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高层正在起草金融部门等七大领域改革方案

第一篇：传高层正在起草金融部门等七大领域改革方案

据接近决策信息的人士透露，目前，七个由政府高层官员及政策顾问组成的独立工作小组正在起草改革方案，涵盖金融部门、财政体系、土地使用权、生产要素价格、简化行政审批程序、社会收入不公与户籍制度等领域。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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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制度】土地制度是城镇化的最大障碍 提内需得靠农村土地改革

集体土地制度是城镇化的最大障碍，进一步推进城镇化的关键即是农村土地改革。加速推进城市化，既可以提振消费需求，又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对于中国新领导人来说，没有比城镇化更好的方式来“稳增长促和谐”了。

【户籍制度】户籍制只有奴隶制可以相比 应取消

经济学家胡祖六称，户籍制是计划经济时期的遗留，这种制度既不效率也不公平，我们讲社会正义，中国还是越来越有社会正义的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关心社会正义，所以我认为户口制，我只能想象人类只有奴隶制可以相比。

【财税制度】财税改革的关键是预算改革 让其向民主宪政的方向过渡

【金融业改革】中国金融业：泡沫膨胀 银行业一家独大 穷人补贴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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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最迫切的改革是减少审批、开放市场。审批不一定会降低经济增长率，但会让我们每一个都很累，而且失去生活的尊严。比如，我上个星期五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去办去香港的签注，看着狭小的大厅里蜿蜒等待的队伍，每个人都会感觉尊严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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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看他们具体说了些什么：

吴敬琏：旧体制仍在阻碍改革 改革还在半路 中间还有很多反复

周其仁：改革为何这么难 原因在于大词汇太流行 动不动就谈主义

林毅夫：改革不彻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改革还没有完成胡德平：改革非因伟人心血来潮 顶层设计必须和由下而上的制度创新结合在一起

第二篇：专家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尚在高层协商 由官员小组起草

从1980年代打破平均主义，到如今调节贫富差距，收入分配改革的焦点始终随着中国改革的经济现实而不断变迁。CFP/图

编者按：从1980年代打破平均主义，到现在调节贫富差距，收入分配改革始终与中国转轨进程相伴相生、互为因果，也一直在努力寻找兼顾发展与公平的某种动态平衡。“收入是一连串事件，”经济学家周其仁说。而收入分配更是如此——城乡二元制、国企改革、财税改革……至今仍在变化中的经济现实，不仅让收入分配改革的框架不断变化，也让这个框架日益庞杂。

八年来，一项致力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顶层设计方案始终难产，映射出改革进入深水区的艰难现实。如何打破僵局，寻求共识，凝聚力量共同突破利益集团的重重阻力，都需要更多的智慧与勇气。

1960年代的日本改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整整十年，以“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为名的有关增长与分配的大改革，带来了一个腾飞的黄金十年，成为日本经济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

现在，中国来到了这个十字路口。

万众期待中，原本预计在2012年制订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再度延期。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于2004年开始起草，在2010年初和2011年12月，曾两次上报国务院，但均未获通过。2012年，这一方案最初定于6月底出台，但数度推迟，坊间普遍期待将于12月出台——10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把制订这一方案作为四季度工作提出。但现在，最新的消息是，可能要到2013年3月“两会”后才会公布。收入分配改革是本届政府构建“和谐社会”承诺的一项核心内容，旨在缩小中国明显拉开的贫富差距。在2012年3月的“两会”上，总理温家宝曾郑重承诺，本届政府要完成的五件难事之首，便是制订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但即使全社会对收入分配制度进行改革的呼声日高，国民收入问题已是高层最为重视的工作，决定中国收入分配大框架的方案却迟迟无法面世。

八年难产，方案究竟难在哪里？阻力来自何方？分歧存在何处？未来能否突破？南方周末记者遍访这个领域中的学者与官员，试图寻找答案。十年曲折

2011年至今最新一稿的方案制定过程，处于高度保密状态。多位专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一次起草工作由官员组成的“起草小组”负责，他们至今未见过这一稿的方案。早在本世纪初，收入分配改革的“顶层设计”便提上了议事日程。

2001年，国务院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收入分配问题研究，由当时的国务院体改办和中央财经领导合作办公室两家联手牵头，民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资委、财政部等多个部门参与。研究形成的主报告由时任国务院体改办秘书长宋晓梧向时任体改办主任王岐山和中财办主任华建敏做了汇报。

