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节水型社会建设是缓解人类生存环境危机的战略选择
水孕育了人类。人类诞生及其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以来，通过生产劳动改造自然环境，开发和利用资源，满足人类繁衍、物质生产和社会进步等不断增加的各类需求。然而，不断发展的人类社会与有限的自然生存环境不断冲突，引发一次又一次生存危机，直到当今以生活、生产、生态所需水资源短缺为特征的第四次生存环境危机发生和发展。因此，分析人类社会活动与生存环境相互影响的规律和特征，揭示其中的科学问题，透析节水型社会建设是解决人类生存环境危机的战略选择，具有重要意义。
一、人类活动与第四次生存环境危机的递进过程
人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1]，每一个人都是这两种属性的对立统一。人类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影响着人类活动的内容、方式，外在表现为人类活动的作用及其效果。
人类活动作用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自然环境的作用。人类诞生以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不断争取生存条件，扩大生存空间，提高生存质量，人类活动从一开始就带有改造自然的意义，正是人类对自然逐步的改造，才使洪荒原野上出现了城镇、道路、农田、水库、大坝、矿山、工厂等人类社会的标志，所以人类活动对自然的作用表现为自然环境的改变。二是对社会经济形态的作用。社会的基本要素包括自然环境、人口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以及思想文化因素等五大类基本要素[1]。人类活动推动社会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其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人口数量和质量不断增加，社会规范愈来愈完善，社会文化不断繁荣，物质生产愈来愈丰富，技术进步不断加快。
由于人类活动的作用，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不断发生变化，时而发生冲突，历史上，已引发四次大规模的生存环境危机。
由于不断新陈代谢，人口数量不断扩大，人类为了生存，早期是依赖于周围的自然环境，并逐渐使用天然火来改变进食方式，烧熟的食物提高了食品的可消化性，减少了食物中毒危害，促进了原始人类的发展和人口数量的增长。这时普遍引起原始部落原有生存环境内的食物资源相对不足，原始人类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是迁徙。当地球人口密度很小时，迁徙是恢复生存环境活力的有效方式，但随着人口的进一步增加，高频率的迁徙就变得越来越没有价值，这就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真正的第一次生存环境危机[2]，从而迫使人类寻找新的生存途径，原始工具的使用为人类解决第一次生存环境危机做出了巨大贡献。
随着原始工具的使用和采猎能力的不断增强，人类的食物供应有了进一步保障，这就促进了人类的交流和人口数量的进一步增长，大约在距今1万年前后，地球上人口数量已由100万年前的12.5万增加至500万人[2]，旧的采猎方法已无法获得更多的食物，于是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二次生存环境危机，这次生存环境危机的解决得益于农业的诞生。
在农业诞生后的最初5000千余年时间里，农业经营方式主要停留在游耕农业阶段。随着医药和农业技术的进步，人口数量迅速增加，这时可供游耕的土地不断减少，不同部落和部落联盟之间争夺土地资源的矛盾日趋尖锐，不断引发大规模冲突。大约在距今5000余年前后进入第三次生存环境危机时期，这次生存环境危机的最终解决得益于金属工具的发明。人类逐步结束居无定所的生活方式，开始从事定居生活的传统农业生产。随着金属工具——特别是机械的使用和逐步完善，工业化进程加快。约在公元1763年，结束了长达8000多年的农业社会时期。
工业社会自17世纪～19世纪的工业革命产生和发展，随着蒸汽机、电力等机械动力代替人力、自然力之后，大规模的工业体系开始形成，工业社会的发展依赖于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和化石能源）的大规模消耗。在短短的200多年时间内，经济总量大幅度增加，世界人口不断膨胀，人类不仅只需解决生存问题，还努力提高生存水平，因此加大向自然界的索取和改造，其范围从生物资源到矿产资源扩展到生态资源；同时人工合成物和其它生产的废弃物引发大气、水和土壤等污染加剧。致使能源、水资源等基本生活物质和生产资料短缺问题日趋严重，水土流失、荒漠化等生态问题日趋恶化，引发第四次生存环境危机。
二、水资源与第四次生存环境危机关系
水圈是仅次于大气圈的广阔的生命维持系统。有机体本身大部分是由水构成的。植物和动物，包括人类的有机体在内，其组成至少有60%甚至高达90%以上都是水[3]，水也是多种生物的栖息地。
水资源问题成为第四次生存环境危机的关键与水资源属性相关。由自然资源分类系统可知，水虽是非耗竭性资源，但是易误用、易污染的资源。自从地球相继产生水和诞生人类以后，水发挥着生命资源、生活资源、生产资源和生态资源等作用，当生产力不发达、人口规模较小时，水足以维持人们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其“不可替代性”、“有限性”、“稀缺性”等资源属性呈“隐形”状态，而未被人们所关注。笔者认为水源和水资源是有区别的，地球上所有的气态、液态和固态天然水应称为水源，具有“量”与“质”并可被人类利用的水源称为水资源。
一部分在时间或空间上不可以被利用的水源在经过适当的物质和知识资本作用后可转变为水资源，水源具有非耗竭之特性。但水资源在时空尺度和质与量等方面都是有限定性的。地球上陆地水量为0.48亿km3，占地球总储存水量的3.5%，就是在陆面这样有限的水体也并不全是淡水，淡水量仅有0.35亿km3，占陆地水储存量的73%，其中的0.24亿km3分布于冰川、多年积雪、两极和多年冻土中，现有技术条件很难利用。便于人类利用的水只有0.1065亿km3，占淡水总量的30.4%，仅占地球总储存水量的0.77%[4]。水资源在时空分布上也有很大差异。巴西、俄罗斯、中国、加拿大、美国、印尼、印度、哥伦比亚和扎伊尔等9个国家就占去了水资源总量的60%，在中东、南非等地区水资源贫乏。在时间分配上，降水主要集中于少数丰水月份，而长时间的枯水期是少雨或无降水，这种集中降水又往往集中在几次比较大的暴雨中，极易造成洪涝灾害，给水资源的充分利用带来不便。
人类活动影响。一方面由于人口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水资源需要量增加；另一方面，由于生活、生产污染水源加剧，水资源可用量减少；再是浪费水资源现象严重，水资源无效使用量增加。现代工业生产以大量消耗能源和水为其特征，每生产1吨合成纤维需要2500-5000吨水，生产1吨铝比生产1吨钢需要多15倍以上的能源和10倍以上的水。目前全世界每年在生产和生活方面对水的需求达3500立方公里，几乎占世界径流量的1/10[3]。这是以工业社会为背景，以生活、生产、生态所需水资源短缺成为第四次生存环境危机主要特征的根本原因。
当代水资源问题的形成是由于自然和人类社会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人类活动在现代水问题中起着主导性作用。正如环保科学家保拉·迪萨多所言：“地质时期也曾发生过长期的干旱，但是自然界中的各种力量相互作用最终使生态达到了平衡。由此可以证明，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人为造成的后果，自然界本身没有错误”[5]。
人类活动改造自然环境和改变社会经济形态之作用，对水资源造成影响，从20世纪 论文天下
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这类活动愈来愈普遍，规模愈来愈巨大，影响愈来愈严重。透析现实中的水资源问题及其成因，我们可以得出两点重要启示。
