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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三大数学流派简介.ppt.Convertor

第十章材料

3三大数学流派简介-----对数学基础的反思

集合论在19世纪末由康托建立后,集合概念成为最基本、应用最广的一个概念，人们曾经相信，全部数学的基础理论可用集合概念统一起来。1900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庞加莱曾满怀信心的说：“现在我们可以说，完全的严格化已经达到了。”可是这话说出后还不到3年，英国数学家罗素于1902年给德国数学家弗雷格的信中提出一个集合悖论，使数学基础发生动摇，用弗雷格的话说：“突然它的一块基石崩塌下来了。”

集合论中为什么会产生矛盾这个非常根本的问题，涉及数学逻辑推理的可信性和数学命题的真理性问题，属于数学哲学的范畴。

从1900年到1930年的30年间，许多数学家卷入了一场关于数学哲学基础的讨论，并逐渐形成不同的数学基础学派的争论，主要有逻辑主义、形式主义和直觉主义三个学派。

一、逻辑主义

1.逻辑主义的历史渊源

逻辑主义的形成究其本原可以追溯到莱布尼兹时代，他把逻辑学想象成一种普遍的科学，这种科学包括构成其它所有科学的基础的一些原则，这种逻辑学先于一切科学的观点，即是逻辑主义思想原则的萌芽。但他并未能开展这一方面的工作。到了19世纪，戴德金、弗雷格和皮亚诺等人继承莱氏先志，逐步发挥，并且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2逻辑主义的基本思想

逻辑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著名的数学家、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罗素，他与怀特海于1913年完成了逻辑主义的经典代表作---《数学原理》。作者企图在这3卷本的数学巨著中向人们说明：全部数学可以以一个逻辑公理系统严格推导出来，也就是说可以从逻辑概念出发用明显的定义得出数学概念；由逻辑命题开始用纯逻辑的演绎推得数学定理。从而，使全部数学都可以从基本的逻辑概念和逻辑规则而推导出来。这样，就可以把数学看成是逻辑学延伸或分支。所以，罗素说：“逻辑学是数学的青年时代，而数学是逻辑学的壮年时代。”“数学即逻辑。”

要从逻辑推出全部数学，就必须发展集合论，而集合论是自相矛盾的，没有相容性的，但是，在逻辑系统中是不允许有矛盾的，因此，必须排除悖论。

可后来罗素与怀特海所做的工作并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进而遭遇了不少困难。

数学基础学家一般都不接受“数学就是逻辑”的观点；同样也不能接受“一切数学思维都是逻辑思维”的说法。但是，尽管如此。罗素与怀特海和著的《数学原理》一书在20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中影响很大。它以当时最严格的形式化的符号语言来陈述作者建立的逻辑体系、定义和定理，从而标志符号逻辑方法的成功。并显示了数学的逻辑基础研究的意义，因而进一步的显示了现代逻辑的科学意义。

《数学原理》一书成为名著。尽管逻辑主义的主张不能实现，逻辑主义的数学观不能为数学基础学者所广泛接受，但此书在方法论上的意义是不可忽视的。他们相当成功的把古典数学纳入了一个统一的公理系统，使之能从几个逻辑概念和公理出发，再加上集合论的无穷公理就能推出康托集合论、一般算术和大部分数学来。这把逻辑推理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使人们看到，在数理逻辑演算的基础上能够推演出许多数学内容来，形成了集合论公理系统的逻辑体系，这在逻辑史上是一件大事，对数理逻辑后来的发展起了决定作用，是近代公理

方法的一个重要起点。

二、形式主义

一般认为，形式主义的奠基人是希尔伯特。.形式主义的基本思想

希尔伯特计划的主要思想就是：奠定一门数学的基础，应该严格的、数学的证明这门数学的协调性（即无矛盾性或一致性、相容性）；希尔伯特计划的数学内容就是数理逻辑中的证明论。

希尔伯特与贝尔奈斯合著的两卷《数学基础》是希尔伯特计划的代表作。希尔伯特计划，将各门数学形式化，构成形式系统，然后用一种初等方法证明各个形式系统的相容性，即无矛盾性，从而导出全部数学的无矛盾性。

希尔伯特原来设想，数学的相容性证明可以限于有穷的构造性方法范围之内。但是研究表现，这个范围应当加以扩充。哥德尔的不完备性定理说，证明一门数学的无矛盾性不可能在本门数学内做出，必须在一门较之更强的数学中才可能做出。这定理说明希尔伯特的原计划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是希尔伯特的数学基础思想却发展了元数学，这就把形式心理学向前推进了一步，促进了数学的发展。现在，元数学（证明论）已发展为数理逻辑的四大分支之一。

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有美国数学家鲁滨逊和柯恩等人。他们认为：数学应该被看作一种纯粹的纸上符号游戏，对这种形式的唯一要求是不会导致矛盾。

但是，这种形式主义思想显然与希尔伯特的主张是不同的。“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形式系统的相容性在本系统内不能证明。“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是希尔伯特的纲领受到沉重的打击。

三、直觉主义

1.直觉主义的数学观思想

直觉主义的奠基人和代表人物是荷兰数学家布劳威尔。

他的数学观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他对数学对象的观点。他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存在即是被构造。”他认为，人们对数学的认识不依赖于逻辑和语言经验，而是“原始直觉”（即人皆有的一种能力），纯粹数学是“心智的数学构造自身”、是“反身的构造”，它“开始于自然数”，而不是集合论。这种数学构造之成为构造，与这种构造物的性质无关，与其本身是否独立于人们的知识无关，与人们所持的哲学观点也无关。构造物应该怎样就怎样，数学判断应该是永恒的真理。

(2)对数学所用的逻辑的观点。布劳威尔对数学对象的观点直接导出了他对数学所用的逻辑观点；认为“逻辑不是发现真理的绝对可靠的工具”，并认为，在真正的数学证明中不能使用排中律，因为排中律和其他经典逻辑规律是从有穷集抽象出来的规律，因此不能无限制的使用到无穷集上去。同样不能使用反证法。

直觉主义对20世纪数学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本世纪30年代以后，由于歌德尔的工作，许多数学家开始重视直觉主义。数学家们纷纷尝试用构造法建立实数理论、数学分析以至全部数学，得出不少重要结果。

