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改革路径已明确 不同于摸石头过河（定稿）

第一篇：人民日报：改革路径已明确 不同于摸石头过河（定稿）

人民日报：改革路径已明确 不同于摸石头过河

有两个词经常被用来描述今天中国的改革，一个是攻坚期，一个是深水区。前者意味着一个“难”字，后者代表着一个“险”字。方此之时，人民最期待的是什么？改革最需要的是什么？

“当前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格外艰巨，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个时候就要一鼓作气，瞻前顾后、畏葸不前不仅不能前进，而且可能前功尽弃。”总书记的这番话，指明了稍纵即逝的时间窗口，也道出了义无反顾的担当勇气，警醒我们在这样一个不进则退的关键时刻，以何种精神状态推动改革，直接决定着国家的未来。

35年改革开放，影响前所未有，成就举世瞩目，不仅将中国推向了一个历史新高度，也让中华民族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复兴梦想。越是在这个时候，就越要警惕“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的风险。放眼全球，一些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殷鉴不远，断言中国短暂“柯立芝繁荣”的声音时有耳闻；即便在国内，也有人担心我们丧失了改革勇气，甚至患上了“改革疲劳症”。对这些悲观论调，不必过分上心，但不可掉以轻心。

今天的改革再次到了一个紧要关头。一方面，政府职能转变、金融体制改革、反腐制度强化„„这些躲不开、绕不过的问题，提醒我们发展还没到开香槟的时候；另一方面，改革本身也面临着“期望值上升的革命”，除了物质利益，人们对公平诉求更加强烈。如何闯关夺隘，更好地回应人民诉求，关系到改革的号召力，也考验着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改革先易后难，更要攻坚克难，惟其如此，才能战胜风险挑战、跟上人民期待。毋庸讳言，与过去皆大欢喜的普惠式改革相比，今天的改革很难让所有人兴奋。无论简政放权，还是调节收入，改革都不可避免会触碰一些固有利益，甚至遭遇某种“利益矩阵”。换句话说，革思想的命、削手中的权、去自己的利，不是每个部门都愿改，也不是每个群体都想改。那种“会有风险”的说辞，“再等一等”的要求，莫不因此而生。“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然而改革有困难，不改革会更困难。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创造过去的奇迹，靠的是改革，解决今天的问题，也唯有深化改革。倘若没有那么一股劲，不敢、不想、不愿触碰矛盾问题，不但改革无法深入推进，发展也很难乘势而上。

“改革就是要杀出一条血路来”。回首35年历程，中国的改革何时轻松过？哪个改革不是迎难而上？当小岗村农民签下“生死契约”，当市场经济改革顶着“姓社姓资”压力,这些今天看来习以为常的事情，当初是何等艰难，背后又是何种勇毅！“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如果没有一种战略眼光，没有一种使命意识，没有一种英雄气概，昨天的改革不会为今天奠基，今天的改革也难以为明天铺路。

与过去不同的是，当年我们“摸着石头”搞改革，是因为对一些重大问题还没看清看透，而今天亟待推进的多项改革，我们党对其目标和路径都已明确。在这个时候，比认识更重要的，是决心；比方法更关键的，是担当。“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有这样的信念，就能从全体人民整体利益着眼，从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出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什么叫政治勇气？这就叫政治勇气；什么是政治智慧？这就是政治智慧。

“夫战，勇气也”。在打开改革开放新局面的时候，邓小平同志说过，“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子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历史的机遇不可丧失，人民的期待不能辜负。提着那么一口气，鼓着那么一股子劲，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不动摇，我们定能开辟改革新境界，抵达发展新高度。

第二篇：收入分配改革目标路径已清晰

收入分配改革目标路径已清晰 还需拿出有力措施 人民网北京3月5日电（记者 朱书缘）今天上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温家宝作政府工作报告。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中央经济委员会主任郑功成第一时间作客人民网解读“解读政府工作报告”。谈及备受关注的收入分配问题，郑功成指出，目前，收入分配改革的目标和路径问题是已经解决，下一步关键是要拿出有力的措施，来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缩小不同群体的差距，来规范已经失范的分配体系。

