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宣等不服沅江市公安局治安处罚行政抗诉案(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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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刘志宣等不服沅江市公安局治安处罚行政抗诉案

刘志宣等不服沅江市公安局治安处罚行政抗诉案

一、案情介绍

1991年4月,湖南沅江市某村村民刘晓云与益阳市某村村民彭长云结婚。婚后刘晓云仍住娘家,户口也未迁出。1992年3月7日,村民大会根据乡政府有关规定,将刘晓云承包的土地调出。会后刘志宣(刘晓云之父)多次要求不予调出。同年3月9日刘得知其女的承包地已调出,便强行拿走调整方案登记本和皮尺,致使调整工作无法继续进行。刘志宣及其女婿张习超后被送往当地派出所。3月10日晚李国强到派出所探视时被留置反省。至3月11日下午三人被放出。1992年4月16日沅江市公安局以刘志宣等阻碍执行公务为由,给予刘志宣拘留五天,张习超拘留十天,彭长云、李国强警告,刘晓云罚款五十元的治安处罚。刘志宣等不服,依法提出复议申请,复议结论维持原裁定。刘志宣等仍不服,向沅江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法院判决撤销沅江市公安局作出的治安处罚决定。沅江市法院审理后,判决维持沅江市公安局的处罚裁决。刘志宣等仍不服,上诉至原益阳地区中院。该院终审审理认为,上诉理由部分成立。于是依法判决撤销沅江市公安局对张习超的处罚决定,改判对拘留张习超10日为罚款100元。其他处罚予以维持。

二审宣判后刘志宣等仍不服,于1993年2月10日向人民检察院申诉。湖南省检察院后向湖南省高院提出抗诉,抗诉理由为:

(一)刘晓云虽已结婚,但其户口未迁出,村、组强行调出其责任田违反了《妇女权益保障法》的有关规定。刘志宣等的阻挠行为虽有过错,应受到批评教育,但尚不构成违法。

(二)乡政府干部和公安人员未办理任何法律手续,滥用职权,非法动用警械,违法行政,侵犯了行政相对人的人身权利。

(三)沅江市公安局的具体行政行为定性不准,适用法律错误。刘志宣、张习超、李国强、刘晓云的行为虽有过错,但尚不构成违法,且派出所已将刘志宣等留所反省,达到了教育目的,而沅江市公安局还对行政相对人的过错予以处罚,显系适用法律错误。湖南省高院受理抗诉后,指令益阳市中院进行再审。1998年3月12日,益阳市中院作出裁定,撤销原一、二审行政判决,发回沅江市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重审。1998年5月20日,沅江市法院经审理判决如下:撤销沅江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处罚裁决,沅江市公安局返还所收缴的罚款,并赔偿因留置、拘留刘志宣、张习超、李国强经济损失350元。

二、基础知识

本案涉及检察监督的法律问题。检察监督,是指检察机关依法对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所进行的监督。我国宪法第129条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作为法律实施的监督机关,当然应该对行政法的实施进行监督,也即对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进行监督。根据我国现行有关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对有关行政机关的监督主要集中在在监所、劳教以及公安、安全等方面依法行政情况的监督。相对而言,检察机关目前偏重于行政机关有关人员刑事违法方面的监督,对一般的行政行为监督较为薄弱。但是,宪法规定了检察机关在审判监督方面的重要作用,因此,检察机关也可以通过对法院行政案件审判情况的监督,间接地起到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情况的作用。

三、争议及评析

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一是原告刘志宣等的行为是否构成行政违法;二是即使原告行为构成违法,则公安机关的治安处罚是否适当。对于这两个焦点问题,法院基本都作了肯定回答。而当事人则与之意见相左,一再上诉、申诉,最终经由检察机关启动行政抗诉程序,才使司法机关改变了判决,维护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一)原告行为是否构成违法

