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酸的农民起义、脍炙人口的英雄传奇——读《水浒传》有感

第一篇：辛酸的农民起义、脍炙人口的英雄传奇——读《水浒传》有感

辛酸的农民起义、脍炙人口的英雄传奇——读《水浒传》有感“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这首耳熟能详的《好汉歌》相信许多人都不陌生，好汉在人们的心中，总是英雄的存在，即使他们是平民，贫民，即使他们性子火爆，即使他们没有文化。这些东西并不能影响人们把他们当做英雄看待。反之亦然，不管他们地位高低，贫穷富贵，文化多少，性情好坏，也并不能响人们对他们的敬佩。那么，你是否还记得我国四大名着之一《水浒传》当中的那108条好汉呢？

如今，除却书籍，《水浒传》这部经典的文学佳作已经被翻拍成多部影视作品，加上今的科技，众多的生效、画面使得这部文学更加生动有趣，并且让这108条好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首先，值得一说的就是这部名着的题目，其中的“浒”字，许多人晃眼看去就念“xu”，其实不然，这个字读

“hu”“水浒”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它泛指水边发生的种种故事。同时，《水浒传》也被传到国外去，题目并且被译为多种版本。

《水浒传》讲述的是农民起义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深刻地揭示了阶级压迫是这场农民起义战争的社会根源。在这部文学着作当中，相信很多人对武松，林冲，李逵、宋江、花和尚鲁智深等人物印象深刻。他们或是智能超群，有勇有谋，又或是行侠仗义，除暴安良。朝廷中的奸臣对人民进行压榨和迫害，激起了人民大众复仇之火，同时遭受迫害的还有原本富贵的林冲，这108条好汉，不论阶级，不论穷人富人，均是被奸臣所害，重点刻画了小说中的“官逼民反”直到最终被“逼上梁山”。他们在梁山上集结，并且按照个人不同的特长，排出了三十六员天罡星和七十二员地煞星。巾帛不让须眉，在这108条好汉当中还有3位女中豪杰，形形色色的人，不同阶级的人，不同思想的人，正体现了农民起的大众化特点，但同时，由于各人的认识不同，这也是导致起义失败的原因。

虽说起义失败，但这次的梁山起义却是成为了经典，那一个个脍炙人口，除暴安良的故事，那一条条嫉恶如仇的好汉，至今仍被我国广大群众传唱。但同时，也有关于《水浒传》当中“善”“恶”的分界线不明显的理论。像是说梁山好汉可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却并不能始终一贯地执行这个信条：天神般的武松初识孙二娘的时候曾把她当作“铲平”的对象，可是他们一旦结拜，便默许了张青夫妻的为恶；鲁智深嫉恶如仇，慷慨潇洒，却因为受不了别人的小气而砸了人家的酒席，抢了东西就走；而宋江因为受到黄文炳谗言的构陷，就把他活割了吃掉，这些都不足以使他们成为“善”的代表。至于说梁山好汉们推平祝家庄、曾头市，更是不值得被我们“赞颂”等等。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件事物也许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水浒传》确实成为了千古绝唱，广为流传，人们确实激动于其中的除暴安良，好汉的事迹。

起义失败，对我来说，多多少少心里面都有些不是滋味，尤其是在宋江毒死自己的好兄弟李逵时，那种心酸，那种无奈，却是久久不能平静。一心想招安，结果却落得如此下场，各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好汉们，最终走的很不是滋味。农民起义当中的很多无奈，我们都没有办法，到最后，我是皱着眉头看完的。

心酸，遗憾，一直萦绕，但我会记得，会记得那108条好汉的伟大事迹和他们曾经绽放过的人生。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建中·四十中初二:曹婧

第二篇：第十二章英雄传奇《水浒传》

第十四章

英雄传奇《水浒传》第一节《水浒传》的作者及成书过程

《水浒传》是元、明之际出现的一部英雄传奇，它与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历史演义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它是由宋元讲话中的“小说”科发展而来，志在塑造英雄人物和传奇公案故事。

一、《水浒传》的作者：

（一）、作者为谁的争论：

关于其作者，自明代以来存在五种基本观点：

1、认为由施耐庵作底本，罗贯中进行编次。如嘉靖年间高儒在《百川书志》中题作“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同代郎瑛的《七修类稿》中有相似的记载。这种观点为目前大多数学者所承认。

2、认为由罗贯中所作。如稍后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馀》、王圻的《稗史汇编》。

3、认为是施耐庵所作。如明万历间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所说。

4、施耐庵作罗贯中续说。如明末清初金圣叹在《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中说：“施耐庵书《水浒正传》七十卷”，后三十回是“罗贯中《续水浒传》之恶札也”。

5、施惠所作。明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一百八施君美（或云罗贯中）《水浒传》所载。”清无名氏《传奇汇考标目》：“施耐庵，名惠，字君承，杭州人。（著有）《拜月亭旦》、《芙蓉城》、《周小郎月夜戏小乔》。”近代学者吴梅《顾曲麈谈》：“《幽闺》为施君美作。君美名惠，即作《水浒传》之耐庵也。”

（二）施耐庵的基本情况：

他的生平资料流传很少，为何时何地人，说法纷纭：

1、明代社会比较一致地肯定其为杭州人，但具体到其生活年代，却说法不一。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认为是“南宋时人；”许自昌《樗斋漫录》认为是“南宋遗民”；李贽《忠义水浒传叙》、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认为是“元人。”

2、《幽闺记》的作者施惠。明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一百八施君美（或云罗贯中）《水浒传》所载。”清无名氏《传奇汇考标目》：“施耐庵，名惠，字君承，杭州人。（著有）《拜月亭旦》、《芙蓉城》、《周小郎月夜戏小乔》。”近代学者吴梅《顾曲麈谈》：“《幽闺》为施君美作。君美名惠，即作《水浒传》之耐庵也。”

3、托名说。由20世纪学者胡适首先提出。他说：“施耐庵大概是‘乌有先生’、‘亡是公’一流的人。”鲁迅也“疑施耐庵乃演为繁本者之托名。”近来有人发展，认为施耐庵是明嘉靖武定侯郭勋门客的托名。

4、宋末元初《靖康稗史》的编者“耐庵”，就是著《水浒传》的施耐庵。

5、元末明初江苏白驹场人施彦瑞，即《水浒传》的编者施耐庵。从二十年代起，就有人提出施耐庵是苏北人。后陆续发现《施氏族谱》及淮安王道生转写的《施耐庵墓志铭》等材料。近年来，江苏又进行了大量调查，发现了一批文物，主要有施家桥出土《施让地券》、《施延佐墓志铭》、《施氏家薄谱》、《施氏长门谱》等。根据此，人们对施耐庵的生平进行了大致勾勒：施耐庵为元末明初人，名子安，又名肇端，耐庵为其又字或别号。他祖居扬州兴化，后迁居海陵白驹，至顺间“乡贡进士”，流寓钱塘，曾入张士诚幕，张败后，隐居著述。后避朱元璋征召而去淮安，卒。后其孙迁其骨归葬白驹乡间施家桥。但对上述材料，学术界有较大争议，因为《施氏家薄谱》所载施彦端是否就是施耐庵，证据显然不足。只要这一点无法确证，其余材料的意义就不大了。

二、《水浒传》的成书：

《水浒传》不像《三国演义》那样，有丰富的历史资料作依据，它主要是依靠民间文学的积累和作家的杰出创造。

（一）宋江起义的故事源于历史真实，但也只是零星的记载。主要资料有《宋史·徽宗本纪》、《宋史·张叔夜传》、《宋史·侯蒙传》等。《宋史·徽宗本纪》记载：“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 《宋史·张叔夜传》记载：“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兵莫敢撄其锋。声言将至，张叔夜使间者侦所向，贼径趋海濒，劫巨舟十余，载掳获。于是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趁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宋史·侯蒙传》记载：“宋江寇京东，侯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兵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清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宋范圭撰写的《折可存墓志铭》言：“可存班师过国门，奉御笔；‘捕草寇宋江。’不逾月，继获，迁武功大夫。”可看出，宋江等三十六人确啸聚梁山，势力强大，后被招降，参加镇压方腊起义。最近发现李纲《赵忠简公言引录》一文，记载赵忠简事迹，其中称：“再议睦寇，则以寇贼攻寇贼，表宋江为先锋，师未旬月，贼以俘献。”以上材料均说明，历史上的确发生过宋江起义，后被朝廷招安并去镇压方腊起义军。

（二）水浒故事在民间长期的流传与发展：

1、从南宋起，宋江等人故事即在北方（山东、山系）和南方（浙江、安徽）地区广泛流传，成为“说话”艺人喜爱的题材；

2、宋末元初龚开《三十六人画赞》初次完整记录了宋江等三十六人的姓名和绰号，并作序说：“宋江事见于街谈项语，不足采著。”

3、宋末元初罗烨的《醉翁谈录》记载了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说话”名目，如“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他们都是各自独立的英雄故事，属“小说”的范畴。

4、宋末元初的《大宋宣和遗事》写了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张叔夜招安、征方腊、宋江奉节度使等，记述虽然简略，但已把水浒故事连缀起来，是水浒故事从独立的短篇连缀成一体，从“小说”进入到 “讲史”的领域，展现了《水浒传》的原始面貌，而且出现了九天玄女授天书的情节，天书上写着：“天书付天罡院三十六员猛将，使呼保义宋江为帅，广行忠义，殄灭奸邪，”为宋江起义定下“忠义”的调子。

5、元代出现了大量水浒戏，包括元明之际作品在内，存目三十三种，其中有六种剧本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在康进之《李逵负荆》、高文秀《双献功》等作品中，水浒英雄从三十六人发展到七十二人，又发展到一百零八人，梁山泊这个起义根据地，“寨名水浒，泊号梁山，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东连大海，西接济阳，南通钜野之乡，北靠青、齐、兖、郓。有七十二道深河港，屯数百只战舰艨艟，三十六座宴楼台，聚百万军马粮草。”（无名氏《鲁智深喜赏黄花峪》杂剧），所叙与《水浒传》描写相似。义军从《大宋宣和遗事》中“杀人放火”的草寇，演进为杏黄旗上大书“替天行道救生民”的正义之师。李逵的形象也得到了比较集中的展现。

（三）施耐庵对“水浒”故事的加工与创造：

1、将“乱自下生”改为“乱自上作”，描写出“逼上梁山”的典型环境。以前题材中，水浒英雄之所以走上梁山，主要是自己的过失，看不到统治阶级对他们的迫害。而在《水浒传》中，把高俅发迹事件放到开端来写，众英雄走上梁山与高俅的迫害密切相关，这就揭示了农民起义发生的社会根源，带有社会批判的创作目的。

