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王连顺诉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永顺县支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
王连顺诉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永顺县支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
发布时间：（2003-03-31 17:02:25）
原告：王连顺，男，49岁，干部，住湖南省永顺县工商银行宿舍。
被告：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湖南省永顺县支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永顺县城。法定代表人：王春燕，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杨松坡，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湖南省永顺县支公司副经理。委托代理人：邓兴平，湖南三页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连顺之妻陈晓兰因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湖南省永顺县支公司（以下简称永顺人保）发生保险合同纠纷，向湖南省永顺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期间，陈晓兰病故，王连顺就本案继续诉讼。
原告诉称：被告单位曾为在该单位工作的我妻陈晓兰投保妇科癌病普查保险，保期三年，保费 1万元。我妻在保期内患癌后，被告却拒绝理赔。请求判令被告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给付保险金，并赔偿我妻生前因被告拒绝理赔而遭受的精神损失。
被告辩称：为自己职工的利益，本单位曾给女职工投保妇科癌病普查保险是事实。但由于陈晓兰后来调出本单位，本单位已没有可保利益，因此以业务批单解除了该保险合同。保险合同不存在了，原告的理赔申请当然无效。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湖南省永顺县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1995年 10月 30日，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永顺县支公司为本单位 6名女职工（包括原告王连顺之妻陈晓兰）投保妇科癌病普查保险，保单号 95一 018，投保人和保险人均为永顺县保险公司，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是这 6名女职工，保期三年，保险金额 1万元，保费每人 40元。该保费已由永顺县保险公司工会经费中出资一次交清。
1996年 6月，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永顺县支公司分立为人寿保险公司和财产保险公司两个单位，陈晓兰被分到被告永顺人保工作。1997年 7月，陈晓兰从永顺人保调往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吉首分公司工作。同年 8月 5日，永顺人保作出业务批单，以陈晓兰不具有可保利益为由解除了保险合同，没有书面通知陈晓兰。1998年 1月，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医院诊断陈晓兰患癌症，后又经湖南肿瘤医院确诊为子宫膜腺癌。陈晓兰患癌后，曾于1998年 1月和 5月两次向永顺人保递交了给付保险金的申请。永顺人保以陈晓兰调离后已不具有可保利益，保险合同失效为由，于同年 7月 21日给陈晓兰下发了保险金拒付通知书。陈晓兰为此于 1999年 2月 8日提起诉讼，同年 7月 8日因癌症恶化死亡。
湖南省永顺县人民法院认为：
任何单位为自己的职工谋取合法利益，都是法律允许并支持的正当行为。由于保险是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永顺县支公司的业务，此次保险是该公司为自己的职工投保，这种特殊情况决定了该保险合同上投保人和保险人的签署是同一人，但这与自己和自己签订的无效合同情况不同，仍然属于两个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签订合同。根据保费出资的实际情况，应认定这个保险合同的投保人是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永顺县支公司工会，保险人是该公司。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关心职工的生活，全心全意为职工服务，是工会的职能。工会在职工同意的情况下为职工投保人身险，是其履行职责的体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永顺县支公司工会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依
照保险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本案的人身保险合同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依法成立有效。
原告王连顺之妻陈晓兰在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永顺县支公司工作期间，既是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永顺县支公司的职工，也是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永顺县支公司工会的会员，有权利享受职工和会员的待遇。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永顺县支公司从该公司工会出资为其女职工投保，是该公司工会给会员的福利待遇。因保险合同的成立，陈晓兰以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身份成为合同当事人。依照保险法第二十一条第二、三款的规定，陈晓兰享有保险金请求权。
通常的合同，由于是签约双方的一致意思表示，所以只要签约双方协商一致，就可以变更或者解除。但是在保险合同中，由于有被保险人加入，合同与被保险人利害相关，因此只有在通知并征求被保险人的意见后，才能决定合同的订立、变更或解除。原告王连顺之妻陈晓兰从被告永顺人保调离后，永顺人保借该人身保险合同为同一人签署的便利，在没有征求陈晓兰意见的情况下，就以业务批单的形式解除合同。此举违背了保险法第十五条的规定，不能发生解除的效力。人员流动是社会发展正常现象。以可流动人员的身体作为保险标的的人身保险合同，投保人在投保时对保险标的具有的保险利益，可能由于人员流动而在投保后发生变化。对人身保险合同，只能根据投保人在投保时是否具有保险利益来确定合同效力，不能随保险合同成立后的人事变化情况来确定合同效力，这样才能保持合同的稳定性。被告永顺人保以陈晓兰调离后，永顺人保已没有可保利益为由，主张本案合同无效，理由不能成立。
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各方当事人都有约束力，各方当事人必须按照合同的约定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原告王连顺之妻陈晓兰在保期内患了妇科癌症，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承保条件，被告永顺人保在接到保险理赔申请后，应当按约定支付保险金。王连顺诉请判令永顺人保给付保险金，应当支持；诉请判令永顺人保赔偿陈晓兰的精神损失，由于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不予支持。据此，湖南省永顺县人民法院于 1999年 8月 11日判决：
一、被告永顺人保给付原告王连顺保险金 1万元；
二、原告王连顺要求被告永顺人保赔偿精神损失，不予支持。
诉讼费 530元，由被告永顺人保负担。
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理由是：本案保费是由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永顺县支公司支出，一审判决认定由该公司工会经费中支出，证据不足，是认定事实的错误；陈晓兰不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其调离永顺人保后，永顺人保已失去保险利益，一审判决仍认定合同有效，是适用法律不当。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指令湖南省永顺县人民法院再审。
湖南省永顺县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依法按照一审程序再审查明：
原判认定本案保费是由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永顺县支公司工会经费中支出，有该保险业务的经办人胡春花以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永顺县支公司的名义出具的证明。虽然该证明存在着形式上的缺陷，但所证明的事实是确定的。另外，对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永顺县支公司行政事业经费的会计凭证账查账，其结果是：从 1995年 10月 1日至 10月 30日，该账中没有为陈晓兰等 6名女职工支出保费的凭证。
湖南省永顺县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抗诉机关认为保费是由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永顺县支公司支出，没有举出任何证据；认为陈晓兰调离后，保险合同因投保人