郑功成分析认为，从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当前的收入分配差距是30多年改革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结果。当然其中要包括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鼓励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倾斜式的政策取向，同时，也和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保障水平很低、没有对贫富差距进行有力的调节有关系。正因为存在着分配失衡、分配不公、分配失范的现象，所以导致了社会矛盾产生，不同群体之间的心理对抗加剧，并且波及到社会生态，所以，贫富差距在我们国家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我主张要通过公正的收入分配制度，来缩小贫富差距。

郑功成说，收入分配改革由于它实质上关系到对国家、企业、个人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和所有人的切身利益，在已经形成了既定的利益格局，并且产生了强势的路径依赖的背景下，要全面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任务其实是异常艰巨的，它绝非一日之功，也不可能一药奏效。于是要在明确目标、路径的条件下，坚定不移地稳妥推进。

郑功成认为，从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国务院2月5号出台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的若干指导意见》看出，改革的目标和路径问题已经解决了，下一步关键是要拿出有力的措施，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缩小不同群体的差距，规范已经失范的分配体系。如果说社会财富的分配是公正的，不同群体之间的差距是适度的，社会当然一定是安定祥和的，国家的发展也一定是健康的。这应该是我们新一代的领导集体带领我们一起努力的方向。

第三篇：王石称邓小平的“摸石头过河”是最大的企业家精神

王石称邓小平的“摸石头过河”是最大的企业家精神

万科董事长王石

以下为原文：

2009年，我和一些朋友们响应一个国际环保NGO野生救援（Wild Aid）的号召，一起发起倡议拒吃鱼翅。当时就有位被我们拉过来签字的企业家说：这个我不能签，比如我跟部长吃饭，部长要吃鱼翅，我能说我不吃吗？我的生意还要不要做了？

这位企业家朋友最后没有签字，但我们都签了。三年过去，没听说哪位签字的老板因为不吃鱼翅而生意做不成了。姚明还给野生救援拍了广告片──“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现在几乎妇孺皆知。我看到网上还有人拿来恶搞。似乎姚明的生意也越做越大，丝毫不受影响。

一个认为自己的饮食偏好（不吃鱼翅，不喝酒）都会导致官员生气的企业家，首先就把自己定位得矮化了。更何况，这个心理假设的前提是，政府官员们心理上都是些长不大、被惯坏的孩子──稍有不如意就会迁怒。

万科从成立之初就有句口号，叫“不行贿”。当时也有人在说：不行贿怎么做房地产生意？结果事实证明我们不行贿不仅做成了房地产生意，还做成了全球最大的住宅开发商。个中辛酸，不足为道。

“中国企业家论坛”有一个持续的话题，就是企业家的社会地位问题。我讲这两个例子是想说明，很多时候，企业家的社会地位，与企业家对自己的心理期许有关。想要获得社会的承认与尊重，首先要相信自己是应该获得社会承认和尊重的。

中国的现代化，肇始于19世纪中叶。这不仅包括人们日常所关注的器物和制度层面，也包括夹在这两层之间的社会。现代意义上的商业与商业文明，也开始于这一时期。第一代的中国“企业家”们，如胡雪岩、雷履泰等，都是出色的管理大师，但在面对公众时却面目模糊。他们对自己的定位就是一名 “徽商”或者“晋商”，那么社会也就认为他们仅仅是商人。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荣德生、张謇为代表的新一代企业家则显示出完全不同的气度。他们都不仅仅是企业家，从创业之初就自认是社会的砥柱：除了投资实业以外，他们造桥铺路、建立公园、兴办教育、参与城市规划、区域经济规划甚至是社会保障规划的制定。他们为“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主张到处奔走。1922年，北京、上海等地的报纸联合举办民意测验，张謇当选“最受敬仰之人物”。如果荣德生和张謇们还是和他的前辈胡雪岩、雷履泰一样，仅仅以创办一家成功的商号为目标，我无法想象他们能获得社会如此的承认与尊重。

