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位村民举报村支书后被挂牌示众判刑

第一篇：8位村民举报村支书后被挂牌示众判刑

8位村民举报村支书后被挂牌示众判刑

(图)

http://.cn2009年08月24日03:11新京报

8月20日，8名村民之一的郑可元在家中。62岁的郑可元因患病被取保候审。本报记者 钱昊平摄

■ 核心提示

8名农民在村内散发传单，指控村支书有经济问题等。

这起事件，引来焦作市沁阳公检法机关的全力介入。当地公安机关开会研究后，郑重立案。

而8人的被逮捕，更显隆重。脖子被挂了牌子示众，以及被押上公捕大会舞台“展览”。最终，8人均被判刑，上诉后重审结果是量刑的加重。他们再次上诉，焦作法院再次发回重审，目前结果未明。

□本报记者 钱昊平河南报道

“如果不是患病，我现在一定生活在看守所里。”8月19日，河南沁阳市山王庄镇盆窑村的农民郑可元说。

去年，他与另7名村民在村内散发传单，指控村支书有经济问题。

此举招致沁阳市公检法机关全面介入。8人均被判刑，刑期一到两年不等。患病的郑可元被取保候审，而其他7人均被收监。

判决引发多方争议。8人上诉后，焦作市(沁阳隶属焦作)中院已两次发回重审。

郑可元他们，目前正等待第三次判决结果。

举报

针对村支书的传单

事件的发生，也使吴小宝处于风口浪尖。他是8村民举报的盆窑村支部书记。吴小宝自2000年担任村委会主任，2002年开始支书兼主任至今。

8月19日晚，吴小宝讲述了他所知道的事件经过。

去年2月下旬，他接到报告，村里出现了针对他的传单，标题是《盆窑村老百姓反腐败斗争专集》，反映盆窑村从2002年到2004年对过往车辆收费，数额三五百万，而吴小宝公布的账目是68万，要求他退还“赃款”。

吴小宝令人将传单收回。

时隔不久，3月24日夜，村里又出现了传单。标题是《村贼吴霸天的罪行》，列举了23条内容，指控他吃拿回扣、公款旅游、敲诈陷害群众、指使地痞流氓殴打群众等。吴小宝立即组织人回收传单，共回收400多张。

次日，他找到镇党委书记张沁峰，要求组织给他个说法。

“我建议他走法律途径。”8月20日，张沁峰说，随后市纪委监察局也组织对吴小宝进行了调查，没发现存在村民所反映的问题。

3月25日，吴小宝到山王庄镇派出所报案。

沁阳市公安局当天决定，按刑事案件调查。调查显示，两起散发传单事件都是郑可元等8人策划实施的。

郑可元曾与吴小宝合办企业，后在村委会的化解矛盾小组当过差，但与吴小宝也结下了矛盾。

村民赵满仓因房屋拆除问题与村里有矛盾，一直上访。

通过对郑可元的采访，结合公安机关讯问笔录，郑可元他们散发传单的目的，是希望吴在换届时落选。

根据采访和对照笔录显示，2008年2月18日晚，村民赵满仓和王小起到郑可元家，商量写份材料，“把吴小宝搞臭”。于是，诞生了《盆窑村老百姓反腐败斗争专集》。后来他们又继续搜集材料，写成后一份传单在村里散发。

逮捕

被押上舞台“公示”

随后，沁阳市的公检法全面介入了。

2008年4月4日，赵满仓被刑拘。郑可元4月7日被拘，看守所医生认为他病情太重不能收监，后来他被取保候审。

到4月19日，涉案8人全部被刑拘。5月10日，沁阳市检察院决定对涉嫌“诬告”的8人，实施逮捕。

8人的代理律师之一，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李会清认为，被告行为的传播范围在村内，情节不严重，构不上诽谤。即使涉嫌诽谤，根据刑法，诽谤是自诉案，除非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才可以公诉。

他认为，公安机关应让吴小宝自己到法院起诉，而不是由公安机关实施刑拘。

8月20日，沁阳市公安局分管治安工作的副局长马闯说，公安机关处理该案很慎重，决定立案时内部开会研究了，其间还与检察院进行了沟通。

对于8名村民的逮捕，沁阳市采取了“公示”方式。

盆窑村村民白小旦说，他们在5月初接到消息，要对几人实施公捕。

随后，他们被组织前往临近的西万镇西万村灯光球场观看。在那里，赵满仓、张小传、赵有福等3人被“公开示众”，每人脖子上挂了牌子，写着：扰乱公共秩序。

白小旦说，去观看的每个人，还可以到村委会领到5块钱。对此，吴小宝否认：“我知道公捕的事，但自己没去，也没有给他们发钱。”

“公示”至此并未结束。

2008年5月28日，嫌疑人韩留根的老婆卫前进接到亲戚电话，说在沁阳新闻中看到，次日沁阳市体育中心会举行公捕大会。亲戚建议卫前进去看看，也许能看到韩留根。第二天，卫前进果然在沁阳市体育中心看到了公捕大会。

中午时分，她看到了韩留根。双手朝后，铐着手铐。

8名涉嫌诽谤罪的嫌疑人中，除郑可元和65岁的王正禹外，另6人都被押上体育中心舞台。

“看到我丈夫还在地上跪了一下，很快就起来了。”卫前进说，公捕大会主持人宣称6人罪名是“诽谤”。

根据后来的公开报道，此次公捕公判大会的主题是，打击“两抢一盗”犯罪公捕公判暨集中退还赃物大会。不过，公开报道中未提及8人涉嫌的诽谤案。

公捕大会后，沁阳市公安局于6月18日正式向检察院移交审查起诉。

判决

8人均以诽谤罪被判刑

法院审理阶段，控辩双方都提交了大量证据。

目前的材料显示，8名村民的一些指控，没有实质证据，如“吴霸天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搞的村里血雨腥风，乌烟瘴气。”“大队人员尽是赌鬼、酒鬼、色鬼，每天在村委理发店大搞流氓活动”。

结合对吴小宝本人的采访，有些指控，则属于“理解不同”。

针对车辆收费的事，记者了解到，山王庄镇也调查过，不是吴小宝公布的68万，而是164万元。吴小宝解释，68万是一年的，164万是三年的收入。

对于8人指控的组织公款旅游，吴小宝解释称，村里有些老党员对毛主席很有感情，要求到北京瞻仰毛主席遗容，2002年支部研究后，包了辆大巴，全村党员都去了北京一次，不过他自己没去。

关于“向建房户收取高于前任干部几倍、十几倍的地皮费。”吴小宝本人未回应，盆窑村第二村民组组长卫小和向法庭作证说，前任收900元，现在1000元。

去年10月22日，沁阳市人民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故意捏造并散步虚构的事实，损害他人人格、名誉，情节严重，构成诽谤罪。

8人被分别判处一年到两年不同刑期的有期徒刑。

一审判决后，8名被告都提起上诉至焦作市中院。今年1月14日，焦作市中院裁决认为事实不清，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

上诉

重审后被加刑

6月24日，沁阳市人民法院再次做出判决，仍认为8人犯诽谤罪。不同的是，第二次量刑加重。

一审有3人缓刑，重审后全部判实刑。

8月20日，山王庄镇党委书记张沁峰介绍，被判缓刑的3人，原来认罪态度较好，家属找到镇党委希望帮忙从轻处罚。他与法院的朋友提了，最终3人缓刑。

“不知他们为什么也要上诉。”张沁峰说，他们上诉后，法院的朋友找过他质问：“你办了什么事，判了缓刑，还要上诉。”

一审5名判实刑村民中，除赵满仓，另4人分别被不同程度加刑。

其中，赵有福、张小传原来被判一年有期徒刑，刑期从2008年4月到今年4月3日。但直到今年6月24日重审判决，二人仍关在看守所。重审后，二人每人被加刑期5个月，到今年9月3日。律师认为，此举为“如此便不算超期羁押”。