一、水资源与社会经济发展和生存环境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古代人们依水而生、择高而居，近代以来人类兴修水利工程，只能一时或局部地解决水灾害及其水资源问题，现代经济社会高速发展，需要把水资源问题放在与水相关即“水资源—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复合系统之中，采取各种技术、经济、行政和法律等综合措施才能解决长期和根本性水资源问题。
二、水资源复合系统实际是“天—地—人—水”互相耦合的复杂巨系统。水资源的自然补给来源主要由气候环境中的降雨、蒸发等因素决定，相对于某一地区其变化幅度小且时间尺度长，地表水资源和地下水资源的产生及循环与地理环境（下垫面和地层结构）密切相关；人类活动一方面作用于水资源形成和循环过程，表现为影响水资源的产水量，另一方面人类活动又在不断地“供、用、耗、排”水资源，表现为影响水资源的用水量和质量。
三、节水是协调人类活动与水资源关系的重要途径
依据水资源复合系统中“天—地—人—水”互相耦合关系，可以分析某一区域或流域内形成水资源问题的主要方面。在一定区域和时间尺度内，①降雨量和蒸发量变化幅度较小；②由于人类活动改变下垫面条件引起产流量的变化有增加和减少两种情况，例如：太湖流域人类活动剧烈，流域下垫面变化较大，根据太湖流域1956至2000年降水系列，采用“水资源产水量模型”计算得出，2000年太湖流域水资源产水量为161.4亿m3，建国以来该流域水资源产水量增长10.2亿m3，增长了6.7%，水资源产水量增加不多，这是南方水网地区的普遍情况，我国北方地区，由于下垫面改变，同样降雨条件下水资源产水量减少，例如海河、黄河流域产水量近20年来减少10%-20%；③社会经济发展使用水量大幅度增加，例如：太湖流域2003年水资源总用水量达到306.3亿m3，其中生活和生产用水量共298.3亿m3，占总用水量的97.4%，2003年总用水量比1980年的234.6亿m3增加71.7亿m3，增长了30.6%，其中一产用水量减少33.8亿m3，二产用水量增加77.8亿m3，三产用水量增加7.7亿m3，生活用水量增加12.7亿m3。由此可见，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生活水平提高是必然趋势，生产和生活用水量将随之增加，但必须有效控制。这是形成水资源问题的重要方面，也是人类社会可以自我调控的最主要途径。
四、节水型社会建设战略管理
战略管理是管理的进一步发展，自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著名管理学家钱德勒首开研究之先河，目前已普遍应用于企业、非营利组织、行业、区域和政府及其事物的各项管理中，战略管理是某一组织形式（事物）高层管理者为了该组织长期的生存和发展，在充分分析组织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基础上，确定和选择达到目标的有效战略，并将战略付诸实施和对战略实施的过程进行控制和评价的动态管理过程。
建立节水型社会建设，是我国政府以缓解人类第四次生存环境危机，解决水资源问题，确保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为战略目标。在充分分析水资源及生态与环境危机的外部因素和内部条件基础上，选择和确定的有效战略。
确定节水型社会建设是缓解水资源危机战略选择的理念十分重要，这方面我们有深刻的教训。例如：水资源问题不是单一的技术问题，而是系统管理问题，在以往的水管理中，管理中心和重点在于技术和工程管理，而战略管理思想较为缺乏。也就是说，水是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互相耦合，客观存在“天—地—人—水”循环与互动关系的战略性资源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因此，在管理水资源的过程中，没有建立科学系统的观念，没有从战略高度建立复合管理系统。
选择节水型社会建设战略，实现战略目标，重要的是将战略付诸实施并对战略实施过程进行控制和评价。在这方面政府与学术界已有很多成果。例如汪恕诚部长提出节水型社会工作十大重点，并指出节水型社会的本质特征是建立以水权、水市场理念为基础的水资源管理体制，是对生产关系的变革，是制度建设的一场革命。胡鞍钢教授等提出节水型社会建设最能够反映对治水模式转型的要求，是一个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诱致性制度变迁为辅的过程，需要水管理职能部门和各级政府共同发挥作用，实现微观上资源利用的选择，中观上资源配置的高效益，宏观上水资源利用的可持续。
依据战略管理理论，管理有效的硬性要素是战略和策略、组织结构、机制和制度，软性要素是人员、作风、技巧、最高目标（共同价值观）。节水型社会建设战略管理也是如此，特别要注重组织结构、机制和制度这两类要素。
节水型社会建设战略实施组织是全社会，不仅仅是水利职能管理部门和各级政府。各级政府发挥主导作用，职能管理部门发挥具体策略、监督、管理及其推进作用，全社会成员和多样组织参与，是节水型社会建设有效组织形式。亚里士多德曾经过：大凡涉及多数人的公
共事物，常常也是很少有人关心的事物，对于公共河流及水资源来说也是如此。由于公共资源属于自由进入、不能排
他的物品，追求个人最大化的行为也就驱使个人只管使用，而不愿管理，以免支付一定的成本。国家以授权的方式允许各种性质的组织和个人介入资源管理，让多种类型的组织来履行和实现国家对集体资源的控制权，改变资源管理的单一结构，建立集体规范，使政府与个人之间的沟通、监督和管理更加方便，使公众在节约用水、合理用水、保护资源等方面实现合作，实现自利与互利的协调。
机制和制度是节水型社会建设的根本保证。在公共资源的提取和使用方面，自利和互利的一致性常常并不明显，在公共领域，以自利原则为基础的自发合作行为，局限于一定的层次、范围和条件。自利与互利、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协调一致，需要建立特定的机制才能实现。另一方面在涉及公共的、长远的利益方面，自发合作机制并不一定能确保所有人都遵守合约，因为在别人都遵守合约，进行合作的时候，自己如违背合约则可能受益最大，所以，公共领域的组织制度，不能只依靠自发合作的契约机制，而需要依赖于伦理、法律、制度性的控制和强制。
目前，世界各国在公共水资源、灌溉系统、公共渔场、公共草场、森林资源等公共资源的管理中，积极探索着各种各样的既具有管理效率又能促进节约的管理组织体系，针对不同特征的公共资源、不同的资源消费集体，通过不同的组织方式和组织结构以及不同的制度设置，来调节和控制公共领域中的个体行动，促使个体行动选择的方向趋于对公共利益有利。由于人类社会活动的影响，以水资源问题为主的第四次人类生存环境危机发生和发展，节水型社会建设不仅是解决水资源问题而且是缓解人类生存环境危机的战略选择。必须以“水资源—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复合系统观念和战略管理理念来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特别要注重建立有效的节水型社会建设组织结构、机制和制度
第二篇：后危机时代企业文化建设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后危机时代企业文化建设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浙江三会企业文化部孙春雅
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企业文化的哺育。企业与文化，如同鱼和水、水和舟的关系。一个成功企业在激烈的商战中屡战屡胜的原因，往往不仅要凭借自身的经济实力，从一定的意义上讲，企业的文化决定企业的竞争实力，强有力的企业文化将成为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的立足之本和力量源泉。
在后危机时代，企业之间的竞争不在是传统意义上资源与产品的竞争，而是人才与技术的竞争，是文化与信念的竞争。一个缺少精神文化的企业，就像一支没有文化的军队。这样的企业，愿景不清晰，战略不明确，前进找不到方向，创新缺乏动力，企业没有诚信度，员工缺乏成就感，组织失去凝聚力，经营缺乏竞争力，弄潮商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注定要失败。