2、选择和保留了许多优秀民间故事，并且作了加工和提高，使英雄人物的反抗精神和严肃的政治迫害事件密切结合起来，因而人物的形象更加光彩夺目。

3、从宣扬个人反抗到集体反抗，客观上反映了农民起义星火燎原式的进程。

三、《水浒传》的版本：

在中国古代小说名著中，《水浒传》的版本最为复杂，按照其文字的详略、描写的细密程度来分，可分为繁本和简本两个系统。

（一）《水浒传》的繁本系统：又称为文繁事简本。

1、百回繁本：有四种重要的版本，一是《京本忠义传》残本，1975年发现，藏上海图书馆，明正德、嘉靖书坊所刻；一是《忠义水浒传》残本，仅存八回，为郑振铎收藏，为明嘉靖年间刻本；一是《忠义水浒传》，开篇有万历己丑（1589）天都外臣汪道昆的序，一般认为是今存最早的较为完整的百回本。此书原刊本也佚，今见康熙五年石渠阁补修本；一是《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为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容与堂刊本，此为现存最完整的百回繁本，而且有李贽的评语，在《水浒传》版本中具有重要地位。以上百回本在写梁山大聚义后，只有平辽和平方腊的故事，而没有平田虎和王庆的故事。

2、一百二十回繁本：增加了平田虎和王庆的故事，在文字上与百回本略有不同，并且也附有“李卓吾”的评语，故称《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全传》，由明袁无涯刊行。

3、七十回繁本：金圣叹以百回繁本作基础，进行删改而成，仅取前七十回，并将“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改为“梁山泊英雄惊恶梦”，书名为《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并伪托施耐庵写了三篇序文和全书书评。由于它保存了全书的精华部分，在文字上也做了修饰，且附有精彩评语，遂成为清三百年间最流行的本子。

（二）《水浒传》的简本系统：又称为文简事繁本。简本一般都有平田虎、王庆两传，但文字简陋，缺乏文学性，现在只作为研究资料来使用。

1、明刊本《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传》残本，为巴黎国家图书馆收藏。

2、《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为明万历二十二年双峰堂刊本，是现存较早而完整的版本，有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6月影印本。

3、雄飞馆“英雄谱”、“汉宋奇书”等。

这些简本在回目上不一致，主要有102回本、110回本、115回本、120回本、124回本。

长期以来，关于简本与繁本的关系，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三种不同意见：一说简先繁后，认为繁本是在简本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一说繁先简后，认为简本是繁本的删节本，此为目前大多数学者所采用；一说简本和繁本是两个系统，两者同时发展而并存。一般而言，简本都有征田虎和王庆的记载，但文字简陋，缺乏文学性。

第二节

《水浒传》的思想内容

水浒故事从开始流传到《水浒传》正式成书，到各种版本出现，前后经历了四百多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民间艺人、专业作家都参与了创造；各种社会思潮、文艺思潮都在《水浒传》的演变过程中留下了印记，这就决定了《水浒传》的思想内容极其丰富和复杂。一般而言，学界关于《水浒传》的主题思想基本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忠义”说：

《水浒传》最早的名字叫《忠义水浒传》，甚至就叫《忠义传》。明杨定见《忠义水浒全书小引》认为：“《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众英雄啸聚梁山的斗争基本是按照九天玄女天书中的纲领来进行的，书中说：“天书付天罡院三十六员猛将，使呼保义宋江为帅，广行忠义，殄灭奸邪”，因而为宋江起义定下了“忠义”的调子。就《水浒传》大的框架来看，它描写了一批“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在黑暗现实下，不能“忠心报答赵官家”，被逼上梁山，沦为“盗寇”。上梁山后，他们希望将贪官污吏都杀坏，并且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在这关键时刻，“忠”的思想使他们对朝廷报有幻想，因而轻易接受了招安。招安之后，他们仍被误国之臣和无道之君逼向了绝路。作者无奈发出了“煞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相尚依然”。

二、“诲盗”说：

认为此书是一部教人学作强盗的书，如金圣叹这样认为。

三、农民起义说。

解放以来，冯雪峰的《回答〈水浒〉的几个问题》（《文艺报》1954年第三期）发表以来，这一观点长期占主导地位。持这种观点的主要依据以下几方面的根据：

（一）该书以历史上的宋江起义为根据，尽管历史上关于宋江起义的记载只是零星片断，但考察当时的社会结构，农民仍是整个社会的主体，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仍是社会主要的矛盾，因而此时的起义应算农民起义的范畴。

（二）《水浒传》一开始就揭示了这次起义发生的社会根源。高俅原是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受到宋徽宗赏识后，平步青云，与蔡京、童贯、杨戬等结党营私、把持朝政，搞得民不聊生。如阮氏三兄弟说：“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弹，便害百姓；但一声下乡村来，倒先把好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鹅尽都吃了，又要盘缠打发他”。对于原本属于统治阶级营垒中的林冲、柴进、杨志等，也受到了当权者的迫害。因而，人们的反抗情绪随之发生，如李逵说：“杀到东京去，夺了鸟位，晁盖哥哥做大宋皇帝，宋江哥哥做小宋皇帝。”

（三）、《水浒传》揭示了农民革命从个人复仇到星火燎原的历史过程，揭示了中国古代农民战争的基本形式和规律。

（四）、塑造了众多的光彩夺目的农民革命英雄形象。他们一般都是正义和勇敢的象征，寄托着人民大众的理想。

（五）、《水浒传》描写了起义的悲剧结局，揭示了起义失败的内在原因。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其结局概括起来，不外乎三种：一是被统治阶级镇压而失败；二是向统治阶级投降而失败；三是最终取得胜利，建立新的封建王朝。本书展示的是第二种结局，而且这种结局是由其领导人的忠义思想所导致的。

四、为“市井细民写心”说：

1975年《天津师院学报》第四期发表了伊永文的《〈水浒传〉是反映市民阶层利益的作品》，提出了“市民说。”之后有一些学者相继从小说中的领袖出身、队伍成分、政治口号和发动战争的性质等角度来论证《水浒传》不是写农民起义，而是为“市井细民写心。”这些学者首先承认水浒故事最初是写农民起义的，但因其题材长期在说书艺人和勾栏瓦肆中流传，是为广大市民服务的，所以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受到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情趣的影响，因而表现出极为明显的为“市井细民”写心的特点：

（一）《水浒传》描写的场景不是广大农村而是一个市井社会。

（二）《水浒传》笔下的英雄人物没有农民的气质，而具有江湖豪侠的气质。他们喜欢闯荡江湖、挥金如土、广交朋友。

（三）《水浒传》反映了市民以“侠义”为核心的道德观。中国市民主张的社会公正、平等、热爱自由、爱憎分明、有仇必报、有恩必报、乐善好施的社会理想在水浒英雄身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五、“忠奸斗争”说：

1979年《中山大学学报》第一期发表了刘烈茂的《评〈水浒〉应该怎样一分为二？》文章，学界一部分学者开始用“忠奸斗争”说来解释作品的主题。持此种观点者有以下三个根据：

一是该作品对宋江与方腊起义的不同态度。宋江与方腊起义就实质来讲并无本质不同，即都是对黑暗社会的反抗。但在作者看来，宋江的造反，只是对黑暗政治和奸臣的反抗，他对皇帝仍忠心耿耿，因而不能算做乱臣贼子，而方腊却志在推翻朝廷，南面称王，所以他一再被作者称为十恶不赦，大逆不道，乱臣贼子；二是该书作者把宋江等的接受招安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三是作者认为水浒英雄的悲剧结局是“自古权奸害忠良，不容忠义立家邦”。

六、正统文化对“带有绿林特色和江湖风格”的军事集团的改造。

（一）梁山队伍的性质：

《水浒传》第69回书回前诗中写道：“豪杰相逢鱼得水，英雄际会弟投兄。水战火攻人罕敌，绿林头领宋公明，”由此命名可知，梁山起义队伍带有“绿林特色”和“江湖风格。”所谓“梁山泊”的“梁山”加“水泊”正等于“绿林”兼“江湖”，在这一称谓和对应关系中隐含着对梁山队伍特征和性质的把握。事实上，在《水浒传》小说中，江湖、绿林之名不止一次出现，如介绍孙二娘说：“全学得她父亲本事，人都唤她做母夜叉孙二娘。她父亲殁了三四年，江湖上前辈绿林中有名，她的父亲唤做山夜叉孙元。”（第27回）称武松为“江湖任侠武都头，”（第28回）清风寨燕顺在宋江面前自报家门道：“小弟在江湖上绿林丛中走了数十年，也只久闻得贤兄仗义疏财、济困扶危的大名，只恨缘分浅薄，不能拜识尊严。今日天使相会，真乃称心满意。”不仅如此，梁山众多英雄人物的立身行事也具有绿林特色这主要表现如下：（1）都有绿林称号，见面时行剪拂之礼。如第五回：“原来强人下拜，不说此二字，为军中不利，只唤作剪拂，此乃吉祥的字样，李忠当下剪拂了起来。”又如小霸王周通得知来人是三拳打死镇关西的鲁达时，“把头摸一摸，叫声‘啊呀！’扑翻身便剪佛。”第44回写杨林正待要和邓飞、孟康动手时，被邓飞认了出来，便“提着军器向前剪佛了。”（2）好汉必须看重名誉。如宋江、李逵、公孙胜之“孝”；（3）朋友之义居于首位（宋江的通风是欺君犯上，不孝的，使父亲受连累，杨雄的杀妻是对朋友的交代）；（4）喜武或具有某一方面的特殊技能；（5）慷慨大方，同好汉社会中所有有潜力的成员作朋友，并随时准备保护他们；（6）必须不好色；（7）大碗喝酒，大块吃肉；（8）反抗贪官。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梁山群体是合历史上农民起义与游侠传统为一体的带有绿林特色和江湖风格的军事集团。

（二）梁山队伍改造的必要：

梁山队伍是对古代游侠传统的继承。在中国，“侠”的起源很早。战国时代的“游侠”是与“辩士”出身相同的一个特殊阶层，没有财产，行踪不定，好勇斗狠，表现出激烈的暴力倾向。司马迁《史记》为“游侠”立传时，开篇即说：“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这段话直接指出了他们的行为特点及其性质。他们本属于社会**、封建解体时代的产物。至秦、汉大一统时期，他们逐渐遭到政府的禁绝。然而他们作为一种抑强扶弱的社会辅助力量，在民众心目中具有广泛的吸引力。这正如司马迁所说：“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信必果，已诺必成，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夏志清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说：“官府的不义不公，激发了个人的英雄主义的反抗，而众好汉结成的群体却又损害了这种英雄主义，它制造了比腐败官府更为可怕的邪恶与恐怖统治。”

