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根,坚守中华文明 ——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有感（共5篇）

第一篇：文化是根,坚守中华文明 ——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有感

文化是根，坚守中华文明

——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有感

引言：

“早熟的中国文化在新生的西方文化面前，就像一个白胡子老先生和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遇上了，小伙子当仁不让的说：我们比拳击，看谁厉害！于是乎，小伙子三下五除二，毫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老先生打倒在地。小伙子洋洋得意、盛气凌人，老先生颜面扫地，痛定思痛以为换上小伙子一样的衣服和鞋子就能制服他，不然！以为跟小伙子一样制定一套科学完善的伙食和训练方法也能够赶得上小伙子的步伐，亦不然！最终，老先生无可奈何，相形见绌，自愧不如，捶胸顿足。”书中梁漱溟先生以诙谐幽默的笔触描绘了东西文化在华夏大地甚至于东亚地区碰撞的后果，但为何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呢，这还要我们深入思考东西文化之差异。

作者简介：

梁漱溟先生，原名焕鼎，字寿铭，系出元室梁王系，1893年生于北京，先祖为元世祖六子忽哥赤，故入籍河南开封，清中叶官游广西桂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梁漱溟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1988年6月2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梁漱溟先生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甲午战争前一年出生的梁先生，与同时代的志士仁人一样，为民族独立、为国家富强积极追求探索。他曾醉心于西方政治制度在中国的实现，先赞成“君主立宪”，随后又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后来他转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路向”。他认为中国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特殊社会形态，必须从乡村入手，以教育为手段来改造社会，并积极从事乡村建设的实践。但由于他认为中国缺乏阶级，不赞成用暴力革命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到头来他虽付出“一生心血、全副肝胆”的努力，仍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他的宿愿。新中国建立后，他“醒悟”到自己走的是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尽管如此，梁先生那种“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爱国初衷和为之奋斗的不懈努力是值得人们称道的。

梁漱溟自称“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其学术思想自定位为：“中国儒家、西洋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画之根柢”（《朝话》），把孔子、孟子、王阳明的儒家思想，佛教哲学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糅合在一起。他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提出以“意欲”为根本，又赋予中国传统哲学中“生生”概念以本体论和近代生物进化论的意义，认为“宇宙实成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东西文化观上，把人类文化划分为西洋、印度和中国三种类型，称“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国其根本精神的”，与向前看和向后看的西方和印度文化有别。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它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比西洋文化要来得“高妙”，认定“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认为只有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们尝到“人生的真味”。断定中国是一个“职业分途”、“伦理本位”的社会，缺乏“阶级的分野”（《中国文化要义》），因此反对阶级斗争的理论，以为应该通过恢复“法制礼俗”来巩固社会秩序，并

“以农业引导工业的民族复兴”（《乡村建设理论》）。

书籍概述：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梁漱溟先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作品，当时的中国正是被西方人用火炮利器轰开大门的时期，无论从器物、制度、还是文化，西方文化都潮涌般的侵蚀着人们的心理，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东方文化步步后退，到了是否有存在必要的地步了。面对这种形势，梁先生写了这本书，对东西文化的内涵和优劣势进行了深入的比较。

从这本书的框架看，其主要阐述了两个问题：其一，什么是东方化和西方化；其二，世界未来文化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在第一个问题中谈及西方化时，梁先生在这本书的第二章中给出了对于文化的看法:文化不过是那一民族的生活样法，而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也就是说“生活的根本在意欲而文化不过是生活之样法。”意欲不同，生活的样法不同，文化也就不同，而所有人类的生活大致可分为三个路径样法：

（1）向前面要求

（2）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

（3）转身向后去要求

根据这三种不同的路向，梁先生把世界文化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这种文化的特征，“就是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设法满足它的要求；换一句话说，就是奋斗的态度。遇到问题都是对前面去下手，这种下手的结果就是改造局面，使其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二是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这种文化的特征在于，“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就是在这种境地上求得自我满足”；“他并不想奋斗的改造局面，而是回想的随遇而安。他所持应付问题的方法只是自己的意欲调和罢了”。这种精神态度的典范，在梁先生看来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三是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

个人感想：

通读全书，梁先生在书中对比了三种文化类型的，探寻各自的异同，也带给我们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

一、从“事”与“物”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性

“事物”是一个能够很好的分析和比较中西文化之间差异的名词，也就是梁漱溟先生的前两个问题：身体问题和心的问题。前面讲到人面对着两个世界，即自然世界和生活世界，人如何面对和看待天、地等自然世界是一个大问题也是一个重要问题，但是，后一个问题：关于生活世界的问题或者心的问题（事的问题），其重要性远远超过第一个问题，即自然世界的问题（物的问题）。因为这个自然世界（物）是什么样子的？这是追问关于对象的知识，这是知识论或者认识论问题，而且物以其自然方式存在着（to be as it is），并不能给人以意义或者价值，只有当物进入事之后才具有意义和价值。

事的问题重于物的问题，在梁漱溟先生那里也有很好的阐述。他认为从一个人的个体生命来看，身心的发育成长是新随身来，身先而心后的；社会生命的发育生长亦是如此。“文化之发生以至开展，则最先是环绕着生存问题（第一问题）这一中心。所以社会之发育成长，此时实寄于那些从身体出发的活动上。”但与此同时，社会发育成长还有另外一面：心的问题（事的问题）。人绝对不可能以孤立的单个人生存，必定要“群”而存之，此时即有人与人之间的第二个问题：心的问题。文化必定包括这两个方面，并由于这两个方面之逐渐开展，社会才得

以发育成长。“通常应该是这两面彼此辗转增上，循环推进的。其间盖必有一种最适当之配称关系，凡不相称者，必出毛病。”最后，梁漱溟说到：第一期文化即身的文化不过是给人打下生活基础，第二期文化才是人的生活。

