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
问题：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躲不开、绕不过，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请结合实际谈谈你对这段话的理解。
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主要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与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服务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之比重没有完成“十一五”规划目标。一些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主要是：优质教育、医疗资源总量不足、分布不均；物价上涨压力加大，部分城市房价涨幅过高；违法征地拆迁等引发的社会矛盾增多；食品安全问题比较突出；一些领域腐败现象严重。
改革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要从治国理政各个环节上推进改革，也就是说，不是从某一点上求得突破，而是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上深入推进改革，这是一个全面、系统的改革，是一个很高的要求。
我们要继续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政治体制改革实际是全局性的改革，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积极稳妥地推进。而要做到积极稳妥地推进，根本之点还是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人民群众到底需要解决哪些问题，要享受哪些权利，即了解群众需求；第二个问题是现阶段我们能够解决哪些问题，分阶段地推进。只有这样，才能在推进民主政治改革的时候，保障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真正给老百姓带来实惠，让民生得到改善。
我们的改革只有一个指向，就是人民的利益，或者说我们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改革。改革如果不能保证人民的利益，就是没有意义的。人民在这里不是一个抽象的政治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全体中国人民。所以，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中国的改革是“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
为人民改革，就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就要让人民不仅成为改革的推动者、承担者，而且成为改革发展成果的拥有者、享有者，充分拥有和享有他们应该得到和可以得到的利益。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判断和衡量我们各项工作成败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最终落脚于“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样的价值取向，江泽民同志指出的“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和胡锦涛同志强调的“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也是同样的价值取向。为人民改革也不是抽象的政治要求，而有着十分确定的内容与要求。具体来说，就是要在改革中始终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围绕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问题来推进，努力把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目标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阶段性任务统一起来，把实现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结合起来。
只有充分调动改革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改革主体接受并自觉参与改革，改革才能顺利推进。这是我们在改革中积累的一条宝贵经验。我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告诉我们，在当代中国，改革的主体只能是广大人民群
众。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是实现自身利益、加快改革、深化改革的根本力量。邓小平同志指出：“我相信，凡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受到广大人民拥护的事情，不论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多少困难，一定会得到成功”。可见，只有真正以人民群众为主体，我们的改革才能真正深化、真正完善，也才能取得预期效果。如果仅仅由少数人参与，在目标的设定、方案的设计、措施的出台等方面听不到人民群众的声音，这样的改革是无法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也是无法顺利推进、不断深化的。
强调坚持人民群众的改革主体地位，并不是要弱化党的领导。我们党理所当然是我国改革的核心领导力量，但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善于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最广泛地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自己的利益和美好生活而团结奋斗。强调坚持人民群众的改革主体地位，也不是要淡化改革者的作用。改革要有先行者，要有拓荒牛。但改革者之所以能有奋起前行的力量与勇气，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正是因为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意愿、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心声。改革者如果因此而居功自傲、孤芳自赏，就必将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无法将改革推向前进，以至前功尽弃。
国内发展继续坚持以人为本，注重统筹兼顾，保持平衡稳定与可持续，更加重视环保与保障民生。这意味着转变发展方式将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这意味着中国不仅将继续保持能源资源进口大国的地位，还将在发展绿色经济背景下成为发达国家高科技产业转移和高科技产品出口对象国。各类国家尤其主要大国普遍重视通过经济可持续发展谋求综合国力竞争优势，必然更加期待发展与深化对华经贸合作，搭乘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快车。
第二篇：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制约科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请结合实际谈谈你对这段话的理解。