8月20日，律师转达了沁阳市法院分管刑庭的副院长杨金保说法：“加刑是因羁押已超过刑期，没有办法了。”

8月20日下午，记者找到杨金保，他否认说过上面的话。

重审判决后，8人再次上诉。今年8月5日，焦作市中院认为撤销沁阳市法院程序违法，发回重审。目前该案仍在审理程序中。

一审中，郑可元曾提出，案件是自诉案件，公诉人应回避。焦作市中院所谓程序违法是否与此有关？焦作市中院称“不便接受采访”。

一起案件两次被发回重审，沁阳市法院副院长杨金保不想发表看法。该市政法委书记赵同金同样婉拒了采访。

8月20日，沁阳市市委书记陈敬如向政法系统了解案情后说，破坏选举、破坏公共秩序的行为，公安机关应调查，司法机关有权力、有义务维护选举工作。他说，如果其他人都学习这些村民的行为，那么全市的选举工作就乱套了。

当记者提出，“事发是3月，选举是10月，如何构成破坏选举”这一问题时，陈敬如说，他会立即责成相关部门调查此事。“如果调查发现司法机关处理错了，到时会处理他们。”

第二篇：陶铸入狱后老婆与宣传部长勾搭 被判刑大喊不服

陶铸入狱后老婆与宣传部长勾搭 被判刑大喊不服

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6期，原题为“延安婚恋故事”

延安“性”事很有特色。南方十年闹红，提着脑袋闹革命，牺牲之事经常发生，不可能对部属在情恋方面约束过紧。1933年5月18日，陶铸在上海亭子间被捕，下了南京大狱。其妻曾志（1911～1998）在闽东任临时特委组织部长，同时相好于宣传部长叶飞（后为上将、福建省委书记）、游击队长任铁峰，遭组织处分，“当时我思想不通，为什么要我负主要责任？！只因为我是女人吗？我并没有去招惹他们，但我承认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有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我认为恋爱是我的权利……我对叶飞是有好感的……当时，我与他们两人关系较好，工作之余较常来往……陶铸来信说，他被判处无期徒刑，恢复自由遥遥无期。而那时我才23岁，我是共产党员、职业革命者，为革命随时都要做出牺牲；同时也早将‘三从四德’、贞节牌坊那种封建的东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因此，重新找对象是我的自由，我有权利作出选择。”

高岗在西安看到省委领导逛妓院，起初很惊讶，后来理解了——环境险恶，说不定哪天就会掉脑袋，过一天算一天，还不该及时行乐么？！1934年1月，高岗因奸污妇女受到严厉处分，但他仍每到一处都找女人。中央红军到延安后，他见党内一些高干与自己“同好”，自然不但不收勒自羁，还有所发展。随着权位日高，部属投好，女人送怀，高岗从西北一直“玩”到东北再到北京，其妻李力群多次向周恩来哭诉丈夫“腐化”。但“生活小节”并未影响高岗政治上一路走强，若非毛泽东权衡利弊弃高保刘，高岗差点取代刘少奇成为“接班人”。

大批知青聚延，婚恋很快成为“问题”。此时，无论性别比例还是拥挤的居住条件，都决定中共只能以献身抗日之名行禁欲之实〔MSOffice2〕。1937年9月“黄克功事件”以前，延安执行清教徒式的禁欲政策，抗大规定学习期间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全心意心扑在党的事业上。黄克功死刑宣判大会上，张闻天结语中有“不谈恋爱自然是最好。”毛泽东专门到抗大作报告〈革命与恋爱问题〉，规定三原则——“革命的原则、不妨碍工作学习的原则、自愿的原则”，虽解“不准恋爱”之禁，仍须“一切行动听指挥”，恋爱可以自由，结婚必须批准，打胎则需要组织部介绍信。高岗在批准范元甄刮宫时说：“让她刮吧，是个可以做工作的女同志。”范很感激：“刮子宫一次两次，党一句话没说地批准了两次。”

红小鬼陈丕显（1916～1995）在皖南新四军部工作期间，二十来岁，常有人介绍对象，不少青年女性也对这位“红军老干部”有好感，但项英、陈毅不同意，陈丕显无法“继续”。项陈首长后替他选了一位军部女机要，由曾山批准，1940年2月13日“奉令成婚”。延安婚恋属于标本式的“革命+恋爱”，个体性爱与社会改造紧密结合，微观行为绑缚宏观价值，雅称“一根扁担挑两头”——一头挑着未来道德、一头挑着过去观念，俗称“同志+性”。

1941年，胡耀邦与李昭在延河边“约爱三章”：先是革命同志，然后才是生活伴侣；成家以后，不忘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大事业；要经受得住各种考验，同舟共济始终不渝。革命使理想近在眼前，红色情侣们对未来的期待值甚高，既有抗日民族大义，又有民主建国的政治前途，精神幸福指数相当高。但祸兮福所伏，既然享受到革命的热度，也就不得不一起品尝政治的苦涩。十分强烈的泛政治化全面渗透延安生活，最个人化的婚恋问题上，他们接受的诫律也是政治训令：

在这伟大的时代中，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一件事！……革命的同志男女问题，首先要遵从组织决定。我们对一个“爱人”的要求，也正像对任何同志的要求一样，脱离不了“阶级尺度”。必须有坚定不移的“立场”，正确的“观点”和良好的“作风”。男的对女的，女的对男的，也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正确的恋爱观，必须是以一定的思想水平与政治认识为基础的！他所谓的“立场”是指“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是指“劳动观点”（亦即所谓为工农兵服务的观点），良好的“作风”是指反对“自由主义作风”的意思。

25岁的李锐与21岁的妻子相约：“两人关系以政治为主，时刻关心到政治。”夫妇幸福度取决于“进步速度”——组织信任与提拔速率。1950年4月5日，范元甄家书：“我十年来对你感情要求之强烈，从来是伴随着政治的……如果双方不进步，是不可能有美满的关系的。我有时决心要离婚就确是这样想。”

赵超构记述：

被极力夸张的“同志爱”对于延安女性的恋爱与结婚一定也有重要的影响。既然同志爱应该高于一切爱，那么恋爱结婚也应该以同志为第一条件了。个人爱憎的选择也只能在同志之间运用了。这正如旧式婚姻以门第为第一条件，难道不会损伤到个人的恋爱自由么？ “保证完成任务” + “挑大的嫁”

延安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1938年前30∶1，1941年18∶1，[11]1944年4月8∶1。[12] 赴延女知青大多来自城镇，形貌气质较佳，择偶余地很大，行情热俏，自我感觉“多么的稀有和矜贵”。她们定谱“王明的口才，博古的理论”，[13]非大官、大知识分子不嫁。

挑“大”的嫁，乃延安女性的宿命。虽然她们一脑门子妇女解放、独立平等，一些青年女性还拉起“不嫁首长”的大旗，如女大生郭霁云拒绝过刘少奇，[14]一抗大女生拒绝林彪校长的当面求爱。[15] 但她们中的绝大多数最终还是只能以“革命价值”为价值，以职级高低为高低，以嫁给长征老干部为荣。[16]海伦·斯诺记载：“彭德怀的清教徒气质，这种态度很自然使妇女们对他发生了兴趣，她们发现他非常迷人。有位女战士曾设法引诱他，遭到了他的拒绝。”[17]真正坚持“平等”，终属少数。

城镇女性的到来，中共高干层掀起一阵离婚再婚热。除了毛泽东离贺子珍娶江青，美籍医生马海德向韩素音揶揄：“刘少奇曾四次离婚，五次再婚，但是每次都是完全合法。”[18]工农干部与小知识分子甚吃瘪，1942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大会上批评某妇因爱人当了驴马队指导员，就不爱了。[19]男性选择标准一路放低：“一是女的、二是大脚、三是识字就好。男的身分是一落千丈，女的身价是直线上升。……男找女的，几乎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20]