“西方人主理智而短理性，中国人主理性而短理智”，理智对应的是身（物）的问题，而理性对应着心（事）的问题。西方人从身体出发向外发力，对于意欲也是通过向外求来满足，其表现即“人的觉醒、解放”和人的主体性原则的确立，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人为自然立法”，把自然作为一个绝对的客体加以对待，盲目的开发利用和迫害自然正是在这种理性主体性原则的指导下进行的，也正是西方现代化的动力和代价。而中国文化则不同，中国文化偏重于事的问题，他人之心的问题显然重过我与身外之物的问题。儒家文化的核心“仁义礼智信”都是如何对待和处理我与他人关系的伦理问题，我与“自然”的问题绝不会像近代西方那样成为一种主客观的关系，这种高明体现在“天人合一”观中。

“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同时，老子《道德经》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道”、“地道”和“人道”彼此并不隔绝和对立，而是一种相互依存和贯通的关系，因此，中国人很少会直接发问“天”是什么？“天道”是什么？或者说如此这般的问题是没有能够真正理解“天人合一”观。“天道”亦“人道”，人站在天与地之间，是连接天地的重要一环，天地生万物，而人却是成外物。这样的一种天地观或者说宇宙观隔绝了西方式的人与自然绝对主客观的路向。

人与自然的问题（梁漱溟先生的第一个问题）在“天人合一”观中被极高明地转化为“人道”的问题，而人道问题最重要的是他人之心的问题，他人之心不仅是一个伦理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哀公问：敢问人道谁为大。孔子对曰：人道，政为大。”（《礼记?哀公问》）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主“人道”，主伦理与政治，这也就是中国文化理性早熟的重要原因。

二、西方文明强在哪里？

此次中西文明遭遇之后，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和理解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是一个不断试错和反思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深入和过程。蓝眼睛、高鼻子的黄毛鬼子不就是凭借着坚船利炮和洋枪打败了我泱泱天朝上国嘛，没有关系，只要我们也发明和生产和他们那样的战舰和枪支，我们仍然可以制服他们。魏源的“师夷长计以制夷”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之后的“洋务运动”也只是在这个层面发力，模仿和学习西方的“长计”。

第二个认识阶段从器物过渡到制度发生在中日黄海海战前后，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发动办报纸、开学堂、设学会等活动和之后的“百日维新”运动。当然，此前的众多儒士如龚自珍、冯桂芬、王韬等人亦早已看出中西文化之间存在制度上的差异，而此种差异远甚于器物上的差异。“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我中国人民为四大洲最，乃独斯藐于强邻悍敌，则由上下之交不通，君民之分不亲。一人秉权于上，而百姓不得参议于下也。”但是，他们的言论大都流于文字纸张上，不曾像维新派那般奔走呼告，亲历亲为，深入群众，因此真正使广大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从器物过渡到制度，笔者认为其功非康梁维新派莫属。

然而清廷积重难返，维新变革亦是遭到保守派的极力阻挠最终无情扼杀，士大夫和清末明初的知识分子在制度层面的反思和行动仍在继续，然而更进一步——整个中西文化上——的反思成为此后的主题，这又是一个大问题，岂是三言两语能够概括。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大概有三股主要力量：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新

儒家，前两者是纯粹的舶来品，“救亡图存”的时代紧迫感和西方社会的既有优越性使得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当时的情境下极具话语主导性。西方成为中国迈进的目标，而文化守成主义者大致包括新儒家则被视为逆历史潮流而动，是落后、顽固的代表。然而，随着“救亡”的紧迫感慢慢退却、西方文明不断显示出它自身的毛病和顽疾，文化守成主义者及新儒家们关于中西文明的分析和阐述却逐渐显现出它的客观、冷静和中肯的价值。在此以梁漱溟先生的中西文化观为例做简要的分析。

结语：

当代中国人难免浮躁，无法静下心来研究什么，无法真正做学问。而据梁漱溟先生所言“现时西洋文化的第一路向走到了尽头，必然会转向走第二路向的路子。而这第二路向正是以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为代表的。”他认为在较近的未来，“不怕他不走孔子的路！”，这样的说法又会使某些人有盲目膨胀的可能。妄自菲薄，崇洋媚外固然不可取，而夜郎自大，固步自封却更是可笑，当代中国人应该戒骄戒躁，真正承担起大国的责任来，只有这样，中国文化的复兴才真正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1．梁漱溟，《朝话——人生的省悟》，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

3．梁漱溟，《梁漱溟作品集: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

4．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5．百度百科，梁漱溟，http://baike.baidu.com/view/2035.htm?fr=aladdin

第二篇：《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读后感

常怀生命之感

今日阅读了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著作中的许多部分都对我有所触动，引我思考。思考数日，觉得最为受益的便是：生命之感。

生命之感，在贾老师讲解中国哲学，讲解梁漱溟先生的哲学过程中，有过多次的介绍。同时，生命之感在我个人的生活学习过程中也有过体验。生命之感是由生命个体体验到的，倘若进行概括定义，恐怕就会改变本意。但为明确生命之感，我将自己认为的生命之感描述一下。生命之感，主体自然是人。感，感触，真情实感。感的对象既可以是本体，也可以是源于本体的万物。故生命之感即人对万物及本体的真情实感。但是这里的真情实感必须加以界定说明。生命之感并非单纯的人受外界刺激而产生的情绪变化。感，必须与生命联系起来，生命之感应是人对万物的最真实流畅的回应。如果一定要对这种回应有个概括，勉强称之为生命直觉的情感（此处直觉非生物学之直觉），也可以说是儒家讲的“性”。

