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文化苦旅》读书笔记
.《道士塔》
余秋雨在这篇充满了个人臆想、近似小说化了的散文中所写和表达的内容只消三个字即可说明,便是那带着琼瑶阿姨的粉泪声腔而仿佛在几卷线装古书前,对着死朽者的尸骨却竟把无缚鸡之力的臃肿全身绷紧,举轻若重、绘声绘色的泣涕道:“我好恨!”
他的“恨”一如他结尾处的虽说“默默地”但实际仍“好激动”一样,都对我够不成任何透彻肺腑的情感冲击力和感染力。他的“恨”实在恨得肤浅,竟能把几乎所有毁损敦煌文物的罪过和仇恨的矛头都加诸于这个“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道士身上?!余秋雨在百年之后裹着一身“文化学者”的知识优越感,坐在茶香四溢的书案前遥遥对视着世纪之初的暗夜里那焚尽生灵的硝尘,像一个深宅大院里的公子哥儿申斥着他从未真正了解、认识过的看门老仆——你为何如此败家?那时侯余先生从这老奴身上是颇找回了些道德优越感的自我满足的。《道士塔》的实质作用也仅限于此。聪明的作者没有忘记在最后借某个日本学者的话“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来挽回中国的民族自尊和自信来,而以往那些他刚刚咬牙切齿描写的中国的愚昧、荒蛮、落后、病态都集中处理算在了王道士一个“个人”的身上,并且这本应该切入审思、深思中国各种根深蒂固之病态与愚劣以及展开对影响产生了像王道士这样“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深层文化传统的批判之可能,都在“过去时”与“现在时”的泾渭分明的割裂式划分中被完完全全的消解掉了;于是,中国只要一有了坏事,便据说总是因为某几个“小人”作乱的缘故,而中国一旦有了好事,便肯定是证明了整个中华民族“向来优秀”的集体荣耀,我们的民族和文化上之“自尊”与“自信”便是这样得以实现和得到满足的。正是这种阿Q式的毫无自我批判、解剖与忏悔的“胜利法”,让余秋雨笔下的中国文人与文化在矫柔造作的“痛楚”和自我麻醉式的超脱中无往而不胜,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会是一副貌似自信的“胜利在握”的模样。但我知道,他心虚得紧。
但是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都愿意退回进所谓“灿烂文明五千年”的故纸堆里重拣起传统士人情怀的人格面具戴上,何况“到处可以遇见的中国平民”则更需要从尚未捂无热乎的“我们的文化”中找回鲁迅先生所讽刺的那种“合群的自大”式的“自尊”与“自信”来。余秋雨很好的为庸众们做成了此事,所以我认为他的散文本质上是一种“媚俗”,并不冤枉他,只不过他这回所卖的,乃是“文化”这剂高雅体面的春药。
2.《莫高窟》
《莫高窟》所运的文字是唯美而稍显绮靡多姿的,辞藻富繁而无雕琢的赘感,将静态的敦煌壁画用活的线条和气势舞动起来,既合人与背景的内容,又能赋予横亘时空的强烈的生命与美学意义,人随画动,画从心转,幻境与当下交织,历史与色彩共升,细腻入微又磅礴挥洒,悄然无语而乐章交响。
作者的立意很清楚:想要追求一种超越了宗教、道德的敦煌艺术之“美”来。你可以取别的视角,但“美”这个视角是合适的,同时又兼顾到了莫高窟的多层意蕴,也就是“层次丰富的景深(depth of field)”,像敦煌的意义与价值显然是“说不能尽”的经典,余秋雨是在“美”的艺术心理观照下截取他想要和欣享的敦煌片段,从这一层面来讲,应该说作者的眼界不乏大气、开阔、高远,这是其独到的地方。但问题是,伴随着“多方面生命”的呈现、聚会、狂欢、释放,余秋雨渐渐走入了他实则认知较浅薄的“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的叙述之中,“人性”“生命”“人格”都成了反复歌咏却苍白空泛的符号,我们看到了浓墨重彩的一幅幅曼妙醉神的画,却见不着更深厚的对生命或人性本身的诠释与穿越,最终,又是顶礼膜拜式的表达了对盛唐这一个时代的无限憧憬与自豪,于是说“我们的民族,总算拥有这么一个朝代,总算有过这么一个时刻”,个体的生命艺术之美被宏大的历史主题与廉价的民族自尊遮蔽了,于是“我们曾经拥有”“我们一千多年层层累聚”,这中间只有机械的堆叠,大失立体多维度的穿越审思,所以余秋雨的审美只能浮在表面的装修上,却无法扣问灵魂,力透出生命的本色
来。莫高窟的“美”,也因此减色不少,单薄不少。
3.《阳关雪》
阳关“终成废墟,终成荒原”。那么这原因何在呢?作者极其隐晦的表达出这样一个观点,即:当权的统治者似乎没有给艺术家们以足够的地位和尊重,所以限制了艺术家们的创作,然而艺术家们可是足够优秀足够天才足够好的。
“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这句话很有意味,很能够透视出余秋雨在拿着古代知识分子暗中自比的同时,他的双眼始终没离开过“长安的宫殿”为其所开的“门”,余秋雨性格中深刻烙印着对“权力”的心理依附,在此文中已有较深隐的体现。他通过对古代文化名人的悲叹、哀痛、伤悼乃至鸣不平,甚至常常要挤出几滴酸度超强的枯泪来,其实正是欲寄托他自己希望当权者能施舍给像他这样的文化人以生存的空间甚或重用之的企望,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士人的情结,是没有或缺乏独立人格,始终活在权力话语的阴影下谋求自我的定位,余秋雨借此将他作为这种知识分子的虚荣表现得淋漓尽致,荒原?千万别侮辱艾略特的经典大作,那不过是无奈的看着自身终入尘土的垒起的坟而已。
余秋雨仍没忘了拿唐代的造像去向文艺复兴时的西方艺术大师那里寻回一点可怜的“骄傲与自豪”,但他却不愿也不肯再继续追问:为什么如此辉煌的唐朝艺术却无法避免走向退步衰落的宿命?而西方的文艺复兴为什么却偏偏能开出一个史无前例的近现代人类文明呢? 那些至今依然坐在“四大发明”之类国故上高唱凯歌颂谣的孝子贤孙们,自然是想不明白的。
4.《沙原隐泉》
此文的文笔流畅,余秋雨的文字工夫确是很强很吸引人的,其叙事往往带有鲜明的戏剧性,这是他行文的优点。有论者因此批评他在散文里“编故事”,走金庸小说的套路,已经偏离了散文“真我”“写实”的文体要求等等,我以为这种局限性很大的批评并没有多高的价值,文学艺术上的打破文体自身或先前的定义要求与局限而进行创新、开拓、尝试是一件更应该注目和鼓励的事情,在形式上我对余文没有多少批评,尽管他自己后来把自己的拓展写作给模式化了,为人所诟病。但是艺术上你可以做不到或者不去做“事实上”的真实(其实我们传统所谓“真实”也并不真的真实,也只是心理认识的结果),但我一直认为写作的主观“态度”必须是真诚的,失却了真诚则一切休论。
努力攀爬着才刚刚自比“高加索山头上的普罗米修斯”,旋即“哑然失笑”,竟以所谓“康德所说的滑稽”作评价,康德讲了那么多精深的哲学,他偏要选用这个“滑稽”。我的感觉是,余秋雨不具备真正的悲剧精神和意识,虽然他最会煽情掉泪。
述老尼处简直是文人式的矫情造作,一个老人几十年的生存经过和精神情感历程竟被“眼光又转向这脉静池。答案应该都在这里。”一句轻轻作结带过,那这是怎样“神奇”的一脉泉啊,竟然超过涵盖了一个衰老生命的丰富与厚度?!