“当时我们大家有一个很突出的共识，就是行政性垄断行业的改革迫在眉睫。”宋晓梧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是最早参与收入分配改革“顶层设计”的一位学者型官员，曾任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副主任、国家发改委党组成员兼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国务院体改办党组成员兼秘书长、体改委分配和社会保障司司长等职。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国际通用指标“基尼系数”一词，便是由他最早编入1987年版的《企业管理百科全书》，从而引入中国。

据宋晓梧回忆，当时的研究分为若干主题，比如财税改革、社会保障、国有企业利润分配、民营资本问题、机关事业单位薪酬改革等，最后形成了若干个分报告。不过，“课题组的一系列政策建议最后不了了之”。

2003年，国务院体改办撤销合并到发改委。2004年，时任发改委就业分配司司长孔泾源提出动议，希望发改委牵头起草一个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于是相关起草工作在上述2001年课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启动，但直至2006年孔泾源调离就业分配司，方案也未在国务院获得通过。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自从2004年启动之后，方案制定工作几度搁置，直到2011年才又重新提上议事日程。但2011年至今最新一稿的《方案》制订过程，则处于高度保密状态。多位专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一次起草工作由官员组成的“起草小组”负责，他们至今未见过这一稿的方案。

“他们找过我咨询些问题，让我提供相关的研究资料，但没给我看过方案，也没有征求意见。”一位专家近日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听说(方案)还处在一个比较高层的协商阶段，具体情况是高度保密的。”

前些年的方案制订过程中，发改委曾经多次召开研讨会，在会场将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初稿发给专家、学者提意见和建议，但不允许带出会场。

一位三次参加过此类会议的专家回忆道，“那时候方案大概有十多页，五千字左右”，内容涉及调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工资正常增长和最低工资标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收益分享制度、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理等。收入分配方案日益敏感的现实，正反映出这项改革的艰难。因为既关系到民众利益，也关系到利益集团的利益，改革方案陷入尴尬——公开可能引来利益集团的阻挠，封闭却又难以让民众参与讨论。

“这么大个事光靠就业分配司那几个人，有点勉为其难。”一位专家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整个国务院系统里人事部管公务员，劳动部管企业，事业单位多家管，都对这个问题有话语权。”

可以想见的是，涉及重大利益重新调整的这项改革，注定是块难啃的硬骨头。垄断国企：难啃的骨头

一位专家透露，方案讨论时，有人认为国企上缴分红的比例完全可以提高到10%-25%，但遭到反对，“认为如果这样国企就没有实力走出国门了”。

多位参与过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研讨的专家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国企收入上缴和限制国企高管工资，成为方案遇到阻力最大之处。

据媒体公开报道，人保部正在制定的收入分配改革重要法规《工资条例》中，没有使用“垄断行业”概念，而采用了“收入过高行业”、“特殊行业”，原因是如何界定垄断行业仍存在一定争议。

一位专家介绍，一些行业主管部门一直不同意“垄断”的提法，发改委也不敢认定谁是垄断行业——“我印象中开会时就有人说，„中国哪有垄断企业啊？你给我找两个出来看看‟。他们理解的垄断和经济学上的不太一样，认为垄断就是独此一家，而寡头、行政性准入壁垒、价格管制、特许经营这些都不是。”

央行行长周小川近期也撰文否认存在垄断，“除了工、农、中、建、交等大型银行，还有数百家各种类型的中小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和村镇银行，因此说银行业垄断恐怕站不住脚。”他说，“目前银行业盈利能力较强、利润较高，显然不是垄断造成的。”

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恰恰是这些被公众称为“垄断”的行业，利润丰厚。各地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中，行业工资前三甲基本都为金融、烟草、电力、电信等。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近几年金融业职工平均工资是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2倍多，其中证券业在2009年比全国职工高6倍左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岳希明、李实和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授史泰丽2010年发表论文《垄断行业高收入问题探讨》，以严密的数理统计分析证明了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70%，应归因于其垄断地位及相应的垄断利润。该文获得了当年的“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这些利润丰厚的企业，其高管往往由任命而非市场竞争产生，他们拿着高额薪酬并且拥有巨大的职务消费空间。北师大教授高明华等人的研究表明，2001-2010年十年间，金融业的高管薪酬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2646%，即增长了26倍，排在其后的运输仓储和房地产业均不到7倍。而在水电煤气行业，尽管行业同期营业利润率仅增长了65.29%，但其高管薪酬增长率达到了333.48%。

