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试论当前考古工作重点和大课题

第一篇：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试论当前考古工作重点和大课题

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试论当前考古工作重点和大课题

苏秉琦

首先解释一下题目，古文化范围的辽西与自然地理范围的辽西不完全是一回事，但古文化也有一个同自然地理差不多大小的范围。根据多年考古工作的成果，我们对辽西古文化范围的认识是：东起辽河或辽河西的医巫闾山；西至内蒙古的锡林浩特到河北张家口一线；北从西辽河流域，即西拉木伦河两侧；南边到大、小凌河流域或燕山山脉。从水系讲，包括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大凌河、小凌河及它们的几个小支流。从行政区划讲，主要包括了辽宁的阜新、锦州、朝阳和内蒙古的赤峰地区。

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三个概念，分开来看不是新课题。它们的提出可以追溯到1975年国家文物局恢复工作之初，在承德召开北方七省文物工作会议时，陈滋德同志同我谈今后文物保护还要贯彻“两重两利”方针，问我“两重”的重点是什么？我当时回答：“古城古国”。因为我从多年实际工作看，古城址往往埋藏很浅，高平低垫，很容易就被破坏，一重要,二难保护，所以当时提出“古城古国”应当作为文物保护重点的原则。现在看来，这一提法主要是指历史时期的遗存，而没有指出史前时期文化遗存的重点，也就是说，没有把古城古国与古文化联系起来。所以不能说没有一定片面性。

这里还要回顾一下20世纪80年代初正式提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问题。这是从我们学科发展需要进入一个阶段性转折出发而提出的。从建国初十几年间起，大家共同关心和摸索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思考怎样实现学科的马克思主义化。长期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生搬”(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证关于社会发展史的有关章节、词句、论点和自己的研究论著镶嵌在一起)不行；“硬套”(学习苏联初期经验，把考古学简单理解为物质文化史)也不行。结论只有一个：走自己的路。什么是自己的路呢？历史文化传统给了我们启发，现实状况给了我们启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田野考古工作给了我们启发，集中到一点：我们的中华民族、我们的中华国家，原有她自己的特色，自成一系。半个多世纪的田野考古实践，使我们从比较模糊的意识到比较清晰、深刻的认识，这就是：田野考古工作、资料、研究的结果，终于可以概括为一点——它能够通过本学科的方法、手段、资料的积累与研究的深入,对上述这三大课题的系统性、阶段性和多

样性，取得较胜于其他邻近学科的、更为丰富、正确(接近史实)的成果。因此，我们不妨说，20世纪80年代初正式提出考古学区系类型问题，正是反映了这个学科发展的阶段性变化的转折点。说它是转折点，是因为它一方面意味着我们要对过去半个多世纪考古工作进行大量的总结性研究,另一方面我们总结的目的正是为了达到我们学科理想目标的必不可少的准备或基础工作，即真正从理论上对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中华国家这三个课题做出自己的贡献。不过，当时考古学区系类型问题是作为学科目标，一种学术思想、一种方法论提出的，而并未涉及工作重点问题，也就是，课题明确了，还有个如何落实的问题。“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个概念或课题的提出，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句话，1975年谈古城古国是从文物保护角度讲的，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是总结过去，是从学科建设目标出发的。现在我们再往前走一步，把古文化古城古国联系起来，解决当前考古工作如何抓住重点的问题。换句话说，这个提法是把考古学区系类型的理论转化为实践的中心环节。

那么，古文化古城古国的特定含义是什么呢？

古文化是指原始文化。

古城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而不必专指特定含义的城市。

古国指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

三者应从逻辑的、历史的、发展的关系理解，它们联系起来的新概念是：与社会分工、社会关系分化相应的、区别于一般村落的遗址、墓地，在原始社会后期距今四五千年间或5000年前的若干个地点已找到了线索。再明确一点说，现在提出把“古文化古城古国”作为当前考古工作的重点与大课题，目的是把原始文化(或史前文