问题：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躲不开、绕不过，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请结合实际谈谈你对这段话的理解。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财经国家周刊报道 经过金融危机冲击与洗礼，世界和平与发展进入新阶段，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具有新特点与新内容。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研究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等问题时，明确指出，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首先，经济全球化进程步入调整深化新阶段，世界经济可望持续温和增长。
金融危机是冷战后经济全球化粗放阶段的必然结果。眼下，世界经济已基本摆脱衰退，步入缓慢复苏进程，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不大。未来5年，世界经济可望回归正常增长轨道。主要发达经济虽然不同程度面临高成本、高债务和高失业的困扰，但这些国家科技基础雄厚，市场发育成熟。后危机时代，它们普遍重视重振实体经济，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抢抓全球绿色经济产业制高点，可能推动新材料和新能源技术取得突破，推动航空航天、海洋经济和生物医药产业增量提质，促使投资与贸易结构合理化。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众多新兴经济体，虽然科教基础比较薄弱，但包袱小、成本低、活力足、潜力大，能及时有效地承接全球产业转移。有些国家可望在发展新能源等绿色经济方面实现追赶式发展。在全球范围形成梯次产业结构的背景下，普遍的科技创新与结构调整，意味着跨国投资与并购将再掀一轮小高潮。各国普遍吸取此次危机教训，重视全球治理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推进宏观政策协调与合作，强化金融监管与危机预警，推进全球和区域金融合作，有助于保持经济稳定向好。新能源、新材料开发应用和绿色经济的发展，有助于节能降耗，防止资源能源价格大起大落。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中国可望更有效地利用外部资源、资金、技术与市场，实现“十二五”规划的战略目标。
其次，综合国力竞争模式转型，大国关系框架可望稳定发展。
金融危机也是多极世界格局的催化剂。随着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大国俱乐部成员明显增多，大国力量此消彼长，大国竞争难免更加激烈复杂。但金融危机也凸显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前所未有，大国间冲突与战争日益成为不可想象的事情。这种情况促使大国综合国力竞争发生某种实质性变化。新型综合国力竞争模式应运而生。其特点有三：一是综合国力竞争着眼点从谋求在未来冲突中确保战胜对手转向保持自身经济长远可持续发展，即发展竞争。二是竞争日益成为以和平方式进行的竞争，即和平竞争。三是在和平条件下进行发展竞争，促使各大国更加积极地开展大国合作，以谋求综合国力竞争优势，即合作竞争。未来5年，G20作为全球经济治理主平台的作用可能有所强化，主要战略关系将更具可预见性、可持续性与稳定性，国际战略环境发生逆转从而严重干扰中国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可能性不大。
再次，中国国际影响力跃上新高度，外部对华期待与借重进一步增大。在世界成为大市场的背景下，不仅世界的发展有利中国发展，中国自身发展也带动世界发展。未来５年，西部大开发方兴未艾，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八仙过海，将推动全国范围内梯次产业转移与升级。国内发展继续坚持以人为本，注重统筹兼顾，保持平衡稳定与可持续，更加重视环保与保障民生。这意味着转变发展方式将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这意味着中国不仅将继续保持能源资源进口大国的地位，还将在发展绿色经济背景下成为发达国家高科技产业转移和高科技产品出口对象国。各类国家尤其主要大国普遍重视通过经济可持续发展谋求综合国力竞争优势，必然更加期待发展与深化对华经贸合作，搭乘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快车。换句话说，中国实施“十二五”规划本身就有利于塑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为顺利实施规划的战略目标提供新机遇。
未来5年，我们说中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更多着眼于危机后中国与世界发展的新阶段、新特点与新需求，以更加积极自信的心态，稳步实施“十二五”规划，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一步推向前进，为21世纪的世界发展打上中国的印记。（文/王在邦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副院长）
第三篇：深化改革必须解决突出问题
深化改革会遇到的阻力
新一轮改革大潮，已经行进至一个重要节点。十八届三中全会300多项改革举措，正抓铁有痕地一一落实。对于新的改革举措而言，这是从种子到萌芽的关键阶段，需要破土而出的决心；对于改革者而言，这是持续发力的攻坚阶段，需要有“千斤顶顶万斤”的能量。然而，虽大势已起，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域，依然存在推不转、落不实、改不动的问题。
为此，2014年3月底至4月初，人民日报连续发表4篇评论员文章《深化改革必须解决突出问题①：别让能力不足成为阻力》、《深化改革必须解决突出问题②：放要真放，管要真管》、《深化改革必须解决突出问题③：促进公平才见水平》、《深化改革必须解决突出问题④；别让热点成痛点》。
结合我自己的观察，我觉得深化改革会遇到的阻力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利益关联者的主观阻碍。改革改革，改到深处是利益。中央反复调研和论证过的改革细则，部长司长都通过了，到处长那里却要再“研究研究”；简政放权的刚性目标已然“约法三章”，但一些含金量高的审批改革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
例如：义乌破冰出租车改革，率先打破出租车垄断。出租车现状：乘客说，打车难价格高；的哥说，我们饱受层层盘剥，跑一天活也挣不了几个钱，太辛苦太累，动辄几千上万的份子钱去哪了？义乌这一次出租车改革，首次打破垄断格局，把一个完全可以市场化的行业交还给市场。其次，主动逐步取消营运权有偿使用费，今年将降低到每车5000元，明年全部取消。“份子钱”包含所有成本费用，营运权使用费每年每车1万元由公司交给政府。这个行为引起广泛关注，网友纷纷点赞“还利于民”。
户籍制度改革。2014年7月30日，备受关注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正式公布。原制度存在几个弊端：
1、削弱了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城市关门”现象出现，抑制了劳动力、人才的自由流动。
2、阻碍了城市化进程，对农业现代化及农村人口的转移形成体制性障碍。
3、数千万农村人口在城市打工，处于流动状态。
4、户口管理使中国公民具有不同身份，与住房、消费（如购车）、教育、社会保障等利益直接挂钩，不同的户籍有不同待遇，人为地把本应平等的身份划分为三六九等，加剧了城乡割裂，阻碍了城乡统筹，加剧了社会分化。
5、不能对中国的人口流动进行有效的管理。
户籍制度改革的关键是户籍内含各种权利和福利制度的综合配套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只是“标”，而对其内含各种权利和福利制度的改革才是“本”。户籍制度改革其目标不是消除户籍制度，而是剥离户籍内含的各种权利和福利，取消城乡居民的身份差别，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管理制度，实现公民身份和权利的平等。户籍改革从改革总体进程来看，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并没有促使户籍制度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远远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工商营业执照改革。自今年3月1日起停止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年检工作。企业年检的具体流程为：企业提交年检材料——企业登记机关受理审查企业年检材料——企业缴纳年检费——企业登记机关在营业执照副本上加盖年检戳记——发还营业执照副本。