在梁山活动的前半部分，他们走的是打家劫舍的道路，关于这点，我们从朱贵、张青、李立、燕顺、王英等人的行为中可以看出。如朱贵对前来投奔的林冲介绍道：“山寨里叫小弟在此间开酒店为名，专一探听往来客商经过。但有财帛者，便去山寨里报知。但是孤单客人到此，无财帛的放他过去；有财帛的来到这里，轻则蒙汗药麻翻，重则登时结果，将精肉片为耙子，肥肉煎油点灯。”（第十一回）张青向武松自我介绍：“小人姓张名青，原是此间光明寺种菜园子。为因一时间争些小事，性起把这光明寺僧行杀了，放把火烧做白地。后来也没对头，官司也不来问，小人只在此大树坡下剪径。忽一日，有个老儿挑担子过来，小人欺负他老，抢出去和他厮并。斗了二十余合，被那老儿一扁担打翻。原来那老儿年纪小时专一剪径，因见小人手脚活便，带小人归去到城里，教了许多本事，又把这个女儿招赘小人做了女婿。城里怎的住得？只得依旧来此间盖些草屋，卖酒为生。实是只等客商过往，有那入眼的，便把些蒙汗药与他吃了，便死。将大块好肉，切做黄牛

肉卖。零碎小肉，做馅子包馒头。小人每日也挑些去村里卖。如此度日。小人因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人都叫小人做菜园子张青。”船火儿张横也是“专在浔阳江做这件稳善的道路。”他的剪径，在毛骨悚然中带着幽默：他用船将宋江和两个公人渡至江心后，说道：“你这个撮鸟，两个公人，平日里最会诈害做私商的客人，今夜却撞在老爷手里！你三个却是要吃板刀面？却是要吃馄饨？”宋江道：“家长休要取笑，怎地唤做板刀面？怎的唤做馄饨？”他睁着眼道：“老爷和你耍甚鸟！若还要吃板刀面时，俺有一把泼风也似快刀在这遑板底下，我不消三刀五刀，我只一刀一个，都剁你三个下水去。你若要吃馄饨时，你三个快脱了衣服，都赤条条跳下江里自死。”

为了发展势力，他们也采取了一些卑劣的手段，如对秦明、卢俊义的收服。在这种情况下，对梁山起义进行改造势在必行。这正如台湾张义庆在《从自我的抒解到人间的关怀》中说：“由侠义传统的起源及其特性，可知中国历代政府不论对于个人的以武犯禁，或集体的武装叛乱，往往加以禁绝，或者予以压制，表现出侠与法的不相容受，但小说家顺应着侠义存在的事实及效用设法消解这中对抗，一方面赞扬侠义的正面意义，一方面则提出更高的理想，经由某个集团领袖的劝导，或某位清官的感诱，而化除侠者好勇斗狠的意气，使之纳入合法化的途径，并以‘忠义’为标榜，转化其心志，而终于臣服于朝廷正统。”这种改造的意图，在书中有明显体现：19回中，写道：“常怀贞烈常忠义，不受资财不扰民。”“所过州县，分毫不扰，乡村百姓，父老挈幼，烧香罗拜迎接。”在四十二回《还道村受三卷天书，宋公明遇九天玄女》中，九天玄女授书时说：“宋星主，传汝三卷天书，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他日功成果满，作为上卿。”“玉帝因为星主魔心未断，道行未完，暂罚下方，不久重登紫府，切不可分毫矢志。若是他日罪下丰都，吾亦不能救汝。” 这一情节，具有两方面的内涵：（1）不但是对处于危厄之际的宋江性命的拯救，而且还隐喻着对他灵魂的指谜。（2）还道村象征着一条容易陷入感性诱惑，遭致假象捉闹而难以走出的处处充满危机的人生迷途。隐喻着对人生正途、价值方面的寻找及寻找中的困惑与迷茫。在第六十回，作者写到：“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山头，休言啸聚山林，早愿瞻依廊庙。”

（三）改造的完成：改聚义厅为忠义堂

在梁山英雄排座次时，宋江所发誓言为：“自今以后，若是各人存心不仁，削绝大义，万望天地行诛，神人共戳，万世不得人身，仡载永沉末劫。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并改聚义厅为忠义堂。（1）、从根本上改变了梁山义军的价值取向，而且从内里彻底改变了梁山文化的性质，从而以一字之更动完成了一般伦理向政治伦理、游侠文化向正统文化的靠拢与演变。（2）又包含着对梁山人格的文化整合，其目的在于以之化除戾气，转化心态，臣服正统，成就大我。宋江对武松说：“兄弟，你只顾前程万里，早早到了彼处。入伙之后，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我自百无一能，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兄弟，你如此英雄，决定得做大官，可以记心，听愚兄之言，图个日后相见。”（3）从作家创作角度看，又是一种大传统文化对小传统文化的整合，正统观念对民间思想的改造。

七、《水浒传》叙事的文化生成机制与美学价值特征。（全文载于《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2年第10期。）

（一）在反贪官叙事表现背后

《水浒传》不是作者既无时间延续性、又无文化氛围的思想意图的孤立表现，从口传文学到话本杂剧，再到小说成书，它是多重文化因素长期交互作用的结果，它的生成、存在与传播过程，本身就是一部中国小说与中国小说观念的流变史。

《水浒传》的源头，也和整个中国小说的发端一样，是“街谈巷议，道听途说者之所造”（班固《汉书·艺文志》）的民众流言。宋末人龚开的《〈宋江三十六赞序〉》称“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金圣叹也明确肯定《水浒传》的“庶人之议”性质（《第五才子书》第一回总评）。那么，为什么宋江会成为当时人们热衷于谈说的“热点人物”，以致于这些“怪诞虚妄”的“委巷之谈”竟成为波澜壮阔的“水浒话语”长河的最初源头呢？查宋、元两代的正、野史籍，关于宋江的记载零星、散乱且多有龃龉。所能提供的信息仅仅是“淮南盗宋江犯淮阳军”，“剧贼宋江剽掠至海„„叔夜募死士千人，„„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等一鳞半爪，足见其规模之小。从流言生成的条件看，恰恰是人们对宋江一伙事迹、行踪知之甚少这一情况，大大增强了“剧贼宋江”的神秘性和传奇性，也为人们在道听途说过程中发挥虚构和想象留下了很大的心理空间。

任何民众流言都只是特定社会环境中一种存在时间极为短暂的社会心理现象，为什么单单关于宋江的

传闻会具有经久不息的生命力，并最终发育生成了不朽的文学巨著《水浒传》呢？这是因为特定的转化契机促使宋江传闻发生了从社会流言转变为口传文学的质的飞跃。这个对揭开《水浒传》传初题旨、叙事表象、故事框架生成之谜有着重大意义的转化契机，就是南宋人王偁《东都事略·侯蒙传》中如下一段文字：

宋江寇京东，蒙上书陈制贼计曰：“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过人。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自赎，或足以平东南之乱。”徽宗曰：“蒙居闲不忘君，忠臣也。”起知东平府，未赴而卒。

这段后来为官修《宋史》所采纳的文字，尽管频频被研究者作为对宋江事征实考信的史料来引用，其中的史实性也仅仅在于，侯蒙陈“招降宋江，使讨方腊”的“制贼计”，曾被宋徽宗称许为“忠臣”。但王偁的历史叙事却与口传文学“水浒话语”的生成有着极为深刻复杂的文化美学联系。前此的社会流言，仅仅涉及宋江等“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官军数万，无敢抗者”的传闻，王偁的历史叙事却因侯蒙推测宋江三十六人“其材必过人”而有了“招江征腊”的政治动议。如果说一般情况下对抗官府与忠君忧国在政治倾向是非此即彼、相互排斥的，王偁的历史叙事却使宋江对抗官府（“叛贼”）与侯蒙忠君忧国（“忠臣”）之间发生了极为罕见的意连。如果说“叛贼”与“忠臣”的意连为口传“水浒话语”集反抗官府和忠君护国于宋江一身铺下了想象和虚构的引线，那么口传“水浒话语”本身，则是特殊社会环境中历史意识与现实心理激烈碰撞的创生。换句话说，只有把口传“水浒话语”放在它所由产生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才能深刻揭示其故事框架及反贪官意绪的创生机制。

第一，口传“水浒话语”寄予着下层民众对官僚阶级和封建官府淤积千载的仇恨心理。自秦以降的两千余年间，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与其说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到不如说是官僚阶级与平民百姓的矛盾。因为，即使是地主，如果不能为官或攀附于官，在官民对立的政治格局中，也只能划为受压迫、被蹂躏的“民”的一方。根据王亚南的研究，与西欧各国相比，中国的专制主义官僚政治，具有延续性（持续之久几乎与中国传统文化史相始终）、包容性（宗教、法律、财产、学术、文艺等文化事业都为官僚政治所包容，并作为工具服务于官僚政治这个核心）、贯彻性（官僚政治的支配、贯彻作用造成中国人的思想活动乃至整个人生观都拘囚在官僚政治所设定的樊笼中）三大特殊表象。对上曲意逢迎、对下恃权妄为，是每一级官僚甚至每一个官僚的生活常态。上对下、官对民、在命运、财产、自由和人身权利等一切方面，都具有生杀予夺、任意处置的绝对权利。从纵向看，平民百姓生活在欺凌累加的十八层地狱；从横向看，平民百姓无逃于官僚政治的天罗地网之外，“天下乌鸦一般黑”；从个人遭际看，“官大一级压死人”，“不怕官，就怕管”的现象极为普遍；从历史兴衰看，则被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一语说尽“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样的社会境况教会了下层民众诉诸于一无作为的忍耐求生存，却在内心深处埋藏着对官僚阶级乃至封建官府山岳般的仇恨。自秦政开基至北宋末年，这种仇官心理在文化无意识层面上积淀了一千多年，又被赵宋王朝皇帝荒淫昏聩、权臣作乱行奸、吏治腐败已极的黑暗现实所大大强化。所以，关于“剧贼宋江”“转掠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声言将至”，“官军数万，无敢抗者”的传闻，就很能快意于下层民众的积愫和怨心。与此同时，为了在更大程度上满足自己和他人审美娱悦的心理需求，讲说的人们又总是借助于虚构和想象，把故事编造得更加合情合理、曲折生动一些。如果说，流言形态的宋江传闻只是作者信其真也希望听者信其真的无意识虚构，那么，作为口传文学的“水浒话语”就已经演变为以文学审美为心理驱动力的有意识虚构了。可以想见，当他们眉飞色舞地讲述着宋江等“三十六人”如何英勇神武之时，昔日在官吏官府面前那种惊恐畏惧、卑微懦弱的晦气和无奈，定然会一扫而空。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水浒传》为什么会把高俅、张都监、殷天锡、刘高、黄文炳、贺太守等一个个官僚都写得那么可恶，以至于令人恨之入骨的解释；也可以得到这些官僚的下场不是被打死、活剐，就是“满门良贱”尽被斩杀的解释；还可以得到为什么那个不问青红皂白抡起板斧乱砍乱杀的李逵总能快意于读者之心的解释。从这里，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水浒传》在处理“官逼”与“民反”的关系时，并不是通过控诉“官逼”来号召“民反”，而是通过描述“民反”以深刻有力地控诉下层民众所遭受的“官逼”之甚。第三十一回的“血溅鸳鸯楼”与第四十一回的“割炙黄文炳”，是全书当中场面写得最血腥残酷、因而也是杀得最过瘾解气的两幕。因为这里体现的已经远远不是武松对张都监、宋江对黄文炳的个人私仇，而是体现了受尽欺侮蹂躏的社会下层民众对历朝历代官吏官府淤积了千百年的、充满原始野性的复仇意识与怨毒情绪。