企业文化正在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性战略，今天的文化是明天的经济。消费者的精神体验，铸就品牌溢价，企业能否持续打动客户内心，是否愿意为产品和服务付出较高的价格，决定了品牌价值；企业内部能否凝聚人“心”，文化能否深植在员工的思维和行为自觉中，即员工“心”的认同，是企业凝聚力、创造力的关键，这昭示我们正迎来“心”时代。之所以需要核心价值观作为员工长期激励的动力，在于只有价值观才能提供超越时空的力量。我们可以去品味这个“心”时代共有的价值观，并面向未来拓展我们的文化视野。
一、企业的价值理念应合乎社会进步和预期方向。
一般来说，面向未来的企业基本价值原则应包括八个方面。一是实现可持续盈利业绩，持续发展是基本要求，为客户带来价值，同时承担社会责任。二是为客户价值进行持续的改善与创新。三是安全、健康和环境责任，对自身行为负责，支持责任关怀，关注安全、健康和环保。四是增值个人价值和团队价值，打造最佳团队，激发员工创造性，与企业共同增值。五是相互尊重和沟通。六是诚信理念，遵纪守法是底线，遵守人权保障等，确保公司治理符合价值观。七是关注全过程碳足迹和碳平衡，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八是普遍奉行“健康生活，快乐工作”的理念，员工有阳光心态。
二、推进个人和企业行为的合规及自觉践行价值观。
企业应承诺负责任行为和诚信原则，并纳入企业价值观，按公认的商业惯例行事。管理人员应当以身作则，并有责任为企业文化建设提供环境和动力。企业应制定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定期进行审核。避免员工违法，不容忍任何违法行为。让每一位员工都了解企业道德、价值观，贯彻在经营全过程，并在日常经营中设法验证企业追求正义商业行为的决心。
企业应遵循商业秩序基础上的商业伦理，促进公平竞争，避免限制竞争和其他不公平竞争行为，比如某些独占性安排如独家采购等。与客户和供应商的关系应建立在质量、信赖、竞争力的价格和其他客观的标准之上，禁止行贿受贿等。
三、以人为本，发挥文化凝聚功能，建立最佳团队。
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应在企业管理中得到良好贯彻。要重视员工队伍的培养和建设，人员的招聘、考核和发展都要基于公平的标准，如任职资格体系。注重就业机会均等，薪酬及晋升制度体现公平；提倡相互尊重和坦诚对话, 完善员工的权益保障体系。比如，重视新员工入职培训，通过入职介绍、组织学习、组建团队等促进企业意识的植入。要关心员工身心健康，提供体检、咨询、治疗等服务以及支持，安排各类健康促进活动，如帮助员工养成运动习惯。
建立多渠道的沟通机制尤为重要。增进员工和管理层交流，除定期绩效评估面谈、员工与管理层交流会、员工沟通大会等，推行员工满意度调查，进行匿名调查，提供自由表达意见的机会，员工合理化建议应制度化等。
四、真诚专注服务于客户，给客户带来价值。
通过推动产品和技术创新，在企业内部执行较外部更严格的控制标准，建立质量体系和客户反馈系统，完善退货和标识、追溯机制。提供优质服务的同时，将文化理念传递给客户，不仅注重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还带动价值链成员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帮助他们达到环境、健康和安全标准，从而成为长期的合作伙伴。好企业应导入经济生态分析，促进经济和环境效益平衡,优选经济生态效益的工艺或产品。企业应建立持续改进的环保、健康和安全管理体系，包括污染防治、职业健康、工艺安全、物流
安全、产品监管、社区意识和紧急响应等。可持续发展意味着将经济成功和环境保护及社会责任结合，将这一理念传递到供应链，实现“共赢链”。
五、立足与合作伙伴共享，建立文化责任价值链。
企业要努力与价值链上下游伙伴合作共赢、责任共担，打造贯穿供应链的责任价值链，将企业责任推向新高度。中国当前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企业面临着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如何提升文化管理，走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巨大挑战，直接影响中国经济健康发展。企业与供应链共同落实责任就是重塑责任价值链的过程，只有整个供应链的可持续，才能确保企业持久成功。
六、与社会共进，塑造社会友好的未来。
企业与社会的互动，检验社会接受程度和亲和度，应当特别追求“受社会尊敬程度”。比如，向社会输出道德，关注社会的未来、人类的命运。此外，企业应把眼光投向教育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利用企业的专业优势，积极支持中国科教事业的发展。
七、创新文化引领创造战略，力推创新事业。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企业持续创新能力的获得在于组织创新思维的系统化，在于激励和风险管理的体系和机制的完善，从模式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组织创新等均有赖于观念创新；企业要以气氛引创新、以学习援创新，创造出自己独树一帜的创新文化。
未来企业创新文化建设的目标是把企业变成学习型组织，这是一种更适合人性的组织，有着正确的核心价值、信念与使命，具有实现梦想的共同力量，特有文化可以成为一种无人能复制的核心竞争力。
第三篇：新时期的战略任务是推进社会建设(陆学艺)
新时期的战略任务是推进社会建设
陆学艺
2012年10月23日 06:25来源：东方早报
如果将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的“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作为中国新世纪新阶段的起始，那么中国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已经十年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工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陆学艺指出，2010年，中国进入新的历史转折时期。但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经济指标超前完成，社会指标不光是没有完成，有几个指标还是倒退的。社会结构严重滞后于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得搞社会建设，而要调整社会结构必须通过社会建设来实现。”
陆学艺认为，十六大所提经济指标超前完成 社会指标倒退 “下一步应该像中央2004年提出来的，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
社会管理是社会建设的一部分，社会管理实践也可以称之为社会建设。了解社会建设的总体情况，对推进具体实践是有益的。所以，我给大家宏观地介绍一下当前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形势。主要讲五个问题。第一，关于新世纪新阶段的认识和提法；第二，新时期的战略任务是推进社会建设；第三，社会建设的目标和主要任务；第四，社会建设的三个阶段；第五，重点推进社会建设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新世纪新阶段的认识和提法
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上，也就是处在一个转折点，是一个转折时期，可以用“新的历史转折时期”来概括。这个转折时期有一些特征，在时间上是2010年前后。进入21世纪以后我们有“新世纪新阶段”的提法，从中央到学者都讲了很多。新阶段主要是什么？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一）中央关于“新世纪新阶段”的几种提法
最早提出来是2002年，十六大报告指出 “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
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最早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这些提法，会议文件指出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改革发展处于关键时期”，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加强党的建设、队伍的建设。
