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中国海海洋文化遗产的理论思考

第一篇：环中国海海洋文化遗产的理论思考

环中国海海洋文化遗产的理论思考

环中国海海洋文化遗产”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工作的重要内容，更是海洋文化调查研究的新方向、新课题。本子课题拟探讨“环中国海海洋文化遗产”调查研究所涉及的综合性理论问题，包括调查研究的空间范畴、海洋文化遗产的内涵与分类、海洋文化遗产在人类文化遗产体系中的位置与价值、海洋文化遗产调查研究的方法等。

提出的背景：环中国海海洋文化遗产问题，是在“海洋文化史”和“文化遗产”调查研究的双重学术实践背景下提出的一个新课题。从总体上说，海洋文化史的研究一直是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这与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体系中“海洋性”与“大陆性”二元结构的基本历史事实是不相称的。建国以来，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中国海洋文化史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以大陆性农耕文化为基础的“王朝正史”的历史文献，容易陷入重农抑商、重陆轻海、从陆地心态看海洋世界的偏颇。从传统史学、传统文献中走出来，直接从历代先民海洋经济文化实践活动的文化遗存入手，做客观的调查、观察、研究，是海洋文化史研究未来努力的方向。“文化遗产”是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实践中提出的新思考方向，从文物考古研究发展到文化遗产研究，体现了从传统文物考古单纯的物质遗存研究，上升到包括物质文化遗存、非物质文化遗存、文化发展的环境景观与族群人文背景等系统的文化遗产调查研究，是遗产中体现出的系统的文化形态。因此，在重建中华海洋文明史、倡导文化遗产调查研究理念的学术背景下，提出环中国海海洋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是必要的、及时的。

学术基础：基于上述背景，迄今尚无以“环中国海海洋文化遗产”为题的综合性理论研究成果，但学术界分别就与此相关的问题做过不少研究探讨。如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新组建的“文化遗产系”、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及其开展的系列学术工作，复旦大学文物博物馆学系编辑出版的《文化遗产研究集刊》（系列），单霁翔博士的《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文化建设》等论著，都体现了考古工作在文化遗产方面的新思考。中国海洋大学曲金良教授编著的《海洋文化概论》、《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系列辑刊）等，本课题组成员张威、吴春明等编著的《海洋考古学》等，则就海洋文化、海洋考古等相关理论问题做有益探讨。

研究内容：本子课题拟对环中国海海洋文化遗产做理论上的综合思考，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1．环中国海海洋文化遗产的空间范畴。探讨海洋文化圈上“环中国海”的内涵与意义，分析以中国东南沿海为中心的跨界的“环中国海”在人类海洋文明史上的地位，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体系中的地位。

2．海洋文化遗产的内涵体系。思考海洋文化遗产的构成，海洋性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态与分类，海洋文化遗产的价值，海洋文化遗产同大陆性文化遗产的关系与区别，海洋文化遗产在海洋文化史研究中的特殊重要性，海洋文化遗产与传统史学“正史”文献的互证比较。

3．海洋文化遗产调查研究的方法。总结借鉴世界范围海洋文化遗产调查研究中运用的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民俗学、海洋学、船舶工程学等不同的多学科方法与个案实践。

4．海洋文化遗产分类保护的方法和建议。综合各子课题调查研究的收获，分析研究不同类型海洋文化遗产的现状，提出进一步保护、利用的方案和建议。

拟突破难点与重点：作为我国文化遗产调查研究的新领域，本子课题的重点之一是建立海洋文化遗产调查研究的“海洋视野”、“海洋价值”，由于传统海洋史研究的学术惯性，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是有学术难度的，需要用于创新与突破。重点之二是建构海洋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形态的系统分类谱系，提出海洋文化遗产调查研究的可操作的具体框