本案中,公安机关对几名原告实施处罚的理由是妨碍执行公务。那么原告等的行为究竟构成构不成妨碍公务呢?从本案的具体情况来看,显然存在问题。本案原告是因刘晓云的土地调迁而与分地小组发生争议。原告认为刘晓云虽然已经结婚,但仍住娘家,户口也没有迁出,因此应当保留承包经营土地。实际上这样的要求也是基于保护刘晓云的合法权益,并符合有关法律的规定,如我国《妇女权益保护法》第三十条明确规定:“农村划分责任田、口粮田等,以及批准宅基地,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权利,不得侵害妇女的合法权益。妇女结婚、离婚后,其责任田、口粮田和宅基地等,应当受到保障。”根据该规定,结婚后的妇女,可以自主选择自己居住生活地,居住地村集体应当保障其分得作为农村主要生活来源的承包经营责任田的权利。对于刘志宣等为维护刘晓云的合法权益而进行的申辩,村土地调整小组应当仔细考虑并予以解决。但本案中,村土地调整小组仅根据乡政府的有关规定,就不顾刘晓云的实际情况,强行将其土地迁出,刘志宣等难免不服。当然,刘志宣等强行拿走土地调整方案等,作法确有不妥,但也还不能就此认定其行为直接触犯有关法律。

(二)乡政府及沅江市公安局处罚行为的性质

本案中,村民大会调整土地的决定是根据乡政府有关规定作出的,因此,在落实该决定过程中遇到阻力时,乡政府有权通过说服教育等形式保证有关规定的贯彻执行。但是,从本

案来看,乡政府工作人员并没有认真听取刘志宣等的申辩,没有对其正当要求予以充分考虑并作出恰当处理。相反,乡政府工作人员采取了粗暴工作方法,在没有办理任何手续的情况下非法使用器械,将有关当事人强行带走,显然有违执法程序。而沅江市公安局在刘志宣等在乡里已经被强行关押了三天,并早已将土地调整分配方案交出的情况下,又分别对有关当事人作出治安拘留5—10天及罚款处罚,显然没有考虑本案应当考虑的具体情况,处罚过重,违反了有关法律规定的本意。

(三)检察机关抗诉的依据

检察机关是法律执行的监督机关,在对行政案件的检察监督中,检察机关不但起着对法院审判活动进行有效司法监督的作用,还对监督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有着直接的意义。本案中,在经过了两级法院审理,且二审法院已经作出了终审判决的情况下,行政相对人有权直接求助于检察机关。检察机关根据宪法、法律赋予的司法监督职能,及时接受了行政相对人的申诉,在认真研究案情后,认定行政相对人刘晓云虽已结婚,但其户口未迁出,一直住在娘家,村、组强行调出其责任田违反了《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五章第三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刘志宣与其妻将丈量田地的登记本和皮尺拿走,致使调整责任田的工作无法进行,其行为虽有过错,应受到批评教育,但尚不构成违法。乡政府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时,方法简单,未有合法手续而使用械具,强制传唤当事人到乡政府,属行为违法,并侵犯了行政相对人的人身权利。沅江市公安局的具体行政行为定性不准,适用法律错误。且当地派出所已将刘志宣等留所反省,达到了教育目的,而沅江市公安局还对行政相对人的过错予以行政处罚,混淆了过错与违法的界限,显系适用法律错误。于是毅然决定通过法律程序向人民法院抗诉。最终促使案件得到公正的处理。

在检察机关的抗诉问题上,涉及到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明确:(1)检察机关只受理已经发生效力的判决和裁定的申诉问题,对于没有发生效力的人民法院的判决和裁定,当事人可以直接到原审法院的上级法院或向原审法院提出上诉。(2)对于以下情况的判决、裁定,检察机关一般应自受理之日起三十日内立案: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可能不足的;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可能错误的;原审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以及有证据证明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或者枉法裁判行为的判决、裁定。本案即是检察机关针对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终审判决进行的抗诉监督行为。

(四)结论

综上,本案中,检察机关通过及时履行司法监督职能,对已经发生效力的违法行政裁判

发动抗诉程序,不但保护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纠正了法院的违法裁判和行政机关的违法处罚决定,充分起到了其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能作用。

