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本论》看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系

第一篇：从《资本论》看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系

从《资本论》看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系

摘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来说，“国民财富和人民贫困是一回事。”从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效率即国民财富，与公平即人民不贫困，是直接对立的。其原因就在于，这里的效率只是少数人的效率，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一效率甚至是负的。只有当效率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效率时，这个效率才与公平是一致的。而要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把握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系，以更加注重公平的方式来提升真正属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效率，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公平与效率从字面上看都是褒义词，但是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以来，这两个词却成了死对头。直到今天，仍有人强调必须牺牲公平以维护效率。

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内学术界曾经对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进行过非常热烈的探讨，此后有关这一话题的文章仍然不断涌现。总的来看，这些文献虽然讨论得很热闹，并且不少学者也试图运用辩证法来阐述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系。但是，这些文献并没有很好地体现唯物主义的精神，未能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与现实世界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大多数文献还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从而未能把握住公平与效率辩证关系的实质，对于实际工作没有什么指导意义。

一、望文生义地解释公平和效率的概念

例如，许成安和王家新、米祖旭等分别引用《辞海》中对公平和效率这两个词的解释。相比之下，杨帆不仅强调效率主要指经济微观层面，还将其扩大到产业层面和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但杨帆对公平的解释只是分别引用《千年宣言》中的世界银行奋斗目标、邹恒甫和阿马蒂亚·森关于社会公正的观点。这些观点与叶春涛等学者将公平分为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是一致的。但是，正如杨帆已经意识到对弱势群体进行政策倾斜会影响过程公平那样，对公平的这种划分的结果只能是强调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而为结果不公平辩护。

这是因为，今天的起点正是昨天的结果，而明天的结果则是后天的起点，因此起点公平和结果公平实际上是不可分割的。没有结果公平就没有起点公平。而作为过程的公平，只有在起点公平时才有意义。美国学者阿瑟·奥肯的名言：“缘于机会不均等的经济不平等，比机会均等时的经济不均等更加令人难以忍受”，被不少学者如孙彦宝等引用作为诠释公平的经典，但是，机会均等不等于把握机会的条件和能力均等。张维迎曾假定每个人都有均等的机会选择做资本家还是做工人，但是，马克思早就指出，“不是任何一个货币额或价值额都可以转化为资本。”因此，不考虑机会把握能力的机会均等实际上是放任了不公平。奥肯本人也承认，“我们无法在保留市场效率这块蛋糕的同时, 又平等地分享它。”这表明，他只不过要我们在经济不平等与经济不均等中进行选择，而无意解决不公平的问题。

与邹恒甫把按贡献进行分配作为社会公正的内容一样，李大洪引用亚当斯的公平理论认为，公平要求员工所付出的各项要素的报酬率相均衡。王伟婉等学者也主张确立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公平原则。但是，机器的贡献并不是它的所有者的贡献，要论贡献，也得算在机器的制造者身上，而不是购买机器的企业主身

上。因此，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实际上只是按要素所有权分配，而分配的比例则主要是由物资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说了算，从而这种分配方式根本谈不上公平。

二、形而上学地讨论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系

为了分析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许多学者都试图运用辩证法。但是由于对公平和效率的概念认识不清，因此学者们未能抓住公平与效率辩证关系的本质。一是如王顺达等学者认为，公平和效率是不同领域的概念，本身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和矛盾；二是如李闽榕等学者认为，公平与效率是一种辩证的对立统一关系，但却寄希望于割裂开来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能够将两者统一起来。三是如戴诚安等一些学者认为，公平与效率从根本上是一致的，强调蛋糕的做大而忽视弱势群体在蛋糕做大过程中的牺牲。四是如谭希培和何子英等学者把公平和效率作为福利函数的两个自变量，认为它们是相互替代的。五是如宋圭武和王渊等学者抽象地在四维空间中定义公平点和效率点之间的“距离”。六是如杨漾等人以西方学者的论断为依据，在承认公平与效率是冲突的同时，一味强调效率优先，直到社会不能承受的程度为止。七是如刘国光等学者从当前中国的社会矛盾的现实出发，提出要更加注重公平，但在理论分析上仍显不足。八是如陈庆云等讨论了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中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及其实现机制的问题。但是，为社会大众所关注的效率与公平问题是涉及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问题，不是由政府调节就能解决的。九是如赵锦辉和王晓华等学者试图运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等经典著作中的一些观点来分析公平与效率问题，但是他们仅仅把等价交换和一般利润率规律视为公平，把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剥削视为不公平，把资产阶级所造成的生产力视为效率。

总的来看，上述这些论述对辩证法的运用只是形式上的。一方面，不公平的资本主义社会有着令一些人羡慕的效率，尽管这个效率背后有着复杂的成因。当然，有人会说资本主义社会最公平，或者说现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很注重公平了。但这种论断是没有事实依据的。美国学者米兰·查弗洛夫斯基指出，二战后1948~1988年的美国经济状况表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力剥削率不断增长，远远超过马克思当年所假定的水平，从1948年的170%，增长到1989年的244%。另一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使这个社会是由政府来主导的，政府的主导作用也必然受制于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例如，新中国建立以来，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原本一直就受着法律法规的保护，但是还是有人要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美国宪法中都没有的条款塞入中国宪法。由于当前中国的经济基础相对于新中国建国初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修改中国宪法的努力最终获得了成功，尽管并没有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字句原封不动地写进中国宪法。

三、公平与效率的唯物辩证关系

公平与效率之争之所以受到全社会的普遍关注，是因为它涉及到了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问题。现在有不少学者附和西方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说什么马克思的学说过时了。但是，只要中国社会存在多种经济成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就不可能过时，甚至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的论断也仍然是成立的。

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已经提到了公平与效率之争的本质问题，只不过他的表述方式有所不同而已。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来说，“国民财富和人民贫困是一回事。”所谓国民财富

就是资本，而资本的形成离不开对人民群众的残酷剥削和他们的贫困化。马克思指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作为直接生产者的财产，不是资本。它们只有在同时还充当剥削和统治工人的手段的条件下，才成为资本。”

马克思还告诉我们，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威克菲尔德先生已经证明，“不剥夺劳动者，不相应地把他们的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协作、分工以及机器的大规模使用等等，都是不可能的。为了所谓国民财富的利益，他要寻找那些制造人民贫困的人为的手段。”