工商营业执照年检，以前是作为工商行政部门的一项重要职权在抓。企业年检，材料繁琐不说，一些地方还经常搞“搭车”收费。按规定，企业的年检费用为50元，外加个体私营协会会费。另外，一些企业年检时，需提供会计审计年审报告。需要几千费用。改为年报制度，在材料准备和流程上都将简省。企业只需按在规定期限内，网上报送报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资料的真实性不再审核。这个改革顺利进行，还是靠中央强大的推动力，否则难以想象能这么顺利推进。另外，上次中央报道有个地方个体协会还在强加收费，看来还是有点不舍。
戴“官帽”的事业单位。检测机构改革走向市场，推了很多年，但实际上真正走向市场的没多少。检测机构是行政机关的下属单位，受行政机构的领导，但基本上是戴“官帽”的单位。一方面，行政机关不要割舍这块肉，毕竟检验检测收费不少，另外，检验机构负责人受行政机关领导，得听话。检验机构也不愿推出市场，现在独家经营，受检企业不光要出检验费，还得伺候检验人员。
第二方面的阻力，则来自改革本身的难度所造成的客观阻碍。深水区的改革是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要有“破”的决心，还包含着重整、创新、构建等工作，而且往往缺少经验可循。权力放下去了，下面却没接住；新政策出台了，配套改革措施却没跟上。如果不正视改革落实层面的这些困难，终究会使改革效果打折扣，影响改革信心。
例如：机构改革。2014年5月，杭州下面的全部区、县和市工商、质监、药监三合一为市场监督管理局，是为了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合并快一年了，食品安全监管是加强了，可体制运作仍然不是很顺畅。对于县级，三局合并，地级市则是工商和药监合并为市场监督管理局，杭州市质监局食品职能划给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浙江省级，省工商局、质监局、药监局三局都是分开的。我局现在的业务主管局就有杭州市市场监管局和杭州市质监局两个。纵观全省，除了杭州、舟山两个市，县级质监部门也一起合并为市场监管局，其他基本仍保留县级质监局，只是把食品的职能划出。第三，习惯的惯性。制度惯性在经济学里面又叫路径依赖，就是说老办法习惯了，老的一套适应了，所以人们不想变，也不准备变。
第四，能力的不足。某省一位厅长下基层，问了群众“家里几口人”“收入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困难”等几个简单问题后，就不知如何继续交流下去。对诸如此类不会说话的干部，群众的批评入木三分：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不会说话，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一些干部存在“能力不足”的危险。这种状态的背后，是一些人丧失了能力不足的警惕性，失去了本领不够的危机感。以为所学的知识、所积累的经验一辈子够用，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在信息时代，一年不学习，所拥有的全部知识就会折旧80%。现在，从“铁八条”到反“四风”，一个重要方向就是把一些干部从酒桌拉回到书桌、从“酒精考验”状态切换到思考问题状态。各级干部都应当静下心来想一想，自己以前的时间都去哪了？现在富余下来的时间可以干些什么？
别让能力不足成为阻力
——深化改革必须解决突出问题①
某省一位厅长下基层，问了群众“家里几口人”“收入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困难”等几个简单问题后，就不知如何继续交流下去。对诸如此类不会说话的干部，群众的批评入木三分：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不会说话，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一些干部存在“能力不足”的危险。
新一轮改革已经起势。要开好局、破好题，形成千帆竞发的好态势，就得解决一些突出问题，扫除前进道路上的“拦路虎”。干部能力不足的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必须看到，治理能力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制度优势充分发挥、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相比，各级干部在提高治理能力上需要下更大气力。全面深化改革，提高治理能力既是一大目标，又是推进改革必须着力的问题。当前，尤其需要解决推进改革能力不足的问题。
公众对信息透明期待日益强烈，有的领导仍觉得群众“给点阳光就灿烂”。面对传言流布，有的地方部门手忙脚乱、应对失当，先忙辟谣后忙证实。面对矛盾问题，有的干部首先想的是如何摆平，仍然信奉“用人民币解决”。在治理过程中习惯于老思路老套路，结果，不是不对路子，就是事与愿违，甚至南辕北辙。“这就叫新办法不会用，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去年3月，总书记坦言，“我看这种状态，在党内相当一个范围、相当一个时期都是存在的。”以这种状态推进改革如何能攻坚克难？又怎能解决深化改革进程中所遇到的新问题、新矛盾？
这种状态的背后，是一些人丧失了能力不足的警惕性，失去了本领不够的危机感。以为所学的知识、所积累的经验一辈子够用，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在信息时代，一年不学习，所拥有的全部知识就会折旧80%，各级干部尤需砥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为政态度，强化“入山问樵，入水问渔”的求知精神。不及时吃透中央精神，怎么能向群众讲明白？不坚持调研不断变化的实际，怎么能拿出对症下药的改革决策？每月每年把时间泡在琐屑事务里，掷在觥筹交错中，如何担得起推进改革的重任？现在，从“铁八条”到反“四风”，一个重要方向就是把一些干部从酒桌拉回到书桌、从“酒精考验”状态切换到思考问题状态。各级干部都应当静下心来想一想，自己以前的时间都去哪了？现在富余下来的时间可以干些什么？
我们说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需要啃硬骨头、涉险滩，因而在各级干部的能力储备上，就不仅要有智慧还要有勇气，充分蓄积那么一股子敢闯敢试、敢作敢当的劲头。有些群众常常疑惑：“为什么中央的好政策，到了我们这里就变样了？”造成中央的“好经”念歪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懒和尚”“歪嘴和尚”的存在。有的人奉行“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的观念，对于己有利的改革措施加快推开，对动自己奶酪的决策就阳奉阴违，对捞不着油水而费时费力的政策就犯“拖延症”。一说淘汰落后产能，他用工人失业作挡箭牌；一说简政放权、壮士断腕，他就强调“也不能都不管吧”。说到底，是私心私利消解了一些干部的勇气和担当，使他们失去了与时俱进的治理能力，反而成为推进改革的一大阻力。在这个意义上，只有各级领导干部做到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方能为深化改革增动力、去阻力。
两千多年前，《老子》就讲：“政善治，事善能。”今天，要把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带入现代化，善治的难度与善能的要求，远非治理一个小国可比。我们说各级干部肩上的担子重、责任大，诚非虚言。惟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意识和夙夜在公的责任意识，以“本领恐慌”的危机感和“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进取精神，着力增强推进改革的能力，着力提升现代治理能力，我们才能“乱云飞渡仍从容”，入深水得蛟龙。（来源：《人民日报》2014年3月31日）