生命之感是人所固有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烁我也，我固有之。”孟子所言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皆是生命之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说明这一点。但生命之感并非本能。

生命之感表现在人对所感对象的态度或方法上。人对所感对象的态度方法有两种：一为直觉感应，一为理智认知。真正的生命之感是同所感对象的共鸣，既是对所感对象的生命直觉之感，也是对人的生命存在状态的开显。这并无主客之分。但是一旦带着认知的态度或者功利的思想，那就不再是流畅真实的生命之感，而是死板的主客二分的物我关系。孔子因宰我认为服丧期间食稻衣锦可心安，而叹“宰我不仁”。“不仁”即为无生命之感，这全因宰我“情感薄直觉弱”，不能通达一体性。宋代朱熹的话“存天理，灭人欲”便是对人与所感对象关系，人对所感对象的态度做了很好的阐释。“天理”即中国哲学之本体，本体是人生命开显的最完满阶段，是生命之感不断累积发展的最终结果。“‘人欲’即私心之欲，它不一定是声名利的欲望之类，更是理智的一切打量，计较，安排，不由直觉去随感而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因而“存天理，灭人欲”是要让人回到直觉下的绝然一体性状态，而不是理智下的主客分离状态。

生命之感之所以不能运用理智，而需借助直觉，是因为倘若用理智去判断，形容，对比等，就是将所感之物对象化；而直觉是把所感之物纳入自己的生命中来，与所感对象产生共鸣。借助这样直觉的生命之感，可以将人与所感对象的关系极大松动，使人的生命拥有无限之开显，进而获得生存的真正自由。而在理智思考下的物我关系，只

是死板的工具化对象化的关系，一切可能的开显状态，都被一个固定概念封死。在这种狭隘的生存视野，生存状态下，人类的危险性也是很明显的了。因而常怀生命之感，算是很重要的事情。

常怀生命之感应是通达形而上学最高本体，到达“圣人”最基本的道路。《中庸》有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率性：遵循人的本性，即遵从人的生命之感。人的绝然一体性就应该是基于生命之感的。不能做到常怀生命之感，那么就不可能证得本体，达到至善。

因怀生命之感以至至善，达本体，孔子与释迦牟尼可谓典范。孔子固然是随感而应，“喜怒哀乐皆发而中节”，但我认为孔子的人生态度或者情感倾向，应是“乐”居主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也能寻出这种看法。相比较，释迦牟尼则是其生命之悲过于强烈，才导致其寻找出世之路。（个人认为，悲乐同喜怒哀惑恶惧忧等情感是不同的）

孔子的生命之乐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有这样的描述：“他原不认定计算而致情致系以外，所以他毫无所谓得失的。而生趣盎然，天机活泼，无入而不自得，绝没有一刻是他心里不高兴的时候，所以他这种乐不是一种关系的乐，而是自得的乐，是绝对的乐。”“叶公与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儿子让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初看孔子所言，觉有待商榷，实际上孔子所言极是。孔子所言“直”正是不计算打量，单靠直觉的生命之感。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就是因为巧言令色遮蔽了本应顺应本体的真实情感，自然就“不仁”，就失去了主客合一的一体性，而落入计划打量的二分状态，理智状态。孔子常怀生命之感，因而其情感皆为真实流畅的，发而中节。孔子的生命之感虽以“乐”为主，但也不免悲时——“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子之恸，而谁为？’”孔子因高足之逝而悲，也是孔子怀生命之感的一个表现。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详细论述了释迦牟尼出世的原因，即深感生命之悲苦。书中将释迦牟尼的四次出行归为两种问题：一为众生的生活都是相残的，二为众生的生活都是无常的。因这四次出行，两种问题，释迦牟尼深感生命之悲苦，这种悲苦之感不是理智作用后的结果，而是纯粹直觉的。梁先生有言：“印度人之怕死，非怕死，而痛无常也。于当下所亲爱者之死而痛之，于当下有大哀哭其亲爱之死而痛之，不是于自己的未来之死而虑之。”此种情感唯有出世可以平息。而释迦牟尼最终修得正果，与他这超人的生命之感是有很大关系的。虽然儒家是要从现世生命解放，实证本体；儒家是从现有生命中，来证到生命的绝然一体性，但他们基于的都是能达主客一体的生命之感。

佛教言众生皆苦，而这苦根本源于二执：我执，法执。一切苦都是有所执着，执着既是情感也是态度。而这执着粗略理解起来，便是理智的判断，打量等，都是将所感之物对象化导致心生执著。对象只有依赖人的生命才能得以显现，而人却将这必不能分的所感对象置于

生命之外。因而这一切理智作用下的执着之感都是不真实的。

然而反观今日，且不说一体性的生命之感，就连基本的人的理智情感（理智情感，道德情感，生命之感应该各有不同）都很缺乏了。同样是面对生命，孔子“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子于是日哭，则不歌”；现在社会之人，在面对一个生命的消逝时，有的却是笑眼围观的态度，何等残忍。对人如此，对动物，对植物，对建筑，对实物更是肆无忌惮。《中庸》有言：“小人之反中庸，小人而无忌惮也。”这直接指出了现实社会如此之原因——人类早已远离生命之感，不是中庸，不是本体。所有行为，乃至所有感触皆要有所回报，一颗心忙于算计比较打量，全然不顾自己所走之路实为死路！

因而，要想唤醒人类本善的心性，就必须使人常怀生命之感。只有常怀生命之感，才能真正将人类生存的狭隘局面打破。设想一个人若能做到怀生命之感，那他绝不会视其他生命之痛而不动心，绝不会残害他物而不洞然，因为这痛就是自己内心之痛，有物被残害实为自己被残害，没有外于心的物，也就没有外于心的痛。同样，因为没有外于心的物，何来苦苦执着？于此可见，从根本上解决现实问题，非从生命之感入手不可。不然单纯的提倡道德，依靠法律，只能是表面的敷衍，一时的自我麻痹。并非是要人人来做哲学家，但是不能做到常怀生命之感，纯靠理智去计算打量判断，只能是固步自封，绝无生存自由之希望。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读后感