如果把这里的国民财富看作效率，把人民贫困看作不公平。那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效率与不公平“本来就是一回事”，这才是公平与效率的唯物辩证关系。不把握这个本质，关于公平与效率辩证关系的讨论就不可能有一个正确的结果。

显然，资本主义社会追求效率的手段就是人为地制造不公平。孟德维尔曾指出：“在财产有充分保障的地方，没有货币还比较容易生活，没有穷人就不行，不然谁去劳动呢？„„应当使工人免于挨饿，但不应当使他们拥有任何可供储蓄的东西。„„对一切富裕民族有利的是：绝大部分穷人永远不要无事可做，但要经常花光他们所收入的一切„„靠每天劳动为生的人，只有贫困才能激励他们去工作，缓和这种贫困是明智的，想加以治疗则未免愚蠢。能使工人勤勉的唯一手段是适度的工资。工资过低会使工人依各自的气质或者变得垂头丧气，或者变得悲观绝望，工资过高则会使他们变得傲慢不逊，好逸恶劳。„„在不允许奴隶存在的自由民族中，最可靠的财富就是众多的勤劳贫民。没有他们，就不能有任何享乐，任何一个国家的产品都不可能被用来谋利„„要使社会幸福，使人民满足于可怜的处境，就必须使大多数人既无知又贫困。”这也是为什么发达国家鼓励工人分期付款，借贷消费的一个原因。

显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效率与公平是直接而尖锐地对立着的。造成这种对立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以国民财富和GDP的标志的总体效率只是少数人的效率，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一效率甚至是负的。从而GDP指标尽管还是官方的政绩指标，但大多数老百姓已经不在乎它了。它已经失去早些年能够激动人心的光环了。

四、对我们的启示

出于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辩护的目的，西方经济学家将公平与效率之间的这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歪曲成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与经济制度之间的矛盾，而国内的一些学者不仅附合这一说法，而且还进一步地加以发挥，说什么公平与效率不能不对立，为此他们将多劳多得也视为不公平但有效率。

但是，多劳多得本身就是公平而有效率的。这是因为，这一原则的实质是有劳有得，反对不劳而获。从而这一原则的效率是所有劳动者的效率，因而是绝大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的效率，它当然是公平的，尽管效率的程度不完全一致。换句话说，如果效率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效率，那么这个效率与公平就是一致的。此外，关于效率的计算，实际上也存在一些误区。目前关于企业的效率的计算是以利润为指标的。但是，即使是这样，目前也没有任何能够经得起统计学理论评价的实证研究来证明私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更何况，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证，生产过程中新创造的价值不仅包含税前利润（含利息），即剩余价值m，还包含工人的工资和福利v。如果将这两者加起来，国有企业更不会输给私有企业。因此，私有化改革本身是既无效率又不公平。

对当前的中国来说，一方面以GDP为标志的国民财富即效率不断提高，另一方面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找不到工作和干活拿不到工资的弱势群体的数量也在增长。私有企业员工的工资长期得不到增长，而私有经济日益成为中国经济的主体，贫富差距悬殊导致内需严重不足。政府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只不过将内需不足的矛盾以更大的规模延迟而已，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国的社会经济矛盾日益严重。这才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引发全社会关注公平与效率之争进而反思改革的根本原因。

显然，要想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把握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系，以公平优先的方式来提升真正属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效率，为此必须构建更加和谐的经济制度，尤其是公有企业制度，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只有这样，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才不会被最终葬送掉，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才有可能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阶段发展，社会主义的中国才不会遭受国际垄断资本在中国的代理人的和平演变，中国的经济发展才会迎来真正的效率和公平。

第二篇：从医疗改革看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再探讨

——基于医疗改革政策的解读

摘要：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自建国以来一直在不断进行改革和调整。1978至1992年，改革主要是政府逐步减少投入和医疗机构独立经营；自1992至2003年，改革对医疗机构和医疗服务实行了部分的市场化；而从2003年到现在，改革主要围绕医疗机构的公益性、提高各种医保的覆盖面来进行。本文将从医疗改革的政策变化中解读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力求探讨出我国医疗卫生体制的症结与未来医疗改革的目标定位。

关键词：医疗改革 公平效率

改革开放至今已三十七年，在这三十几年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迅速发展，社会愈加复杂，政治体制几经改革，医疗卫生体制同样也经历了几次改革。医疗卫生作为社会民生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理所应当地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它不仅关系着老百姓的生命与健康，也是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三十七年的医疗卫生改革政策变化，可以从新的视角解读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一、医疗改革政策历史回顾

从1978年始，从中央到地方，从农村到城市，医疗卫生体制开始了各种类型的制度变革。总体来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 1978至1992年；第二阶段自1992—2003年；第三阶段自2003年到现在。

1.第一阶段：医疗机构独立经营

医疗改革是从农村开始。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大力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生产力，同时瓦解了农村合作医疗赖以生存的基础——集体经济。这就直接影响到乡镇卫生院，集体经济的瓦解让卫生院只能自谋出路，持续不断地提高诊疗和药品费用。同时，农民也只能自费看病，由于不能报销医药费，他们更倾向于选择技术、设备条件都更好的县级或以上医院就诊。

在城市中，医疗行业同样面临着体制僵化、工作效率低下、人员怠工等问题。为了缓解以上问题，卫生部于1981年下发 《关于加强卫生机构经济管理的意见》，将长期实施的“全额管理、差额补助”的医院财务管理办法修改为“全额管理、定额补助、结余留用”，这意味着国家开始鼓励医院逐步脱离计划经济，自身增收节支。在其他商品逐步市场化的同时，受限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影响与医疗卫生事业的特殊性，国家对医疗药瓶等的价格依旧进行严格控制，导致各级医院以市场价购进的医疗用品，却以低价向社会服务，出现的亏损只能自身寻求解决方式。于是，医疗系统开始实施两种收费标准——自费病人价格不变，公费和劳保病人的部分项目按成本收费。即使使用了这种方式，试图弥补亏损，但效果甚微。于是到1985年，国家允许医疗机构对某些新的服务和高新技术实行按成本定价，解决了当时的危机，却使医疗机构竞相购买高新设备、开展高新技术服务，导致很多医疗资源的闲置和浪费。从1989年开始，国家开始对医院实行定额投入，医院超支不补、结余留用，政府不再负担医院的盈亏。