放要真放，管要真管 ——深化改革必须解决突出问题②
对于政府来说，削手中的权，去部门的利，割自己的肉，不简单，也不容易。把该放的权真正放开放到位，把该管的事切实管住管好，才能收放自如，落实改革要求、破除沉疴积弊、释放改革红利
前不久，有中央领导同志到基层调研，了解大学生创业者是否需要增加“营养”。有创业者反映，股权变更登记太复杂，影响了资金引进，把投资者给吓回去了。一番对话，引发思考：政府是不是管得过多过细过死了？是否存在该管的没能完全管住管好，而该放的没有彻底放开放到位，甚至出现明放暗不放、这边减那边增的现象？简政放权要“乘胜追击”，必须时刻回答好这一命题。
作为本届政府的“开门第一件大事”，去年中央政府下放取消了416项审批事项，力度前所未有，变化立竿见影。与之相伴的是，新注册企业增加27.6%，其中私营企业新增30%，创下10多年来最高。企业找政府的少了，地方跑北京的少了，简政放权这门“当头炮”，成为“激发市场活力、调动社会创造力的利器”，“减少权力寻租、铲除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事实证明，让市场在资源配臵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简政放权是重要的突破口、切入点。
继续解决创业难、就业难等民生问题，破解减少权力寻租、铲除腐败等改革难题，就要更好地激发市场活力、调动社会创造力，更有效地发挥政府这只手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解决好一些环节“放没有真放、管没能管住”问题，尤为关键。
对于政府来说，削手中的权，去部门的利，割自己的肉，不简单，也不容易。现实中存在的种种“肠梗阻”现象，充分体现了这种自我革命的难度。一是放权不对位。给海岛城市下放草原经营许可，向缺煤地区下放煤炭开采类许可事项，看上去权力不少，实际上有权难用。二是放权有水分。一些行政审批事项中央下放了，省市又捡起来；部委取消了，协会又如获至宝；行政审批少了，“红头文件”倒多了。三是放权不彻底。受理权放了，终审权紧攥手中；决定权放了，发证权却不放，于是出现一半环节在上级办、一半环节在县里办的“两头跑”现象。克服这种“没好处的容易放，有油水的死命攥”的苗头，是简政放权的难点，也是深化改革的重点。
今日之改革，啃的是硬骨头，涉的是险滩，戳的是痛处。如果政府部门安于现状不想改，畏首畏尾不敢改，左右观望等待改，怎么能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马前卒”？如果“变相审批”抢滩登陆，“隐性审批”暗流涌动，“灰色地带”依然存在，企业投资创业的积极性如何激发，群众对改革的信心又如何坚定？在这个意义上，政府转变职能的实际成效，影响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节奏；而简政放权“向自己开刀”的力度，则直接来自于政府推进改革的勇气担当。
这种担当，既体现在通过大力放权，“让市场更有效”；也表现为通过强化监管，“让政府更有为”。必须看到，放权的过程也是强化监管的过程，我们不仅要撒欢一匹名叫效率的骏马，也要给马套上一副名叫公平的辔头。前者是市场作用，后者是政府作为。从这个角度看，简政放权绝不是让政府当甩手掌柜，玩大撒把游戏。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面对权力下放的过程，如何构建联动机制，让上面放得到位、基层接得住盘，使权能匹配、权责对等、权属清晰？面对简政放权后的市场，有没有事中事后的监管能力，能不能建起横向到底的监管网络和科学有效的监管方式，进而跳出“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怪圈？这些问题的回答，并不比“真放权、放真权”容易，不仅需要大公无私的勇气，更需要善于学习的智慧。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曾指出，我国目前政府体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管了太多管不了、管不好、不该管的事情。正所谓“少则得、多则惑”，把该放的权真正放开放到位，把该管的事切实管住管好，才能收放自如、游刃有余，真正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的改革要求，从而破除沉疴积弊、释放改革红利，积微以成著，行稳而致远。（来源：《人民日报》2014年4月3日）
促进公平才见水平
——深化改革必须解决突出问题③
公平不仅体现在结果上，很多时候更体现在程序和制度上；公平不仅是分到多少蛋糕，也是怎么分蛋糕
同样是挂号就医，“关系户”可以批条子加塞；同样是参加招聘，性别、身高的歧视将人分级分类；同样是市场主体，民营企业在一些领域却难以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社会生活中的这些“不平事”，未必普遍，却直接影响着人们的公平感受。
今天，追求公平已是时代的最大潮声，呵护公平则是社会的基础共识。我们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公平的高考制度，家庭贫困的孩子何以通过寒窗苦读成为大学生？如果没有公平的市场规则，小职员怎能凭借辛苦打拼变身大老板？著名作家肖洛霍夫曾说，人是为了自己的希望才活着的。公平，就是希望的种子。
在当今中国，公平更成为一把重要的价值标尺，一种凸显的权利诉求，甚至成为衡量幸福的关键指标。为什么生活变好了、物质丰富了，还有那么多牢骚不满？为什么发展起来以后，问题依然不少？说到底，是因为人们对公平等更高层次的问题有了更多期待。当网友吐槽“我奋斗了18年，才能和你一起喝咖啡”时，我们应该思考，是否因为起点不公影响了人们奋斗的信心？当民企感叹遭遇“玻璃天花板”时，我们应该重视，是否规则不公阻碍了市场活力的迸发？权利、机会、规则方面的种种不公平，已经成为发展进步的障碍；人们对公平的朴素认知，也已经体现为对改革发展成果普惠于人的期盼。正因此，党和国家才把“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当作推进改革的重要目的；把扫除公平障碍、促进人民福祉，当作推进改革必须解决的突出问题。
对于各级干部来说，促进公平是必须具备的能力素养，善于促进公平才见治理水平。我们常说，做大了蛋糕，还要分好蛋糕。所谓“分蛋糕”，讲的就是这个问题。在利益诉求多样、权利意识高涨的今天，能不能搞好发展已经不再是评判工作的单一标准，如何让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更考验领导干部的能力水平。在一些地方，经济发展起来了，但因为处理不好外来群体和本地居民的关系而引发争端；一些地方建设热情很高，但在征地、拆迁的过程中却触碰到群众利益的红线。如果不公不义引发稳定问题，谈何改革发展？如果发展成果难以福泽大众，我们倾力推进改革发展又是为了什么？
到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公平不仅体现在结果上，很多时候更体现在程序和制度上；公平不仅是分到多少蛋糕，也是怎么分蛋糕。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制度出台前有没有征集民意？重大决策有没有经过论证、听证？权益受损群体有没有得到申诉机会？对程序的严格遵守，是各级领导干部尤需补上的一课。在深化改革的进程中，用程序编好制度的笼子，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才能保证看得见、有实效的公平。
倡导公平、促进公平，从来不只是口头说说那么简单。冲破各种隐形的制度壁垒和透明的“玻璃门”，常常需要与旧观念进行激烈的较量；而要清除那些吃拿卡要的权力寻租者、徇私枉法的秩序破坏者，维护社会公义，更是要触动一些人的既得利益。没有直面矛盾的勇气、没有冲破藩篱的智慧、没有大刀阔斧的魄力，损害公平的症结难以破除，改革的深化难以持续。