女大学生在延河边洗脚，对岸男同胞列队傻看，女生挤眼直笑：“瞧，咱们的‘尾巴’又来了！”时间一长，女生将常来河边的男人呼为“河防司令”，内中还有后来的“开国元勋”。抗联出身的留苏女生黎侠，每天清晨都能在窑洞窗口发现几封求爱信；哈尔滨姑娘郭霁云“回头率”极高，许多男性以各种方式求爱；南方姑娘钟路遭南洋华侨及广东男士“围追堵截”，窑洞门缝、衣服口袋塞满字条，人称“被围困的女八路”，被逼无奈，她只好公开与张力克（后任沈阳市委副书记）的恋情，1941年早早结婚。[21]老干部的求爱信，一般只有几句，但都有关键内容——“我爱你！”[22]

周六下午，延安女大校门十分热闹，会客室挤满男人，女大生谑称：“礼拜六，四郎探母了！”周六是规定的团圆日，亦称“阵地战”，其它日子相聚，呼为“游击战”。延安新歌谣：“女大窑洞方丈高！抗大学生够不着……延水河边一对一对真不少，西北旅舍游击战争逞英豪……”一般人对性欲还得掖掖藏藏，惟毛泽东敢于直言。一位抗大生写信问毛为什么与贺子珍离婚而与蓝苹结婚？是否符合毛自己提出的三原则？毛回信：“同贺子珍同志是为了意见不合，同蓝苹同志是为了解决性欲……”[23]

“资源”严重匮乏，女青年拒婚几乎不可能。丁玲〈“三八节”有感〉：“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若是嫁了工农干部，会受到知识分子干部的嘲讽：“一个科长也嫁了么？”若嫁了知识分子，工农干部也有意见：“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24]还有“组织分配”。1937年，二十二岁的长征女性王定国被安排给54岁的谢觉哉，组织告诉她这是一项庄严神圣的革命任务，王定国爽快应答：“保证完成任务！”打起背包走上夫人岗位。邓小平与卓琳的婚恋，乃邓从前线回延安，一眼相中这位北平大学生，留下一句“请帮忙做做工作”，组织一出面，卓琳虽嫌其矮，还是嫁了。[25]19岁姑娘朱明嫁给50多岁的林伯渠。组织乱点鸳鸯谱

如未经组织批准而恋爱（更不用说结婚），可是犯了大忌。不过，未婚先孕的“先行交易”，仍是免不了的风景。14岁赴延的夏沙，17岁与文工团同事恋爱，18岁怀孕，找到副政委张际春坦白，请求处分。张际春给了“无限期延长入党预备期”。整风抢救运动中，“生活问题”与“政治问题”使夏沙成了抗大总校重点批斗对象，她在大会上诚恳检讨“资产阶级生活作风”。[26]新四军画家陈亚军，与盐城中学女生谈恋爱，开大会狠批一场。[27]

组织“乱点鸳鸯谱”，老干部窗前选美，认识24小时之内就结婚等“革命爱情”，一路“演出”不断。一些新四军高干利用工作接触或集体广播操等机会，直选城市女生，陈毅、粟裕、彭雪枫……都是这样抱回佳偶。八路军的聂凤智（上将）、向守志（1988年上将），也是这一时期从女学生中得偶。[28]他们再转身用同样方法为部下解决“个人问题”。“红妃”张宁（1949～，林立果未婚妻）之父张富华（1911～1957，追授少将），江西兴国人，1929年参加红军，时任胶东军区某团政治部主任。女兵连清晨出操，军区司令许世友在窗前问张：“你看上哪一个？”张指着一高个美女：“我要那匹大洋马！”此女就是张宁母亲，胶东文登县侯家集方圆百里出名的大美人。次日，组织谈话，三言两语介绍张主任，好事就算定下了。第三天晚上，17岁的“大洋马”背着行军包进了张主任屋子。一桌花生红枣、一瓶土烧酒，就算礼成。“妈妈为逃避包办婚姻投奔革命，成了共产党员后，却又由‘组织包办’嫁给了比他大16岁的我爸爸。这种事在战争年代不稀奇，许多当年在战争第一线拼命的指战员，他们的夫人有许多是在与我妈妈大同小异的情况下与丈夫结合的。这叫‘革命感情’。”[29]

延安报纸曾刊出一幅著名漫画〈新娜拉出走〉，讽刺一些青年女性为争取独立自由离家出走，到了延安又沦为大干部附庸。在社会价值仍然高度一元化（官本位）的延安，延安女性婚恋选择的价值多元化实为无本之木。1937年12月3日谢觉哉日记：“小资产阶级的恋爱神圣观，应该打倒。因为它一妨碍工作，二自找苦吃。”[30]

由于各级首长多娶城市女生，一些红色女生提出反对“首长路线”，襄樊女生林颖（1920～）乃倡议人之一，一时名噪“小延安”——河南确山竹沟（新四军四师驻地）。但林颖收到彭雪枫（1907～1944）第一封情书二十天后，自破金身，“下嫁”给这位1930年的老红军。新四军一旅老红军万海峰（1920～，1988年上将），1943年10月得娶上海护校女生赵政。[31]

历经五四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婚恋自由权，就那么“高尚”地交出去了——党员结婚离婚须经组织批准。冯兰瑞欲与前夫离婚，1943年春交上去的报告，1944年才批准。三十二岁的团长高自如申请与二十九岁的鲍侃结婚，彭真不批，理由是八路军团长不能与非党员结婚；1947年4月鲍侃入党，获得与爱人结婚的先决条件，可高自如已于1946年春在华北前线牺牲。[32]许多恋人因一方出身不佳受到组织劝止，甚至批判，闹出一幕幕自杀悲剧。1948年冀察热辽根据地，《群众日报》电报员韩志新，因与地主女儿恋爱，被批斥“包庇地主”、“接受贿赂”，韩志新十分紧张，当晚用步枪自杀。[33]

延安还有“临时夫人”。两位苏联联络员与日共领导人冈野进（野坂参三，1892～1993），[34]分别拥有临时夫人，事先声明回国时不带走。他们向中共提出找“临时夫人”，组织便挑选说合。两位苏联人回国时，临时夫人结束任务，临时丈夫各留下一笔钱。三八式女干部沈容（1922～2004）十分不解：“我从来认为恋爱、结婚是神圣的、自由的，怎么可以由组织分配，而且还是临时的？真是不可思议。这两位女士都不懂俄文，真不知道他们的夫妇生活是怎么过的。共产党一直宣传民主自由，反对封建，怎么会答应苏联人的这种无理要求？”[35]

江西时期，中共就为李德物色“临时夫人”肖月华（团中央粤籍姑娘）。[36] 中共对干部中十分普遍的一夫二妻现象，相当宽容。1948年太岳区薄书年有妻有子，参加革命后又与阎姓女子结婚，家妻携子找来，组织令薄与阎离婚，薄怀怨，杀阎与同寝室黄氏（副专员之妻），阎死黄残，仅判薄15年徒刑。自己也有“抗战夫人”的谢觉哉评论：“一人二妻，革命干部中颇多有，因战争关系，原妻阻隔不能集合，不能以重婚罪责人。一旦相遇，只要他们自己不发生龃龉，旁人何必多管闲事。必离其一，必有一方失所。”[37]意谓民若不举，官何必究？浪漫指数

