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历史散文发展历程

第一篇：先秦历史散文发展历程

先秦历史散文的发展历程

先秦散文，创作的时间跨度从文字产生的遥远古代到秦朝统一中国为止，历时达数千年。这段时间里，散文创作经历了从萌芽，到发展，到第一个高峰的若干个阶段。先秦散文笼统地说可以分为“记事”的历史散文以及“记言”的诸子散文。由于诸子散文属于属于先秦散文中比较后期的产物，纵然达到了文学成就的高峰，然而不足以完整阐述先秦散文的发展。故而，本文将从先秦历史散文行文中的文采这一角度论述先秦散文的发展。造字到西周以前，是文史学家公认的散文萌芽到形成时期。

“仓颉造字，夜有鬼哭”，由此可见，人类能够造字并且用之以记事，其作用是巨大的，以至于鬼神都为之惊诧哭泣称之为夺鬼神之力。然而，文字需要记事，则需要一套约定俗成的规则，否则，文字就将仅仅是一堆堆砌起来毫无意义的奇怪符号。字、词、句、段、篇、章，西周以前，散文需然还是简略，然而已经可以反映当时的文章特点，叙述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是《尚书》以及《周易》。在文采方面来说，这一时期的散文仅能记录清晰，并没有掌握完整章节遣词造句的艺术能力。

西周到春秋末，是散文发展的第二阶段。

这一时期的散文主要表现为史官文化的产物。跟前代的作品相比，这一时期的散文以及有了长足的进步，不仅仅形成了完整的篇章，而且已经开始富有文采。散文家，更确切来说是史官，已经不满足于单纯的平铺直叙的“记录”，散文向一门艺术不断发展。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作为这一时期代表作《春秋》、《左传》、《国语》之一《春秋》的编撰人，孔子这番话表明，文采是这一时期的历史散文（同时也是史官文化）的重要特征。《左传》、《国语》辞采之风华，文章之华美，远迈前代并且鉴于后世，《春秋》则讲究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它们的成就表明散文在这个“重文”的时代已经获得非凡的发展。

战国到秦朝建立，是散文发展的第三阶段，散文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达到一个创作的高峰。一直在西周时期，文化都是贵族阶层垄断的。底层的“士”，甚或平民，不能够接触全面系统的教育，反映在散文上，就是散文的创作阶层一直被认为地限制在少数人身上。战国时代，动荡而纷杂的变革，彻底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秩序。贵族沦落，而平民、奴隶独立，同时“学在官府”也逐渐被私人讲学所取代。旧秩序被打破的同时，各诸侯国之间为了争霸，纷纷招揽人才。在战国的环境下，士人思想的空间、创造的空间前所未有地拓展了。表现在散文上，则是：

1、时代特征鲜明，内容丰富，关注现实，理性思考，试图解决现实问题；

2、人格独立，作品风格各异。

行文上注入作者的精神与人格，作品感染力浓郁，深度挖掘思想，相对于前代，可谓质的飞跃。

先秦散文，从无到有，从简略到繁复，慢慢地形成了我国散文史上第一座高峰。先人的呕心沥血，值得我们后人永远心怀敬畏。

第二篇：先秦到两汉散文发展历程

先秦到两汉的散文发展脉络史

从殷商到战国时期，我国散文由萌芽而至成熟。我国散文的最早源头，可以追溯到甲骨卜辞。甲骨卜辞和因伤铜器铭文是我国最早的记事文字。而先秦的散文主要是记载历史事件的叙事散文，其中包括有《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在这当中，又可以把它们分成三类：一是作为文献结集的《尚书》以诰命体形式出现；二是按年代记史的《春秋》、《左传》,以编年体形式出现，；三是分诸侯国记史的《国语》、《战国策》,以国别体形式出现。这些散文的出现标志着叙事文的成熟，开始了我国叙事文学的传统。

甲骨卜辞是殷人用龟甲、兽骨占卜，占卜后把日期、占卜人、所占之事，有的还包括日后凶吉应验情况刻在加固之卜兆旁。这些卜辞所记的内容包括祭祀、农业生产、田猎、风雨、战争、疾病等方面，反映了殷商时期社会生活的状况。如：“㞢于王吴□二犬”（郭沫若在《卜辞通纂》）记载了王吴他受到殷人的侑祭（㞢祭）。同样，商周的铜器铭文反映了我国最早记事记言文字由简至繁的发展。如：“丁巳,王省夔京,王易小臣俞夔贝,惟王来征夷方,唯王十祀有五,肜日。”(《殷文存》)开头交代事件发生的时间，然后叙事。到了周代，不仅有了记事文字，还出现了与《尚书》诰命类似的记言文字。如：“隹（惟）王元年六月既朢乙亥，王才（在）周穆王大（太）[室]，王若曰：曶，令女（命汝更）乃且（祖）考（司）卜事，易女（锡汝）赤巿（韨）、□，用事。王才（在），丼吊易（邢叔锡）曶赤金，曶受休[命]于王。曶用丝（兹）金乍（作朕）文孝白（考宄伯）牛鼎，曶（其）万[年]用祀，子子孙孙（其）永宝。”（《曶鼎》）当中就讲周懿王或孝王的元年六月的乙亥日，周王在穆王大室册命作器者—曶，命令他继承祖考的职司掌管周王朝的卜事，即铭文所谓的“更（赓）乃且（祖）考司卜事”，并且赏赐了作器者。邢侯后人在宗周为王臣者井叔还赏赐作器者以赤金（铜）一钧（30斤）。作器者感到荣耀，遂以赤金作鼎以为纪念。

虽然《尚书》在时间跨度上与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相近，但是，《尚书》文字古奥典雅，语言技巧超过了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而且当中文诰都是单独成篇，有完整结构的。《尚书》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尚书》是上古史的意思，“尚书者，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故谓之《尚书》。”（王充：《论衡·正说篇》）。《汉书·艺文志》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尚书》就是收集左史所记的言论或命令。实际上，《尚书》不仅记言，也有史实。如：《虞书·尧典》“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作《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为，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鹬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帝曰：‘畴咨若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帝曰：‘吁！嚣讼可乎？’帝曰：‘畴咨若予采？’欢兜曰：‘都！共工方鸠僝功。’帝曰：‘吁！静言庸违，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佥曰：‘於！鲧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曰，‘往，钦哉！’九载，绩用弗成。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扬侧陋。’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嚣，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帝曰：‘钦哉！’”《尧典》记载了尧、舜、禹等人的传说，是《尚书》的开篇之作，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它那基于史实的内容，生动地展示了我国上古时代的社会概貌，是研究我国原始社会后期政治思想的重要文献。