篮球运动员姚明退役时曾感言，感谢这个伟大、进步的时代，使他有机会去实现自我的价值和梦想。我们相信“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正是因为我们对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有信心。这是实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完成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答题。惟有树立公平的理念，用公平的视野去决策，用公平的行动去实践，用公平的标尺去衡量，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在公平上取得突破，每个人才能共同享有人生出彩、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进步的机会。（来源：《人民日报》2014年4月8日）别让热点成痛点
——深化改革必须解决突出问题④
如果说问题是时代的口号，那么热点就是改革的重点。善于通过热点把握真实民意，勇于解决问题为改革深化破题，我们就能将社会的热点变为跃升的拐点
从时有耳闻的拆迁纠纷，到多地出现的PX**，近年来频发的社会热点事件，折射出转型期中国的挑战，也反映了深化改革的现实语境。面对日益高涨的发展期待、不断增强的权利意识、愈加复杂的利益纠葛，如何思之长远、调和鼎鼐，使群众关注的热点，成为改革发展的落脚点和突破点，而不是演变成社会痛点？
如果说，问题是时代的口号；那么，热点就是改革的重点。今天，无论是“房价低一点”的心声，还是“舌尖更安全”的呼唤；无论是医患纠纷引发的热点事件，还是空气污染等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无不牵涉复杂的经济社会利益，包含更为多元的社会期待。正因如此，擘画新一轮改革蓝图时，中央再三强调，必须“从群众反映最突出的问题入手”。如何从社会热点出发，读懂并回应群众的利益关切，直接关系到群众生活、社会公益、政府公信，决定了改革能否有效推进、是否契合民心。
面对热点问题，回应及时、勇于担当、应对有方，就会使挑战化为机遇，危机变为契机。反之，如果漠视群众利益，缓慢迟滞、畏首畏尾、击鼓传花，就会让问题拖延为更大的历史问题，甚至成为一个地方一个领域长期的社会治理之痛。试想，如果不能建立公平的利益协调机制，就算征地拆迁非常必要，各种纠纷也可能继续上演；如果不能走出“雾霾困境”背后的发展观念误区，经济增长速度再快，老百姓也难说满意。这就是为什么总书记谆谆告诫，“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推进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怎样评判？热点问题就是最好考题。我们说深化改革需要突破口，如何找准？热点问题就是最佳突破口。“积极回应百姓关切，突出解决好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热点问题”，“从老百姓最期盼的领域改起”。以问题意识为导向，以人民利益为根本，什么问题突出就着重解决什么，什么问题紧迫就抓紧解决什么，改革就能蹄疾步稳，发展就能柳暗花明。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八项规定”转变作风到“打虎拍蝇”利剑挥出，从“单独二孩”政策出台到教改医改稳步推进，正是勇于面对矛盾难题，积极解决热点问题，让老百姓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真正感受到市场环境、创业条件、干部作风在一天天好起来，不断提高着人们对政府治理的满意程度，不断提升着人们对深化改革的信心指数。
今日之中国，各项改革的设计者和参与者，情感相通、血脉相连，十分重要。否则，自上而下的改革红利和自下而上的改革助力，都无法真实抵达。面对社会热点，是遇见问题绕着走，碰到矛盾躲着走，看见困难低头走，还是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解决问题，到发展最困难的地方去打开局面？这些选择，不仅影响改革的全面推进，更关系改革的民心向背。可以立竿见影的改革，一刻也不能耽搁，要让群众在“言必信，行必果”中看到决心，增强信心；一时有困难的，也要及时沟通、耐心说明，让群众看得见改革的诚意，理解得了改革的难度。不回避问题、不掩盖矛盾，真诚沟通、迎难而上，才能顺应民心、调动民智，为改革赢得更好未来。
鲁迅先生曾说过，“多数的力量是伟大的、要紧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叹赏”。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党矢志不移的奋斗目标，也是深化改革取之不竭的动力。30多年前，正是回应人民期待、尊重群众创造，我们开启了中国改革的第一季。今天，面对更加艰巨复杂的改革第二季，善于通过热点把握真实民意，勇于解决问题为改革深化破题，我们就能将社会的热点变为跃升的拐点，一步一步扩大共识，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事业赢得最广泛的支持和最真诚的拥护。（来源：《人民日报》2014年4月11日）
第四篇：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讯在的突出问题，怎样解决这些突出问题
中国的贫富差距过大、社会保障薄弱、消费下降、投资过度、对外经贸依存度过大、贸易顺差过大等问题日益尖锐和突出，这些重大问题解决不好，必将严重影响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小康社会建设。
一、贫富差距急剧拉大，“三农”问题日趋严重
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急剧拉大，三农问题日趋严重、社会不稳定因素在增多加大。中共中央、中国政府已深感“三农”问题、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并着手实施十一五规划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已深知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和国内需求继续扩大的唯一办法是，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帮助农民富起来。当前中国农民正处于一场新变革的中心，只有通过变革实施农村土地私有化和多种土地所有制并存和发展，才能根治“三农”问题和让农民翻身致富，推动中国走向以内需消费为主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社会保障体系薄弱，消费水平下降
中国社会保障薄弱，国内储蓄过高，导致消费下降，也严重影响扩大内需消费为主的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增长，虽然迅速而成效显著，但却未能在其发展过程中相应配套地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应与经济改革和增长同步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不仅严重滞后，而且在农村和贫困人口中甚至欠缺。由此而造成人们普遍感到经济上无保障和社会安全网的缺失，因而不得不压缩开支、节制消费，增加预防性储蓄，这导致中国家庭储蓄率高达30%，而且总体消费水平20年来一直在下降
从理论上说，一个国家如果能建立可靠的、综合性的、长期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保健体系，那么就必然能降低预防性储蓄水平，并能保障较强消费需求，推动内需经济的发展。
中央必须下决心从整体上加以尽快尽善地解决。解决全国社会保障体系问题，不能再采取修修补补的方式，必须痛下决心从全局上解决这一事关中国经济建设持续发展的战略性问题。与此同时，还必须利用现有强大的财政和外汇储备，加大新农村建设的投入，加大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创新型企业的支持，并且提高全国的工资水平，特别是工人和农民工的工资待遇。
三、投资过度，污染严重
