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时35年的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当口

第一篇：在历时35年的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当口

在历时35年的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当口，毫无疑问，转变政府职能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公众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最为期待的内容之一。

时间回到今年的3月17日。当时，刚刚当选为国务院总理的李克强在闭幕后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表示：“必须从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入手来转变政府职能。现在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还有1700多项，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再削减三分之一以上。”

在接下来的半年多时间里，政府确实是做到了“言必信，行必果”。在4月24日、5月6日和9月2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取消或下放了一大批行政审批项目，而在10月2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又部署推进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以期降低创业成本，激发社会投资活力。

从过去这段时间的表现来看，中央政府转变政府职能、削减行政审批的决心很大，而且有很多切实可行的举措。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追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进行政府职能转变？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一共经历了六轮大的机构改革，形成了基本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组织架构和职能体系。但是即便如此，问题也很多，用中编办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说法就是“国务院部门在职能定位、机构设置、职责分工、运行机制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依我愚见，一个最为根本的办法就是要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按照以往的经验，往往就是要政府尽量不干预市场行为，或者说凡是市场能够解决的问题都交给市场，把这种表述换成法律语言，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凡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行政机关采用事后监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事项都可以不设许可。同时，这部法律还对法律以外的行政许可权的设定做了严格限定，明确规定行政规章不得自行设立许可。

是不是意味着控制了行政许可，或者说行政审批的数量就可以视为是限制了政府的权力？这可能是太简单化了政府的行为模式。一个简单的例子是，现代社会存在着各式各样的社会福利，同时还存在着广泛的财政补贴，以往企业只是作为纳税人而存在，但是在现代社会，很多企业往往从政府那里获得巨额的财政补贴。很显然，这些都是《行政许可法》所无法解决的现象。

经济学或者说政治经济学对政府有三个模型。一种是把政府看成“看不见的手”，政府之所以必需是因为它不得不提供一些市场提供不了的公共品——如法律和国防，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如果市场运转良好，政府规模越小越好。但是现在现实生活中，政府并不是只看不

见的手，而是随处可见。为什么？很多人认为，之所以需要有政府，那是为了纠正市场失灵，于是“扶持之手”就粉墨登场了。

不过以上两种模型都无法解释这样一个现象，很多为了追求福利最大化的政策，往往通过后会与其目标背道而驰，无论是政府管制、国有制和价格控制都产生了这种现象。为什么会这样？为此经济学家施莱弗想出了“掠夺之手”这个模型，根据他的观察，政治家的目的并不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是追求自己的私利。

在我看来，这个模型可以解释目前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各种乱象。比如说很多政府之所以设立行政许可，其出发点可能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但是在现实过程中却往往变成不少政府机构和个人寻租的空间；很多旨在促进经济发展扶持企业的财政补贴最后就变成那些和权势者勾兑的游戏。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现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如施莱弗所说的“追求私利”。

更为重要的是，现代政府所能“掠夺”的财富越来越多。40多年前，一位学者如此评价美国政府：“近十年来，美国最重要的发展之一，是政府开始成为财富的主要源泉。政府是巨型压力器，它吸进税收和权力，释放出财富：金钱、救济金、服务、合同、专营权和特许权。政府一直都具有这项职能。但是，在早期，这种政府供给的分配规模很小，现在则空前巨大。”

与美国相比，中国也毫不逊色。财政部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公共财政收入117210亿元；从支出情况看，2012年全年累计公共财政支出125712亿元，一个可供佐证的数据是，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利润总额为19245亿元，2012年当期实际缴税22233亿元，比上年增加17%，缴税额比净利润多14%。换句话说，所有上市公司上缴的税收比其利润还要多，这从一个侧面佐证了当代中国政府所拥有的巨大财政能力。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王绍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国政府的能力非常有限，因为政府的汲取能力——财政汲取能力十分有限，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极低，1995年财政收入占13.3%，如果仅从这个数据来看，现在政府的能力有了长足的进步，2012年中国GDP为519322亿元，财政收入约占GDP的22.57%。但是从现实的反映来看，越来越多的财政收入并未给企业带来明显的好处，相反的是企业负担加重——上市公司中企业上缴税收数额高于企业利润就是一个明证。