《春秋》在春秋时期经过孔子编订，它的记事系统具有自觉的记事意识和写作义例。《春秋》当中还有着“春秋笔法”对散文产生了影响。“春秋笔法”指的就是一字寓褒贬，在谨严的措辞整表现出作者的爱憎。《春秋》还分为《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这便是“春秋三传“了。《左传》以《春秋》的记事为纲，增加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叙述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把《春秋》中的简短记事发展成为完整的叙事散文。《左传》发展了《春秋》笔法，不再以事件的简略排比或个别字的褒贬来体现作者的思想倾向，而主要是通过对事件过程的生动叙述，人物言行举止的展开描写，来体现其道德评价。《左传》还创立了在叙事中或叙事结束后直接引入议论的新形式，以“君子曰”、“孔子曰”等来对事件或人物作出道德伦理评价，而这种形式更显明地表达出作者的立场和感情，增强了叙事的感情色彩，“君子曰：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荘工。《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郑伯克段于鄢》）。另外，《左传》往往很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对时间因果关系的叙述还常有道德化与神秘化的特点，它的叙述语言还简练含蕴，词约义丰。《左传》是先秦散文的“叙事之最”，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

《国语》以记言为主，记言文字在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方面都很缜密，又有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生动活泼而富于形象性。也由于《国语》在记叙某一国时间时会击中篇幅写某个人的言行,这种集中篇幅写一人的方式，有向纪传体过渡的趋势，例如《吴语》主要写夫差，《越语上》主要写勾践等等。

最后就是《战国策》了。《战国策》会以虚构和想象的方法对人物进行文学性描写，写出的任务都个性鲜明，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同时也为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的成立开创了先例。而在《战国策》中，不是史实，出于虚构依托的内容颇多，如“孰视之，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邹忌讽齐王纳谏》）明显是夸张虚构了。《战国策的》的说辞特色主要被概括为：“便利横肆”、铺张扬厉、气势纵横。再如邹忌讽齐王纳谏仲，是从切身体验的生活趣事来形象地喻示所要阐述的道理。《战国策》显示了有《左传》编年体向《史记》纪传体的过渡。它辩丽横肆的文风，雄隽华赡的文采，是当时时代特征的体现，标志着先秦叙事散文语言运用的新水平。

先秦叙事散文的体例、思想、写作艺术等对后事之史传文学的创作有直接启发，是后世散文写作的楷模。《史记》体力是在先秦编年史、国别史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而《汉纪》、《资治通鉴》等则是《春秋》、《左传》编年体史书的直接继承。

《论语》创立了语录体，例如“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而它被《墨子》发展形成《孟子》的对话式论辩文，在《墨子·公输》中“子墨子见王，曰：‘今有人于此，舍其文轩，邻有敝舆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而欲窃之；舍其粱肉，邻有糠糟而欲窃之——此为何若人？’ 王曰：‘必为有窃疾矣。’ 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犹文轩之与敝舆也。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江汉之鱼鳖鼋鼍为天下富，宋所谓无雉兔鲋鱼者也，此犹粱肉之与糠糟也。荆有长松文梓楩楠豫章，宋无长木，此犹锦绣之与短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也，为与此同类。’”充分体现了墨子的辩论技巧。而在《孟子·舜发于畎亩之中》“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斯(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则体现了孟子巧妙灵活地运用了逻辑推理方法来论辩，论辩中常用比喻，把抽象的道理用具体生动的形象表现出来，最重要的是让我们感觉到浩然的气势。《庄子》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鯈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庄子》以其丰富的寓言和奇崛的想象，成为先秦说理文的瑰宝。《荀子》、《韩非子》的专题论文，标志着我国古代说理文体制的完全成熟。《论语》言近旨远、词约义丰的说理，形象隽永的语言，是先秦说理文的主要形态。《孟子》的论辩文巧妙灵活地运用了逻辑推理的方法，而且常用比喻，把抽象的道理浅显化。《庄子》以各种各样的寓言展示主旨，最后完全避开逻辑推理下判断，以抒情诗般的语言作结，是哲理抒情散文。

到了汉代，赋成为汉代文学最具代表性的样式，它介乎诗歌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是是的散文化、散文的诗化。

在秦国时期，《吕氏春秋》在寓言的创作和运用上很有自己的特色，往往先提出论点，然后引述几个寓言来进行论证。另外，《吕氏春秋》在文学上的另一个突出成就是创作了丰富多彩的寓言。《引婴投江》：“有过江上者，见人方引婴儿而欲投之江中，婴儿啼。人问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虽善游，其子岂遽善游哉？以此任物，亦必悖矣。”这个故事讽刺了墨守成规、不知变通的人。告诉人们：一是本领的获得要靠自己，而不能靠先天的遗传。二是处理事情要从实际出发，对象不同，处理的方法也要有所不同。

而李斯的散文辞采华美，排比铺张，音节流畅，理气充足。《谏逐客书》仲最精彩的就是中间一段，语辞泛滥，意杂诙嘲，语奇字重，兔起鹘落，有一种不可抑制的气势。

两汉的叙事散文在文体上有较大的发展。司马迁的《史记》以人物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创立了纪传体史书的新样式，也开辟了纪传文学的新纪元。而《史记》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史传文学的发展已经达到高峰。《史记》的宗旨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因此司马迁在综合前代史书各种体例的基础上么创立了纪传体的通史。《史记》中最有文学价值的是人物传记，而它的叙事并没有停留在对表面现象的陈述，而是追根溯源，揭示出隐藏在深层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在人物刻画方面，司马迁采用多维透视的方法，使笔下的人物显露多方面的性格特征，有血有肉，生动丰满。在《项羽本纪》中，描绘了项羽的勇敢善战，歌颂了他在推翻暴秦统治战争中的功绩，也指出了他企图凭一己私智，用武力征服天下，所以最终失败的过错。但在垓下之围中，项羽悲歌慷慨，赋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体现了他不仅仅是一个好战之人，他还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汉书》，东汉班固所著，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沿用《史记》的体例而略有变更，改“书”为“志”，改“列传”为“传”，改“本纪”为“纪”，无“世家”。它开创了断代为书的先河，体例亦为后世所本。自秦汉以来，都是君主本位政体，本朝人往往是不敢直接评论本朝政治的，忌讳有很多，而断代史较合著者之心理，因为前朝已亡，评述前朝政事，危疑较少，较易发挥。故《汉书》一出，此后正史均以断代为史。另外，《汉书》亦继承纪传体优点，从此之后正史均沿用纪传体这一体例。纪传体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虽然各自独立成篇，但彼此间又互有联系，因此全书可以合成一整体。它既能扼要列举历史发展的大概，又可以详细记述有关的史事。既便于查看个别人物活动的情况，又能顾及典章制度的历史沿革，其优点极多，使纪传体能为后世史家所采用。同时班固也开创了目录学，《艺文志》采用了刘歆《七略》的分法，将古代的学术著作区分为六大类三十八小类，加以论述，使人们对各学术流派的演变与发展，有更清楚的了解。除此之外，《汉书》还确立了书志体。另一方面，《汉书》也保存了珍贵的史料，它既袭用《史记》的资料，又新增了不少史料，在收录人物的同时，多引述其政治、经济策论，同时，也为史事拾遗补缺，如《萧何传》增补了“项羽负约，封沛公于巴蜀为汉王”的史事。它还记载了少数民族的历史。《汉书》继承《史记》为少数民族专门立传的优良传统，运用新史料将《史记·大宛传》扩充为《西域传》，叙述了西域几十个地区和邻国的历史以补充，增补了大量汉武帝以后的史实。