田郁

第三篇：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读后感（推荐）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读书笔记

10工程管理2班 吴嘉昊 10010821 书中令人难忘的部分：

“人类的精神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注意到精神和意识的差别。精神是很有力量的，而意识是没有力量的。物质决定意识是对的，但物质决定不了精神。所以，我觉得：不如说是欧洲人的精神上的特质，使他们产生了民主之道，而间接地使经济现象变迁，科学发展，产生出其制度，这样更有力。”

之所以这段话让我难忘是因为我第一次看到有人把意识与精神区分开。高中上政治课，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时，老师总会跟我们强调物质决定意识。而我却私下里很喜欢唯心主义学说，总觉得那很有感觉。比如直到现在都记得的那个小故事：“有俩和尚山门闲聊，忽见河中一船飘过。二人对船的动力问题产生了兴趣，继而热烈地讨论。一曰：风动。一曰：帆动。莫是一衷。这时一老和尚给他们做了总结发言：不是风动，亦非帆动。乃仁者心动。”还比如：“闭上眼睛，世界就不存在。”虽然明知这是不科学的，可对它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欢，总觉得那更贴近内心的感受。后来才渐渐明白，这是由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其实非常强大的缘故。平时过多强调了物质决定意识这半句，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嫌。而梁漱溟先生把这二者区分开来，根据我个人的理解，无非也是想要强调意识所具有的强大的主观能动性罢了，并没有与马克思主义冲突乃至谬误的部分。

本人最喜爱的部分：

“是，事实上偏偏发生了中西文化的遭遇。因此，早熟的中国文化在新生的西方文化面前，就像一个白胡子老先生和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遇上了，小伙子当仁不让的说：我们比拳击，看谁厉害！于是乎，小伙子三下五除二，毫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老先生打倒在地。小伙子洋洋得意、盛气凌人，老先生颜面扫地，痛定思痛以为换上小伙子一样的衣服和鞋子就能制服他，不然！以为跟小伙子一样制定一套科学完善的伙食和训练方法也能够赶得上小伙子的步伐，亦不然！最终，老先生无可奈何，相形见绌，自愧不如，捶胸顿足。”

让我最喜爱的部分是书中形象生动的比喻，本以为这种大师级人物写的书必定是枯燥无味的，没想到竟也可以如此贴切和便于理解。看来是以前对大师存在偏见了，大师不应该是写一些晦涩的文字，让一般人看得不知所云的人，真正的大师语言必定精炼而明晰。水平的高低不应体现于文字，而应寓于思想。阳春白雪诚然曲高和寡，然而纯粹为了附庸风雅而把下里巴人伪装起来，显示出一副曲高和寡的样子，未免不是另一种沽名钓誉。曲高和寡本是一种无奈，下里巴人未尝不值得欣赏与玩味。

本书传递的思想：

一、西方文明强在哪里？

此次中西文明遭遇之后，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和理解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是一个不断试错和反思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深入和过程。蓝眼睛、高鼻子的黄毛鬼子不就是凭借着坚船利炮和洋枪打败了我泱泱天朝上国嘛，没有关系，只要我们也发明和生产和他们那样的战舰和枪支，我们仍然可以制服他们。魏源的“师夷长计以制夷”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之后的“洋务运动”也只是在这个层面发力，模仿和学习西方的“长计”。

第二个认识阶段从器物过渡到制度发生在中日黄海海战前后，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发动办报纸、开学堂、设学会等活动和之后的“百日维新”运动。当然，此前的众多儒士如龚自珍、冯桂芬、王韬、郭嵩涛等人亦早已看出中西文化之间存在制度上的差异，而此种差异远甚于器物上的差异。“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 “我中国人民为四大洲最，乃独斯藐于强邻悍敌，则由上下之交不通，君民之分不亲。一人秉权于上，而百姓不得参议于下也。” 但是，他们的言论大都流于文字纸张上，不曾像维新派那般奔走呼告，亲历亲为，深入群众，因此真正使广大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从器物过渡到制度，笔者认为其功非康梁维新派莫属。

然而清廷积重难返，维新变革亦是遭到保守派的极力阻挠最终无情扼杀，士大夫和清末明初的知识分子在制度层面的反思和行动仍在继续，然而更进一步——整个中西文化上——的反思成为此后的主题，这又是一个大问题，岂是三言两语能够概括。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大概有三股主要力量：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新儒家，前两者是纯粹的舶来品，“救亡图存”的时代紧迫感和西方社会的既有优越性使得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当时的情境下极具话语主导性。西方成为中国迈进的目标，而文化守成主义者大致包括新儒家则被视为逆历史潮流而动，是落后、顽固的代表。然而，随着“救亡”的紧迫感慢慢退却、西方文明不断显示出它自身的毛病和顽疾，文化守成主义者及新儒家们关于中西文明的分析和阐述却逐渐显现出它的客观、冷静和中肯的价值。在此以梁漱溟先生的中西文化观为例做简要的分析。

二、梁漱溟的东西文化观

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绪论开篇就先给“文化”一个判断：“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但在如此宏大的话题下，梁漱溟先生认为社会人生才是文化的关键，也是本书中西文化比较的重心和侧重。梁漱溟先生如此这般理解中西文化，才不至于像其他人因器物上的技不如人或者经济政治上的不同而失去自信，滑入卑微的低地。