架、研究方法。

环中国海海洋文化遗产调查研究概述

1，本课题提出的背景

“环中国海”是指以中国东南沿海为中心的中华海洋文化繁荣、发达、扩展地带，包括我国四大海域及东南亚半岛的陆缘地带、日本、台湾、菲律宾、印尼等岛弧及相邻的海域，是以中华海洋文化为纽带的跨界文化圈，是世界海洋文明体系中相对独立的一环。环中国海海洋文化遗产是历代海洋文化史上形成并积淀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和经济、环境、景观、生态等内涵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形态。

环中国海历代海洋先民创造了发达的海洋文明成就，留下大量独具特色的、在世界文化遗产焕发异彩的、珍贵的海洋文化遗产，是海洋先民认识和征服海洋、利用和开发海洋、繁荣发展海洋经济、创造多样海洋文化的最直接、最真实的历史记忆。海洋文化遗产既包括历代沉船、船货与舶来品、古外销瓷窑与海洋经济史迹、港市遗迹与航路史迹、海滨聚落与海洋建筑形态、海防史迹等海洋性物质文化遗产，更有各地保存的传统木构舟船形态与民间工匠造船法式、老船家航海技术与航海日志、舟子秘本与水路针簿、古航海图、海洋神灵与航海民俗、海洋族群与船家社会形态等珍贵的海洋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丰富多彩的海洋文化遗产构成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反映了环中国海海洋文明史的漫长、曲折的进程，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遗产的极为重要的部分。

建国以来，传统史学氛围下的中国海洋人文历史、涉海历史研究，主要侧重于以文献史料为依据的理论研究，虽然部分文物考古与历史学者曾经开展了一些诸如泉州湾宋代海船、海外交通史迹、古外销陶瓷、古航海图等海洋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但海洋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是很不全面的、多缺环的。相对于层出不穷、异彩纷呈的考古（侧重陆上）大发现在我国史前、历史研究上的重大贡献，多时空、多方面的海洋文化遗产在重建海洋文化史上应有的学术价值、学术潜力还远未被挖掘出来。而且，在建国以来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中，也同样存在重陆上、轻海洋的倾向，海洋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与保护相对滞后。尤其是近一、二十年来在沿海地区高速推进的现代化过程中，海洋文化遗产、尤其是海洋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快速灭绝，在大规模的旧城改造、新港建设浪潮中传统港市面目全非，在大小轮船的轰鸣声中老帆船不见了、帆船匠师相继离世、传统造船法式迅速“失忆”，老船家代代相传的“指南正法”、“过洋牵星”无人承继，海洋性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全面“濒危”。海洋文化遗产的调查、记录、研究与保护，成为继承、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项十分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2，研究现状

第一，海洋文化遗产是文化遗产研究、保护工作中的薄弱环节

环中国海海洋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是一项建立在田野调查基础上的分析、研究，是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工作领域的一项新的重要工作。建国以来，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长期侧重于文物考古的调查与发掘，从人类社会多元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全局的高度来衡量，传统的文物考古工作存在诸多不足。

一方面，文化遗产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与保护不力，远远落后于物质文化遗产（即传统认识的“文物”）的调查研究与保护。

另一方面，文化遗产工作中的海洋文化遗产调查研究相对薄弱，除了部分学术机构曾经开展的一些诸如海交史迹、外销瓷窑口、水下沉船等部分海洋文化遗产的考古调查发掘外，迄今仍缺乏从全局高度对海洋文化遗产内涵构成、时空分布、历史文化价值的系统调查、研究与认识。

第二，现阶段海洋文化遗产调查、研究的不足与学术潜力

海洋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学术工作，从一些高校与文物机构开展的海洋文化遗产相关领域的调查研究基础来看，还存在很多不足，具有很大的学术潜力。

第一，缺乏关于海洋文化遗产领域的综合性理论思考。学界和文博界曾提出“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区分，以及“中国海洋文化”等思考，但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工作中仍存在明显的重陆地、轻海洋的偏颇，缺乏从大陆性与海洋性二元文化对立统一的高度，认识海洋文化传统、保护研究海洋文化遗产。