2.第二阶段：医疗机构和医疗服务部分市场化

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1992年1月卫生部召开的会议上，还在强调医院的公益性，强调对不规范的医疗价格与行为进行整顿。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明确提出了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明确指出卫生事业为第三产业，并指出大部分福利型、公益型和事业型第三产业单位要逐步向经营性转变，实行企业化管理。医疗卫生事业的定位发生改变后，将医院的逐利性活动合理化。医疗卫生开始产业化、市场化，医疗价格逐步和市场价值规律相接轨。然而，医疗卫生服务和普通商品经济不能划绝对的等号。1993年1月，卫生部召开卫生工作会议，提出卫生改革与发展要主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医疗卫生服务价格应建立分级管理体制，逐步下放价格管理权。1995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召开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第一次系统地回顾了建国以来我国的卫生事业的发展和存在的问题，最后形成《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决定》重点强调了新时期卫生工作的指导方针：以农村为重点、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依靠科技教育。动员全社会参与，为人民健康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决定》认为医疗卫生事业是社会公益性事业，政府对卫生事业实行一定的福利政策，《决定》认识到了卫生投入不足的问题，但并未对卫生事业经费不足及医疗机构的补偿问题做出具体的决定或规划。

在1992--1996年期间，医疗卫生事业市场化导致各类医疗费用呈现快速上涨的趋势，医院的趋利性达到最高。这一时期也是医患关系矛盾最突出的时期，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现象随处可见。3.第三阶段：强调医疗机构的公益性

2002年底，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提出要建立适应新形势要求的卫生服务体系和医疗保健体系。因此国家加大了城镇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的医疗保健水平，尤其是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的健康保障。为此中央专门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把卫生工作摆到了一个新的战略高度。于是2003年卫生部的卫生工作会议就将该年的卫生重点放在了切实加强农村卫生工作和深化城镇医疗体制改革上。导致此次改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的爆发和由此产生的公共卫生危机。非典不仅严重威胁到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还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对外交往。非典疫情的爆发引起了政府对卫生工作尤其是公共卫生的高度关注，因此国家在加强公共卫生建设、加强重大疾病防治、强化卫生执法监督等方面进行了扎实的工作和一系列改革。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发展卫生事业，一是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力争用3年时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功能完善的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治体系，提高应对重大传染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二是切实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做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和农村卫生队伍建设，逐步改善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三是积极推进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试点，继续改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医疗卫生和药品生产流通体制，实行医疗机构分类管理，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卫生资源。”

由于非典的缘故，2003—2004年问出现了全党、全社会、全民都关心医疗卫生工作的局面。全社会对医疗卫生的公益性问题、政府应当承担的角色、医疗卫生的投入以及其公平性问题等都有了广泛的讨论，对我国的卫生体制、运行机制等都有了更好的认识。随着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人数、新农合参保人数的增加，由医疗费用过高形成的社会矛盾有所缓和，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也有了一定程度的缓和。

二、医疗改革政策视角下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

从医疗改革三十七年的政策回顾看来，跟随着行政组织改革目标的定位，受到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企业家政府”风靡的影响，医疗改革政策经历了医疗机构独立经营——部分市场化导致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社会矛盾尖锐——非典爆发导致医疗卫生事业重新重视医疗卫生事业的特殊性。这一系列的政策都可以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来解读。前期医疗卫生政策改革是政府想减轻负担，同时想调动医院的积极性，自寻创收来扭亏和增收，寻求效率的最大化。可惜弄巧成拙，造成了后来医疗机构趋利性增大，逐渐偏离了其应有的公益性质。随后社会矛盾加剧，影响了社会稳定，加之非典爆发所暴露的医疗卫生服务的弊端，政府重新强调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开始关注医疗卫生服务业的公平性问题。从三个阶段的政策变化中，可以总结出以下结论：

1.医疗卫生改革政策必须保障公平

公平有着广泛的意义，在每个人文社科、经济领域都有其属于自己的意义。在公共行政学领域中，公正、正义、公平、公道是同一概念，都含有给人应得的待遇或赏罚，即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东西的意思。公平是现代民主社会的重要特征，是人民主体地位的体现。医疗卫生改革中需要保障的“公平”，是指获得医疗保障的公平，它意味着人们有获得同样的医疗服务的机会。

医疗卫生不是工商业，虽然医疗卫生服务在消费中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但其具有特殊性。因为如果把医疗卫生服务当成纯私人的事情，很可能导致拖延治疗、造成大病，甚至造成大规模的公共卫生危机，因此应当把它作为公共品来对待。就社会稳定来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身体健康状况普遍很差，生命健康不能得到基本的保障，社会矛盾必然不会消除，国家就不可能持续发展，社会就不会不断进步。因此，许多国家把医疗卫生服务纳入政府提供的范围。市场调节想要达到的配置最优化，在医疗卫生领域不能达到。人人都会生病，人人都需要看病，人人都需要获得基本的卫生服务，这在市场机制调节下无法达到，只能寻求政策的帮助。

我国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政府需要为人民负责，需要为公民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尤其是社会保障。社会保障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必要因素，医疗保障又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因此医疗保障必须保障公平，全体国民都应当享受到必要的医疗保障。并且医疗保障在机会公平的基础上应当更加强调结果公平。如果医疗卫生改革不能保障公平，结果就是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大面积的传染病爆发，加剧社会矛盾。

我国医疗卫生改革政策受到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以及追求效率的影响，忽视了我国社会的客观环境条件，以至于现在的医疗保障制度仍然有失公平，主要表现在医疗保障的覆盖面较窄、城镇不同人群享受的医疗保障待遇差距较大、城乡医疗保障待遇严重不公等方面。2.医疗卫生改革政策应当考虑效率

在一般情况下，“效率”意指“经济效率”。萨缪尔森给效率下了一个定义——效率是指最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以满足人类的愿望和需要。更准确地说，在不会使其他人的情况变坏的前提条件下，一项经济活动如果不再有可能增进任何人的经济福利，那么，该经济活动就是有效率的。在公共行政视野中，同样也把效率看成一种投入和产出的比例关系，以最少的资源成本，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来创造最大利益，即实现收益最大化。