梁认为中国文化具有极强度的个性，包括独自创发、延绵不断、极强的同化能力和影响能力等等，但其最重要的个性却是“文化早熟”，这也正是秦汉之后两千余年不复有改变与进步的原因。文化早熟意味着中国文化内部具有高度的妥当性和调和性，这在中西文化不曾遭遇之前毫无问题，中西文明各美其美，无论历史再走过几百年、几千年，在中国亦不会产生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和法治。

但是，事实上偏偏发生了中西文化的遭遇。因此，早熟的中国文化在新生的西方文化面前，就像一个白胡子老先生和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遇上了，小伙子当仁不让的说：我们比拳击，看谁厉害！于是乎，小伙子三下五除二，毫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老先生打倒在地。小伙子洋洋得意、盛气凌人，老先生颜面扫地，痛定思痛以为换上小伙子一样的衣服和鞋子就能制服他，不然！以为跟小伙子一样制定一套科学完善的伙食和训练方法也能够赶得上小伙子的步伐，亦不然！最终，老先生无可奈何，相形见绌，自愧不如，捶胸顿足。

其实老先生和壮小伙的比较并非只能是“拳击”，以拳击赛场上的胜负判定先生和小伙之间孰优孰劣只能反映出军事层面的好坏，当然在以拳击判定一切的标准和游戏规则上，拳打不过别人，那就说明其他的你也比不过别人了！这是一种强加于中华民族的游戏规则和中国文化的评判标准。要是我们能够跳出这种游戏规则，好好的打量一下老先生和小伙子，看看他们各自身上都有些什么宝贝，或许就能够得到一个客观、冷静和中肯的评价。梁漱溟先生对于中西文化的比较，在我看来确实是一个较为中肯的评判。

梁漱溟先生认为人生有三个问题，对应于此三个问题的分别有三种人生态度和生活路向。第一个问题是人对物的问题；第一态度即向外用力的态度，即从身体出发，这是西方人的人生态度和生活路向。第二个问题是人对人的问题；第二态度即转而向内用力的态度，即从心（理性）出发，这是中国人的人生态度和生活路向。第三个问题是对自我的问题；第三态度即转身向后去要求，这是印度人的人生态度和生活路向。

梁漱溟先生关于中西印三大文化的把握是极为深刻和高明的。对于人的“意欲”的不同解决方法决定了中西印三大文化的不同走向，也开出了不同的花果。西方文化是一种向外发力的文化，对于意欲的解决也是向外和向前要求，这种下手的结果就是改造局面，使其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就在这种境地上求自己的满足。而印度文化（佛教）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遇到问题他就想根本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这是一种禁欲的态度。

同时，梁漱溟先生提出了文化的“三期发展说”，即第一期为西方文化，第二期为中国文化，第三期为印度文化。此种论述当然跟梁漱溟先生是一个中国人密不可分，“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是其一生思考和探求的两大问题，然而更多的是在剖析中西印文化后得出的判断和预言。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必然面对这个自然世界和生活世界，也就是梁漱溟先生说的人对物的第一个问题和人对人的第二个问题，至于第三个问题：自我，这是一个很麻烦的概念。“自我”概念在许多哲学家眼中是不存在的，没有自我，有的仅是身体或者欲望。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按赵汀洋的讲法“共在存在论”来看，他者是我存在的本体论条件，自我必须要放在与他人的关系之中才能都成立。因此，纯粹地谈论自我是不成立的，也是没有意义的，那么梁漱溟先生的第三个问题应该是一个伪问题，完全可以放在第二个问题中来解决，两者的区别仅仅是程度上的差别，而不是本质上的不同。

三、从“事”与“物”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性

“事物”是一个能够很好的分析和比较中西文化之间差异的名词，也就是梁漱溟先生的前两个问题：身体问题和心的问题。前面讲到人面对着两个世界，即自然世界和生活世界，人如何面对和看待天、地等自然世界是一个大问题也是一个重要问题，但是，后一个问题：关于生活世界的问题或者心的问题（事的问题），其重要性远远超过第一个问题，即自然世界的问题（物的问题）。因为这个自然世界（物）是什么样子的？这是追问关于对象的知识，这是知识论或者认识论问题，而且物以其自然方式存在着（to be as it is），并不能给人以意义或者价值，只有当物进入事之后才具有意义和价值。

事的问题重于物的问题，在梁漱溟先生那里也有很好的阐述。他认为从一个人的个体生命来看，身心的发育成长是新随身来，身先而心后的；社会生命的发育生长亦是如此。“文化之发生以至开展，则最先是环绕着生存问题（第一问题）这一中心。所以社会之发育成长，此时实寄于那些从身体出发的活动上。” 但与此同时，社会发育成长还有另外一面：心的问题（事的问题）。人绝对不可能以孤立的单个人生存，必定要“群”而存之，此时即有人与人之间的第二个问题：心的问题。文化必定包括这两个方面，并由于这两个方面之逐渐开展，社会才得以发育成长。“通常应该是这两面彼此辗转增上，循环推进的。其间盖必有一种最适当之配称关系，凡不相称者，必出毛病。”最后，梁漱溟说到：第一期文化即身的文化不过是给人打下生活基础，第二期文化才是人的生活。

“西方人主理智而短理性，中国人主理性而短理智”，理智对应的是身（物）的问题，而理性对应着心（事）的问题。西方人从身体出发向外发力，对于意欲也是通过向外求来满足，其表现即“人的觉醒、解放”和人的主体性原则的确立，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人为自然立法”，把自然作为一个绝对的客体加以对待，盲目的开发利用和迫害自然正是在这种理性主体性原则的指导下进行的，也正是西方现代化的动力和代价。而中国文化则不同，中国文化偏重于事的问题，他人之心的问题显然重过我与身外之物的问题。儒家文化的核心“仁义礼智信”都是如何对待和处理我与他人关系的伦理问题，我与“自然”的问题绝不会像近代西方那样成为一种主客观的关系，这种高明体现在“天人合一”观中。