第二，缺乏从海洋性聚落形态高度，认识、保护与研究“人海关系”视野下的聚落文化遗存。学界开展了全新世海平面升降与海洋环境变迁，沿海部分史前贝丘遗址环境考古，若干港史、海交史迹的调查等重要的基础工作，但这几项调查研究几乎是“各自为政”的，没有被置于一个系统的文化史框架中，缺乏从史前海岸居址到历代港市的系统的海洋性聚落形态演化史观。

第三，缺乏从海洋性经济体系的高度，调查研究古代（商船）沉船、船货、生产址、舶来品及相关的海洋商路史迹。在该领域，学界已经取得一系列沉船水下考古、古外销陶瓷、海上丝绸之路等重要的研究成果，但这些局域性的工作、片段式的研究不足以体现环中国海古代海洋经济圈完整的内在结构。甚至“古外销陶瓷”、“海上丝绸之路”等研究范畴，将环中国海的古代海洋贸易陶瓷误识为出口到国界（包括陆地国界）以外的“外销瓷”，将环中国海从史前到历史时代延续发展的海洋经济文化体系误识为唐宋以来“丝绸之路”从西北内陆向东南海上的“转移”，这些都具有明显的大陆性文化视野的局限。

第四，海疆遗产与海防史迹的调查研究不力。海疆治理、海防史迹是我国历代王朝政治对海洋世界主权的象征，是大陆性文化与海洋性文化对立统一的历史记忆。长期以来，史学界对历代王朝的海疆政策、海疆治理与海防实践等，做了大量理论研究，但从文物考古、文化遗产角度的调查研究明显薄弱。

第五，濒危海洋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记录与研究亟待加强。舟船既是海洋活动的工具，又是海洋非物质文化的载体，学界主要依据文献资料、历史图谱和沉船史迹等“死”的舟船材料，进行了大量的“船史”研究，但却对沿海港湾残存的传统木（帆）船、民间造船工艺等“活”的舟船材料重视不够。在航技方面，学界虽在航海技术、航海文化的研究以及古针经、古航海图的收集研究上，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但船家社会中可能还残存的以地文航海、天文航海、使风走船等为代表的古法航海技术，以及更多的水路簿、古海图等珍贵的遗产，更亟待调查、拯救、整理、研究，发掘其在航海史研究上的不可多得的学术价值。在船家社会人文方面，学界在海洋族群、海洋神灵、海洋民俗、海洋文学艺术等方面的专题成果不少，但也缺乏以海洋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的从族群到人文的船家社会的系统考察。

总之，学术界已经对我国海洋性文化遗产的诸多领域，不同程度地开展了一系列基础性的研究，但存在诸如重陆轻海、重文献轻史迹、重物质文化轻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诸多缺陷，从环中国海海洋文化遗产角度系统全面的调查研究更是阙如。在国内外已开展的人文社科研究中，尚无“环中国海海洋文化遗产调查研究”的立项，也无类似的课题研究，因而具有明显的创新价值。

3．学术价值

通过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航海学、船舶学、民俗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综合的田野工作，调查、研究濒危海洋文化遗产，发掘、认识、保护环中国海海洋文明史的真

实内涵，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社会价值。

一方面，海洋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是认识、重建环中国海海洋文化真实历史的客观、有效的学术途径。传统史学主要依托以中原王朝视野为中心、大陆性农耕文化取向的“文献资料”，传统的“中国海洋文化史”往往陷入大陆性王朝历史的附庸，海洋史、海交史也多从中原中心看“海疆人文”、“海防历史”，海洋文化自身的价值、真实历史无法彰显。环中国海海洋文化遗产是数千年来海洋先民认识、开发海洋之漫长历史的客观反映和最真实、最直接的历史记忆，本课题的调查研究对于重建海洋人文客观历史、摆脱传统史学的王朝政治中心视野和大陆性农耕文化的价值偏颇、树立环中国海海洋文化圈的视野与海洋人文的话语，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另一方面，环中国海海洋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为保护海洋文化遗产的多样内涵、促进海洋文化新发展提供理论和政策依据，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工作。传统文化的积淀、保护和弘扬，是中华文化存续、复兴和建设和谐文化的根基，海洋文化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不同历史时期被不同程度忽视的重要因素，因此开展环中国海海洋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着力海洋文化遗产的保护、展示与弘扬，推进海洋性的文化软实力建设，彰显中华海洋文化在世界海洋文明体系中的地位与价值，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