西汉散文在文学上的建树很少，可以称述者，只有在统一六国之前由秦相吕不韦招集门客编成的《吕氏春秋》和李斯的《谏逐客书》，汉兴以后，陆贾、贾谊、刘安诸人总结前代历史教训和诸子百家之说，其文铺张扬厉，纵横捭阖，犹有战国遗风。董仲舒的策对和刘向的奏议叙录以如何巩固中央集权制为讨论重点，雍容典重，宏博深奥，形成汉代议论文风格。而思想家贾谊把汉代政论体散文的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其代表作《过秦论》有很强的内在张力。贾谊善于吧秦王朝大起大落的历史情势，内化为作品的气势，其具体做法就是通过鲜明的对比，造成巨大的情感落差，这以《过秦论》最为典型。“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与“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然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的比较可以体现出这点。除此之外，还有《淮南子》及其他散文。《淮南子》多采用辞赋写法，是以描写和叙述的方式论说事理，它的特点就是铺张扬厉，追求巨丽之美。

西汉是中国古代散文继先秦之后的又一个繁荣期，它的政论散文是在先秦诸子散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和先秦诸子的文章相比又有明显的不同。由于先秦诸子处在国家分裂和历史转折时期，为建构新的政治、思想、文化模式各自著书立说并相互攻讦，就成为先秦诸子散文的一大特点；而汉代散文家由于处在大一统的新政治格局之下，如何巩固新兴政权和建立新时代的思想形态就成为他们所关心的新问题，这使他们的文章比先秦诸子散文缺少了思想表达的自由度但却显得严谨质实。再从西汉社会发展状况看，由于上承短命的秦王朝，再加上统治者崇尚无为之治，所以汉朝初年在思想文化等方面尚有先秦余绪，他们的散文代表了西汉政论散文的最高成就，在后世也有深远影响。随着帝国政权的稳固和定儒家思想于一尊，武帝以后的政论散文向着深广宏富、醇厚典重方面发展，由越世高谈转为本经立义。而那些以剖白个人思想心迹为主的书信体散文，如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枚乘的《谏吴王书》、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杨恽的《报孙会宗书》等，或痛陈事理，或自抒怨愤，或嬉笑怒骂，叙事抒情均富有感染力，成为汉代散文史上一枝旁逸斜出的奇葩

11中本2 黎晓岚 37号

第三篇：先秦历史散文

读《孟子》之心得体会

作为儒家十三经的《孟子》，在我国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作用在我国源远流长的儒家文化中得以体现。《孟子》阐述了儒家的主要思想、观点，《孟子》与《论语》都是我国儒家文化中重要的经典之作。

孟子处于战国时期的**年代，百家思想争鸣，也就是由于乱世而出了孟子这位思想枭雄。他出生于贫苦家庭，在各种教育下还是在那个年代积极思考出一些推动社会变革，促进社会发展的思想理论。这些思想从我个人观点看来孟子确实是一位思想巨人，在两千多年前就能思考出这些思想理论在那个年代是一种划时代的产物。

在我们所知的《孟子》七篇：《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中，都分别阐述了其主要的思想体系。读罢《孟子》，我可以读出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孟子及其学派的政治主张与思想学说。其中一方面表达了“仁政”、“王道”的政治主张，孟子主张通过改良的手段来推进社会改革，认为统治者只有实行“仁政”“王道”，带能到达统一天下的目的。实行仁政的关键在于“保民”，而保民的基础则是“制民之产”即让老百姓拥有自己的财产，以求得其对国家的“恒心”。孟子的仁政思想突出了“民”的地位，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具有明显的民本色彩。孟子还发挥了孔子君臣相对论的观点，肯定臣下和人民具有反抗暴君的权利。另一方面表达了性善论的观点。这是孟子伦理道德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孟子主张性善论，其依据是人人都有善的萌芽，人有一种先验的善性，他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人性之所以不善，主要由于外界的影响及主观上不愿意向善等原因造成的。为是人的善性得到保存和扩充，孟子还提出了“养心”、“寡欲”、“存心”、“思诚”、“自反”、“不动心”、“求其放心”、“养浩然正气”等一整套修身养性的办法。孟子认为仁义礼智“四端”是与生俱来的，是“天之降才”。天生万物必然赋予每种事物能与其他事物相区别的本质特征。他不否认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不善的行为和不善的人。“人为不善”既有客观的原因又有主观的原因。他认为不善的客观原因是后天环境等各种因素对人的陷溺，而主观原因是人们“放其良心”而不知存养和扩充。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伦理道德思想和道德规范，强调了儒家的主要思想孝悌忠信、仁义礼智，这表现了其思想是对孔子的继承，早年他对孔子的崇拜及其思想方面的学习。孟子强调“仁者爱人”，这是他对人自身的重视和肯定，提倡“亲亲”而后“仁民”，一方面反映出他具有重民、爱民的思想，同时也表现出孟子的仁爱是以血缘感情为出发点，带有氏族宗法意识，其实孟子的目的也在于借以维系当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社会的统一和稳定。孟子推崇道德价值，认为道德的力量的是巨大的，它决定着个人的荣辱与生死，所以他说“仁则荣，不仁则死”，他把道德放大了一个决定人生死的地位，虽然这有点过于强调道德的力量，但同时反映了儒家对道德追求。所以就有了“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对生死臵之度外而追求精神境界的崇高的行为。他主张行仁政，希望君主“以民为贵”。

孟子生活在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十分痛苦的战国时代。当时，各大国之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统治者是“庖有肥肉，厩有肥马”；人民是“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面对这样一个社会现实，孟子最早提出了“民贵君轻”的主张，呼吁各国诸侯重视人民的作用；提出残暴之君是“独夫”，人民可以推翻他；强烈反对不义战争。他到处游说，宣扬他的“仁政”“王道”，并把这一希望寄托在封建统治者发“仁心”上，从而使天下归顺，达到成就王业，“黎民不饥不寒”的目的。就此，他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阐述了一场战争、对弈中各方面因素的重要性的次要，君王“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孟子觉得武器装备、地理位臵等客观因素在治国这方面是次要的，而君主能够施行“仁政”是至关重要的，它决定了君主治国成败的关键。

同时，《孟子》一书中还说明了人只有经历过各种艰苦的磨砺的之后才能有所作为，这一观点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有细致的阐述。其中“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将这一观点展示得淋漓尽致。同时，这种先苦后甜的观点不仅针对个人，对一个国家也是同样的理，所以，这一观点还被延伸到了一个国家的治理方面，“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人的一生就是要经历这些艰苦磨难后才会是自己更有韧性，能够面对各种艰难险阻、突发事件的能力。