四、思考讨论题

1992年3月7日,嵩山煤矿法人代表吕长生与该乡三元村村民王国军签订了承包合同,将嵩山煤矿承包给王经营。同年12月5日,王国军与张学佑签订了合伙协议,共同经营该矿。协议签订后,张学佑投资5万余元进行生产经营。不久,该乡供销社职工李银台以王国军曾在1992年3月19日将该矿转让给他为由,向白坪乡政府申请处理。1992年12月9日,乡政府作出处理意见:李银台与王国军签订的转让协议有效,应当继续履行;王国军赔偿李银台经济损失15000元;并将煤矿及财产移交给李银台。张学佑不服乡政府处理意见,遂向登封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审理认定:白坪乡人民政府用行政管理权力确定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属于超越职权,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应承担民事责任。原告请求赔偿,应予支持。于是依法判决:1.撤销登封市白坪乡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意见书;2.登封市白坪乡人民政府赔偿原告损失2000元。在一审判决生效后,张学佑认为判决不公,又向各级法院提起申诉。河南省高院提审后认为,原判决对于白坪乡人民政府赔偿原告损失2000元的有关事实认定不清,于是发回重审。登封市法院重新审理后认为,白坪乡人民政府对王国军和李银台的民事纠纷作出的处理决定,应作为民事纠纷案件处理,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白坪乡人民政府不是本案适合的被告,因而裁定驳回原告的申诉。张学佑不服此裁定,向检察院提出申诉。郑州市检察院于1997年5月27日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要求其依法再审。郑州市中院后决定由登封市法院进行再审。1998年5月25日登封市法院作出再审判决:撤销白坪乡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意见书;原审第三人李银台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原审原告张学佑在登封嵩山煤矿投资35000余元,白坪乡人民政府对该款项负连带赔偿责任。

思考讨论内容:检察行政抗诉的条件。

(撰写人 郭宗杰)

第二篇:刘鹏飞律师:不服婚姻行政登记案代理词

不服婚姻行政登记案

代理词暨补充申诉意见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受再审申请人王树凡(即“王树芳”)委托,山西晋一律师事务所指派本律师担任其诉偏关县新关镇人民政府、秦凌志(即“秦林弟”)婚姻行政登记一案申请再审阶段的代理人。鉴于《再审申请书》并非代理人代书、代理人的部分观点与《再审申请书》中的部分观点有不是太吻合之处,因此本代理意见并非对再审申请书中意见的补强而是补充,且申请再审本身就是实行审判监督,故请求贵院,即使再审申请书中未陈述的理由甚至本补充意见与再审申请书中观点冲突的,也希望贵院能充分参考,能够对再审申请书中意见与本补充申诉意见单独进行引述,对补充申诉意见是否采纳在贵院出具的结论性文书中也做出相应的评价。同时代理人也声明一点,本代理意见与再审申请意见不一致的部分,以有利于进入再审并经贵院采信的意见为准。

现就本案发表如下代理意见作出补充申诉意见:

一、关于“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法律适用问题的补充申诉意见

本案涉及的最大争议就在于是否适用最长诉讼时效的问题,而不论一般情况下的诉讼时效适用还是最长诉讼时效的适用,其起算点都是具体行政行为作出时,因此确定本案的“具体行政行为作出”时间就尤为重要。代理人认为对于“作出具体行政为之时”应当作广义的理解,即载有行政行为意见的载体送达给行政相对人才算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与判决同理,只有送达给行政相对人后行政行为才是确定的,为送达之前行政机关可以不公开的变更或者自行撤销),而非狭义的理解将“作出发证决定的时间”(制作好证件)视为作出行政行为的时间。

(一)本案的所谓“行政行为”就是办理离婚行政登记,“作出行政行为”就是“发放《离婚证》”,也就是给当事人送达载明具体行政行为(准予离婚)的载体(《离婚证》)。易言之,给当事人发证了则视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了,未发证则视为未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二)诉讼时效自具体行政行为作出时的“作出之日”应该是指载明具体行政行为的文书或者证件向当事人也就是行政相对人送达之日,诉讼时效也应该从行政机关给当事人送达之日起计算。未送达之前行政行为仍应视为未作出,对行政相对人不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或者不应起算诉讼时效。关于此,代理人认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应该参考行政复议法方面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十五条有明确的规定,只有当场作出行政行为的自作出之日起计算复议时效。而证明是否是当场作出的同样得以行政相对人的签收回执为准,但是本案当中没有证据证明被申请人也就是偏关县新关镇人民政府是当场作 1