中国经济连续保持10%左右增长，主要依赖于国内投资持续不断地高涨和进出口贸易的连年高速增长。从理论上来说，长此下去，过热过快的投资增长必将造成生产力过剩和通货紧缩，而出口贸易的过速持续增势必将造成贸易摩擦和经济的不平衡。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过度投资是以能源、资源的高耗费和环境的严重污染为代价换取的。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到了必须彻底改变的时候了。中国中东部大地的水系、土壤、空气大都被严重污染，废气、废水、废物的排放一直未得到有效治理。仅以二氧化硫的排放为例，中国现已成为世界最大的排放者，随之而来的酸雨问题和呼吸道疾病等问题已严重困扰着中国城市和农村的生产和生活，中国政府已意识到环境严重污染，不仅带来经济上的问题，也带来健康上的问题和政治上的问题，现已加大了治理污染的力度
四、对外依存度过高，贸易顺差过大
中国经济连续高速增长越来越加大了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现已高达60%。与此同时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也迅速扩大。中国对外经贸依存度过高，贸易顺差过大，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经贸关系的一大包袱，现在是到了必须严加控制和逐步解决的时候了。再拖下去，势必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引爆中国的经济危机。这是中国政府必须百倍警惕、严加防范的。
全国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也不均衡，各社会阶层从经济发展当中得到的利益分配不均，甚至有很大的差别，容易造成社会两极分化，贫困地区贫困阶层对富裕地区富裕阶层甚至是整个社会的不满和敌对情绪，造成社会的不和谐不安定。至于采取的方法有统筹区域发展，国家加大对贫困地区贫困阶层的扶持和补贴，努力消除贫富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发展，关键是要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过程中，把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作为主要途径。特别是要创新发展以高新技术为特征的现代装备制造业作为突破口，加快我国的技术进步与自主创新进程，努力造就出一大批高素质的劳动者和创新型人才，这是实现我国国民经济在更高阶段上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加快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逐步实现我国国民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条件。
1.国民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的规律国民经济的运行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如果国民经济的发展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那么它的发展就会遇到波动与障碍。国民经济运行的规律性，主要体现在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上。
为了能使经济结构在发展过程中经常处于合比例的状态，国家还必须加强宏观调控，处理好各产业及其内部之间的比例关系。
2.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只有对产业结构问题进行战略性调整，同时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集约型转变与全面发展，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并从根本上保证我国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和持久性。
因此，国民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必然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集约化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在我们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同时，要注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与完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产业竞争力为中心，消除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与资源、原材料的结构性短缺问题，促进生产要素向效率更高的部门和企业转移，推进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二、创新发展现代制造业与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发展
要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发展，归根结底要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关键又在于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
三、中国经济创新发展的人才举措
从根本上说，加快科技发展，实施自主创新，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都要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大量具有创新能力的高技术人才的培养，需要继续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
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关键是要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过程中把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作为主要途径,特别是要大力发展以高新技术为特征的现代装备制造业作为重点突破口,加快我国的技术进步与自主创新进程。要努力造就出一大批高素质的劳动者和创新型人才,这是实现我国国民经济在更高阶段上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加快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逐步实现我国国民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条件。
第五篇：深化改革必须解决突出问题(人民日报评论1—4)
深化改革必须解决突出问题
人民日报评论（1-4）
目 录
◇ 深化改革必须解决突出问题①：别让能力不足成为阻力◇ 深化改革必须解决突出问题②：放要真放，管要真管◇ 深化改革必须解决突出问题③：促进公平才见水平◇ 深化改革必须解决突出问题④；别让热点成痛点
别让能力不足成为阻力
——深化改革必须解决突出问题①
某省一位厅长下基层，问了群众“家里几口人”“收入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困难”等几个简单问题后，就不知如何继续交流下去。对诸如此类不会说话的干部，群众的批评入木三分：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不会说话，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一些干部存在“能力不足”的危险。新一轮改革已经起势。要开好局、破好题，形成千帆竞发的好态势，就得解决一些突出问题，扫除前进道路上的“拦路虎”。干部能力不足的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必须看到，治理能力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制度优势充分发挥、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相比，各级干部在提高治理能力上需要下更大气力。全面深化改革，提高治理能力既是一大目标，又是推进改革必须着力的问题。当前，尤其需要解决推进改革能力不足的问题。公众对信息透明期待日益强烈，有的领导仍觉得群众“给点阳光就灿烂”。面对传言流布，有的地方部门手忙脚乱、应对失当，先忙辟谣后忙证实。面对矛盾问题，有的干部首先想的是如何摆平，仍然信奉“用人民币解决”。在治理过程中习惯于老思路老套路，结果，不是不对路子，就是事与愿违，甚至南辕北辙。“这就叫新办法不会用，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去年3月，总书记坦言，“我看这种状态，在党内相当一个范围、相当一个时期都是存在的。”以这种状态推进改革如何能攻坚克难？又怎能解决深化改革进程中所遇到的新问题、新矛盾？
