教育、自我提高、自我完善、修正缺点、增强党性的目的，结合《新时期共产党员先进性标准要求》和《党章》、先进事迹，我认为还有以下不足：
1、政策理论水平不够高，运用理论去指导实际工作不够。存在着素质能力不适应，知识透支现象，虽然平时比较注重学习，但学习的深度不足，学校内容也不系统、不全面，学习中通读文章、文件，听辅导报告，看报纸较多，认真坐下来研究少。有时只注重现学现用的内容，有时忙于事物的应酬，保证不了足够的学习时间，现代科技和市场经济知识学得少，真正弄懂得更少，很不适应当前工作的要求。
2、和同志的沟通不够，和同志密切联系不足，不能经常性的开展谈心活动。
3、思想观念需要进一步更新。改革开放的思想观念不够强，创新意识、思维和办法还有待提高。体现在日常农村工作中的能力不足，缺乏对新情况的了解和分析。
4、工作作风还不够扎实。在工作中对问题的理解只在表层上，找不到发生问题的原因，缺乏对工作环境的重新认识。
三、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1、对理论学习重要性认识不够。虽然在学习和工作中，我能够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纲领、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基本经验，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能够按照镇党委及村总支部、村委的要求工作，在大事大非问题上，能够头脑清醒、立场坚定。但分析自己在思想、工作、作风上存在的种种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对学习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学风不够端正。没有从自己是党的先锋队一员，肩负着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历史责任的高度去认识学习的极端重要性； 没有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并从自己的差距和不足中去认识学习的紧迫性。因而不能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对待学习，即使读一点书，也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没有真正掌握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不仅如此，学风也不够端正，学习中，不注重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不注意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论的应用。因此，也就不能运用理论去很好地思考问题，说明问题，有效地解决问题。
2、党性修养不够强。自己在工作创新意识各方面表现，其深刻根源是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观树立得不牢，忽视了党性修养。也说明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理想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事业的现实工作在信念上的结合，多是从朴素感情出发的，还没有完全建立在理性的党性修养基础上。所以产生了宗旨意识、大局意识、群众意识较淡薄，思想状态、精神状态、工作状态不够的现象。
3、自满自足，忽视了世界观的改造。总觉得从小接受的就是革命传统教育，又入伍二年接受教育，对党、对社会主义有了很深的感情，工作中的一言一行和所作所为都是想把村委当成自己的家，都是想尽力把工作做好，还是能够经得起组织检验的； 工作上也有很强的敬业精神。由于自己有自我满足的思想，因而忽视了自身世界观改造，标准降低，引起放松。没有真正树立起正确的现代农村干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没有能严格按照党章和党员标准要求自己，造成了工作作风不扎实。
4、对廉政建设紧迫性的认识不深。自己对党惩治腐败的决心和力度是相信的，但是看到日益严重，不断滋生的腐败现象，深感忧虑，能否彻底根治腐败信心不足。自己认为关键是把住自己的门，社会上的事情虽然看不惯，但自己也管不了，把自己管住，原则问题上不出错就行了。这种对自己随大流，洁身自好的心态是廉政方面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四、整改措施
按照先进性教育的要求，通过学习，自我剖析，提高了认识，振奋了精神，进一步增强了改造世界观，提高自身素质，做好各项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我要按照党员的标准要求，修正和克服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实实在在替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并制定以下整改措施。