尽管这个高速增长需要考虑到多年前国企高管薪酬偏低的因素，但国企高管薪酬水平与其他国家的情况依然大相径庭。

国际上对私营企业的高管薪酬无限制，但对受托管理国有公共资产的国企高管的薪酬却有严格的限制和标准。一项关于2008年国外国企高管薪酬的统计数据显示，英国国企高管薪酬是其最低工资的3.5倍，平均工资的1.5倍；美国是最低工资的11.8倍，平均工资的3.8倍；新加坡则分别是5.1倍和1.7倍。宋晓梧回忆，1989年他去挪威考察，发现其利润最高的国企北海石油公司的总裁，工资只相当于勤杂工的三倍。“当时我们非常惊讶，同去的一位企业家就问他们为何工资差距这么低。那人愣了一下，反问，„中国人只有用钱才能调动积极性？‟”

2010年宋见到挪威大使，又问起现在的情况，“他说现在唯一的变化就是股权变了，北海石油不再是百分之百国家持股，但总裁还是拿公司最低工资的三倍。”

对既得利益者的改革之难，发改委经济体制改革司司长孔泾源曾公开表示，“较之一般经济领域的改革难度要大得多”。2008年他起草的《公车改革方案》第一稿几乎已经得到通过，但工作人员过早地透露了内容，结果引起利益受损团体的反对而难以实行。他说，“改别人容易，改自己难。” 利润上缴便是国企改革之难的另外典型一例。

一位发改委官员介绍，其实从2001年起国务院便参照国际惯例确定了无偿占有国有资产的国企应该上缴红利，但当年国企表示经营困难，需“放水养鱼”。进入利润“虚高”阶段后，国企又以扩大再投资和海外并购为由拒绝上缴。直到2008年，国资委才顶着“杀鸡取卵”之名开始实施5%-9%国企分红，并逐步提高到5%-15%。这一比例远低于垄断行业上缴利润的2/

3、一般行业1/3的国际惯例。

不仅如此，就连这些并不多的上缴利润，实际上也基本未用于财政。其中一部分又重新返还给了上缴企业，理由是他们承担了摊派的公共事务或国家行为，比如地震灾害救助、利比亚撤侨、海外援建等。还有一部分则拿去补贴了亏损的国有企业。

发改委就业与收入分配司司长张东生曾表示，2009年央企上缴红利五百多亿元，但调入公共预算用于一般预算支出的只有10亿元。2011年，央企实现净利润9173.3亿元，上缴红利800.6亿元，用于社会保障等支出的仅有40亿元。一位专家透露，《方案》讨论时，有人认为国企上缴分红的比例完全可以提高到10%-25%，但遭到反对，“认为如果这样国企就没有实力走出国门了”。“两个八年抗战都打不垮”

在过去的收入分配现实中，二次分配被诟病为“逆向转移”，也就是说，它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一次分配产生的贫富差距。收入分配改革要啃的另一块“硬骨头”，是用二次分配对一次分配产生的收入差距进行调节和弥补，其核心内容是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和财税制度改革。

一次分配是指通过市场实现的分配，比如老板给雇员发工资等；二次分配主要通过政府来实现，比如通过补贴来弥补贫富差距。但在过去的收入分配现实中，二次分配被诟病为“逆向转移”，也就是说，它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一次分配产生的贫富差距。

比如中国长期存在的社会保障双轨制，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一种显见的分配不公，却多年坚冰难破。城镇居民中，企业人员退休前要缴纳养老保险，公务员则不用缴费。但退休后，企业人员普遍只有退休前工资60%左右的退休金，公务员却能达到90%左右。在有的城市，公务员退休金甚至是企业人员的4倍多。

宋晓梧回忆说，他1996年就在《经济日报》上发表文章，提出要解决双轨制问题，2004年他又向温总理当面提这个问题。“到现在两个八年抗战，都打不垮这个双轨制。” 财税制度，则是另一个重要却困难的二次分配改革突破口。在国际上，所得税、遗产税和赠与税、房产税等是调节收入差距的重要二次分配手段。“涉及税收和转移支付，财金部门处在强势地位，他们认为还是应该把发展问题放在第一位。”一位专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印象很深，有些部门的人说，收入差距问题谈了这么多年也解决不了，解决不了就不要谈了嘛，不要炒作这事吊老百姓胃口。”