这种状态的背后，是一些人丧失了能力不足的警惕性，失去了本领不够的危机感。以为所学的知识、所积累的经验一辈子够用，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在信息时代，一年不学习，所拥有的全部知识就会折旧80%，各级干部尤需砥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为政态度，强化“入山问樵，入水问渔”的求知精神。不及时吃透中央精神，怎么能向群众讲明白？不坚持调研不断变化的实际，怎么能拿出对症下药的改革决策？每月每年把时间泡在琐屑事务里，掷在觥筹交错中，如何担得起推进改革的重任？现在，从“铁八条”到反“四风”，一个重要方向就是把一些干部从酒桌拉回到书桌、从“酒精考验”状态切换到思考问题状态。各级干部都应当静下心来想一想，自己以前的时间都去哪了？现在富余下来的时间可以干些什么？
我们说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需要啃硬骨头、涉险滩，因而在各级干部的能力储备上，就不仅要有智慧还要有勇气，充分蓄积那么一股子敢闯敢试、敢作敢当的劲头。有些群众常常疑惑：“为什么中央的好政策，到了我们这里就变样了？”造成中央的“好经”念歪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懒和尚”“歪嘴和尚”的存在。有的人奉行“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的观念，对于己有利的改革措施加快推开，对动自己奶酪的决策就阳奉阴违，对捞不着油水而费时费力的政策就犯“拖延症”。一说淘汰落后产能，他用工人失业作挡箭牌；一说简政放权、壮士断腕，他就强调“也不能都不管吧”。说到底，是私心私利消解了一些干部的勇气和担当，使他们失去了与时俱进的治理能力，反而成为推进改革的一大阻力。在这个意义上，只有各级领导干部做到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方能为深化改革增动力、去阻力。
两千多年前，《老子》就讲：“政善治，事善能。”今天，要把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带入现代化，善治的难度与善能的要求，远非治理一个小国可比。我们说各级干部肩上的担子重、责任大，诚非虚言。惟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意识和夙夜在公的责任意识，以“本领恐慌”的危机感和“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进取精神，着力增强推进改革的能力，着力提升现代治理能力，我们才能“乱云飞渡仍从容”，入深水得蛟龙。（来源：《人民日报》2014年3月31日）
放要真放，管要真管
——深化改革必须解决突出问题②
对于政府来说，削手中的权，去部门的利，割自己的肉，不简单，也不容易。把该放的权真正放开放到位，把该管的事切实管住管好，才能收放自如，落实改革要求、破除沉疴积弊、释放改革红利
前不久，有中央领导同志到基层调研，了解大学生创业者是否需要增加“营养”。有创业者反映，股权变更登记太复杂，影响了资金引进，把投资者给吓回去了。一番对话，引发思考：政府是不是管得过多过细过死了？是否存在该管的没能完全管住管好，而该放的没有彻底放开放到位，甚至出现明放暗不放、这边减那边增的现象？简政放权要“乘胜追击”，必须时刻回答好这一命题。
作为本届政府的“开门第一件大事”，去年中央政府下放取消了416项审批事项，力度前所未有，变化立竿见影。与之相伴的是，新注册企业增加27.6%，其中私营企业新增30%，创下10多年来最高。企业找政府的少了，地方跑北京的少了，简政放权这门“当头炮”，成为“激发市场活力、调动社会创造力的利器”，“减少权力寻租、铲除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事实证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简政放权是重要的突破口、切入点。
继续解决创业难、就业难等民生问题，破解减少权力寻租、铲除腐败等改革难题，就要更好地激发市场活力、调动社会创造力，更有效地发挥政府这只手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解决好一些环节“放没有真放、管没能管住”问题，尤为关键。
对于政府来说，削手中的权，去部门的利，割自己的肉，不简单，也不容易。现实中存在的种种“肠梗阻”现象，充分体现了这种自我革命的难度。一是放权不对位。给海岛城市下放草原经营许可，向缺煤地区下放煤炭开采类许可事项，看上去权力不少，实际上有权难用。二是放权有水分。一些行政审批事项中央下放了，省市又捡起来；部委取消了，协会又如获至宝；行政审批少了，“红头文件”倒多了。三是放权不彻底。受理权放了，终审权紧攥手中；决定权放了，发证权却不放，于是出现一半环节在上级办、一半环节在县里办的“两头跑”现象。克服这种“没好处的容易放，有油水的死命攥”的苗头，是简政放权的难点，也是深化改革的重点。
今日之改革，啃的是硬骨头，涉的是险滩，戳的是痛处。如果政府部门安于现状不想改，畏首畏尾不敢改，左右观望等待改，怎么能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马前卒”？如果“变相审批”抢滩登陆，“隐性审批”暗流涌动，“灰色地带”依然存在，企业投资创业的积极性如何激发，群众对改革的信心又如何坚定？在这个意义上，政府转变职能的实际成效，影响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节奏；而简政放权“向自己开刀”的力度，则直接来自于政府推进改革的勇气担当。这种担当，既体现在通过大力放权，“让市场更有效”；也表现为通过强化监管，“让政府更有为”。必须看到，放权的过程也是强化监管的过程，我们不仅要撒欢一匹名叫效率的骏马，也要给马套上一副名叫公平的辔头。前者是市场作用，后者是政府作为。从这个角度看，简政放权绝不是让政府当甩手掌柜，玩大撒把游戏。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面对权力下放的过程，如何构建联动机制，让上面放得到位、基层接得住盘，使权能匹配、权责对等、权属清晰？面对简政放权后的市场，有没有事中事后的监管能力，能不能建起横向到底的监管网络和科学有效的监管方式，进而跳出“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怪圈？这些问题的回答，并不比“真放权、放真权”容易，不仅需要大公无私的勇气，更需要善于学习的智慧。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曾指出，我国目前政府体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管了太多管不了、管不好、不该管的事情。正所谓“少则得、多则惑”，把该放的权真正放开放到位，把该管的事切实管住管好，才能收放自如、游刃有余，真正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的改革要求，从而破除沉疴积弊、释放改革红利，积微以成著，行稳而致远。（来源：《人民日报》2014年4月3日）
促进公平才见水平
——深化改革必须解决突出问题③
公平不仅体现在结果上，很多时候更体现在程序和制度上；公平不仅是分到多少蛋糕，也是怎么分蛋糕
同样是挂号就医，“关系户”可以批条子加塞；同样是参加招聘，性别、身高的歧视将人分级分类；同样是市场主体，民营企业在一些领域却难以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社会生活中的这些“不平事”，未必普遍，却直接影响着人们的公平感受。