1、加强理论学习，提高自身思想素质。政治上的坚定来自理论上的清醒。只有勤奋学习，才能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和判别是非的具体标准。要做一个合格的村干部，协助村委各项工作，就必须注重学习，尤其是面对知识经济的时代，信息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因此，无论工作多忙多累，我都要切实地把理论学习作为自己的第一课，把学习作为自己人生的组成部分，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自我加压、认真学习、勤于思考。每个星期均要挤出不少于四个小时的自学时间，重点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基本理论的掌握、理解和运用上，做到深入而不肤浅； 系统而不零碎；联系实际而不空谈表面。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更新观念，勇于创新。同时我还应根据工作需要和自己实际，坚持学习相关理论知识，加强法律、经济、政策的学习，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开拓自己的视野，扩展知识面。
2、进一步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增强宗旨意识。理想信念是人安身之命的根本。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基层干部，应该时刻把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放在首位，把它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奋斗动力和行为坐标，立党为公，甘于奉献。在具体工作中，个人利益永远服从于党和人民的利益，不断增强创新意识，使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要从先进党员的良好形象出发扎实工作，争当先锋党员，争做实践“三个代表”的模范。
3、树立开拓创新的精神，保证工作中的活力。虽然去年8月份来村委工作有些问题，对上级组织的下达的任务尽心完成，但我还需要进一步更新观念，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工作中勤于思考，多发现问题，多想办法，多出路子。
4、搞好廉政建设和提高工作作风。要牢记党的宗旨，牢固树立为党为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要把个人的追求融入党的事业中、村委的工作中、为民办实事的伟大工程中。正确对待权力、金钱、名利，时刻遵守党的章程，认真履行党员义务，自觉维护党的形象，做到思想上、言行上与党总支部保持高度一致。从思想上筑起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坚固防线，增强拒腐防变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堂堂正正做人，真正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经得起考验，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在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敢于抵制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努力做到勤政廉政。坚持按照“三个代表”主要思想和“两个务必”的要求，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时刻用共产党员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约束自己，练好自身内功，增强拒腐防变的自觉性。总之，面对新的要求、新的任务，自己要振奋精神，加倍努力，出色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力争为党、为人民多作贡献； 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多想办法、多出路子。以上是我的党性党风的剖析，如有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出。
第五篇：辩护词(贪污受贿罪)[范文]
辩 护 词
[提要]：犯罪构成要素，是一个行为被认定为犯罪所必需具备的基本特征，且缺一不可。关于滥用职权罪，本案无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XXX有“滥用”之主观故意，亦未充分证明有滥用职权之客观行为，犯罪构成要件四缺二，何以定罪？关于贪污罪(5件)和受贿罪（4件），存在部分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对于该部分也应当依法不予认定。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XXXXXX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XXXX及其家属的委托，指派XXX、XXX律师担任其一审辩护人，参与本案的诉讼，依法履行辩护职责。依据案件的事实和证据，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一、关于滥用职权罪，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一）未能充分证明XX主观上滥用职权之故意