“老尼的孤守不无道理”,但不知余秋雨本人愿不愿意也这样“很有道理”的活着,尊重不应只是一种浅薄的认同,更需要一种穿透人生苦难的愿力与慧力。
5.《柳侯祠》
倘若读懂了作者“借古人的尸,还自己的魂”的深隐之意,便会觉得这是一篇作呕指数很高的“文化散文”,与其说通篇都在兜售着“文化”这个已被其弄得俗得不能再俗的空泛概念,倒不如说是一个文化人急于想做官的心灵告白,整篇文字都流露出作者浓厚的“官本位”的思想意识,甚至十分露骨的用“倒是现任柳州市副市长的几句话使我听了眼睛一亮。”这样肉麻的话来直接会通今古,就差从棺椁中拉出柳宗元来现场讲几句了,并且说“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的乃是因了“柳宗元和其他南下贬官”,柳州当代的开放和崛起是否真是“从根子上”靠了千年之前的南下贬官们的文化遗产,我不清楚,但我清楚的是余秋雨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没忘记格外强调了这位副市长“也是个文人”,那么我们可以说他余秋雨也是个“文人”,而且是级别更高的大文人,那么中国若想“从根子上”好起来,实在只有起用这群大文人、小文人们来做
大官、小官这一条不二法门了?可以说透过此文,我们完全看得出余秋雨骨子里几乎全然未消化现代法治社会、宪政民主的政治理念,他或许知道一些理论,但他接受的却是比当代新儒家还要保守的政治文化意识,这样的结果,是做官的附庸风雅操控着文化,文化人附势权力卖弄着文化,可笑的是余在文中竟还哀叹柳宗元失去了“个人的意义”,在官本位的专制体制下,个体当然无法独立或倍受压制,余既然看到了这点,却不向制度问责,而把希望寄托在“文人作官”的“人治”上,殊不知他岂是真在替古人鸣冤?“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罢了!
6.《白莲洞》
“桃花源”千百年来竟成中国人时时梦寐以求的人间乐土之所在,“桃源”所乐者何?无战乱与征赋,平等而富足,如是而已矣,并无精神之超越,无对人性本具之罪恶与生命本有之苦难的复杂性之认识,“桃源”人也是人,就算避世再远,也逃不开罪的钳制。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要么向王权低头,要么就隐遁超脱,并无为爱为公义为超越性之真理而独立奋争的精神。不是遮与盖,就是逃与避,在苦与乐之间徘徊不止,走向“桃源”的同时,也走向了精神价值的虚无,难道这竟是陶渊明和千百士人所向往的乐土?
7.《都江堰》
这依然是一篇借着都江堰写李冰,借着李冰写“官本位”的文章,我在《柳侯祠》的评述中已有所论,只不过此番他给“官本位”注入的不是碑文诗赋而是专业的科学技术,都江堰的伟大被浓缩在了“李冰的精魂”里,作者所盼望的乃是这样的人可以子子孙孙无穷尽,于是对李冰的充满民间宗教色彩的膜拜和人而神的民间戏剧中很作了一番文章,颇为赞赏,并且说“轰鸣的江水”便因此成了“至圣至善的遗言”。
余文惯于在对山水的膜拜式夸大定位和抒写中行矫情与煽情,但他肯定不是真的要跪倒在山水文物前,他不过是做这么一个虚假的姿态而已,他的重点仍是利用这种情感的煽动去消弭理性的冷峻思考,从而使读者认同他、跟着他的观点走。此文对“能臣干吏”的崇拜与对“清官”的崇拜一样,都是“人治”思路的认识,要知道仅凭“清官”“能臣”是无法帮助中国摆脱“人治”带来的历史循环的,但这种理性认知在作者故意营造的宏大主题与取媚民众的民粹主义气氛下,被抽空殆尽了。
余秋雨在文中说:“在这里,我突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某种乐观”,我虽不知道这是否为其真心话,但通览整部《文化苦旅》,你都能感受得到这种甜腻腻的肤浅的“乐”观,而书名竟贯之以一“苦”字,什么叫做惺惺作态?什么又是矫情?看罢。
8.《三峡》
李白的诗飘逸灵动、超拔纵横、吞吐山河有余,而沉郁练达、忧患深情、悲心苦难不足,读其作品如阅其人,羽化超脱而心向隐遁的仙道气始终伴随着这位才华横溢的天之骄子,在世事的艰辛、恶劣和仕途的坎坷不顺中他选择了以桀骜不逊的风骨出入自我精神的狂欢,这与杜甫的始终不弃不舍,执著当下,痛入心髓而犹深怀抱负与忧悲进入民众、国家的苦难大有不同。中国的多数人可能大抵都更爱读李白,因为从李白那儿能读出一种速度和快感来,但我却偏爱老杜,老杜的字句不止是用灵气泼洒的音符,更是一种血泪沉淀的生命的精魂。他不超脱,所以他超越了那时代的每一个神往超脱的诗人。
9.《洞庭一角》
“贬官文化”的确是中国文化中很重的一笔,贬官们仕途兴隆、官运亨通时不见有特别优异的文章出世,只是被贬外放了,才“只好与山水亲热”,有了悲戚哀愤的常情,文采竟也飞扬起来,“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可见贬官们的写作与抒情岂能不暗怀着盼主上查阅而重起用之的功利心思?既被“贬”了,就无奈的写写东西,这写出的东西便恰好印证了贬官的“文品”,既是别有深意和目的而写,则这制造出的“文品”确也和其“人品”相映成趣——都虚伪得紧。那么,倘若中国文化“极其夺目”的一笔竟是如此被文化官员们弄出来的,就不晓得到底是中国的贬官们太有才了,还是中国文学创作的自我评价“太有才”了。