4，本课题总体框架

力图通过多学科的田野调查，系统获取环中国海海洋文化遗产内涵构成与时空分布的“家底”材料，发掘中华先民认识海洋、开发海洋、创造丰富多彩的环中国海海洋社会经济文化的真实“历史记忆”，从海洋文化“主位”的立场上客观地重建环中国海海洋文化史。

在这一总体框架下，本课题所追求的基本理念是，环中国海的空间范畴，海洋文化的视野，文化遗产研究的学术理念，多学科的调查研究方法，抢救性保护与弘扬传统文化的宗旨。

在空间范畴上，突破传统史学中原中心、大陆性农耕文化中心的“中国史”偏颇，基于以东南沿海为中心的中华海洋先民开发、活动的海洋空间超越我国四大海域，海洋文化遗产遍布于跨界的环中国海的基本史实，确立调查研究上“环中国海”的空间范畴。在文化视野上，克服传统“中国海洋文化史”研究中从中原看海疆、从大陆性农耕文化立场看海洋世界的价值偏颇，树立海洋本位的立场，彰显海洋文化自身的价值。在学术理念上，超越传统考古工作重物质轻非物质、重文物轻自然与人文景观的不足，从文物考古上升到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从文化遗产中发掘海洋文化丰富、系统的内涵。

在调查研究方法上，海洋文化遗产的抢救性调查、研究是新时期我国海洋人文历史研究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学术工程，内容广泛、工作繁重，需要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民俗学、海洋学、船舶工程学等多学科的协作与整合。

在学术宗旨上，基于沿海地区现代化建设步伐加速的当代，海洋文化遗产、尤其是海洋性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消亡的濒危困境，树立海洋文化遗产抢救性保护的紧迫感和使命感，通过调查、发掘与研究，认识、保护环中国海海洋文化遗产，弘扬中华海洋文化的优秀传统与深厚价值。

通过多学科调查研究，摸清环中国海海洋性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基本家底，充实、完善中华民族多元文化遗产的内涵构成，保护、研究与开发海洋文化遗产，弘扬中华海洋文化的优秀传统，从海洋文化立场和文化遗产的角度重新谱写环中国海海洋文化史。

本课题的调研分为综论、海洋性物质文化遗产、海洋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探讨环中国海海洋文化遗产调查研究涉及的综合性理论问题。包括范畴、对象、特点、内涵、研究方法、学术史评论等，拟设立一个子课题。

第二部分，海洋性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涉及海洋聚落考古与港市遗迹、沉船船货与海洋经济史迹、海疆经略遗产与海防史迹三个方面。在海洋性聚落形态与港市遗迹方面，包括史前海岸贝丘到历史时代的海滨聚落形态，古代码头、渡口、船坞、疏港路桥、市舶司（海关）等海港史迹，古航标、灯塔、航路参照等航海史迹，街巷、商号、货行、信局、钱庄、蕃坊、来远驿馆、蕃人墓地等港市遗迹。在海洋经济史迹方面，包括古代（商船）沉船船货（丝、瓷、茶、铁等），海洋性瓷窑（或外销瓷窑）体系及相关的腹地海洋经济史迹，舶来品与海外经贸史迹等。在海疆遗产与海防史迹方面，包括古代海防城堡，水军营寨与船政史迹，海岸炮台史迹，以及古代水军、水师遗民聚落。拟设立三个子课题，开展上述不同内涵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