出行政行为的,何况本案申请人根本未到镇政府申请过离婚自然也就不存在对申请人作出行政行为之所。同时原国务院批准并经民政部发布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效力期间1994.2.1-2003.09.30)中第十一条、第十七条也明确写明“当事人从取得离婚证(结婚证)之日起,解除(确立)夫妻关系”。从此也可以看出,只有将证件向当事人送达后才对当事人发生法律效力。

(三)如果两个行政相对人收到《离婚证》的时间不一致的,诉讼时效应当各自从各自收到之日起计算,如果给一方送达而未给另一方送达则视为行政行为的作出尚未完成。离婚登记的行政相对人是两个人,也就是申请办理离婚登记的夫妻双方,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应该是指给双方都发放《离婚证》,如果两个行政相对人收到《离婚证》的时间不一致的,则对双方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时间不一致,当然的诉讼时效应当分别计算,各自从各自收到之日起计算,因为“无法用原告签收判决的时间计算被告的上诉期”。如果给一方送达而未给另一方送达则视为行政行为的作出尚未完成。

(四)不能用《离婚证》上载明的日期起算诉讼时效,而应当以签收《离婚证》的签收回执单上标注日期为准。本案当中并无《离婚证》发放的送达回执,更无给申请人发放的送达回执,因此无法证明具体行政行为作出,自然也无法确定作出行政行为的时间。

(五)向当事人送达相关文书应以“实质送达”为准而非“形式送达”为准。简而言之,就是在没有法律特殊规定的情况下,给申请人的证件不能让他人以他人名义代领或者让他人以申请人名义冒领。更不能将代领或冒领后就视为对申请人的送达。

二、关于其它问题的补充申诉意见

(一)举证责任分配错误的问题

本案的一、二审裁定书中均写明法院要求申请人申请进行笔迹鉴定进行笔迹的证伪。代理人认为此处举证责任分配错误,笔迹问题不应该由申请人证伪而应该由偏关县新关镇人民政府证实。此有行政诉讼法上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为依据,而且抛除该原则,民事诉讼法上的当事人对自己所举证据证实本身也是其责任。

(二)维持一、二审裁定容易导致不良社会影响

1、婚姻登记机关的纠正职责无明确规定。从现行婚姻登记法律中可以看到,婚姻登记错误的纠正职责未在《婚姻登记条例》(效力期间:2003.10.01-?)进行规定,在取消了原《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中的纠正职责、且是否适用《行政许可法》中关于行政许可纠正的规定无明确依据的情况下,就会导致当事人被不法侵害且侵害呈持续状态而得不到有效救济,目前为止代理人尚未看到相关经过行政机关自行纠正的案例。

2、司法途径无法得到救济会导致乱象。如果按照一、二审裁定所认定的,证书标注时间则为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之时,即开始计算诉讼时效,那么利用非法婚姻登记恶意侵占他人财产的问题将没有渠道制止,“被结婚”、“被离婚”后要求新行使婚内财产分割权、继承权等将会成为侵占财产的新的违法手段。

3、如不予以纠正则会纵容行政机关恶意剥夺行政相对人诉权。为避免被诉后败诉,行政机关可能采取不送达文书或者让他人代领甚至冒领规避被诉,如此反而纵容了行政机关恶意违法。

综合以上所述的全部意见,代理人认为:

1、离婚行政登记的行政相对人为夫妻双方,作出离婚登记的具体行政行为就是给双方发放《离婚证》;

2、本案中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之日应该是指载明具体行政行为的证件也就是《结婚证》向申请离婚登记的行政相对人即夫妻双方送达之日。

3、签收时间不一致的,作出离婚行政登记的时间应当以在后签收行政相对人在签收回执上标柱的签收时间为准;

4、签收《离婚证》的行政相对人在签收回执上的签收应该是实质的签收而非形式的签收。被他人以他人名义代领或者他人以申请人名义冒领的均不应视为对申请人的送达;