滥用职权罪主观上重点要突出的是“滥用”二字，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本案事实并非如此。XX2014年9月14日亲笔供词及其多次供述均证实，在X县政府组织XX局、XX局、XXX局、XX委等部门召开的会议上，就配套资金不足的问题，XXX书记已经明确指出，钱是没有的，“XXXXX”。具体到XX站XXXXX的翻新改造方案而言，并不是XXX、XX私自决定，而是在领导指示做“技术操作”的前提下，向XX局汇报后由两位局领导在开会时做出的决定。XXX200XX年10月30日、200X年元月1日两份工作笔记及揭先阶的供述都以不同的形式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印证。并且去XX电机厂也 1 是由XX局领导带队前往考察。可见，公诉机关指控称XX、XXX阶“不经批准，擅自同意”翻新改造方案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
庭审中我们得知，更新改造项目的资金由三部分组成，其中县一级配套资金XX%，对应金额为XX余万元。正是因为这部分资金的缺口，才导致“进行技术操作”（县政府组织会议上XX讲话）。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套全新电机市价XX余万元，招投标文件中给出的底价却只有XX万元，试问，以近乎一半的价格如何能买到全新的电机？X县政府、XX局做出这样的决定尚且可以被原谅、不被追究，奈何给忠于履职的基层公职人员扣上这么大的一顶“黑锅”？
要判断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故意，不能仅凭主观臆断，还要结合其认知能力。XX不过是一名XX站的站长，上有建管办、县XXX局、县政府三级领导。“官大一级压死人”。就XX的职务地位和认知能力而言，水利局和县政府的会议决定是足够权威的。在领导明确表态后，XX始终认为自己是在正确履行职务，从不曾想过要私自变更设计方案，况且这样做与已无任何利益。
另外，旧设备折价款XXX万元打到水利局账户、旧电机按照县政府协调会议的决定交给XXX、X厂监工XXX向XXX局局长汇报监督情况等一系列客观事实已经足以证明，在翻新改造方案的实施过程中都掺杂着上级领导和部门的参与、默许，XX的整个行为都是正常的履职行为，丝毫体现不出主观上滥用职权的故意。
（二）滥用职权行为何在，公诉机关未充分举证
1、对于被告人XX有怎样的滥用职权具体行为，公诉机关未尽到充分举证的义务。从行为人主观方面来区分，滥用职权罪属于故意犯罪，必然对应有具体的实施行为。然而，在本案的起诉书中，我们只看到这样的表述：“在XXX承诺给予XXX、XX二被告人好处费后，二被告人同意了XXX的要求”、“被告人XXX、XXX滥用职权，不经批准，擅自同意更改合同”。但是在庭审举证、质证过程中，我们没有看到用来证实“XXX承诺”后“二被告人同意了XXX的要求”、“不经批准，擅自同意更改合同”的相关证据，更谈不上得到充分证明。如此主观臆断，完全背离了以事实为依据的办案基本原则，更有“欲加之罪”的意味。
2、设计方案变更不在XX职权范围内，不存在滥用职权之空间。根据现有的一份证据，XXX函[200X]XX号文件印发的《XX省大型XXX站更新改造工程设计变更有关规定》，对于重大设计变更，“由设计单位提出，监理单位初审，项目法人委托设计单位编制设计变更报告，XX行政主管部门上报原审查、审批部门批准。”由此说明两个问题：第一，编制设计变更报告应由项目法人委托设计单位实施，而不是由项目法人自己实施，更不可能由项目法人下的某个职员负责，也就是说，编制设计变更报告不在XX职权范围内；第二，变更方案应由相应的XX行政主管部门上报审查或审批。可见，相关文件已经明确，XX是不具有变更设计方案的权限的，根本不存在滥用职权的空间。
3、现有证据足以证明，翻新改造企业对旧设备的取得与XX没有任何不当之关系。
如果要对XXX进行翻新改造，必需要有一个前提，即向翻新改造企业提供原有的旧设备。这个过程中就可能出现滥用职权的行为。然而，拍卖资料，XX的供述，以及XXX、XX的证言均证实，半路XX站的XX机是通过XX拍卖的规范化程序处理的。原拍得人XXX违约后，经政府组织召开协调会才被XX取得旧电机。整个过程中，XX并没有职权、更没有利用职权操控旧电机的去向和拍卖价格。
（三）公诉机关对损害结果之认定不客观、不准确，有失公允
1、公诉机关出示的鉴定意见书显示，对XX和XX质量的鉴定时间是20XX年X月XX日，而案发时间是200X年。辩护人认为，200X年设备安装完成至鉴定基准日时已投入使用六年之久，在使用过程中必然造成机器自然损耗和零部件损坏。根据目前设备的状况制作的鉴定意见书根本不能证明200X年时XX和XX的质量状况，更不能据此推断XX和XX存在质量隐患，鉴定意见不客观，不具有证明力。