效率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运行原则，而医疗服务具有公益性，医疗改革中的效率不仅是指医疗机构获得尽量多的经济收益，更是指医疗资源的低投入高产出，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群众的医疗服务需要。我国现有医疗保障不只是一味寻求效率而导致的公平不足，其追求的效率也并未达到最优，还有一定的反作用。目前我国的医疗服务效率性较差——由于医疗资源地域分布不均、配置不合理造成的“看病难”；由于医疗保障制度不健全，多数群众靠自费就医，公立医疗机构公益性质淡化，药品和医疗器材生产、流通秩序混乱、价格过高，医疗费用上涨速度过快，造成了“看病贵”。自此，医患矛盾十分突出，医疗纠纷不断。这是由于医疗卫生改革采取商业化和市场化的取向，从追求公益目标为主转变为全面追求经济效益。同时，自费医疗造成的恶果，还包括不同地区医疗机构之间存在严重的分化现象，大规模的医疗机构拥有医疗服务技术和高精尖设备吸引了大量需要就医的人群，导致小城镇医疗机构以及部分城市医疗机构由于医疗水平和硬件所限，医疗服务利用率低下。

为了让有限的财力和医疗资源能够尽可能满足不断增长的医疗服务需要，在医疗卫生改革政策中还应考虑提高医疗服务的效率，重视并提高医疗服务管理效率、医疗服务效率，并实现医疗卫生资源在预防保健和普通医疗服务之间的合理配置，不断提高医疗服务水平。

3.医疗卫生改革政策应当注意公平优先并兼顾效率

公平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实质上是与效率相联系的。但公平又具有保守的一面，它不是始终都能促进效率的提高的。一方面，公平与效率相互对立。公平意味着平等，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在现代社会的不同领域各有侧重，医疗保障在机会公平的基础上更加强调结果公平。效率在一定程度上是否认公平的，效率越高，个人能够享有的医疗服务资源与服务能力就高于其他人。缺乏政府干预的医疗服务业在此方面就能说明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年，医疗改革政策是不公平的。

但在另一方面，公平和效率是相互促进的关系。首先，公平是效率的前提，在机会平等的基础上，在医疗卫生事业实行企业化、市场化是能够促进其效率的。医疗卫生服务业的公平意味着机会均等和结果公平，在保障了人民的生命健康，保证了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实行医院竞争，能够促进效率。其次，效率是公平的基础。效率为医疗保障提供基本物质基础，只有医疗服务的高效率才能实现高水平的医疗保障的公平。计划经济时代实行结果公平政策，虽然能够保障公平，却缺乏一定的效率，必定不能长期适应社会的发展，任何社会长期低效率的背后必然是公平的丧失和破坏。

如果我国的医疗卫生改革政策继续主要以效率为价值取向，以经济效益、甚至直接以金钱交易为根本宗旨，那么医疗服务就无法体现公益性，离社会公平的目标越来越远。如前所述，医疗卫生改革的困局源于逐利成为医疗机构的主要目标，否认医疗服务的公益性目的，由此形成和出现了“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意识到这些问题以后，我国政府也已经开始重视解决国民医疗保障问题。而现今，我国医疗保障的症结，与未来医疗卫生改革的目标定位要求我们必须首先解决公平问题，实现所有公民的机会与结果公平，使得人人拥有医疗保障的资格。同时，由于医疗服务资源、资金的不足，还应当重视医疗服务效率尤其是医疗卫生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促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夏文斌．公平、效率与当代社会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AR．出版社，197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程恩富．公平与效率交互同向论[J]．经济纵横，2005，(12)． [5]弗里德曼．自由选择[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6]奥肯．平等与效率——重大抉择[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 [7]胡善联．卫生经济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8]王立基．十年卫生改革的回顾[J]．中国卫生政策，1990，1(4)．

[9]陈仕学，徐晔珊．医行改革应该公平优先、兼顾效率[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7，12．

第三篇：浅谈公平与效率

浅谈公平与效益

2006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放弃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强调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第一阶段(1978—1987年)的核心内容是“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第二阶段(1987—1993年)提出“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第三阶段(1993年至今)的提法是“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确立并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

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是分配尺度、分配过程、分配规则的公平，而不是单纯的结果公平。对个人来说，即使参与分配的机会均等、公平竞争，而实际分配的结果也可能是不均等的。

“公平优先”的平均主义分配原则。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实现，国家采用没收、赎买、公私合营等手段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经济条件的影响下，在经济体制上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与之相适应，在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处理上采取了“公平优先”的平均主义分配原则。但很快这种积极性就下降了。平均主义是假公平，它只讲结果的公平，不管生产过程中规则的不公平。干好干坏，干与不干都一样，分配享受相同的物质财富，这对劳动者是不公平的。这种平均主义的公平不是真正的公平，它在使经济失去效率的同时也失去了公平，结果使效率与公平“鸡飞蛋打”一场空。设计新的分配制度，按劳分配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

“公平效率二者兼顾”的按劳分配原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引入市场机制，建立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初期。在公平与效率关系上采取了“二者兼顾”的原则。提出了要“克服平均主义”，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开始从根本上打破农村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后来，先富带动后富。这时，劳动好的，生产多的，多得奖金，收入增加。分配制度的调整调动了人们生产的积极性，生产效率提高了，但由于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强调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而人们对此理解和强调的重点不同，因而带来了改革实践中的摇摆和反复。在当时这种经济制度下，我国实行按劳分配的客观经济基础不完备，计划制造成的行业间收入差距，企业收入不公平就显现出来。就出现有些企业收入多，有些企业亏损。“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原则。党的十五大，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前提下，“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分配原则上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具体实现机制，使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表述得更为明确、实现途径更加具体。“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

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部门和行业之间、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收入差距越来越悬殊，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超出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贫富悬殊已成为影响当前社会和谐与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如果贫富悬殊的趋势继续发展下去，有可能出现两极分化，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变质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失败。为了使改革获得更广泛的支持，当前和今后应更加注重有利于社会和谐和稳定的社会公平。同时，我国目前已经具备了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的现实性。已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和能力，逐步解决多年来累积形成的贫富差距。

“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

为了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找最优平衡点,求得社会和谐,需要在收入分配政策上进行调整，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公平与效率是矛盾关系，而这对矛盾又是处在动态的变化之中。随着我们对公平与效率关系认识的发展变化，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日益深化并不断完善，分配制度和公平与效率相互促进，推动我国经济改革的向前发展

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鼓励竞争，明确在经济体制上要以市场经济为制度取向。而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则明确提出“兼顾效率和公平”，这确实令人耳目一新

公平正义，贫富差距，分配政策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也常常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之下，我国经济腾飞，贫富差距骤然拉大，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部门和行业之间、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收入差距越来越悬殊，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超出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人民生活受到冲击，随之而来的还有对分配政策和公平正义的争议，其中也不乏怨言和质疑。面对这样的情况十八大报告中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兼顾效率和公平”，这几个字的微妙变化，正是我国进一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的体现。