构造性数学已经成为数学科学中一个重要的数学学科群体，与计算机科学密切相关。1967年，美国数学家毕肖普出版《构造性分析》，开始了直觉主义学派的构造主义时期。

第二篇：文化语言学简介及三大流派

一 什么是文化语言学

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他的《原始文化》一书中，曾给文化下过定义：“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个人所获 得的任何其它能力和习惯。”这个定义强调的精神方面的文化，是一般文化人类学家所持的观点。当代美国人类学家艾尔弗克罗伯也认为，文化包括各种外显的或内隐的行为模式，其核心是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观念。

中国当代学者大多采纳《辞海》对文化的定义：“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文化语言学

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文化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化。

文化语言学是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语言所蕴含的民族文化内涵，以及民族文化对语言的存在形式和演变怎样产生影响的一个语言学分支学科。

二 文化语言学与相邻学科的关系

（1）文化语言学与结构语言学的关系

世界语言学的主流学派——结构语言学有着明显的不同。

结构语言学所依据的是符号学理论，它把语言看做是一种以声音为载体的符号系统，所关注的是语言符号系统的音义结合规律、组合与类聚规律。它以语言本身为研究对象，强调语言对象的纯洁性。它所提出的与历时相对的共时观、与言语相对的语言观，都是为了保证对象的纯洁性。

而文化语言学与结构语言学显然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语言研究。它与结构语言学的关系如何取决于它本身采取的是何种研究模式。如果文化语言学采取的是交叉学科的定位，从事的是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相互渗透、映照式的研究，那么它与结构语言学就是互补的关系。结构语言学是对语言本体的研究，文化语言学是对语言的应用性研究；结构语言学是主流研究，文化语言学是从属式的边缘性研究。如果文化语言学采取的是语言本体研究的定位，从事的是站在文化的背景下对语言的人文性进行挖掘，并由此来观照语言状态与规律上的表现，那么它与结构语言学就是以两种不同研究范式对语言本体进行研究的学科。

（2）文化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的关系

社会语言学和文化语言学这两个学科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都强调语言与人，与社会的密切联系，都关注着语言与人和社会的互动关系，但它们之间仍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和取向性。社会语言学主要研究的是语言在社会中的存在状况，主要关注的是社会现象中与人有密切关系的地域、职业、行业、性别、年龄、性格等因素；文化语言学主要研究的是语言在民族文化中的存在状态，它主要关注观念、信仰、道德、习俗、意识、思维等因素。

社会语言学更多关注的是现实性；文化语言学更多关注的是历史传承性。社会语言学关注语言使用、语言变异的研究；文化语言学则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语言结构文化背景的阐释上，同时也关注在文化背景下来考察语言的静态结构。社会语言学非常重视语言规划、语言政策的研究；文化语言学较少展开这样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社会语言学强调语言的描写与测量，运用实验与计量的方法，已形成了一套形式化、比较完整的操作系统；文化语言学则主要是用阐释的方法，更多依靠的是研究者本人的预感和历史纵深感。

（3）文化语言学与人类语言学的关系

文化语言学与人类语言学两个学科的关系非常紧密，关注的焦点都集中在人身上，文化语言学对西方人类语言学的理论、方法、成果，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和继承。它们存的不同之处在于：

人类语言学的基本特征是：以活的语言为对象，以了解语言的现状为目的，以实地考察为主要方法。

而文化语言学除了活的语言外，还关注语言的历史、语言的书面形态；除了了解语言的现状外，还希望了解语言现状背后的原因；除了实地考察方法外，还使用了许多其他的方法。

（4）文化语言学与认知语言学的关系

文化语言学与认知语言学这两个学科都不满足于把语言看作是一个静态的、封闭的、纯指意性的符号物，而是致力于探讨语言背后的东西，并把这一探求对象与人、与语言的生存环境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两个学科的不同在于：

①观察语言的角度不同。文化语言学从文化的角度入手，人和社会在这里都是以虚化了的文化出现，文化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所不在，并在不知不觉中规约着人们的东西。而认知语言学是完全从人的心理认知活动来观察语言。

②依据的理论不同。文化语言学是语言学与文化学结合的产物，而认知语言学是语言学与心理学结合的产物。

③源起与发展轨迹不同。文化语言学着重对语言认识世界的模式与特征进行描述，而认知语言学则深入到了认识的形成过程。文化语言学是一门可以广泛运用于众多人文学科的交叉学科，而认知语言学则是以语言内部，特别是语义为主要关注对象的语言本体学科。

三 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兴起、原因及特点

中国文化语言学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并产生广泛影响的一种探求汉语文化特征、汉语与汉民族文化密切关系的新的语言学流派。

文化语言学的开山之作, 是20世纪50年代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的罗常培著《语言与文化》(语文出版社 1989 年重版)。在以准确的语言描写为最高学术、纯语言描写的结构派为学术主流的背景下，罗常培语言与文化的研究上为后人开启了先河，被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中国文化语言学派尊为开山鼻祖。

陈建民与198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开设了“文化语言学”课程。

游汝杰、周振鹤在《方言与中国文化》（1985）一文中首次提出应该建立中国文化语言学。

历史原因

主要有以下四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一）对中国现代语言学纯形式严峻的强烈反思

（二）对汉语研究的新角度切入

（三）大陆“文化热”的影响

（四）西方人文理论的影响 如：德国的洪堡特，美国的鲍厄斯、萨丕尔、沃尔夫、拉波夫，法国的梅耶，英国的帕默尔，波兰的马林诺夫斯基等

理论特点：

（一）由对语言动态变化的研究转向对语言静态结构的研究

（二）由对社会、历史、经济、政治等表层文化的关注转向对思维、观念、认知、精神等深层文化的全面追求

（三）文化学方法由辅助之用变为全面运用的研究方法

（四）人文性研究由遭到冷遇到以文化认同为最高学术准则的人文追求

（五）由信奉社会学说转而为对中国古代语言研究传统与文化学理论的全面继承与吸收

四 中国文化语言学的三个流派

20世纪80年代刊登在《语言导报》上的三篇论文，即：陈建民《文化语言学说略》，1987年第6期；游汝杰《语言学与文化学》，1987年第5—7期；申小龙《二十世纪中国语言学的历史转折》，1987年第7期。

此三篇论文反映出对文化语言学的三种不同主张，这三种主张后来成为成为文化语言学的三种流派：文化参照派、文化认同派、社会学派。

这三个学派有着许多共同的学术主张，如认为语言研究必须要与它的人文生态环境结合起来，对几乎全盘接受西方语言学理论，特别是结构主义语言学规范的中国现代语言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主张要建立独立的文化语言学学科，要进行学科的理论建构和具体语言事实的描写与阐释工作，注重语言的个性研究，注重语言的功能研究，等等。