第二，口传“水浒话语”体现着下层民众集忠臣义士于一身的人格理想。两千年来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奉行道德立国的基本原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抽象的道德准则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不仅可以代替法律，指导行政，而且还是识别好人与坏人，评断一切是非善恶的圭臬。由此看来，在两宋见于史籍记载的四百三十起之多的武装叛逆、暴民造反与草寇滋事当中，下层民众之所以对起事规模极小的宋江青眼相看，以至于成为口

传“水浒话语”的引子，不仅仅在于宋江的战斗力极强，素有“官军数万，无敢抗者”，“转掠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声言将至”的传闻与威名，还在于王偁的历史叙事中“叛贼”与“忠臣”极为罕见极为偶然的意连，为“水浒话语”之原初胚胎的生命合成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传统道德因素。一方面，下层民众要借宋江传闻之酒杯浇心中恨官仇官之块垒，除了使用当时在全社会通行的带有官方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化代码语言，别无选择。他们基于政治经济生活中官民对立之现实而淤积的恨官仇官情绪，一旦经由文学语言宣泄出来，就转变为基于中国传统政治伦理忠奸对立思维模式的对贪官贼臣的憎恨。忠臣与奸臣，是封建时代下层民众在一切场合表达道德感情所惯常使用的词汇。另一方面，经由封建统治者千余年的思想灌输与熏染，传统生活方式的经验性驯化，使得皇权天授、忠孝节义等观念已经成为下层民众的文化无意识和第二天性。正是仇官情结与忠孝观念在头脑中的同时存在，才使得下层民众对王偁历史叙事中的“叛贼”与“忠臣”的意念一拍即合，大为兴奋，并由这种兴奋所激发的艺术虚构创设了“水浒话语”聚义、招安、征腊三大叙事版块。“草寇”宋江既为钦许“忠臣”侯蒙所荐举，也毕定是强徒盗匪中的有忠有义之人。既然抽象的封建道德高于法度与行政，那么，身为盗贼草寇的宋江只要被赋予了传统道德上的正当性，他们蔑视法度、对抗官府的“弥天大罪”，也就不再被视为“恶人丑行”，反而被歌为英雄壮举了。“忠”并不是对皇帝真有感情依恋与政治责任，而是满足于下层民众对传奇英雄道德人格完美性的心理需要。由此可见，“忠义”的意蕴在民间口传文学阶段就已经深深地嵌入了“水浒话语”的本体结构，并作为其中一个不可剥离的构成因素而存在。“忠义”使起义规模和影响微不足道的“宋江”雄视两千年间无数揭竿而起的反叛英雄，获得了空前绝后的重要文学地位与丰富文化意蕴。“忠义”使“水浒话语”中的宋江三十六人，在既是创作者又是接受者的下层民众心目中获得了宣泄仇官心理与寄予道德理想相统一的整合性美学价值；“忠义”使“水浒话语”吸纳了南宋时期北方民间抗金组织“忠义人”的生活素材，经过艺术处理，使“征辽”成为体现《水浒传》题旨的又一基本叙事版块，并以富豪绅士、文武官员出身的“忠义人”形象充实代换了“宋江三十六人”的原初构成，而“忠义人”正规作战经历的被融入，也大大改变了宋江一伙作为小股盗匪打家劫舍、流窜取事的原初形象。总之，“忠义”观念使关于宋江的人和事在口传“水浒话语”中越来越远离历史本事之真，越来越走向虚构和想象的文学叙事之幻。

第三，口传“水浒话语”显露着下层民众对锄强扶弱、济难救困的绿林侠客的期盼情结。在较原初的史籍当中，宋江的姓名之前每每冠以“淮南盗”、“山东盗”、“剧贼”、“草寇”等称谓，并不曾有“侠”字出现。受口传“水浒话语”影响的南宋人龚开的《宋江三十人赞》对宋江有“识性超卓，有过人者”，“与之盗名而不辞，躬履盗迹而无讳”等称颂之语，元初艺人说话的脚本《大宋宣和遗事》，写宋江杀阎婆惜之后曾题诗于壁：“杀了阎婆惜，寰中显姓名。要捉凶身者，梁山泊上寻”，宋江身上才开始有了些“侠”气。最早明确指称宋江及其党徒“勇悍狂侠”的是元代人陈春的野史笔记《所安遗事补遗》。据此断言，“历史上的宋江起义是一支亦‘盗’亦‘侠’、无意称王的游侠武装，显然失之草率。但事实却足以表明，下层民众在对口传“水浒话语”中的人和事做艺术想象和虚构过程中，曾受到传统侠文化的浸淫，曾被文化无意识层面上的慕侠情结所左右。下层民众在口传文学中把宋江塑造成侠义英雄的美学驱动力首先来自“侠”阶层的特殊社会性。在官民对立的社会格局中，侠的活动既具有非官方、非正统性，又游离于一般平民的生活常规之外，是一股笑傲江湖的独立而自由的力量。侠之为侠，固然离不开勇力、胆识、武功，其核心性的因素还在于“义”。唐代李底裕《豪侠论》有“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之说。侠不免有一些为盗打劫的扰民行为，但那种秉天地之正气的追求，却使他们往往无视官府之森严、法度之酷烈、奸邪之贪暴，不吝个人生命财产的损失，去做一些符合正义、情义、适义（宜）、节义、仗义、仁义之要求的善事或壮举。其“贼心”和“义胆”，都是一般平头百姓不敢忘其项背的。因而，“游侠一道，可以济王法之穷，可以去人心之憾”（李景星《四书评议》），能够带给下层民众精神上的抚慰和愉悦。其次，这种塑宋江为侠义英雄的驱动力来自下层民众矛盾的文化心态。宋元时期的下层民众耽于“朝廷不明，纵容奸臣当道，谗佞专权，设除滥吏，陷害天下百姓，”“满朝文武，俱是奸邪”的现实，已经不再有依靠圣明天子、忠臣清官普救天下的传统幻想，统治阶级千百年的道德驯化又使他们对李顺、王则、方腊、钟相等农民起义领袖无君无父、僭号称制的行为深恶痛绝，从而只能把主持世间公平、正义的期望寄托在舍身好义的江湖侠客身上。再次，这种塑宋江为侠义英雄的驱动力来自下层民众险恶的生活境况。“官”与“匪”是中国传统社会里固已有之的两股暴民掠民的为害势力。宋元时期，随着官僚政治的日趋腐朽，随着商品流通的频繁化与居住社区的城镇化，不仅“官”与“匪”为害民众的猖獗程度无以复加，还出现了一种社会新毒瘤——-市镇恶霸（《水浒传》中的郑屠、西门庆、没毛大虫牛二，就是对这种“霸”的写照）。对于人之为人尊严和权利的心理期待，成为促使他们把宋江等三十六人塑造成对抗邪恶、趋解民悬的江湖豪侠最根本、最强大的内在驱动力。如果说官民对立是反贪官意绪得以生成的现实政治基础，那么，源远流长的侠文化则为

特定历史条件下文学虚构中的反贪官提供了主导性的行为方式。

综上所述，口传“水浒话语”中的反贪官意绪和聚义、招安、平腊的故事架构，是特定历史境况中的下层民众，以宋江传闻为起点，以王偁的历史叙事为转化契机，在仇官心理、忠义观念及慕侠情结的共同作用下艺术虚构和想象的结果。

（二）“替天行道”之隐喻

“替天行道”最早出现于元代水浒杂剧当中。就现有的资料来看，元代水浒杂剧是“水浒话语”历时发育过程中一个有着承前启后作用的重要阶段。

首先，元杂剧使“水浒话语”获得了独立的文化地位，自成一个系统。前此形诸文字的“水浒话语”《宋江三十六人赞》只是野闻杂识笔记《葵辛杂识（续集）》收录的诸多笔记中的一种，讲史话本《大宋宣和遗事》以生活淫逸腐败的宋徽宗为叙事主人公，叙及“梁山泊聚义本末”的部分只占很小的篇幅。元代水浒杂剧却成为一种具有空前规模和独立地位的文学现象。水浒杂剧虽然是不同的作家各自独立的个人创作，但却围绕着一个共同的地域中心“梁山泊”，共同的人物中心“宋江”，共同的精神旗帜“替天行道”，展开各自创造性的艺术想象，从而使水浒杂剧成为一个相互之间有机联系着的作品系统。

其次，元杂剧使“水浒话语”的题旨结构趋于圆成。就故事梗概而论，《大宋宣和遗事》中宋江是怒杀阎婆媳、题诗于壁，主动投奔“梁山泊”晁盖而“落草”，“行忠义，灭奸邪”仅仅是天书预言。到了水浒杂剧中，宋江则是“带酒杀了阎婆媳。脚踢翻蜡烛台，沿烧了官房”，被“迭配江州牢城”，“因打梁山过”被晁盖救上山。这样，《大宋宣和遗事》“广行忠义”的天书预言就内化到宋江失误获罪、被劫落草的经历与行为当中，使反叛与忠义的矛盾对立在宋江身上得到了很好的融合。联系水浒杂剧诛恶锄奸、主持公道正义的基本内容，则可以清晰地看到宋江的经历及性格在“水浒话语”发育过程中由“主动落草，被劫招安”到“被动落草，主动招安”的变易过程和“水浒话语”之反贪官叙事表象的一贯性。

再次，元杂剧对“水浒话语”历时发育最重要、最突出的贡献，还在于提炼出了作为“水浒话语”之灵魂的精神理念“替天行道”。现存六种元代水浒杂剧，《燕青博鱼》的收煞语只是一般性的表白“俺三十六员耀罡星，一个个正直公平，”其余五种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替天行道”。《李逵负荆》第一折和《争报恩》“楔子”分别有“杏黄旗上七个字：替天行道宋公明（一作救生民等语）；” 另三种杂剧宋江的“收煞”唱辞当中则分别有“黑旋风拔刀相助，双献头号令山前；宋公明替天行道，到今日庆赏开筵”（《双献头》），“俺梁山泊远近驰名，要替天行道公平，忠义堂施呈气概，结交尽四海英雄”（《还牢末》），“虽落草替天行道，明罪犯斩首街前；黑旋风拔刀相助，刘庆甫夫妻团圆”（《黄花峪》）等语。康进之的《李逵负荆》杂剧，则围绕维护梁山“替天行道”的精神旗帜采用“误会法”构思了李逵与宋江之间的戏剧冲突。

