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人均水平28
中国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人均水平28%
2012年03月12日18:58中新网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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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16日上午，水利部副部长胡四一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出台背景和主要内容时表示，我国当前水资源短缺情况十分突出，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28%，不仅有2/3的城市缺水，农村还有近3亿人口饮水不安全。
去年1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胡四一表示，这是继2011年中央1号文件和中央水利工作会议明确要求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以来，国务院对实行该制度作出的全面部署和具体安排，是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水资源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对于解决我国复杂的水资源水环境问题，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和重要影响。人多水少仍是我国基本水情
胡四一表示，虽然当前我国水资源开发、利用、配置、节约、保护和管理工作取得显著成绩，但人多水少、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仍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水情，水资源短缺、水污染严重、水生态恶化等问题十分突出，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我国人均水资源量只有2100立方米，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28%，比人均耕地占比还要低12个百分点；
二是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全国年平均缺水量500多亿立方米，三分之二的城市缺水，农村有近3亿人口饮水不安全；
三是水资源利用方式比较粗放，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仅为0.50，与世界先进水平0.7~0.8有较大差距；
四是不少地方水资源过度开发，像黄河流域开发利用程度已经达到76%，淮河流域也达到了53%，海河流域更是超过了100%，已经超过承载能力，引发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
五是水体污染严重，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仅为46%。2010年38.6%的河床劣于三类水，三分之二的湖泊富营养化。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水资源需求将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持续增长，水资源供需矛盾将更加尖锐，我国水资源面临的形势将更为严峻。
胡四一认为，解决我国日益复杂的水资源问题，实现水资源高效利用和有效保护，根本上要靠制度、靠政策、靠改革。
《意见》确定“三条红线”实施“四项制度”
根据水利改革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在系统总结我国水资源管理实践经验的基础上，2011年中央1号文件和中央水利工作会议明确要求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确立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用水效率控制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从制度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资源水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
针对中央关于水资源管理的战略决策，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该文件共分5章、20条，明确提出了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任务、管理措施和保障措施。主要内容概括来说，就是确定“三条红线”，实施“四项制度”。
“三条红线”：一是确立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红线，到2030年全国用水总量控制在7000亿立方米以内。二是确立用水效率控制红线，到2030年用水效率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到40立方米以下，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6以上。三是确立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到2030年主要污染物入河湖总量控制在水功能区纳污能力范围之内，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提高到95%以上。为实现上述红线目标，进一步明确了2015年和2020年水资源管理的阶段性目标。