不过文学在此文只是装裱,重要的是“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衬,俱著声名”的“声名”效应,贬官们都化了灰,山水亭阁也仍是这样的山水亭阁,还理会他什么“文学”作甚?重要的是靠文章赚得的“声名”才是眼睁睁的取之不竭的实利,文学既“帮衬”了贬官的官运又“帮衬”了旅游景点的声名,大约可以名垂青史,不朽于后人了。读懂了余秋雨的“帮衬”,也就读懂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一半。
10.《庐山》
文人因其对山水景致的吟咏而招引来世俗的拥挤,从而失去了此山此水,于是“文人似乎注定要与苦旅连在一起”。
但中国文人真的有叙述的这么高尚超拔吗?“苦旅”之“苦”会因为“世俗的拥挤”而消失飘散?其实,恰恰是世俗的打破山水原貌才能使精神贵族们感到苦涩,而文人在面对山水世俗化后反觉其“不苦了”,欲别寻苦境,这说明无论“苦”或是“乐”实际都未进入文人的精神深处,皆非精神加工品味后沉积转变成的苦与乐,而停留在感官层面;倘若不是这样,进入了精神层面而犹言世俗化的“不苦”与原貌之“苦”,则说明中国文人的精神较之我等俗辈凡夫实也无特异超绝之处,可以不必扬起文化优越感的架子,要独占这山那景观的,而且非得和“大官人”“大商贾”站成一线凑这很抬身价也很势利很虚荣的热闹。
11.《贵池傩》
“迷信”这个词本身充浸着一种粗暴的判断情绪,也交织着从中古甚至原始文化向祛魅的现代理性文化过度的激烈挣扎和矛盾心理。尊重一种哪怕是荒蛮的文化是否就真的可取呢?谈尊重的大抵都是置身于其外的人,而为此荒蛮文化所深深影响的族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也许才是更大更需要思索的问题。价值真的可以是多元的?诚如文中所言,今日乡民的重演傩戏究竟还保留几分诚意?或许内里都怀着现代商业功利的心思罢。而这种“诚意”的保留真的需要吗?传统文化在现代性中的融解是一个大智慧的疑难问题,我个人相信真理一元,“多元”只能是形而下的多元,无论如何,“迷信”的文化不该是用强制暴力去推倒砸烂的,因为只有在“自由”的前提下才能谈尊重人的权利与尊严。何况人类尚有太多的未知,尚需更广阔的胸襟,透过一个傩戏,可以窥视当下整个中华民族转捩期的文化困境。
12.《青云谱随想》
徐渭诸人的“狂”和后来“扬州八怪”的“怪”都是中国历史和文化中所特有的。鲁迅先生曾谈到魏晋时的“竹林七贤”大抵并非出于对儒家礼教的不满,乃恰恰是出于对儒家礼教被当权者虚伪利用而导致的名存实毁的现状的愤懑。像“狂”与“怪”的文人究竟是欲反叛主流统治的文化还是变相的守护文化“真义”而仅针对当权者呢?倘若“狂”与“怪”之士果真超越了传统儒、道、释文化,则他们所藉靠的精神资源是什么?还是走向了更为肤浅颓废的虚无主义?在我看来,这些“狂”“怪”之士就像拔着自己的头发想要离开大地飞天一样,仅仅是做出了一种姿态而已,他们的无力被掩饰起来了,其实“狂”“怪”们并未真正超越甚至割断他们表示憎恶、鄙夷、轻蔑的东西,他们的血液里何尝不流淌着文化传统的因子?而且恰恰可能因为他们的资质而更深的植入。“狂”“怪”们走入了一个他们跳不出的文化怪圈,就像如来手掌心的孙大圣,到头来反而因其独异、新奇的个性和渊博的学养而被传统文化掩埋得更深,最终却可能熔炼成了文化传统“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被数百年后的“文化学者”们反复玩味、擦拭,然后借以大作文化保守主义的文章。“狂”“怪”们是在轮回里寻找精神突围,事实证明他们失败了,又走了回来。对于一个没有神也没有救赎的古老民族来说,精神突围只能是又一次的“以自我为义”的自以为是。
27.《老屋窗口》
老屋只属于作者个人,何必要自命不凡的加诸自负的渲染呢?作者太爱慕虚荣了,此文可与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集做对比,鲁迅的怀旧散文从来没有这些自命不凡的虚饰之笔,先生所写的乃是切切实实的人和人生,却不是名和声名。余文实在相形见拙,品低一等。
28.《废墟》
并非所有的废墟都能体现“悲剧精神”,也并非所有的悲剧都讲化为废墟。废墟是一种常态,废墟中走出的人才值得关注。
29.《夜雨诗意》
夜雨未必与安逸水火不容,安逸在夜雨中顾影自怜,自哀自叹,于诗意中逍遥自适,甘愿被夜雨包围、吞噬,再无冲出的生命力和欲望,夜雨也便完成了摧毁行旅者前进的目的。
30.《笔墨祭》
一个“祭”字,保守的心态流露笔间,笔墨书法是文化艺术的载体,也有情感融入,但笔墨何尝不在千年里时时更新着内容?拒绝更新就等于自毁生命的延续。
31.《藏书忧》
藏书之“忧”实则出于读书人对“物化”了的知识的吝啬与自负上,文人相轻也相妒,慢条斯理、徐徐道来自己的藏书之富之精之珍贵,那种文人式的自得与虚荣表露无遗,这本也是人之常情,文人并非格外的鄙弃钱财,出手大方,当他像孔已己似的穷得排出几文铜钱买酒吃时便也一样要灰头土脸,最多不过吟几句“君子固穷”的圣言以备精神上对自我“文化优越”的文人身份制造几分超乎众群的幻觉,聊作麻醉而已。所以文人的爱藏书,我认为无须上升到很“崇高”的境界位置,藏书的确一定程度的体现出藏书人特异的精神世界、治学面貌甚至是性情格调,但也仅此而已。文人仍需将自身回归到平常心态中去,这是我的观点。
32.《腊梅》
腊梅大约真的可以给人启迪、激励的情感萌发罢,也只有人才可存有这认识,或者耳耳相传,便给了某自然界之植物以特定的性格或象征,所以后人一定要从腊梅中看出生命力的坚韧、顽强的这面来,却见不到万物的复杂性和生命中许多悖论。腊梅固然可以御寒,但未知是否也能御热呢?