失去保险利益而无效，理由不能成立。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适用法律正确，判处恰当，审判程序合法，应当维持。据此，该院于 2000年 5月 16日判决：
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诉讼费 930元，由原审被告永顺人保负担。
宣判后，永顺人保仍不服，向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理由是：
一、在本案合同中，上诉人既作为投保人又作为保险人，经协商一致变更保险合同的部分内容，作出终止对陈晓兰保险责任的业务批单，是合法的民事行为；
二、即使以批单形式终止对陈晓兰的保险责任是无效的，由于陈晓兰已调离，上诉人已不具有可保利益，保险合同中涉及陈晓兰的部分也应当认定无效。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后认为：
认定本案的保险合同不能解除，不仅仅因为它是以无效的批单形式解除的，更因为解除时没有通知陈晓兰并征求她的意见。陈晓兰虽然不是该保险合同的签约人，但作为人身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她有权知道合同的效力情况。在无人通知的情况下，她有理由相信该保险合同仍然存在。当她患了癌症并据此申请理赔时，上诉人永顺人保才出具解除合同的批单，此举违背了民事行为应当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当然无效。
只有两个以上的平等民事主体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而签订的协议，才可称为合同。本案的保险合同能够成立，就在于一方是从事保险业务的保险人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永顺县支公司，另一方是代表 6名女职工权益的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永顺县支公司工会。上诉人永顺人保在还涉及其他 5名女职工权益的情况下，既不想否认本案保险合同的效力，又要说该保险合同是由其一人签订的，不但与事实不符，且与法理不合，自相矛盾。如果确实是自己与自己签订“合同”，变更保险合同的“经协商一致”又从何谈起？永顺人保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判正确，应当维持。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于 2000年 10月 16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受理费 400元，由上诉人永顺人保负担。
案例讨论
1.本案有无保险利益？
2.保险利益如何认定？
3.保险利益对保险合同效力影响何在？
反对观点：人身保险利益于保险合同成立时必须存在，否则保险合同无效。但在被保险人死亡时，保险利益是否存在对保险合同的效力并无影响。这主要是基于道德危险的防范和人身保险合同的储蓄性。按照传统理论，要求投保人于保险合同成立时具有人身保险利益，可以避免投保人因对无利害关系的人投保，而引起道德危险发生，危及被保险人生命的安全。如于保险利益消失后即认为保险责任终止，则对保单持有人有失公允。因为其将来所应得的保险金是过去已缴纳保险费及其利息的积存，对投保人来说具有储蓄性质。如因其于保险合同订立后丧失保险利益而将丧失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应得的保险金，无异会使其权益处于不确定状态。因此，人身保险利益不必限于保险事故发生时存在。
对于人身保险利益存在时点的要求,学者见解并不完全一致,但以应存在于合同订立时为通说。正如《英国1774年人寿保险法》所规定的,人寿保险只要求在保险合同成立时具有保险利益,以后丧失保险利益的,不影响合同的效力。订立后投保人失去保险利益,其合同上的权利并不应受很大影响。因为大部分人身保险合同并非补偿性合同,而是一种可以转让的有价单据,具有储蓄及投资的性质,如果合同因保险利益的丧失而丧失价值,势必违背公平正义的民商法基本理念。因此,善意投保人虽因客观事项对被保险人不再具有保险利益(如夫妻离婚),但对合同本身的效力并无影响。被保险人亦可以通过变更受益人、提出解约等方式,化解 因保险利益丧失而引发的潜在道德风险。早在2003年1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公布的《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中,就曾明确规定:人身保险合同订立时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但是保险事故发生时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因此影响保险合同的效力。由此可见,我国的立法精神和国际惯例是一致的,在人身保险中只要求合同订立时投保人具备保险利益
。对于现行《保险法》第12条的适用时点,按照文义,有两种解释:一是投保人在订立保险 合同时和在保险合同的效力存续期间,对保险标的都应当具有保险利益;二是要求投保人仅在保险合同订立时须具有保险利益。
对于人身保险合同,如果投保人在投保时具有保险利益(依据相关亲属关系或经济利害关系确定),而在合同的持续期间内丧失保险利益,如婚姻关系发生变化、债务履行完毕等情形,保险合同是否应继续维持下去? 这里主要涉及三个问题:第一,保险人能否以此为理由提出解除合同或拒绝承担给付责任? 第二,投保人提出退保是否须经被保险人同意? 第三,被保险人因此提出退保或更改投保人(由被保险人维续合同缴费义务)的,保险人和法院是否应予以支持? 对于上述三个疑问,我们的观点是
:首先,投保人在合同存续期间丧失保险利益的,保险人不得提出解除合同。因为上文中保险利益的时点要求已明确指出:人身保险合同只要求投保人在投保时须具有保险利益,否则合同无效。由于人身保险合同,特别是寿险合同,多为长期性保障,一旦退保,消费者必定产生重大损失,因此保险人不应享有主动的合同解除权;而且,在投保人丧失保险利益期间,如果保险事故发生,保险人应向合同原受益人支付相应的保险金,除非保险事故是投保人故意造成的。其次,投保人在保险利益丧失后,原则上讲有主动解除合同的权利,其退保行为无须经被保险人同意。但是,由于长期寿险合同的退保金中含有大量现金价值,是投保人的家庭资产,而因婚姻关系产生的保险利益的丧失涉及共有财产分割问题,因此,为避免不必要的法律纠纷,保险人应通过适当渠道,确保上述情形下被保险人的知情权。
最后,对于被保险人提出退保或更改投保人(由被保险人维续合同缴费义务)的,保险人和法院应予以支持。因为人身保险合同毕竟是以被保险人的生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最终的利益决定权应归属被保险人。
投保人对与其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具有保险利益。因为劳动雇佣关系的保险利益主体地位在我国现行《保险法》中并未明确说明,但在保险实务中,单位为员工购买的团体保险,其保险利益主体地位往往被默认,因此,这一增加是根据我国保险业实践做出的合理修改。
第二篇：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成都分公司诉华隆公司等证券侵权纠纷案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成都分公司诉华隆公司等证券侵
权纠纷案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成都分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锦里东路58号。
负责人：青德蓉，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高悦，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袁季雨，上海浩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成都锣锅巷证券营业部，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锣锅巷25号。
负责人：江兴杰，该营业部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顾培东，四川康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樊斌，四川康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四川省华隆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领事馆路27号。
法定代表人：邓勇，该公司总经理。
原审第三人：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重庆陕西路证券交易营业部，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陕西路33号协信商厦6楼。