但政策的推行和落实首先要被人民大众所了解、接受，大家是否了解十八大对公平与效率的调整呢？又是通过什么渠道？调整之后的“兼顾公平与效率”是否得到人民认可？在人们心中，“兼顾”二字可否在现实中实现？会不会人们把“兼顾”只当成是无法实现的理想状态？带着这样的顾虑和问题，我们对不同职业、年龄、性别的116人进行了问卷调查。

从统计结果中可以看出，明确知道我国十八大关于公平和效率关系调整政策的仅有13人，占总人数的约十分之一，足可见我国政策的推广工作还待提高。如果推广工作未做好，人民不了解新政策，政策和人民自然就会出现隔阂，政策的实施缺少了群众基础，也就缺少人民的支持和监督，同时，人们还停留在不合时宜的旧政策方针上，怨言不断，负面心理会愈加浓重。从调查中还可以得到，有将近一半的人得知十八大政策调整是通过课堂学习，也许有调查对象主要集中于高校的缘故，但可以看出高校教育的作用。其次，约三分之一的人是通过网络媒体得知十八大政策调整，应利用网络媒体的便利性，扩大宣传“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新方针，以得到更多认可，推进实施。

“公平与效率在现实中能否实现”的问题统计消除了我们的顾虑，80%的人认为在现实中公平和效率可以兼顾，这为十八大提出的“兼顾公平与效率”获得群众认可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公平与效率不是相互对立的，二者事实上总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而美国和瑞典之所以成功，不是因为他们只关注了其中之一，而是一直都兼顾了公平与效率。同时，

第四篇：从收入分配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公平与效率

从收入分配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公平与效率

【摘要】公平与效率问题一直贯穿经济社会始终，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同样也在追求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本文在阐述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的基础上，从我国的收入分配出发，分析了我国存在的问题，并为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公平效率收入分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公平与效率是贯穿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始终的一个问题，有人认为公平与效率问题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关系，强调其中一个必然要牺牲另一个；有人则认为公平与效率之间是可以相互兼容，公平的市场环境是可以促进效率的实现。

一、正确对待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

对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西方资本主义学者中是百家争鸣。库兹涅茨曲线，告诉我们随着经济的增长，收入分配必然会呈现先扩大后下降的趋势。约翰穆勒等人则认为“公平优先”；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等极力推崇“效率优先”；萨缪尔森、凯恩斯等人则认为要兼顾效率和公平。我们国家在处理公平和效率关系问题上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探索和调整。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基本是偏向平均主义的按劳分配，强调的是公平。改革开放以后，?h在十四大之后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十六大又提出了“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而十七大则是改变了之前强调的，适时地提出了“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再次分配更加关注公平”。

二、中国目前存在的情况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由于的市场不均衡不完善，价格总是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无法实现等价交换，这时候就需要再分配的调节。国民收入经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后，便形成了我国的收入分配结构。根据2007-2015中国统计年鉴显示的政府、企业、个人三部门数据可以看出，政府部门所占比例在此期间先增后减，与之相对应的企业部门所得是先减后增，两者之和基本占据了我国四成的初次分配。而对于劳动者报酬来说，在国民初次分配中只占到六成，近些年出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再看三部门的可支配收入情况，同样根据数据，经过再分配后，我国居民可收入也只占到六成，且近些年持续下降。再分配主要发生在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之间，其中政府部门经过再分配后，所占比重上升，企业部门的可支配收入与政府部门两者较为接近。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在收入分配中最大的公平问题可以说是存在居民收入即劳动者报酬中的。我国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占国民收入比重较低，且呈现不断减少的趋势。

三、相关建议

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有着天然的制度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不但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公平，而且也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

第一，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把“蛋糕”做大，实际上就是要求经济不断发展。同样，这里所说的要把不断做大的“蛋糕”分好，实际上就是要求收入分配上更加公平，让人民群众享受更多改革与发展的成果。同时还应该注意到在分蛋糕的时候，重要的并不是蛋糕的绝对大小，而是相对大小。

第二，首先政府要重视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为政府调节收入分配提供保障；同时降低生产税比重，加大对低收入者的扶持力度。其次限制市场上的垄断行为，合理分配企业利润。最后，发展和完善各类金融市场，拓宽居民投资渠道，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在其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

第三，重视就业问题并更好地发挥社会保障的作用。最严重的市场失灵之一就是市场经济中存在着结构性失业，这同时也是无效率的最大根源。只有让每个人都能自由得运用自己的才能来实现其价值，经济才能有效率得向前推进。同时，发挥社会保障的作用，给予人民一张安全的保护网，保障低收入者生活水平，改善中等收入者生活水平。

参考文献：

[1]新华社.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奋斗[N].经济日报，2017-07-28（01）

[2]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3]冯根福.中国特色基本经济制度：攻克人类“公平与效率”难题的中国贡献[J].当代经济科学，2017，39（06）：1-6+122.

第五篇：百家讲坛《公平与效率》

085公平与效率

演讲人简介：谈松华，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1988年起起草中国教育改革的发展纲要。吕型伟，中国教育学会顾问。

我们在这里，讨论一个全球普遍关注的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教育在21世纪，将会经历一种什么样的变革和创新，这里用的是国际化和数字化。和全球化信息化是一个意思。

那么在讨论全球化信息化这个背景下的教育，很自然地，会联系到21世纪的教育的价值追求或者叫教育理想，那么很多方面，讨论，涉及了比如说，科学和人文的关系，国际化和本土和的关系，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实际上这些问题都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21世纪教育面临的很多选择。也是对20世纪教育一种反思，那么我现在选择的题目是公平与效率。我觉得，这也是在中国目前，现阶段的教育发展中间，带有一种价值追求的这样一个性质的问题，因为，全球化和信息化，给人类，带来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但是，在这个同时，也扩大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人群之间的贫富差距。

全球化这把双刃剑，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它会带来加快经济发展的机遇，同时，处在世界贸易体系中间的不利地位这种情况下，也会可能产生很多新的挑战和困难。数字化的发展，它大大地加快了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又扩大了数字化的鸿沟，所以在世界范围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贫富差距在拉大，我上个星期参加北大论坛，讨论21世纪人文与社会这个问题上，中国证监会的首席顾问，原来香港证监会的主席，他提供一个材料，他说，现在全球25％的人，掌握了75％的财富。而且，根据预测，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在数字化鸿沟拉大的情况下，这种差距有可能不是缩小，是拉大，所以，我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面对这种全球化信息化的浪潮，冷静地思考，我们在这样一个浪潮中间，我们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那么，教育它可以成为缩小这种差距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如果，我们加快教育的发展，我们能够在缩短知识差距上，我们赢得时间，那么，我们有可能缩短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但是，如果我们的教育的决策不是很审慎，也可能会拉大这种差距，成为拉大这种差距的一个因素。