“四项制度”：一是用水总量控制。加强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红线管理，严格实行用水总量控制，包括严格规划管理和水资源论证，严格控制流域和区域取用水总量，严格实施取水许可，严格水资源有偿使用，严格地下水管理和保护，强化水资源统一调度。二是用水效率控制制度。加强用水效率控制红线管理，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包括全面加强节约用水管理，把节约用水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生活生产全过程，强化用水定额管理，加快推进节水技术改造。三是水功能区限制纳污制度。加强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管理，严格控制入河湖排污总量，包括严格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加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推进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四是水资源管理责任和考核制度。将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和保护的主要指标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对本行政区域水资源管理和保护工作负总责。
胡四一表示，下一步，水利部将按照文件有关要求，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抓紧细化实化具体落实方案和配套措施，加快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切实发挥政策效力，实现水资源管理的新跨越，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障经济社会长期平稳较快发展。
第二篇：中国人均输液8瓶背后[范文模版]
中国人均输液8瓶背后：利益驱动
输液“搭起了一个收费平台”，拉动了相关产业，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利益链。输液产品的任何“技术改进”——哪怕换一个瓶塞——都意味着几亿甚至几十亿的市场。
“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的世界卫生组织用药原则，在中国早已被颠覆。各方利益驱动下，中国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输液大国”。
美国国家药监局早在2007年就曾发出警示，两岁以下的小孩，原则上不使用抗感冒药。至于通过输液治疗感冒，在美国更是难以想象。
输液“搭起了一个收费平台”，拉动了相关产业，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利益链。输液产品的任何“技术改进”——哪怕换一个瓶塞——都意味着几亿甚至几十亿的市场。
“怎能随便给人大报告这个？”
104亿的数字来自于医院的可能性大。而通常医院的数字要比企业的准。
当护士将输液针刺入头皮，1岁大的儿子开始哇哇大哭，北京市民李文娟（化名）心里隐隐作痛，不过她安慰自己：孩子的病会很快好起来的。
这是1月13日的北京市儿童医院，李文娟的儿子是这所医院每天输液的3000名病人之一。和很多（可能是大部分）患儿一样，他因为感冒来此求医。
李文娟并不知道，输液将让她的孩子面临诸多风险。中国医院协会全国合理用药监测办公室专家孙忠实说，美国国家药监局早在2007年就曾发出警示，两岁以下的小孩，原则上不使用抗感冒药。至于通过输液治疗感冒，在美国更是难以想象。
输液在中国并非是新出现的问题。事实上，“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的世界卫生组织用药原则，在现实中早已被颠覆。短短十几年间，伴随着医改的进行，中国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输液大国”。
输液问题此次引起国人强烈关注，是因为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年前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透露出来的几个数字：2009年我国医疗输液104亿瓶，相当于13亿人口每人输了8瓶液，远远高于国际上2.5至3.3瓶的水平……
中国在关乎民生的统计中，人均指标大都落后于国际平均水平。然而，在医药卫生领域却出现罕见的反例。在“人均输液8瓶”之前，另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中国人均抗生素的使用量，是美国的10倍。
1月11日，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称，将通过公立医院改革改善“输液过度”问题，被认为实际认可了“人均输液8瓶”的说法。不过，在医疗卫生系统，“人均8瓶”说法却引起了反弹。卫生部合理用药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永佩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对数字的真实性深表怀疑。
“不知道这个数字是哪里出来的，我认为不准。”吴永佩说。
吴永佩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在得知朱之鑫的说法后，他曾亲自打电话给国内某大型输液企业核实，对方告诉他，这家企业2009年共生产22.1亿袋输液产品，其产量占全国产量的27.9%。吴永佩经过计算，认为当年输液产品的产量是79.2亿袋，远低于朱之鑫说的数字。
吴永佩没有说明上述市场占有率数字的出处，且要求本报记者不透露该生产企业的名字。
吴永佩说，在医患关系紧张的大背景下，作为国家发改委主管医改工作的领导，朱之鑫讲这种话“不应该”。
“怎么能随便给人大报告这个？有没有科学依据？”吴永佩说，“你可以告诉他，如果他同意，我愿和他辩论。”