但这些学派之间又有着不同的追求与定位，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问题上：语言与文化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如何看待语言的人文属性；怎样评价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历史；文化语言学的学科性质如何。

文化参照派

首次倡导建立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学者游汝杰，是文化参照派的代表人物。

这一派学者认为：要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中考察中国语言的特点，从而建立能够较好地解释中国语言事实的理论。要把语言学与其它的人文学科结合起来研究，这样既可以由语言来观察文化，也可以从文化的背景下来研究语言。作为最早的文化语言学概论性著作之一的《文化语言学》（邢福义主编），就是以“语言——文化的符号”和“文化——语言的管轨”作为全书上下两编的名称。

持参照派观点的人数最多，成果也最多。他们从事了大量的具体语言文化现象的研究，对其他不同的语言研究范围持比较宽容的态度，这种研究构成了文化语言学研究的主体。

文化认同派

文化认同派的代表人物是申小龙。这一派学者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看法与个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语言不仅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结晶。语言是人类看待世界的一种样式，不同的语言反映出不同民族看待世界的不同样式。要从事语言研究，必须与语言文化精神取得高度的一致。要研究汉语，就要在汉语与民族文化之间找到共同性。

语言有着多重属性，但本质属性是人文性。

文化语言学与以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为理论指导的描写型的语言学是完全不同质的学科。文化语言学所要研究的是语言的本体，它是关于语言本体的学科。中国文化语言学才是唯一符合汉语实际的语言学学科。

社会学派

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是陈建民。这个学派的观点是：

①文化的创造往往离不开语言，语言的变化和发展也离不开文化。

②文化语言学要重视语言交际价值的研究，语言的本质属性是交际性。文化语言学应重视研究语言的变异，重视从动态的角度来观察语言。

③结构主义语言学属于描写型的研究，文化语言学属于阐释性的研究。文化语言学并不是一概否定结构语言学的作用，也不是一概反对描写，结构的描写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要强化语言研究的人文性，要与社会文化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④文化语言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它研究的是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三个学派之间的分歧逐渐淡化。原因是：

首先，文化语言学本身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影响体，又是文化的结晶；文化对语言的影响既会体现在演变、使用上，也会体现在语言的结构、形式、生成上，这样的事实在语言系统中大量存在。这些事实就从根本取消了不同学派以对立状态存在的客观基础。

其次，语言与文化的相互依存性已广为人们所接受，即使是结构语言学也承认这一点。更重要的是人们认识到语言是有着多重属性、极其复杂的事物，人文性是语言非常重要的一种属性，漠视它显然是不对的，但它也只是语言多重属性之一，对它的研究不能取代对语言其它属性的研究，文化语言学也不能取代其它范畴的语言研究。

再次，非常重要的是，参照派与认同派都认识到了在对方的理论与主张中都有值得自己学习的地方。

在文化语言学的后期研究中，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发现，文化语言学的研究与周围的人文学科有着愈来愈多的相互参照借鉴的价值，同时，作为语言学下的一个分支学科，人们的目光更多的集中在语言本身。各具特色的文化语言学流派，都为丰富发展文化语言学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文化语言学的发展，也为中国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文化语言学补充说明

80年代，络绎有语言学者踏上这条道路，中国的文化语言学之路由此而生机蓬勃起来。在1985年第三期《复旦学报》上的《方言与中国文化》一文中，方言学者游汝杰首次提出了建立文化语言学的设想。出于革新语言学的目的，作者自觉地选择了这条语言与文化研究的道路，“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中考察中国语言的特点，从而建立能够较好地解释中国语言事实的理论。”“把语言学和别的学科结合起来研究，从而彻底改变语言学„不食人间烟火‟的现状。”（游汝杰《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他与历史地理学者周振鹤合作，于1984—1986年间联名发表了五篇论文和一部专著《方言与中国文化》，对文化语言学的创立和后来形成的研究热潮起到了感召和推动作用。80年代中期，面对中国语言学发展举步维艰的困窘，在学术界“文化热”潮流的推动下，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开始了对《马氏文通》以来的中国现代语言学传统的深刻反思，寻觅着新的语言学道路，由此投身到了文化语言学的旗号之下。其间，文化语言学由于陈建民和申小龙的加入既显示了声势和实力，也由此形成了流派的特色和分歧（戴昭铭《中国文化语言学辞典·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陈建民的研究多少循着社会语言学的路子。1987年发表的《文化语言学说略》初步提出了他对文化语言学的构想，而1989年出版的《语言文化社会新探》则集中反映了他的文化语言学观，表现出中国文化语言学研究的另一个走向。他注重语言的交际价值和变异形式，认为从结构语言学到文化语言学的诞生，标志着从语言结构系统的研究到语言应用的研究，从单一学科到综合学科的发展，从小语言学到大语言学的过渡。申小龙于1986年发表了《语言研究的文化方法》，其文化语言之路正式起步之后，亦独树一帜，并带来了一定的轰动效应。他认为中国文化语言学是历史性的反拨，反对朱晓农等人的驳难，坚持认为汉语的“人文性”与西方语言研究的“科学主义”相对立。从哲学和文化的视点，指出中国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应以语言的文化功能为对象，使汉语研究回归汉语本体，建立起真正符合汉语特性的语言学。他的理论带来了文化语言学的冲击波，人文学者一时贬褒不一。

80年代后的文化语言学已不复是一种美丽而苍白的学术姿态，而是一条充满热情与信念的大道。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文化语言学已然经历了十余载的旅程，在学者们不倦的跋涉中，结出了新的硕果，开拓了新的天地。

第三篇：心理学三大流派及其代表人物

心理学三大流派及其代表人物

精神分析学派、行为主义、人本主义心理学影响最大，被称为心理学的三大主要势力。

精神分析学派

代表人物：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由弗洛伊德开创，其后被不断修正与发展，影响力远远超出心理学，所以读者群相应更为广泛。

要想对弗洛伊德的思想有清晰的认识，还可以读几本介绍其思想的著作：查尔斯·布伦纳所著的《精神分析入门》（北京出版社，2000）概括了弗洛伊德的基本 思想与精神分析的主要内容，阐述明确贴切，在同类书中极为难得。《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阐述了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主义的 关系。书虽写于上世纪30年代，却仍不失其价值。弗洛伊德所著的《精神分析引论》本书能大致了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无论是对精神分析一无所知的读者，还是颇有研究的学者，都可以从此书中获益。