负责人：钟键，该营业部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顾培东，四川康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樊斌，四川康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成都分公司(以下简称中保人寿)、上诉人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成都锣锅巷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成都大鹏)为与原审被告四川省华隆投资顾问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隆公司)及原审第三人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重庆陕西路证券交易营业部(以下简称重庆大鹏)证券侵权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03)川民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吴庆宝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宫邦友、刘敏参加评议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孔玲担任记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经原审法院审理查明，1999年3月22日，中保人寿派其工作人员向华在成都大鹏办理了委托、指定交易手续(上海股东编码为B880217601，深圳股东编码为79035484，资金账户为791293)，并对B880217601账户设定了密码。1999年4月1日，中保人寿撤销了B880217601账户在成都大鹏的指定交易。1999年7月26日，中保人寿通过转账将4000万元资金划至成都大鹏。1999年7月28日，华隆公司的B880311617(以下简称617)账户被加挂在中保人寿的791293资金账户上。1999年7月29日至1999年8月2日，成都大鹏用617账户将4000万元全部用于申购了000896国债。1999年8月10日，中保人寿申请撤销上海A股791293账户。成都大鹏将617账户予以了撤销。同日，617账户被华隆公司指定到了厦门证券有限公司成都星辉路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厦门证券)。
1999年8月13日，雷少成在厦门证券办理了指定交易。1999年8月15日，华隆公司向厦门证券出具承诺书，“我公司同意将本公司证券(账户名：四川省华隆投资公司上海账号：617深圳账号：34795671)挂在雷少成的账户(上海账号：A307515423深圳账号：54441491)下作为子账户，并承诺承担一切相关民事与法律责任。该事宜特委托我公司邓勇先生代为办理”。此后，雷少成即将617账户上的000896国债全部卖掉，并将资金用于自己账户股票交易。2000年3月14日，华隆公司将雷少成账户上的代码为0682股票525520手转托管到了华厦证券马家花园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华厦证券)(席位号为205800)。从1999年至2001年，陆续三年分别从厦门证券雷少成账户和华夏证券陈道普账户转入中保人寿在成都大鹏791293账户6137520元共三笔总计18412560元，并由中保人寿将款项转回公司。
1999年8月24日及1999年12月24日，从厦门证券雷少成账户分别转账208万元、280万元入中保人寿在成都市建一支行人南分理处账户。
1999年10月17日，中保人寿与重庆大鹏签订《资产委托管理协议书》，约定：由中保人寿委托重庆大鹏对其代码为000896的国债共计71700手进行委托管理服务；中保人寿应于本协议签订之后五个工作日之内将可流通国债授权交由重庆大鹏管理；管理期限为自中保人寿将可流通证券授权并交由重庆大鹏管理之日起至2003年10月30日止；中保人寿一次性付给重庆大鹏国债收益488万元，在1999年12月31日前付清。中保人寿及重庆大鹏在该协议上盖章，重庆大鹏总经理张志勇在该协议上签字。
2002年3月，重庆大鹏向中保人寿出具承诺书：“应贵公司要求，我部原则上同意提前一年终止《国债委托管理合同》，即我部同意在2002年10月31日前卖出国债(000896)71700手，并按付款前一周(5个交易日)的平均价格结算资金，即10月24、25、28、29、30日的收盘价的平均价格结算资金，并于10月31日前将结算资金划入贵公司指定银行账户。”重庆大鹏在该承诺书上盖章。由于中保人寿未收到2002年国债利息，发现成都大鹏未曾为自己B880217601账户购买4000万元的国债，遂诉至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中保人寿认为本案华隆公司未征得中保人寿同意的情况下，盗用中保人寿账户资金，构成侵权，理应返还并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第三人成都大鹏违反业务操作规则，并蒙蔽中保人寿，是导致华隆公司侵权的重要原因，理应承担连带责任。第三人重庆大鹏在明知中保人寿与其签订的国债委托管理协议未履行的情况下，还采用付息和出具承诺函等手段来掩盖华隆公司的侵权事实，是致使华隆公司侵权行为得以继续的原因之一，亦应对华隆公司的侵权结果承担连带责任。故请求：1．判令本案华隆公司返还人民币4000万元及相应损失；2．判令二名第三人对中保人寿的第1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华隆公司及两第三人共同承担。
另查明，张志勇于2001年2月23日被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免去重庆大鹏总经理职务。于2002年1月被重庆市公安局依法逮捕，现羁押于重庆市看守所。
再，6137520元是9000万元一年的国债利息。
在审理期间，原审法院依据中保人寿的申请，对中保人寿、成都大鹏在成都大鹏的开户及相关交易资料予以了证据保全。
原审法院依据成都大鹏的申请，依职权调取了以下证据：1．上海证券交易厅信息中心的查询结果反馈函；2．厦门证券股民雷少成指定交易协议书；华隆公司承诺书；厦门证券资金专用取款凭条；委托书；转托管申请表；3．原审法院对张志勇的讯问笔录；4．原审法院对向华的询问笔录。经原审法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质证，中保人寿对原审法院收集调查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对张志勇的讯问笔录是一份传来证据，属间接证据。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在于：1．华隆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2．成都大鹏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责任；3．重庆大鹏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责任。
华隆公司在没有中保人寿任何委托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动用中保人寿的国债，致使中保人寿的资金无法收回，其行为已对中保人寿构成了侵权，理应对中保人寿因此而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1999年3月22日，中保人寿在成都大鹏开户，并与成都大鹏签订指定协议书(B880217601账户)的行为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属有效行为。同年4月1日，中保人寿从成都大鹏撤销其上海股票指定交易的行为亦属有效。对第三人成都大鹏向该院提交的1999年3月22日中保人寿与成都大鹏所签的指定交易协议书(617账户)，上面的甲方证券账户由A79035484改为了617。对该份证据中保人寿不予认可。由于该证据一直由成都大鹏所持有，而成都大鹏不能向该院解释该份证据中添加字迹的原因，故对该份证据该院不予采信。至于1999年7月28日的(资金、交易账户)增加、修改密码申请书，成都大鹏认为该申请书由于上面的“资金”、“修改密码”等字样被划掉，系中保人寿用于加挂账户，是一份交易账户增加申请书。但中保人寿否认该申请书上加挂617账户的笔迹系中保人寿方经办人向华所写；且认为划掉“资金”、“修改密码”系第三人成都大鹏单方所为。该院认为，该证据所用表格系(资金、交易账户)增加、修改密码申请书。证据中“资金”及“修改密码”等字被划掉，第三人成都大鹏主张证明是中保人寿申请在其资金账户下加挂子账户。这一主张成立的前提是第三人成都大鹏应证明涂改系双方共同进行或在加盖中保人寿公章前所为，而成都大鹏未能提出证据证明，因此，该证据不能证明加挂华隆公司账户系其根据中保人寿的申请进行。中保人寿方否认表格内的内容系其经办人向华书写，但并未否认申请书上加盖的公章的真实性，因此该份证据除涂改部分外，其余内容该院予以采信。因中保人寿未申请该院对该份证据笔迹鉴定，且申请书上加盖了中保人寿方的公章，中保人寿辩称该证据系其用于修改密码，且上面字迹为成都大鹏所为的证据不足，此申请书应视为中保人寿的行为。
对1999年8月10日的撤销指定交易申请书，因第三人成都大鹏提交的申请书(存根联)上的791293后添加有华隆公司账户“617”的字样，与中保人寿向该院提交的该份证据(客户联)不一致，且中保人寿方经办人员向华向该院陈述该笔迹不是其所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的规定，由于第三人成都大鹏没有足够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在1999年8月10日的申请书上的添加字迹系中保人寿所为，故该院据此认定该份撤销指定交易书上的添加笔迹系第三人成都大鹏所为，不是中保人寿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三人成都大鹏擅自在中保人寿方的申请书上添加字迹，致使中保人寿的股票被华隆公司转走，从而对其失去了控制，其违规行为在客观上造成了中保人寿方资金的不安全性。故成都大鹏应对中保人寿的损失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由于中保人寿已收取9000万元的1999年至2001年三年的国债利息共计18412560元，其中已包含本案4000万元的利息，故本案利息的起算日应从2002年1月1日开始计算，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一年期流动资金存款利率计算。
由于中保人寿在本案中亦未尽到其充分的注意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的规定，中保人寿亦应对造成的损失承担10％的责任。中保人寿已收取的488万元收益中4000万元的相应部分即2168888．89元应充抵本金。