第三部分，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与研究，涉及舟船民族志与民间造船法式、传统航技与民间航路指南、海洋船家社会人文等。在舟船民族志与民间造船法式方面，包括传统木船形态与结构、沿海传统造船技术、传统造船法式文本等的调查与收集、整理。在航技与航海文献方面，包括地文、天文与气象（八面使风）等船家传统航技，舟子航海秘本（水路簿或针路簿）与古航海图等民间航海指南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在海洋船家社会人文方面，包括海洋族群与船家社会形态，多时空的海洋神灵崇拜，祭船、祈风、祭海、送王船等海洋民俗，以及海洋文学与艺术等。相对来说，海洋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的形势更为紧迫，这是因为这类遗存大都缺乏实物载体，在现代化进程中正加速湮灭、濒危，拟设立三个子课题，分工协作，尽早开展实地采访、记录、收集、分类与源流研究。

第二篇：关于中国海监集中实施海洋行政处罚权的通知

关于中国海监集中实施海洋行政处罚权的通知

国海发 [2002]3号

中国海监总队、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海洋厅（局），各分局：

为了全面落实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管理职责，提高海洋行政管理效率和管理水平，实行行政许可与行政处罚相分离的原则，充分发挥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的整体功能，更好地贯彻实施《海域使用管理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涉外海洋科学研究管理规定》等海洋法律、法规和规章，现将中国海监集中实施海洋行政处罚权的有关问题明确如下：

一、中国海监各级组织（总队、支队、大队）是实施海洋行政处罚权的执法机构，各级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权应由所属的海监机构集中实施。

二、国家海洋局决定由中国海监总队集中实施国家海洋局法定海洋行政处罚权；中国海监北海、东海、南海总队在本辖区内集中实施国家海洋局及其分局的法定海洋行政处罚权。

三、国家海洋局建立重大海洋行政处罚案件的会审制度。对于需要国家海洋局处理的重大海洋违法案件，由中国海监总队牵头组织，案件承办部门、相关业务司、政策法规部门和有关单位参加，经过集体讨论，提出处理意见。

四、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海洋厅（局）个各分局，可参照本意见，就所属海监机构集中实施海洋行政处罚权的问题做出相应规定。

国家海洋局 二00二年一月四日

第三篇：分析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海洋文化遗产保护

分析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海洋文化遗产保护

海上丝绸之路自古以来就因促进了国家的对外贸易而具有了深刻的历史内涵，在中国缺乏海洋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当今社会，海上丝绸之路的海洋文化遗产保护无疑有重要意义，本文仅以广州对外贸易机构为例，对广州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海洋文化遗产保护进行探讨。

一、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对外贸易机构的历史背景

先秦时期岭南地区的海上交往活动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汉朝时大秦已第一次由海路到达广州进行贸易；中国带有官方性质的商人也到达了罗马，这标志着横贯亚非欧三大洲的真正意义的海上丝绸之路形成。

宋朝时广州成为海外贸易第一大港。宋代制定的管理进出口贸易的市舶司条例，是世界上最早的进出口贸易法规，且内容详尽，堪称封建社会经济立法的典范，对后世影响深远。明初实行的海禁政策中单独对广东有特殊规定，而此时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已扩展至全球并达到高峰。明后期私人海商贸易日益发展，市舶司难以身兼海关和外贸的双重职能，形同虚设。

康熙年间，清政府在粤、闽、浙、苏4省设立海关，这是中国近代海关制度的开始。从海禁到广东一口通商，是清代对外贸易史的重要转折点。清代广州的外贸制度具有代表性，它是在从十三行到公行，从总商制度到保商制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套管理体系。