所以我认为，教育的公平和效率问题，是我们在考虑21世纪教育问题的时候，应该加以考虑的。我总的一个框架是这样，在提纲上是这样，第一个我讲的是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的问题，主要是讲，中国现实的社会公平状况对教育的影响，教育，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它应该做出一种什么样的选择，第二个问题我想分析一下，在公办教育中间的公平和效率问题，第三个问题我想说一下，在民办校园中的公平和效率问题。第四个就是政府和市场在协调公平和效率关系上它应该起一种什么样的作用，我想先讲第一部分，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的问题。

教育公平，从根本上讲它是受社会公平的影响，也就是说教育，面对着社会公平的状况，它必然要影响到教育公平的程度，而教育公平的实现程度它和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的现实是有直接的关系。当然，教育的公平，反过来讲它也会影响社会公平，它可能会起缩小社会差距的这种作用但是它可能也会教育上的一些决策问题，它也会拉大社会差距。所以，我想分析，中国现在社会公平的状况，中国是一个二元结构的社会，从历史上看，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是存在着明显差距的。这种差距和发达国家，有一点不一样的它是跨越历史阶段的差距，在东部一些沿海城市，正在讨论向知识经济，向知识社会发展的时候，在西部的很多农村地区，它还没有开始工业化它还处在前工业社会，所以它这个落差是非常大的这是一个历史现实，我们不可能在短期内，认为地去拉平这种差距。

现在一个新的情况是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发展，效率优先在整个的经济发展中间，已经占了主导地位，那么在这样情况下，既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拉大了地区和人群之间的差距，实际上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这种差距是不拉大的。我想不举这个具体数字，我只讲一点，就是说，按照世界衡量贫富差距的一个指标，经济系数，这个经济系数在中国，现在，梁定邦先生说的是40，我看到的材料是46。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中国现在的贫富差距是处在世界中上水平，也就是说是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所以这就是我们教育现在面对的社会的一个公平的实际。这样一个实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必然会受到社会目前这样一种贫富状况，或者说，社会分层的这种现实的影响。

同时，中国教育在公平和效率上，还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因为，中国在现阶段，它存在着教育供求的一种明显的不平衡。就是，教育的供给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尤其是高层次，高质量的教育，和供求矛盾是十分尖锐的。而且，在短期内，我们还不可能完全缓解这种矛盾，等谈不上从根本上马上解决这个矛盾，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教育，如何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呢？我觉得，中国要解决教育上公平和效率这样一对矛盾，它首先要建筑在加快教育发展，这样一个基点上，因为，没有教育事业的加快发展，就没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公平和效率的矛盾。也可以说，如果经济上讲，发展是硬道理的话，道理也应该说，发展是硬道理，只有通过加快发展，才能缓解供求矛盾，才能从根本上逐步实现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协调，那么，要加快发展，就必须要采取各种有利于教育事业发展的各种政策和举措，这就需要效率的原则。

我们过去只靠政府，这样来办教育，现在看来这个供求矛盾是不可能得到环节的，所以，要用效率的原则，用市场的机制，来扩大教育资源，来缓解供求矛盾，我想这是我们现在所要采取的这样一种教育发展上的决策，但是，在实施这样一种利用市场机制，扩大教育资源的同时，又带来了教育上差距的拉大，和教育不公平问题的显露，这已经引起了教育界和其他方面的一种关注，所以，在注重到教育发展过程中间，我们应该尽可能在目前这种状况下，保持最基本的教育公平。所以，我觉得，现阶段的选择，我是把它概括成这样，就是保证基本教育的公平。，同时，要尽可能地实现使尽可能多的人，在优质教育和高层次教育上的机会均等。我想这是我要讲的一点。

第二，就是公办教育中的公平和效率问题，我们国家目前的教育资源关系，公办教育资源，现在远不能适应社会的这种需要，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想，我这个报告里面，我举个四个方面的关系，就是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农村和城市，一般和重点，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我决定现在在公办教育中间，面临着这四个问题上如何选择。

我认为，公办教育中间，第一个首先是要保证基本教育的机会公平，要努力实现基本教育的普及目标，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使得所有的人，能够都接受基本教育。这是联合国全民教育大会提出来的目标，这个目标，本来应该在20世纪实现的，现在我们事先两基也就是说在大多数地区，初步实现了这个目标，但是，全国还没有。我想这个不去分析，目前我们普及教育的状况，但是，应该看到的一点，目前在普及教育上的城乡矛盾，地区之间的这种矛盾，是越来越显露的90年代中期以后，农村教育的滑坡，这个问题到实际末已经显示出来了。目前，明显地表现出来的大面积拖欠教师工资，初级辍学率的明显上升，危房的明显增加，这许多问题，表现了一点就是中国的农村教育，面临着严重的困境，如果这个问题不引起整个教育决策上的关注，就有可能是整个农村教育在我们世纪初滑坡这样一种滑坡会加大城乡之间的教育矛盾，会使农村的广大居民得不到基本的教育机会，我认为这在21世纪的情况下是不应该这样的，所以我认为，现在应该尽可能做到实现普及教育，这个普及教育，从现在来讲，多数地区是9年，极少数地区5年到6年，也是一种普及教育的机会，我认为这是我们应该尽可能做到的。

第二，公办教育中，就是要通过市场和竞争的机制，实现有重点的非均衡的发展，提高公办教育的办学效益，就是我们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我们适当地加强一点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建设，这对提高我们有限教育资源的效率，是必要的。特别是根据很多国家的经验，公办教育，如果不引起竞争机制，投资效益是不高的。有人说，现在我们公办学校弄得不好，就走到国有企业的困境里边去，所以，引进一点市场和竞争机制，来促进公办教育之间的竞争，我认为这是提高公办教育办学效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政策举措。

那么现在，我们是在进行重点建设，我这里提出一个观点，政府现在有限的教育资源，在公办教育投资上，现在是向某一些学校和学科倾斜，这种倾斜，我认为，对一个大国来讲，是有必要的。完全平均的这样来使用我们的资源，有可能会延缓我们的发展，尤其是我们需要一些参与国际竞争的这样的高层次人才，不用这种重点倾斜的办法，它是很难在短期内出这种效益的，所以我是赞成，有重点的非均衡发展，这个是有必要的。但是问题是用什么机制来有重点和非均衡的发展，是认为的把一些资源，向少数学校倾斜，这样倾斜以后，实际上出现什么结果？就是学校之间很难竞争，它实力之间差得太大。