化)和中国古城古国联系起来的那一部分加以突出，这将会有利于本学科比较顺利的发展。

辽西地区的古文化古城古国可以概括为：三种文化属于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是一、三、五。

二、四两个中间时期是两个转折点。这个概括既是这些年工作的成果和认识．也是为了下一步工作从何起步提出问题。

第一个时期：新石器时代，红山诸文化，约当距今7000年前到距今5000年前后。与中原仰韶文化几乎同步，头尾大致相当，阶段性也近似。

我国广大北方地区原始文化中多含有细石器，在我国近代考古学前期定名为细石器文化。新中国70年代出版的历史地图仍旧沿用。首先被分析、分辨出来的是以赤峰红山遗址命名的红山文化。后来，在西拉木伦河两侧分析、分辨出以富河沟门遗址为代表的富河文化，并进一步论证两者在这一带曾经是交错、并行的两种新石器文化。前者主要分布在西拉木伦河南侧，后者主要分布在它的北侧。 辽宁省的辽西三市(朝阳、阜新、锦州)，也就是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遗址，主要发现在与内蒙古昭盟邻境的朝阳、阜新两市。锦州市新石器文化遗址面貌还比较模糊，初步看来，与阜新市相似，但缺乏彩陶。从已经发掘的阜新胡头沟，朝阳喀左东山嘴，建平、凌源交界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看，与赤峰附近同类文化有明显的差异。例如：喀左东山嘴、阜新胡头沟的彩陶以连续卷云纹为主题图案，有相当长期的发展过程。赤峰附近的蜘蛛山、西水泉等红山文化遗址的彩陶则以鳞纹做主题图案，也有相当长期的发展过程。它们代表了红山文化的两支：一支以老哈河流域为中心，一支以大凌河流域为中心。

近年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中，在内蒙古昭盟敖汉旗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除红山文化之外，初步被认证的还有两种文化类型，一暂名赵宝沟类型；一暂名兴隆洼类型。还有些不属于前三者的遗址，有待进一步分析。它们主要分布在老哈河、大凌河中间地带的教来河与孟克河流域。

以上的老哈河、大凌河流域为中心的两支红山文化，和位于这两河流域之间的两种文化类型的共同特征之一是，“之”字纹筒形罐都包括了从无到有到消失的发展全过程，它们在技术工艺发展过程上走的是共同道路，与主要分布在西拉木伦河北侧的富河文化以及辽东的新乐、后洼遗址的“之”字纹筒形罐有差别，前四种类型也有差别，是属于一个区系中的不同类型的差别，后者是属于不同区系间的差别，故可以把辽西地区这四种文化类型统名为“红山诸文化”。

以红山统名，理由是：1.红山文化分布面最广，影响最远；2.喀左东山嘴相当红山文化后期的祭坛遗址、牛河梁的女神庙遗址和附近积石冢群，是我国早到5000年前的、反映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的发展已达到产生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组织形式，在我国其他地区还没有发现过类似遗迹，与它们相应的生活聚落猜想也会有某种程度的分化，典型的此种聚落现在还没有发现,这应该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第二个时期：早期青铜时代，夏家店下层文化,约当距今4000年前后。20世纪60年代本地区另一项田野考古重要发现，是分析、辨认出来两种青铜文化，分别定名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这两种文化的渊源、特征、发展道路以及主要分布范围不同，又互相交错存在。夏家店下层文

化的覆盖范围大致与红山文化相当，夏家店上层文化的覆盖范围大致与富河文化相似，推测两者也是并行的。距今4000年前后，是辽西地区社会发展、文明昌盛时期。已发掘的重要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有朝阳市水泉、北票丰下、昭盟大甸子等，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重要遗址还没有发掘过。

夏家店下层文化一个突出特征是：村落密集分布在河谷地带，几乎都有防御设施、大小城堡遗址构成有机的组合群体，赤峰英金河两岸岗丘上发现东西排列的小城堡带，与战国秦汉长城大致平行，发人深思。这种“原始长城”与大小城堡组合群、村村设防相结合的体系，它意味着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处于哪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南北关系？后来的长城的性质是否也可以从中得到启示。