而对于多数发达国家已征收一百多年的、可消除“阶层凝固”的遗产税和赠与税，虽然是国际通行的二次分配手段，却在中国阻力重重。一位专家透露，对这两个税种推出的最主要顾虑是怕引起大规模的资产向海外转移。

“几年前有一次我在政协法制委员会讲课，建议征收房产税和遗产税，在座一位领导当场就说，„征收什么遗产税？刚刚有点财产就征收遗产税？‟”一位专家回忆说。艰难寻求共识

至今依然在变化中的经济现实，不仅让收入分配改革的框架不断变化，而且也让这个框架日益庞大。更要命的是，这个庞大框架的每一环，都充满着争论。

客观地说，收入分配改革受阻，并不完全因为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收入分配问题异常复杂，从上到下各方难成共识。这些年来飞速变化的中国现实，是收入分配难题不可忽略的土壤。

比如说最戏剧性的国有企业，就从1990年代末入不敷出不得不进行“三年脱困”的窘况，摇身变成利润丰厚势大力沉的垄断企业，并因此从社会帮助的对象变成改革的对象。至今依然在变化中的经济现实，不仅让收入分配改革的框架不断变化，而且也让这个框架日益庞大。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原人保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在2006年参加了发改委召集的收入分配改革专题研究会议，从此开始参与工资分配改革。他后来渐渐发现工资分配改革要跟财政分配体制、社会保障、农民收入增长及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等问题联系起来。

“就像一个人腿有点毛病，后来发现腿的毛病可能和内脏、神经有关，可能还不止是一个地方，很多地方都有毛病，是相连带的，必须进行全身检查才能得出正确结论。”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收入分配问题的复杂性，使得在改革的其它问题上属同一阵线的人士，有时也分歧严重。比如对于收入分配差距是否过大，是否需要进行分配改革，即使在改革派中也存在争议。“当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正在为福利政策难以为继而发愁的时候，我们千万要防止过早地染上我们根本没有资格患的„富贵病‟。”国内公认的“改革派”代表人物、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就曾在2005年撰文写道，“有的经济学家甚至在十年前就惊呼中国的收入差距已经过大。我认为，这种简单的判断和刻意的渲染，根本脱离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其结果只会重新唤起传统体制固有的平均主义诉求。” 而对于不同时期收入差距是否在扩大，各方也观点不一。比如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据他测算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性支出差异指标显示，2005年以来，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在经历了扩大趋势后，已经呈现缩小的迹象。但这一说法并没有得到众多研究者的认同。同样的争论也存在于劳动者报酬问题上。

社科院发布的2008《社会蓝皮书》中称，“我国劳动者报酬比重逐年下降，2003年以前一直在50%以上，到2006年降至40.6%。”对于这一被广泛采信的说法，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授徐滇庆专门撰文指出，中国劳动报酬占GDP比重太低和逐年下降，不过是统计误导的又一个“错案”。徐同意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的观点：“按国际同比口径，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远远超发展中国家，在金砖四国和中等发达国家中也位居前列，与自己纵比也不是下降，而是持续上升。” 对于是否应该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完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来改善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很多经济学家担心这会带来失业率上升，降低我国制造业的竞争力。“有人说，国企高管的工资不能降，要不然人才跑到华尔街去了；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工资不能涨，要不然制造业跑到越南、缅甸去了。”宋晓梧说。

在收入差距过大是改革造成的，还是改革不彻底造成的这一问题上，也存在两套解释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国光认为，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最根本原因被忽略了。“所有制决定分配制。但是，人们常常忽略这个观点。”他强调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并主张“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讲改革”，“每个人讲话都有立场，是站在财富、资本的立场，还是站在劳动的立场，用了阶级分析方法，就会看得一清二楚”。

在宋晓梧看来，按这种观点推导下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再次国有化、搞公有制。“现在不光老人，一批年轻人也有这种看法，是很危险的。”

几乎在有关收入分配的每一个问题上，都充满了争论。这个缺乏共识的现实，注定了收入分配改革将依然困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