重庆大鹏在自己没有收到中保人寿方的国债的情况下，与中保人寿签订虚假的资产委托管理协议书，并向中保人寿承诺偿还其国债及利息。重庆大鹏辩称该行为系张志勇的个人行为，且该份协议书与承诺书均系张志勇伪造，但对协议书及承诺书上重庆大鹏的公章不予否认。该院认为，由于重庆大鹏与中保人寿方签订协议书时中保人寿在成都大鹏的国债早已被华隆公司指定到了厦门证券并被变卖，中保人寿根本没有将协议书中所约定的000896国债实际交付给重庆大鹏，且488万元收益也并非重庆大鹏直接支付。故该份协议书应认定为并未实际履行。由于第三人并未申请该院对协议书的真实性作出鉴定，故第三人重庆大鹏认为该份协议书系伪造的理由不能成立。对于2002年3月重庆大鹏向中保人寿出具的承诺书，该院认为，重庆大鹏在出具该承诺书时中保人寿的资金早已被华隆公司所占用，故该承诺书与中保人寿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之间并无直接因果关系，重庆大鹏对中保人寿的损失不应承担责任。至于重庆大鹏与中保人寿方的其他纠纷，应另案处理。重庆大鹏的答辩理由成立。
综上所述，中保人寿的部分诉讼请求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三款、第一百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四十五条之规定，并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华隆公司在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中保人寿37831111．11元及其相应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一年期流动资金存款利率的有关规定从2002年1月1日计至付清之日止)；
二、成都大鹏对上述37831111．11元及利息承担90％的补充赔偿责任；本案案件受理费252010元，由华隆公司承担126005元，第三人成都大鹏承担75603元，第三人重庆大鹏承担25201元，中保人寿承担25201元。
成都大鹏不服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第一，1999年12月29日，华隆公司从雷少成在厦门证券资金账户转款6137520元到被上诉人791293资金账户，2000年11月3日，华隆公司从其控制的陈道普在华夏证券资金账户转款6137520元到被上诉人791293资金账户。据一审法院查明，6137520元是包括本案争议的4000万元和被上诉人承认由其自己转走的5000万元在内的全部9000万元国债一年的利息。第二，一审法院讯问张志勇的笔录表明，被上诉人与华隆公司之间存在9000万元的融资关系，被上诉人负责人对此是清楚的。被上诉人与华隆公司采用的是被上诉人购买国债、资金账户下挂华隆公司证券账户的方式使被上诉人的资金转到华隆公司炒股票，然后由华隆公司向被上诉人支付融资利息。本案争议的4000万元与第一笔5000万元一样，都是被上诉人与华隆公司之间的非法资金拆借行为。1999年7月28日的《交易账户增加申请书》是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三，一审判决认定1999年8月10日撤销617证券账户的指定交易不是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这一认定既违背了证据规则，也与客观事实相悖。被上诉人填写撤销指定交易申请书的目的就是撤销791293资金账户项下上海A股证券账户的指定交易，无论“证券账户：上海A股791293”后面的“617”是否是事后添加或由谁添加，都不影响被上诉人填写该申请表时的这一目的。可见，撤销791293资金账户项下上海证券账户(必然是617证券账户)指定交易是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转走其中国债是被上诉人自身的行为。被上诉人不能收回国债资金是由其自身的行为造成的，与上诉人无关。综上所述，本案4000万元资金和利息的真实往来都发生在被上诉人与华隆公司之间，该两者之间存在着非法资金拆借关系；被上诉人与华隆公司之间的非法资金拆借行为与上诉人无关，其不能收回拆借资金的后果应由被上诉人自行承担；一审法院在审理案件的总体思路出现了较大偏差，在《交易账户增加申请书》和《撤销指定交易申请表》的具体认定上也出现了明显错误，本案中被上诉人资金账户及其下挂证券账户的所有交易和转款行为都是被上诉人所为；上诉人在本案中忠实地执行了被上诉人的全部指令，不存在任何过错。请求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并支持上诉人免除责任的上诉请求。
中保人寿亦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第一，一审对于1999年3月22日“指定交易协议书”中甲方证券账户由A79035484改为617账户的真实性认定正确；对于1999年8月10日撤销指定交易书上的添加部分“系第三人成都大鹏所为”的认定也正确；但对1999年7月28日的“(资金、交易账户)增加、修改密码申请书”的认定存在部分问题。此申请书是上诉人所为的为自己资金账户下挂的华隆公司证券账户增加或修改密码的行为。然而将整个案件的事实联系起来看，上诉人从来不知道华隆公司的存在，根本没有加挂617账户的意思表示和行为，怎么会孤立出现为617账户增加、修改密码的问题呢?因此，此认定没有相关的证据印证，不能成立。第二，根据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问题》第七十五条的规定，联系相关的证据分析，合乎逻辑的认定应当是：成都大鹏利用了上诉人盖具印章的增加、修改密码的空白申请书(上诉人本意用于确定自己深圳证券账户交易密码)，为617账户非法使用上诉人资金制造合法的假象。此行为是其在帮助华隆公司侵权过程中制造的合法性假证之一。第三，成都大鹏应当与华隆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而不是与上诉人承担份额补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中，对成都大鹏行为过错认定是正确的，但对其的责任判决是不恰当的。成都大鹏与华隆公司在客观上有共同侵权行为，并给上诉人造成了损害结果。首先，成都大鹏与华隆公司的行为构成一个行为整体，共同造成了上诉人的损失。华隆公司要非法占用上诉人资金并转移购买的国债，需要得到成都大鹏完全的帮助才能完成。事实上，成都大鹏实施了一系列华隆公司需要的帮助行为，华隆公司如果没有得到成都大鹏的帮助和支持，华隆公司的行为是不可能得逞的。其次，成都大鹏与华隆公司的行为都是违规违法的。成都大鹏与华隆公司在主观上有共同过错。成都大鹏与华隆公司对损害结果，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在本案中“未尽到其充分的注意义务”。进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认定上诉人自己承担10％损失，该认定应属似是而非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的前提条件是加害人与受害人有混合过错，而这些过错都对损害结果发生有因果关系。本案判决实际是认定上诉人“未尽到其充分的注意义务”。第四，重庆大鹏在实际上并未管理上诉人国债的情况下，却一直以付息、承诺书等形式吸引上诉人视线，干扰上诉人的注意，其行为是故意的，其作用在于掩饰华隆公司的侵权行为。并且据此可以推知其与华隆公司有恶意串通，其性质至少是对华隆公司侵权行为的后续性帮助行为，不排除事先就有串通。正是因为重庆大鹏的行为，才导致上诉人不能及时行使追索权利，挽回损失。因此，重庆大鹏与华隆公司也构成共同侵权，依法也应与华隆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本案中的成都大鹏和重庆大鹏都应与华隆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第二项及关于诉讼费承担的判决应予纠正，上诉人在一审中的第二、三项请求应得到支持。恳请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支持本上诉人的请求。
重庆大鹏陈述称：
一、《资产委托管理协议》没有履行，中保人寿在其起诉状中已经承认：“在我方没有实际交付证券的情况下„„”，可见协议没有实际履行，对此双方没有争议。
二、中保人寿在签订协议时就明知该协议不可能履行，从协议书的日期看，该协议签订于1999年11月，而二审时我方已经举证证明，中保人寿在1999年6月17日就明知其中5000万元国债已经不存在，可见中保人寿在签订协议时就明知该协议是不可能履行的，因此中保人寿签订该协议不是为了欺骗重庆大鹏，就是另有其他非法用途。中保人寿在起诉时没有将重庆大鹏列为被告(只是第三人)，也没有指控重庆大鹏侵占了9000万元国债，这已经表明中保人寿明知协议书和承诺书是虚假的，否则重庆大鹏应被列为被告，而不是第三人。
三、利息及488万元收益均非重庆大鹏所支付，一审已经查明，利息来源于华隆公司，而且转款凭证证明中保人寿明知该款是从雷少成、陈道普账户上支付的，根本不是从重庆大鹏支付的，中保人寿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该款是重庆大鹏委托雷少成、陈道普支付的。
四、《承诺书》与中保人寿的经济损失之间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从承诺书上的日期看，该承诺书出具于2002年3月。而客观事实是，此时000896国债根本不存在，承诺的前提不成立。同时，中保人寿的所谓经济损失是在该承诺书出具之前就已经存在，与承诺书是否出具无必然联系。
五、中保人寿并未被协议书、承诺书所蒙蔽。我方在法庭审理时出示了大量证据证明中保人寿与华隆公司之间存在融资关系，4000万元资金也是中保人寿自己动用并将相应国债买到华隆公司617账户上，本案不存在4000万元资金被盗用的情况。同时，张志勇笔录也全面反映了“协议书”和“承诺书”是中保人寿与邓勇利用事先盖章的空白文书私自伪造的，未经其认可，更未得到重庆大鹏的认可。而承诺书也表明是“应贵公司要求”才出具的。事实上，中保人寿与邓勇伪造该两份文件，目的就在于掩盖中保人寿与邓勇之间的融资真相，以应付其上级公司的检查，及在邓勇无力归还的情况下，将风险转嫁给重庆大鹏。
六、本案不应当是侵权纠纷，而应当是普通债权债务纠纷。从本案的证据看，中保人寿的4000万元资金并未被盗用，而是其自己购买了国债。因此本案应是中保人寿与华隆公司之间的一般债权债务纠纷，而非侵权纠纷。而重庆大鹏与该4000万元资金或国债不存在实际联系，不应成为本案的第三人。综上所述，第一，《资产委托管理协议书》是虚假的、不可能履行的，也确实没有履行，重庆大鹏不应承担合同义务；第二，重庆大鹏完全没有参与到中保人寿购买国债及收取利息等行为之中，与本案不存在法律上的联系，不应被列为第三人：第三，协议书和承诺函都是中保人寿与邓勇伪造的，对重庆大鹏毫无效力；第四，中保人寿的经济损失是其自己造成的，与承诺书是否出具没有因果关系。一审判决在认定重庆大鹏的责任方面是正确的，应予维持。