观点：精神分析学派是弗洛伊德在毕生的精神医疗实践中，对人的病态心理经过无数次的总结、多年的累积而逐渐形成的。主要着重于精神分析和治疗，并由此提出了人的心理和人格的新的独特的解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最大特点，就是强调人的本能的、情欲的、自然性的一面，它首次阐述了无意识的作用，肯定了非理性因素在行为中的作用，开辟了潜意识研究的新领域；它重视人格的研究、重视心理应用。

行为主义

代表人物 华生、斯金纳

华生创 立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理论体系在20世纪20年代风行一时，深刻地影响了心理学的进程。在其后，行为主义得到不断发展，以斯金纳最有影响。

行为主义是美国现代心理学的主要流派之一，也是对西方心理学影响最大的流派之一。行为主义可以被区分为旧行为主义和新行为主义。旧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以华生为首。新行为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则为斯金纳等。

华生 认为人类的行为都是后天习得的，环境决定了一个人的行为模式，无论是正常的行为还是病态的行为都是经过学习而获得的，也可以通过学习而更改、增加或消除，认为查明了环境刺激与行为反应之间的规律性关系，就能根据刺激预知反应，或根据反应推断刺激，达到预测并控制动物和人的行为的目的。他认为，行为就是有机体用以适应环境刺激的各种躯体反应的组合，有的表现在外表，有的隐藏在内部，在他眼里人和动物没什么差异，都遵循同样的规律。

斯金纳 认为心理学所关心的是可以观察到的外表的行为，而不是行为的内部机制。他认为科学必须在自然科学的范围内进行研究，其任务就是要确定实验者控制的刺激继之而来有机体反应之间的函数关系。当然他不仅考虑到一个刺激与一个反应之间的关系，也考虑到那些改变刺激与反应的关系的条件，他的公式为：R=f（SoA）

哲学背景：20世纪初，把人当作机器的机械唯物主义思潮（包括笛卡尔关于人的身体机制的机械论思想、拉o美利特等把人看做机器的观点），以及以经验事实作为勾销主客观界限的工具的新实在论都对华生有很大的影响。

观点：行为主义的主要观点是认为心理学不应该研究意识，只应该研究行为，把行为与意识完全对立起来。在研究方法上，行为主义主张采用客观的实验方法，而不使用内省法。人本主义

代表人物:马斯洛、罗杰斯

马斯洛的自我实现论 马斯洛认为人类行为的心理驱力不是性本能，而是人的需要，他将其分为两大类、七个层次、好象一座金字塔，由下而上依次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认识需要，审美需要、自我实现需要。

罗杰斯让人领悟自己的本性，不再倚重外来的价值观念，让人重新信赖、依靠机体估价过程来处理经验，消除外界环境通过内化而强加给他的价值观，让人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由自己的意志来决定自己的行为，掌握自己的命运，修复被破坏的自我实现潜力，促进个性的健康发展。

观点：人本主义反对将人的心理低俗化，动物化的倾向，反对仅仅以病态人作为研究对象，把人看为本能牺牲品的精神分析学派，也反对把人看作是物理的、化学的客体的行为主义学派。主张研究对人类进步富有意义的问题，关心人的价值和尊严。

第四篇：中国传统红木家具三大流派浅析-伍炳亮

中国传统红木家具三大流派浅析-伍炳亮

中国传统家具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明清两代，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发展达到了顶峰，政治、经济、文化都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家具制作也进入全盛时期，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明清家具日渐完美，形成了中国家具史上的高峰。

在明清家具的全盛时期，家具制作成为社会上最流行的行业之一，全国各地都纷纷开设有家具作坊从事家具生产，其中既有应日常生活之需，以柴树和杂木为材料，造型与工艺都较为随意的民间实用性家具。也有为满足上层社会的需要，以黄花梨、紫檀等优质硬木为材料，经过精心设计制作的经典家具作品。各地域之间也因为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审美意识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家具风格体系，如苏、广、京、晋、宁、鲁、扬、闽等家具流派。其中最具有影响力，而且代表中国传统家具最高水平的主要有三大流派，分别是来自诗意江南的苏式家具、岭南地区的广式家具、皇室宫廷的京式家具。这三大流派呈现三足鼎立的局面，并融合其它流派之所长，将中国传统家具艺术推向全盛，取得了巨大成就，对后世家具制作影响深远，本文下面将针对这三大家具流派予以浅析。

文人性情

苏式家具

苏式家具是中国传统家具最重要的代表之一，是指以苏州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生产的家具。它形成于明代中期，以用料名贵、结构科学、造型典雅、尺寸合理而著称，是明代家具风格的塑造者和主流，常说的明式家具实际上从渊源上来说都是源自于苏式家具。

苏杭自古繁华，到了明朝中期随着赋税制度的革新，农民负担得到减轻，社会阶级矛盾得到缓和，社会秩序安定，促进了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江南的苏、松、嘉、湖、杭地区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其蚕桑丝织，冶金瓷器等手工业极度兴盛，市场商业高度繁荣，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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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面一直持续到清朝中期。这片诗情画意水土孕育了无数个性鲜明，思想自由的文人雅士。众多外乡的文人墨客也纷纷移居这里，一时文人名士荟集，也成为了文化的中心。很多学派也如雨后般的春笋，破土而出，江南著名的吴门画派、乾嘉学派、泰州学派等就诞生于此时期，这种大背景下苏式家具流派也应运而生了。

明清时期，江南的文人士大夫们热衷于修建园林，苏州地区园林密布，秀甲天下，其数量为全国之首。中外闻名的拙政园、留园、退思园等都在这一时代建造的。这些文人雅士们追求超逸脱俗的意境，寄情山水诗画。家具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联，而且是点缀居室空间的重要物品，自然也就受到文人雅士的格外关注。这些文人士大夫通常都有极高的文化修养和审美品位，在家具定制的过程中或者是亲自绘图造型，或者是全程参与监制，甚至还有人专门针对家具著书立说进行研究分析。因此，中国儒家的中庸之道，禅宗的见性明心和道家道法这些思想，自然就融汇进入了苏式家具的体系，使苏式家具饱含文人性情。苏式家具之所以木秀于林，流行数百年，确实可以说是这种文化背景之下孕育的结果，这一点也是苏式家具的精髓所在。现在有一些模仿和仿制苏式家具的，往往只能得其形而不能得其神，就是因为缺少了厚重的文化底蕴以及自身修为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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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式家具造型简约大方，线条流畅，尺寸合理，在设计上吸收了宋代家具风格。在用料上主要以黄花梨、紫檀、铁力木、鸡翅木、瘿木等木材为主，这些木材坚硬质密、色泽独特、纹理优美。江南地区本不生长此类木材，这些木材大多是通过海上贸易所得，可谓来之不易，所以工匠在施工过程中都精打细算，慎之又慎。设计者们往往首先根据木料的大小，顺应木材的形状，合理的设计出相应的家具造型，做到木尽其用，长此以往，就养成了一种非常严谨，一丝不苟的职业操守，这是使苏式家具的重要特点之一。