朝阳几县和敖汉旗在普查中还发现有多处类似规模的“一大几小”城堡组合群。我们有理由相信会有高于这些群体、而与那种类似“长城”的小堡垒群相适应的、更大一些的聚落——或可能就是古城，还没有被发现有比大甸子墓群中那些随葬象征特殊身份器物(如铜“权杖”首、仿铜器的陶爵、鬶和成组玉器等)规格更大的墓和一些早于西周的燕山以北的“古国”还没有被发现。这是我们这个地区下一步工作的又一个重点。

第三个时期：早期铁器时代，燕文化，约当距今两三千年间。

位于北京西南的易县燕下都旧城墙、宫殿基址、陵墓群还保留在地面。20世纪30年代初北京大学马衡教授领导组织过调查、勘查工作。因此，所谓“燕文化”首先由田野考古被认证。同类遗存在现在北京城外被零星发现。建国后，北京陶然亭公园挖湖发现当时大面积居住址。早被发现、到20世纪60年代初才开始正式发掘的北京琉璃河燕都城址，发现西周燕候家族墓地和不晚于西周的城墙。以上发现既丰富了我们对“燕文化”内涵的认识，也揭示了燕文化的复杂性。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在琉璃河燕古城范围内就是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在河北涞水的拒马河流域一带也发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墓地。一个北方早期青铜时

代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一个西周时期的燕候城郭、墓地，与一个战国时期(早期铁器时代)的燕王都城重叠交错存在于北京及其附近。《史记·燕世家》记载内容显然比这些简略得多。简略的文献记载虽然头头是道，但毕竟不及田野考古实物资料丰富多彩。

燕下都及北京所出燕国文物，包括瓦当，也发现于昭盟和朝阳等地，其范围大致和历史地图中战国时期燕国国境相符，燕瓦当之外还有“燕式鬲”。绝妙的是这种鬲的结构(袋式器体)恰恰同夏家店下层文化晚期鬲似乎一脉相承。一个属青铜时代早期，一个属早期铁器时代，这种相似，能是偶合？

燕下都一座19人(战士)集体墓中个个全持铁兵器武装，仅1人持带铭文的铜戈，比它晚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战士也是铁兵器武装的。秦统一前的坟墓中还没有发现过类似燕下都出的这套铁兵装备。燕国史、燕文化之谜，若断若续，值得深思。

第一个中间期：红山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中间阶段，距今4000~5000年间。

相当这一时期的重要考古发现：一是敖汉旗小河沿；一是翁牛特旗大南沟。前者是居住址，后者是墓地。后者材料比较完整，系统。根据它的特征性质，暂拟定为“后红山文化”。它既自成一个历史阶段，又有红山

文化后期的延续部分性质，具有明显的红山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中间过渡性质。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辽西广大地区内属于这一时期的遗址会有多种文化类型。第二个中间期：夏家店下层文化与燕文化的中间阶段，晚期青铜时代,距今3000年前后。本地区属于这一时期的发现有夏家店上层文化(主要指它的晚期)及魏营子类型等。特别重要的是如喀左与凌源、建平间的属于商周之际的6处青铜器窖藏坑，以及与宁城南山根相似或其前后的文化遗存。同样有理由相信，它们也会是多种多样的。类似北京——琉璃河一带那种交错复杂情况，在本地区也会有。

这两个中间期经济类型和文化传统的复杂性和更多的交错关系，为各自的下一阶段的更高发展准备了条件，同样是我们这个地区的工作重点。

最后，本地区今后的考古工作，如果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古文化、古城、古国”大课题的实践对待，那么现在已有成果加在一起，也仅仅是一部大书的序言

而已，已知量是很小的，未知数是很大的。至于它对最终揭示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中华国家起源和形成具体过程的重要性就不多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