与以上鉴定意见截然不同的是，20XX年X月X日的《工程验收鉴定书》证明，XXX机经自评、复核、复查及质量监督中心站确认均为合格。并且证人XX、XX、XX的证言高度一致地认定，“改造后的电机各项性能参数都达标，质量不亚于XX机”、“改造后的X机各项性能参数都达标，与XX机质量上没有多大差别”。更何况，20XX年X月XX日X省X厅代表国家对该工程做了《X机组启动验收鉴定书》，结论是“通过分部工程验收，质量合格机组运行正常，通过了技术预验收，遗留问题已解决。机组启动验收委员会同意通过XX县XXX站更新改造工程机组启动验收。”并附有委员会自省XX厅XXX主任委员及以下相关部门领导、专家共X人的签名。面对这样一份比较权威和公正的证据，公诉机关却避而言其他，没有对证据之间出现的矛盾给予应有的回应。可见，上述多项书证及证人证言足以否定鉴定意见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2、“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XXXX.XX万元”的指控缺乏最基本的事实和证据基础。
X机翻新支付XXX万元，XXX翻新支付XX万元，于是公诉机关将两者简单相加，认定造成直接经济损失XXX万元。这是不符合案件基本事实的。
一方面，翻新设备不等于报废设备，公诉机关在计算损失时忽略了翻新后设备本身具有的价值，这部分价值应当从损失中予以减除。翻新改造后的设备与新设备的各项参数一致，性能达标，通过了自评和省XX厅代表国家进行的验收鉴定，质量上根本不存在差别，而且设备实际投入使用多年，均未出现过明显的质量问题和安全事故，其使用价值是显而易见的。辩护人认为，其经济价值或价格也应当不亚于全新设备，或者相差无几。然而，如此重要的大型设备，在公诉机关眼里竟然价值等同于零，着实让人难以接受。
另一方面，在设备翻新改造过程中，从翻新企业获取了百余万元的回款。比如X机改造项目，XX局收到XX支付的废旧设备款XX万元；XXX改造项目，日立公司向更新改造办公室返款XX万元。XX局和更新改造办作为政府部门，以上收回的共计XX元款项仍然归属于国有，所以，在认定造成的损失数额时是否也应当予以扣除呢？
在翻新改造后设备价值不亚于新设备的情况下，从设备改造单位又获得返款XX万元，总的来看，并没有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既然公诉机关指控有损失，从目前的证明情况来看，具体损失数额是 多少还有待公诉机关进一步举证证明。这也恰好说明一个问题，公诉机关指控造成直接经济损失XXX万元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因此，不论从XX的主观方面，还是从客观行为方面，本案都不具备滥用职权罪的构成要件，至少是没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
二、关于贪污罪的指控
1、关于从XX站借款X万元后以工程成本名义核销，仅有XX口供，不足以定案。
仅有被告人供述，不能认定有罪。关于该指控事实部分，现有证据仅XX本人的供述，而没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更何况在补充讯问及庭审询问时，XX供述均称根本记不清楚之后如何处理了，并未承认以工程成本名义核销一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因此，在没有其他任何证据印证的情况下，仅凭XXX的供述仍不能认定其构成犯罪。
当然，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正如XX在庭上供述称，自己对上述事实的表述与XXX装置一事记忆上发生交叉，属于同一件事情在不同时期的两种表述，最后被错误理解为两件事实。在合理怀疑没有使用证据予以排除之前，该事实不应被认定。
2、指控XX伙同XX私分X万元拆机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从表面来看，公诉机关用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有XX的供述和XX的证言。然而，自补充讯问时起，XX对之前供述的合法性和真实性均予以否认。事实上，同案被告人XX自始至终都没有承认过相 6 关事实。如此看来，本案指控XX、XX私分5万元拆机费，当事的三人中就有两人不认可，能支持公诉机关指控事实的仅有XXX一人的证言。刑事证明的标准要求达到结论的唯一性，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单纯从数量上来看已经是二比一，在如此大的证据冲突之下，公诉机关何以认为达到了起诉的证明标准呢？
从检察机关的补充卷中我们注意到，XX在写给XX的纸条中直言拆机费一事“假的就是假的，真不了”，并劝其坚守事实真相。辩护律师认为，该证据以特殊的形式出现，更能反映出案件客观真实的一面。
另外，结合XX称“为了配合办案”的辩解意见，我们有理由相信，XX之前的供述和XX的证言系受到侦查机关诱导所致，除非公诉机关有足够证据证明取证过程的合法性。
3、指控XX代购装载机时贪污XX元，犯罪主体和客体均不适格。
XX的供述和XX的证言共同印证了一个事实，即XX委托XXX是以个人名义帮XX公司采购两台XX机。购买XX机是一个民事行为，在买卖合同关系和委托关系中XX公司和XX都是民事主体。XX个人及其所在单位与XX公司之间并无隶属关系，其作为一个民事主体为XX公司实施代购的行为本身并不违法。既然是代购，那么XX在这一行为中付出了劳动，为什么就不能获利呢？