南方周末记者曾致电国家发改委秘书处，希望就输液问题联系朱之鑫本人采访，结果被对方婉拒。
作为研究输液产业多年的业内专家，中国医药设备工程协会秘书长顾维军对于104亿袋的数字基本认可。由于朱之鑫兼任国务院医改办主任，顾维军推测，104亿的数字来自于医院的可能性大，而通常医院的数字要比企业的准。
尽管质疑数字的准确性，但吴永佩也承认，中国确实存在“输液过度”问题，单就病人群体而言，人均输液量比发达国家高两倍以上。
年产量：11年增长四倍
中国的输液产品虽然量大，但出口比例极低，绝大多数用在国内患者身上。据顾维军介绍，1998年中国化学药品工业协会统计的输液生产数量是19亿瓶，加上医院自制输液四五亿瓶，总共不过24亿瓶，平均到每个人身上不到两瓶。当时企业的目标是通过扩大生产和降低价格，以求赶上国外平均水平（2到3瓶），满足国内患者需要。
结果自那之后，中国输液用量突飞猛进，年均增长率近20%，输液成为与抗生素、针剂、片剂等并列的医药行业五大制剂之一。南方周末记者从一份关于大输液市场分析报告中读到这样了字句：……2001年，一股改建、新建、扩建输液生产线的热潮席卷全国……当年产量即达到31亿瓶，比上年增长30%。自1998年到2009年，短短11年间，中国输液产量增长了4倍多，人均水平超出国外两倍以上。
中国的医药企业一向以“做不大”饱受诟病，然而，输液产业却是例外，近十几年来，中国已经崛起了若干输液企业巨头。其中成立于1996年的四川科伦集团在短短十年间，就以年产20亿袋（瓶）成为全球最大的输液生产商。不过，据顾维军介绍，中国的输液产品虽然量大，但出口比例极低，绝大多数用在国内患者身上。
除了输液产品本身，输液还拉动了若干相关产业。据顾维军介绍，中国除了有407家输液生产企业，还有几十家输液包装材料生产企业，几十家装备生产企业，上百家输液器生产企业，上百家与输液配合使用的粉针剂生产企业。而输液产品的任何“技术改进”——哪怕换一个瓶塞——均意味着几亿甚至几十亿的市场。
北京市儿童医院前副院长胡仪吉见证了医院输液几十年的变化：他当年从医时，儿童医院每天病人2000人，输液的不过100人，通常是重病人。现在输液从治疗方式变成给药手段，儿童医院内科系统每天有6000病人，其中一半要输液。
充满风险的给药方式
风险几乎存在于输液过程的所有环节。
2010年11月28日晚，“人均8瓶”新闻曝出之前不到一个月，5岁患儿夏臣森在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输液时出现异常，后在抢救过程中死亡。
经专家调查，夏臣森的输液异常很可能因药物配伍禁忌引起——有两种药本不可同时加入到盐水中。
夏臣森是张家港第一人民医院10天内第二起患者输液后死亡事件，11月19日，一位53岁的患者在该医院输液后，刚走出医院即突然倒地死亡。
由于卫生部和国家药监局均无相关统计，没有人知道全国每年有多少人死于因输液引发的药物不良反应。不过，来自郑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不良反应监测中心的相关数字或可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2009年这个中心接到的一万多起药品不良反应报告中，静脉给药（即输液）占到84.8%。
在孙忠实看来，通过药品不良反应渠道统计的数据，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因为担心医疗纠纷和声誉受损，医院往往并不愿意将真实情况上报。
事实上，医药界并无分歧：药物直接进入静脉血管，输液这种给药方式充满风险。“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用药共识。上海医生陈晓兰说，风险几乎存在于输液过程的所有环节，除了可能带来诸多药品不良反应和配伍禁忌之外，对于病人而言，医务人员的操作（穿刺过程、滴速和用量），盐水（糖水）的质量，输液器及注射器的质量，均可能导致严重后果。一旦出现问题，又很少对同批次的输液器和液体进行检测。
与单纯的盐水或糖水相比，一些治疗性输液产品可能蕴含着更大风险。2006年发生的欣弗（克林霉素磷酸酯葡萄糖注射液）事件是其中的典型，这种治疗性输液制品造成了11名患者死亡，后经国家药监局认定，该药没有按当初批准工艺生产。不过，有业内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称，事实上该药根本就不应该批准为输液制品。
此外，向以“安全”为特点的中药，在制作成输液产品之后，也经常成为致命杀手，如双黄连、鱼腥草、莪术油等中药注射剂近年来问题频发。因为存在安全问题，国家药监局审评中心不得不于2009年底开始重新审评中药注射剂输液型药品。
然而，对于中国大部分患者而言，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些并不难懂的风险，正如李文娟的情况一样，人们的观念中只有——输液好得快。
医生个个成“一瓶”？ 输液“搭起了一个收费平台”。
为什么中国人头脑中会有如此奇怪的观念？它们是何时，通过何种途径被置入患者的头脑的？
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多名医药界人士称输液过度是医患双方的原因。孙忠实说，在输液问题上，医生和患者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而顾维军则将输液视为“社会问题”，是当前社会普遍的浮躁心理造成了“输液好得快”的认识误区。此外，还有说法称，医务人员给病人输液多是无奈之举，“我不给他打（点滴），他就要打我”。
不过，法律界和医学伦理学界部分人士却对此持不同看法。卫生法学者卓小勤认为，将输液问题归咎于患者是不负责任的说法。“医患关系中，患方总体而言是被动的，没有医务人员的误导，患者不会形成对输液的认识误区，而即使是有少数病人坚持不必要的输液，也只能说明医务人员没有尽到职责，未就输液的风险作出说明。”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医学伦理专家邱仁宗认为，输液过度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部分原因是患者的认识问题，但主要原因是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追逐利益造成。