华隆公司未参加二审诉讼，亦未作陈述。
本院除认可原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外，还补充查明：1．2003年8月15日，原审法院对张志勇的讯问笔录。该笔录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内容：(1)整个9000万元资金都是中保人寿与邓勇之间商量好的融资关系，其中本案的4000万元是中保人寿见前面的5000万元运作较好的情况下，主动提出给邓勇的。(2)4000万元国债原来是准备用中保人寿自己的证券账户购买(即与第一笔5000万元操作方式相同)，但由于中保人寿的证券账户(即601账户)已经指定到了原海南港澳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成都证券交易营业部(后改名为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成都人民中路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中银国际证券公司)，指定交易撤不下来，因此中保人寿才同意用华隆公司的名义(即617账户)买了4000万元国债。(3)1999年至2001年三年的利息都是由邓勇付给中保人寿的。(4)以重庆大鹏名义签订的《资产委托管理协议书》和《承诺书》系邓勇与中保人寿为应付检查而擅自用盖章后的空白件制作的。(5)2002年11月邓勇委托衡平律师事务所的陈律师与中保人寿就债权债务问题进行过谈判，中保人寿要求邓勇找一个有实力的公司来谈(意思是担保)。张志勇在2003年1月即因为与本案无关的其他行为被依法逮捕，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
2．2003年1月10日，四川衡平律师事务所陈浩文律师《关于人寿公司四川分公司国债资金处理的意见函》。该意见函的内容与张志勇笔录中反映的情况基本一致：(1)1998年中保人寿与北海银证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海银证”)就理财一事进行磋商；(2)北海银证根据中保人寿的指示将两批共9000万元国债卖出进行证券投资；(3)北海银证连续三年向中保人寿支付利息；(4)开始阶段证券市场较好；(5)双方没有书面合同；(6)2002年11月陈浩文与中保人寿进行了谈判，中保人寿要求对方落实有实力的单位进行担保。该证据是二审法庭调查前，成都大鹏从北海市公安局取得的新证据(有公安局加盖印章)。该意见函反映的情况一部分是“我方当事人”(应是法定代表人邓勇)向陈浩文作的陈述，另一部分是陈浩文的亲身经历。该证据经质证中保人寿对其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但以其属于新证据为由不予认可。
另中保人寿接受邓勇支付利息所用账户，仍为在成都大鹏所开设的791293账户。
本院经审理认为：中保人寿对于1999年7月26日转款4000万元到成都大鹏购买000896国债这一事实没有争议，本案主要争议的是000896国债买在了华隆公司的617证券账户上是不是中保人寿的意思表示。中保人寿认为617不是自己的上海证券账户，自己的上海证券账户是B880217601，中保人寿没有同意用自己的钱款为华隆公司购买国债。而成都大鹏则认为，投资人以自己资金为他人的证券账户购买证券属普遍现象，成都大鹏是根据中保人寿的具体指令将华隆公司的617证券账户下挂到中保人寿在成都大鹏开设的791293资金账户之下的，下挂证券账户的含义就是资金账户所有人允许下挂的证券账户使用其资金，而此后中保人寿又用只有其自己才掌握的交易密码，并且在明确选择或直接输入“617”号码后购买了国债，随后又申请撤销了617证券账户在成都大鹏的指定交易，使得华隆公司能够在其他证券公司处分该笔国债。尤其是中保人寿在委托成都大鹏购买4000万元国债时，其自己的B880217601证券账户已经被指定在中银国际证券公司，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中保人寿不能同时在成都大鹏使用自己的B880217601证券账户购买000896国债，这种情况下中保人寿必须借用他人已经指定在成都大鹏的上海证券账户。下挂他人的证券账户购买国债后再撤销该证券账户的指定交易，将国债的处分权交给对方的操作方式，是当时进行资金拆借或委托理财的一种较为普遍的做法，张志勇的笔录和陈浩文的意见函以及2000多万元利息、收益的支付金额及来源，均反映出本案并非仅仅是购买国债，实际上是通过购买国债来完成将资金交付给邓勇炒股，中保人寿从中取得比单纯购买国债更高的收益。
4000万元000896国债买在华隆公司的617证券账户上是不是中保人寿的真实意思表示，直接涉及到对1999年7月28日《交易账户增加申请书》及同年8月10日《撤销指定交易申请表》等证据的恰当认定。1999年7月28日《交易账户增加申请书》的全部标题是《(资金、交易账户)增加、更改密码申请书》，由于存在多个选项，具体使用时必然要删去不涉及的选项。同时，无论标题的删改是何时所为，该申请表客观上反映了中保人寿在成都大鹏的791293资金账户与华隆公司的617证券账户之间的联系，在证券交易实务中，这种联系应当是表示可以使用791293资金账户中的资金为617证券账户购买证券。而且，原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账户指定和撤销指定登记记录》反映，本案4000万元国债购买期间，中保人寿自己的B880217601上海证券账户一直被指定在中银国际证券公司，中保人寿要实现其在起诉状中所称的用自己的4000万元在成都大鹏购买000896国债，客观上需要使用他人的、已经指定在成都大鹏的上海证券账户。又由于中保人寿已经取得确认价值4000万元的000896国债已经成交的《上海证券中央登记结算公司成都棉麻股东交易三联单》，表明中保人寿已经确知其委托成都大鹏购买的4000万元国债已经实际成交，这又说明中保人寿客观上已经实际使用了他人的上海A股账户。而中保人寿确认该申请书上公章的真实性，但对其B880217601上海A股账户已经被指定到其他证券公司期间，在不使用他人上海A股账户的情况下，如何能够委托成都大鹏购买到4000万元000896国债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事实上这也不符合证券买卖的基本规则。因此，应当认定中保人寿作出了在其791293资金账户之下增加617上海证券账户的意思表示。原审判决对此节认定虽然不够准确，但认定中保人寿申请加挂617账户是符合本案实际情况的，本院予以认可。
1999年8月10日《撤销指定交易申请表》分别存在“存根联”和“客户联”，“存根联”上有“617”字样及成都大鹏经办人、部门负责人和总经理的签字，而“客户联”上没有“617”及成都大鹏经办人、复核人和负责人的签字。本院认为，撤销证券账户的指定交易意味着可能放弃对一个证券账户及所购证券的控制，中保人寿作为一个管理制度严格的金融机构，其拿回公司存档的“客户联”应当是经过交易对方签字和盖章的一联，而且“客户联”上有证券公司人员签字的三个档目；同时，空白《撤销指定交易申请表》任何一个客户都是容易取得的，因此应当认定中保人寿向法庭出示的“客户联”缺乏客观性，同时应当推定中保人寿持有经成都大鹏人员签字的“客户联”。成都大鹏认为中保人寿之所以拒不出具该客观的“客户联”，原因是该联上同样也写有“617”内容，进而能够证明“617”内容的加注是得到中保人寿认可的。根据本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的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因此，本院推定中保人寿所持有的、真实的“客户联”上同样也写有“617”内容。另外，从该申请表的使用目的来看，其唯一用途就是撤销上海A股账户的指定交易，本该填写“证券账户：上海A股”的位置填为了“791293”，而“791293”是中保人寿在成都大鹏的资金账户，当时与该资金账户相连的只有一个上海A股账户，即为“617”，因此中保人寿的指向也应当是明确的，成都大鹏操作为撤销“617”的指定交易符合中保人寿的利益，不能认定违背了中保人寿的意思表示。中保人寿解释填写该申请表的目的是撤销其深圳证券账户，但该申请表的标题和内容仅仅涉及上海A股账户，完全不涉及深圳证券账户，而深圳证券账户不能进行撤销指定交易操作，中保人寿的解释有悖证券交易规则。因此，本院认为，填写、递交该申请表的目的是撤销已经完成以中保人寿的资金购买国债后的“617”证券账户在成都大鹏的指定交易。
同时，其后三年来中保人寿从未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派发到成都大鹏的国债利息，而由其自己向华夏证券和厦门证券的股民账户收取利息的事实也表明，中保人寿明知其在成都大鹏的4000万元资金或国债均已经不存在于成都大鹏。原审法院对张志勇所作的笔录和四川衡平律师事务所陈浩文律师《关于人寿保险公司四川分公司国债资金处理的意见函》，均分别反映了中保人寿与邓勇或其控制的华隆公司或北海银证公司之间直接存在包括本案4000万元在内的共计9000万元的资金有偿使用关系，该两份证据对这一情况的叙述互相吻合。此外，客观上三年的利息和收益也是由与邓勇控制的相关股民账户所支付。这三部分证据又与前述中保人寿增加、使用“617”证券账户及撤销“617”证券账户在成都大鹏的指定交易等一系列证据相互印证，进一步证明了使用华隆公司“617”证券账户正是中保人寿自己的行为，并非成都大鹏擅自实施的侵权行为。其后三年中，中保人寿仍使用791293资金账户接受邓勇支付利息的行为，证明与其所称当时是申请撤销该资金账户相矛盾，更进一步证明成都大鹏为中保人寿办理撤销“617”账户指定交易的行为，与中保人寿4000万元国债损失之间并无因果关系。