更何况，XX公司作为一个民事主体，既非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也非集体，即使XX公司多支出了费用，也不能认定是国家或集体财产遭受了损失。指控XX涉嫌贪污XXX元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犯罪主体和客体均不适格。退一步来讲，即使指控的罪名成立，XX贪污的数额也应当是XX元，而不是XX元。该XX元费用中有XX元系用于办理车辆手续，是为购买XX实际支出的合理费用，并没有被XX个人占有。据XX证言称，XX将办理XX手续的发票共计XX元在X站的XX安装费项目中报销。仅凭该证据并不能证明XX侵占了这XX元报销款，理由有三：其一，XX证言只能证明报销费用的事实，不能证明报销款项被XX个人占有；其二，XX多次供述称报销的是其他公用开支，有些事项没有发票报销，于是就用上述XX购置手续的发票冲抵，其辩解理由合情合理；其三，发票报销后XX并没有以现金的形式从XX处领取款项，该事实也印证了XX关于冲抵其他公用开支的辩解意见。可见，公诉机关认为冲抵的是XX的个人借款，现有证据却无一能证明这一点。
三、关于受贿罪的指控
1、指控XX收受徐晓兵XX万元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XX收受徐晓兵XX万元的事实已经被检察机关和法院否定。据了解，XX案已经由XX县人民检察院起诉、XX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在起诉书和判决书中均未提及XX向XX行贿X万元之事。可见，XX行贿XXXX万元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检察机关和法院均不予认定。众所周知，行贿与受贿两个罪名是相辅相成的。没有行贿，何来受贿呢？在相同的事实和证据条件下，一方面认定XX贿事实不成立，另一方面又认定XX有受贿的行为，这岂不是前后自相矛盾。
假设XX真收了XXX万元现金，那么如此大的一笔钱去了哪里，有没有相关的银行走帐记录？有没有消费使用记录？为什么其家人 8 没有任何察觉？面对这些质疑，公诉人在庭审中也坦承，对于行贿受贿这类隐密型的犯罪行为而言，客观上没有更多的证据，也不可能取得更多的证据。既然没有证据、取不到证据，又如何能说本案达到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起诉和定罪证明标准呢？
（2）对于指控事实而言，证据的质和量均显不足。
从证据种类上来看，公诉机关对于上述指控事实的证明仅有XX的供述和XX的证言，没有诸如书证、物证、鉴定结论、视听资料等客观证据，证据种类单一；从证据的证明力上来说，只有言词证据，该类证据可变化性较大，证明力较弱；从证据数量上来说，只有被告人供述和一名证人的证言，难以形成有力的印证，更何况XX相关的证言仅有一份。
（3）XX证言未接受庭审质证，不符合证据采信的程序要求。根据程序法规定，没有接受庭审质证的材料，是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在辩护律师书面提出证人出庭的申请后，在被告人要求与证人当庭对质的情况下，作为公诉机关指控XX受贿的唯一证人XX仍然没有到庭接受质询，其证言的合法性及内容的真实性均处于不确定状态。在追求庭审中心化的司法大背景下，法官对案件事实的“内心确信”应当建立在庭审证据的举证、质证基础之上，才能真正做到“以事实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
（4）被告人XX并不认同自己之前所做的关于收受XXX万元的供述。
在与辩护律师的交流中，XX一直坚称系受办案机关诱导所致，是为“配合办案”。办谁的案？办XXX的案。上述观点在证据上可以得到印证——XX20XX年X月XX日亲笔供词（XXX）交代收受XXXX万 元现金，XX随后于20XX年X月X日供述中才承认向XX行贿10万元。XX的供述在前，XX证言在后。XX作有罪供述的利益出发点就是可以指控XX行贿，作为立功表现以换取自己从轻或减轻处罚。然而办案人员对XX的承诺并没有兑现，XX的供述反倒被利用来作为指控其受贿的证据，XXX却并未因此受到追究。
据悉，XX案目前已经由XX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不论是在庭审期间，还是在目前的上诉阶段，XX都在通过口头和书面的方式向法庭反映自己在侦查期间遭受到刑讯逼供的情况，其中就包括承认向XX行贿X万元一事。
依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刑讯逼供、诱供得来的言词证据依法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和作出判决的依据。鉴于XX和XX的有罪供述有被刑讯和诱供的可能，公诉机关又没有举证证实取证的合法性，由此取得的言辞证据最终也没有经过庭审依法予以排除，在这种情况下，谁能断言XX受贿XX万元就一定是存在的呢。
（5）从证据的内容上来看，关于行、受贿XX万元，XX的供述与XX的交代其实并不一致，无法在证据上形成印证关系。
不同于对其他犯罪事实的陈述，XX关于行贿过程的描述极其简洁，三两句话带过，并且在少有的一个细节上还做出了与XX相矛盾的供述。比如，钱是用什么东西包装的。XX说是黑色塑料袋包装，XX却说是用报纸包着。可见，正是因为供述内容的不真实，才会导致证人无法细致描述事实经过，才会在细节上无法做到一致。