囿于条件，延安婚恋浪漫指数很低，除了“三天一封信，七天一访问”，情人们唯一浪漫之事就是周末舞会。打谷场上，油灯底下，一把胡琴伴奏，穿着草鞋跳舞。婚礼更是革命化。1942年9月1日，长征老干部舒同（1905～1998，后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与女知青石澜结婚，中央党校校长彭真主婚，举行庄重婚宴——“粗面馒头，西红柿炒洋芋片，并以开水当酒。”[38]这还算好的，有面有菜，办了婚席。大多数延安婚礼只能吃到花生米，俗称“花生米婚礼”。1938年11月20日，毛泽东与江青结婚，也仅在凤凰山窑洞外摆席三桌，很普通的几个菜，一盆大米饭，没有酒也没有凳子，客人站着吃饭。毛泽东没出来，江青出来转了转，打打招呼。客人自打饭吃，吃完就走，也不辞行。

新婚青年没有房子，十几孔窑洞专门辟为“青年宿舍”，只有一张床，被褥自带，不开饭，一天五毛钱。每到周六，小俩口背着被褥来住一晚，第二天各回单位。[39]生活供给制、组织军事化、思想斗争日常化，延安人都有单位，无所谓家，夫妻在各自机关工作，每周见面一次，同一机关也各按各的待遇吃饭。

人多之处，爱情亦多。陈学昭：“爱情！爱情！‘前方正酣热于炮火，后方一切还照旧继续着，人们恋爱、嫉妒、相挤……’”

[40]延安婚恋花絮多多，自由恋爱、组织分配、历尽坎坷、第三者插足、爱上老外，三姐妹嫁三兄弟的“三刘嫁三王”，各有各的戏，各有各的故事。延安和平医院王抗博医生，与张看护生下一孩，王医生不肯负责，张看护自杀于医院。“在延安，像这样的事是很平常的。”[41]也有一些封闭环境中长大的女孩，很少接触异性，抵延后，一下子就倒在第一个敢于拥抱她的男人怀里。延安屡闹爱情**，整风前结婚率离婚率相当高。革命并未改变男尊女卑的国色。丁玲：“离婚大约多半都是男子提出的，假如是女人，那一定有更不道德的事，那完全该女人受诅咒。”[42]也还有火夫们强奸并杀死女人的刑案。[43]

女性资源的缺乏，男性之间的争斗自然就会加剧。根据最新资料，萧军与丁玲谈过恋爱，与青年女演员王德芬（1920～，榆中县长之女）订婚后辗转赴延，大概王德芬又与萧三谈起恋爱。一次边区文协开会，萧军、萧

三、艾思奇、吴伯箫等十来人到会，萧军从靴中抽出匕首，往桌上一插：“萧三，我要宰了你！”弄得大家都很害怕，面面相觑。还是老实人艾思奇慢慢说：“萧军，你有什么意见，可以说啊，不能那么野蛮。”萧军才把匕首收起来。[44][MSOffice3]

禁欲主义毕竟是红色意识形态主旋律，“个人问题”终究与革命大目标有冲突——顾家难顾国、顾卿难顾党，沉溺于卿卿我我自然不能“全心全意”。组织至上，个人问题再大也是小事。也有个别反例，体现了革命时期的“自由”，胡绩伟就突破传统娶了嫡亲堂姐，且未婚生女。[45]

延安夫妇还有一档最麻烦的事——孩子。高干有服务员给带，或进保育院，一般干部的孩子则很难进保育院。“女同志怀了孕，理智些的人就打胎。”[46]年轻夫妇李锐、范元甄，一边是炮火连天的内战与繁忙工作，一边是麻烦日增的大肚子与哭声不断的新生儿，两人不知吵了多少嘴、伤了多少情。1947年7月29日，范元甄家书：“我什么也不能做，整日抱着，心似火烧。思前想后，只想把他勒死。我带他已至毫无乐趣的地步了。”[47]

中共一直有“扔孩子”的传统，[MSOffice4] 婴孩随生随送老乡，且由组织一手安排。1939年7月，抗大与陕公迁往前线，徐懋庸、刘蕴文夫妇随行，新生一子，送给瓦窑堡居民。“解放后去信探问，经当地政府复信，说已因患天花死了。”[48] 1943年春，石澜生子，一个月后，“上级却通知我，要我把婴儿送给别人，而且联系好了，送给王家坪附近的一户农民”，因为石澜有“特嫌”，要接受审查。[49]战争年代弃婴尚可理解（贺子珍长征中弃女、张琴秋西路军时期追兵在后弃子）[50]，延安时期再保留这一“革命传统”，便带有革命文化的成分了，体现了“革命高于人权”的价值逻辑，属于延安上空一朵不小的乌云。[MSOffice5]

米脂乃陕北首富县份，该县地富女儿绝大多数识字上学，“该地成为红军干部选妻的重点。在解放军内部，米脂县被称为‘丈人县’。”

[51]1949年进城后，不少中共干部顶不住“糖衣炮弹”诱惑，蹬掉乡里原配，另娶地富女儿与城里资产小姐，号称“婚姻革命”。1953年，仅法院受理离婚案即达117万件。[52]亲历者浩然（1932～2008）详述共干这一时段的“鸟枪换炮”：

邪气是由那些吃上公粮、穿上干部服和军装的农民们给搅和起来的。当初他们在村子里干庄稼活的时候，又穷又苦，很害怕打一辈子光棍儿，千方百计地娶上个老婆，就心满意足地哄着老婆给他生孩子，跟他过日子。后来共产党在农村掀起革命浪潮，出自各种不同的动机他们靠近革命，最终被卷进革命队伍里。随大流跟大帮地挨到胜利时期，他们竟然捞到一个以前做梦都没想到过的官职。地位变化，眼界开阔，接触到年轻美貌又有文化的女人，脑袋里滋生起喜新厌旧的毛病，就混水摸鱼、乘风而上，纷纷起来带头“实践”新婚姻法，生着法子编造诸般理由跟仍留在农村种地、带孩子、养老人的媳妇打离婚。由于他们的行为，形成一种时兴的社会风气：凡是脱产在外边搞工作的男人，如若不跟农村里的媳妇闹离婚，就被视为落后、保守、封建脑瓜，就没脸见人，就在同志中间抬不起头来。

我们的老县长，年近半百，很追时髦。他在贯彻新婚姻法的工作中，在县直机关起带头作用，跟乡下那位与他同甘共苦患难几十年的老伴离婚之后，马不停蹄地跟一个比他儿子还小若干岁的女青年干部配成新夫妻。此事在蓟县传为新闻，传为“佳话”，轰动一时，风光一时。有这么一位领导做表率，县直机关的男人们，不论年岁大小，不论原来的配偶与之感情如何，几乎都比赛似地抢先进、追时兴，吵吵嚷嚷跟乡下的媳妇闹离婚。

……县委书记彭宏同志指责我思想“封建落后”，不舍得跟一个没文化、梳着小纂的农民媳妇打离婚的事儿。[53]因政治而崩裂的婚姻

进入“火红的五十年代”，延安一代的婚恋幸福度达到最高峰值。但政治第一的婚恋也随着一场场政治运动颠簸跌宕，最初的幸福度与此后的痛苦度恰成正比，不少“延安家庭”因政治而崩裂。最著名的有浦安修与彭德怀的离婚。延安女干部郭霁云晚年还闹离婚。[54]舒同与石澜结婚40年，夫妻关系一直十分紧张。石澜：“我常常把工作中的紧张气氛带到家庭中来，因此与丈夫不断发生龃龉和争吵。”舒同向子女诉苦：“在社会上紧张工作，回到家庭里面也是紧张，这样的家庭，还不如没有。”1982年，舒同震怒石澜对自己的揭发，坚决离婚。石澜在〈离婚通知书〉上悔批八字——“获罪于天，无所祷也”。[55]