元代水浒杂剧作为“水浒话语”历时发育的一个特定阶段，其核心性的精神理念“替天行道”的萌生，不仅受“水浒话语”历时发育过程之传承性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同时还不可避免地（或者说更主要的是）受到宋元时期政治、经济与文化思潮的直接影响。

第一，“替天行道”是以宋元时期“天下无道”的政治现实为前提条件的理念存在。北宋统治者偃武修文、虚外守内的既定国策使得宋朝成为一个官僚集团恶性膨胀、边庭战事屡受屈辱的积贫积弱的王朝。从徽宗君臣的昏聩荒淫，到赵构、秦桧的苟且偏安，下层民众对赵宋皇帝远离天德、天道的行经积淀了太多的失望与绝望。当民谣“打破筒（童贯），泼了蔡（蔡京），人间便是好世界”广泛流传之时，当北方“忠义”奋勇抗金、名将岳飞惨遭朝廷杀害之时，“天下无道”的政治现实成为下层民众流传宋江奇闻、虚构“水浒话语”一股巨大的现实推动力。但“替天行道”这一思想理念的创生，注定是在由宋元之后才具备条件，这是因为，元代统治集团的民族歧视政策，把身为亡国奴的汉族民众推入了“天道不行”、“有天无日”的痛苦境地，也就使得秉承儒家正统观念的汉族下层民众在思想上把元代皇帝排除在体现天德、天道、天理的真龙天子之外，古已有之的官民对立在本朝达到一种空前尖锐的程度，官方意识形态对下层民众的禁锢也空前的松弛和缺乏震慑力，从而为“替天行道”的萌生准备了适宜其发育成长的气候条件。

第二，“替天行道”是从宋元理学思潮的母体中孕育、衍化出来的。宋代理学以“存天理，灭人欲”回答“性与天道”这一传统问题，不仅抽象出最高精神实体“理”，建构了“天理”本体论哲学，而且通过把天子与天理（即天道）相剥离，使得自天子至平民都只能作为天理覆盖下一种偶然性的个人存在。也就是说，“存天理，灭人欲”是贵为天子的皇帝和社会普通民众所共同面临的人生课题。这无异于为社会下层民众的人格独立提供了哲学依据。与汉儒专事训诂注疏的经学不同，二程、朱熹以己意解经、发掘义理的理论方法，奠定了其理学注重“自家体贴”、精思决疑的学术风格，也使主体自我在解经中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遇的突出和强调。

南宋陆九渊以批判朱熹的姿态出现，开创了“宇宙便是我心，我心便是宇宙”的心学流派，其“若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收拾精神，自作主宰（《陆九渊全集》卷三十五“语录”）”的人生观，其“不依师友载籍”，“六经皆我注脚”的方法论，则使下层民众在摆脱儒学经典之精神羁绊的同时，获得了对天理、天道师心自用的解释权和“该出手时就出手”的行动权。另一方面，宋元理学主流派的思想家们都有着清晰而强烈的用传统的伦理纲常约束禁锢人们的思想与言行的政治意图，这就使得下层民众自主性的人生思考又不能不向反理学阵营或理学内部非主流派的思想家寻求思想的启迪与借鉴。从王安石的“可革则革”，“顺人之性”，到陈亮的“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从朱震的“顺民之欲，因民之利，成民之才”（《汉上易传·大蓄卦六五》），到黄震“人之所长行者皆道”（《黄氏日钞》卷九十五），“以行道救世为心”（《黄氏日钞》卷二）的思想，都为“替天行道”在元代的生成提供了观念和方法上的滋养与哲学立场上的支持。

第三，“替天行道”还是宋元时代下层民众主体意识觉醒的艺术折射。有宋以来，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自然经济向人文经济的历史性转变。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到遍及全国的都会、城镇、市井生活的繁荣，从行商坐贾的贸易往来，到勾栏瓦舍的书会杂剧，从升官发财之竟奔，到宴饮狎妓之消遣，不仅极大地刺激了下层民众追求奢侈享乐生活的物欲，也引发了市井社会对人生意义的普遍关注与思索。与此同时，社会下层民众的基本构成也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宋代就一些知识分子开放弃为官、聚徒讲学之风，与下层民众有了更多的思想联系。入元以后，广大汉族知识分子入仕无门，科举路断，其社会地位仅仅略高于乞丐而低于娼妓，这就打破了文人儒士充任统治阶级思想家的历史梦想，迫使他们或闲适自遣、诗酒为乐，或自觉融入梨园书会之中从事商业性的创作演出，成为社会下层民众感受时代冷暖、宣泄郁闷忧愤最敏感的神经末梢和思维器官。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替天行道”的提出标志着作为被统治阶级的社会下层民众主体意识的觉醒，标志着他们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思想家。

必须指出，元代前期水浒杂剧中的“替天行道”，不同于元末明初由施耐庵集撰的《忠义水浒传》中的“替天行道”。前者作为“水浒话语”历时发育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单面性的政治理念，其价值存在仅仅限于寄予下层民众追求公道、正义、人道的社会政治理想，赋梁山好汉杀人放火、诛恶锄奸等反正统秩序之举动以道德上的正统性和神圣性。后者作为“水浒话语”最终完成形态之内在灵魂的集中体现，则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个有着丰富独特意蕴与深远历史影响的民间哲学形态。纵观“水浒话语”的历史发育，如果说《大宋宣和遗事》的梁山泊聚义在下层民众心目中主要是一个满足其审美猎异心理的侠盗传奇故事，那么，元代水浒杂剧的主导倾向则是基于对黑暗政治现实的极度憎恶，虚构了一个反叛性的政治理想国，这就决定了水浒杂剧缺乏深度叙事意识以图抒泄现实郁愤的内质特点。由此而论，“替天行道”所蕴涵的思想新质不可能骤然擢拔于元代水浒杂剧的显形层面。只有到了《水浒传》当中，“替天行道”潜在的哲学因子才发展深化为显在的民间哲学形态。这首先取决于《水浒传》作为史诗性的巨型叙事话语所具有的涵容性。从禁苑大内、州府县衙、地主庄园、佛寺道观，到妓馆酒楼、勾栏市井、荒村野店、绿林山寨，从地域空间的极为广阔，到各色人等的并列杂陈，《水浒传》堪称是宋元社会世态万象的全景式扫描；从官民对立、忠奸对立，侠邪对立之暗隐统绪，到儒、道、佛三教共存互动之显形景观，从伦理纲常之抽象说教，到饮食男女之生存欲求，《水浒传》又是对总体历史文化思潮的艺术透视。进一步而论，《水浒传》这种包孕深广的涵容性是建立在高度浓缩的融合性之上的（或者说，在涵容性与融合性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共生关系）。《水浒传》对人物事件充满历史深度、文化深度及人性深度的叙述描写，把前此“水浒话语”当中一直并列存在的反叛、忠义、行侠三种思想色素高度浓缩、融汇化合为以“替天行道”为象征符号的整一性的题旨结构；《水浒传》以“替天行道”为构思端绪来统摄对各类人物的形象塑造，从台阁重臣、州县政要、文官武将、吏员狱卒到世族乡绅、娼优商贾、和尚道士、盗贼草寇，都无一例外地围绕着对“替天行道”态度的“很赞成、比较赞成、、中性、不大赞成、很不赞成”之一元性链条和“赞成——反对”之两极性趋势组合排列，足见“替天行道”是《水浒传》本文情节安排统“多”为“一”的内在神髓；《水浒传》还把儒家“忠孝节义、保境安民”思想、道家“功遂身退，贵生远祸”思想及佛教“佛性常保，修得正果”思想融汇化合到“替天行道”的理念之中，赋“替天行道”以更加浑厚深远的思想文化史背景。《水浒传》这种融合性不仅是“替天行道”高度浓缩前提下包罗万象的保证，即透过“替天行道”可以触摸到每一种促使“水浒话语”历时生成的语境因素的存在，更重要的还在于“替天行道”的意蕴能够在超越有限前提下趋于无限的人类生存空间，亦即《水浒传》诗性结构不仅大于语境因素之和，而且蕴涵着趋向于人类未来新的美学生活建构的无限生成性。

“替天行道”丰富的哲学文化意蕴，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它在《水浒传》题旨结构中的独特诗性功能。任何正统性的官方哲学命题都需要有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来支撑，都与统治阶级的现实政治利益相联系，因此，68 尽管在理论哲学层面上，它们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开启民智、解放思想之历史意义，但在政治哲学层面上，他们却有着确定唯一的阶级意识内容，并且是统治阶级对社会民众进行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替天行道”作为文学性的民间哲学形态，则是靠《水浒传》这一史诗性的叙事话语揭示其思想意蕴并支撑其文化存在。由于“替天行道”的文本价值生成于《水浒传》反叛、忠义、行侠三种基本语境因素的合一之处，它就天然地成为了《水浒传》本文叙事策略中的关键性、核心性因素，并对《水浒传》的文化美学意蕴发挥着最为深刻独特的诗学功能。“替天行道”连接了小说本文在阶级意识层面上的不完整性和相互矛盾性，作为内在的精神线索把个人行侠、会合聚义、接受招安、平辽征腊等几大板块，贯穿聚合为整一性的叙事结构和反贪官的叙事表象，并为仇官反叛情绪、正统忠义道德、落魄士人心态、豪侠刚险欲结、市井福乐渴念等这样一些互不联结、甚至相互排斥或否定的阶级意识，提供了一个共同存在于其中的诗性话语空间。“替天行道”作为《水浒传》中梁山集团的核心价值观，把有着不同身世、经历、境遇、才具及人生追求的108将凝聚在一起，并在充当梁山全伙道德人格身份证的同时，文学性地虚拟了等级制度的消解与思想世界的狂欢。“替天行道”还是神化宋江的象征符号，在梁山集团内部，《水浒传》要塑造一个“文不能安邦，武又不能附众，手无缚鸡之力，身无村箭之功”，“身材黑矮，貌拙才疏”（第68回）而居108人之尊的宋江，就要假借天意天道的神秘性在宋江与众兄弟间造成一种“质”的区别，恰恰是“替天行道”在本文深层叙事策略中的道具作用，才使得宋江与众弟兄的关系和佛教中佛陀与众生的关系以及原始文化中祭司与众人的关系有了某些相似之处。在梁山集团外部，《水浒传》又是靠了“得道”之人宋江和“替天行道”旗帜的存在，才使得108将区别于古往今来一切恣意妄为、肆虐为害的绿林强贼，并在文学叙事层面上成为奇冠古今、生民未有的忠侠义盗。总之，是“替天行道”在《水浒传》本文中的诗性功能造就了《水浒传》题旨结构的独特唯一性，进而造就了《水浒传》本文这个独特唯一的艺术世界。反之，又是《水浒传》本文世界的独特唯一性以及题旨结构的独特唯一性，使“替天行道”获得了远比任何官方哲学命题都更为重要和丰富的内涵，这正是哲学理性之思想价值与文学审美之思想价值的根本区别所在。由此而论，“替天行道”在《水浒传》本文中存在的三个层面：在阶级意识层面上，“替天行道”是不完整的、相互矛盾的。在时代精神层面上，“替天行道”作为一种民间哲学形态，有着社会思想潮流与总体时代精神的统合性，由此奠定了《水浒传》作为特定历史阶段上一种文学话语的思想文化史价值。在文学功能层面上，“替天行道”则使《水浒传》成为哲学意蕴的丰富深邃性与美学内质的新颖独特性互为因果的共生体，从而以其巨大的思想情感魅力，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前往探险览胜。