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面向未来，我们站在一个新历史起点上。”
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总结得最好，“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关于总的形势，这次会上讲得比较具体。
2007年，十七大主要是讲“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我们要“带领人民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
（二）2010年中国进入新的历史转折时期
学界对于新阶段也有一些看法。中国社科院编的《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的总报告（2012年）提到，“中国进入了以城市社会为主的新成长阶段”。也有学者提出，今天中国又面临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我个人认为，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面向未来，我们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这个“历史起点”，在我看就是“新的历史转折点”，也可以称为“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这个判断比较具体。2010年这个“点”非常特殊，为什么是这样可以研究，我讲几点看法。
第一，2010年，中国实现了从农业国家到工业化国家的转变。工业化国家的三条重要标准，中国都已实现。什么叫工业化社会？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不讲三次产业，工农业总产值里面工业总产值超过了农业总产值，就是工业化社会。现在看，如果按照那个标准，我们1958年就实现了，实际上我们1958年还不是真正的工业化。别说1958年，1978年都不行，1998年也不完整。
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国家从农业国家转为工业化国家，至少要有三条标准。第一条标准，三个产业中，二、三产业要超过农业，现在各省市都差不多达到。第二条标准，在就业结构里面，二、三产业就业劳动力要超过农业劳动力，这是1997年实现的，达到50.1%。第三条标准，在城乡结构里面，城市常住人口要超过农村的常住人口，这是2010年年底才实现的。
2010年11月1日，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城市人口达到49.7%，2010年人口应该是到12月底统计为准，差的0.3个百分点2010年年底就达到了。所以，真正的工业化，别看北京等发达地区早实现了，但是到中西部去看，如到云南、贵州去看，可能现在有些地方还没有工业化。但是总体来说，2010年，我们达到工业化国家的标准，这三条标准都实现了。
第二，2010年，中国已经进入了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世界银行2010年对全世界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做统计分析。它定一个标准，人均GDP1006美元以下是低收入国家，1007-3975美元是下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在3976-12275美元之间，是上中等收入国家，我们2010年人均GDP达到4429美元，所以中国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在12276美元以上叫高收入国家。但是，高收入国家不一定是现代化国家，有些石油国家很落后，但是它的经济收入已经达到这个水平。
第三，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按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来统计，中国进入21世纪以后，经济总量连续超过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日本。2000年以前一直是第八、第九位，到2010年后，在经济总量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站在新的起点上，2010年就是一个点。为什么以上说的三点都在2010年发生，或者是在2010年前后发生？这是值得研究的。我赞成前面学者讲的，我们正处在一个新 的起点上，也就是处在一个转折点，是一个转折时期，可以用“新的历史转折时期”来概括。光讲“新阶段”，这个“新阶段”是相对的，总还有“新阶段”。这个“新阶段”具体指什么？我觉得新时期的特点是处于一个历史转折时期，这个转折时期有一些特征，在时间上是2010年前后。转折时期的特征还包括，整个国际形势、国内形势，特别是国内形势，有一些新的变化。所以，我们需要应对这个变化。我们已经实行若干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现在到了这个阶段，是不是应该按照十二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的，今后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还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要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要把社会建设作为战略重点，突出出来。
（三）新历史转折时期的中国社会总体形势
关于当前社会的总体形势，中央已经提出“四大建设”，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总体布局”。北京的社会学界对形势有一些共识，有四句话。
第一句话，经济形势很好。当然今年有一些特殊，同时也存在国际、国内的一些问题，但经济形势还是很好的，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之一，不像有些经济学家说得那么差，到了什么危机或者拐点了。我说的“转折点”跟这个“拐点”不是一回事。可以预言，今年中国农业肯定大丰收。今年美国干旱少雨，俄罗斯也不好，雨下到中国来了，下到中国最需要雨的地方——东北、西北、华北。北京的密云水库已经旱了13年，1998年把水放了，到今年以前没有涨起来，今年涨起来了。下的这些雨，那都是钱，都是粮食。中国农业丰收是肯定的。我估计，今年的粮食至少增加三百亿斤，就是1500万吨。在国际粮食短缺的时候，中国的粮食至少是丰收的，九连增也是肯定的。增长多少？我估计是三百亿斤，可能还要多。这样的形势，最简单的概括就是“经济保7争8”。现在快到十八大了，快到年底了，农业肯定丰收，经济保7是不会有问题的。
有一个日本学者私下问我中国经济怎么样，在报上他们看到中国要“硬着陆”了，或者是要出现经济危机了。我说，你看到的是一些地区的情况，但是中国太大，光看一点不行。首先，东部一些地区比如广东、浙江、江苏这些地方今年出口压力很大，但是总的经济不是太差。中国百强县第一的昆山，今年还是保持在5%～6%的增长速度，比以往差了。但是这一个县的GDP2400亿元，财政收入接近600亿元，比西部一个省都好，今年只是增长没像以往那么多。前天晚上，晋江的宣传部长来了，我问他怎么样，这是全国的前十名，他说基本上还能稳住，那就不错了。晋江共一百多万人，有一百多个名牌，比如，九牧王、七匹狼、安踏，都不得了，一个县级市上市公司有33个，就可以看到它的实力了，今年它也没有报上说得那么不好，基本上还是稳住了。其次，光看东部不行，现在中部、西部发展还是两位数。前几天成都的人和我说，今年起码能保证13%～14%，中国要看全部的形势，应该这样看。
第二句话，政治基本稳定。今年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世界各地，包括我们周边的国家，都在搞选举。我们下个月也要选。美国现在还不知道，中国的政治基本稳定，不会有太大事，虽然今年发生了一点问题，但大局没有事，基本稳定。