2、指控XX索取XXXXX万元，“索贿”情节证据不足。对于收受XX万元的指控，辩护律师同意XX今天在庭审中的意见。但对于索贿情节，辩护律师则认为，公诉机关指控事实不清，证 据不足。从本案证据来看，要证明XX是主动索取还是被动接受，主要依据是XX的供述及XX的证言，两者须达到高度一致方能认定。事实上，证人XX分别于2014年10月9日、2015年1月19日作了两次证言，前者证明系XX主动提出让XX找假发票后帮其抵扣，后者证明XX要求XX用假发票抵扣个人借款X万元。可见，XXX的两份证言前后矛盾。辩护律师认为，此种情形下，为排除XX证言受误导的可能性或因时间较长产生记忆误差，应当采纳其前一份证言，因为通常时间较短记忆更准确，被误导的可能性也更小。另外，被告人XX则一直坚称系XXX主动提出帮忙抵扣余下的X万元借款，并要求XX提供假发票，与XXX第一次供述相吻合。由此可见，对于索贿情节，本案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相反，XXX20XX年X月X日的证言与XX一贯的供述能够相互印证。根据疑点利益归于被告的原则，应认定索贿情节不成立。
3、指控XX收受XXXX万元，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据XX陈述，向XX借款X万元确有其事，但因自己没有钱还，XX没有催要，两人私交甚好，所以至今没有提过还钱的事，但并不表示XX就不还这个钱了。XX回忆称，借钱的时间是在XXX承接了XXX站XX库建设工程之后。可见，起诉书认定XX因收了钱财导致帮助XX顺利承担到工程是不符合事实真相的。
另据了解，XX站XX建设工程名为公，实质上工程的绝大部分是X站员工集资建的宿舍楼。既然是集资建宿舍楼，也就不属于公务行为，更不存在利用职权。事实上，XX员工作为业主共同决定承建单位，XX顺利承担到该工程也不是XX能够依职权决定得了的事。即使有XX收受XXX万元的事实存在，也不能定性为受贿。
4、指控XX收受XX3万元，事实不清。
指控称，“200X年上半年，被告人XX利用担任XX县XX站建管办X主任的职务便利„„随后XX提出将该X万元送给XX”。事实上，200X年XX办尚未成立，其成立时间是200X年X月，XX开始担任X办XX主任是在200X年，所以XX不可能在200X就利用担任XX办XX主任职务的便利实施受贿行为。本案的指控对最基本的事实都认定错误，很难相信公诉机关对本案的指控事实均已查明。
四、被告人XX有多处自首情节，应从轻、减轻处罚
根据法发〔200XX〕XX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规定：“没有自动投案，但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以自首论：(1)犯罪分子如实交代办案机关未掌握的罪行，与办案机关已掌握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的；（2）„„。”
20XX年XX月XX日，检察机关对XX、XX以涉嫌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立案（注意，没有贪污和受贿）。20XX年XX月XX日，XX因涉嫌滥用职权被拘留。从立案、拘留文书中可以看出，XX涉嫌的罪名仅有滥用职权一项，并无涉嫌贪污、受贿罪名。换言之，至少在20XX年XX月X日被刑事拘留之前办案机关都尚未掌握有关贪污、受贿的线索和证据。直到20X年X月X日报请逮捕书中才出现了对XX涉嫌贪污部分事实的陈述，且仅限于XX费X万元、私分XX工程收益XX万元两件事实。
基于《意见》的规定及上述事实，辩护人认为，XX对下列犯罪事实的供述均应认定为自首：其一，关于XX站借款X万元作个人 12 使用后以工程款名义核销，XX最早在20X年X月X日的询问笔录（不是讯问笔录）中已经有了交代；其二，关于代购两台XX机虚开发票侵吞XX万元，XX最早在20X年XX月X日的询问笔录（不是讯问笔录）中已经如实交代；其三，关于收受XXX万元，辩护律师在前面已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论证。当然，这并不影响对自首情节的认定。XX对收受XXX万元现金的供述最早见于XX20X年X月X日亲笔供词（XXX），之后才有了XX的证言，即使构成犯罪也应认定为自首。
依现有证据，对于上述指控事实，被告人XX的供述均在同案供述、证人证言及其他任何一项证据之前，均属于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且涉嫌的罪名是贪污和受贿，与办案机关已掌握的滥用职权属于不同种罪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意见》的规定，均应当以自首论，依法给予减轻处罚。
综上，对于滥用职权罪而言，本案没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依法应当不予认定，即使构成犯罪，被告人XX不论从职务上还是从其行为和所起作用上都处于从属地位，系从犯；对于贪污和受贿两个罪名的指控，XX有多处自首情节，认罪态度较好，且案发后已全部退赃，悔罪态度明显。鉴于以上情节，请求法庭依据“罪刑相适应”，惩罚和教育相结合的政策，以改造为目的，在法定刑范围内判处较轻的刑罚。
此致
XX省XX人民法院
辩护律师：
2016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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