在体形比较大家具中制作中，为了节省材料，则通常采用包镶作法，他们常常以杂木为内部框架，外面镶嵌硬木薄板。这种做法看似有些投机取巧之嫌，实则非常耗时，对工匠的手艺经验也是极大考验。因为木性不同，杂木和硬木在结合时缝隙容易显露，影响美观，所以对工匠们的斧工、凿工、刨工的技术水平要求很高。另外，杂木容易扭曲变形，需要对其进行浸泡，蒸干等繁杂的工艺方能使之与硬木结合，以此来减小误差，力求合缝严紧，不露痕迹。通常他中国红木家十大品牌：名鼎檀红木家http://www.xiexiebang.com

们巧妙的将缝隙留在家具的棱角部位，粘合好之后再进行抹棱去角，变得圆润光滑。实际上苏式家具不论在棱角、部件截面、局部图案，都进行了打磨处理，所谓的“明圆清方”便是这样出现的。这些家具的缝隙如不细细观察，亲手抚摸是很难发现的，还以为是一木所制是“天成之器”。这样一来家具的线条就变得明快流畅，优雅自然，这都有赖于苏家具制作者的超人智慧。

苏式家具风格简约清秀，注重注入文化内涵，气韵高雅，一般没有太多的雕刻修饰。修饰手法也通常以浮雕、线刻、嵌木、嵌石等手法为主，其内容题材大多都是字画、松、竹、梅、山石、花鸟、山水、风景以及各种神话传说人物与瑞兽为主。其次是传统纹饰如海水云龙、海水江崖、二龙戏珠、龙风呈祥等。折枝花卉亦普遍使用，大多借其谐音，寓意吉祥，局部装饰花纹多以缠枝莲和缠枝牡丹为主，也有的采用草龙、方花纹、灵芝纹等图案，常用的镶嵌材料多为玉石、象牙等名贵材料。

从明代后期一直到清朝，中央政府都屡次颁布禁海令，致使苏南地区的本来就来之不易的硬木资源严重缺乏。明亡清兴后，社会风气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了迎合上层社会骄奢的心理，中国红木家十大品牌：名鼎檀红木家http://www.xiexiebang.com

家具的造型和装饰急速向富丽，繁缛，重其外表而轻内涵气韵的方向发展。到了清朝康乾年间，由于主客两方面因素苏家具急剧衰落，能进入宫廷官宦之家的家具越来越少。为了寻求市场的需求，苏式家具逐渐转向普通家具市场，不得不吸取广式家具风格，被迫“转型”，于是有了“广式苏作”之说，从而形成了清代苏式家具风格，在转型的过程中不仅取得市场，也让苏式家具得以走进不同的社会阶层，从而普及起来。虽然苏式家具失去上层社会的宠爱，但其高雅的气韵和浓厚文化内涵一直为世人所推崇，所以苏式家具不再限苏南地区，在全国各地都其继承和学习者。

风气之先

广式家具

广式家具是指以广州为中心，广东地区生产的硬木家具，形成于清代中期，其用料奢华、体质厚重、雕刻繁缛，在清代中后期迅速风行起来，形成一种潮流，成为清代家具的重要风格之一。

广州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广式家具在清代中后期成为家具领域的领头羊地位。广州位于珠江口，滨临南海，是天然的优良港口，是东南亚各国优质木材进口的主要港埠和通道。东南亚各国盛产优质木材，木材外贸在这些国家出口货物中占很大比重，大批优质木材源源不断的进入广州，客观上为广东家具制作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使得广州的家具制造业异军突起，迅速发展起来，另外，自满清入主中原以来，海禁更加严厉，乾隆年间正式发布谕令，仅限广州一口通商，所有外国船只仅在广州停泊、交易，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之前。这样使广州成为中国对外的唯一窗口，所以大量的西方传教士，商人涌入广州，当时著名的“广州十三行”便在此时形成。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西文化在广州发生了大规模地碰撞，迅速吸收和融合，由广州得“风气之先”并逐渐传至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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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式家具在用材上不吝奢华，造型厚重，出现了很多用料清一色，一木所制的家具，这就是著名的“一木一器”。广式家具还追求木性、木色一致，各种木料互不掺用，而且很少使用漆料，让天然树纹充分显露，显得豪奢大气。

之所以说广式家具得“风气之先”，是因为广家具在造型上大量的吸取了西方的洛可可式的艺术风格。这种艺术风格源自法国宫廷，是一种华丽雕琢，纤巧繁琐的艺术样式。当时广州城内西式建筑、钟表、珐琅器、天文仪器等西洋文化元素应有尽有。引发国人浓厚的好奇心，权臣贵族们纷纷以拥有西洋器而自豪。受这种风气的影响，广式家具在造型、结构和装饰上都不由自主的吸取了西方元素，其造型标新立异，千姿百态，有的甚至直接取材于西洋式建筑结构。

广式家具在装饰雕刻手法上也呈西化的倾向，每一件高档广式家具都极尽修饰之能事，无不精雕细刻。尤其是装饰图案，追求华丽、豪奢，较之西方洛可可风格有过之无不及。他们将雕刻手法发挥的淋漓尽致，浮雕、高雕、通雕、圆雕、立体雕等等全都排上用场。雕刻面积与纵深程度较之苏式家具大为增加，凡能游刃处，皆以下刀。就雕刻技艺而言，广式家具绝对独中国红木家十大品牌：名鼎檀红木家http://www.xiexiebang.com

领风骚。另外，广式家具中还有一项技艺也堪称一绝，那就是“镶嵌”，镶嵌本来在苏杭手工业等领域都十分流行，但为了追求一种绚丽色彩美感，广式家具将镶嵌技艺发挥到了极致，镶嵌材料繁多，超乎想象，大理石(云石)、玉石、宝石、珐琅、陶瓷、螺钿、金银、黄杨木、象牙、琥珀、玻璃、油画等均在其列。这些镶嵌作品中，最为著名的要数大理石插屏，广式的大理石插屏一般屏体和底座可以分离，底座自然多饰雕刻，屏体多以硬木为框，中间用一块纹理优美的大理石镶嵌，这种做法成为我国家具装饰艺术中珍贵的遗产。