“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庄子?达生》）同时，老子《道德经》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道”、“地道”和“人道”彼此并不隔绝和对立，而是一种相互依存和贯通的关系，因此，中国人很少会直接发问“天”是什么？“天道”是什么？或者说如此这般的问题是没有能够真正理解“天人合一”观。“天道”亦“人道”，人站在天与地之间，是连接天地的重要一环，天地生万物，而人却是成外物。这样的一种天地观或者说宇宙观隔绝了西方式的人与自然绝对主客观的路向。

人与自然的问题（梁漱溟先生的第一个问题）在“天人合一”观中被极高明地转化为“人道”的问题，而人道问题最重要的是他人之心的问题，他人之心不仅是一个伦理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哀公问：敢问人道谁为大。孔子对曰：人道，政为大。”（《礼记?哀公问》）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主“人道”，主伦理与政治，这也就是中国文化理性早熟的重要原因。

四、小结

事的问题和物的问题是人存在所面临的两个大问题，物如其所是的存在，不论我们怎样地去认识它，只能获得对象的知识，仅是一种冰冷的理智之光。只有当物进入事之后才具有意义和价值，因此，事的问题的重要性强过物的问题，这也是中国文化胜过西方文化的关键所在。

梁漱溟先生在本书中提出了自己的文化观，他认为人类的文化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受叔本华意志论的影响，梁氏认为由于人们的意欲不同，各民族的生活方式不同，在生活中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因而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也就是他说的三种生活样法，“生活的根本在意欲而文化不过是生活之样法”：

第一种是生活本来的路向，表现为奋斗的态度，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勇于改造世界；

第二种是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就在这种境地上求得满足，并不想奋斗的改造局面，而是回想的随遇而安。他所应付问题的方法，只是自己的意欲调和罢了，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

第三种是最违背生活本性的道路，因为生活的本性是向前要求，走这种道路的人们遇到问题就想根本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而他们往往采取的是对种种欲望的禁欲。

对应这三种路向在我们人类文化中各有其代表，代表第一种路向的是西方文化，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西方文化发展的道路上出现了波折的事实，古希腊罗马时代可以说是走的“第一路向”，到中世纪一千多年则转入“第三条路向”，西方自希腊人走第一条路，在科学、哲学、美学、文艺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接着罗马顺此路向往下走，在政治、法律方面又都有所成就，然而这些思想却流为利己、肉欲的思想，风俗大敝，“简直淫欲、骄奢、残忍、纷乱的不成样子”，于是借来希伯来的宗教--基督教来收拾挽救。“这自然于补偏救弊上也有很好的效果，虽然不能使那个文明进益发展，却是维系保持之功实在也是很大。”然而，宗教主导一切带来的流弊也随着时间逐渐显现出来，哲学、文艺、美术、成为宗教的奴隶，科学遭到摒弃，教权极盛，教会横行，导致了中古的黑暗时代。“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于是产生，“文艺复兴”借着研究古希腊的文艺，重新提倡古希腊的思想和人生态度，生活方式，“宗教改革”与希腊潮流相表里，两股潮流使得西方文化回复的第一路向上来，“差不多后来的耶稣教性质逐渐变化，简直全成了第一路向的好帮手，无复第三路向之意味。”总的来说，西方文化主流上是第一路向的，西方文化的三大特异彩色是：征服自然之异采、科学方法的异采和德莫克拉西的异采（德谟克拉西代表了对种种权威实力的抗奋斗争）。而中国文化对应的是第二路向，中国人的思想是安分、知足、寡欲、摄生，而绝没有提倡要求物质享乐的，也没有印度的禁欲思想，没有征服自然的欲望，无论如何也产生不出科学来，有的只是和自然和谐相处，持这种态度的中国人，对于自然，根本不为解析打碎的观察，而走入玄学直观的道路。印度人既不像西方人的要求幸福，也不象中国人的安遇知足，他是努力于解脱这个生活的，既非向前，又非持中，乃是翻转向后，即是所谓的“第三路向”。

相比而言，西方化以意欲向前的要求为根本精神，中国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文化分为三种路向：意欲向前、调和持中、意欲向后。生活分为三个方面：物质的生活、社会的生活和精神的生活。人生有三种层次的问题：可满足的对物质世界的需求、能否满足不一定的对他人的要求、绝对不能满足的要求（要求没有生老病死等）。

西方化的核心就是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德先生”与“赛先生”，而这两者的根源都是意欲向前的西方文化。西方的文化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文化，那时的文化就是第一个路向的，但却是无意识地或说是未经批判地走了这条路，后来的中世纪对现世的漠视和欲望的禁止可以看作是第三路向的，而随后发生的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则是重新回到第一路向上来。这时的回归是经过了不同道路的尝试后做出的选择，并至此沿着这一路向走了下来成为今日之西方文化。它着力解决并成效显著的就是对第一种需求的满足，自然科学的发达就是对自然掌控的集中体现，而表现在民主精神方面就是一直向前对自由的追求。这里梁先生也讲到民主的含义：个性伸展、社会性发达，即在处理个人事务时人人享有充分的自由而别人不得干涉，在处理公众事务时人人都有参与权来保证有权力的人只拥有有限的权力。但西方的经济变迁，表面华丽，内里痛苦。（后面会讲到这种经济的变革需求）