李南央评母：“她这辈子过得太不愉快，太不快活。”范元甄自评：“我与李某有过二十年的夫妻生活，那是一个有缺点的共产党（真心革命而入党的）和一个假革命之间的一场阶级斗争。”[56]1950年的李锐，对夫妻生活退守于“只要不吵架，只要有性生活”。范元甄甚至咒骂婆婆：“死，也没什么，只解放了许多人。”陈云听说李锐跪母：“这种母亲还要她作什么？”1959年庐山会议后，李锐白天在机关挨斗，晚上回家，老婆的一场批斗在等着。为革命而结合、为党籍而离婚，在延安一代中十分普遍，而且得到第一代革命家鼓励。1960年范元甄离婚不久，去看周恩来夫妇，吃饭时陈毅说：“老夫老妻离什么婚呵？！”周恩来正色：“嗯，这是大是大非呵！”范因周恩来的理解顿感释然。[57]

1994年，南京电台“今夜不设防”栏目收到一封如泣如诉的长信，一位离休女干部倾吐自己44年的辛酸情史：

她出生文化家庭，少女时代有一位才貌双全的恋人——留日清华生。参加革命后，她向组织坦白有一位出身不太好的男友。组织严肃告知：“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不能调和的！”她大哭一场，只好将组织的意见信告恋人。不久，文工团的上级领导、某部长为她作媒，一位参加长征的正团干部，大她14岁，已有一孩。她说：“我不找对象。”部长：“不行！”再曰：“那我转业复员。”“也不行！”组织一次次找她谈话，要她服从安排。她只得成为老红军的第三任妻子。

这位老红军农民出身，刚开始学文化，她只敬佩他身上的伤疤，忍受不了“战斗英雄”的暴躁性格——动辄“老子枪毙你！”一次将她从楼上打到楼下，左腿骨折。她第二年就要求离婚，组织科长批评她：“他对革命有贡献，对待革命功臣应该热爱。你的小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不准离婚！你和他离了婚，他怎么办？谁跟他呢？”

长期忧郁，她患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她多次提出离婚并向他下跪，他就是不同意。1960年，她鼓起勇气向法院递交离婚诉状，法院转给单位，领导找她谈话：“不准离婚！要好好照顾老同志。”她只得含泪维持死亡婚姻，一日三餐敲碗通知开饭。每晚等老头看完《新闻联播》与天气预防，踱步回房，她再上客厅看自己喜欢的歌舞戏曲或电视连续剧。年年岁岁，一出长长的哑剧。

改革开放后，55岁那年她第五次上司法机关提出离婚，还是不准。组织上说：“人都老了，不怕人笑话？将就着过吧。照顾好老同志是你的任务！”她哭诉苍天：“这是为什么？”

长信播出后，感动了无数听众。此时，她还在医院陪侍78岁的临终丈夫，喂饭擦身、端屎端尿。老头临终前一遍遍问：“我死了以后，你还找不找老头？”她不忍心伤害临终者，咬咬牙：“我跟孙女过，你放心走吧。”老红军放心走了。当她得到黄宗英与80岁冯亦代的黄昏恋，再三感叹：“我没有这样的胆量。”[58]

初稿：2007年10月下旬

注释：

[1]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1999年12月第1版，上册，页207～208。

[2] 赵家梁、张晓霁：《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大风出版社（香港）2008年7月初版，页66。

[3] 舒湮：《战斗中的陕北》，文缘出版社、译书图书部1939年3月30日发行，页41。

[4] 莫文骅：《莫文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1996年7月第1版，页352。

[5] 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1版，上册，页219；下册，页234。

[6] 陈小津（陈丕显之子）：《我的“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09年4月第1版，页233～234。

[7] 杨尚昆：〈中直学委会对大会讨论的总结〉（1945年1月31日）。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1版，上册，页377。

[8] 刘绍唐：《红色中国的叛徒》，中央文物供应社（台北）1956年12月第5版，页80。

[9] 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1版，上册，页272；下册，页180、256。

[10] 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书店1992年11月第1版，页170。

[11] 王实味：〈野百合花〉，原载《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3月13日、23日。

[12] 朱鸿召：《延安文人》，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2001年9月第1版，页88。

[13] 陈企霞：〈丘比特之箭〉（长诗），陈恭怀：《悲怆人生——陈企霞传》，作家出版社（北京）2008年7月第1版，页127。

[14] 蒋巍、雪扬：《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07年5月第1版，页340。

[15] 莫文骅：《莫文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1996年7月第1版，页349～350。具体细节：介绍人带女生到林彪处即离开，女生并不知情，静等校长说事，林彪一开口就是“我们结婚吧？”女生楞住了，等明白校长在求爱，推门哭出：“我不干！我不干！”

[16] 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2001年9月第1版，页191。

[17] 海伦·斯诺（Helen Foster Snow）：《我在中国的岁月》（My China Years），安危、杜夏译，中国新闻出版社（陕西）1986年9月第1版，页284。

[18]（英）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王弄笙等译，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2年11月第1版，页259。

[19] 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1版，上册，页298。

[20] 赵云升、王红晖主编：《元帅夫人传》，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2003年2月第1版，页140。

[21] 蒋巍、雪扬：《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07年5月第1版，页184、186～187。

[22] 李逸民：《李逸民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长沙）1986年11月第1版，页97。

[23] 齐世杰：《延安内幕》，华严出版社（重庆）1943年3月1日初版，页17、15、17。

[24] 丁玲：〈“三八节”有感〉，原载《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3月9日。

[25] 蒋巍、雪扬：《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07年5月第1版，页188～189。

[26] 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广西师大出版社（桂林）2007年7月第1版，页244。

[27] 黄仁柯：《鲁艺人——红色艺术家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2001年12月版，页68。

[28] 郭本敏、袁玉峰主编：《回望硝烟》，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07年8月第1版，页170～198

[29] 张宁：《红妃自传》，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呼和浩特）1998年9月第1版，页4～5。

[30] 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年4月第1版，上册，页189。

[31] 郭本敏、袁玉峰主编：《回望硝烟》，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07年8月第1版，页192～195、172。

[32] 蒋巍、雪扬：《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07年5月第1版，页232～233。

[33] 李冰封：〈并非家务事〉，原载《书屋》（长沙）2001年第6期；参见李南央编着：《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开放杂志出版社（香港）2003年5月第1版，页177。

[34] 野坂参三(のさかさんぞう)，日本庆应大学毕业生，1919年7月赴英考察工运，1920年加入英共，1921年被驱逐，1922年回国与片山潜等创建日共。1928年3月被捕，1930年3月出狱，1931年1月任日共中委，同年2月～1940年任莫斯科第三国际日共代表；1940年4月抵延安，1945年出席中共七大，1946年1月回国，4月任众议员；1955年日共第一书记，1956年7月参议员，连续四次当选；1977年辞去参议员，1982年辞去日共主席，任名誉主席。1992年因共产国际时期告密陷害山本悬藏事件公开，日共第19届八中全会开除其党籍。其延安临时夫人为总政敌工部24岁的庄涛。宗道一〈日共主席野坂参三的延安恋情〉，载《同舟共进》（广州）2010年第二期，页55～57。野坂参三回国后，庄涛嫁黄兴之子黄乃，旋离婚；再参见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1版，下册，页258、517。

[35] 沈容：《红色记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页97。

[36] 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南昌）2001年9月第1版，第1069～1070。再参见宗道一载《同舟共进》（广州）2009年第11期，页69。肖月华（1907～1983），广东大埔人，1924年由彭湃妻蔡素屏介绍入团，1927年转党，时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胡耀邦手下干事，不漂亮但为人厚道，在组织磨泡下，抱着“为革命牺牲”的精神嫁李德，生有皮肤黝黑一子。丁玲嗤鼻：“她充其量只不过是个乡巴佬！”到延安后，李德追求上海影星李丽莲，肖月华哭诉至毛泽东处，坚决要求离婚，李德即娶李丽莲。1949年后，肖月华任湖南交通厅办公室主任，后返部队，大校军衔。