二、广州古代对外贸易机构的现状

当年从宋朝开始设在广州的对外贸易机构市舶司的遗址至今已消失殆尽，我国现存的唯一的一处古海关遗址是位于泉州市区水门巷竹街的泉州市舶司，目前已被当地政府作为“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泉州古城示范区”保护起来。而建于明清时期的对外贸易机构广州十三行，则由于两百年间多次发生大火，火势迅猛，使得大部分商家和原遗址被烧毁，之后随着20世纪80、90年代的旧城改造，一些街巷也已拆为平地，从地图上消失。现今除了仅剩的锦纶会馆、十三行行商故居和黄埔长洲岛竹岗上的外国人公墓等遗址，其他的都是在原街区上利用“十三行”之名建立起来的现代商馆区，如广州十三行服装批发市场等物流商业圈。

三、广州对外贸易的现状

广州的对外贸易在近现代经历了三个阶段，1950-1956年，外部国际环境严峻，广州对私营进出口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采取一系列的限制措施，广州的对外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第二个阶段是在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期间，此时国家经济发展缓慢，广州外贸却有所发展。此时广州成立了专业的外贸公司，外销市场不断扩大，由原来的港澳、东南亚发展到世界各大洲，广州在外贸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且成立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广交会。第三阶段是外贸体制改革的转折点，1984年中共中央批准了包括广州市在内的14个沿海城市实行特殊政策，并把广州市列为开放、改革的综合试验区，并在1985年批准广州市回复国民经济计划单列户头，从而使广州外贸焕发出新的活力。

四、关于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海洋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

中国的海洋文化遗产资源极为丰富，占据着中国文化遗产整体的半壁江山。“海洋文化遗产”内涵十分丰富。历史上的人类海洋活动、涉海活动及由此而形成的思想意识、社会制度、科技创造、物质生活及民俗风情等的文化遗存，都是海洋文化遗产。但中国目前面临的海洋文化遗产问题之于广州有三点较为严重：一是快速度的城市化工业化和经济全球化乃至不同程度的“文化全球化”所导致的“建设”性破坏；二是国民海洋文化意识和遗产保护意识的淡漠和缺失；三是政府对海洋文化遗产的管理监控不到位。

目前，广州的海上丝绸之路史迹正在申办为世界文化遗产，在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九城市的联合签署《泉州共识》后，广州市政府将进一步根据《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史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方案》对海上丝绸之路的遗址进行进一步整治。但遗憾的是，广州申遗的6大史迹中，竟然没有市舶司和十三行这样标志性的见证了广州的海上丝绸之路历程的对外贸易机构。当然，这其中自然有它们遗址匮乏不符合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的规定的原因，但在申遗的6个项目中大多数都偏向建筑形式，而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竟一项都没有。

第一，以广州的市舶司和十三行为例，当标志性的历史建筑由于战火或其他原因已大部分不复存在时，政府应做的不是积极利用残址进行商业性开发，而是先保护起来，并加紧对余下仅存的遗址进行全方位的保护，争取不让最后的遗迹也消失人间。

第二，市舶司和广州十三行这两个对外贸易机构标志着广州是永不关闭的对外窗口，其深刻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具体的建筑形式上，建筑只是能更直观地让人们回味过去文化的一种方式，因此应该从其他方面全面搜集这两个对外贸易机构的历史，如从老人们的诉说、习俗规范、历史文献和报刊杂志等方面着手，将这一部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下来，也是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一笔很客观的海洋文化遗产。

第三，趁着这股申遗的风潮，广州市政府应加大力度挖掘更多其他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海洋文化遗产，而不仅是局限于申遗的那6项，若只是为了申遗而进行海上遗产文化保护，那便是本末倒置。而保护的手段必须进一步改善，不是只将遗址保护起来或收录进博物馆，若是保护的手段不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丰富多彩，那么这些遗产也仅仅相当于外形没有消亡而已，内涵随着人们的遗忘可能也会销声匿迹。

第四，从社会和个人的方面考虑，社会必须加大对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及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宣传力度，举办更多相关的知识教育讲座，以此提高人们对此的自主保护意识。广州市市民也应提高重视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保护广州的海洋文化遗产。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第四篇：继承文化遗产 打造人文舟山加快建设海洋文化名城系列述评三