我特别觉得现在在高中阶段，搞示范性高中，这个是看怎么建设，如果说，正确确定了一些学校，我就把这个钱一亿两亿甚至三亿投下去，这样来建设，建设示范性学校还是在同样的办学条件下，我们选择一些真正能够起示范作用的学校来重点扶持，这样，应该是流动的。这样，我说可以鼓励公办学校之间，办出水平，办出质量来。我觉得，我赞成有重点，非均衡发展，但是，要引进市场竞争机制。

第三个问题就是在公办教育里面，政府和学校，要特别在公办教育中间，要考虑到社会的处于不利地位的地区和人群，他们的基本教育需要，民办教育，我应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那么，在民办教育中间，我想首先的一点，就是要扩大教育市场的准入程度，要以多种形式，加快民办教育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尽管我们90年代以后，民办教育有了一个好的发展态势，但是，到现在为止，民办教育的学生数和在校生数，如果我们统计，不包括幼儿园，是大中小学，高等教育只统计有发学历资格的这一部分，40多所学校，那么，看起来，大概2％多一点，占整个公办教育，民办教育的经费数，也占整个教育经费的2％多一点。

所以说，目前，中国民办教育的这样一种规模，我认为，还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不能适应整个社会对教育的需求。所以，我觉得，要扩大教育市场的准入程度这个准入程度，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创造一点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共同发展的政策环境。要创造一种公平竞争的，这样一种政策环境。

因为，中国的民办教育和很多有几百年历史的私立学校历史的情况不一样，中国有着庞大的公立教育系统它有着长期办学经验的积累，有这样一种学校的声望，而民办教育不过就是十几年，最多1、20年的时间，无论从资源的积累，无论从办学经验的积累和声誉的这种形成，都还有个过程，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何创造一种环境，使得民办教育的发展和公办教育之间，有一种公平竞争的这一种环境，那么我想一些具体的问题，因为，正在有关立法机构，正在讨论民办教育法，还正在研讨过程中间。我觉得，寄希望于我们民办教育法，能够一方面，为中国民办教育发展，提供一个法制化的这样一种依据，同时，又能够进一步地鼓励和促进，中国民办教育的发展。

那么最后一点，我想归纳一下就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现实的环境里，要迎接国际化，数字化的这一种挑战，那么，教育，我想应该说，肩负着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方面，是要造就能够参与全球国际化，数字化时代的这种竞争的高层次的高水平的人才，使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不断地提高，同时，我觉得教育和肩负着提高全民知识水平，提高国民素质整体水平，这样的一个任务。把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我们在迎接国际化和数字化的这种挑战中间，才能有全面的这样一种基础和优势。

那么，实现这两个方面，要实现教育的公平和效率的协调，我觉得，政府和市场要发挥协同的作用，尤其是政府，我觉得，政府首先是要政府，在发展教育中间的责任要到位，保证教育公平，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如何尽可能为最大多数的人，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我想这一点，是解决教育公平的一个前提。那么，我想这里，要说的一点，就是说，中国目前政府的投资增长的速度，是快的，90年代以来，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是三倍，应该说是快的。但是，和教育事业发展的要求来看，它是有距离的。特别是中央财政在90年代中期以后，中央财政的比例不断上升，地方财政比例下降的情况下，中央财政，如何更多地转移支付来支持地方发展农村教育，来解决广大农村居民的基本的教育需求问题，我认为这是保证教育公平性的非常重要的一点。

另外，政府要创造一种市场竞争的一种政策环境，要保证教育市场的一种公平，公开公正的一种竞争，使得在这样一种环境下，不管是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不断地提高它的效率，提高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使得中国的教育，能够建设成为在世界上，高水平的高效率的又是体现教育公平的这样一种新的教育。谢谢各位。

问：2005年，大概有4000万人就是高中生的高峰到来，但是，我们国家从明年开始，高等院校的招生，相对平缓地要给予限制，那么，刚才又听了谈教授的有关的讲话，研究基础教育的就说的一个公平，销售教育，效率和平等这样的关系，那么，在这样一个问题上今年高等院校，学生进校的压力，我是武汉理工大学的，高校今年可以说在招生上不堪重负，明年又要下降，面对着中国家庭的这样一种需求，我想请谈教授，想请问您一下，在这方面，教育家有何良策，因为可能遇到非常大的矛盾，就是社会上的这样一个群体，对我们国家教育制度，以及对高校的要求这样一种挑战，谢谢您

答：这恐怕就是我们中国教育目前发展中间，面临的最难的一种选择。就是说，按照满足广大社会各方面的教育需求来看，我们要尽可能地扩大我们的教育规模，来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要，那么现在这两年的高校扩招，实际上是受到这种推动的，除了拉动经济增长，这个经济学界这种观念以外，教育界很大程度是因为社会对高校的发展要求太迫切，而我们前几年控制规模，造成了一个很尖锐的矛盾，所以这两年扩招实际上是这样一个背景。

但是，我认为在中国目前这个条件下，发展，总是有一种现实的依据，这个依据就是供求的关系，就是你这个社会要有供给能力，我们有多大的供给能力，能够满足社会多大的需求，我认为这是我们现在叫适度超前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教育要超前发展，但是，为什么提出适度呢？因为，发展要根据我们现在可能提供的人力物力财力，这样的基础上发展，现在的问题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现在我们的教育供给是不是已经充分调动了，就是说，社会可以向教育投入的，我们是不是用市场机制，把它能够最大限度吸纳，各种财力，来投资于教育，我认为这个仍然是我们要努力的，所以说我们教育要进一步发展，应该要进一步扩大教育供给，但是我认为即使这样的话，中国现阶段是不可能充分满足社会各种高等教育需求的高等教育在目前来讲，还只能是满足最基本的，或者是急需的。