33.《家住龙华》
禅味在历史的叙述和古老庙堂式建筑的烟尘中愈发显得泛黄脆软,凝固成衰朽的气色浸透在文人怀旧和超然自适的情感颓废中,家住龙华的人有很多,到头来,云在天空水在瓶,纵使老僧裁得布匹几十,喝破了柏树子的佛性有无,亦不过是家住龙华而已矣。
34.《三十年的重量》
曾经仰慕以为高大而伟岸的长辈老师若干年后却被自己带着施舍般可疑的悲悯目光俯视,并且变现成了貌似感慨命运无常却实则是在某种自得的深隐心理驱动下揣摩掂量着别人的暗疮,虚弱的喟叹声掩饰不住欲在对比中满足虚荣的潜意识。
曾经的“仰慕”是否真的仅仅是仰慕而非“出乎意料”的获奖后产生的虚荣心与感激提拔心理的结合品?一个孩子他对那位他之前从不知晓但现在却号称“仰慕”“崇拜”的老师能了解多少?倘若没有光灿灿的奖,会有这一系列的情感与心理的化学反应、物理变动吗?曾经的影子其实是假的,那些溢美之辞同样建筑在自我膨胀的幻象里,然而几十年后的身影就“真实”了吗?答案依然是否定的,因为对于一个把无论是人是物,是山水亦或事件,都拿来为我所用、为我服务、为我注脚的作者来说,这世界何劳庄禅般若的消解?本来就从未存在过深究真实的诚意。
35.《漂泊者们》
漂泊者是否都如垂死者拼命抓牢救命稻草一般顾念着早已离去远逝的精神故乡?漂泊者又如何确信自己的旅程不再是新生的行脚而重返故乡会不让自己陷入更深刻的失望乃至绝望?漂泊,是出于无奈的选择还是意志坚强凭着信心开始的?希望不是因为有可料定和可见得着的目标才出现的,希望是在前程一片虚无中才迸射出的心地之光,于无所希望的希望中行路,才真得救。中国的老人大都沉浸在用旧袋装新酒的双重麻醉和快慰中不愿睁眼,结果酒与袋都得不着,他们老了,死了,就是一堆供人凭吊、抒情的朽骨,他们永远也无法体验
《老人与海》中那个生命如基督般始终竖起、坚忍、炽烈、无法击败的老人的魂灵,他的信念带着他伸开双臂拥抱一切困境,慢慢走向新的精神彼岸,他死时,是一种救赎式的涅盘。
36.《华语情结》
语言是文化强有力的载体,人类文明正属于语言性的存在,但人言异于神言(Word),人言存在的有限性、欠缺性、虚假性被一次次证明,或者不证自明。人言不应该被过分迷恋、执著和沉陷,运用它并超越它,而不是戴着所谓“母语”的镣铐跳舞,应不为其所累所操控,才是现在文化人的使命和人言发展的方向。华语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古老民族接受西方文明的脚步,过去是表现为白话文同文言文的空间争夺,现下却呈现出更趋复杂、深刻的民族性文化心理的彷徨、挣扎与整合之中。
37.《这里真安静》
文章写到最后,也仅剩“安静”而已。“军人、妓女、文人”这个模式被拔高起来赋予莫名其妙的涵义,人全都成了符号,包括那个被作者浓墨强调渲染的日本文人。文人格外重要,仅仅因为是“文人”?历史的悲惨历程最终走向的是碑文的安静,草木的安静,一切重返自然的安静,当懦弱者不肯直面个体生命的深重罪苦和百病缠身的灵魂时,他就会一厢情愿的闭上自己的双眼然后说:安静罢,一切都回归清净了。无声而黑暗的东方就是这样在麻木的自醉中失掉了旷野里为拯救的光呐喊的嘴巴。
第二篇:《文化苦旅》读书笔记
旅行的意义
——读《文化苦旅》有感
一、作者简介
余秋雨,1946年8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桥头镇(今属慈溪市),国际著名文化史学者、文学家、散文家、作家、中国当代著名艺术理论家。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秋雨书院院长、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上海剧协副主席、青歌赛评委。2006年第一届“中国作家富豪榜”首富,其文化散文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大陆最畅销书籍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台湾、香港等地也有很大影响。海内外读者高度评价他集“深度研究、亲历考察、有效传播”于一身,以整整二十年的不懈努力,为守护和解读中华文化作出了先于他人的杰出贡献。
二、写作背景
余秋雨写作本书首先是因为受了一位青春不老、童心难泯的美国老教授的激发。这位教授虽然年老但却冒险般地游历了我国西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使作者萌发重新认识祖国大地的愿景,并产生对中华文化的思索与追寻。其次,应该是作者对自己,对社会的一种慰藉。作者渴望在旅途中解放自己的心灵并对中国文化做出贡献。所以,余秋雨在不惑之年,毅然辞去官职走出书斋,开始了文化苦旅。
三、精彩论点
余秋雨散文《文化苦旅》写道:“没有废墟就无所谓昨天,没有昨天就无所谓今天和明天。废墟是课本,让我们把一门地理读成历史;废墟是过程,人生就是从旧的废墟出发,走向新的废墟。废墟是进化的长链。”“没有皱纹的祖母是可怕的,没有白发的老者是让人遗憾的。”在心灵与心灵的撞击中,发出了“还历史以真实,还生命以过程”的呼唤。文章中没有细节,没有历史人物,没有山水胜迹,但却充盈着闪光的智慧,蕴涵着深刻的思考。残垣断壁中,那优美的语言,独特的视角,深刻的思想,就像磁石一般强烈的吸引了我。
走进废墟,体会着历史的沧桑,品味着文化的内涵。在敦煌,他怀着无比的热情赞美民族代代相传承的对美与善的艺术的追求与表达;也在夕阳西下的时候面对“道士塔”,揭开民族的伤疤,目光黯淡地心痛于近代内忧外患中民族精神的沦陷和流失;他驻足桃花、春雨、小桥、流水的“江南小镇”,面对“白发苏州”怆然发问——现代的中国社会中,从那些紧闭的老房子里“应该走出什么样的人”;我们的“文化与传统应该怎样的保留与传承”才可以使“中国的文化在人格方位和地理方位上实现双相自立”?他告诉我们,江南小镇的重生、历史归属感的重生、民族归属感的重生,需要“一点真正的文化智者”,需要“一点隐潜在河边小巷的安适的书斋”,需要“一点足以使这些小镇产生超越时空的吸引力的艺术灵魂”。
他反省整个民族的文化。他从“一个王朝的背影”中,评论一个民族的兴衰成败、一个文化盛败的因由。在晋商大院里,在“历史的暗角”思索民族软肋与民族精神的缺陷。他关心文人的命运,关心孕育这些文人的母语文化,关心我们的文化的根源,更关心我们文化的发展,并且关心着所有的文化的发展。他为所有游离在本土文化荒漠中的人们发问:“日暮相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他比所有的人看的更远、更真实、更深邃。他的面前是一个繁衍、昌盛了数千年的民族的文化的沉淀,那么,就注定了余秋雨先生的这个思索将是整个民族的,整个历史的。这个思索纵横了五千年,必定是漫长而艰辛的。而余秋雨先生就在这样的时代,平静一下自己内心的情绪,整装出发了,纵马思想,游走于整部民族的千古春秋。
在这些思索面前,余秋雨先生也有无奈: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好的文化却忘记了去继承?为什么我们要让文化在那样的“江南小镇”里渐渐萎缩、褪色?这是余秋雨先生要问的,也是我们年轻一代人应该思考的。
也许我的民族文化就需要来一次这样的思索,这样我们在前进中才可以走的更远,这样我们的根在黄土高原里才可以扎得更深。