当然，政府可以说财政收入增加是因为政府支出责任增加，教育、医疗、养老和社会保障等一系列支出都需要钱。这些领域的支出当然需要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都需要经过政府这个环节，这些领域的市场化和民营化同样也可以解决问题。事实上，扶持之手因为私利的缘故会变成掠夺之手。还是以上市公司为例，目前中国的A股市场已经出现一些专门以吃政府补贴为主的公司，据媒体于2012年初提供的信息，2011年中国有195家沪深上市公司收到各种形式的政府补贴110亿元，平均每家公司收到补贴逾5000万元，占这些公司2010年净利润总额的五成左右。

谁能够获得补贴？表面上来看政府给补贴设定了各种标准，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是和政府走得近的公司更有资格获得补贴。这样一来，表面上是为褒奖先进为名的补贴最终又变成补贴关系户。市场对优胜者的褒奖本来是来自消费者或者客户的用脚投票，但是一旦有些企业能够从政府获得补贴，那么它当然也就没有动力通过创新、提供产品获得消费者认可，一门心思获得政府的认可就成为企业行为的目标。于是，政府补贴最终结果很可能是，既无法导致市场中的企业优胜劣汰，也难以引导行业升级换代，却扭曲了市场——让某种产品始终不能够以其真正成本在市场中运行。

如何防止政府从扶持之手变为掠夺之手？表面上来说是要进行政府职能转变，但是追究根本原因还是要减少政府“扶持”或者“掠夺”的能力，当务之急就是要减税，从根本上切断政府变大的可能，斩断扶持之手。尽管减少行政审批是政府职能改变的重要方面，但远不是全部——尤其是对那些有着巨额财政能力的政府而言更是如此。

第二篇：中国税制改革进入深水区

中国税制改革进入深水区

李宁

国务院10月26日常务会议决定，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的改革，将从2012年起在上海开展试点。改革试点目标是，为进一步解决货物和劳务税制中的重复征税问题，完善税收制度，支持现代服务业发展。

回顾近年来历次影响较大的税制改革，主要有两次，一次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另一次是2008年的结构性减税改革。1994年分税制改革时一次体制性机制性的变革。至今进行的税制改革，也是在分税制改革基础上的完善和改进。2008年的结构性减税改革，主要针对增值税等大税种的改革，目的是拯救金融危机，防止经济衰退。国务院2012年在上海试点增值税和营业税扩容改革，一方面是对2008年结构性减税改革的延伸；另一方面如果试点成功全国推广的话，则是又一次税制领域的深刻变革，改革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变革性的特点。因为增值税第一大税种的地位决定了此税制改革必须结合其他税制改革进行，必须结合财税体制综合性改革进行，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

一是房产税改革有望全国推开，征收范围也涉及存量住宅。今年2月份，上海重庆试点房产税改革，是税制向个人私有财产征收的一次重大举措，对于完善税制、提高直接税在整个税制中的比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增值税和营业税合并，地方主体税种就会消失。对此，从税制方面为地方开辟新的税源、建立新的支撑地方收入的税种则成了税制改革首先考量和解决的问题。纵观国际经验，房产税承担着充当地方主体税源的重大使命。这次在上海试点增值税改革，也与上海试点房产税改革有很大关系。当然，上海试点房产税，征税范围是增量房，目前的税制并不能适应整体税制改革需要。下一步，如果房产税继续深入改革，那么上海必须向存量房“开刀”，至于是否向首套房开征，还要观察增值税改革情况和民意对加税改革的可承受度。

二是绿色税制建设借机推进。所谓的绿色税制，就是有利于节能减排、保护环境和资源的一系列税制体系，包括物业税、环境税和资源税等。当然现有车船税、资源税、耕地占用税等具有节能环保的作用，但不尽完善，需要结合整体税制改革进行合并改革。建立有利于资源与环境向匹配的税制体系，不仅符合经济发展要求，而且也有利于人民根本利益保护。改革可谓大势所趋。如果增值税改革深入推进，并且秉承降低基本税率减税改革（有学者建议将增值税基本税率降低至11%），那么绿色税制改革必定会提上税制改革日程，随着增值税改革的进程有加快之势。