5、仅对一方发放《离婚证》而另一方未取得《离婚证》应当视为离婚登记行政行为尚未完成。

6、不能将一方领取《结婚证》的时间视为另外一方诉讼时效起算点的“具体行政行为作出时”,不能对未实际领取《离婚证》的一方起算起诉期限。何况本案中并未出现签收回执单用于证明签收“离婚证”的时间。

因此,本案中申请人的起诉未超过最长诉讼时效,一、二审裁定以本案超出诉讼时效为由驳回申请人的诉讼请求错误,依法应当予以纠正。因此,代理人特恳请贵院撤销原一、二审裁定,并裁定再审本案。另鉴于本案已经从2008年走到今年走了长达七年的时间,与之相关联的交通肇事案附带民事赔偿部分及与身份关系挂钩的继承纠纷案均已中止诉讼达十年,为能尽快正确的审理本案,代理人建议直接由贵院提审按照二审程序审理并作出正确的判决,确认婚姻登记行为违法并予以撤销,以减少当事人的讼累。

以上代理意见谨供贵院参考

代理人:山西晋一律师事务所 刘鹏飞律师

二0一五年七月三日

第三篇:刘万瑞等49农户诉温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案:温州市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不服征地补偿补充协议书)(20

刘万瑞等49农户诉温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案:

温州市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不服征地补偿补充协议书)

发表时间:2006-10-8 9:52:00

阅读次数:341

申请人:刘万瑞等49人(名单附后)被申请人:温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法定代表人:戴国森,主任。第三人:龙湾区天河镇新川村委会。法定代表人:王宝友,主任。

申请人因不服被申请人于2004年11月12日与第三人及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征地办公室签订的《征地补偿补充协议书》,向本机关申请复议。本机关依法受理,现已复议终结。

申请人称,2004年11月12日,被申请人与第三人签订《征地补偿补充协议书》,被申请人一次性向第三人支付补偿费469.928万元;征地补偿到位后一星期内第三人需及时交出土地。被申请人签订该协议,实际上是征用位于龙湾区天河镇新川村由申请人承包的土地。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被申请人并没有征用土地的权力,请求依法撤销该征地补偿协议。

被申请人称:被申请人所属征地办公室与第三人签订的《征地补偿补充协议书》,如果认定为行政补偿的具体行政行为,那么只有作为协议一方的第三人才有权提出复议申请。49位申请人与该地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无权提出复议申请。该《征地补偿补充协议书》并非征用土地的协议,协议中该436.7031亩土地的征地手续只能由国土资源部门根据每年的用地指标逐年办理。被申请人只是先期与第三人解决地面附着物的补偿问题,为办理征地手续扫清障碍。协议中的“征地补偿政策”不仅仅指《征地补偿补充协议书》中的地面附着物补偿,还包括《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因此,第三人仅收到地面附着物补偿,并不需要交出土地。事实上,第三人收到地面附着物补偿费469.928万元后,也没有交出土地,49位申请人没有任何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其复议请求应予驳回。

经查:2004年11月12日,被申请人因需征用第三人土地,先期对即将征用土地上的地面附属物进行政策处理补偿。经被申请人、第三人双方协商约定:经第三人村民代表大会通过后,由被申请人的征地办公室一次性给付第三人地面附属物补偿费153.258万元,另给予第三人拆除补助费469.928万元;征地补偿政策到位后一星期内,第三人需交出土地,如因第三人原因造成进场受阻等情况,该协议自行终止,第三人需退回征地有关补偿款项。2005年1月19日,被申请人将协议约定的469.928万元支付给第三人。

本机关认为:被申请人、第三人在自愿基础上协商一致达成的征地补偿补充协议,系对土地上附属物及附属物拆除进行的一次性处理,该协议并不涉及土地的征用与补偿,其内容没有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定。被申请人作为用地单位,为了协助完成该土地征用任务,事先为办理征用手续做好前期工作,其行为也符合省、市人民政府有关文件精神。申请人称被申请人签订该协议即为征用土地的行为,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申请人的复议理由本机关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本机关决 1 定:维持被申请人与第三人于2004年11月12日签订的《征地补偿补充协议书》。如不服本复议决定,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温州市人民政府

二OO六年九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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