第三句话，文化繁而未荣。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文化“繁”是“繁”了，但是“繁”而未“荣”。
第四句话，社会矛盾凸显。这句话关于社会建设，是中央的原话。我们现在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一方面战略机遇期还在；另一方面，社会还处在调整时期，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社会冲突多发、频发，这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二、新时期的战略任务是推进社会建设
我认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像全面小康一样是一个目标，是一个理想。怎么来实现？要通过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来实现，所以，我认为下一步的战略任务应该是加强和推进社会建设。
（一）关于新时期战略任务有三种主张
新时期，在经济社会不协调、不平衡的情况下，我们下一步的战略任务到底是什么？现在有三种主张。
第一种主张，是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抓经济发展，认为经济发展了，其他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中西部第一线领导干部大多是这种主张。全国人均GDP已经达到5000多美元了，中西部现在有的地区2000美元都不到，有些县市连工资开支都很难维持，就是这样的情况。这是个别地方，但总体来说，全国应该怎么办？
第二种主张，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进行政治建设。这种主张在北京的干部里面也比较多。第三种主张，下一步的战略任务、战略重点应该进行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这种主张认为抓紧搞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通过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二）把社会建设作为新时期战略任务的四点理由
我认为，下一步应该像中央2004年提出来的，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2006年，中央召开专门会议，提出要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后来十七大还专门讲了，要抓紧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而且十七大修改党章，把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由三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改成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全国主要是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这叫“三位一体”，到十七大修改党章后，加进了社会建设，变成“四位一体”。所以，我认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像全面小康一样是一个目标，是一个理想。怎么来实现？要通过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来实现，所以，我认为下一步的战略任务应该是加强和推进社会建设。将社会建设作为下一步战略任务，至少有四点理由。
第一，加强社会建设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全面小康是2002年十六大提出来的目标，后来统计局和有关方面制定了六大类23个指标，现在看这六大类指标里面，经济指标实现得最快、最好。2002年提出来目标，2004年、2005年制定出标准，现在每年都有监测指标，每年统计局的课题组都在统计监测各地各部门的建设进展情况。
这六大类里面最好的是经济指标，2011年公布的2010年数据，全面小康已经达到80.1%了，比2002年提高了20个百分点，时间过半，任务完成也过半，这是很好的。但是仔细去看一看公布的数字，比如小康监测的蓝皮书里的数据，2020年的目标人均GDP是达到31400元，2011年的GDP从数据上看已经超过33000元，但是扣除物价指数，4 还是以2000年的物价指数测算，我们现在是27600元，每年增加2000元，到2013年就可以实现全面小康，按不变价格计算，达到 31400元都没问题。
但是再往下看关于民生类、文教类的指标就不容乐观了。特别是有几个指标，不光是没有达到，而且有的是倒退的。社会和谐和民主法制类一共七个指标，其中指标是倒退的。2000年的时候城乡差距已经达到了99.8%，就是1：2.6，但是2010年倒退为70.3%，说明这几年城乡差距是扩大了；同时基尼系数也是扩大的，基尼系数2000年已经完成了98.6%，到了2010年倒退为79.8%；社会安全指数2000年当时的标准已经达到了，2010年倒退为95.6%。文教这个大类里面三个指标，2010年实现的程度只有68%。这几大类都可以归为社会指标，经济指标超前完成，社会指标不光是没有完成，有几个指标还是倒退的。如果我们不抓紧搞社会建设，不改善民生等等，全面小康的目标很难达到。第二，加强社会建设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我们讲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讲了十几年，原来讲的是转变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要扩大内需。朱镕基当副总理的时候就讲，1995年、1996年的时候再讲，现在十几年过去了，内需就是扩大不上去。扩大内需按照经济学家的说法，光经济结构里面调整是调整不了的。现在全国600多种主要产品90%都是过剩的，在这里怎么调都不行。应该调整社会结构。人口统计里面城市人口超过50%了，但是其中有2亿多是农民工，他的身份还是农民。
我们现在说已经现代化了，其实是工业化了，现代化还没有实现，因为真正的农民还有70%，2亿多农民工的身份证还是农民，所以他赚的钱不像我们那样敢花，他回去要造房子，娶媳妇，或者是给儿子造房子，钱是不敢花的，还是农民的消费。现在三个农民的消费还顶不上一个城里人，占70%的农民的消费只占30%的城里人的1/3。你算算这个比例，怎么扩大得了内需。有户口的城市居民家电都有了，手机都有了，房子也买不起。不调整社会结构是行不通的，要调整城乡比例，要调整农业、非农业比例，把人口结构其他的社会结构调整过来。所以，现在社会结构严重滞后于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得搞社会建设，而要调整社会结构必须通过社会建设来实现。
第三，加强社会建设是为了化解现在已经产生的众多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并从源头上防治和减少社会矛盾。关于社会矛盾，中央文件上讲，当前“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我认为，现在的社会主要矛盾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经济这条腿太长，社会这条腿太短，整个发展是畸形的。经济这条腿太长，这是相比较而言，经济还要发展。社会这条腿太短，我们这几年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不够，包括关于这方面的投入也不够。
现在社会矛盾突出，比如说“上学难、看病难、养老难”讲了多少年了，就是没解决。这个问题牵扯到千家万户，就是社会建设、社会服务、社会管理不够的问题。现在我们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要是不从这上面解决，光从经济上投资，越投资压力越大。上次的四万亿投资，你去看看投给民生的有多少，投给社会建设的有多少，投给社会管理的有多少。所以说选择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也是减少社会矛盾，要从源头上化解这些社会矛盾和问题。