三是税制改革既是经济领域的改革，也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税制改革必须依赖于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因为与税制改革紧密相连的是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和预算制度改革等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所以，推进税制改革，还要看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程度。同样，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的进程，也是决定税收改革的重要因素。如果积极的财政政策退出经济领域，当然国家花的钱也就少，自然收税的压力也就降低，减税改革推进阻力就小。如果积极财政政策只管充当经济发展先锋，那么以结构性减税为主的税制改革就会降速，甚至延缓。

不管怎样，增值税试点了，房产税也试点了，我们有理由相信改革会逐渐深入，会逐渐建立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税制体系。

（甘肃省陇西县国家税务局 748100 身份证：***055 联系电话：*** 建行账户：***1828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支行东大街储蓄所，备注，如有条件，稿费请打卡号。此致敬礼。）

第三篇：当前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

当前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触及更多深层次矛盾，必然涉及利益关系深度调整，复杂性和难度前所未有。既要敢于担当，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又要讲究策略方法，因地制宜、试点先行、积微成著，渐进式推进，努力取得改革新突破。

李克强指出，改革是最大动力，也是最大红利。要始终坚持让人民群众在改革中受益。今后改革的环境条件和重点任务会变，但这个要求不会变，也不能变。要建立更加公平有效的体制机制，注重利用增量带动理顺利益关系，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李克强围绕继续简政放权、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改革促进结构优化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深入阐述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和任务。他强调，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

第四篇：中国进入常态化反恐深水区

中国进入常态化反恐深水区

关于反恐

“要深刻认识反恐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强化底线思维，以坚决态度、有力措施，严厉打击各种暴力恐怖犯罪活动。”――云南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案件发生后，总书记指示

“反恐怖斗争事关国家安全，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全局，是一场维护祖国统一、社会安定、人民幸福的斗争，必须采取坚决果断措施，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坚决把暴力恐怖分子嚣张气焰打下去。”

“要坚持专群结合、依靠群众，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群防群治活动，筑起铜墙铁壁，使暴力恐怖分子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2014年 4月25日，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

“迅速侦破案件，从严惩处暴恐分子；及时组织救治受伤群众，安抚受害者家属，全面加强社会面巡控和重点部位防控，严防发生连锁反应。对暴恐活动和恐怖分子必须警钟长鸣、重拳出击、持续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全力维护社会稳定。”――总书记对新疆乌鲁木齐市“5?22”暴力恐怖案作出重要批示时指出

中国面临的恐怖威胁增多

中国面临的恐怖威胁升级，进入常态化反恐的深水区，这也是中国发展必须破解的重要课题。中国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反恐问题，4月25日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门讨论了反恐问题，习主席还就反恐政策发表重要讲话。可以看出，中国最高决策层已充分认识这场反恐斗争的长期性、尖锐性和复杂性，并将反恐上升到关系人民安全、国家稳定和中华民族复兴的政治高度，全国上下对此已有充分共识，并作好相应的斗争准备。谁搞恐怖活动，谁支持恐怖活动，就是与全中国人民为敌，就是与整个中华民族为敌。

中央对这场斗争的认识十分清楚。中国面临的恐怖风险上升，是在国际安全环境大气候变化下发生的，要准确判断目前所处的反恐环境，就有必要理解中国当前所处的国际环境。对比新疆暴恐分裂活动的历史周期，可以发现目前这场斗争的严峻性。20世纪30、40年代，以及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都经历了恐怖活动高发的阶段，中国新疆的“东突”恐怖活动，也大致符合这一周期，并且也有此国际背景。特别是90年代初，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后，地区乱局产生的恐怖祸水冲击新疆，发生了一系列恶性暴力恐怖案件。目前，美国正加紧从阿富汗撤军，盘踞南亚的国际恐怖势力也出现异动，“外溢”威胁加大。特别是中东北非**以来，新一波跨国恐怖活动正在加速形成，叙利亚已成为多国暴恐分子的实战训练场所，其中也包括来自中国新疆的“东突”恐怖分子。可以说，中国面临的恐怖威胁又到了一个类似上世纪90年代初的历史新关口中，目前中国恐怖威胁上升有明显的国际背景。