第四篇：第三章：先秦历史散文

第三章

先秦历史散文

第一节

殷商至春秋时代的散文

散文是在文字发明以后产生的，是最为实用的文学形式。由于文字的记录必须有书写工具，如竹、帛、纸、笔之类。所以散文的发展，虽社会生活非常需要，但非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不可，所以它最初的发展阶段是非常困难的，一开始不得不力求简短，后来手工业逐渐进步，文化工具有了改进，书写条件便利了，才可能出现长篇大论的散文。

《尚书》

我国自古就有注重修史的传统，大概最迟在商代，就设立了专门记事的史官。《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后周制，王朝及诸侯各国均设有史官，有大史、小史、左史、右史等职，可能是继承殷商旧制而有所损益。《汉书·艺文志》曾云：“古者，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春秋》我们下面再谈，先讲讲讲《尚书》”。

《尚书》是上古之书的意思。它是我国第一部历史文献，由《虞书》2篇、《夏书》2篇、《商书》5篇、《周书》19篇，四部分组成。是古代官方文献资料的汇编。旧传上起《尧典》，下至《秦誓》，有一百多篇。经过秦代焚书以后，汉初由经师伏生口授传下来二十八篇，因为是用当时的流行文字隶书抄写而成的，故称为《今文尚书》。汉武帝末年，鲁恭王又从孔子故宅的坏壁中发现一部《尚书》，因是用古文字大篆、籀（zhou四声）文写成的，故称之为《古文尚书》，相传比今文多出16篇，但亡佚了。晋朝的豫章内史梅赜声称发现了一部《古文尚书》，计58篇。经过清代学者阎若璩的严密考证，断定其中除同于《今文尚书》的部分外，其他都是晋人伪造的，不可信。现今流传在《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就是今文和伪古文《尚书》的夹杂品。所以，人们研讨《尚书》，只限于今文部分的28篇。《尚书》中的《虞书》、《夏书》是后人追记，多出于传闻，有些是春秋、战国时的人所作。较可信的是《商书》和《周书》两部分。

《尚书》的核心思想是商周时代的神权观念。殷商时代强调的是天命神授，认为“天”、“上帝”是宇宙的最高主宰。国君、天子是上帝授予的。而到了周代，由于殷王朝末期统治者荒淫无道、滥杀无辜，以致激起民愤而被推翻，现实的斗争给周初的统治者以新的思考，使他们亲眼看到了人民力量的伟大。因此，传统的神权至上的观念受到冲击，所以《尚书》中便多次出现了“保民”的思想，强调“敬德保民”，又云“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从“天命神授”到“敬天保民”体现出了人们神权观念的改变和认识上的发展。

《尚书》是我国第一部记叙文和论说文的集子，有的文章偏重于记叙事件，而大多数的篇章偏重于议论。其体制“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史通·六家》）。体现了我国早期散文的形态，这些文章比较完整，比钟鼎、甲骨上的片段记载要有明显的进步，值得注意的是，在议论中已开始运用了比喻，以增强说服力和表达效果。例如《商书·盘庚》。《盘庚》是殷王盘庚迁都时对他的臣属、百姓们所作的讲演词、动员报告，是记言性质的散文。据历史记载，盘庚是商代第二十代王，他为了扩张领土，开发更多的耕地等需要，曾经率领臣民自商的故地奄（今山东曲阜东）迁都到殷（今河南安阳市附近）。但这次迁移却受到许多商代臣民的反对，于是，盘庚曾先后三次向众属讲话，企图说服以致威胁他们必须服从。这几篇讲话，虽然语言古奥，但当时盘庚讲话的气概、感情、口气，还是能够充分令人感受到的。如《盘庚上》里曾讲到：

非予自荒兹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观火，予亦拙谋，作乃

逸。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

今译谓：不是我有什么失德，是你们群臣把我对百姓的好意秘而不宣，对我这个人毫无畏惧。对于你们的心思，我象观火一样的清楚，只是我一时还没有计谋好，结果你们就大为放纵起来。你们要知道，要像网结在纲绳上，方可有条不紊，把事情办好；要像农夫尽力耕作，方可期待有个好的秋收。

短短的一小段话，用了三个通俗的比喻，贴切而生动，非常形象，具有很强的感染效果，增强了说服力。又如，文章中盘庚还责备群臣道：

矧予制乃短长之命，汝何弗告朕，而胥动以浮言，恐沈于众。若火之 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则惟尔众，自作弗靖，非予有咎。意思是说，他掌握着群臣的生杀大权，如果大家互相煽动，反对迁都，恐怕更多的人会反对迁都，那样的话，就像燎原之火，虽然不可以接近，但还是最终可以扑灭的。到时，就只有你们这些人，自作自受，不安分而获罪，就不是我的过错了。

他还用“射之有志”，即射箭一定要直达目标，来说明他迁都的决心不可改变。用“乘舟”来比喻君臣要上下一致，同心协力，共济时艰。这些从现实生活中拈来的比喻，都显得非常贴切、自然，有些至今还在被人们所引用。

总的说来，《尚书》的文字还是十分艰涩难读的，所谓“周诰殷盘，佶屈聱牙”（唐韩愈《进学解》）。这一方面是由于时代久远，社会语言不断更新变化的缘故，同时，也是因为中国古代散文一开始就走向了言、文不一致的道路。鲁迅先生曾指出“中国的言文，一向就并不一致的，大原因便是字难写，只好节省些。”并又认为《尚书》的“难读”，是因为并不完全“照口语”，而只不过是“当时口语的摘要”（《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中国古代散文，一开始就受到汉字难写和书写工具（刻在甲骨、竹简上）等条件的限制，与口语不能完全一致起来；另一方面，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古人也特别在精选语言词语上下功夫，从而形成了我国古代散文“洗练精审”、“言简意赅”的传统特点。

《春秋》

古代王室很早就有史官的设置，他们在君王左右，“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这样历史散文也就很自然地分为两类：一是记事体，一是记言体。《尚书》所记是商、周帝王的训、诰等，但商代是否另有编年记事的史书，因为文献不足，已不可知。但在春秋战国以前，周王朝和各诸侯国便都已有编年记事的史书，是无疑的。如墨子就说过，他曾见到过“百国春秋”（所谓“春秋”，是取“春与秋其代序”为一年的意思，所以，以《春秋》为纪年史的名称）。最初的史书都是由史官执笔撰写的，即所谓官修，而私人修撰史书则是由孔子开始的。孔子根据鲁国的史料，编纂了一部编年体史书，这就是被后世称为五经之一的《春秋》。

关于《春秋》是否为孔子所撰，经学史上也是有不同看法的。孔子作《春秋》，最早见于《孟子》书中。《孟子·滕文公下》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又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也说：“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此指鲁史）作《春秋》。”后世孔颖达、刘克庄，以及近人钱玄同、杨伯峻等，则皆因《论语》中未载此事、《春秋》书中体例不完全一致等理由，提出怀疑。我们认为，还是应当以最早的资料《孟子》、《史记》的记载为准。