公立医院的“以药养医”机制，被普遍认为是造成输液过度的制度性因素。孙忠实认为，作为医院，给病人输液的目的并不在于输液本身，而是在于联合用药。孙忠实估计，与若干年前不同，当前输液中已经极少有单纯的盐水、糖水，90%以上是联合用药，其中抗菌素占到相当比例。陈晓兰则将输液形容为“搭起了一个收费平台”，不仅可以通过加药收取药费，还可收观察费（尽管未必有真正的观察）、注射费、输液费等。
上海某中医院主任医师马华（化名）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其所在医院的输液与药品回扣和奖金提成直接相关。对医生而言，输液很少是单纯输盐水和糖水，大都跟其他药物联合使用，可以大剂量地使用抗菌素，后者的回扣往往很高；对于护士而言，其奖金与输液人次直接挂钩，因此护士也希望医生多开输液，有的为了让医生多开输液背后给医生好处。
陈晓兰对此深有体会，据她回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她在某医院进修时，发现该院一名医生因为常给病人输液，被同事们讥笑为“一瓶”。然而10年后，陈晓兰发现，大部分医生都成了“一瓶”。陈晓兰担心，在现在环境下，如果限制输液，一些医生已经不会用药了。
输不输液谁说了算？
企业生产多少瓶（输液），医务人员就得用多少瓶，老百姓就得输多少瓶。2006年，陈晓兰成为上海市医保局聘请的数名“社会监督员”之一，有一次医保局开会时，陈晓兰就输液问题提出意见，认为医保不该报销那些本不必要的输液治疗。结果医保局一位负责人说：病人是否输液应该由医生决定。陈晓兰则认为：应该由病情决定。
陈晓兰认为，输液滥用本身就是医务人员违反用药原则的结果，而医院管理层和卫生、药监、医保等部门的不作为又纵容了此种现象的蔓延。
在孙忠实看来，输液泛滥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制度因素——临床药师岗位的缺失。在美国，上世纪60年代建立了临床药师制度，以监督医生合理用药。而我国这一制度仍在探索中，在孙忠实看来，如果该制度能成功建立，将会有效控制输液的滥用。
而在陈晓兰看来，中国以前的医疗体制中，原本有“药剂师”这一重要岗位，其主要职责是对用药安全进行把关。如果医生开出不安全、不科学的输液方，那么“药剂师”审核时就可以退还处方，实际起的就是临床药师的把关作用。
然而，上世纪90年代，医院的“药剂师”变成“执业药师”，其原来的职能不复存在。于是，中国医院极少再看到药房因用药安全问题退处方现象。
按顾维军的说法，当前医院的药师在某种意义上充当了“搬运工”，主要是保证医院的药品供应，离国外临床药师的职业定位差得很远。
近年来，抗生素滥用问题已引起卫生部和国家药监局的高度重视，并采取了诸多措施，然而，对于同样滥用的输液问题，却几乎未加任何控制。在孙忠实印象中，无论是卫生部还是国家药监局，从未单就输液过度问题发过文件。随着输液量急剧加大和输液安全问题频发，以上海为主的部分医院纷纷成立“静脉用药调配中心”，主要内容是在医院内部成立独立机构，在药师参与下集中配药，以保证医务人员和患者的用药安全。
然而，这一做法在实践中却褒贬不一。反对者认为，由于临床药师制度未能建立，该做法的实质其实就是多收一项“药事服务费”。而此项收费一旦批准，很可能在医院内部建立起一个新的鼓励输液的机制。
并且，推行此项做法的医院，多是由企业出资建立“静脉用药调配中心”，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新疆的几所医院在实施这项改革中，出现了这种现象：医院曾与企业签订合同，后者资助前者建立配药中心，前者则必须使用该企业生产的输液产品，而且要达到一定数量。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业人士认为，这一做法，暗合了医药市场的一种特有现象：不是需求决定生产，而是生产决定需求。“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没有严格的使用限制和监管，企业生产多少瓶（输液），医务人员就得用多少瓶，老百姓就得输多少瓶。”该人士说。
这种做法被部分业内专家视为企业和医院的“双赢”，但批评者担心，输家将是患者和国家。
第三篇：中国人均居民储蓄超3万元 全球最高
中国人均居民储蓄超3万元 全球最高
2013-09-11 02:12:44作为普通居民家庭财富的主要体现，目前我国居民储蓄余额已超过40万亿元，最近3个月更是持续站在43万亿元关口之上。
中国人民银行的最新数据显示，到8月份，我国居民储蓄余额已连续三个月突破43万亿元，位于历史最高位。其中，活期存款超过16万亿元，定期存款超过27万亿元，显示出存款定期化的趋势。
过去10年来，我国居民储蓄实现加速度增长，分别于2003年9月、2008年8月、2010年12月和2013年1月突破10万亿元、20万亿元、30万亿元和40万亿元大关，且每突破一个10万亿元大关所用时间不断缩短。
特别是最近5年来居民储蓄增速明显加快，目前已较2008年8月的20万亿元规模翻了一倍还多。与之相伴的，是其间持续了24个月的负利率现象。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储蓄金额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人均储蓄最多的国家，我国人均居民储蓄已经超过3万元。相应的，我国也是目前全球储蓄率最高的国家，目前居民储蓄率已超过50％，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评论
防止巨量储蓄脱“实”向“虚”
我国居民储蓄已突破43万亿元，且仍在继续攀升。如此高的储蓄规模在世界范围实属罕见。
巨额的居民储蓄，意味着我国金融机构有充裕的信贷资金支持经济发展。但让人无奈的是，一些金融机构依靠较低利率的存款，在获得巨额存贷款利差收入的同时，不断将资金投向高利领域，使大量资金流向垄断行业和泡沫产业，客观上造成了资金脱“实”向“虚”，导致中小微实体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居民储蓄是百姓生活所必需的家庭财富，同时也是社会建设所依靠的金融资源。储蓄能否发挥正能量，资金流向极为重要。把巨量储蓄用好用活用扎实，让储蓄资金进入应该去的地方，这在当前中国经济放缓的背景下，意义越发凸显。