中国的文化，梁先生认为并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是走得不及西方快，而是根本就在不同的路向上，中国的知识术多学少，非理性的精神很发达，玄学很发达。与科学不同，玄学把事物看作是流动不居的。所以在物质需求即自然科学发展方面，中国落后于西方，但是中国人是有一点便满足一点，幸福感胜于西方。在社会生活方面，中国民众无法想象没有一个帝王的情形，所以导致“有权的无限有权，无权的无限无权”，既没有个性的伸展也没有社会性的发达。中国的哲学走的是调和持中的路，遇事持忍让态度，绝无反抗的意识，所以社会制度能够几千年没有根本转变，所以不能想象没有帝王的生活。但是中国人的尊卑五常虽有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遵从之意，但都是建立在“人情”的基础之上，所以“感情”的成分又较西方重些。至于中国是怎么走到这么个路向上来的，梁先生认为我们的先哲（黄帝、周公、孔子之辈）太天才以至于无人出其右，这些天才一上来就把中国文化定位在了第二条路向上，“所谓孔子太周到妥贴的，不是别的，就是他那调和的精神；从这精神出来的东西是最能长久不倒的，却由此就耽误了中国人。”

印度的文化 在梁先生看来基本就是佛教文化，而佛教文化走的就是第三路向。从佛教的创始和发展可以看出，它的产生是源于生活中不能解决的生老病死、花开花落之事，解决的办法就是意欲向后的厌现世、求出世。

比较三方文化，梁先生得出结论：西洋生活是直觉运用理智的；中国生活是理智运用直觉的；印度生活是理智运用现量的。

根据文化的比较与分析，梁先生认为文化的发展会有以下的变迁：

1，事实（经济、文化）的变迁：由消费本位到生产本位的经济发展导致了生产过剩而大家反倒享用不到的情形，现在需要把个人本位的、生产本位的经济重新归到社会本位的、消费本位的经济，即社会主义。

2，见解（科学）的变迁：心理学由只关注有意识的一面到关注无意识的一面；由关注竞争的一面到关注互助的一面。

3，态度（哲学）的变迁：由向外的视线转为向内的视线。由运用理智、着眼外界物质的西洋文化到运用直觉、着眼内在的中国文化，再到运用现量（感觉）、着眼将在无生本体 的印度文化。

总之，梁先生认为西洋的文化之所以呈现发达之势是因为适应了当前的问题（人生第一层次的物质问题），而中国和印度的文化不是好坏的问题而是早熟的文化，在第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时候就进入了第二、第三路向。重新回头去走第一路向自不可能，而硬要把西洋文化下发展而来的科学、民主应用于中国文化情景之下更是无法奏效。所以要采取第一路向的态度奋勇向前，但要把它融入第二种态度里。“我意不过提倡一种奋往向前的风气，而同时排斥那向外逐物的颓流。”

个人疑惑及观点：

作者认为西洋中国印度三方的文化特点不仅代表了所走的文化路向，恰恰也正是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现时西洋文化的第一路向走到了尽头，必然会转向走第二路向的路子。而这第二路向正是以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为代表的。他认为在较近的未来，“不怕他不走孔子的路！”读到这里尽管比较心潮澎湃，但是不禁也有沉思：中国文化儒家思想是不是能够担此大任？

对个人的启发：

当代中国人难免浮躁，无法静下心来研究什么，无法真正做学问。而据梁漱溟先生所言“现时西洋文化的第一路向走到了尽头，必然会转向走第二路向的路子。而这第二路向正是以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为代表的。”他认为在较近的未来，“不怕他不走孔子的路！”，这样的说法又会使某些人有盲目膨胀的可能。妄自菲薄，崇洋媚外固然不可取，而夜郎自大，固步自封却更是可笑，当代中国人应该戒骄戒躁，真正承担起大国的责任来，只有这样，中国文化的复兴才真正指日可待！

第四篇：读《什么是文化？》有感

读《什么是文化？》有感

广西北海 谭成功

最近细读了论文《什么是文化》后，心有疑问，因此到网络上粗作了解后，于此记录所感。

首先，对于原文《什么是文化？》（下称原文）的中心论点——文化是人类生产生活过程中，通过语言、文字、动作等交流传播并积累而成的一种思想结晶。对于这一论点，特在此作出十分赞同的表示。在结合其他学者的文章后，我认为原文存在论述有误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来作一一分析。原文中用“文明”来对比“文化”,以建立鲜明清晰的概念印象，以突出中心论点。但是，有几个分论点有点偏颇。

第一，原文作者以英语发展史上“无特定的‘文化’与‘文明’概念之分”为论据，作出了“西方历史不比中华，故不懂得区分其二”的结论，我认为有错误。因为，其实英语中确有精神、物质上分别定义的‘文化（culture）’与‘文明（civilization）’之分。因此其二者无论中西方，都有语言习惯中的重大区分。

第二，原文认为文化应存在于文明的基础上，我找到了更高明的见解。文化常与民族连在一起说，而文明常与国家连在一起说。可见，文化具有民族性，民族存在就可以有文化；文明具有地域性，只有文化积累，才能达到“文明”,这一较高级文化形态，同一地域的不同文化相互交融、发展，才形成文明。

又从历史上看，一般是建立过“国家”的民族才有自己的文明，而未有“国家”的民族，通常只有文化。根据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的《社会进化》和克拉克的《从野蛮到文明》，原始时代的人文现象一般称作原始文化，而不称作原始文明。可见，文化相对的是自然，而文明相对的是野蛮。正如前面所述，文化都有承载自己的种族，具有民族性。而文明具有跨民族性，一个文明可能包含若干个民族或政权，其承载者是一片地域，是文化高度汇集的结果。如我们一般说“西方文明”、“中国文明”,却很少说“基督文明”、“汉族文明”.因此，我认为原文中“先文明，后文化”的观点并不如“先文化，后文明”的观点正确，有说服力。