所以，我们可以说，《春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私人编撰的编年体鲁国史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前后242年的历史大事，其间按十二公的顺序分年记事。十二公是：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

《春秋》文字简洁严谨，而且在记叙当中寓有作者的褒贬之意。文笔曲折委婉，话中有话，弦外有音，仔细品味，就可以明晓其思想倾向。这就是人们所常说的“春秋笔法”。孔子作《春秋》是在“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的情况下进行的，其目的便是要维护周礼，明王道，“拨乱反之正”，也即儒家所称道的“大义”。这一“大义”的表现，并不是孔子站出来直接评点论说的，而是通过“微言”透露出来的。如它记载战争时，往往根据战况和作者对某一战争的看法，分别选用伐、侵、袭、克、灭、取、歼、追等不同的词语表达。吴、楚之君自称为“王”，《春秋》仍贬之曰“子”；僖公28年（前632年），晋侯实召周襄王会于践土，是臣召君，而由于晋侯实为当时的盟主，势力强大，周襄王又不能不去。孔子对此不好直书，只好记为“天子狩于河阳”，这叫做“为尊者讳”。

《春秋》共计不到2万字，而所记时间跨度240余年，每年平均不到一百个字。因而，有些记载过于简略，以致于很多记载不连贯，不便于了解社会世态的全貌。再加上它的“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的特点，也给人们了解事实真相带来一定的困难，也有悖于作为修史所应该遵循的“实录”精神。

第二节

战国时期的历史散文

春秋至战国，社会制度的巨大变革，对史学也有深刻的影响。如何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斗争服务，是摆在史学家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此前的历史著作如《尚书》、《春秋》等，均记事简略，很少文采，不过是书诰类编和大事纲目而已，在史学和文学上成就不是很高。到了战国时代，面貌就为之一新了。由于历史资料的长期积累，现实素材的日益增多，书写工具的进步和写作技术的提高，使作者有了更为优越的写作条件和基础。在《左传》、《战国策》等书中，往往围绕着历史事件、人物言谈的记叙，注意情节的安排和形象的刻划，不少篇章故事波澜起伏，场面宏伟壮阔，人物栩栩如生。对于重大政治事件和军事行动，以及行人辞令，策士言谈的叙述，无不曲尽笔墨，翔实而生动。战国散文不仅是先秦散文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

《左传》

一、《左传》的名称和作者。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记事详赡完整的编年体史书，也是一部优秀的历史散文。

《左传》，司马迁在《史记》中称它为《左氏春秋》。东汉人认为它是为了传（阐释）孔子所著的《春秋》一书而写的，故改称它为《春秋左氏传》，后世简称《左传》。按照儒家经学的传统，先师所言为“经”，后师所言为“传”，以“传”解“经”，为汉代官学之通例。与《左传》并存的还有公羊高所作的《公羊传》、榖梁赤所作的《榖梁传》，过去并称它们为“春秋三传”。1

三传中，《公羊传》、《榖梁传》以解释《春秋》的“微言大义”为主，所谓“微言大义”，就是孔子所编纂的《春秋》，文字简略，但包含了很多深奥的义理、思想倾向，因此需要进一步加以解释、申述。显然，他们把《春秋》看得过于神秘高深了。他们所谓的申述“大义”，也多有穿凿附会之谈。但《左传》一书在性质

1——《左传》、《国语》、《战国策》

褚斌杰《中国文学史纲要》指出：1.关于《公羊》、《榖梁》二传的撰著者，亦有分歧说法。这里采用的是一般意见，其根据是《汉书·艺文志》：《公羊传》十一卷，公羊子，齐人。“”又颜师古《汉书注》以为名“喜”，但桓谭《新论》、应劭《风俗通义》、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引旧注皆作“榖梁赤”。）2.西汉传《春秋》者有五家，即左氏、公羊、榖梁、邹氏、夹氏。据《汉书·艺文志》：“邹氏无师，夹氏有录无书。”故流传下来的仅有“三传”。上则完全不同，他并不是要解释或发挥什么《春秋》的所谓大义，实际上完全是一部由作者独立编撰的新史书。《左传》记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年），下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最后附记有鲁悼公四年（前464年）一事。（按《左传》最后署“悼之四年”，但所系事迹至韩、魏灭智伯，已属悼公十四年左右事，故一说《左传》附记至悼公十四年（前454年））。从取材来看，它博采了当时的其他史籍以及许多流传于口头上的史料，全书规模宏大，近二十万字，记述的内容，要比《春秋》广阔丰富得多。

关于《左传》的作者和写作年代，历史上说法不一。司马迁和班固都明确记载《左传》的作者是左丘明，并说他是鲁太史（《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及《汉书·艺文志》），现代一般人都倾向于认为《左传》一书是战国初年时代的作品，作者已无法确考。

二、《左传》的思想内容

《左传》是一部历史著作，但作者在其记述历史人物和事件时，也表现出了一定的思想观点和政治倾向。如（1）在天、人的关系上，它比较强调人的作用，重人事，轻天命。（2）在君、民关系上，比较重视民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民本思想。民本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旧奴隶主统治的动摇和人民力量的展示而出现的一种以重民为特征的思潮，而《左传》一书也反映了这样一种进步的思想。（3）另外《左传》还以“不隐恶”的态度，对统治阶级的一些残暴、荒淫丑行作了暴露。《左传》于宣公二年载：“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避丸也。宰夫胹（er三声，煮）熊膰（fan二声，古祭祀所用熟肉），不熟，杀之，置诸畚（ben三声），使妇人载以过朝。”又宣公十年载：“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饮酒于夏氏，公谓行父曰：‘征舒（夏姬子）似女（汝）。’对曰：‘亦似君。’”晋灵公的残暴、没有人性；陈灵公君臣皆与夏姬通奸，而又互相公开无耻地戏谑，作者在两段简短的记载中，都予以无情地揭露。（4）《左传》通过历史记载，还表彰了许多有识见、对国家有贡献的人物，如僖公三十三年，记载了郑商人弦高的爱国事迹：秦国派兵侵犯郑国，郑国还不知道消息。郑人弦高到洛阳去经商，路遇秦师，于是就假装自己乃是受郑君的派遣，前来迎接和犒赏秦师的。一边出资送秦师十二头牛等礼物，稳住秦军，一边急忙派人回国去报信，使郑国有所准备。秦师因“郑有备”，班师而还，从而解救了郑国的一场兵难（，教材《秦晋殽之战》59页，此事在“烛之武退秦师”之后，57页）。（5）《左传》一书的内容和思想也是较为复杂的，不少地方也有宣扬封建道德思想和某些宿命论观点的，但从全书的基本倾向看，这些消极的东西还是属于次要的。