在中文中的“企业家精神”，被大大局限了。因为英文中的entrepreneurship的含义要比中文中的“企业家”广泛的多。

一个社会总是有一些传统、规范和模式，而认识到这些模式的问题，重新组织要素，并成功为社会创造价值，这就是企业家精神。

人的天性保守：当人们已经熟悉了某种程序或方法，而这种程序和方法已经被历史证明是有效的；要鼓励人们采用新的、未经实践证明的方式就会受到心理上的抵制。有时候，客观上采取新的方式可能并不存在困难，但人们也会觉得难以接受──无论是说服人们跟随一次创业冒险，一次管理变革，还是不喝酒、不吃鱼翅、不行贿这些改变社交文化的努力。企业家精神之所以在现代社会中如此重要，主要是因为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专业知识越来越完备，在任何领域的创新都需要团队合作。一个发明家在自家阁楼里鼓捣出来的东西，已经很难震撼世界了。

现代科学研究早就已经过了一个教授带着两三个助手就能完成发明和发现的时代。任何 1

一个运转良好的实验室，对内需要大规模的合作与沟通，对外则要面对各利益相关方。科学研究的前途甚至比新产品、新服务的市场前途还要不确定。发现某个研究方向的价值，说服整个团队往这个方向前进，遇到问题及时调整，同时还要游说政府、企业等资金方提供持续支持。

社会领域的创新也是如此，一个慈善项目想要获得公众的支持与参与，无论是公关、管理、游说，都需要企业家精神。

短短30年间，中国的民营企业从零开始，以40%的社会资源，完成了60%的GDP，承担着80%的就业。企业家们已经是这个社会稳定与发展的砝码。建国后的前30年，无论是城市化还是现代化的进程都被打断了；而后30年，城市化与现代化则被大大压缩。上一轮现代化中两代企业家完成的蜕变，现在几乎被压缩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问题是，中国的企业家们做好了在一定程度上领导这个社会的准备了吗？

我一开始提到的那位朋友是真正的企业家。他创办的企业在过去几十年里，从产品到技术到管理，都走在中国企业的最前沿。但在拒吃鱼翅这事儿上，他没有展现出自己的企业家才华。

企业家们最重要的能力是说服。说服人们相信你所画下的美好蓝图，说服人们自愿跟随你前进。企业家除了要相信自己是值得人们尊敬的，更需要以企业家的方式为社会提供价值。七八十年前，我们的前辈们提出了“实业救国”的口号，他们更以实际行动说服人们相信这一理念，并获得了社会的尊重。现在，轮到我们思考，该如何实现我们这一代人对社会的责任？

企业家精神是当下所稀缺的：中国的改革就是一个最需要企业家精神的课题。这不仅需要领导人发现体制目前所存在的问题，还需要他们能在目前价值如此多元的社会里，团结起足够多的共识，甚至在体制内调和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以推动改革向更深层次发展。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最大的企业家精神。他的“50年不变”、“不争论”，就是在妥协，在动员，在说服。

而这都是企业家们最擅长的领域：远见、规划、管理、组织、协调、说服、动员、妥协。以国情而言，如果不把我们这些才能贡献给社会，仅仅是拿出一些钱来做“慈善”，谈不上是真正的“企业社会责任”。

所以，企业家对社会发挥影响力，真还不能向学者、向明星学习，仅仅是发言就算了。一个集团军司令没必要跟武林高手比武。企业家向这个社会输出的正能量，恐怕就是现代的管理制度、组织机构、沟通技巧。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投身非营利的社会组织，以推动他们认为有价值却不太可能挣钱的事业。在这些事业中，企业家们能做的就是发挥我们在组织、动员、说服上的经验，为“社会资本”存款。