第三节

《水浒传》的艺术特色及其影响

一、《水浒传》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白话语体的成熟：

在《水浒传》以前，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大都写得文白相杂，简陋不畅，就是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虽然以“通俗标榜”，其语言仍是半文半白。只有到了《水浒传》，由于它主要是在民间文学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先天就具有口语化的特点，同时又经过施耐庵等文人的加工锤炼，又体现出简洁、凝练、传神的特点，从而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白话语体的成熟。简单来讲，《水浒传》在语言上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艺术特色：

（一）《水浒传》语言通俗易懂，形象传神，富有表现力，无论是叙述事件还是刻画人物都能达到绘声绘色、形神毕肖的地步。如第三十二回将武松醉态描写得生动如画；写景色，则简练传神，使人如临其境，使景色描写和人物性格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如林冲被押解到野猪林的时候，通过其周围环境暗示了林冲危在旦夕的处境；林冲风雪山神庙，对当时雪景的刻画，既有助于推动情节的发展，又写出了林冲的心理压迫感和环境的压迫感。

（二）《水浒传》的语言幽默、风趣。如写鲁智深拳打镇关西，写三拳打在鼻、眼、太阳穴三处时，以味、色、声来形容，不但形容得非常生动、贴切，充满着生活气息，而且洋溢着乐观、幽默的情趣，衬托着鲁达痛打恶棍时痛快酣畅的心情。

（三）《水浒传》的人物语言达到了个性化的高度。如李逵、柴进、鲁智深与宋江见面时的言语。

（四）《水浒传》的语言是口语化的并充满了生活气息。如潘金莲听到武松说“篱牢犬不入”一段话后，指着武大的一段骂词，就使一个市井泼妇的形象跃然纸上。

二、《水浒传》塑造了众多同而不同的英雄群像，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人物塑造从类型化的典型向个性化典型过渡。具体体现如下：

（一）、作品的主人公发生了变化：

它把出身农民、渔民、城市贫民的下层人物作为英雄来歌颂，把他们放在主人公的地位，即使出身高贵的柴进、花荣等也被平民化了。作者将这些人物写得生动传神，而将上层人物则表现得性格模糊。这一点与《三国志通俗演义》有明显不同。

（二）作品塑造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中国古代小说的人物大多是先天生成的，比如《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各主要人物。而《水浒传》的英雄人物，他们性格的形成和周围的环境密不可分，都是由于黑暗的社会环境将他们逼上梁山的，是由于现实生活教育了他们，使他们逐步克服自身的弱点和缺点而成长为英雄的。这主要体现在林冲的身上。林冲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是统治阶级营垒里的上层人物。他又有一个美满的小家庭，如他所说：与爱妻“未曾面红耳赤、半点相争。”这种社会地位和家庭环境，使林冲存在着两个根本性的缺点和弱点。一是对统治阶级的本质缺乏认识，一是对小康生活十分眷念。因此，当高衙内调戏他妻子时，为了保护与维持教头地位和优裕生活，便采取了妥协退让和息事宁人的态度。当他遭到高俅迫害、发配沧州之时，仍然抱有幻想，希望服刑之后还能“重见天日，”所以，一路上受尽董超、薛霸的凌辱摧残而忍气吞声，逆来顺受。野猪林险遭毒手，幸好为鲁智深所救，他不但不想报仇，反而央求鲁智深宽恕此二人，为自己留下后路。到沧州牢房，他对管营、差拨也是陪尽小心，行贿讨好；住在破草房里，还想请泥水匠来修理房子，以便过冬，心里仍是充满了幻想和重过小康生活的憧憬。只有当统治阶级把刀架到他脖子上时，他才愤然地杀掉火烧草料场的陆谦等人，奔上了梁山。但是，林冲毕竟是个英雄，不是奴颜婢膝的努力，在他逆来顺受的时候，心灵深处也蕴藏着反抗的火花。作者在实际描写中，也时时照应他的英雄性格，让他不是爆发出一点反抗的火花，如当他知道是陆谦设计把他骗到樊楼时，他把陆谦家“打个粉碎，”当他在柴进家受到洪教头侮辱时，也把洪一棒打倒。这都为他最终成为英雄提供内在的根据。总之，通过这些事件，作者就写出了林冲性格的发展演变过程，让人感觉真实可信。

（三）《水浒传》的人物性格不但是发展变化的，而且是复杂的，充满矛盾的。这种特点主要体现在宋江、武松、杨志身上，而以宋江更为突出。

李贽《忠义水浒传叙》：“则谓水浒之众，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可也，然位有忠义如宋公明者也。„„独宋公明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卒至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辞。则忠义之烈也，真足以服一百单八人者之心。故能结义梁山，为一百单八人之主。最后南征方腊，一百单八人者，阵亡已过半矣。又智深坐化于六合，燕青涕泣而辞主，二童就计于混江，宋公明非不知也，以为见几明哲，不过小丈夫自完之计，决非忠于君，义于友者所忍屑矣。是之谓宋公明也，是以谓之忠义也。” 金圣叹所说：“放晁盖而倡聚群丑，祸连朝廷自此始矣。宋江而诚忠义，是必不放晁盖者也；宋江而放晁盖，是必不能忠义也。”由此可见，宋江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对此，我们须作具体分析。

（1）宋江之出场：18回出场时，作者这样描写：“那押司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排行第三，祖居郓城县宋家村人氏。为他面黑，人都环他做黑宋奖，又且于家大孝，为人仗义疏财，人皆称他做孝义黑三郎。上有父亲在堂，母亲丧早。下有一个兄弟，唤做铁扇子宋清，自和他父亲在村中务农，守些田园过活。这宋江自在郓城县做押司。他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更兼爱习枪棒，学得武艺多般。平生只好结交江湖上好汉：但有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似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推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如常散失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58回。鲁智深说：“我只见今日也有人说宋三郎好，明日也有人说宋三郎好，可惜洒家不曾相会。众人说他的名字，聒的洒家耳朵也聋了，想必其人是个真男子，以致天下文明。”（2）宋江之以义害忠：他担着血海也似干系，私放晁盖。怒杀阎婆惜。

（3）宋江之忠孝思想逐渐抬头：杀妻后，他投奔柴进和花荣，遭到刘高夫妻陷害，被发配青州。父亲一封假信，他被官府所捉，父亲烦恼，他说：“父亲休烦恼，官司见了，倒是有幸；明日孩儿躲在江湖上，撞了一般杀人放火的弟兄们，打在网里，如何能够见父亲面？便断送在他州外府，也须有个程限，日后归来，也得早晚服侍父亲终身。”

（4）浔阳楼题反诗：在囚徒生涯中，他想到：“我生在山东，长在郓城，学吏出身，结识了多少江湖上人，虽留得一个虚名，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功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颊，配来在这里。我家乡中父亲和兄弟，如何得相见。”于是题了“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吁。他日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这是他内心郁闷的一种释放。

70（5）宋江对忠之谋求：77回，他对败将丰美赔话说：“将军，阵前阵后冒渎威严，切岂恕罪！宋江等本无异心，只要归顺朝廷，与国家出力。被至公不法之人，逼得如此。望将军回朝，善言解救。倘得他日重见恩光，生死不忘大德。”80回，对高太尉说：“文面小吏，安敢反逆圣朝！奈缘积累罪犯，逼得如此。„„万望太尉慈悯，救拔深陷之人，得瞻天日。刻骨铭心，誓死图报。”81回，燕青对徽宗说：“宋江这伙，旗上大书‘替天行道’，堂上设‘忠义’为名，不敢侵州占府，不肯扰害良民，单杀贪官污吏、谗佞之人。只是早望招安，愿与国家出力。”82回，宋江全伙受招安。（6）“忠”之悲壮色彩及结局：83回，宋江挥泪斩小卒之后这样说：“我自上梁山以来，大小兄弟，不曾坏了一个。今日一身入官，事不由我，当守法律，虽是你强气未灭，使不的旧时性格。”破辽之后，兄弟们都有怨心，宋江说到：“军师，若是兄弟们但要异心，我当死九泉，忠心不改！”次日早起，会集诸将，商议军机，大小人等都到帐前，宋江开话道：“俺是郓城小吏出身，又犯大罪，拖赖你众弟兄扶持，尊我为头，今日得为臣子。自古道：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虽然朝廷出榜禁治，理合如此。汝诸将士，无故不得入城。我等山间林下，卤莽军汉极多。倘或因而惹事，必然以法治罪，却又坏了声名。如今不许我等入城去，倒是幸事，你们众人，若嫌拘束，但有异心，先当斩我首级，然后你们自去行事：不然，吾亦无颜居世，必当自刎而死，一任你们自为。”众人听了宋江之言，俱各垂泪，设誓而散。后又毒杀李逵，终于带领梁山起义走上了忠的祭坛。

（7）对宋江之忠的解读：“天南地北，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客？”“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72回）他是一个价值实践者，精神孤独者。“忠义”不但是他高悬的人格目标，而且赋予他一种价值信仰和终极关怀的内涵。所谓“终极关怀”，按照蒂利希的观点，“凡是从一个人的人格中心紧紧掌握住这个人的东西，凡是一个人情愿为其受苦甚至牺牲性命的东西，就是他这个人的终极关怀，就是他的宗教。”宋江之“忠”包含两个层面：从伦理服从的层面看，就是对皇帝的肝脑涂地、忠贞不贰；从价值实现的层面看，君、国本为一体，忠君即是报国，报国即是忠君。前者可谓之“私忠”，后者可谓之“公忠”。忠是建立在孝的基础上的。小说一再表现宋江之孝，是在为其忠寻找情感动力和本体论根据。当晁盖劝他在梁山落草时，他毫不犹豫地推辞说：“小可不争随顺了哥哥，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如哥哥不肯放宋江下山，情愿只就兄长手里乞死。”