三、《左传》的艺术成就。《左传》最突出的艺术成就就是长于叙事。虽然其语言较简，但“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唐刘知几《史通·六家》），文约事丰，生动形象。《左传》叙事，善于通过一些具体情节的描写，使所记叙的内容富于故事性、戏剧性，有紧张动人的细节描写。它总是能抓住故事的重要环节或有典型意义的部分来着重叙述或刻划，而不是毫无选择的平铺直叙、简略地记载一下事情的经过，更不是通过作者之口发表什么议论，而是具体地描写人物的言谈、活动，并通过人物的某些富有特征的言谈活动和场面的描写，构成一系列生动的情节，使一次历史事件的曲折经过，有声有色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令人如睹其事，身临其境。

第二，是善于写战争，特别是几次大规模的战争写得最出色。《左传》之写战争，不仅结构完整，情节精彩，而且运笔灵活，毫不呆板。它并不拘泥于战争场面的正面详细地叙述、描写，而重在描述战争的来龙去脉和胜败的内外因素，揭示其前因后果。这样显得条理清晰，而又曲折生动。《左传》中对战争的看法有一定的思想原则，表现出军事与政治、战争的性质（正义还是非正义）、战前双方的准备、军队的素质修养等方面的不可分割的关系。例如长勺之战（鲁庄公十年。《曹刿论战》，46页）当时，鲁若齐强，曹刿求见，开口就问凭什么去同齐国作战。直到听见庄公察狱以情的话，才说“可以一战”。《秦晋殽之战》，写秦穆公不听老将蹇叔的劝阻，令孟明、西乞、白乙等率军东征。“三十三年春，秦师过周北门。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孙满尚幼，观之，言于王曰：‘秦师轻而无礼，必败。……’”这些问题，作者认为是胜败的关键。所以，书中几乎每一次大战，都暗示出双方胜败的结果。《烛之武退秦师》也是如此，这也是一次战争描写，而且是一次大的战争，一次没有硝烟、没有动枪动炮、没有血流成河的更高层次的战争（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郑是靠烛之武的唇枪舌剑战胜的，以其口舌之劳挽大厦于将倾，使郑眼看的一场灭顶之灾化为乌有，而且还化凶为吉，化敌为友。战争的前因后果，也写得清清楚楚。且文中也暗示出了晋的侵略行径，借佚之狐之言，暗示出了战争的结果。

第三，辞令之美。辞令之美就是语言之美，一要求语言要有文采。《左传》之所以能够深受历代人们的推崇，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言之有“文”。《左传·襄公25年》引孔子之言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而《左传》的语言确实做到了“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史通·申左》）；二是要求语言要符合实际，合情合理，有说服力，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左传》所载外交辞令，确实达到了言简而意深，委婉而有力的高度。以《烛之武退秦师》为例，可加以分析说明其人物辞令之美。全文总计四组人物对话。（1）因秦、晋围郑，佚之狐告诉郑伯曰：“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2）烛之武推辞的话，很有趣，品味起来很美，别有一般滋味。“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而郑公的话也很有意味：“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3）烛之武夜坠见秦伯。“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云云，摆事实，讲道理，进行合理有力地推断，起到了离间秦晋的目的。结果是“秦伯悦”，不但不攻打郑国了，反而和郑国结盟派兵替郑守卫北门。变敌为友，化凶为吉，烛之武口舌之功也。（4）至于晋文公主张不击秦师，所谓“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智；以乱易整，不武”的论断，则是自找台阶而下，在“攻守之势异也”的情况下，无可奈何的表现。“吾其还也”的语气，不正透露出了这一点吗？（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同时，也将晋文公的识时务、重大局，老谋深算、沉着冷静，及时撤退的特点勾勒了出来。

第四，《左传》在刻划人物上有许多成功的例子：往往于叙事的过程中，只用寥寥数语，就勾勒出人物的个性，描绘出人物的音容笑貌，以至其内心世界。如僖公三十三年，记载秦晋殽之战，写晋国俘虏了秦国的三帅，晋襄公听母后文嬴的话，又把他们都放走了。于是，对晋元帅先轸有这样一段描写：“先轸朝，问秦囚。公曰：‘夫人请之，吾舍之矣。’先轸怒曰：‘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暂而免诸国，堕军实而长寇仇，亡无日矣！’不顾而唾。”几句话，便把先轸的极度不满，在国君面前怒而忘形的暴烈性格，极其生动地表现出来。《烛之武退秦师》对烛之武能以国事为重，不计前嫌，能言善辩等刻划得也活灵活现，晋文公的审时度势、老谋远虑、稳重世故也在简短的对话中，描摹出来。

四、《左传》对后世史学、文学的影响

《左传》是一部叙事完整、文字优美的历史名著，对后代史学、文学尤其对散文的发展影响很大。

史学上，从它开始，形成了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忠于历史，褒贬是非，对历史上的一些人物、事件直述无隐，为后世历史学家所继承，成为历史撰著的重要原则。在写法上，《左传》为后世史学家作出了典范，使后世史学家认识到历史著作不是流水账，应该有强烈的倾向性，而这种倾向性只能在有文采、有情节的叙述当中，把这种褒贬爱憎的倾向性表现出来。

文学上：（1）首先影响了后世传记文学的写作。《左传》以人物的语言、行动写人，对后世传记文学作家影响很大；

（2）其次，在叙事方面，对后世的叙事散文影响也很大；

（3）再次，对后世的小说创作带来很大的影响，如战争的描写手法，影响后世关于战争题材的小说创作。《左传》在叙事过程中，流露出作者的倾向性，也成为后世小说创作的原则。在场面、情节、人物言行的叙述中自然流露，而不是作者跳出来进行评价；

（4）《左传》还为后世小说、戏剧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国语》

《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的史书。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报任少卿书》中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汉书·艺文志》”：《春秋》家有《国语》二十一篇。原注：“左丘明著。”后人多持不同意见，估计作者可能是战国时期一个熟悉周王朝和诸侯各国历史掌故的人物。

《国语》作为一部国别体的历史著作，记载了从西周穆王十二年（前990年）至东周贞定王十六年（前453年）共五百余年间的有关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等八个国家的片段史实。

《国语》思想内容上有一些新的特点：（1）在民、神关系上，基本上是民神并重，而先民后神的；（2）在论及君民关系上，也是以民为主，显示出了“重民”的思想；（3）“尚礼”，崇尚遵循规定的社会行为准则、道德规范、等级制度等等；（4）“尚德”，推崇高尚的伦理道德，重视道德品质的修养。

《国语》重于记言，也长于记言，略于记事。

从史学和文学的角度看，《国语》远不如《左传》，但也不能否认，有个别篇章在史实上可补《左传》之不足。有些片段，刻划人物也很成功，特别是写人物对话，有的十分风趣、传神。如书中对叔向这样一个人物有许多描写，他是一个颇为机智、富于幽默性格的人物。《晋语》中曾记有这样一个小故事：

董叔将娶于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为系援焉。” 他日，董祁愬范献子，曰：“不吾敬也。”献子执而纺于庭之槐。叔向过之，曰：“子盍为我请乎？”叔向曰：“求系既系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请焉！”