至于在资金账户下挂他人证券账户是否违法，这属于应当由证券监管机构处理的行政法律范畴的问题，不影响中保人寿与成都大鹏之间根据委托指定交易协议、撤销指定交易申请确认民事责任的承担，不属于本案考虑的问题。本院认为，中保人寿与成都大鹏通过签订《证券交易委托协议书》建立了委托代理法律关系，中保人寿依法应当对委托成都大鹏实施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中保人寿将华隆公司“617”增加到其791293资金账户下购买国债，使中保人寿名下的4000万元资金变成了华隆公司名下的4000万元国债，此后中保人寿撤销“617”账户在成都大鹏的指定交易，彻底放弃了对“617”证券账户的实际控制，这正是导致华隆公司得以在厦门证券重新设定“617”账户的指定交易，并将其下挂在股民雷少成账户下作为子账户卖掉全部国债的直接原因。华隆公司未参与本案诉讼，本案中亦没有明确、充分的证据证明存在着国债处分后炒股的风险应由中保人寿自己承担的约定，原审法院判决华隆公司返还抵扣相应收益后的37831111．11元资金及相应利息正确，应予维持。华隆公司取得并能够处分本案中的4000万元国债，是中保人寿自己的行为所造成；成都大鹏并未违背中保人寿的指令，也没有实施对中保人寿的欺诈行为；其按照申请办理撤销指定交易的行为，与中保人寿的款项损失之间并不存在近因，不构成行为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作为代理人的成都大鹏按照中保人寿的要求实施代理行为的民事责任应当由中保人寿承担。
此外，重庆大鹏与中保人寿签订资产委托管理协议书时中保人寿在成都大鹏的国债早已被华隆公司指定到了厦门证券并被变卖，中保人寿自始未将协议书中所约定的000896国债实际交付给重庆大鹏，且488万元高额收益也并非重庆大鹏直接支付，亦没有证据证明系他人代重庆大鹏支付，故该份协议书应认定为并未实际履行。2002年3月重庆大鹏向中保人寿出具承诺书时，中保人寿的资金亦早已被华隆公司所占用，故该承诺书与中保人寿的经济损失之间亦并无直接因果关系，重庆大鹏对中保人寿的损失不应承担责任。
综上，成都大鹏关于不构成侵权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法院关于成都大鹏擅自撤销617账户指定交易的事实认定不当，判决成都大鹏承担中保人寿损失总额90％的赔偿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中保人寿要求判定重庆大鹏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原审法院认定重庆大鹏不承担赔偿责任正确，但在判决主文中未作表述不当，应予以纠正。原审法院判决华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华隆公司不能偿还的部分，因系由中保人寿撤销指定交易而将4000万元交由华隆公司使用，并从中得到三年的国债利息，中保人寿亦有过错，对于该损失应当自行承担。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二)、(三)项及第一百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03)川民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书主文第一项。
二、撤销上述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
三、驳回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成都分公司对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成都锣锅巷证券营业部的诉讼请求。
四、驳回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成都分公司对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重庆陕西路证券交易营业部的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52010元，由四川省华隆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承担126005元，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成都分公司承担12600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52010元，由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成都分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第三篇：黄家平诉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安县支公司意外伤害保险合同案
黄家平诉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安县支公司意
外伤害保险合同案
四川兴蓉律师事务所接受你院受理原告黄家平诉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安县支公司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案的原告黄家平的委托，律师康志（电话：***）承办此案，通过对案件的事实了解，结合法庭审理情况，现原告代理人对本案件发表下列法律意见，供奉法庭参考：
一、原告黄家平购买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安县支公司吉祥卡（B款）保险的事实。
1、原告黄家平向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安县支公司的业务员，也是其同村的村民购买了一款吉祥卡（B款）的保险。
2、原告黄家平是用电话激活生效的保险，3、原告黄家平是这款保险的持有人。
因此，原告代理人认为：原告黄家平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安县支公司的吉祥卡（B款）保险是真实有效的，保险公司理承担责任。
二、原告黄家平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安县支公司的吉祥卡（B款）保险的投保承保的事实。
1、原告黄家平只需交投保金人民币100.00元，可得保险利益是：（1）意外伤害保险金60000.00元。（2）意外医疗保险金2000.00元。
2、原告黄家平交了保险金人民币100.00元。
3、原告黄家平意外受伤。（律师电话：***）
4、吉祥卡（B款）保险是人身健康保险性质。是按约定赔付。因此，原告代理人认为：原告黄家平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安县支公司的吉祥卡（B款）保险，双方约定的赔偿事项也形成，保险公司理承担责任。
三、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安县支公司拒赔原告黄家平购买的吉祥卡（B款）的保险金的理由是不成立。
1、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 “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
2、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
3、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律师电话：***）
因此，原告代理人认为：原告黄家平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安县支公司的吉祥卡（B款）保险，保险人是没有对原告黄家平进行释明，对其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是不具有免责效力，理应承担不利后果。
经过审理后，于2014年5月15日，法院作出判决：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安县支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向原告黄家平支付保险金60000.00元。
第四篇：李思佳诉西陵人保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
李思佳诉西陵人保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
【裁判摘要】
一、根据保险法第九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意外伤害保险属于人身保险，不适用财产保险中的“损失补偿原则”。
二、保险合同中有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保险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理赔。
原告：李思佳。
法定代理人：李斌(系李思佳之父)。
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昌西陵区支公司。
代表人：高萍，该支公司经理。
原告李思佳因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昌西陵区支公司(以下简称西陵人保公司)发生保险合同纠纷，由其父李斌作为法定代理人，向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李思佳诉称：2003年5月，原告之母在被告西陵人保公司为原告购买学生平安保险一份(该保险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被告未按规定出具书面保险合同。原告在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昌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泰康保险公司)购买了相同类型的附加保险。2004年1月7日，原告因发生交通事故受伤，共花去医疗费 1313．90元。2004年3月，原告持医疗费发票原件到泰康保险公司进行了理赔。后原告持医疗费发票复印件及病历原件到被告处要求理赔，被告却以必须持医疗费发票原件方可办理理赔手续为由至今不予理赔。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医疗保险金 1313．90元。
原告提供以下证据：
1．被告单位工商登记资料一份，用以证明被告有权经营意外伤害保险业务；