企业家做公益项目，在管理上就要以企业的标准衡量。企业家们自己相互组织，更要走出乡党的小圈子，从农业社会的地缘亲缘所维系的熟人关系，转变成以共同职业、理念和使命为纽带的组织──因为企业本身就是以理念和使命结合在一起的共同体。而企业家组织本身，更应该明确这个组织绝不能仅仅是“搞关系”、“盘资源”的平台。

这也是我对“中国企业家论坛”这个组织的期待之一：从一个熟人网络走向共同理念的人的平台。比如，除了邀请经济学界的专家之外，我们是不是能邀请其他学术界，甚至政界的朋友？无论是带领实验室，还是带领改革，这些在其他领域工作的精英们，所展现的都是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门前，有一个阿特拉斯的雕像。这座雕像落成于1937年，当时，企业家精神这个概念在西方也是刚提出不久。托起天堂的巨神阿特拉斯，是纽约企业家们的自我期许──我们就是承载美国经济与社会的巨人。从安•兰德开始，美国社会建构起一套有关企业家的英雄叙事，这套思想的源头来自于熊彼得：企业家精神的创造性破坏才是创新的来源，而创新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正是因为这种英雄叙事和道德勇气，才使得美国的企业家们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积极投身到各种公益事业中去，并赢得社会尊重。

有这样的自信，有这样的自我期许，企业家才能对社会形成更大的影响力：企业家们不仅仅为社会提供就业与财富，企业家精神更是社会进步的动力。这种道德勇气意味着更多的付出与努力，更意味着要在许多我们不熟悉的领域发挥企业家精神，去促使那些我们认为有价值的改变发生。

第四篇：人民日报三论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关系：既要顶层设计也要摸石过河

人民日报三论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关系：既要顶层设计也要摸石过河

2013年08月12日 05:39

来源：人民日报

改革中的问题，只能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应对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矛盾和挑战，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这一点已是基本共识。但深化改革的路怎么走，答案可能会千差万别。

中国是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重大错误。总书记在湖北考察工作时，把“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之一加以强调，这是从实际出发、从国情出发、从历史经验出发得出的深刻论断，是推进中国改革大业的重要方法论。

当前，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随着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利益关系日益错综复杂，形成改革共识的难度在增大。改革进程中，既有利益的藩篱盘根错节，也有体制机制的顽瘴痼疾。这样的背景下，要继续深化改革，必须把握大局、稳中求进。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连续性和可行性，离不开统筹谋划，在战略思考的基础上进行顶层设计。这些年来，改革不断向前推进，但在一些领域，难以上升到宏观层面，难以向纵深发展。有的地方和领域，单兵突进，没有系统整体谋划，缺乏配套协调。这些现象的存在，都要求我们强化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确保改革措施的公平性和利益最大化。

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确保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和互动至关重要。无论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还是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无论是推进城镇化进程，还是建设更加体现公平正义的社会保障体系，都涉及国家、企业、居民间利益格局的调整，涉及城乡、地区、行业间利益格局的调整，涉及中央、地方利益格局的调整，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整体建构，需要更高层次的统筹协调，使改革更加科学系统，富有成效。

强调顶层设计，决不是否定基层创新的重要性。回顾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历程，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选择了渐进式的路径——摸着石头过河。对必须取得突破但一时还不那么有把握的改革，采取试点探索、投石问路的方法，鼓励大胆探索、勇于开拓，取得了经验，形成了共识，看准了，就全面推开。30多年循序渐进，让中国得到了平稳和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这一富有中国智慧的改革方法，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论，仍具有巨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作为一个经济文化仍然相对落后的国家，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一个漫长艰难的探索过程，希望找到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是不现实的，必须集思广益、逐步完善，充分发挥全社会的改革智慧和基层探索的积极性。从这些年的情况看，不论是上海市率先推行的增值税扩围试点、国有资本逐渐退出竞争性行业，还是广东先行试水的“非禁即入”式工商登记制度、民间组织无主管登记制，都为整体改革提供了重要经验。

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都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坚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统一，使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更好地结合起来，在摸石过河中加深对规律的认识，在统筹规划中协力推进改革，我们就能克服各种困难，使改革进程沿着正确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