这是一个极有意义的社会讽刺故事，在仅仅几十个字的短文中，作者把它写得真是妙趣横生，讽刺世态，入木三分。再如《叔向谏杀竖襄》（《晋语八》）：

平公射鴳不死，使竖（内竖、即阉人）襄搏之，失。公怒，拘，将杀之。叔向闻之，夕，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杀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一射而致死），以为大甲（以兕牛皮做盔甲），以封于晋。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鴳不死，搏之不得，是扬吾君之耻者也！君其必速杀之，勿令远闻！”

君忸怩颜，乃趣赦之。

一般地讲，《国语》重点在记言，略于记事，但一些好的片段，往往能把记事和记言交叉进行而又融合为一体，言为事而发，事又为言的验证，因而比较完整，富于一定的故事性。

《战国策》

先秦历史散文，除《左传》、《国语》外，历来为人们所传诵的就是《战国策》了。

战国时期，纵横家周游列国，游说诸侯，留下了大量的相关材料，后来有人将这些游说活动和说辞等编辑起来，或《国策》，或《国别》、《国事》、《事语》、《长书》、《修书》、《短长》等。西汉后期，刘向整理国家图书，把上述史料汇集起来，除去重复，校勘舛误，依国别分为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策，三十三篇，定名为《战国策》（刘向《战国策书录》）。《汉书·艺文志》载《春秋》家有“《战国策》三十三篇”，原注：“记春秋后。”无编著人姓名，当即为西汉刘向编定本。

1973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有战国时代纵横家著作27章，11000多字。无书名，无篇章名。有11章内容见于《战国策》和《史记》，文字也大体相同。另外16章，有14章记载苏秦的书信和言论，另外2章也是记载纵横家的事。这是一部失传了二千一百四、五十年的佚书。汉初，纵横短长之术仍很盛行，所以軑（dai四声）侯利仓的少子保存了这部书，死后又以它陪葬。整理小组将其命名为《战国纵横家书》。司马迁、刘向、班固都未必看到这部佚书，他们看到的可能只是部分篇章，或者是其他抄本。

刘向编订《战国策》是根据一些纵横家及其门徒的著述和各国史官的有关记载，综合整理编订的。其《战国策序》曾说：“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策谋，宜为《战国策》。”与上述汉墓出土的帛书比较来看，刘向掌握的原始材料并不全面，甚至有史料错误。如苏秦没有到过楚国，也未纠正。所以，将其作为正式的史书来看，尚有其不足之处。

《战国策》并非一人一手之作，也不是一家之言。内容纷繁复杂，文字也不统一。东汉末年的时候，有高诱为之作注，流传到北宋，已缺失11篇。曾巩曾“访求私家藏本”予以补充，其中有些显然是摘录《史记》的部分传记内容（如《刺客列传·荆轲传》等）。之后，南宋姚宏、鲍彪，元代吴师道等皆有校注，使其书得以流传至今。

通行本的《战国策》即曾巩补订本。12策33篇，所记主要为战国中后期各国将近二百年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等关系和有关人物的活动。内容以策士游说为主，苏秦的活动占了较多的篇幅。

战国时代，由于铁器已得到广泛的使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普遍发展，人口增长，城市繁荣，人民的力量日益壮大。一面是封建社会形成后生产力的提高，已出现了大一统的趋势；一面是奴隶主阶级的残余势力依然存在，不甘灭亡。新兴地主阶级与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矛盾、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各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地主阶级与广大农民的矛盾，日益深化。在这种种复杂的矛盾中，士的阶层日渐壮大，他们依附于一定的阶级或统治集团，以纵横家自命的策士们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他们继承了春秋时代行人朝聘诸侯的传统，凭口舌才辩，巧譬善喻地发展了游说辞令。多数策士擅长分析形势，纵横捭阖，排难解纷，消除弭患。有的不惜搞阴谋、施诡计，组织联盟，朝秦暮楚。刘向在《叙录》中也曾指出：“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之资，据时而为之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易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说：“纵横之学，本于古者行人之官，……至战国而扺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敷张而扬厉，变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令之极也。”他们既说明了其时代性的特征，同时也说明了《战国策》文章的特色。苏秦合纵，张仪连横，范雎相秦，鲁连解纷，邹忌的幽默，淳于髡（kun一声）的讽刺，真可谓尽鼓舌摇唇之能事，极纵横辩说之大观了。而其文字无不委曲达情，微婉尽意，而又明快流畅，富于波澜，说明了在纵横的战国时代，随着言语辞令的需要与进步，文章除其内容以外，更为注重语言的艺术。敷张扬厉、变本加奇，正是《战国策》散文的特色。

这些纵横捭阖的策士言论和活动，对当时的政治、社会发展起了不少的作用。历史社会、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决定了《战国策》内容的多种多样。书中有不少具有进步性的人和事。

1、具有民本思想。如《赵威后问齐使》，同时也揭露了当时社会政治的黑暗面；

2、歌颂了当时的进步人物，如《邹忌讽齐王纳谏》、《鲁仲连义不帝秦》等，也反映了广大民众“反对分裂，争取统一；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共同愿望，有利于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

3、揭露了黑暗的现实，如《秦宣太后以魏丑夫殉葬》（以大臣庸芮相劝乃止）等。但也记载了一些阻挠历史发展的反动落后的人和事，如有些策士，趋炎附势，反复无常，朝秦暮楚，不择手段，追求个人的功名富贵，成了后世投击政客以及政治骗子的不祧之祖。

《战国策》在文笔上长于铺陈，善于论辩，较之《左传》的言简意赅、严谨持重不同，较之《国语》的偏重记言、铺陈蔓延也不同。《战国策》的又一文学特点是行文活泼恣肆，有声有色，文采斐然，变化莫测。且常用排偶句法，夸张其词。如写齐国首都临淄的繁华：“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这种形象生动、气势奔放的语言，也正是《战国策》语言艺术的成功之处。

《战国策》中著名的寓言很多，因而，也便有不少词句，由于长期传诵，已成了我国人民生活中的成语。如“安步当车”、“画蛇添足”、“狡兔三窟”（以上见《齐策》）；“狐假虎威”、“亡羊补牢”，“与人无争”、“绝长续短（取长补短）（以上见”《楚策》）；“排难解纷”（《赵策》）；“不辱使命”（《魏策》）；“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图穷匕见”、“千金市骨”（《燕策》）等。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在《左传》、《国语》之上。主要表现在1、塑造了一大批风姿各异的人物形象；

2、雄辩恣肆的语言艺术；

3、善用寓言故事，说明深刻的道理。

从《春秋》到《战国策》，标志着历史散文由纲目式的大事记，发展成为了具体生动的社会生活的叙述，由纯粹的记事，到着意于写人，说明着文学因素的不断增强。

《战国策》对后世史学、文学的影响很大。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不仅采用了《战国策》中的史料，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汲取了它的写作技巧和语言风格。对班彪、班固和范晔也都有不少的影响。文学方面的影响更大，汉代的贾谊、晁错、桓宽等人的论著，刘向的《说苑》、《新序》以及魏晋小说、唐宋古文，包括韩愈、柳宗元、苏洵、苏轼、王安石等人的著作，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其影响。