2．保险费发票、宜昌市职业教育中心投保缴费清单及证明，用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保险合同关系及被告未向原告出具书面保险合同的事实；
3．宜昌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事故处理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及损害赔偿调解书，用以证明原告2004年1月7日乘坐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并受伤；
4．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病历及医疗费收据，用以证明原告因交通事故受伤后就医，共支付医疗费1313．90元；
5．原告与泰康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条款及医疗保险金给付分割单和批单，用以证明泰康保险公司对原告的医疗费损失，除保险合同约定的50元免赔额外，已全部赔付。
被告西陵人保公司辩称：原告李思佳在我公司投保的学生平安保险中附加的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是一种财产性质的保险，应适用损失补偿原则理赔，原告在已经获得泰康保险公司赔付的情况下，不能重复理赔。我公司要求原告提供医疗费原始凭证，是为了确认原告的损失是否获得赔偿，并对重复理赔行为加以控制。原告因交通事故受伤而支付的医疗费已经获得赔偿，我公司有权拒绝赔付。故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依法驳回。
被告提供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国寿学生、幼儿平安保险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条款》，用以证明原告发生的事故属于合同条款中所称的“意外伤害事故”。根据该条款，原告要求理赔，需提供医疗费等相关资料原件。
在庭审质证中，双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均无异议，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对双方提供的证据均予确认。
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2003年5月7日，原告李思佳之母所在单位宜昌市职业教育中心在被告西陵人保公司为原告购买“学生、幼儿平安保险”一份(该保险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保险期间为1年)，并按规定交纳了保险费。2004年1月7日，原告乘坐李某驾驶的鄂 EA9821号二轮摩托车在本市城区发生交通事故，致使原告受伤，经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治疗，用去医疗费1313．90元。因原告另在泰康保险公司购买四季长乐终生分红人身保险，该保险亦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事故发生后，原告持医疗费发票原件等相关资料到泰康保险公司要求理赔，该公司依保险合同为原告赔付医疗保险金 1263．90元(实际支付的医疗费1313．90元减去免赔额50元)。之后，原告持医疗费发票复印件等相关资料到被告处要求理赔，被告拒绝赔付。
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认为：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是人身保险还是财产保险。2．原告要求理赔，是否必须提供医疗费单据等资料原件。
关于第一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中所称保险，包括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两大类。人身保险是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原告在被告处投保的“学生、幼儿平安保险”，是对被保险人因疾病或遭受意外伤害造成死亡或身体残疾，由保险人按约定给付保险金的保险，属于人身保险；其附加的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是以被保险人身体因遭受意外伤害需要治疗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其性质亦应属人身保险。因此，被告应按照保险法中关于人身保险合同的赔付原则支付保险金。被告关于附加的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是一种财产性质的保险，应适用损失补偿原则理赔的答辩观点无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关于第二点。根据保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申请理赔，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并未要求必须提供相关资料原件。因此，被告要求原告必须提供医疗费收据等资料原件方可理赔的答辩观点，缺乏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另外，关于原告李思佳请求的医疗保险金的给付标准问题。因原、被告双方对保险合同关系的成立和生效无异议，现原告已依被告西陵人保公司的要求交纳了保险费，尽管被告未向原告出具书面保险合同，根据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被告应比照本公司承办此项保险业务对外公布的合同条款中载明的标准支付原告医疗保险金。被告提供的《国寿学生、幼儿平安保险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条款》第三条第一项规定：“被保险人在县级以上(含县级)医院或者本公司认可的医疗机构诊疗所支出的、符合当地社会医疗保险主管部门规定可报销的医疗费用，本公司扣除人民币50元的免赔额后，在保险金额范围内，按80％的范围内给付医疗保险金。”对手被告提供的上述保险条款，原告亦予以确认，故该条款应当作为确定本案保险金给付标准的依据。因此，本案被告赔付的具体数额应当为原告实际支付的医疗费1313．90元减去免赔额 50元后剩余金额的80％，即1011．12元。原告要求被告对其发生的医疗费全额赔付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据此，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于2004年9月1日判决：
被告西陵人保公司给付原告李思佳医疗保险金1011．12元。
西陵人保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理由是： 1．本案中的意外伤害医疗保险的保险标的为医疗费用，是一种财产损失，而财产保险适用损失补偿原则。被上诉人的损失已得到补偿，因此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理赔申请有权拒绝；2．被上诉人没有提供有效票据(即医疗费票据原件)。故请求依法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李思佳答辩称：根据保险法第九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人身保险业务包括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一、关于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是否属于财产性质的保险
人身保险，是指以人的生命或身体为保险标的，当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限内发生死亡、伤残、疾病、年老等事故或生存至保险期满时，由保险人给付保险金的保险。财产保险，是指以财产及其有关利益为保险标的，当被保险人的财产及其有关利益因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灾害事故而遭受经济损失时由保险人给予补偿的保险。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是指当被保险人由于遭受意外伤害需要治疗时，保险人给予医疗保险金的保险。
意外伤害医疗保险具有一些特点，例如意外伤害造成医疗费用的支出，是一种经济损失，这种损失的数额可以确定，等等。但是，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毕竟是基于人身发生意外伤害而形成的保险，不能因涉及经济损失而将其归属于财产性质的保险。保险法第九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人身保险业务，包括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该条款非常明确的把意外伤害保险划分在人身保险中，因此，意外伤害医疗保险应属于人身保险范畴。上诉人将意外伤害医疗保险归属于财产保险，或者认为“应当视为财产保险”的观点，并无法律上的依据。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严格遵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与法律相悖的理论、学说，不能作为断案的依据。
二、关于本案是否适用损失补偿原则