另外，广式家具的装饰题材也非常丰富，运用了很多西方文化元素。例如西番莲花纹就是一种外来纹饰，它的叶子和花朵与中国牡丹相似，生有藤蔓，它的特点是花纹线条流畅，变化无穷，可以根据不同器形而让藤蔓随意延伸。西番莲花纹与苏式家具传统的缠枝莲纹样有很大不同，成为区别广式家具和苏式家具的一个重要特征。当然广家具也有相当数量的传统纹样，如植物类有松、柏、竹、兰、梅、菊、葡萄等，动物类有鹤、鹿、羊、龙、蝙蝠、鸳鸯等，还有一些云纹、夔纹、海水纹等。传统纹饰里竹节与梅花的出现频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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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式家具的大气和豪华，倍受清代皇室的偏爱，为满足皇室生活需要，除了以贡品的形式引入广式家具外，清宫造办处专门设立了“广木作”，专门承担木工制作。造办处大量招募广作硬木工匠轮班进京，这就是京式家具流派形成的前奏。由于上层社会的青睐，它在清中期开始取代苏式一统天下的局面，成为清代家具的代表，其出口范围、数量以及名声都远远超过苏式家具。从艺术角度与整体来看广式家具，它虽有别于苏式家具的正统淳朴，但广式家具能在结构上保留传统的优良工艺，又能在形式上吸收西方华丽的装饰风格，在应用功能上也勇于创新，从而得到人们的喜爱和推广，所以广式家具也是中国传统家具史上最重要的流派之一。

御用器具

京式家具

所谓的京式家具是指北京地区上层社会的家具，即清宫宫廷作坊如造办处、御用监在京制造的家具，以黄花梨、紫檀、和红木等几种硬木家具为主。京式家具造型线条遒劲，大开大合，豪华尊贵，气韵庄严，带有典型的皇家风格。

在明清时期北京附近，如天津，河北等地本来也有很多家具制作作坊，但受经济、地理等客观因素制约，都是生产一些柴木家具或材质粗劣的低端产品，而真正京式家具是在清代产中国红木家十大品牌：名鼎檀红木家http://www.xiexiebang.com

生的。明朝覆亡时紫禁城遭到了严重损坏，皇宫内陈设的家具器物自然也难免浩劫，满清入主以后，便大修宫室、园林、添置家具器物，在这方面清政府可谓竭尽财力，皇室贵族们也开始相互攀比。初期清政府沿袭明朝旧制从苏州采办家具，但随着广式家具兴起，很快得到清室的垂青。从乾隆年间便开始放弃了苏州，到广州采办，但是广州到北京距离遥远，采办的进度远远不能满足皇宫生活的需要。为了进一步满足皇宫生活的需要，清宫的造办处下设制专门造家具的机构，开始招募苏广地区技艺高超的能工巧匠，专事木作，从广东沿海输送上等黄花梨、紫檀等硬木以备其用，在苏广两式家具艺术交融下，京式家具流派的就顺理成章的形成了。

清代宫廷御用家具，材料与费用均出自于政府财政，其用材既有明朝遗存的旧料，也在海外积极采购，另外还有民间的收纳进贡，材质都精良无比。现在从故宫博物院里的家具中也可以感受到这种用料不厌其精的特征，有些家具上面镶嵌的奇珍异宝也都是货真价实。

因京式家具是在苏广两式的交融下产生的，所以京式家具风格介入苏式和广式之间。但这并非是指京式家具继承了苏广两式优秀的基因而超越苏广，实际上作为宫廷家具，京式家具风格一方面普遍学习苏式简约之风和广式华丽之气，另一方面还是逐渐向追求富丽豪奢的皇家风范发展，在皇权尊严的潜意识下，京式家具也带有骄矜，奢靡的习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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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京式家具在法度严谨和整体协调性上是其它家具流派不能企及的，在严格的封建纲常礼制下，造办处出品的家具，其尊卑之别，主次之分，大到套装类，小到一件家具的型制修饰都体现的十分明显。这些家具还与清宫的建筑、藻井、窗饰等宫廷陈设都保持着高度协调。现在故宫博物院里保存的乾隆时期家具大部分出自造办处，是最正统的京式风格，其法度之严谨，整体之协调令人叹为观止。

在修饰方面，京式家具与广式风格相差无几，但其用材和内容有所不同，其装饰材料偏于更名贵的，金、银、玉、象牙、珐琅、百宝镶嵌等珍贵材料，力求显示宫廷家具的尊贵，异于民间之物。其修饰内容风格独具，它多采自殷商青铜器和汉代石刻艺术，常用的纹饰是象征天子身分的图腾，夔龙、夔凤、蟠纹、螭龙纹，以及兽面纹、雷纹、蝉纹与勾卷纹等，这些不同形态的纹饰，古朴典雅，肃穆高贵是京式家具的重要闪光点。

清朝晚期，皇室衰微，京式家具制作数量明显减少，现存的京式家具原件多为乾隆至道光年间作品。清亡以后，故宫再次遭到破坏，这些家具散失到寻常百姓家后多因保管不善，很多中国红木家十大品牌：名鼎檀红木家http://www.xiexiebang.com

已损毁和外流，现存不多。民国年间一些京派旧匠虽然有技艺，但没有材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便以杂木冒充；民间庸工们更是胡来一气，所以民国年间的京式家具已经京味全失了。

京派家具以宫廷家具为主，派生于苏广两家，继承了这两流派的大部分工艺手法，并且有所发展，尤其是在修饰上更加正统，注重传统文化内涵，以及把多种工艺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虽然过于富丽豪华，骄矜自傲，但我泱泱中华，自古就威服四邻，德化八方，京式家具作为统治阶层的御用器具，含有这种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也是难免。

行文至此，中国传统家具三大流派已粗略介绍完毕，历史长河一刻不停的滚滚向前，日新月益，当代的传统古典家具，多已不限地域，不拘流派，形成了流派的大融合，一场新的古典家具改良变革在市场经济的酝酿下正在悄然进行。但需要指出的是，现在的古典家具仍然还在“后明清时代”，并没有脱离明清范畴。市场上有些不切实际的所谓创新，实际上已背离明清古典家具的精义，带有不今不古、不伦不类的世俗之风。对于传统家具的改良创新都需要在深刻的了解中国文化内涵、基于独到的审美感悟和文化修为之上，方能推陈出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建议传统古典家具研究与制作者们，最好亲自参与家具制作，从实践中体验传统家具的韵味和乐趣，希望我们一起能够重塑中国传统家具的辉煌。