第五篇：先秦历史

先秦历史

古人类

距今最早约一百七十万年前元谋人

距今约115万年前到70万年前 蓝田人 距今68到70万年前北京人母系氏族

晚期距今3万年前山顶洞人

夏，商，西周约公元前2070年,禹建立夏朝 禹死启继,标志着王位世袭制代替

了禅让制（我国历史上第一个

奴隶制国家）

约公元前1600年,商汤发奴隶制达到鼎盛

兵灭夏朝，建立商朝五谷在商朝时期均已种植

青铜为主要部门，但多供于贵族使用夏，商，西周:是奴隶社会的国有土地制度一切土地属于国王所有,分赐

给诸侯臣下享用,不得转让与买卖,并要想周王交纳一定

贡赋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建分封制:是西周纷分封诸侯的制度纣 立西周，定都镐京王把一定的土地和人民分别

授予王族功臣和先代贵族,让他们建立诸侯国以拱卫

王室.分封制巩固了统治,扩

大了西周的疆土

771年西周灭亡

根本原因：阶级矛盾尖锐.公元前841年，爆发“国人暴动”

重要原因:王室衰微,国立贫

困

直接原因:公元前771年,犬

戎攻破镐京,西周灭亡

夏、商、西周的社会经济农业

(1)作物品种:“五谷”在商潮时期都已种植

(2)耕作技术

①农具:绝大部分是木、石和骨、蚌所制,仅有极少量青铜农具

②施肥:已懂得施用粪便、草木灰和绿肥等 奴 隶 会

(3)农田水利有较大发展牧畜业:饲养的家畜很多,除食用外还用于拉车和祭祀手工业

(1)青铜铸造:青铜铸造是商周手工业的主要部门

①商朝:青铜铸造集中在王都.产品供国王和贵族时永使用

②西周:青铜产品趋向生活化,日用器具数量增多

(2)玉器加工:商代玉器雕刻精美,数量多.安阳妇好墓有大量出土

(3)陶瓷业:商周遗址出现原始陶瓷,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

(4)漆器制造:我国是世界上用漆历史最悠久的国家

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纷争和民族融合春秋诸侯争霸

(1)背景:周王室势力衰微,诸侯不再朝觐和纳贡

(2)表现

①齐桓公称霸:任用管仲为相改革内政,以“尊王攘夷”号令诸侯,葵丘会盟确立霸王地位 ②晋楚争霸:城濮之战后,晋文公成为中原霸主.公元前6世纪初,楚庄王称霸中原 ③吴越争霸: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是春秋后期在南方称霸的两个霸主战国兼并战争

(1)背景:诸侯国内的卿大夫逐渐取代国君掌握了大权.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形成了战国七

雄争霸的格局

(2)表现

①齐魏交战:公元前4世纪中期,双方经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魏国大为削弱

②秦赵交战:公元前260年的秦赵长平之战,是战国兼并战争中规模最大 杀伤最多的一

次战役民族融合(1)途径:通过经济文化交流和频繁的战争,各民族逐步融合(2)表现:北方的匈奴、东胡,西方的戎,南方的越等民族与中原的华夏族逐步融合(3)影响:为秦朝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

春秋战国的社会经济

1农业

(1)铁农具:春秋时期开始出现,战国时期使用范围扩大

(2)牛耕:耕犁的出现,使耕作效率大大提高;牛耕的运用是我国农业技术史上农用动力的一

次革命

(3)水利事业

①中原地区普遍用桔槔灌溉农田

②春秋时楚相孙叔敖在淮水修建芍陂

③战国时期李冰主持修建都江堰,使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

④水工郑国在秦修建郑国渠,使关中平原成为沃野

2手工业

(1)冶铁业有划时代的发展,发明了铸铁柔化处理技术

(2)青铜铸造工艺有更新的创造,出现金银错新技术

(3)漆工业有新成就,战国出现夹纻技术

(4)煮盐业 酿酒业有较大发展,已能用曲造酒

(5)出现了关于手工业的专著《考工记》

3商业和城市

（1）商业发达，在中原市场可以买到各地的特产

（2）城市繁华，主要有齐国临淄 赵国的邯郸 楚国的郢等

春秋战国的社会变革

1春秋税制改革

（1）背景：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使大量私田出现。私田主人控制私田产品，并采用

地租剥削方式

（2）内容

①齐国管仲的“相地而衰征”，根据土地多少和田质好坏征税

②鲁国的“初税亩”，开始实行按亩收税

（3）影响：促使土地由国有转为私有战国政治变法

（1）背景：封建土地私有制形成，新兴地主阶级势力壮大，与奴隶主贵族顽固势力之间的矛盾加深

（2）目的：废除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发展封建经济，建立地主阶级统治

（3）事件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

（4）作用：变法运动进行了一百多年，新的封建制度在各诸侯过确立起来

3商鞅变法

（1）内容

①“令民为什伍”，实行连坐法；重农抑商；奖励耕织

②奖励军功，按功受爵；“燔诗书而明令法”，统一度量衡

③废分封，行县制，“为田开阡陌封疆”，废除井田制

（2）影响

①为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②法家思想成为秦国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

③严刑峻法和文化高压政策对后来秦朝统治有消极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

1百家思想

（1）儒家

①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教育思想是“有教无类”

②孟子：主张施行仁政，提出“民贵君轻”思想

③荀子：主张“制天命而用之”，具有唯物思想

（2）道家

①老子：其学说含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政治上主张“无为”

②庄子：认为世界是“我”的主观产物，痛恨“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的不公平社会

现象

（3）墨家：墨子主张“兼爱”“非攻”和“尚贤”，其思想代表了平民的利益

（4）法家：战国时期法家的集大成者是韩非子，主张按照现实需要进行政治改革，主张“以

法为本”“法不阿贵”，建立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2文学艺术

（1）《诗经》：我国第一步诗歌总集，分为风、牙、颂三个部分

（2）“楚辞”：屈原采用楚国方言创作出一种新的诗歌体裁，代表作《离骚》

（3）散文：孟子的文章以辩论见长；庄子的散文名篇有《秋水》、《逍遥游》等

（4）绘画

①绘画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是在春秋战国时期

②我过现存最古老的帛画是在长沙楚国遗址出土的《妇女凤鸟图》和《御龙图》 ③四川出土的嵌错赏功宴乐铜壶表现出精湛的艺术技巧

（5）音乐：湖北随州出土的全套青铜变种说明了当时音乐的发展

3科学技术

（1）天文

①世界公认的首次关于哈雷彗星的确切记录出自《春秋》

②春秋时，我国历法已基本确立十九年七润的原则

③战国时，出现世界最早的天文学著作《甘石星经》

（2）物理：《墨经》里面关于光影关系、小孔成像等的记载，被现代科学家称为“《墨经》

光学八条”

（3）医学：战国时期最著名的医生是扁鹊，被后代医学家奉为“脉学之宗”。主要成就是

切脉，四诊法成为我国中医的传统诊病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