让居民储蓄“活”起来，就是要让银行资金更多进到实体经济而不是虚拟经济，更多进到战略性新兴产业而不是落后产能，更多地进到“三农”、小微企业等薄弱领域，而不是房地产等泡沫经济。总之要用到既稳增长、又调结构，既利当前、又利长远的领域去，杜绝金融走上脱“实”向“虚”、靠钱生钱之路。
让居民储蓄“活”起来，就要引导资金更多流到消费领域中去。经济学家把居民在银行的储蓄存款形象地比喻为“笼中老虎”，按照这一表述的应有之义，老虎理应回归山林。经济学家认为，银行储蓄只有回到消费市场，才能真正拉动内需，进而增强一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当然，这需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居民收入，提升对未来的乐观预期，让百姓消费少些“后顾之忧”。
第四篇：中国人口问题背景下的“人均绿地”理论浅谈
中国人口问题背景下的“人均绿地理论”浅谈
众所周知，中国是拥有者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国，它不仅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同时还是全世界最具智慧的国家之一，然而对于这样的泱泱大国来说，其面临的问题也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人口问题就是当前阻碍中国发展的最严重问题之一。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寅初先生就意识到了中国人口问题的严重性，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包括计划生育在内的措施，但是由于人口基数过于庞大，到如今人口问题给中国发展带来的诸多影响已经显而易见，而且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这种影响不仅不会减弱而且还有增强的趋势。
在这些众多的影响之中环境问题尤为突出，而对于致力于改造人居环境，营造和谐自然景观的规划师、设计师们来说这又是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中国近代自明清以来，民族积弱，在反帝反封建的长期斗争中可以说中国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在文明化的进程中，不可否认中国是远远处于落后地位的。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通过长期的自我探索和发现在极短的时期内完成了工业革命和产业革命从而进入到了现代化社会，其经济、文化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而得到了长足和系统的发展。
新文化运动真正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睛，大批知识分子怀着报效国家的理想而远涉重洋，他们在西方受到了完整的现代化教育，这一批知识分子为新中国的各项建设奠定了基础，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短短几十年的功夫中国似乎已经到了一种疯狂的地步，盲目的吸收西方文化而忽略了自身的文化背景，在一些重要的规划领域更是至中国的基本国情于不顾，使得现阶段的中国社会呈现出一种不伦不类的气象，完全有悖于中国特色这一主题。西方规划理论建设之所以那么完善，那么吸引人完全是由于长期的实践摸索总结出来的，它们的形成自有其特定的文化环境，如果完全照搬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显然是不合理的。无置可否，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这种差异恰恰也是文化多元化的一种体现，是全世界共同的精神财富，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只有在以继承和发展自身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兼容并蓄其他外来文化才是其健康发展的正确道路。
现如今，从众多的西方理论中有许多根本是不适合中国的，例如“人均绿地”概念
第五篇：荷兰：科研人员人均学术论文数量居世界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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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科研人员人均学术论文数量居世界第二
作者：
来源：《教育与职业·综合版》2012年第11期
【教育趋势展望2012】10月8日，荷兰教育、文化和科学部发布报告说，荷兰科研人员人均学术论文发表数量仅次于瑞士，居世界第二。
这份名为《教育趋势展望2012》的报告，对比了2011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的科研人员论文发表量。其中荷兰平均每名科研人员论文数量为125篇，位列第二。瑞士位列第一，人均论文数量为161篇。瑞典和丹麦分别以人均116篇和98篇位列第三和第四。荷兰2011年科研人员学术论文总数为3.3万篇，比2003年增长50%，科研领域侧重于物理学和医学。报告还提到，中国科研人员学术论文总数在2003年至2011年间剧增229%，侧重于物理、化学等领域。同一时期韩国和爱尔兰分别增长112%和120%。
报告显示，20世纪80年代荷兰的科研项目总投资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以上，90年代初开始逐渐回落至2%以下，进入21世纪后，这一比例维持在1.9%左右。2010年，荷兰科研项目总投资109亿欧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85%，与英国、丹麦、挪威等国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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