所以，我想，要根据供求关系来确定我们发展的规模。还有一个问题，我认为，中国现在高等教育发展，尽管市场机制已经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行政主导性的影响，还是存在的。因为，如果说一个正常的市场调节的话，那么，人们要不要受高等教育，他家庭有选择，个人有选择，因为他有机会成本的问题，如果说，我上了大学，我就来就业和收入和我原来预期的希望有很大的差距的话，那么有很多家庭可能会选择去上中等职业教育，或者经过培训以后，工作，工作以后再过一段时间，再来上大学，我们现在是长期沿着一个高中毕业非要找一个大学机会，然后，上了大学以后，各种问题都解决了。这样一种体制背景下，有刺激高等教育盲目发展的因素在里面。

我倒不是说完全是这样，有这样一个因素，所以我说，一方面要尽力地扩大规模，另外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市场对高等教育的这种调节机制，我想通过这种调节，我想，高等教育会慢慢地实现供求的平衡。我个人这样看。

吕：

可能我讲的内容，同这个主题有点不大符合，因为，现在的主题是现代化，全球化，国际化，网络化，都是这么几个化，我，想讲一讲，是不是什么东西都要全球化？有没有中国是要保留的，是要坚持的东西。我就想讲一讲，中国，不管怎么进步，中国还有应当保留的东西，这就是我今天想讲的现代化与人文精神，第一点，讲了我对21世纪教育的考虑。我认为，21世纪的教育，主要在建立两个基础之上，一个，就是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教育现代化。

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教育现代化，或者以网络为基础的教育现代化，第二是以脑科学为基础的教育科学化，我觉得，现在对信息技术讲得很多，而对脑科学的研究，重视程度，还是远远不够，而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你搞什么技术，搞什么网络，归根到底是要开发每一个人脑的潜能，归根到底落实到这一点上，你如果光研究网络，研究什么不研究脑科学，那你怎么行？当然我们对脑科学的知识，了解得极少，19世纪，脑科学的知识是个黑箱，20世纪是个灰箱还是还是半透明的，但是我相信21世纪的脑科学会有非常迅猛的发展，进成为我们教育科学的一个支柱，一个基础。所以我认为，21世纪教育两大基础。

这两大基础结合起来，就能够充分开发每一个人的潜能，充分发展每个人的个性，这是我们的目标，这是我讲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这两个基础，我是持乐观的态度的。信息技术肯定要发展，网络技术肯定要发展，而且要普及，包括西部地区，那么，国家也要重点帮助它。早一点实现网络化。脑科学，不断多少困难，多少深奥，肯定也会发展，现在，人类驾驭自然的能力是空间提高，但是，人类驾驭自己的能力在不断滑坡，自己管不了自己。这次9.11事件发生，我是在思考的，我觉得这恐怖行动是人类道德的破产。所以，全世界应该反对的，但是，我也反对用恐怖来反对恐怖。我这里引了西方著名哲学家尼采的一句话，上帝死了，人类没人管了，但是，西方的学者都说了，中国道德不是由上帝管的。所以，他们要向中国来请教，几千年来，中国没有一个上帝，但是中国人的道德，为什么5000年一直绵延不绝？很好，所以，他们要到中国，到东方来请教。

英国的有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他也讲，21世纪的希望，在中国。他主要是从这个角度上，因为，科学技术肯定中国要发展，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希望。西方把希望寄托在中国，中国又如何？所以我们在讨论21世纪教育的时候，大家都把目标集中在网络化技术化这个对的。也有一部分人想到了脑科学的发展，这也对的，但是，德育问题怎么办？我今天讲现代化的德育问题，就是这么来的。

那么，为什么德育问题解决不了我觉得，在我们国家来说，主要是三个问题。这在我们的提纲里面讲了一个就是对于工作的观念保守，我们老是老的标准，来衡量新的问题，德育观念是在发展的，比如说，中国人强调忠，过去强调忠是忠于皇帝，忠君是最高的道德，但是，后来就批判了，当然后来有个回潮，但是也很快就过去了，大家知道，忠概念不是忠于皇帝，而是忠于我们的国家，忠于我们的民族，忠于我们的人民，这个概念就起变化了。比如说，竞争，我们中国人历来是主张谦让，现在，提倡要竞争，我也想过，机关改革的时候，干部要竞争上岗，他跑到台上去就要讲，我有什么能力，如果我担任这个工作，我如何如何，他这样讲，他不能说，我这个人不行的，我能力也不行，经验也不行，大家说，你自己都认为不行，谁选你？所以一定要讲自己很行，所以，观念在变化。

第二，对德育的内涵，理解得太狭隘了，我们不是把德育当成思想自治教育，就把它当成一个行为规范教育，其实，德育的概念是很大的。不仅仅是思想政治教育。也不仅仅是行为规范。我认为，德育的内涵应该扩大到我这个标题里面讲到的人文精神的培养。这个下面还要说到。

第三是方法简单，我们德育工作方法就是灌输，就是社教，我们错误地理解了列宁的一句话，列宁讲，马克斯思主义要靠灌输，这个话是对的。有灌输因素，但是，德育不能仅仅靠灌输。

第四个问题我就讲，应该把德育工作，建立人文精神建设的沃土上，我把它用沃土两个字，人文精神是一片土壤，德育是种在里面的一颗庄稼，我是这样来比喻的，当然任何比喻都是朴素的我想这样的比喻也可以考虑，人文精神是一片土壤，而德育是种在里面的庄稼，你不在土壤的上面下工夫，你光去搞庄稼，这个庄稼是长不好的。

当然，什么叫人文精神呢？这个问题要回答那么我自己的解释就是人文精神，应当包括文化品位，心理素养，人生态度，道德修养，爱国情怀，精神世界，价值观，人生观，等等都应该包括在里头。

道德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内涵，但是它不是唯一的。人文精神是一种历史的积淀是长期形成的文化传统，有它的民族特色，有国家特色，甚至有地方特色，这种地区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人文上。它在一代一代地起作用，一代一代地培育这个地方的人，人文，我认为这是好事，正因为有这个，所以，中国的道德能够2000年5000年延绵地发展。

中国从秦始皇统一，到现在2000多年了，国家政治统一了，教育统一了，文字统一了，通婚交流非常频繁，但是，我刚才讲到的吴越文化，齐鲁文化，岭南文化，巴蜀文化，还是有各自的特色。2000年都没有化掉。那么，所以我就预见，今后1000年，中国的人文精神在世界上，会不会化掉我想不会，不但不会，我们还有意识地要保留，要发展，要弘扬它。这并不等于不要吸收外来文化，比如科学精神，民族精神我们肯定要吸收。

所以，我最后一个观点提出来就是人文精神会不会全球和，我的答案是几百年里头，甚至上千年里头，会不，我这个结论，比较武断，向大家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