“损失补偿原则”是适用于财产保险的一项重要原则，即当保险事故发生并使被保险人遭受损失时，保险人必须在其承担的保险金给付义务范围内履行合同义务，对被保险人所受实际损失进行填补；保险人履行给付义务旨在弥补被保险人因承保危险发生所失去的利益，被保险人不能因保险给付义务的履行而获得额外利益。保险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法律赋予保险人行使代位追偿权也是财产保险中“损失补偿原则”的体现，其目的就是防止被保险人通过购买保险而获取不当利益。同时，保险法第四十条限制了财产保险的重复投保，规定在财产保险中重复保险的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的，各保险公司的赔偿金额的总和不得超过保险价值。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各保险公司按其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在人身保险中，保险法第六十七条规定：人身保险的被保险人因第三者的行为而发生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等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付保险金后，不得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明确限制保险人行使代位追偿权，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仍有权向第三者请求赔偿。而且，保险法对人身保险并无重复投保的限制。因此，“损失补偿原则”不适用于人身保险，当然也不适用于本案中属于人身保险的意外伤害医疗保险。
三、关于保险人能否以第三人已经向被保险人、受益人赔偿为由拒绝理赔
前已述及，保险法对于人身保险并不限制重复投保，也不适用“损失补偿原则”。作为人身保险的一种，意外伤害医疗保险的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依保险合同取得赔偿是一种合同法律关系，是约定之债。意外伤害医疗保险的被保险人因侵害人的过错获取赔偿是一种侵权法律关系，是法定之债。根据债之相对性原理，法定之债和约定之债之间、数个约定之债之间均是不同的法律关系。同时，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保险人往往还是格式合同的提供方。因此，保险人若是认为被保险人获得理赔后仍可能从第三人处获得赔偿，从而“获得额外的不当利益，违反公平原则，引发道德风险”，则应当在保险免责事项中，明确规定在何种情形下、何种范围内免除自己的责任，并对自己尽到此说明义务负有举证责任。《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商业医疗保险是否适用补偿原则的复函》(保监函[2001] 156号)第二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编者注：现十八条)‘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对于条款中没有明确说明不赔的保险责任，保险公司应当赔偿。”在保
险人尽到了明确说明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义务的情形下，民事主体作为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可以在综合考虑缴纳保险金的数额、可得赔偿数额、风险及收益之后，决定自己是否投保，是否重复投保。保险人以不重复赔偿为由拒绝理赔，又不能证明自己已经明确向被保险人声明此免责事项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四、关于上诉人能否以医疗费票据复印件不是有效票据为由拒绝理赔
上诉人西陵人保公司在一审提出，要求被保险人提供医疗费原始凭证，是为了确认被保险人的损失是否已经获得赔偿，从而对重复理赔行为加以控制。根据保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依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赔偿或给付保险金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害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因此，在处理人身保险赔偿事宜时，只要被保险人提供的有关证明和资料能够确认保险事故及相关费用已经发生，保险公司就应按照保险合同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而不应以被保险人是否出具相关费用单据原件为必备条件。对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索赔，保险公司只有在相关法律和保险合同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才能予以拒赔。本案保险人对于被保险人发生保险事故的事实并不否认，而以医疗费票据复印件不是有效票据为由不予理赔，没有法律依据，且如前所述，本案中意外伤害医疗保险属于人身保险，法律并不禁止在该种保险中重复投保，重复理赔，被告不能举证证明自己对投保人明确说明第三人已经赔偿或理赔是免责事由，而以要求被保险人提供医疗费用单据原件的方法对重复理赔加以控制，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
据此，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2004年11月 16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第五篇：湖州市丝绸物资联合总公司与包头市连顺洗煤有限责任公司运销合同纠纷案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裁 定 书
(1998)经终字第11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州市丝绸物资联合总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湖州市横塘路5号。法定代表人：凌兰芳，该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包头市连顺洗煤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钢铁大街110号。
法定代表人：王铁山，该公司经理。
原审被告：乌海市海渤湾煤炭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渤湾区。法定代表人：刘晓生，该公司经理。
上诉人湖州市丝绸物资联合总公司(以下简称湖州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包头市连顺洗煤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包头洗煤公司)、原审被告乌海市海渤湾煤炭公司(以下简称乌海公司)运销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1997)内经初字第20—1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其与包头洗煤公司既无业务往来，也未订有经济合同，原审法院在包头洗煤公司不能举证说明与其有利害关系的情况下，通知湖州公司应诉是错误的。即使将我公司列为被告，也应由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原审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包头洗煤公司答辩称：我公司诉请乌海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其依据是我公司与乌海公司签订的《煤炭运销合作协议》，由于湖州公司违反其与乌海公司所签订的《关于车辆事宜的协议》，将47节车辆卖给内蒙古地方铁路公司，致使我公司与乌海公司合作协议无法履行，我公司代乌海公司支付湖州公司300万元购车款无法收回。原审法院依据民诉法有关地域管辖规定受理本案，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湖州公司关于本案管辖权异议的上诉请求。
本院经审查认为：湖州公司与乌海公司在双方签订的《车辆煤炭合作协议》中约定，乌海公司购买湖州公司47节自备敞车并以供煤抵车款；如果6个月之内乌海公司未能还煤还款，合作协议性质变为租赁车辆。1996年6月29日，上述双方又与呼和浩特铁路辰光煤炭运销部三方签订《关于车辆事宜协议》约定：属湖州公司所有的47节车辆不再租给乌海公司，改由呼和浩特铁路辰光煤炭运销部租用，由于乌海公司违约而造成对湖州公司的债务，由乌海公司于同年7月10日前携款300万元到湖州与湖州公司另行商定。上述三方协议签订后，由于乌海公司与湖州公司并未就47节自备车重新达成协议，因此，乌海公司与包头洗煤公司之间的《煤炭运销合作协议》是缺乏事实依据的。此后湖州公司将该47节自备车卖给“内蒙古集通铁路有限责任公司”所产生的问题，应当由乌海公司按其与湖州公司1996年6月29日协议约定诉至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向湖州公司主张权利。包头洗煤公司虽代乌海公司向湖州公司支付300万元，但其与湖州公司并无合同关系，且无业务往来，包头洗煤公司所主张的300万元代付款应该向乌海公司主张权利。包头洗煤公司代乌海公司向湖州公司支付300万元与包头洗煤公司和乌海公司之间的煤炭运销合作协议纠纷没有必然联系，不是同一诉讼标的和同一法律关系。原审法院将湖州公司列为本案被告，实属不当，应予纠正。湖州公司关于其不是本案当事人的上诉理由成立，应予支持。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百五十八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1997)内经初字第20—1号民事裁定；
二、驳回包头市连顺洗煤有限责任公司对湖州市丝绸物资联合总公司的起诉。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李天顺审 判 员 宋晓明代理审判员 张远光
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刘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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