第四，加强社会建设。改革社会体制是为下一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政治建设，打好基础，做好准备。从历史的经验看，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不是先搞政治体制改革，而是要先搞社会体制改革，先搞社会建设，先搞社会民主化再搞政治民主化。我觉得中国应优先进行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把社会民生问题解决好，比如说现在发展社会 5 组织，群众在民间组织中，受到锻炼，先搞社会民主，再逐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总之，下一步需要把社会建设作为重点。
三、社会建设的目标和主要任务
社会建设的关键包括社会体制改革，要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要求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整套的体制机制。
（一）什么是社会建设？
社会建设的目标就是建设社会现代化。根据各国的经验，光靠经济现代化，社会不太平，还不行，一定还要搞社会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建设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我们课题组讨论出了这么一个定义，社会建设是按照社会发展规律，通过有目的、有规划、有组织的行动，构建公平合理的社会利益关系，增进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福祉，优化社会结构，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社会现代化的过程。
（二）社会建设的内涵和主要任务
社会建设的具体内涵是什么？社会建设是中央提出的四大建设之一，它不只是改善民生、社会管理，也不只是办社会事业。我们把社会建设在若干年中的任务分成九类：1.民生事业；2.社会事业；3.社会分配；4.城乡社区；5.社会组织；6.社会规范；7.社会管理；8.社会体制；9.社会结构。具体的内容如下：
第一，着力发展、改善和提高民生事业，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根据国家“十二五”规划里面的说法，民生事业包括就业、收入分配、住房、社会保障等等。
第二，努力推进社会事业建设。社会事业建设与社会建设不是一回事，社会事业在中国通常包括教育、科研、文化、体育、医疗卫生等，这些都是公共服务，跟社会民生事业是一样的。国外把这些主要由政府提供的服务都叫公共服务。文化教育也好，医疗卫生等也好，一定要坚持均等配置、公平共享的原则，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现在矛盾之所以产生，不是少了医院或没有学校，主要是优势资源跟一般资源分配不合理，所以，这方面要通过体制改革来解决。
第三，改革完善社会分配体制，构建公平合理的社会利益关系。社会分配体制就是通常讲的“分蛋糕”。现在我们把蛋糕做大了，做得比原来1978年改革时设想的还要大。在“文化大革命”前，北京的建设只达到三环，但现在五环、六环都盖满了房子，甚至有人说要建七环，那就要建到河北省了。蛋糕做大了，但是切蛋糕的机制、规矩不合理，再加上有些切蛋糕的人心态不正，手还不干净，就出了大问题，这是现在社会矛盾的主要根源。国家关于分配体制的改革改了这么多年，文件起草了好几年还出不来，这就是问题。
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分配体制，这是化解目前诸多社会矛盾的关键，也是关系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第四，加强城乡社区建设。城乡社区是现代社会的基础，是人民群众生活的共同体，是实现人民群众自治的基层实体，承载着居民的各种权利。城乡社区建设的目标是建成符合现代化要求的基层社会治理结构。将来现代社会建立起来以后，到底城市怎么管，农村怎么管？原来中国80%的人在农村，现在中国50%的人已经进到城里来了。不管有 没有户口，他住到北京，住到上海，住到城市里来了，怎么管，是一系列的问题。中国的老百姓在我看来太老实、太好了，应该是好管的。但现在管成这样，这不是我们的初衷。
目前的重点是要克服农村基层社区空心化、无人管理，城市基层社区人口过度膨胀、难于管理的困境。所以，要把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服务延伸到社会末梢，把更多的人、财、物投向基层，做好基层组织、整合基层资源、强化社会基础的工作。一方面，中国农村空心化，面临管理难题。中西部很多农村里人很少了，有的地方连支部书记或者村主任都出来打工，家里就剩下一些老头、老太太和小孩儿。
另一方面，农村人口涌进城市，中国城市社区同样面临困境。广东已成为中国人口第一大省，仅仅东莞一个市就超过1500万人，但它的行政管理机构设置仍然没有变化。比如，深圳布吉镇前几年的人口就是110万人，110万人真是天下第一大镇了，110万人的镇怎么管理？但这样的镇并不是一两个。虎门镇旁盖了一个珠江大桥，将深圳和珠海两个大城市联系在一起。虎门的人口也超过了100万，但还叫虎门镇，八九十个人要管100万人。100万人的镇，在国际上都是特大型城市，我们还是一个镇长在管理。一个镇四五万人最好管理，超过十万都难管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也写过文章，提倡“小政府、大社会”。“小政府”能“小”得了吗？一百万人只有几十个警察编制，管得了吗？但这样的情况现在很普遍。广州、珠江三角洲流入人口众多，城镇已经具备大城市规模，不改变行政级别，还是科级干部，还是镇长在管理，就面临管不了的困境。
前几天报纸上有消息说，安徽铜陵市要撤掉街道，实行“区直管社区”，铜陵市才70万人，全撤销了街道，几个区管几十个社区，这样的城市规模是可以的。但是朝阳区现在人口已经超过400万，怎么撤销？区级机关怎么管理几百个社区？一个社区原则上四五千人，现在有的社区有四五万人。
因为社区是一个生活共同体，互相能够照应，四五万人怎么照应得了？为什么现在社区管理这么乱，产生这么多问题？该建的行政机构没有建，名义上是精简政府、精简干部、精兵简政。现在财政收入几十亿，“文革”前，居委会是没有脱产干部的，现在实际上有几十个，包括公务员编制、事业单位编制，还有临时工，管理混乱。经常是“农民工当城管、农民工管农民”，这当然容易出大事。
第五，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确保社会组织有效规范运行。社会组织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主体之一，是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搞好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进行社会整合的一种有效形式。社会组织的发育和运行，有利于社会自治、应对风险、化解社会矛盾，能够弥补政府不足、降低行政成本。现在社会组织全国已经超过47万个，还有发展的空间。
第六，要建立社会诚信体系，完善社会规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社会。社会规范是社会的价值性整合方式。这是文明社会一定要有的，有社会规范，才能互相信任。因为现在社会诚信体系不健全、社会规范缺失，造成诸多社会问题，要将法治与德治结合起来。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明和传统美德，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断提高干部、群众的现代文明素养，政府率先、干部垂范，法治为准、强化他律，德治为本、完善自律，建立诚信社会。
第七，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社会管理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基本手段之一，现代社会管理本质上以维护公共秩序为核心、人本化服务为先导，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在十七大报告中有一段话专门论述社会管理创新。