四、《道士塔》读后感
读罢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觉得像品了一壶茗茶,意犹未尽。秋雨先生用他的脚步去丈量国家的每一寸土地——那些被熟知或不为人知的地方。正如他所说,“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落在这山重水复、茫茫苍苍的大地上。”我以为,旅游的目的是去见识自己生活的环境以外未曾了解的事物,而读书的目的是去获悉我们自身无法亲自体验的、旅游未曾到达的领域。感谢余秋雨将他的旅途感受为国人所分享,让我们领略不同的地域风情。
从黄沙漫漫的敦煌戈壁到温婉怡人的江南小镇,从天南到地北,他的足迹踏遍山山水水。他自己称,他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文人墨客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他心底的山水其实是“人文山水”。“北通巫峡,南极潇湘”的洞庭湖,“东方威尼斯”的天堂苏州,“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庐山„„
然而,他的路途不是单纯的旅游,因为他背负了“文化”二字的重量,赋予了这本书沉重肃穆的基调。他的旅行的意义在于用其独特的洞察力以及深层次的思考来挖掘隐藏在名胜古迹的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背景故事和深刻涵义。
这本书里,我感触最深的,是《道士塔》。它讲述的是一个历史悲剧,一个沉重的文化史实。它所揭示的问题让人心痛,让人揪心,让人不禁为那个时代,也为我们的民族,发出一声声无能为力的叹息。
全篇围绕敦煌莫高窟展开,说的是在20世纪初,莫高窟由一位无知的道士掌管,因为无知,他自作聪明地将窟中的珍贵壁画粉刷,甚至挖凿,代之以灵官塑像;因为无知,他将窟中无价的国宝向慕名而来的西方学者换回历历可数的银元;因为无知,祖国的瑰宝受到糟践,不幸流失,给我们后人留下了无限的遗憾。
国宝外流,我们发自内心地遗憾、痛恨、愤慨。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让我们在今天,在这个觉醒了的民族当中,开始做一些事对遗失的文化进行补救。于是,在遗憾、痛恨、愤慨之余,我们直截了当地想抓住罪魁祸首。那么,元凶是谁?是犯下了强盗行径的西方学者?是目光短浅、愚昧无知的王道士?还是旧中国,那个没落在闭关锁国中的“天朝”?或许真如古人所说的“慌不择路,饥不择食”,自身的落后让我们已无心理睬一下被搁在西北荒凉之中的文物们,只好让强大的势力来替我们保管?想想旧中国所背负的“东亚病夫”的耻辱,想想“落后就要挨打”这铁一般的真理,我的心在滴血,我的民族自尊心在哭泣,我感到往事不堪回首,它令我感到那样恐慌与不安,仿佛有一枝利箭从历史深处射来,刺痛了我的心。
这就是历史悲剧,发生在祖先们的身上,但它带来的痛苦却可以绵延几个世纪。然而时光即逝,往事不再,亦无法缉拿真凶,将其正法。我们所能做的,惟有无奈,无奈地历数罪恶,无奈地遗憾惋惜,无奈地遥望历史,无奈地幽幽痛惜,无奈地叹出一口气,让它定格在那一个个耻辱之日、罪恶之日的上空,化作晴空中的阴霾,眼睁睁看着愚钝的王道士在毕恭毕敬地带路,看着洋人们在莫高窟洞开的一刹那惊诧瞪大的双眼,看着一箱箱文献、一尊尊泥塑、一车车诗卷、一幅幅壁画被运走。这样的奇耻大辱,哪个国人还能坐视不理?一个当代中国青年这样写道:“我好恨/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决胜负于城下。”激荡人心的语言,道出了每位中国人的心声。但,现实与理想总是在作无谓的对峙与较劲,从而无法统一。看看,现在中国人在干些什么?有一些人继续沦为洋人的奴隶;有一些人忘掉了耻辱,忘掉了历史;有一些人在伦敦、东京等地的博物馆买下中国文物的胶卷,回国后对着相片作空头研究;还有一些人在呐喊中吼出愤怒,却永远只是呐喊,无法付诸实践。
一切皆因他而起,那愚氓———王道士。时至今日,不少人认识了这个名字:王圆箓。我在想,如果让他知道了国宝的价值,让他知道了他所作所为的严重性,他会怎么做?依然赚取蝇头小利?又或者,转做了更大的买卖?还是改邪归正,捍卫国宝?无从得知———我的想象力有限。但这次的阅读却让我真实地接触了历史的阴暗面,那是一段可怕的、灾难的岁月,但愿它不再发生。
多年后的今天,那神秘又充满意义的洞窟,为何能引起大家的注目?并非单纯因为它的外表炫丽,也因为它蕴藏着深层的文化底蕴,而它的残缺,再一次无情地触痛着这个民族脆弱的神经。
文化是庞大而又琢磨不定的东西。也许只有羁旅之苦,才会让人深深地体会旅行背后的意义,游览观光只是表面,对历史的思考才是真正的价值。秋雨用他的笔触写下他独到的见解,让我对旅游文化产生了全新的认识。
第三篇:《文化苦旅》读书笔记
《文化苦旅》读书笔记
一、《道士塔》
摘:中国是穷。但只要看看这些官僚豪华的生活排场,就知道绝不会穷到筹不出这笔运费。中国官员也不是都没有学问,他们也已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翻动出土经卷,推测着书写朝代了。但他们没有那副赤肠,下个决心,把祖国的遗产好好保护一下。他们文雅地摸着胡须,吩咐手下:“什么时候,叫那个道士再送几件来!”已得的几件,包装一下,算是送给哪位京官的生日礼品。(P3)
就在这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变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他们愿意吃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这个刚刚打开的洞窟赶来。他们在沙漠里燃起了股股炊烟,而中国官员的客厅里,也正茶香缕缕。(P3)悟:穷苦卑微的王道士为了生活而将先人的文化结晶分批出售代表了芸芸众生的无知与无奈,高官的礼品与故作高雅的玩赏并不代表着他对文化艺术的重视,讲好听的是“附庸风雅”,讲难听的却是以这些东西作为“升官发财”与“加官晋爵”的老本。至于外国人随着列强的入侵而发现此宝藏,利用了中国人的贫困与无知轻易的大量的将这些无价的艺术宝藏运回其所在的国家加以研究,进而赞叹中华文化的伟大,而这些宝藏或许也意外的获得妥善的保存,不至于成为高官们的玩物而至于“飞灰湮灭”。
二、《洞庭一角》