[37] 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年4月第1版，下册，页1264。

[38] 石澜：《我与舒同四十年》，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1997年10月第1版，页90。

[39] 莫文骅：《莫文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1996年7月第1版，页353。

[40] 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2001年9月第1版，页224。

[41] 齐世杰：《延安内幕》，华严出版社（重庆）1943年3月1日初版，页14。

[42] 丁玲：〈“三八节”有感〉，原载《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3月9日。

[43] 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1版，上册，页239。

[44] 黎辛口述，马驰等整理：〈“文艺座谈会主要围绕两个人”〉，载《社会科学报》（上海）2012年3月15日，第八版。

[45] 胡绩伟：《青春岁月——胡绩伟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郑州）1999年10月第1版，页343～354。

[46] 李锐：〈我的延安经历〉，载《争鸣》（香港）2010年11月号，页69。

[47] 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1版，下册，页140。

[48] 徐懋庸：《徐懋庸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2年7月第1版，页117。

[49] 石澜：《我与舒同四十年》，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1997年10月第1版，页93～97。

[50] 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2001年9月第1版，页199。

[51] 周锡瑞：〈“封建堡垒”中的革命：陕西米脂杨家沟〉，原载冯崇义等主编《华北抗日根据地与社会生态》，页9～10。转引自岳谦厚、郝东升〈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下的米脂地主经济〉，载《中共党史研究》（北京）2009的第六期，页83。

[52] 黄传会《天下婚姻——共和国三部婚姻法纪事》，文汇出版社（上海）2004年5月第1版，页99、103、211。

[53] 浩然：《我的人生》，郑实采写，华艺出版社（北京）2000年10月第1版，页96、167。

[54] 丹丹：〈“送烂桔子”朋友的信〉，李南央编着《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开放杂志出版社（香港）2003年5月第1版，页162。蒋巍、雪扬：《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07年5月第1版，页340。

[55] 石澜：《我与舒同四十年》，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1997年10月第1版，页252。

[56] 李南央：〈她终于解脱！〉，载《开放》（香港）2008年3月号，页70、68。

[57] 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西安）2005年3月第1版，下册，页256、272、270、59。

[58] 越牛：〈谁能告诉我…… ——一位离休女干部的辛酸情爱史〉，原载《家庭》（广州）1994年第4期。《文摘报》（北京）1999年4月10日摘转。

第三篇：环保督查组接电话：举报人举报后马上被威胁

环保督查组接电话：举报人举报后马上被威胁

首度亮相的中央环保督察组如何办案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刘世昕《中国青年报》（2016年05月06日04版）

2016年5月3日，首度亮相的中央环保督察组公布了对河北省的督察意见，令公众印象深刻的结论是，“原省委主要领导对环境保护工作不是真重视，没有真抓”，“河北省对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视程度和工作力度，与中央要求和群众期盼仍有较大差距”。

中央环保督察组这样全新的监督机制究竟怎样获得线索？怎样工作？除了曝光，是否能真正推动环境问题的解决？今天，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就这些公众关心的问题采访了中央环保督察组的相关人员。

查实举报信息背后的较量

按照中央的部署，2015年12月31日至2016年2月4日，中央环保督察组在河北省进行督察。督察组进驻河北之后，就向社会公布了举报电话。整个督察期间，不少环境问题的线索都来自于这部举报电话，而很多时候电话这头接听举报电话的就是督察组副组长、环保部副部长翟青。

督察组的工作人员都对督察期间的最后一个举报电话印象深刻。2月4日19时58分，电话铃响，翟青接起电话，一位群众举报称，廊坊市大厂县西马庄村村南石料厂污染严重。令这位举报人更担忧的是，此前他曾向当地环保部门举报此事，可没想到他的个人信息却被泄露给了污染企业，并由此受到企业的威胁。

督察组迅速将问题转交给河北省，要求进行严肃查处，务必给百姓以交代。根据督察组的意见，河北省环保厅与省公安厅成立专案调查组，对大厂县的3家石料厂进行了暗查暗访，并约见了举报人。经现场调查核实，举报人反映的3家污染企业均未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和环保相关手续，属非法企业，并对当地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

同时，廊坊市纪委也成立了调查组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涉案的3家企业的5名负责人被行政拘留15天。大厂县环保局等机构的9名责任人被处以党纪政纪处分。

另外，针对举报人电话信息被泄露问题，廊坊市公安局和大厂县公安局成立专案组，对泄露举报人信息问题开展了调查，调取了粉石场和相关执法人员通话记录总计4500条，进行逐条比对。慑于调查压力，大厂县环保局监察大队长王铁军主动承认了其泄露举报人信息的事实。对此，大厂县委、县政府决定给予王铁军“清出环保队伍、撤销监察大队长职务”处分。

举报信息的查实也是一场暗中较量的拉锯战。督察期间，督察组共接到石家庄藁城区群众举报案件77件，问题数量在全省各县（市、区）中排名第一。但当地政府却向督察组反映说，他们对77起举报案件进行核实，仅有7件属实。

根据环保部掌握的信息，督察组认为藁城区可能存在交办问题查处不深入、不到位的情况，要求河北省对这77件举报件再次逐一调查核实。2月29日至3月5日，河北省环保厅会同省公安厅、石家庄市环保局、石家庄公安局，对藁城区环境问题整改情况进行了督导检查。这次检查证实，这77件环境问题基本属实，并且得出结论，藁城地区对督察组交办事项重视程度不够，没有责任到人，部分举报线索甚至没有进行现场调查。

多年的污染顽疾被清理

钢铁界有这样的说法，全世界钢铁产量排名第一的是中国，中国第一的是河北，而河北第一的是唐山。与若干第一相伴的是，唐山已经成为我国空气污染的十大城市之一，而且积重难返。虽然近年来唐山市也表示要将主城区周边焦化、钢铁等重污染企业逐步搬迁，也明确了时间节点，但由于种种原因，搬迁工作进展缓慢，征楠焦化、新兴焦化等主要污染企业的搬迁工作没有实质性进展。

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河北后，唐山市委、市政府承诺向重污染企业围城这一顽疾宣战。唐山市市长曾多次召开会议安排部署关停工作，通过政务调度微信群实时关注进度，协调解决问题；常务副市长多次到一线督导，组织多部门采取综合措施倒逼企业加快关停进度。截至4月12日，位于主城区周边的唐山钢联焦化有限公司等4家重污染企业基本实现关停，多年的污染顽疾总算被消除了。

对石家庄的老百姓来说，华药集团既是当地人的面子，又是心头大患，既是利税大户，又是当地老百姓常年举报的对象。企业附近的老百姓最不堪其扰的是企业排出的各种异常的气味。这家企业也是中央环保督察组关注的重点。

1月29日至31日，河北省环保厅、省公安厅组织13名执法人员，邀请3名制药行业专家，成立联合调查组，在1月24日调查的基础上再次对华药集团的10家企业进行了现场调查。针对华药集团部分企业不正常使用污染防治设施、固体废物未按要求进行处置、污水超标排放、部分工艺尾气无组织排放影响周边环境等行为，下达了限期整改通知，其中3起涉嫌环境违法犯罪问题移交公安部门处理。华药集团也承诺，所有的治理项目要在6月底前完成。

另一个污染大户是石家庄市元氏县煤炭物流园。元氏县煤炭市场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末，经过近20年的发展，已成为西煤东运的主要集散地之一。由于运输和储存量巨大，又没有较好的防尘处理，元氏县的不少地区常年被煤灰笼罩，空气里也都是呛人的煤灰味，跑长途的司机都知道，从那里路过时，必定尘土飞扬，有时甚至是遮天蔽日。