继承文化遗产 打造人文舟山——加快建设海洋文化名城系列述评三

发布时间：2011-10-26信息来源：《舟山日报》 作者：何新奋

众所周知，历史文化遗产是一个城市的精神和象征。它包括不可移动文物，如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保护区，也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民族民间文化。世界上一些著名的旅游胜地大都拥有人类最显赫的文化遗产，它们与城市共存，甚至成了城市的别称。如巴黎圣母院、罗马教堂等等。舟山是著名的旅游胜地，不仅有秀丽的山水风光，还有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而舟山文化中的灵魂就是舟山的历史文化遗产。

舟山历史文化遗产积淀深厚

舟山历史文化弥足珍贵。早在6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马岙镇由此被称誉为“海上河姆渡”“海岛第一村”。唐开元二十六年时，朝廷在舟山设置了翁山县，至今建城已有1200年，城内明清时期的中大街、西大街、东大街、留方路成为定海城的一个象征。祖印寺、御书楼、都神殿都是保存完整的古建筑物。

鸦片战争遗址、南明遗址同归域更是舟山人宁死不屈、不畏强暴的人文精神的体现。舟山锣鼓、舟山渔民画、舟山渔歌、舟山布袋木偶戏、翁州走书、定海跳蚤舞等一批民间文化艺术源远流长，深深植根于民间，浓郁的海岛风情，无华的艺术写真，纯朴的思想感情，以及她特有的海洋韵味，散发出迷人的魅力。舟山锣鼓不仅已成为舟山海洋民间艺术的精华，也是我国民族艺术的瑰宝，在莫斯科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会上获得世界民间音乐比赛金质奖。

舟山人珍视这些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目前全市已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7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处。“十一五”期间，将适时建立舟山海洋文化研究院，舟山鸦片战争遗址公园二期工程、南明遗迹修复工程等重大文物工程将陆续开工，争取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增加到3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达到10处，三毛祖居、丁光训祖居等一批历史名人的故居将更好地得到保护。与此同时，将重点抢救20个濒临消失的传统民族民间艺术，舟山锣鼓、岱山渔歌号子、定海跳蚤舞正在向国务院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要有新动作

加大舟山历史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力度，充分利用以优秀民族民间艺术资源为代表的舟山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打造文化大省的今天，被提到了重要的地位。市委《关于加快建设海洋文化名城的决定》明确指出：“继承、丰富和发展舟山传统海洋文化，整理、发掘、提炼舟山传统海洋文化中积极向上的主流价值观及其表现形式，是加快建设海洋文化名城的重要着力点。”《决定》将海洋文化保护传承列入海洋文化名城“六大工程”之一。

继承舟山历史文化遗产，要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和“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充分发挥舟山海洋文保单位和历史遗迹的作用，建立以文物复制品生产销售、文化展览和历史文化景点和旅游开发相结合的文博产业体系，努力开发利用各个历史文化遗迹，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旅游景点，突出舟山鸦片战争古战场和千年古城要塞两大主题。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非公有资本兴建博物馆，构建具有舟山海洋文化特色的展览展示体系。

继承舟山历史文化遗产，还要把民间文化艺术融入到旅游、节庆和海洋餐饮文化中，让它再现艺术生机。利用优秀民族民间文化内容来丰富旅游内涵，已成为旅游发展的一种趋势。借鉴深圳“锦绣中华”“民俗文化村”利用民间文化资源直接为旅游经济服务的有益尝试，我们可以将舟山海洋民间艺术纳入舟山旅游发展规划，把舟山海洋民间艺术引入景区，搬上大型节庆活动的舞台，让舟山锣鼓、跳蚤舞等民间艺术精品展现在五湖四海的游客面前。

继承舟山历史文化遗产，还必须建立舟山海洋民间艺术人才培训基地，防止民间艺术人才断层。以校园为基地，对青少年开展海洋艺术教育，促使年轻一代尽快具备从事这项工作所必需的思想境界、理论素养和专业知识，让他们懂得如何使用最先进的方法和技艺去完成这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