如果再考虑复杂的地缘政治因素和美国及西方所持的反恐双重标，更不难理解中国进入常态化反恐深水区的意涵了。随着中国国力发展和海外利益增多，且又多集中于高危动荡地带，更要加倍警惕此轮风险。其实，用砍刀棍棒搞恐怖袭击，其影响并不亚于“9?11”式的飞机撞击，同样造成严重的社会恐慌，大幅增加政府的反恐安保成本，冲击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同样是与全体人民作对的恐怖公敌。

恐怖威胁与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活动密不可分

习总书记提出，“要正确把握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及时妥善解决影响民族团结的矛盾纠纷，坚决遏制和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民族问题进行的分裂、渗透、破坏活动”。这有十分明确的针对性，暴恐活动的目的是搞民族分裂，而又常用宗教极端主义来洗脑和动员，以掩饰其搞分裂的本质。

中国面临的新一轮“东突”恐怖威胁，与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活动密不可分。一方面，长期在境外活动的“东突”暴恐分子是打着宗教旗号从事分裂活动的武装恐怖团伙，有长期在境外活动的历史基础，“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也即“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就长期盘踞南亚，并与“基地”组织密切勾结，而且还与当地极端宗教势力和黑恶犯罪势力勾结。另一方面，境内的暴恐分子或多或少受境外“东突”恐怖势力的遥控和影响，不仅境外东突恐怖势力派人向境内渗透，一些暴恐分子有境外受训的背景，而且境内外的暴恐人员联系还体现在网络联系和外逃参战方面，境内的恐怖分子从境外发布的宣扬极端主义和暴恐战术的视频中有组织学习和运用，恐怖威胁日益加大。事实上，诞生在新疆的多个“东突”恐怖组织早已经将组织核心转移到境外，通过人员渗透和远程指挥等形式，在中国境内发动恐怖袭击，4月30日新疆乌鲁木齐案就是如此。

“东突”恐怖活动与新疆分裂活动密不可分。无论是“世维会”等长期在境外政治活动、争取外国支持谋求新疆分裂的文派，还是“东伊运”等大搞暴力恐怖活动和极端宗教活动的武派，其最终目的都是分裂新疆和分裂祖国。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分裂活动和支持分裂的幕后势力都是在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国内的恐怖暴力活动更是明目张胆挑战这一核心利益，当然需要用重拳回击。

美国和一些国家通过政府或非政府形式，收留和支持“东突”政治势力，不断以“民族问题”或“人权问题”为新疆分裂势力撑腰，在中国看来就是不给面子和公然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这种做法虽然不等同于支持“东突”恐怖活动，但却给“东突”恐怖势力提供间接鼓励，一定程度上纵容和默许了“东突”在中国境内搞恐怖破坏。更何况，美国等一些国家还在中国境内发生恐怖袭击后支支吾吾，多数情况下置疑案件的恐怖性质，担心中国政府是不是会利用反恐破坏人权等问题。

因此，反恐与治疆密不可分。习总书记到新疆考察工作，显示出他对新疆战略地位的重视和对新疆社会稳定的高度关注。在新疆考察期间，总书记提出了“从战略和全局高度谋划新疆未来”，“新疆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要放在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上”，“发展仍是解决新疆一切问题的关键”等重要论述，都是着眼于长远，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重要论述。

我国面临的反恐形势日趋艰巨复杂，是一场需要调动各方面力量参与的长期任务。在全面加强对暴恐分子严打高压的同时，迫切需要凝聚全社会的共识，紧密依靠群防群治的“人民防线”。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责编/刘建 美编/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