伍炳亮简介：伍炳亮，男，一九五三年九月九日生于广东台山。自一九七九年开始从事古典家具购藏，一九八七年创办兴隆红木工艺厂（二00五年扩展为伍氏兴隆明式家具艺术有限公司）现担任中国传统家具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明式家具学会理事、中国收藏家协会古典家具收藏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副理事长、广东省家具协会副会长、广东省工艺美术协会副会长、中国红木古典家具杂志社造型艺术顾问、台山市古典家具商会会长等职。伍炳亮从业三十年来主要从事明清家具的收藏、研究以及设计制作。对明清家具的造型、结构，以及文化内涵有着独到的见解，提出了以“型”、“艺”、“材”、“韵”为准则的传统家具评中国红木家十大品牌：名鼎檀红木家http://www.xiexiebang.com

鉴与设计制作指导理论。并以此理论为基础高仿、改良与创新设计出一批明清式艺术家具，作品以“型精韵深、材艺双美”的艺术特点深受国内传统家具资深专家学者、收藏家的肯定与推崇，作品被国内外各大博物馆争相收藏并在各类展会中屡获殊荣。伍炳亮作为中国传统家具艺术继承与发展的实践者，其艺术理论与作品广受媒体关注，多篇论文先后在各类学术刊物与媒体发表，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广东省电视台、南方电视台、珠江电视台、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经济参考、中国文化报、羊城晚报、美国世界时报，以及国内多家网站媒体也相继刊发了对伍炳亮的专题报道。二00五年接受凤凰卫视《财智人生》专访，二00六与二00八年连续三年应中央电视台之邀担任 “古典家具超人比赛”评委。名鼎檀红木家具http://www.xiexieb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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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现代西方三大法学流派的意义

现代西方三大法学流派的意义

陈 绩

现代西方法理学是现代西方国家法学中研究法律基本理论的学科。① 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精神危机的日益加深，西方法学家在探寻治理社会的危机和完善资本主义法律的方法的过程中，新的法学思潮相继更迭，或竞相表现，或相互吸纳，“任何一种法学思潮都不再独霸世界，传统的形而上学法哲学大一统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② 三大法学流派指的是新自然法学派，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和社会学法学派这三个在现代西方影响较大、占传统地位的法学流派。他们的法学理论，是西方人在探索真理过程中留下的足迹，这对我们认识人类法的发展历程、规律及本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和法治建设，亦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新自然法学的启示意义

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新自然法学是西方自然法思想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自然法思想的意识可以追朔到西方文明的起源并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被人们在不同的时期为不同的目的而使用，它的形式不断翻新，内容不断完善。产生于20世纪特殊社会环境的新自然法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马里旦、富勒、罗尔斯和德沃金等等。他们的新自然法学说（或价值论学说）各有侧重点，各不相同，然而却共同的体现出自然法观念的思维形式。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法律应当关注某种应然性，法律的发展应当遵循一定的价值原则并体现一定的价值要求。无论是马里旦的神学自然法、富勒的“程序自然法”、还罗尔斯的正义论或德沃金的权利论，无不“注重研究法产生和存在的根源或基础，法的目的和意义以及法应追求的理想境界”③ 他们的手中都有一份“价值表”，为应然的法律之制定和评价提供了所依据的标准。新自然法学派强调法本身是一个价值系统，必然反映一定的价值关系，极为重视法的合理性和道德性。他们通过总结、抽象和思考，为法律的建构铸造了理想的框架和模型。

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启示意义

分析法学在现代主要以凯尔森和哈特为代表，它基本上继承了传统的分析法学的理论，严格地区分“实际上是这样的法律”和“应当是这样的法律”，着重对实在法进行逻辑分析而不作有关的价值判断，否认价值和道德的必然联系。凯尔森指出，价值判断在性质上是主观的，因而只能是相对的；人们不能用理性认识来回答有关法的普遍和最高价值这一命题；对于自然法学中的绝对正义，他认为这“是一种自欺或者等于一种意识形态”。④ 既然对正义持道德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的态度，⑤ 于是凯尔森认为，正义只能是一种“合法性”，应当建立与价值无关的纯粹研究法律结构的法律科学（即所谓“纯粹法学”），“就其对象实际上是什么来加以叙述，而不是以某些特定的价值判断的观点来规定它应该如何或不应该如何”。⑥ 哈特给法下的定义是“法律是

一种特殊的规则”，这是他的“语义分析法学”的基本原理，他以奥斯丁的分析实证法学作为重要的理论渊源，主张法律与道德有联系但“并无必然联系”，法律应当采用“广义的概念”，即将法律的效力和法律的非道德性区分开来，以体现除了道德之外法律的所有其它复杂的特征。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把我们从自然法学家法律的“理想国”中拉回到实证的 现实世界，在对法律形式的逻辑分析上运用了更多的新的方法，继承了传统分析法学对实定法的重视和研究，也吸收采纳了其它法学流派的合理成分，内容丰富，颇具影响。

三、社会学法学的启示意义

社会学法学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在社会学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实证主义的法学思潮，“它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认识和研究法律问题”⑦ 社会法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狄骥、埃利希和庞德。狄骥提出了“社会连带主义”学说，体现出社会本位的价值观，关注社会的整体利益，强调社会义务。埃利希则以提出“活的法律”的观点而闻名于世。他认为，这种“支配社会本身的法律”，尽管并不曾被制定成法律条文，但“即可预防纠纷的出现，在纠纷出现后，也可以籍以解决而毋需求助于国家的法律机构”。⑧ 他让人们注意到国家制定法之外的其他行为准则（如习惯、职业道德、行业规定等等）对于社会秩序的意义，摆脱了“纯粹”法律规范分析僵化的法学研究视角和方法，将法律分析的重点引向了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环境。庞德的社会学法学理论被认为是一种典型的功能主义和实用主义理论。他提出“法律是一种'社会功能'或'社会控制'”，用法律的功能性概念来取代逻辑性概念，主张“有用即是真理”。他还提出了法律社会学的基本纲领，启示人们关注法律制度和法律学说的实际效果，强调以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法律，关注法律的作用而不是抽象内容；并且注重法律与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总之，社会法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担负起了打破'法律关门主义'禁锢的历史重任”，⑨ 它社会本位的立场，法律社会化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对于法律的发展和一定社会的变革，其重大的启示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四、综述三大法学流派的意义