创新社会管理是社会建设重要的组成部分，现在社会问题突出，2011年中央召开专门会议，政法部门开展化解社会矛盾等三大工作，非常不错。但是我们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谐社会要通过社会建设来建起来，社会管理是它的一部分，光靠社会管理是管不了的。所以，2011年2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里讲了社会管理的八个方面后，紧接着说，要搞好社会管理，必须加快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的关系要弄清楚，现在可以把工作链条延伸到教育、医疗两个大事业。要树立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理念，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共参与”的格局，这是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来的原则。
第八，要进行社会体制改革，逐步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体制。
社会体制是社会建设的宏观架构，是资源和机会配置的体系化规制，社会体制渗透到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是关于权利平等、社会公正的顶层设计。社会体制的改革和完善是当前社会建设的关键，要像当年抓经济体制改革那样，抓好社会体制改革。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是社会体制改革。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经济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最近林毅夫在杂志上说，我们保证7%～8%的增长速度20年到30年没有问题，我们社科院也是这么估计的。经济改革方面我们已经有经验了，体制很好，成绩很大，但是一个国家是两个体制，两个结构，不管是什么主义，一定是好的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好的社会结构，社会体制，这个社会才能运行起来。现在我们的问题是，经济体制好了，但是社会体制还不行。
上世纪50年代是仿照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当时的学校、医院、办公系统都是从苏联学习而来，为计划经济体制服务。现在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已经垮掉，中国也进行了市场经济改革。但是如人口体制、户籍体制，就是为计划经济服务的，这一套经济体制不在了，社会体制基本上没有变，说难听一点，还是“吃大锅饭”的体制，忙的忙死，闲的闲死。我们到现在不肯改。医院现在新出来一个词“医闹”，“闹”成这样，再投入也没有用。社会建设的关键包括社会体制改革，要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要求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整套的体制机制。
第九，以培育和壮大中产阶层为目标，构建现代社会“中间大、两头小”橄榄形的社会结构。优化社会结构是社会建设最关键的核心任务。社会建设的最后目标是建成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工人少了，农民也少了。一个现代社会一定是中产阶层占40%以上的社会，我们现在大概还不到30%。改变目前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的状况，使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相平衡协调，需要优化社会结构。
四、社会建设的三个阶段
2040年前后，中国经济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形成现代型的经济结构。可以说，这几乎没有问题，只要不倒退，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接着往前走就可以实现。
根据国内外的发展情况、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情况，社会建设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两件大事：保障和改善民生事业、社会事业；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这是“十二五”期间的主要任务，将为社会建设开局打好基础。第一件事是从目前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最迫切要求解决的保障和改善民生事业、社会事业做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办好社会事业，也就是把公共服务、社会建设做好。
第二件事是要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入手，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并加强源头管理，标本兼治，最大限度地防止和减少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产生，增加社会和谐因素，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这两件大事，有相当一部分是在补课、还债，若干年前我们压缩了社会建设的投入，比如说教育和医疗的投入，现在需要还债。前几天新闻报道了一件事，一方面讲义务教育，另一方面还要搬桌子板凳去上学，所以解决这些问题都是在还债。第一阶段已经开始，有些地方快一点，有些地方慢一点。把这件大事办好了，就为社会建设开了一个好局。
第二阶段是十八大以后应着力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创新社会政策，完善社会管理，推进新型的城镇化，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社会建设的第二阶段，应是社会体制改革的攻坚阶段，是决定社会建设成败的关键阶段。时间约在“十三五”、“十四五”期间。如果这个阶段做好了，中国的问题就好解决了。跟经济改革不一样，社会体制的改革，牵扯到很多利益集团。为什么喊了这么多年学校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就是改不好，不是没有能人，而是没有人下决心。实际上并不难，香港的医院、交通都办得不错。一些现代化国家也有通行的规则，我们学过来就行，不是我们学不了，主要是不学。现代化建设，有些方面如公共服务等是有现成的经验的，我们是应该学的。第二阶段的突破口和关键是社会体制改革，如果说分配体制等这些社会体制不能改革，就不好办。第三阶段是到了本世纪中叶，2040年前后，中国经济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形成现代型的经济结构。可以说，这几乎没有问题，只要不倒退，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接着往前走就可以实现。社会建设要经过第二阶段的改革，改革后可以不断前进，社会体制逐步完善，社会组织广为发展，社会管理井然有序，社会结构不断优化，那时候的中国就可以实现社会现代化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形成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现代化经济结构相协调的现代化的社会结构。中国也就步入现代化的社会，社会建设的三个阶段，实质也就是中国实现社会现代化的过程。