另外，原文认为文化应是“人类在探索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的过程中产生的，并可以通过符号、语言、文字、动作、影视等渠道沟通交流学习教育、继承传播的一些思想”.则可见文化是中性概念，是人类征服自然和社会过程中产生的客观存在，其成果既包括优秀，也有糟粕，既有益于人类的内容，也有不利于人类的因素，如封建迷信、丧失人权的习俗，但它们都是文化。而又可知，“文明”则和某种价值观相联系，是一个褒义概念，常指文化的积极、进步的方面，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可见，文明是文化凝聚的成果，是由文化的积极、进步的一方不断发展的结果的产物。人类在文明社会前便已产生原始文化，因此文明是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综上所述，我认为“文化”一词的概念应与原文中作者定义的一致，但是“文明”在“文化”之后。

（这是谭成功同学献给谭伟强的父亲节礼物，看后令人动容！虽然他们意见不完全一致，但是父子都非常认真、敬业！可喜可贺！最难得的是，谭成功同学已经知道怎么样做学问，而且敏锐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特别是指出了文明与地域相关，而文化与族群相关。这是很好的补充！谭伟强应当愉快地接纳！大傻说：对父亲的关怀就是最好的父亲节礼物！）

另外，如果大家对文化和文明的概念有什么不同的意见，请你们将意见发送到大傻的邮箱：twq7772@sina.com.谢谢大家！

第五篇：读《文化苦旅》有感

文化,人生

——读《文化苦旅》有感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学生，不曾走遍中国的大好河山。但是当我翻开这本余秋雨先生所写的《文化苦旅》后，我慢慢地被书中的历史、游记所吸引。读这本书，就像和作者一起，从中国的西北走向江南；从莫高窟的中华民族痛失瑰宝到风雨天一阁那座仅存的藏书楼；从沙原隐泉到洞庭一角，又从吴江船到牌坊。

本书名为“苦旅”，但实为享受，是知识的积累。畅游在各地的文化之中，饱览各地风景，实在是精神上的享受。这本书，粗看只是描写神州大地上的山川风物，人文景观，但当你细细品味，却会发现一段不一般的历史，或是一种中华民族的精神。如《上海人》中，上海人近乎吝啬的精明；《道士塔》中那愚昧无知，却带着一种农民式的憨厚的王圆篆道士的行为——从外国冒险家手中接过极少的、微薄可怜的钱财，却让他们搬走一箱箱记载着中国历史的典籍；《夜航船》中无知，却又横冲直撞，行使着“权力”的“小将”，他们是文化大革命中一种特殊背景下的特殊的精神。这些，都值得我们去思考。

曾有人这样评价过余秋雨：余秋雨以历史文化散文而名世。他凭借自己丰厚的文史知识功底，优美的文辞，引领读者泛舟于千年文明长河之中。余秋雨的艺术理论著作，也备受学术界重视和尊崇。例如他在1983年出版的《戏剧理论史稿》，是中国大陆首部完整阐释世界各国自远古到现代的戏剧思想发展的史论著作。有评论家誉之为：左手写散文，不流之于浅薄；右手撰述艺术理论，也不失其丰赡高深。

“报纸上说我写书写得轻松潇洒，其实完全不是如此。那是一种很给自己过不去的劳累活，一提笔就感到年岁徒增，不管是春温秋肃，还是大喜悦大悲愤，最后总得要闭一闭眼睛，平一平心跳，回归于历史的冷漠，理性的严峻。”这是余秋雨教授在《文化苦旅》中的自序。

也难怪，看这本书要慢、要细，里面的思考，非常人所思，非常人所见。他笔下的《风雨天一阁》我记忆犹新，一个人，不！一个家族背负着坚守一座藏书楼的命运，范钦让中国留下了一座藏书楼，保留到现在。别的藏书家有，藏书也有，但没过几代，历史的风尘就将它们掩埋了。但是，范氏天一阁留下了，靠的是什么，是执着、坚定，还是如余秋雨说的“超越意气、嗜好、才情，甚至时间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体现在哪儿？他曾毫不客气地顶撞过权势极盛的皇亲郭勋，为此遭廷杖，下监狱，他似乎什么都毫不顾惜，在仕途上耿直不阿，最后连权奸严氏都奈何不了他。“一个成功的藏书家在人格上至少是一个强健的人。”余秋雨在这里总结道。

我们去到了某一个地方参观旅游，总是会不自觉地回想那里发生过的一切，曾经在我们所站的这个地方有谁走过，又发生过的什么样的历史事件呢，又是谁在这里修建的呢，修建的目的又是什么呢等等。就在这样的一瞬间里，那所有的一切都会很自然浑沌地交融在一起，历史的沧桑感与人生的沧桑感便会油然而升，历史古迹所蕴藏着的精神与文化重燃而生，使参观者都好像亲身经历过了一般。那我们的教书育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我们与学生们做着不同的互动，在同他们的交流中，我感觉到他们对知识的渴望，此时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感觉自己是无比的自豪。我们在默默耕耘的同时，看到学生们快乐成长，在知识的海洋中畅快的游历着，我感觉到无比欣慰，感觉我们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这本书中，让我感触最大的就是《废墟》一文了。“雪峰是伟大的，因为满坡掩埋着登山者的遗体；大海是伟大的，因为处处漂浮着船楫的残骸；登月是伟大的，因为有“挑战者号”的陨落；人生是伟大的，因为有白发，有诀别，有无可奈何的失落。”这个是作者发自内心的告诫我……这个就像人生，每一个人都是一座建筑，由往年的辉煌，到如今的黯然，然而终究免不过变成废墟；社会也是这样，一座建筑倒了，另一个新的建筑就会建起来取而代之。再美丽的人生，终于会成为废墟的。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上必定有许许多多类似的文化故事、精神。余秋雨先生还在创作着，续写中华文化，而我将更用心地去进行我的人生苦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