元氏县的尘土污染也是此次督察组要攻克的污染堡垒。按照督察组的要求，今年1月，元氏县决定对煤炭物流园及储煤场关停取缔，并对4名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目前，元氏县范围内煤炭物流园及储煤场全部关停，并在筹建符合环保要求的高标准综合物流基地。

违规上马的项目怎么办

中央环保督察组在通报中曾指出，河北省的环境问题很大程度上与违规上马污染项目、淘汰落后产能不力密不可分，而这背后折射出的是地方官员对环境问题的漠视。

督察组发现了时任衡水市深州市市长孙云霞在2012年干预项目的案例。阳煤集团深州化工有限公司22万吨乙二醇项目，位于深州市化工产业聚集区内，属煤炭加工转化项目，总投资约30亿元。按国家有关产业政策，该项目应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2012年12月18日，时任深州市长孙云霞召开市长办公会，责成深州市发展改革局直接为该项目办理核准手续，责成市环保局直接为该项目办理环评审批手续，责成其他职能部门为该项目办理了相关手续。

由于深州市政府违规干涉项目审批，乱作为，严重损害了项目审批程序和严肃性，造成“两高一资”项目违规上马，将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目前该项目已基本建成，现场督察时正在分段进行调试。

尽管有重重限制，但在十大污染城市的邯郸市，武安新峰循环经济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年产18亿立方米的煤气项目依然堂而皇之地上马了。他们的尚方宝剑是，该项目经省长办公会研究，已由河北省发展改革委备案，邯郸市环保局也已批复该项目环评报告书。

这种地方领导不顾环境质量一味追求GDP的情况在河北不是个案。从2006年起，我国就一直在规范煤化工产业，明令禁止建设年产20亿立方米及以下规模的煤制天然气项目，同时还明确，污染总量超标的地区要暂停审批新的煤化工项目，各级发展改革部门不得下放审批权限，违规审批，煤制天然气项目环评只能由环保部审批，未下放省级及以下环保部门审批。

督察组介绍说，该项目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加之邯郸市空气质量状况长期位于全国最差十名之列，污染物排放总量远超环境容量，该市也属于极度资源型缺水地区。河北省发改委备案属违规，邯郸市环保部门审批建设项目环评也违规。

在督察组的问题清单中，还有多起这样违规上马的案件等待解决。

第四篇：河南息县：村民多次举报未果 相关部门被指不作为

河南息县：村民多次举报未果 相关部门被指不作为

中国大气环保网10月31日讯

近日，本网接到河南省信阳市息县白土店乡群众反映，在白土店乡街三队村村北一百米处有一处养鸡场常年占用耕地、污染环境，多次向当地国土资源局、环保局反映，相关部门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直没有得到处理，让群众对执法部门的执法力度和政府部门在群众心中的公信度产生了质疑，政府还是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党的领导干部还是不是人民的公仆？拿着国家的俸禄却不思为民办事，难道政府的大门在当地只是一个摆设吗？带着种种疑问，本网工作人员来到息县白土店乡现场了解情况。村民赵先生介绍说：“白土店乡位于息县的东北部，距离县城25公里，是一个典型的农业乡。2009年七月份前后，村民吴保堂在村北100米处开始建养鸡场，占用耕地大约有十五亩，并且在养鸡场的四周开挖沟渠用于鸡的排泄物储存。冬天的时候还好一点，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养鸡场和四周的沟渠便散发出恶臭的气味，严重影响空气质量，并且滋生大量的病菌，招来无数的苍蝇，附近机井里打出的水都散发出臭味，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我们举步维艰！我们村民了解到这个养鸡场占用耕地是没有任何手续的，也没有向环保局申请备案。吴保堂一次次跳过程序和制度把养鸡场建了起来，我们也向乡政府、国土局、环保局反映过这个情况，但是，几年时间都过去了，虽然有相关部门的人员前去处理，却一直没有结果，问题依然如故，丝毫没有得到改善，村民们没有看到效果，还是生活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养鸡场的老板吴保堂兄弟众多，他的弟弟曾扬言称‘谁再去政府部门举报我就杀他全家’。面对这样的‘村霸’，我们也是敢怒不敢言，特别是吴保堂和乡派出所的孙协警是儿女亲家，我们老百姓得罪不起！”随后本网工作人员电话联系了息县国土资源局，咨询养鸡场有没有土地审批手续。把情况说完之后，令人诧异的事情发生了：国土局工作人员居然直接说出了，你说的是吴保堂的那个养鸡场吧？之后便支支吾吾，最后直接说养鸡场什么手续都有，很齐全。本网工作人员没有想到的是县国土局工作人员对于吴保堂竟是如此熟悉。村民反映情况距今几年之久，问题一拖再拖没有得到解决，我们是不是可以大胆怀疑，主管部门与养鸡场老板之间可能存在某种默契，不然就是养鸡场老板背后有人，让执法为难了？知道情况后却不敢处理、不想处理、不愿处理了？之后，本网工作人员又多次拨打息县环保局12369举报电话，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办公室0376 5950890电话始终是忙音。请问息县环保局，12369环保举报热线在你们单位只是摆设吗？不管怎样，只要养鸡场存在一天，只要养鸡场老板不采取整改行动，村民呼吸的空气就一直是恶臭的，不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去平息民众的怒气？“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本是市井间对当官不做事实的一种讥笑，难道您们这些领导都是这句话中的主角吗？百姓事无小事，希望当地国土局、环保局能够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捍卫法律的尊严，保护群众的碧水蓝天！

第五篇：山东村民实名举报书记后信落入对方手中 反遭拘留

山东村民实名举报书记后信落入对方手中 反遭拘留

2015年08月18日 07:12

来源：中新网

原标题:山东村民实名举报书记后信落入对方手中反遭拘留

自2014年10月起，山东省淄博市高新区卫固镇傅山村的多位村民先后向不同部门投递了20多封举报信，实名举报傅山村党委书记、傅山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傅山集团”)原董事长兼总经理彭荣均涉嫌侵吞百亿集体资产及违规占地修建别墅。

至今，这些举报均未得到正面答复，举报信有的“正在被研究”，有的被转交其他部门，其中一封信甚至落到了被举报人彭荣均的手中。

与此同时，多位实名举报人的麻烦接踵而至。有的举报人丢了工作，有的被派出所扣留

位于高新区东北部的傅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拥有规模很大的村办企业，曾被媒体誉为“农村工业化的一个神话”“城镇化的淄博样板”。在今年2月召开的村民职工代表大会上，傅山村党委书记彭荣均报告称，2014年傅山村完成总产值200余亿元，利税总额超过5亿元。

从2014年10月起，有关于傅山村村办企业集体股权被转归个人所有的消息在村里流传开来。有村民开始向不同部门举报傅山村集体资产流失、违规建设别墅等问题。其间，有媒体还报道了村内民主生活堪忧及别墅区问题。《中国青年报》也曾于2014年11月17日刊发报道，详细梳理了该村村办企业的股权变迁，披露该村百亿元资产被划至个人名下一事。(详见本报2014年11月17日8版，《明星村的百亿元资产去哪了》及《彭荣均的两张面孔》)傅勋家曾经参与了实名举报，并实名接受了包括《中国青年报》等媒体的采访，然而2014年11月20日，他在卫固镇派出所食堂打工的妻子刘秀芳被通知，不用再去上班了。此前刘秀芳已经该食堂工作了3年。她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接到通知后，她还想去干两天，待到月底，但对方告诉她，“上面”打了好几次电话，让她不要再来了。

卫固镇派出所所长常谨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刘秀芳是临时工，派出所有权开除她，随后称不能核实记者身份，挂断了电话。同样参与举报的彭益超是村属企业淄博同和化纤有限公司的正式员工，并在2014年村委换届前曾拉票竞选村委委员。2014年11月24日，也就是村委会换届选举后的第二天，他被通知不用再去上班了，并随后获得了一笔补偿。中国青年报记者多次致电淄博同和化纤有限公司总经理傅国明，希望了解相关情况，但对方没有接电话。