招安固然是宋江的意愿，但另一方面也具有社会心理基础。如史进说：“我是个清白好汉，如何肯把父母遗体玷污了！你劝我落草，再也休提。”杨志说：“王伦劝俺，也见得是。只为洒家清白姓字，不肯将父母遗体来玷污了，指望把一身本事，边庭上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不想又吃这一闪。”所以在对招安问题上，作者陷入了主观肯定，客观否定的矛盾状态中。作者一方面对“义”倍加赞美，说：“直教农夫杯上添心号，渔父舟中插认旗。”“直教掀翻天地重扶起，戳破苍穹再补完。”“直教红巾名姓传千古，青史功勋播万年。”另一方面，也通过他人之口对招安提出了否定。武松说：“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冷了弟兄们的心。”鲁智深说：“只今满朝文武，俱是奸邪，蒙蔽圣聪，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杀怎得干净。招安不济事。”征方腊归来后，燕青对卢俊义说：“今既大事已毕，欲同主人纳还原受官诰，私去隐迹埋名，寻个僻静去处，以终天年，未知主人意下若何？”卢俊义道：“自从梁山泊归顺宋朝以来，北破辽兵，南征方腊，勤劳不易，边塞苦楚。弟兄损折，幸存我一家两人性命。正要衣锦还乡，图个封妻荫子，你如何却寻这等没结果。”燕青笑道：“主人差矣，小乙此去，正有结果。只恐主人此去，定无结果。”卢俊义不信道：“我不曾存半点异心，朝廷如何负我。”燕青举例道：“主人公岂不闻韩信立下十大功劳，只落得未央宫前斩首。彭越醢为肉酱，英步弓弦药酒。主公，你可寻思祸到临头难走。”在书末尾，作者无奈写道：“不识存亡妄逞能，吉凶祸福并肩行。只知武士勘离乱，未许将军见太平。自课赤心无陷屈，岂知天道不昭明。韩彭功业人难辩，狡兔身亡烈犬烹。”“千古寥洼埋玉地，落花啼鸟总关愁，早知鸩毒埋黄壤，学取鸱夷泛钓船。”

（四）《水浒传》的人物个性更加鲜明：《水浒传》的英雄人物，一方面继承了古代英雄的特征，是勇和力的象征，因而具有类型化的倾向，另一方面，又寄予了下层人民特别是市民阶层的道德理想和生活情趣，具有较为突出的个性特征。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传奇性与现实性、超人与凡人的结合。这从对武松打虎的描写中即可看出；

2、粗线条勾勒与工笔细描相结合。就是用说故事的方法，先勾勒出人物性格的轮廓，然后又用工笔细描的办法，描绘出人物的音容笑貌，突出人物的个性特征。这种塑造，就使《水浒传》在英雄群像塑造中实现了“同而不同处有辨”的审美效果。关于这点，李卓吾有明确说明：“《水浒传》文字，妙绝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如鲁智深、李逵、武松、阮小

七、石秀、呼延灼、刘唐等众人，都是急性的。渠形容刻画出来，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数，各有身份，一毫不差，半些不混，读者自有分辨，不必见

其姓名，一睹事实，就知某人某人也。”

3、多侧面表现人物性格，性格既是统一的，又是丰富的，尤其能在“犯中求避”，通过雷同的情节，相似的故事，表现出人物的不同个性。金圣叹说：“四十九回之前，写鲁达嗜酒如命；及四十九回之后，写鲁达涓滴不饮，然而声情神理无有非鲁达者。夫而后知今之鲁达涓滴不饮，与昔日之鲁达以酒为命，正是一副事也。”“写武松打虎，纯是精细；写李逵杀虎，纯是大胆”、“若要李逵学武松一毫，李逵不能；若要武松学李逵一毫，武松亦不敢。”

三、《水浒传》能在叙事过程中，将传奇性与现实性相结合。

四、连环勾锁、百川入海的叙事结构。以单线纵向进行。七十一回以前以人为单元，写一个或一组主要人物，将其上梁山前的主要业绩写完，然后在写出另一个或一组主要人物，体现出连环勾锁的叙事特点。七十一回后，以时间为顺序，叙述了梁山起义的一系列事件。这种叙述方式既有其积极方面，也有其消极方面，主要是后半部分人物失去其应有的光彩。

五、《水浒传》的影响：

（一）有力地鼓舞了后代人民的反抗斗争；

（二）是英雄传奇小说的典范作品，对后代小说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

（三）对戏剧、曲艺、绘画等艺术形式有较大影响；

（四）出现了大量的水浒续书；

（五）深受世界人民喜爱。

第二十一章

明代的杂剧创作第一节

明代杂剧创作的流变

明代杂剧创作是在元代杂剧创作的基础上发展的。从发展成绩来讲，它既比不上元代杂剧创作的成就，也和明代的传奇创作不可同日而语。由于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影响，明代杂剧的创作呈现出以下几个主要的发展阶段，而且每一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色：

一、脱离现实、粉饰太平、宣传教化的明初宫廷派杂剧作家的创作：

明代初年，由于统治阶级实行高压的政治思想文化统治政策，不仅继续确立了程朱理学的独尊地位，并且加强了对通俗文学的干预和诱导。在这种社会现实下，明初宫廷派杂剧作家的创作应运而生。据朱权《太和正音谱》的记载，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家大致有十六人，这十六人大都与朝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题材来讲，他们的杂剧创作进一步坚持了元末杂剧创作中伦理教化、神仙道化以及风化雪月的题材选择，并且表现程度更为剧烈；从语言风格来看，与元杂剧的质朴本色相比，它们更趋华丽雅致；从艺术体制来看，它们不仅突破了元初杂剧一人主唱的格局，而且南北曲融合的趋势更加明显。具体地说，这一时期出现的主要作家和作品有：

1、皇子朱权的杂剧创作：

朱权（1378—1448）是明太祖的第十七子。为在激烈的皇权斗争中苟且偷生，他便沉浸在戏曲、音乐和道家学说之中。在戏曲研究领域，他1398年创作的《太和正音谱》兼戏曲体式论和曲谱为一体，全书分戏曲体式15种，杂剧12科，收录、品评了金代董解元以下、元和明初的杂剧与散曲作家203人的作品，对近人研究元及明初杂剧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这部书籍中，朱权认为戏曲乃是盛世之声和太平之象，这既体现出其对戏曲功能的基本认识，也决定了其戏曲创作的基本倾向。他创作的杂剧作品主要有《冲漠子独步大罗天》、《卓文君私奔相如》等，前一部属神仙道化剧，后一部属才子佳人戏。

2、皇孙朱有炖的杂剧创作：

朱有炖（1379—1439），是明太祖的孙子。他是明代杂剧史上创作杂剧较多的杂剧作家。他的杂剧创作从题材来分，可分为四类，一类是歌舞升平的喜庆剧，主要有《牡丹仙》、《八仙庆寿》等10种；二是度脱入道的神仙剧，主要有《小桃红》、《十长生》等10种；三是宣扬节义道德的伦理剧，主要有《烟花梦》、《香曩怨》等9种；四是表现英雄的历史剧，主要有《豹子和尚》、《仗义疏财》两种。在这一类杂剧中，作者也力图磨灭它原来的革命锋芒，将他们改造为宣扬投降主义的作品。如《仗义疏财》杂剧中，写张叔夜出榜招安时，李逵乐得手舞足蹈：“我这里听议论，喜色津津。便出城门，跋涉红尘，改过从新，到山寨劝大哥，情愿首做良民。”朱有炖杂剧语言质朴、音律和谐，特别是《仗义疏财》杂剧在主唱角色上突破了北曲的限制。

3、御前侍卫贾仲明和杨讷的杂剧创作：他们都是御前侍卫，并且都是文武全才，因而深受朱元璋嘉奖。贾仲明杂剧创作与朱有炖相似，文采华丽，南北曲可以同折对唱。杨讷的《西游记》杂剧共6本24折，首次出现了猪八戒的形象，孙悟空既光辉又有道德缺陷，对吴承恩《西游记》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贾仲明的《录

鬼薄续编》也是研究元代及明代杂剧作家的重要资料。

4、刘东生的杂剧创作：刘东生创作了《娇红记》杂剧两本8折，它以细腻婉转的艺术风格将申生与娇娘的爱情表现了出来，为孟称舜《娇红记》传奇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二、现实性、批判性较强的明代中后期杂剧创作：

明代中后期，由于经济发展、政治斗争激烈、王学左派思潮的涌现等原因，此时的杂剧创作较之明初出现了很大的改变。这一改变主要出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题材上突破了明初杂剧中风花雪月、伦理教化和神仙道化的狭窄题材，创作了大量的张扬个性、愤世嫉俗的社会批判剧和伦理反思剧，干预社会现实生活的力度明显增强。从艺术体制上来看，杂剧创作突破了以前杂剧创作基本以北曲为主的艺术体制，而是南北合套或纯是南曲的体制形式。从成就来讲，出现了许多可传世的作品。具体地说，此时的重要作家和作品有：

1、王九思与康海的杂剧创作：他们是陕西人，都属前七子的文学阵营。仕途坎坷的境域促使他们对社会现实有较深的认识，因而创作出了怀才不遇和批判现实的杂剧。王九思以《杜甫游春》和《中山狼》影响较大，其中批判了社会的黑暗和个人的怀才不遇。康海也创作了《中山狼》杂剧，相传是影射李梦阳而作。全剧刻画形象生动、关目紧凑、语言本色而流畅，作品富有童话意味，在中国古典戏曲中少见。

2、徐复祚的《一文钱》、王衡的《郁轮袍》杂剧：他们都属于讽刺杂剧的范畴，前者塑造了守财奴的形象，后者批判了社会浇漓的世风。

3、吕天成的杂剧创作：在创作中，创作了《齐东绝倒》杂剧，将讽刺的矛头直指尧、舜。

4、陈与郊的爱国题材杂剧：以《昭君出塞》和《文姬入塞》为代表，其间洋溢着爱国情感。

5、其它杂剧家的杂剧创作。

在明代中后期的杂剧创作中，除以上杂剧作家的杂剧作品外，徐渭的讽刺杂剧代表了明代讽世杂剧的最高创作成就。

第二节

徐渭与《四声猿》

一、关于徐渭的生平思想：

徐渭（1521—1593）在文清，后改字文长，自号青藤道士、天池山人，别署田水月。山阴人（今浙江绍兴人）。年二十为诸生，屡试不第。浙江总督胡宗宪慕其名，聘为幕府书记，知兵好记，于抗倭寇的军事多所策划。后胡宗宪下狱，他也屡造迫害，一度为了保身，采取了佯狂，后来真狂。曾因杀妻罪入狱，经张元忭营救始得免死。出狱后，更加放浪形骸，晚年以卖字画为生，穷愁而终。徐渭天才超逸，诗、文、戏曲、书、画皆工。在为人上，他生性狂放不羁，重节义，轻礼法，声言“不为儒缚”，为明代后期冲击传统礼教，倡导进步思想的先驱，又是开文学一代新风的人物。在文学创作观念上，他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之风深恶痛绝，尖锐批评他们：“动言宗汉西京”，却无一字写其胸膈；“本无是情，而设情以为之”，“徒窃于人之所尝言，曰：某篇是某体，某篇则否；某句似某人，某句则否。此虽极工逼肖，而已不免于鸟之为人言也。”在徐渭看来，文学创作应有独创性，应以“己之所自得”出之，要表现人之“情”，才是“真”。徐渭的文学主张，对于明代后期反复古主义的斗争和公安派的文学革新主张，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文学创作领域，徐渭著有《徐文长集》三十卷、逸稿二十四卷，杂剧《四声猿》等，戏曲论著有《南词叙录》。徐渭的《南词叙录》是宋、元、明、清专论南戏的唯一著作，该书的内容极为广泛，主张戏曲创作应“歌之使奴、童、妇女皆喻，乃为得体，”声律应自然和谐，反对穷究格调音律的不良倾向。徐渭曾作《西厢序》文一篇，集中体现了作者的文艺思想，他说：“世事莫不有本色，有相色。本色犹俗言正身也，相色，替身也。替身者，即书中婢作夫人终觉羞涩之谓也。婢作夫人者，欲涂抹成主母而多插戴，反掩其素之谓也。故余于此本中贱相色，贵本色，众人啧啧者我吁吁也。岂为剧者，凡作者莫不如此。嗟哉，吾谁与语！众人所忽，余独详，众人所旨，余独唾。嗟载，吾谁与语。”