摘:贬官失了宠,摔了跤,孤零零的,悲剧意识也就爬上了心头;贬到了外头,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只好与山水亲热。这一来,文章有了,诗词也有了,而且往往写得不坏。过了一个时候,或过了一个朝代,事过境迁,连朝迁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于是,人品和文品双全,传之史册,诵之后人。他们亲热过的山水亭阁,也便成了遗迹。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亲,俱着声名。(P35)大一统的天下,再大也是小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于是,忧耶乐耶,也是丹墀金銮的有限度延伸,大不到哪里去,在这里,儒家的天下意识,比之于中国文化本来具有的宇宙,逼仄得多了。而洞庭湖,则是一个小小的宇宙。(P35)悟:“贬官文化”的确是中国文化中很重的一笔,贬官们仕途兴隆、官运亨通时不见有特别优异的文章出世,只是被贬外放了,才“只好与山水亲热”,有了悲戚哀愤的常情,文采竟也飞扬起来,“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可见贬官们的写作与抒情岂能不暗怀着盼主上查阅而重起用之的功利心思?既被“贬”了,就无奈的写写东西,这写出的东西便恰好印证了贬官的“文品”,既是别有深意和目的而写,则这制造出的“文品”确也和其“人品”相映成趣——都虚伪得紧。不过文学在此文只是装裱,贬官们都化了灰,山水亭阁也仍是这样的山水亭阁,还理会他什么“文学”作甚?重要的是靠文章赚得的“声名”才是眼睁睁的取之不竭的实利,文学既“帮衬”了贬官的官运又“帮衬”了旅游景点的声名,大约可以名垂青史,不朽于后人了。
三、《江南小镇》 摘:穿镇而过的狭窄河道,一座座雕刻精致的石桥,傍河而筑的民居,民居楼板底下就是水,石阶的埠头从楼板下一级一级伸出来,女人正在埠头上浣洗,而离她们只有几尺远的乌篷船上正升起一缕白白的炊烟,炊烟穿过桥洞飘到对岸,对岸河边有又低又宽的石栏,可坐可躺,几位老人满脸宁静地坐在那里看着过往船只。比之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河边由吊脚楼组成的小镇,江南小镇少了那种浑朴奇险,多了一点畅达平稳。它们的前边没有险滩,后边没有荒漠,因此虽然幽僻却谈不上什么气势;它们大多很有一些年代了,但始终比较滋润的生活方式并没有让它们保留下多少废墟和遗迹,因此也听不出多少历史的浩叹;它们当然有过升沉荣辱,但实在也未曾摆出过太堂皇的场面,因此也不容易产生类似于朱雀桥、乌衣巷的沧桑之慨。总之,它们的历史路程和现实风貌都显得平实而耐久,狭窄而悠长,就像经纬着它们的条条石板街道。(P59-60)悟:当你坐船慢慢驶进小镇,一眼就能看见精致的石桥,依山傍水的房屋,白白的轻盈的炊烟,再看看那水中倒影着的柳树、房子,一切都显得格外幽静。船儿悠悠走着,不紧不慢,在这里你一点都感觉不到城市那种急促的气息。身旁是柔柔的碧波,在眼前一起一伏,线条舒畅和美,一切都是一个“静”字,只有那“嗒嗒”的水声,但仍是那么流畅,似古筝般淡雅清丽,又像风儿吹过竹林般安详,富有动感的曲线,这般景色如同一幅淡淡的水墨画。江南的小镇没有雀桥、乌衣巷的沧桑感,仅有的是那一份淡泊。江南的小镇不屑于荣华,因此没有磅礴的气势,有的只是幽幽的山林,悠悠的水流,自古以来都是这样,不曾有过升沉荣辱,只默默滋养一方土地,养活一方百姓。
四、《信客》
摘:细想起来,做信客实在是一件苦差事。乡间外出的人数量并不太多,他们又不集中在一个城市,因此信客的生意不大,却很费脚力。如果交通方便也就用不着信容了,信客常走的路大多七转八拐,换车调船,听他们说说都要头昏。信客如果把行李交付托运也就赚不了什么钱,他们一概是肩挑、背驮、手提、腰缠,咬着牙齿走完坎坷长途。所带的各家各户信件货物,品种繁多,又绝对不能有任何散失和损坏,一路上只得反复数点,小心翼翼。当时大家都穷,托带费十分低廉,有时还抵不回来去盘缠,信客只得买最差的票,住最便宜的舱位,随身带点冷馒头、炒米粉充饥。(P137)悟:仅靠一个“信”字谋生,为一件极小的“失信事件”而被彻底放逐、抛弃,服务乡里大半辈子的老信客就这样轻易的被推到命运的深渊,乡民的不宽容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在对“信”字的极端功利化的索取中,信客作为“人”自身的尊严、权利已经被淡化漠视了,落后的农耕文明和宗法社会伴随着信客高强度的生存压力,最后年轻信客的“成功”不过来自于一个近乎传奇的事件,而老信客悲惨的身影却蜷缩在无人关注的角落里瑟瑟发抖。信客仿佛是被“崇高化”了的,但本质上是对人性的歪曲、异化、践踏,鲜活的个体生命在“道德”的虚晃下被压扁成一个个供人膜拜的符号,封建道德建立在非人道非理性非超验信仰的历史中,其充满局限性的伪善不言自明。
五、《笔墨祭》
摘:不管他们是官屠宰辅还是长为布衣,是侠骨赤胆还是蝇营狗苟,是豪壮奇崛还是脂腻粉渍,这副笔墨总是有的。(P164)浓浓地磨好一砚,用笔一舔,便簌簌地写出满纸黑生生的象形文字来。这是中国文人的基本生命形态,也是中国文化的共同技术手段。在富丽的大观园中筑一个稻香村未免失之矫揉,农舍野趣只在最平易的乡村里。时装表演可以引出阵阵惊叹,但最使人舒心畅意的,莫过于街市间无数服饰的整体鲜亮。成年人能保持天真也不失可喜,但最灿烂的天真必然只在孩童们之间。在毛笔文化鼎盛的古代,文人们的衣衫步履、谈吐行止、居室布置、交际往来,都与书法构成和谐,他们的生命行为,整个儿散发着墨香。(P168)悟:浩浩中国,文化连绵悠长,许多诗词人经常在别人的作品中寻经引典,何况是古老的笔墨文化呢?书法家的书法自然不是天成,多多少少都有些前人的痕迹。正因为文化之间的互相渗透,我们才能够把零散的文化珠子连起来,才有比较完整清晰的文化体系。当然,文化世界里毕竟也会出现奇迹,也会有一两个不站在前人肩膀上的巨人,但他们毕竟是极少数,如果文人们都能创造如此的奇迹,那么文化的奇丽自然让人叹为观止,但从整体上而言,这种文化是支离破碎的,是难以担负起历史的重量的,也就难以构建起绵长的中华文明。中国要富强,中华民族要复兴,靠的不仅仅是军事经济的崛起,另一个重要的筹码就是文化。因此,我们必须正视中华文化,用心去学习和感受它的内涵与魅力,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去继承它,从而将它发扬光大。更重要的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那一杆毛笔,那一方墨,因为那是我们的根。
第四篇:文化苦旅读书笔记
第一记
初看这本书。最大的感触就是对于文化的理解,实则,文化是一种精神,一种追求,一种压迫,一种力量!文化是美丽的、痛苦的、感人的、悲愤的,是包容一切的!
一切,对于某些人来说是世界;而世界,对于某些人来说是文化
了。
这本书中,让我感触最大的就是《废墟》一文了。
“雪峰是伟大的,因为满坡掩埋着登山者的遗体;大海是伟大的,因为处处漂浮着船楫的残骸;登月是伟大的,因为有“挑战者号”的陨落;人生是伟大的,因为有白发,有诀别,有无可奈何的失落。”这个是作者发自内心的告诫俄„„
没有废墟,就没有文化;没有文化,就没有我们,没有亚洲、没有欧洲、没有美洲、没有非洲、没有大洋洲,当然更没有中国!废墟是必然的,他的建筑者从垒上第一担土的时候就知道,不管这建筑多么雄伟、多么壮丽,依旧有他日后的落寞与孤寂;不久,废墟会被掩埋,将会有新的“非虚”诞生。它的过程是同样的,终有一天他会蓦然倒下,没有昔日的雄伟与一切,最后甚至被人淡忘„„这个就像人生,每一个人都是一方建筑,由往年的辉煌,有如今的黯然,然而终究免不过变成废墟;社会也是这样,一个建筑到了,另一个新的建筑就会产生来取而代之。再美丽的人生,终于会成为废墟的。人生的伟大建立在废墟上;历史的悠远建立在废墟上;文明的初始建立废墟上;文化的开端建立在废墟上。