当然，这三个阶段的发展，同前面讲到的中国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四位一体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发展一样，并没有一个截然分开的界限，而是互有交叉地进行。这是学术上的阶段性划分。前一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主，这个转折点就是要转到以经济建设，以社会体制改革、社会建设为主。所以有人说经济建设跟社会建设并重，也有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社会建设为重心，社会建设要提高。但社会建设只能说是重要，不能说是第一，经济建设永远是第一，这个没问题。但是也不要把经济建设当成唯一，只拼GDP。GDP越高的地方社会矛盾越多，全世界如此。现在全国各地正在进行各种形式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实践与探索，创造了很多新的经验和新的模式。上世纪80年代的工业化，出现了一批经济建设模式，现在是创造社会管理、社会建设模式的时代。经过一段实践之后，经过各种经验、各种模式的交流和比较，一定会涌现出适合中国特色、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符合历史规律的社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模式。
五、重点推进社会建设的几个问题 回顾总结起来，造成目前的经济社会不协调，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忽视了对社会建设的投入，在社会事业、民生事业等方面欠了账。
第一，首先要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对于是不是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是不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条件下把社会建设摆在突出的位置，是不是应该认识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的重要性，应该进一步统一思想。要开展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建设的研讨，在理论上弄清楚中国在现阶段进行社会建设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要深刻认识社会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以及怎样进行社会建设等基本问题，在全党、全国的干部群众中取得共识。
第二，要总结八年来，特别是十七大明确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以来，推进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的实践经验。各地区各部门已经做出了很多好的成绩，涌现了一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的典型。要总结这些经验和教训，也要发现一些普遍性的问题。现在要像当年推进经济建设那样，找到像“农村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和“抓大放小”、“国企改革”这样能推动大局的突破口。十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已经有不少关于社会建设的说法，但是具体实践的突破口在基层。一个县、一个市，一个乡镇或者一个学校，一个机关，如何能够按现代化的要求进行建设，这才是突破，这才是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温州模式”、“苏南模式”，这都是需要实践第一线的同志和学者研究的问题。
第三，组建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统筹规划、组织协调推进社会建设工作。推进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一定要有一个相应的组织机构，凡是涉及中央决策的战略性大事，没有这样一个机构的支撑都是空话。大事决定了，机构建立了，有人真抓实干才可以。比如，计划生育是天大的难事，但是从中央一直到乡镇，一直到村都有计生委，都有计生干部办这件事。而很多事情之所以没有成功，就是因为没有机构的支撑。比如，新农村建设已经有五年了，很多地方就刷刷墙，喊几个口号，不少地方甚至连这个词都忘了。这方面江西做得好，他们建了一个农工部，而且江西省委规定，凡是县、市、省的农工部长一定是常委，这就不一样，他们的新农村建设还在继续。十七大以来，包括北京在内，各地相继成立了社会建设工委、社会工作办公室、社会管理办公室等，主抓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工作。也有由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或民政部门主管的。在各地的党政机构中，主管社会事业、社会事务、公共服务的部门很多，但缺少一个综合统筹的机构。应该建立一个类似发改委这样的统抓社会建设的机构，赋予相应的职责，从组织上落实加强和推进社会建设。
第四，推进社会建设，要有相应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回顾总结起来，造成目前的经济社会不协调，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忽视了对社会建设的投入，在社会事业、民生事业等方面欠了账。目前医疗的投入已经超过GDP的5%了，在这一点上，中央改善民生的决心很大，财政已经在改革。但是要搞好社会建设，应该按照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不仅要增加财力的投入，更要重视人力、人才的投入。按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要让主要领导来抓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现在有的地方是省委副书记主管社会建设，工作推进情况就要好一点。
第五，推进社会建设，既要做好顶层设计，也要重视基层治理。社会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总体布局中的一大建设，关系到各个方面，是一项大工程。推进社会建设一定要做好顶层设计，同时也要做好基层治理，从基层做起。中西部不少农村，中青年劳力走空了，村长、支书也打工经商去了。不少大中城市涌进了数以万计的人，一个社区几万人、一个街道几十万人，都要有新的治理方案和措施。学校、医院等社会公 共服务单位，也应通过改革，建立新的体制机制。现在各地正在探索和实验，社会建设可能会像经济建设一样，会从基层社区、基层单位的改革和治理中取得突破。■（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工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本文根据作者9月15日在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举办的“国际城市论坛2012年形势分析会”上的演讲录音整理，有删减，经作者审订。吴英燕编辑，工作邮箱：wuyingyan@wxjt.com.cn。）
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小康社会十项基本标准 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00美元 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万元 3.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8000元 4.恩格尔系数低于40％
5.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0平方米 6.城镇化率达到50％ 7.居民家庭计算机普及率20％ 8.大学入学率20％ 9.每千人医生数2.8人
10.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率95％以上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