如上所述，论及现代西方三大法学流派的意义，无庸置疑，其最大的意义正是他们本身--众多的法学家们通过对前人的承继和自身敏锐的思考，开创出一片浩瀚的法理学思想的海洋，它们虽然不是真理，但却是人们永恒探索真理之路的台阶。无论是宏观的构筑还是微观的探索，都给后人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宝藏和无穷无尽的启示。具体来看，三大法学流派的意义如下：

（一）让我们从多个角度窥探到法律的本质、目的和研究方法。

正如博登海默所言，真理是人们在任何特定时间的经验的总和。法律仿佛是一座有许多厅堂的大厦，用一盏灯很难同时照到每个角落。而一个法学流派，就如照亮法律大厦的一盏灯，“横看成岭侧成峰”，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勾勒出了法律的形象。三大法学流派被美国法学家霍尔（Jerome Hall）

总结为法律中三个不可分的因素，他们分别代表着法律的价值、概念和事实。不仅在实质性的内容上，更宝贵的，三大法学流派为后人认识、研究和发展法律，提供了丰富的途径和方法。新自然法学 提示人们注重的法的价值支柱和道德性，在法制建构时必以某种准则为依据，从而避免了法律丧失实质的正义，也避免了法学堕落为纯技术性的学科。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注重对“实定法”的研究，对于法律规范、法律结构、法律秩序及法律体系内部各要素的统一等等命题均有深入的探讨和卓越的贡献。他们所采用的逻辑分析和实证主义的方法，更是后人研习法律的必要工具。社会法学派则倡导“社会本位”的理念，注重法律的实际效果，重视法律与社会生活及其它学科之间的联系，不仅如此，他们所采用的法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及实用主义的态度，更是深远地影响了西方乃至全世界法学的发展趋势。当然，无论三大法学流派的贡献有多么卓绝，他们都不可能是大写的真理，都只是局部的、相对的。然而，站在历史的尾页，以“事后诸葛”的口吻批评他们的局限，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真正有意义的是谦恭的弄清他们给了些什么？我们得到些什么？应当怎样利用？除此之外，再没有更大的价值了。

（二）三大法学流派适应了特定时期特定社会状况的要求，具有历史现实意义

任何事物的产生总是由于某种需要；而它产生之后，也必然首先服务于这种需要。西方三大法学流派正是应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经济政治的需求而产生的；而论及它们的意义，首当其冲也正是满足了当时社会生活的需要。19世纪中叶，随着资产阶级政权的稳固，古典自然法学“自由、平等、权利”的抽象口号已不能满足他们巩固既得利益、加强社会控制的要求，因此，历史法学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应运而生，他们带来了具体明确的法律观念、严谨的逻辑体系从而维持了现实的法律秩序。二次大战中，法西斯势力给世界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这唤醒了人们法律不能没有正义的标准和相对普遍的价值准则，⑩ “无论善恶”的法律只会助纣为虐，戕害人民。在这背景之下，新自然法学得以出现，重新正视和评价法律的道德性、正义、权利这些“古老的话题”，确保了法的价值依托。而社会法学派的历史背景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陷入了“瓶颈”，经济危机连续爆发，百业萧条，人心浮动，传统的自由主义、经济放任主义和“法律关门主义”均受到社会现实的质疑和轰击，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打破“法律系统独立论”的束缚成为必然的趋势。法社会学“对症下药”，倡导社会本位，注重法与社会生活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主张充分发挥司法的能动性，因而出现伊始便受到变革者们的热切欢迎。在“需求”最为迫切的美国，更是成为长期主导法学界的学派。由此可见，思想领域的任何发展和运动均产生于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同时也为这个时期提供了一种“自持之势”⑾，也就是产生着历史的现实意义。

（三）三大法学流派继承并发展了西方法哲学的传统学说，使这些思想以更合理的形式得以流传

三大法学流派除了法社会学派产生较晚，无所谓“新”、“旧”之分外，其余二者都可以冠以“新”的名号。新自然法学派自不必说，凯尔森、哈特的分析法学也是在奥斯丁“旧”分析法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成的。当代西方的法学流派，既继承了各自“祖传”的学说，又互相吸收对方的某些合理因素，呈现出相互靠拢的趋势。如新自然法学较古典自然法学，少了一些“形而上”而多了一些“操作性”，迎合了社会实证主义潮流的要求；而新分析法学则批判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法的价值即“自然法最低限度的内容”之存在，显现出对自然法学说的吸纳。正是这种“修补”和相互的借鉴，使得西方的传统法律学说没有因为历史的发展和自身的缺陷而遭受淘汰的厄运。而是以一种相对当代社会经济生活来说更合理的新形式得以传承。西方法学，正是在这种否定之否定的循环中发展至今，它们对传统--也就是民族文化的内在秩序承继与遵从，同时又紧扣发展中的社会状况而自我更新，因而产生和完备出一套与西方社会相适配的法律体系。在市场经济的现代社会，具有某种普适性而为其他民族所竞相学习和借鉴。

（五）现代西方三大法学流派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意义

斗转星移，时光飞逝。人类社会步入“现代”的殿堂已五百年有余。上世纪初叶，随着西风东渐，中国社会开始由“古代的、传统的社会体制向近现代文明过渡”⑿ 尽管中西法律文化的底蕴和发展的路径大相径庭；尽管“外国的经验不可能代替中国的经验”⒀ 但谁也无法否认人类社会和法律科学发展规律的客观性，无法否认市场经济社会关系的共同性，也无法否认西方法律文化发展至现代的先进性和一定程度的普适性。建立健全的、符合现代精神的法律文明体系已成为当今社会的共识。而在借鉴的过程中，我们必需首先关注西方的法哲学思想，因为它是法律文化首要的组成部分，思想代表着“知”，而制度代表着“行”，不知者，无以为行。⒁ 现代西方三大法学流派的法律思想，正是对几千年来西方法学理论的承继和发展，蕴涵着诸多西方法哲学思想的精髓。在我们虚心“求道”于西方，几从“虚无”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今天，研究现代西方法学流派绝不是奢侈的娱乐；它“实体性”的思想、它对法学的研究方法乃至学术的精神，都当为我们所重视和学习。对待西方法律，盲目的排外自大或者“只求其用，不问其体”的盲目移植，都是不可取的。尽心研究西方法律文化及法哲学的“本真”，以及这些法哲学思想与社会历史条件的相互关系，从而发掘出西方法律“活的灵魂”为我所用，才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