废墟不仅如此,像作者所说,如果在现代,“黄鹤楼可以装电梯;阿房宫可以作宾馆;滕王阁可以辟商场。”这个不是繁荣,这个才是文明真正的废墟!荒漠化拉感情;淡忘啦以往;摧残拉文明„„
若是圆明园重建拉,得来的是一颗没有耻辱感的心,抹去的是,熊熊的大火,强盗的劣迹,昨日的中华文明。有时,或许废墟比建筑
要好得多。
废墟真正表达的,似乎是唱响一曲对于现代的文明的悲歌,废墟,是现代的产物,是现代的建筑,或许它的重要不能与天安门、故宫相比,但是,后两者所代表的只是中国古人的伟大,前一者让我们永记耻辱,还有一种渴望,一种呼吁
第二记
今天,继续拜读了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感觉自己对古代文化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这部文化散文集让我感受到这正是一种苦涩的回忆,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其中也夹杂着对青年人为文化沦丧的不满,同时也为中老年对于世事的无奈和老年人沧桑的惋惜。
该书从风景秀丽的江南到大漠孤烟的大西北,从色彩斑斓的莫高窟文化到浑厚凝重的北魏都不展现出人类文化的一种积淀,一种象征。
在其中我我一直对《文化苦旅》中的“苦”字百思不知其义,起初认为无非是指旅行的劳苦,现在才发觉这实在过于幼稚的理解。其实,苦于身无所谓苦,苦于心才实为苦。作者曾感慨:“文人似乎注定要与苦旅连在一起。”我以为,这乃是文人最大的财富。苦涩过后总会留下一丝回味——对历史的感悟,对文化的理解,对人生的思索,全部融在这苦涩后的回味中了。
书中有以柔婉清新的江南为景的《白发苏州》、《江南小镇》,也有那如水柔顺却又错综的《风雨天一阁》、《青云谱随想》,都以人物为基础,展现了风景背后的人文感受。同时也有与江南截然不同的《莫高窟》中的热烈奔放,《这里真安静》中沉静冷冽地对战争的反思。作者在每一处的反思都是对文化的一种苦苦探寻,一种欣欣向往。
在山水解读历史,在历史中解读文化,在文化中看透山水,让自己的心灵也受到文化的熏染,精神的洗礼,这便是我读《文化苦旅》获得的最强烈的感受。虽不能说我完全理解了余先生对文化的解读,但我可以品味出文化的一种现象,对美丽文化背后的一种宣誓。在我们青年一代人,时常最容易丢失,最容易遗忘的就“文化”。而如今,理解古代文化,欣赏古代文化,解读古代文化,就常常是那些“聊发少年狂”的老夫们了。其实这才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一种无形的保护。金钱和权力使王道士变得如此的残忍,让一尊尊美丽的雕像就这样的灰飞烟灭。这无不暗示了一句话“有钱可使鬼推磨”。看到这里的时候我感到一丝丝的惋惜与无奈。
看完这本书之后,看这许多的文化在面前一幕幕的消失。突然想到了中国的近代,在那些蹉跎的岁月里。人们不在乎“文化”,只求“苟全性命于乱世”。一张张沾满泪水的图片——鸦片战争炮火、鸦片对古代人们一种打击,火烧圆明园对这座旷世奇座毁灭性的摧毁。就连最近电影《新少林寺》都有鹬蚌相争,洋人得利于珠宝的情节。文化发人深思。我们的国家一天天强大,这正是我开始要寻回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那是对中华民族的一种传承,对华夏文明的一直传承。
文化“苦”旅,苦的是种经历,苦的是种感受,苦的更是种震惊人们心灵的良药。写到这里,我也可以发觉其实在苦中也可以寻求快乐的真谛。这一路“苦”来,虽征程漫漫,寒窗数载,却终究走出了他的“文化苦旅”。
第三记
读完此书,不禁闭目沉思,那厚重的历史压在心上,沉甸甸的。这本书讲述了十几个作者所游览过的地方,但它们绝不是游记。每一篇文章都把重点放在了这个地方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上,使得本书的内涵非常深刻,需要人们慢慢品悟。
我也去过书上所写的几个地方,但那时,我绝没有余秋雨这般引人深思的想法。其实不止我,每年去庐山、三峡、西湖等地游玩的人成千上万,又有几个人在玩乐之余想到这些呢?或许是站的角度不同吧,我们去这些名胜,是为了放松身心,为了休闲,为了玩,所以我们只看到了我们的眼睛所见到的东西。而余秋雨,则是为了寻求文化灵魂和人生真谛,所以他用心看到了那些山水文物背后的东西。书中的内容提要写道:“……他在探索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的人格构成。”我想,这种追求的不同才是我们和余秋雨的最大区别。
中国的历史是难以概述的,它非常沉重,而文化同样是个复杂的主题,当这两者融于一体时,可想而知,我们会得到些什么。那个庞大的单元就围绕在我们身边,就存在于山山水水、文物古迹之中。或许你会发现,你想去的地方往往是被人们千古传颂的文化圣地。这并不奇怪,因为一代代的历史遗迹、一代代的文化气息包围着你,感染着你。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名胜古迹之所以著名,是因为什么?它们的流芳百世难道仅仅因为它们的美丽或是其它浅显的原因?风景优美也许可以让人们知道它,但绝不可能仅凭这一点就使它成为人们心中的宝地。有些地方因为历代著名人物的歌颂或拜访而闻名;有些地方因为拥有动人的传说、神话而闻名;有些地方因为发生过历史上的著名事件而闻名;有些地方因为对国家有重大贡献而闻名……但它们必然都与某一段历史或是某些文化有关联。
所以,当我们来到一个地方时,不要只顾着到处游玩,也不要只想着拍照留念,千万要抽出一点时间,静下心来想一想它的历史文化背景。这样,你会发现,你收获了很多。
读完这本书,真觉受益匪浅。余秋雨凭着他渊博的文学和史学功底、丰厚的文化感悟力和艺术表现力所写下的这些文章,不但让我了解了中国文化巨大的内涵,而且也让我明白了一些更深刻的道理。
第四记
走进书中的情境与思考,我们不禁严肃起来。像一群被流放的孩子,流放到一块不甚熟悉的土地,逼使我们不得不因那历史和文化的推引,走向前去。宗于我们眼前出现了莫高窟的石洞,石洞依旧壮观,实像,壁画依然不言,我们静静看着光影投射在石壁上的变化,如同它们静静地看着敦煌千年的变迁。千年前的第一刀划下,开启了千年后莫高窟的壮丽。它曾遭遇浩劫:王道士手中一串钥匙把守了千年的敦煌,却任其流落在外人手里,而中华子孙却也将之弃而不顾,那一马车,一马车的文物输往外国。多年后的今天,那神秘又充满意义的洞窟,为何能引起大家的注目它并非外表炫丽,而是它只是一种仪式,一种人性的,及它深层的蕴藏。我们在这儿看到,美,也有宗教的天地,以及它是中国千年的标本,一样美的标本,纵使它曾经残缺,被人无情的,任意的转换。
“浅渚波光云彩,小桥流水江村”这副楹联道尽了江南小镇的魅力。江南小镇它不是经由大自然雕琢出的自然山水,而是属于华夏古老文化的人文山水。我们不曾到过此处,但书中的江南小镇却给予我们一种,回到家中那般自在,难怪历年来,许多文人遇到了政治不清明或人生不得志时,便会到此隐居起来,但在荒山结庐有着生活上的麻烦,“大隐隐于市”便成了文人来江南隐居的最好推力。其实我们对「隐」有着正反两面的看法,好的一面其一就是当中国文化受到某些因素例如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地区而开始凋零时,文人或学者们就会带着他们的知识修养到此处隐居起来,藉以免于战争或政治的迫害;其二生老病死与官场浮沉是文人们的失意时刻,做什么事都不顺心,此时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自己的身心获得纾解,找个地方隐居,等休息够了又是一段新旅程的开始。坏处是有人会把隐居当作沽名钓誉的工具,假隐以求得一官半职,这些举动让中国特有的隐的文化开始产生变质,隐士生前的孤傲和死后的名声全然黯暗。尽管如此,我们对隐还是保有着正面看法,因为古代中国给文人发展的空间实在大狭隘了,逼得他们除了隐或许只有一死,与其这样让自己的雄心壮志陨落,我们会选择沉潜,待有朝一日能东山再起。