今天，追求公平已是时代的最大潮声，呵护公平则是社会的基础共识。我们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公平的高考制度，家庭贫困的孩子何以通过寒窗苦读成为大学生？如果没有公平的市场规则，小职员怎能凭借辛苦打拼变身大老板？著名作家肖洛霍夫曾说，人是为了自己的希望才活着的。公平，就是希望的种子。
在当今中国，公平更成为一把重要的价值标尺，一种凸显的权利诉求，甚至成为衡量幸福的关键指标。为什么生活变好了、物质丰富了，还有那么多牢骚不满？为什么发展起来以后，问题依然不少？说到底，是因为人们对公平等更高层次的问题有了更多期待。当网友吐槽“我奋斗了18年，才能和你一起喝咖啡”时，我们应该思考，是否因为起点不公影响了人们奋斗的信心？当民企感叹遭遇“玻璃天花板”时，我们应该重视，是否规则不公阻碍了市场活力的迸发？权利、机会、规则方面的种种不公平，已经成为发展进步的障碍；人们对公平的朴素认知，也已经体现为对改革发展成果普惠于人的期盼。正因此，党和国家才把“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当作推进改革的重要目的；把扫除公平障碍、促进人民福祉，当作推进改革必须解决的突出问题。
对于各级干部来说，促进公平是必须具备的能力素养，善于促进公平才见治理水平。我们常说，做大了蛋糕，还要分好蛋糕。所谓“分蛋糕”，讲的就是这个问题。在利益诉求多样、权利意识高涨的今天，能不能搞好发展已经不再是评判工作的单一标准，如何让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更考验领导干部的能力水平。在一些地方，经济发展起来了，但因为处理不好外来群体和本地居民的关系而引发争端；一些地方建设热情很高，但在征地、拆迁的过程中却触碰到群众利益的红线。如果不公不义引发稳定问题，谈何改革发展？如果发展成果难以福泽大众，我们倾力推进改革发展又是为了什么？
到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公平不仅体现在结果上，很多时候更体现在程序和制度上；公平不仅是分到多少蛋糕，也是怎么分蛋糕。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制度出台前有没有征集民意？重大决策有没有经过论证、听证？权益受损群体有没有得到申诉机会？对程序的严格遵守，是各级领导干部尤需补上的一课。在深化改革的进程中，用程序编好制度的笼子，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才能保证看得见、有实效的公平。
倡导公平、促进公平，从来不只是口头说说那么简单。冲破各种隐形的制度壁垒和透明的“玻璃门”，常常需要与旧观念进行激烈的较量；而要清除那些吃拿卡要的权力寻租者、徇私枉法的秩序破坏者，维护社会公义，更是要触动一些人的既得利益。没有直面矛盾的勇气、没有冲破藩篱的智慧、没有大刀阔斧的魄力，损害公平的症结难以破除，改革的深化难以持续。
篮球运动员姚明退役时曾感言，感谢这个伟大、进步的时代，使他有机会去实现自我的价值和梦想。我们相信“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正是因为我们对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有信心。这是实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完成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答题。惟有树立公平的理念，用公平的视野去决策，用公平的行动去实践，用公平的标尺去衡量，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在公平上取得突破，每个人才能共同享有人生出彩、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进步的机会。（来源：《人民日报》2014年4月8日）
别让热点成痛点
——深化改革必须解决突出问题④
如果说问题是时代的口号，那么热点就是改革的重点。善于通过热点把握真实民意，勇于解决问题为改革深化破题，我们就能将社会的热点变为跃升的拐点
从时有耳闻的拆迁纠纷，到多地出现的PX**，近年来频发的社会热点事件，折射出转型期中国的挑战，也反映了深化改革的现实语境。面对日益高涨的发展期待、不断增强的权利意识、愈加复杂的利益纠葛，如何思之长远、调和鼎鼐，使群众关注的热点，成为改革发展的落脚点和突破点，而不是演变成社会痛点？
如果说，问题是时代的口号；那么，热点就是改革的重点。今天，无论是“房价低一点”的心声，还是“舌尖更安全”的呼唤；无论是医患纠纷引发的热点事件，还是空气污染等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无不牵涉复杂的经济社会利益，包含更为多元的社会期待。正因如此，擘画新一轮改革蓝图时，中央再三强调，必须“从群众反映最突出的问题入手”。如何从社会热点出发，读懂并回应群众的利益关切，直接关系到群众生活、社会公益、政府公信，决定了改革能否有效推进、是否契合民心。
面对热点问题，回应及时、勇于担当、应对有方，就会使挑战化为机遇，危机变为契机。反之，如果漠视群众利益，缓慢迟滞、畏首畏尾、击鼓传花，就会让问题拖延为更大的历史问题，甚至成为一个地方一个领域长期的社会治理之痛。试想，如果不能建立公平的利益协调机制，就算征地拆迁非常必要，各种纠纷也可能继续上演；如果不能走出“雾霾困境”背后的发展观念误区，经济增长速度再快，老百姓也难说满意。这就是为什么总书记谆谆告诫，“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推进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怎样评判？热点问题就是最好考题。我们说深化改革需要突破口，如何找准？热点问题就是最佳突破口。“积极回应百姓关切，突出解决好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热点问题”，“从老百姓最期盼的领域改起”。以问题意识为导向，以人民利益为根本，什么问题突出就着重解决什么，什么问题紧迫就抓紧解决什么，改革就能蹄疾步稳，发展就能柳暗花明。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八项规定”转变作风到“打虎拍蝇”利剑挥出，从“单独二孩”政策出台到教改医改稳步推进，正是勇于面对矛盾难题，积极解决热点问题，让老百姓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真正感受到市场环境、创业条件、干部作风在一天天好起来，不断提高着人们对政府治理的满意程度，不断提升着人们对深化改革的信心指数。
今日之中国，各项改革的设计者和参与者，情感相通、血脉相连，十分重要。否则，自上而下的改革红利和自下而上的改革助力，都无法真实抵达。面对社会热点，是遇见问题绕着走，碰到矛盾躲着走，看见困难低头走，还是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解决问题，到发展最困难的地方去打开局面？这些选择，不仅影响改革的全面推进，更关系改革的民心向背。可以立竿见影的改革，一刻也不能耽搁，要让群众在“言必信，行必果”中看到决心，增强信心；一时有困难的，也要及时沟通、耐心说明，让群众看得见改革的诚意，理解得了改革的难度。不回避问题、不掩盖矛盾，真诚沟通、迎难而上，才能顺应民心、调动民智，为改革赢得更好未来。
鲁迅先生曾说过，“多数的力量是伟大的、要紧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叹赏”。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党矢志不移的奋斗目标，也是深化改革取之不竭的动力。30多年前，正是回应人民期待、尊重群众创造，我们开启了中国改革的第一季。今天，面对更加艰巨复杂的改革第二季，善于通过热点把握真实民意，勇于解决问题为改革深化破题，我们就能将社会的热点变为跃升的拐点，一步一步扩大共识，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事业赢得最广泛的支持和最真诚的拥护。（来源：《人民日报》2014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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