傅勋家、彭益超等人都表示，彭荣均知道他们的举报，因为曾有一封举报信被转到了彭荣均自己手里。

这是指2014年10月23日多位村民联合签字写给淄博市国土资源局的实名举报信。举报信寄出后没几天，有3位签字的村民便被彭荣均找去了解情况。据被叫去的村民回忆，在办公室，彭荣均拿出了那份举报信的复印件，并询问3人是否参与了举报。3人中有两人否认自己参与举报。据了解，两人的家属当时仍然在傅山工作、生活。

从2014年10月开始，举报人先后向不同部门提交了20余次实名举报材料。最近一次是2015年7月7日，当时傅勋家前往淄博市公安局实名举报彭荣均涉嫌职务侵占。当天公安局纪委的一位书记和高新区分局两位警官接待了他。

两天之后，7月9日，傅勋家接到高新区纪委的电话，要求其到卫固镇派出所介绍情况。傅勋家称，最开始市公安局纪委的一位同志在场，他简单介绍了自己举报的内容，但这位同志离开后，警方关注的焦点就变为“举报材料是从哪儿得来”，并且将他扣留了24小时。

7月15日，因为在微信上转发了一条关于彭荣均的举报，傅勋家被卫固镇派出所找去了解情况，“还是问我为什么转发这些内容，然后又把我扣留了24小时”。

有的举报人遭刑事调查

村民傅国峰是傅山村的老创业者之一。早在1985年，他就参与创办了傅山村香槟酒厂，并一直在酒厂工作到1997年离开傅山村。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2014年开始，陆续有村民找到他，希望自己和他们一起举报彭荣均。因为看不惯彭荣均的一些做派，傅国峰成为了举报者之一。傅国峰也在落到彭荣均手上的那封举报信上签了名。

2014年11月底，淄博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经侦支队找到傅国峰，要了解2003年~2008年，淄博合泰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淄博合泰商贸公司)给淄博齐林傅山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林傅山钢铁公司)供应钢材的情况。

淄博合泰商贸公司是傅国峰于2003年年初成立的一家钢材销售公司，齐林傅山钢铁有限公司则是傅山集团与山东鲁能集团下属的齐林公司在2003年9月合资成立的一家股份制公司。傅国峰的弟弟傅国永从筹建之初到2008年，一直任齐林傅山钢铁公司的总经理，傅国峰的公司则在齐林傅山钢铁有限公司筹建时供应所有的建设钢材。

傅国峰表示，他选择给齐林傅山钢铁公司供货当然有自己弟弟的因素，但整个供货是与多家公司一同参与的招投标，不存在私下的利益交换。

据傅国峰介绍，齐林傅山钢铁公司在筹建之初只拿到项目的批文，村里没有出多少建设资金，因此前期的施工款和货款普遍存在拖欠情况。他说，从2003年到2008年，他一共供应了大约价值4700万元的钢材，而最多的时候，钢厂欠着他800多万元的货款，直到2008年年底，还欠着70多万元，到2009年春节前才全部结算完。

傅国峰称，从2014年11月到2015年4月，警方调走了这笔生意所有相关账目，反复问的也就是“赚的钱去了哪儿”之类的问题，“我不担心，我又没问题”。

然而2015年4月7日，傅国峰用身份证在济南某酒店登记入住后不久，就被警方找到并被拘留。

“后来济南警方告诉我，我4月3日就已被网上通缉了。”傅国峰告诉记者，4月3日，他还跟办案人员通过两次电话，对方让他4月7日再去公安局介绍情况，“因为事情都反复问过很多遍了，账也早调走了，我也没当回事，想着4月7日忙完，8日再去公安局，没想到3日就通缉我了。”

傅国峰称，4月3日，警方还通知了他弟弟傅国永一起到公安局介绍情况，此前警方一直没有联系过傅国永。傅国峰被拘留后，就和弟弟失去了联系，目前傅国永下落不明。

2015年5月14日，在傅国峰被刑拘37天后，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检察院没有批准警方对他的逮捕申请，傅国峰被转为取保候审。傅国峰称，在被刑拘后，警方问的仍然是之前那些问题。他觉得这是对自己举报的打击报复，“我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不能拿出查我的劲头查彭荣均？”

淄博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经侦大队队长李革新告诉记者，傅国峰兄弟涉嫌职务侵占案件系傅山集团主动报案后，经侦大队按照规定办理的案件，不存在“打击报复举报人”的情形。

李革新表示，检察院不批捕有检察院的考虑，目前案件还在办理。他表示，公安机关都是按照程序办事，如果认为某些程序存在瑕疵，当事人可以请律师提出申诉；目前该案件仍在办理。

涉嫌用别墅行贿官员 被转到彭荣均手里的那封举报信，主要内容涉及傅山村内的高档别墅区“水苑小区”。该小区与傅山集团办公楼一街之隔，小区内亭台楼榭，建有人工河与凉亭，并配建了一个带诊所、游泳馆与健身房的“全民健身中心”。彭荣均住在小区中心最高的那栋三层别墅里。

举报信称，该小区缺少征地手续，且傅山村集体土地上的别墅，有一部分住户却是非本村户口的当地官员。村民提供了一份该小区业主名单，其中有多位人名与当地官员相同。

中国青年报记者获得的一份淄博市人民检察院对淄博高新区原常务副主任韩志强的起诉书及庭审证言显示，2006年，彭荣均曾找到韩志强，以44.9621万余元的价格将一套445.6平方米的别墅卖给了韩志强。彭荣均的证词称，别墅当时的价格应该是64.9621万元，20万元差价由村里垫付，但韩志强之后并未支付这20万元。

彭荣均证词还显示，2013年，韩志强又通过妻子找到彭荣均，说别墅用不到，让他帮忙卖掉。于是，彭荣均又从村里拿出了130万元给韩志强，买回了这栋别墅。

此外，检察机关起诉书还显示，彭荣均还涉嫌给韩志强行贿22万元。韩志强曾分管开发区的城建规划土地工作，2008年之后，分管相关的组织人事工作。韩志强的供述称：“傅山村的两委换届、党委建设工作，我都帮了不少忙，给他们解决了很多困难。”目前，韩志强案尚未宣判。

除了别墅外，傅山村村办企业的股权问题也一直没有理清。据本报此前报道，傅山村下属40余家企业的股权结构，原本是傅山村村委会控股傅山集团，傅山集团再控股各个企业的模式。然而2013年，傅山村村委会退出了傅山集团，傅山集团的股东变为4个自然人股东，其中彭荣均持股40%，其子及其侄分别持股20%。其余多家原本由集体持股的公司的股东名单中，也出现了个人股东，且多为彭荣均亲属持股。大多数村民对这些变更均不知情，也没有公开资料可查。在2014年山东本地媒体的富豪榜上，彭荣均本人以约126亿元的资产位列第20名。

彭荣均当时回应称，股权变为个人所有是为了从银行贷款，他还对记者表示，傅山集团的股权仍然在村委会手中。时隔超过半年，记者查询工商信息系统，傅山集团的股权仍属于彭荣均等4人，只是董事长兼总经理从彭荣均变成了其子彭希辉。

中国青年报记者联系了彭荣均，希望了解包括傅国峰兄弟涉嫌职务侵占案，以及傅山村村办企业股权变更的相关情况。彭荣均没有正面回应，但他表示，欢迎记者实地调研。

目前，村民对彭荣均的举报仍在继续。李革新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们在查办傅国峰案后也曾收到对彭荣均举报，此外淄博市公安局也转交给高新区分局一些举报材料，因为涉及情况比较多，还在调查，等有了结果，一定会给实名举报人，以及市局一个答复。记者 刘星