余秋雨曾说他常伫立前人伫立过之处,观察自然与人文环境中去思考前人的情感;在柳侯祠前,由一尊石像追想柳宗元的一生,从他的文采想至他的被贬,既遭贬谪,而永柳二州又是荒远之地,因此他自放于山林水泽之间,将其困厄感伤的心境,完全寄托在游赏山水之间与文章创作之中,使中国文学史上拥有了《永州八记》这样出色的山水文学,这样的一代士人的气节与傲气让后世学者不得不去尊敬他的文化意识及人格,带着崇敬和疑问来瞻仰这位大文豪。
合上书卷,我们不由自主地走向窗前,流动的车潮及人潮正自我宣示另一种文化,这里是高雄,而深埋千年文化的故土呢也许咱们应该背起满满对中国文化的疑虑,亲自去辽阔的土地,让我们读过书后,沉重而苦苦的步伐,也走在上面。
第五记
这段时间重读《文化苦旅》,余先生很少对山水名胜作具体的描述,他从文化出发,写到历史,写到社会,写到哲学,写到民族,写到人生,总是不断地向深处挖掘。他也不愧是一位文学大师,将这本书演绎得沉重而悲壮。透过文字,历史的沧桑感和人生的沧桑感就会遍步全身,那些历史好像亲身经历过,从而紧随着的感动,叹息……上下五千年,灿烂而悠远的中国文化,能使人引以为荣,同样也使人
潸然泪下。
在余秋雨的整个文化旅行中,甘肃的敦煌莫高窟给我的印象最深,震撼也最大,作者的一句“我好恨”!让我心头一震。《都江堰》一曲气势绑礴的交响曲,以独特的视角把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体现了中国人非凡的气魄和豪情,震撼人心《漂泊者》那看似漫不经心的笔墨,不知引起多少海外游子的共鸣,深深的触动了他们的思乡之情。《柳侯祠》作家用精湛优美的笔墨道出了柳侯祠继前启后的深刻意义。正是因为有了千千万万个像柳宗元式的文人书写着中国的历史。柳侯祠不仅仅是用来观赏的旅游景点。“几个少年抬起头看了一会石碑,他们读不懂那些碑文。石碑固执地怆然肃立,少年们放轻脚步,离它们而去。”这是作家留给我们青年人的思考。《上海人》是我最喜欢的文章。也许因为作者本身是上海人,对上海的了解、体会很深也较为全面。读了这篇文章,对上海有一个更深的认识。《这里真安静》 文章写到最后,也仅剩“安静”而已。“军人、妓女、文人”这个模式被拔高起来赋予莫名其妙的涵义,历史的悲惨历程最终走向的是碑文的安静,草木的安静,一切重返自然的安静。《文化苦旅》对我来说的确是一次漂泊在中华大地上的苦旅。
第五篇:文化苦旅读书笔记
《文化苦旅》读书报告
早就听说过所谓文化大散文的余秋雨《文化苦旅》这本书。正巧在男神的书房“来自赖坤老师的特别推荐”中发现了这本书,这个暑假就饶有兴趣的读了一番。从学界突入散文界的余秋雨,带给散文的正是一种激活着的生命状态。《文化苦旅》的形象主体首先是一位探索的远行者,他拥有着走天涯的人生情怀、对人文山水的亲切感悟、访古寻根的价值取向;其次他是一位激昂的抒情者,有着高扬的生命意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潜在的精英意识;再次他是一位深沉的思考者,拥有着善思的灵心、文化的视角和精辟的识见。《文化苦旅》中的“旅”即意味着“行走”,书中处处透露着余秋雨行走天涯的人生情怀。在其《自序》中,余秋雨说自己在连续几个月埋首于砖块般的典籍中之后,“从小就习惯于在山路上奔跑的双脚便会默默地反抗”,随之,就会有一种“向长天大地释放自己的渴念。”这种“渴念”不仅是一种生理意义上的“行走”,更是一种心理意义上的“行走”。在《借我一生》中,余秋雨写道:“我想,我应该感谢这些夜晚。一个开始曾被小伙伴们称为‘上海人家’的孩子,趁妈妈在黑压压的人群中忙碌,趁祖母在给这黑压压的人群烧水、沏茶,便大胆地向着巨大的恐怖走去。很快,我成了小伙伴中胆子最大的人之一,证据是,夜间去钻吴山的小山洞,去闯庙边的乱坟堆,都是我带的头。直到今天才明白,这种无所畏惧的‘幼功’对我的一生是多么重要。”
在接下来的篇幅里,余秋雨还深情回忆了自己六岁时在深夜翻越两座大山去接妈妈的场景。这种“幼功”即大着胆子出行,与几十年之后余秋雨在文化现场的行走相呼应。这种“幼功”不仅给了余秋雨一双习惯远行的脚板,更给了他一副勇于探索的肝胆。
按照存在论诗学的理论,人从出生那一刻起便进入了一个不可理喻的荒谬世界,人们以“领悟”的方式存在。惟因如此,走向远方也就成为对自我生命过程的验证。曹文轩说过:“因为人和其他动物一样,来自旷野,需要不断地迁徙,”当这种状态时间久了,“迁徙便成了人类的一种习性,一种克制不住的欲望”。
因此,行走是人类史前的一种深刻记忆,是一种固有的本能和培养已久的欲望,用荣格心理分析学的概念来说,行走几乎是人类的集体无意识。认识到这一点,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余秋雨对“行走”方式的热爱,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化苦旅》正是以 “行走”方式暗合了读者对于“行走”的潜在冲动。对余秋雨而言,“行走”不只是一种人类的原始冲动,更是一种对中国传统文人思考方式的继承,是一种对书斋学院禁锢生活的反叛,是一种实现自我价值的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经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向是中国传统文人的理想境界,从到处游说的战国百家到遍访名山大川实地考察的司马迁,从仗剑远游的李白到颠沛流离的杜甫,无一不借助着“行走”的方式,达到自己学问的最高境界。因此,余秋雨才会“即使是在钻研中国古代线装本的时候,耳边也会响起一批大诗人、大学者放达的脚步声”(《文化苦旅自序》);才会理解“写下中华第一思乡诗的诗人总也不回故乡”(《山居笔记乡关何处》);会欣赏三毛将自己置身撒哈拉沙漠并且走遍千山万水的生存状态;才会被纽约大学的著名教授Richard Schechner冒险般游历我国西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的行为所震动。强健的生命需要在广阔的天地中伸展,不懈的探索只有在陌生世界才更深刻。“远方有多远,没人告诉我„„”,但远方却在远方构成对每一个拥有强健生命力、对未知充满无限好奇的不羁灵魂的强大吸引,吸引着他们渐行渐远。余秋雨的内心就切实听到来自远方的呼唤。于是他“在这种困惑中迟迟疑疑地站起身来,离开案头,换上一身远行的装束,推开了书房的门(《文化苦旅自序》)”,衣袂飘然地走在探寻心中人文山水的路上,用一双中年学者的眼睛去探寻着古代的印迹,寻找着民族文化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