二、徐渭的《四声猿》杂剧作品集：

《四声猿》是徐渭所作的四部杂剧的总称，这四部杂剧分别为《狂鼓史渔阳三弄》、《玉禅师翠乡一梦》、《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风》。之所以取名《四声猿》，是化用了郦道元《水经注》中“猿鸣三声泪沾裳”的意象，此处猿鸣四声，则更属断肠之作，比喻其中蕴涵了作者的满腔悲愤之情。

1、关于《狂鼓史渔阳三弄》杂剧：

该作品表达了作者对黑暗现实的强烈批判。在三国的历史上，奸雄曹操借刘表、黄祖之手，杀了敢于批评其错误的祢衡；而在当今现实中，奸相严嵩却借杨顺、路楷之流害死了耿耿大臣沈炼。有慨于这种黑暗社

会现实，作者通过祢衡在阎罗殿上对曹操鬼魂的再一次击鼓痛骂，揭露了这写权臣的狠毒虚伪，借刀杀人，沉迷酒色，至死不悟等恶劣品质。从艺术成就来讲，该剧写得酣畅淋漓，作者的一腔真情喷涌而出，因而前人评论该作品的艺术风格是：“如怒龙挟雨，腾跃霄汉间。”

2、关于《玉禅师翠乡一梦》杂剧：

该剧叙述临安府尹柳宣教只因玉通和尚拒不参拜，便派妓女红莲以肚痛为由，以色相去引诱玉通犯戒。玉通犯戒后，羞愧难当，自杀身亡。死后，他的灵魂为报冤仇，于是转世为柳府尹的女儿柳翠。柳翠先是沦为娼妓以使柳府尹蒙羞，从而报了前世之仇。后经同门月明和尚度脱成为尼姑。从主题来讲，该剧既再现出了当时社会中政权和佛权之间的勾心斗角和相互算计，又表现了佛徒的生理欲望和佛门戒律的严格冲突。在故事的叙述过程中，充满了因果报应的轮回思想。

3、《雌木兰替父从军》与《女状元辞皇得凤》杂剧：

这两部作品既是对女性的颂歌，也是对现实社会中人才被埋没的哀叹和惋惜。前剧写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归来后还其女儿本色，嫁于王郎；后剧写黄春桃女扮男装，考取状元，并在审理案件时表现出惊人的才能。因而，对于这些女性形象，作者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裙钗伴，立地撑天，说什么男儿汉”；“世间好事属何人，不在男儿在女子。”这些评论体现了作者对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的挑战。然而，当时的徐渭不可能为妇女找到真正的出路，所以他们最后只能恢复女儿身，回到闺房之中。

三、徐渭的《歌代啸》杂剧：

为一本四出的市井讽刺杂剧。写李和尚与人偷奸，却偷了张和尚的帽子，让张和尚为其顶罪，张和尚因而被发配远方。州官的奶奶因“吃醋”在后堂放火，老百姓点灯来救，却被处罚。在艺术上，该作品通过荒诞不经的情节、漫画的人物群像和饶有风趣的语言，突现出了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社会现实，特别是揭露了佛门的腐败与官场的黑暗。

总之，与其人一样，徐渭的杂剧创作透过喜剧、闹剧的气氛，表现出悲剧的内容，从而达到了“嬉笑之骂怒于裂眦，长歌之哀甚于痛哭”的审美境界。澄道人的《四声猿引》谓徐剧“为明曲第一”。汤显祖认为“《四声猿》乃词场飞将，辄为之演唱数通。安得生致文长，自拔其舌！”徐渭是明代杂剧创作的代表作家当之无愧。

第三篇：《水浒传》：反抗封建暴政的英雄传奇

《水浒传》：反抗封建暴政的英雄传奇

（施耐庵）全书描写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人在山东梁山泊聚义的故事。

阅读感受：①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惟妙惟肖；②本书采取了先分后合的链式结构，使小说的故事情节环环相扣，头绪众多而线索分明；③语言上，小说采用古白话，所以语言描写生动形象，活灵活现。

人物——典型情节——性格特征：

鲁智深（花和尚）：拳打镇关西、倒拔垂杨柳、大闹野猪林。嫉恶如仇、俠肝义胆、粗中有细、勇而有谋、豁达明理

武松（行者）：血刃潘金莲、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除恶蜈蚣岭。崇尚忠义、勇而有谋、有仇必复、有恩必报，（不足：滥杀无辜）是下层英雄好汉中最富有血性和传奇色彩的人物。

吴用（智多星）：智取生辰纲。足智多谋、神机妙算。

林冲（豹子头）：误闯白虎堂、风雪山神庙、火烧草料场、雪夜上梁山。武艺高强、勇而有谋，但为人安分守己、循规蹈矩、被逼上梁山。

李逵（黑旋风）：真假李逵、中州劫法场。嫉恶如仇、俠肝义胆、脾气火爆、头脑简单、直爽率真。

宋江（及时雨）：私放晁盖、怒杀阎婆惜、三打祝家庄。为人仗义、善于用人，但总想招安。

杨志（青面兽）：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精明能干、粗暴蛮横。

第四篇：读《水浒传》有感

一百零八条好汉聚义水泊梁山，“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 小说中塑造了众多英雄形象，梁山好汉虽然性格相貌语言差别很大，但个个忠肝义胆，人物个性鲜明,刻画得活灵活现。在这其中我最喜欢花和尚鲁智深。

鲁智深原名鲁达，在梁山泊一百单八将中排第十三位。他长得圆脸大耳、身高体阔，胡须乌黑发亮，面相有些吓人。他不像宋江、吴用才能过人，赫赫有名，但他是一个豪爽耿直，嫉恶如仇，个性十足的“花和尚”。

“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在《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中，鲁智深听说金氏父女被镇关西欺负后，便用三拳为渭州百姓除了一害，但是鲁莽的性格却使他杀了人。鲁智深与那对父女素不相识，与郑屠也无冤无仇，但他愿意出手相助，这就看得出他是个性格耿直、爱憎分明、同情弱小、行侠仗义、嫉恶如仇的好汉。

人都应该学会乐于助人、打抱不平、维护正义。在当今社会，很多需要帮助的人没有人帮，流浪街头的儿童，跌倒的老人，正在遭受的不法侵害，都需要鲁智深这样无私无畏、爱憎分明、同情弱小的人来帮助，帮助别人应是一个人的本性。人无完人，“花和尚”喝醉后最容易闹事，时常还会出言不逊，“呸”“鸟人”“老子”等粗俗的语言显得他没有修养，甚至于是一个粗鲁的大汉。正是这些显而易见的缺点，表现出了他为人率真，坦诚，不拘泥于小节的豪爽气质，也正是这种气质，注定了他会不计后果地去帮助被镇关西欺负的金氏父女。

鲁智深的形象不仅令人敬畏，还让人感受到他有一颗孩子童真的心。鲁智深也会像小孩搞恶作剧，在教训郑屠前还逗了他一番，“要十斤精瘦的，切成肉末，不能有半点肥肉”。他还像小孩般散漫、听话。和尚不能喝酒，而鲁智深又是个爱喝酒的人，自然无法忍耐。喝醉后的鲁智深大闹寺院，众人都害怕他。但他见了长老后却乖得像只猫，不敢撒野，被训诫后一连三四个月不敢出寺门，这些都让我感受到他就是一个普通真实的人。只有活得真实，才会活得更洒脱。

施耐庵笔下的梁山好汉最终离开了人世，鲁智深不例外，但他的人生结局更显得爽快。

“听潮而圆，见信而寂”，他知道自己要死时，便自行净身，穿上新僧衣，写下了“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忽地顿开金绳，这里扯断玉锁。咦！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点佛香，盘腿打坐，“花和尚”就这样圆寂了。这是许多梦想成佛之人所追求的，高僧们穷就一生都难以达到的境界，“平生不修善果”的“花和尚”鲁智深竟如此洒脱。我想，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就需要像鲁智深这样的豁达和大度，不要丧失自己的本性，做真实的自己，活出真我的风采。

第五篇：读水浒传有感

读水浒传有感

俗话说:“每读一本好书，就像在和有学问的人促膝交谈，受益颇多。今天，我就遇到了一位有学问的人——《水浒传》。

《水浒传》是我国第一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章回小说。它描述了乌烟瘴气、民不聊生的北宋末年，一百零八个好汉挺身而出，他们劫富济贫、扶危济困，但最后却受奸人所害而起义失败。

读完这本书，这一百零八个好汉的形象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无论是足智多谋的宋江、武艺高强的武松、有勇有谋的林冲还是性情刚烈的李逵等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像。其中我最喜欢的是花和尚鲁智深。

一想起鲁智深，我就会想起四个字：“憎爱分明”。这一点从他对待金家父女和郑屠的不同态度就可以充分看出。当他倾听了金家父女对郑屠的血泪控诉后，就非常同情关心他们，主动赠送银两，亲自保护他们逃离虎口。等妇女俩走远后后，鲁达来到郑屠肉铺，以买肉为名，当众戏弄郑屠，杀他的威风，激他与自己斗打。在斗打时，对郑屠采取“应口”要打，“讨饶”也要打的不调和态度，三拳便将他打死，为民除了害。

最令我感动的是，鲁达与金家父女素不相识，与郑屠也无个人恩怨，他的作为充分表现了他爱憎分明的立场与见义勇为的高贵品质。为了防止店小二去追赶，一向暴躁的鲁达，竟在店门口“坐了两个时辰”，“约摸金公去得远了，方才起身。”这真不可思议呀!所以，我们应该学习他那种对受压迫者扶危济困和对压迫者嫉恶如仇，那是一种十分难得的行为。

水浒传里还有许多有着高贵品质的好汉，在此我就不一一介绍了，自己去看看吧。

辛酸的农民起义、脍炙人口的英雄传奇——读《水浒传》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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